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日本发展经验的借鉴
【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经验是中国学习国外发展经验的重点。1980年4月，为制订1981—1990年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访日“取经”，与日本政治经济界进行了深入交流，在中国学习借鉴日本发展经验历程中具有典型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还原余秋里访日“取经”的过程，管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如何重视和借鉴日本发展经验，日本经验对中国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关键词】改革开放;余秋里;访日;经验借鉴;十年规划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后，中共一方面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睁眼向洋看世界，积极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在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的过程中，日本受到中国特别重视，这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一跃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是世界上快速崛起的典型;二是中日同属东亚文化圈，日本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日本将西方经验与自身历史文化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理念和政策，对中国更有吸引力和参照性。邓小平反复强调：“战后日本很快就发达起来了，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但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充分利用各国的好经验，并且要把这种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①从日本的角度看，在美苏两极夹缝中求发展的日本，政治上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经济上希望获得中国的市场和资源。日本政府高层、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普遍对中国改革开放持积极支持的态度。鉴于双方利益的一致性，改革开放初期中日政治经济交流频繁，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的重要模板，向日本“取经”是中国向国外学习的重点，一些重要的概念和政策就是从日本引入的。仅1978年，中国各类重要考察团(包括邓小平访问)赴日共计16次。②因此，研究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政策的来龙去脉，日本经验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重要外在因素。1980年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访日，在中国外交史上算不上十分重要的大事，但因余秋里访日是为制订1981—1990年国民经济十年规划(以下简称“十年规划”)“取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借鉴日本发展经验的角度而言则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拟以余秋里访日“取经”为例展开研究，管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日本发展经验的借鉴及日本经验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一、考察目的与双方态度
1980年4月2日至16日，余秋里应日本政府和日中经济协会邀请，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余秋里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等日本官员以及日中经济协会、各财团进行了广泛交流，考察了工农业基础设施和新日本制铁公司等著名企业。余秋里访日的目的，主要是与日方就两国经济合作交换意见，并考察和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①简而言之，访问肩负两项任务，一项是“释疑”，即阐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经济调整政策;一项是“取经”，学习日本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二者之中，重点是“取经”，“释疑”是为了更好地“取经”和合作。
(一)余秋里的表态与“释疑”
1979年进行经济调整后，1978年签约引进的22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成为“调整”的重点，有的缩小了规模，有的退回了部分合同，有的推迟建设，有的停止谈判。22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大部分是从日本引进的，它的调整对日本企业经济利益影响很大，甚至对日本的国民经济影响也很大。以22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中最大的项目宝钢为例，士光敏夫②当时有个估计，如果日本帮助中国建设这样一个钢铁联合企业，那么日本的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和有关配套的行业都会带动起来，将可能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③因此，中国经济调整政策，引起日本朝野震动，社会上流传各种揣测和猜疑，普遍怀疑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为了完成“释疑”的任务，余秋里通过发表电视讲话，阐述中国经济政策和基本情况;作专题讲演，展望80年代中国经济及中日关系前景;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点回应日本各界的关注。这一系列动作的核心意图就是传递信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对外贸易政策具有稳定性，中国十分重視与日本的合作，希望学习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
访日第二天，余秋里即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在日益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下，中日两国加强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仍然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在科学技术、经济贸易各方面广泛发展国际合作。中日两国经济合作前景光明。余秋里特别介绍了中国正在研究、制订十年规划，设想通过十年规划，争取20世纪80年代经济稳定增长，为在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好的条件。④在考察期间，余秋里还作了题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展望》的讲演。余秋里表示：20世纪80年代，对于全世界和中国都是重要的年代。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在80年代和今后长时期内，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就绝不离开这个中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把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先进技术，吸取科学的管理经验，以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同各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将有大发展。“就两国经济技术的交往和合作来说，80年代将进入一个扎实的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在贸易方面，在信贷方面，在合作生产和合资经营方面，特别是在开发能源、改造我国现有企业和培训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方面，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方面，我们之间有着发展良好关系的广阔前景。”⑤
针对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经济调整政策的模糊认识，尤其是对在中国投资的担忧，余秋里着重谈了中外合营企业问题，表示：“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明确的，同外国资本合营企业，我们一定信守合同。”中国正在研究和制订一些具体法规，如企业法、税法、劳动法等，一些基本原则很明确：“一、中国政府对外国合营者的资产按合营法规定是不没收、不征用的。如果将来在非常特殊情况下确有必要征用时，要对外国合营者给予合理的补偿。二、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可以由我方担任，也可以由外国方面担任。三、合营企业有权按本企业经营的需要雇佣和解雇职工。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人可予以处分直至开除。四、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件等应尽先在中国购买，也可用合营企业的自有外汇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五、在确定合营企业的税率时，将考虑外资的正常利润，将保证外国资本的合法利益。”①
余秋里还根据十年规划中中国将重点发展的领域，考察了日本一些大项目和企业。考察这些项目对余秋里触动很大，增强了他学习日本经验的决心。他考察日本高速公路后表示“高速公路的建设也是我们这次访问日本时学习的内容之一。今后中国也准备建设高速公路。”②他参观君津制铁所时，对其合理的布局、先进的技术、严格的生产纪律赞不绝口;参观农业设施时对日本农业机械化很感兴趣。对于访日考察的收获，余秋里公开发表谈话表示：从日本的经历中看到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好经验，增强了中国在20世纪内实现现代化的信心。通过访问发现，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领域广阔、大有前途。
(二)日本各方的态度与反应
日本领导人借余秋里到访，表达了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视和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意愿。大平正芳在会见余秋里时强调，中日合作符合两国利益。在艰难的世界环境下，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和政治力量发展，有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针对余秋里“取经”的目的，大平正芳表示，中国最近正在着手制订十年规划，日本作为邻国能够对中国实现这一规划有所帮助，将是非常光荣的。大来佐武郎表示，日本将积极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由于日中两国国情、社会制度不同，他并不认为日本的一切经验都原封不动地对中国有用。但是如果日本的经验，通过余秋里访日能加以充分研究，能对中国制定新的长期经济规划起到借鉴作用，日本有关人士是不胜高兴的。
日本经济界将余秋里访日视为一种“商机”，表现更为热情活跃。余秋里每到一地，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经济政策，尤其是与中国经贸合作表现出极大关注。作为邀请方，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表示：“我们日中经济协会以及日本的经济界要确立合作体制，尽管力量微薄，但是要诚心诚意地、认真地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进展添一把力”，“中国正在制定新的十年计划，我希望这些有意义的事业都能获得光辉的成就”。③稻山嘉宽还向余秋里回忆起多次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情景，认为：“周总理当时所讲的，正是现在中国所走的道路。”④
二、与日本政治经济界座谈“取经”
4月7日、8日，余秋里集中听取日本政府主管经济事务的官员和经济专家介绍日本的经验。
日本对向中国介绍现代化经验给予了大力支持。大来佐武郎说：“同邻邦中国之间，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是我国外交的主要支柱”，“中国现在正进行着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建设，作为邻邦的我国，希望中国成功地实现这一历史事业，并将不惜力量予以合作”。⑤因此，向中国介绍经验的日本经济负责人和经济专家包括各方面的重要人物，主要有：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东京大学教授内田忠夫、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审议官小林进、通产省产业政策局产业政策课长铃木直道等等。日本介绍的经验很广泛，涉及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产业政策、经济计划的制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发展与资本积累、能源的有效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财政、金融、人才培养、职业训练制度和第三产业的就业等14个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日本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制订的经验
考察和借鑒日本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制订的经验，服务于中国制订十年规划，是余秋里访日的直接任务。因此，关于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的讨论十分深入。
日本经济企划厅官员强调日本不仅有国家计划，而且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打个比方，日本的国家计划好像学校的教师，每个企业好像参加考试的学生，学生则根据教师指点的方向有计划地进行考试准备。”要使国家计划起到激发企业的效果，就必须使预测准确，因此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模式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即便如此，计划虽然在制定时希望维持五年，实际上两三年就要修改一次。“如果明显地看出计划与实际不符，达不到原来描绘的远景，需马上制定新的计划。”①另一位日本官员也强调，日本虽然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也搞计划，对经济进行干预。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尽量限制到最小范围，让企业、家庭和个人去发挥作用，政府只做那些不得不由政府来做的事情。②负责产业政策的官员则认为，计划性的市场经济，是日本产业政策的基础。因此，日本的经济计划和中国的经济计划大不相同，中国的计划目标属于强制性的，日本的计划目标是诱导性的。日本的经济计划，主要靠按计划目标制定的各种经济政策。因此，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必须注意：在制定计划时，广泛征求企业、劳动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人的意见，消除误解，争取好的环境;向企业提供以国内外经济形势为中心的各种情报，使其心中有数;要使企业和国民深刻理解政府政策的重点，以争取其配合。③
制定经济规划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十分重要。积累和消费比例不合理、农轻重产业结构不协调、出现财政赤字正是中国经济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日本方面专门介绍了解决问题的经验。有日本官员表示：日本的资本积累率很高。日本高速发展最主要的因素，首先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其次是资金的积累。日本在资本高积累、生产高速度的同时，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日本的积累资金，今后将重点投入那些过去投资不够充分而且相对落后的部门以及发展新技术的领域，比如扩大公共投资、科学技术投资、设备投资、资源和能源投资、文教投资、住宅投资等。④日本财政官员指出，财政的职能有三个：资源的分配、所得的再分配、提振经济。前两项是基本职能，但是近些年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大变动、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日本着重发挥财政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⑤劳动省官员特别强调第三产业的作用。他介绍，二战后日本就业形势经历三个阶段：劳动力处于过剩阶段;劳动力不足阶段;1973年石油危机后面临失业增多的阶段。第三产业在每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恢复时期，是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在高速发展时期，是供应现代化部门劳动力的一个“源泉”;在稳定发展时期，可望成为扩大就业的中心。⑥
能源问题是各国制订经济计划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对此，日本能源经济研究会会长指出：日本是一个能源贫乏的国家，为了保证经济发展对能源的大量需求，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能源政策，最主要的就是尽快增加代替石油的能源供应，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能源，积极开发新的能源。其中，有效地利用能源是核心。要有效利用能源，就要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和第一线工人的创造精神，为节约能源出谋划策;有效地利用能源价格机制;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政策、法律、宣传使节约能源成为全社会共识。①
日本介绍的经验和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提高计划的科学性是当时中国正在探讨的问题，既通过高积累推动经济发展又不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是中国正在努力寻求平衡的问题。
(二)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
日本战后快速崛起的经验，在改革开放酝酿阶段就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关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邓颖超建议、李先念同意，大会向与会者印发了《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材料，日本快速发展起来的经验一度引起热议。
日本科学技术厅官员指出，战后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日本主要采取了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大力发展技术革新、健全科技组织结构、培养理工科技人才、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等措施来发展科学技术。“事实证明，战后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靠大量地系统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又不照搬照抄，而是在吸收外国技术的基础上，由仿到创，有机地把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发展本国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②
日本兴业银行管理人员认为，企业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主体。日本经济之所以发展得这样迅速，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企业旺盛的设备投资。商社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日本高速发展中起到扩大出口、引进技术和提供资金的重要作用。银行是为企业筹措和分配资金的枢纽。企业集团是企业、商社、银行相互结合的产物。③
日本文部省和劳动省官员，则强调了人才和在职培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和高速发展，并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流国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战前即开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④战后30多年来，日本通过职业训练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对战后初期的经济恢复和5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高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⑤
重视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和发挥企业的作用等经验，对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就不断研究日本快速崛起经验的中国而言，并不新奇。但是通过经历与参与日本经济崛起者的阐释，更能加深理解和认识。
(三)对中国发展经济的建议
大来佐武郎客观地表示，日本在现代化建设中，有些事情成功了，也有些事情失败了。日本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希望能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所帮助。他主要谈了六点意见：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建设现代化经济的第一要素;制订经济计划要注意合理性;要积累并有效地使用资金;要有合理的价格体系;要建立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恰当联系;要发展科学技术。⑥
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强调中国应根据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他说，中日两国的经济特点不同，在中国搞得好的，在日本不一定行得通;同样，在日本搞得好的，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也未必搞得好。因此，在借鉴日本经验时，必须首先明确中日两国的差异。中日两国经济存在一般性差异、经济制度差异和计划性质差异三大区别。中国经济要顺利发展，首先要认识到以苏联经济为样板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七大缺陷：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性，经济理论被忽视;官僚制度蔓延，不能及时适应客观情况变化;个人和集體之间在作决策时分歧大;一旦犯错误就是大错误，小调整难以奏效;缺乏合理而有效的价格体系;企业和个人都缺乏竞争心;决策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缺陷，必须引起正视并逐步解决。他指出，中国要更多地学习制订计划的方法。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最大速度模式、优选法等理论发展很快。学习这些理论，不一定立即用得上，但是一二十年后就一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要承认社会主义计划所要求的人的行为与现实的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差距，在计划中要求人的行为整齐划一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短，经验不足，要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经过长期实践，往往无法知道，因此建议中国借用资本主义计划理论的“反馈”方式，不断大胆尝试，犯了错误立即改正。①
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对中国提出四个建议。一是城市化问题。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二是产业结构问题。中国的产业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出口产业，经济效率应该很高;第二是资源型产业，可考虑把火力发电站设在煤炭产地;第三是国内市场需要的产业，应积极加以扶持;第四是地区性产业。这几种产业，除了出口产业以外，其他产业不能过多地考虑经济效率，而以采取使用劳动力较多的生产方式为宜。三是人口问题。在中国减少人口的过程中，将会出现两个劳动者养活一个老人的情况，问题很严重，应该及早注意。四是技术引进问题。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的技术体系，对石油依赖程度太大。中国在引进技术和发展经济过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②
日本方面对中国的建议，照顾到了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理论性问题，比如建议中国借用资本主义计划理论的“反馈”方式，和后来中国所采取的改革“试错模式”、大胆探索有相通之处，很有启发性。
三、对日本经验总结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
余秋里一行回国后，对日本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详细报告。报告《访日汇报要点》实事求是地称赞道：“日本民族是很有作为、富有进取精神和创造才能的民族。”指出：“日本在实现现代化中积累起来的许多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③并重点汇报了四个问题。
(一)能源问题
《访日汇报要点》指出，能源紧缺，使得日本朝野都把能源看成是对经济增长和政局稳定具有重大影响的要害问题。日本政府解决能源问题的长期对策，是争取能源的多样化，并从更多国家进口能源。为此，积极发展原子能利用，推进对太阳能、地热能、煤炭液化和气化等新能源研究，努力参加国外石油和煤炭开发，狠抓节能工作，大力提高能源利用率。日本把节能当作整个能源政策的核心，将其看作是发展现代化经济、降低成本、保持竞争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访日汇报要点》认为，中国虽然与日本不同，能源资源丰富，但要尽量拿出一些财力、物力用于能源开发，以便为长远发展做必要准备。近期来说，经济发展主要应当靠节约利用和合理利用能源来实现。以往中国只有主管能源开发的机构，没有管理节约能源的机构，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能源委员会要把节能和开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统一起来抓。要迅速制定能源法，规定节能方向和途径、节能标准和要求以及奖惩办法。在能源开发上，可以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结合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合作勘探和开发。
(二)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访日汇报要点》指出日本各界普遍认为对经济发展来说，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者素质所起作用，比资本和劳动力数量更为重要。日本发达的教育事业和健全的教育制度，对日本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介绍日本培养人才的主要做法后，《访日汇报要点》指出，中国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科学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这个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根据日本的经验，针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培养人才的三条措施：一是要适当增加教育经费，有重点的使用。在城乡之间，首先把城市教育办好。二是要改变教育结构。要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大学在努力培养理工人才的同时，要大大增加对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三是招收职工，要普遍推行择优录取制度。各级各类经济管理干部，必须具备相应学历，对此应作出具体规定和训练规划，并逐步实行。
(三)新技术引进和研究
《访日汇报要点》指出，日本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发展，能向世界市场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很快消化吸收和加以改良，并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新技术。特别是，日本引进技术并非一味引进最先进的、高度自动化的，而是根据本国经济条件、技术水平，引进最适合的、最见效的，因此日本格外重视吸收各国之长，在引进消化的基础上创新。《访日汇报要点》介绍了日本对600多个企业的调查结果：这些企业采用的新技术，完全引进而未加改进的仅占4.8%、引进后改良的占18.1%、引进技术和自己技术结合的占19.4%、全部为自己创造技术的占57.7%。“新技术的开发是企业的生命”成为一些企业的口号。根据日本的经验，《访日汇报要点》提出，要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做得更好。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技术引进不应片面追求价格昂贵而又不易掌握的最先进技术，而应更多引进价格便宜而适用的技术，有步骤地向前推进。引进的方式要从主要进口成套设备转向主要引进技术专利、引进管理技术和少数关键设备，即要由主要引进硬件转向主要引进软件。要舍得花钱聘请一批外国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到企业中去工作。《访日汇报要点》还提出要首先在关键的大型企业普遍建立技术研究机构，收集世界各国的技术情报，努力发展自己的技术。
(四)企业之间的竞争
《访日汇报要点》指出，日本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通过中长期经济计划、政策法令以及信贷、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干预经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这种干预并不限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日本经济界人士认为：“市场经济离不开竞争。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使经济合理化的推动力量。”中国经济制度与日本根本不同，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具有优越性。但《访日汇报要点》紧接着转述了东京大学教授内田忠夫提到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存在的七大弊端，表示“内田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而提出要通过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解决这些问题，要在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允许正当竞争，为正当竞争创造条件并加以保护。这些改革措施应该包括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税收制度、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经济割据和封锁等。①
《访日汇报要点》对每个问题的阐释都是先谈日本经验，再落脚到对中国发展经济的借鉴意义和中国应如何处理相关问题的具体政策上，“学以致用”“学习取经”的意图明显，可见日本发展经验在余秋里等人心中的地位。
四、日本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影响
穿越近40年历史沧桑，回过头来看余秋里访日及《访日汇报要点》，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锐意进取、不断求索的精神，以及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坚决态度。同时，也不应否认改革开放初期中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过“蜜月期”。当时的日本各界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维护中日传统友谊和对侵华历史的愧疚心理，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真心地出谋划策、提供经验借鉴。中日两国频繁的“取经”与“传经”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为中国制定经济规划、政策提供借鉴和启发
制订十年规划，关系到20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也关系到80年代能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余秋里访日的核心任务就是，为制定十年规划咨询日本政治经济界知名人士，寻求日本经验的借鉴。日本方面为此组织了包括经济领导人和经济专家在内的专业的、强大的咨询团队，为中国介绍经验和提出建议。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经验为中国制订经济规划、政策提供借鉴和启发并不鲜见，中日之间的“取经”与“传经”比较频繁。比如，在余秋里访日“取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来佐武郎，此前就两次应邀访问中国谈改革发展问题。大来佐武郎是日本著名经济专家，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创造者，是日本历届内阁的经济智囊。1979年1月26日，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小林实等人访华，详细介绍了日本的经济情况和对中国的建议。当年10月，他们再次访华，与中国经济界进行了座谈和广泛交流。这两次访问，在中国高层产生了重要影响。谷牧回忆，1979年1月大来佐武郎等人访华所举办的座谈会，“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①1980年4月向坂正男、小林实等人第三次应邀访华，就编制长期规划介绍了日本经验。5月20日，邓小平与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时明确指出：“日本學者对我们编制长期规划提了一些意见，中心是两条：第一，在最近几年内不要追求速度，而是集中力量打好基础，其中包括能源、交通运输、公用设施，也包括现在所说的欠账，还包括教育。高等教育要发展，小学教育要有步骤地普及。这些基础打不好，想快也快不了。第二，认为我们煤炭价格太低，石油的价格也低。这样，人们使用煤、油就不注意节约。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他们还提出我们应该主要搞水电，水电建设虽然周期长一些，但不用煤，成本低，利润高。日本学者讲的这两条意见不错，在编制长期计划时应该考虑。现在看来，最近几年内速度快不了，应该把主要力量用在打基础上。在农业问题上，我们采取现在的政策，效果很好，农业的发展速度比我们原来设想的快。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问题上，政策应该更加放宽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多年来靠调进粮食，现在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②可见，包括余秋里访日报告在内的日本经验介绍，最终都成为中国高层重要的资政参考。
中国高层不仅十分重视、反复讨论研究日本的发展经验和日方提出的建议，而且将这些经验和建议实实在在地运用到制定经济规划和政策之中。比如，余秋里将访日所获得的先进经验率先运用于其领导的经济工作中。以能源问题为例，198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余秋里任主任。随后，余秋里主持编制了《能源工业长远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实行能源的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要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以及相关节能措施，这与《访日汇报要点》中关于能源问题的思考高度一致。
(二)为中国将西方经验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提供了经验和方法
中国学习借鉴国际经验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亚洲邻国经验的学习借鉴。新加坡和日本是亚洲先进经验的典型代表。日本的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不仅利用了国际有利条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但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是，将学习西方经验与自身历史文化、国情结合起来，经过吸收、消化，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强国。在座谈会上，日本方面也反复强调日本和中国的独特国情，日本经验不能完全搬到中国，只能参照具有共性的经验。他们特别提到引进技术和设备时，要注重在本国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技术上不是追求最先进而是最合适，设备上少引进成套设备，要充分利用自己国家的制造基础和生产能力。
邓小平指出：“我们接触了日本和欧洲、美国的管理经验后，觉得更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①为什么日本经验更需要汲取?因为相较欧美经验的陌生感、隔膜感，日本经验更接地气、更贴近中国历史文化和实际。中国亟待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独立自主的强国道路，并非对外高度依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日本从二战失败后崛起的强国之路，更符合中国的现实与追求。在这方面，日本能为中国提供两方面的重要资源：一是提供将西方经验和日本实际成功结合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因为文化上的接近，中国在日本经济制度和政策基础上吸收、消化和创造，比直接从欧美经济制度和政策基础上吸收、消化和创造更为方便高效;二是提供日本如何将西方经验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方法、经验和教训。探索外来经验与本国实际的结合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参考日本走过的路、借鉴日本积累的经验，能缩短中国将西方经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探索时间，减少付出的“学费”。
(三)促进中国对前瞻性问题的思考和准备
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日本已走过改革发展的探索时期，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经济领域领导人和学者，从日本所处发展阶段出发，结合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对经济发展中一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相较实施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而言，一些思考无疑更具前瞻性。日本所面临和思考的问题，或许是中国当时并不迫切甚至无法预料到的问题。但这些問题可能产生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初步阶段以及未来改革发展之中。日本方面提出这些问题并建议中国提前做好应对和准备，能使中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规避，对潜在问题预先进行思考和提前谋划。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能源问题还不突出，提出能源开发和节约并重，在极为紧缺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进行新能源开发研究，为将来做准备，对中国能源政策很有帮助。在教育问题上，主张改变教育结构，加大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力度，切中了中国重视理论人才而忽视技术人才培养的弊端。直到今天，职业技术教育依然需要加强，这是打造制造业强国的客观要求。在技术引进方面，主张从注重硬件引进转向注重软件引进，提出聘请外国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到中国企业工作，很有前瞻性。直到1983年邓小平提出智力引进，聘请国外专家才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在经济体制方面，主张允许和保护正当竞争，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税收体系、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后来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计划和市场理论上，提出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只不过计划是诱导性的而非强制性的，中国应该运用西方经济学模型等先进方法制定计划，提高计划的科学性等建议，有利于中国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突破理论禁区。
(文世芳，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副处长，副研究员)
作者：文世芳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面对社会中性别矛盾突出的问题,加快了对性别和谐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将男女平等确立为基本国策,制定了两个《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将妇女发展纳入到国家行动规划,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在此过程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与时俱进,通过坚持政府地位,加强和完善法律条文,建设先进性文化,发挥传媒积极作用等,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性别和谐之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性别和谐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1]但是,社会是人的关系的总和,两性关系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关系,它渗透、贯穿、交融于其他社会关系之中,影响着其他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所以和谐社会包括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男女平等和谐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显然,男女两性和谐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和关键条件。
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改變了妇女受压迫的地位,实现了政治地位的平等,这是共产党人构建性别和谐的第一步。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经济上改变了妇女受奴役的地位,实现了男女经济地位的平等,是构建性别和谐的第二步。但是,由于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都没有清楚的认识,婚姻道德内容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被政治化,尤其在“文革”时期被发展到极端,夫妻之间、亲属之间常常因政治理由而被要求划清界限,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出严重违背人性伦理的变异,性别和谐也就无从谈起。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党才逐渐找到解决性别矛盾的正确道路,即走性别和谐之路。
一、探索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构建了实践性别和谐的社会基础。
1.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末:奠定基础阶段。
妇女的解放是实现性别和谐的关键所在,而解放的关键是经济的解放和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期间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和十年“文革”的悲剧,上纲上线、文攻武斗成为维系性别关系的重要标准之一,显然那种“非黑即白”的观念下不可能实现性别和谐。究竟是从群众运动的角度上看性别关系,还是从经济建设和个性尊重的高度上处理性别的地位,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根本上冲破了“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性别关系逐渐走向正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同时也把人们从政治斗争中解放出来,男女双方一种新的合作和协助的关系开始建立,这为性别双方的和谐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时期,但是也存在日益凸显的与妇女有关的社会问题和对妇女的社会暴力问题。1980年的《婚姻法》就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 “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13条)。二“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按照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决”(第31条)。1985年的《继承法》全面地保障了我国公民的财产权利。对妇女来讲,由于“继承权男女平等”(第9条),贯彻了《宪法》的男女平等原则。 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是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利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婚姻法》也做了具体规定。其一是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第9条);其二是规定夫妻之间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其三是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其四是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第12条);其五是对男方提出离婚的特定时间限制,即“女方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第27条)。显然,这更加注重对于妇女和子女权益的保障,妇女的地位和作用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又逐渐被找回,实际上是性别的“人本”意义上的回归和“解放”。家庭暴力也在1991年的《中国妇女》杂志的“家庭暴力白皮书”中第一次提出。次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这为性别和谐的建设打下了基础,使党和国家处理性别关系的政策初具规模。
但是,由于百废待兴,党和国家的重点侧重的原因,这时期的政策和措施较为粗疏,对于男主女从的权力关系、性别观念等等的深层次性别关系没有实质的触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2],这使得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性别关系变得日趋复杂,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
2.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加快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但由于缺乏成熟机制,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失,这必然导致弱势群体中的妇女权益受损失,导致性别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在有些领域还表现得相当严重。寻求缓和性别矛盾的途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995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北京举办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切实维护妇女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及各项权益”。1995年8月国务院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确立了“九五”期间妇女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保障目标、实现的策略与手段,这是我国妇女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其中规定,“严厉打击拐卖、遗弃、虐待、迫害、侮辱妇女等犯罪活动。维护妇女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依法保护妇女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坚决制止家庭暴力”[3]。这是我国党和政府第一部关于妇女发展的专门规划,虽然没有明确“反家庭暴力”的内容,但在其中提到“禁止对妇女的暴力”有明确倡导家庭和睦、反对对妇女的暴力(主要是社会暴力)的内容和思想。这一切,表明党中央和政府在保护妇女权益、禁止对妇女的暴力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决心,也促使社会加深了对妇女权益的认识。1995年12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立,该中心以北京大学为依托,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研究和援助工作的公益性民间法律援助组织。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通过《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中国出台的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
经过这一时期的努力,男女平等和男女和谐从缺少社会认知,到逐步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具体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在促进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3.2000年至今:发展和飞跃阶段。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给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随着社会竞争日益加剧,性别矛盾却在加剧:一方面,“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的性别文化仍然强大,女性仍难在事业上充分展示自我,因为传统的文化仍然把女性定位在家里,依然需要扮演“贤妻良母”;另一方面,要求男人养家糊口、有事业和地位。但是在现代社会,智能代替体能劳动是必然趋势,基于体能差异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越来越失去市场,男女平等的格局逐渐形成,在很多领域,甚至还出现了“阴盛阳衰”的局面。这就形成了理想和现实之间巨大的差距,这种落差加剧了性别矛盾,这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2000年3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这是中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家庭暴力”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立法中。此后,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出台了有关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性文件,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和妇联组织等联合成立的维护妇女权益协调机构、“110”家庭暴力报警中心、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庇护所等社会干预机制纷纷建立,同时在国家级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予以明确规定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2001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和健全选拔培养女领导干部的政策和制度。第一,建立和健全选拔培养女干部工作的领导责任制,明确各级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选拔女干部的职责,制定培养选拔女干部的长远规划,专门建立女干部档案,定期检查选拔培养计划落实情况。第二,建立和健全选拔培养女干部的配套制度。并重申了“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女干部”的原则,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地、州、盟)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至少要各配备1名以上女干部,县(市、区、旗)党委、政府领导班子要各配备1名以上女干部[4]。由于更多的妇女参政,使得决策的制定更加注重两性的和谐,缓和了两性矛盾,促进了性别和谐政策的制定和贯彻。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婚姻法在总则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法院应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并专门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和施暴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家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是中国有关反家庭暴力立法的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国于2001年5月颁布实施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主要从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等六个领域提出了具体目标与策略措施,其中在“妇女与环境”中规定:“制定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化和传媒决策”,“增强全社会的社会性别意识”。在“妇女与教育”中,提出“改善学科领域的性别分布结构,培养高新技术和现代化管理领域的女性专门人才”,这也是对女性适合学文科,男性擅长学理科的传统刻板模式的挑战。其后2001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对“家庭暴力”进行定义及2001年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反家庭暴力网站,利用现代化的工具为受害者提供心理服务,为受虐妇女进行免费法律咨询或代理诉讼,都是性别和谐最有利的保障措施。
2003年8月27日,胡锦涛在北京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国妇女九大部分代表座谈特别强调:“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任何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对任何损害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丑恶现象,都要坚决扫除、依法严惩,旗帜鲜明地为受害的妇女儿童伸张正义”,“要通过经济、法律、行政、宣传等各种手段,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和保护妇女、关心和支持妇女工作的良好局面” [5]。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作为社会结构中最普遍、最稳定的因素,两性利益是否均衡发展,两性关系是否和谐融洽,决定了家庭关系的和谐美满,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也得到广泛宣扬,性别和谐理论应运而生。党和政府作出的“将性别观念纳入决策主流”有利于妇女更多地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也有利于妇女更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促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妇女的呼声在决策中得到体现,提高了妇女的参政质量。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环境,确保性别和谐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方面的得到充分实现。
二、经验和启示
纵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性别和谐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仍然存在不和谐的因素,如社会领域中的性别歧视,家庭中的暴力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我党在坚持以往政策经验的同时,还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从中国女性发展的历程来看,有针对性地完善公共政策體系,是实现妇女发展与社会和谐相协调的重要途径。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在性别和谐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性别意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在重新审视性别规范、促进性别平等中形成的观念。目前,我国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几乎被男性垄断,女性在决策中的比例极低,这种状况使女性的利益在决策中无法有效地表达,在政策中无法得到彰显,纵然是法律、行政法规已经确立的女性权益也没有得到具体落实。因此,应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女性从政,加强女性的从政意识,确保女性的从政权利,提高女性的从政水平[6]。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下,须强化政策的调控作用,要通过资源调整、利益分配调整等政策手段,使资源配置和权力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向妇女倾斜,使妇女的弱势地位和机会竞争能力得到相对较快地提升,以促进妇女的较快发展。解决资源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问题就成为现代政府的社会责任。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充分认识妇女的重要作用和妇女工作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通过扎实有力的工作促进妇女事业的发展”[7]。因此,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要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关于妇女儿童发展和权益保护的总体要求,制定本部门的贯彻落实措施。
2.强化法律条文,切实保障妇女的法律权益。
目前,我国已形成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一整套法律体系。但是,现有法律还存在诸多缺陷,并且对违法行为及其法律后果的界定、法律责任的追究等方面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同时,执法软弱无力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新时期,我国的法律政策必然将体现人本、全面、协调、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纠正、消除歧视女性的各种观念和做法,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和谐发展,将成为我国政策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和女性自身发展的需要,将过去隐性化的或缺失的性别平等在各政策法规中进行补充,完善有关性别平等的政策法规,加强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已经迫在眉睫,特别是要将如何界定、处罚“家庭暴力”、“性骚扰”等切实关系妇女权益的内容补充进相关法律法规。此外,还应完善现有的生育政策,如,生育保障政策、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政策等,并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以有效控制我国新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状况,切实保障妇女的生育权。
与此同时,还应建立有效的政策运行机制。在政策制定前应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找到广大女性的实际需要,应坚持科学、民主的原则,特别需要尊重女性代表的意见。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加强政策控制意识,注意避免或及时纠正政策缺损、政策附加、政策歪曲、政策执行敷衍等问题。在完善政策监督机制时,首先要明确政策制定者的责权关系,政策法规制定者在拥有政策决策权时,同样应该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和责任,这样才能严格控制政策的质量,对政策法规制定者形成无形的监督。
3.批判传统性别观念,努力建构先进的性别文化。
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要在男女平等、两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男女均衡、和谐的全面发展。只有构建先进的社会性别文化才能根除传统文化中腐朽的、落后的刻板性别观点。要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性别文化的方向,并对传统性别文化进行扬弃,在全社会倡导男女平等相处、相互尊重、协调发展的进步观念,使人们包括妇女本身提高对女性社会价值的认识。这种新型的社会性别文化必须是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口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能够形成一种公正、平等、和谐的社会性别环境。
要加大教育与推广力度,在全社会倡导正确的性别理念。“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角色及性别差异的出现,更多的是社会化过程的结果,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角色和分工模式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时下,“社会性别”已经成为国际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也应尽快进入我国的主流文化,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倡导。要让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大众化,就要在学校开设社会性别意识教育课程。此外,要在全社会开展性别意识培训。各有关方面特别是妇联组织积极举办社会性别意识教育方面的讲座和咨询活动,为公众了解我国男女平等状况及国际上性别主流化趋势提供有效的渠道和有益的帮助。
4.不断完善妇女的维权网络,发挥传媒的积极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媒体在传播信息、普及知识、公示政策、引导舆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众媒体要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妇女在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宣传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的优秀妇女典型,激励妇女做“四有”新女性。传媒还应多开办女性栏目,多反映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性别不和谐的情况,引起社会的关注,促进问题的解决,要加强媒介宣传,报道时还应特别注意那些缺乏性别视角,有失性别公允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对于那些损害女性尊严,侵害妇女权益的报道要进行严厉的抨击。
建立政府、非政府、民间等多层次的监督机制,监测并抵制大众传媒中贬抑妇女、否定妇女独立人格、鼓吹传统性别角色的报道,与媒体协商以确保适当反映妇女的需要和关切的问题,为大众监督媒体提供畅通的渠道,遏制传媒中表现女性形象的负面效应,为性别和谐提供积极的舆论导向。此外,还应该加强广告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立法审查,加强对媒体的社会性别意识监测与监督,从舆论上、宣传上、行动上对广告中社会性别意识的偏离进行梳理并定期公布以正视听,加强对儿童、青少年进行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教育,加强对传媒工作者的性别意识培训,提高传媒工作者的性别敏感和平等地表现社会性别关系的能力。
5.加强和完善各级妇女组织的功能和作用。
妇联组织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是我国特有的妇女组织形式,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主要职能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发动妇女投身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无论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服务人民群众,还是建立健全新型的社会管理格局,妇联组织都发挥优势,踊跃参与,履行职能。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强妇女组织之间、妇女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使妇女组织成为推动妇女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国内权威性的妇女组织只有全国妇联和各级地方妇联,虽然妇联在维护女性权益,促进两性平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实际工作中仍需提高工作能力,完善工作内容,不断拓宽工作渠道。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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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当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56.
[4] 贺国强.在全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news.sins.com.cn/c/20060825/09169846162s.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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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益群. 和谐社会中性别和谐之构想[J].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6).
[7] 胡锦涛. 在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国妇联九大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3-08-27 .
责任编辑 陆莹
CPC's Research on Sexual Harmony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NG JunLIU Shu-mei
(Party School of CPC Yuelu Committee, Changsha, Hunan,410082)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410082)
作者：王 军,刘淑梅
[摘要]朝鲜于1974年宣布全面废除农业实物税征管制度，至今尚未制定任何税收法规，也没有征收税金。1985年，由于引进外资，朝鲜制定《合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人所得税法》，这是首次制定的关于涉外税收的制度。从此，朝鲜税制形成了“内外有别”的“双轨制”模式。朝鲜税收制度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税收制度相比，在对内税收制度、涉外税种设计、征收管理等方面有一定的区别，但在税收体系、税收法规建设、涉外税制、税收优惠方式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展望朝鲜涉外税收制度的发展方向，可为已向朝鲜投资或将要投资的中国投资者提供重要决策依据。
[关键词]朝鲜;中国;对内税收制度;涉外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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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3-01
[作者简介] 1. 朴姬善，女，朝鲜族，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税务会计;2. 张烜嫚，女，满族，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税务会计。(延吉133002)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朝鲜制定了扩大贸易及贸易多元化和多样化等诸多政策，大力开展对外开放，并把加强对外开放和经济协助作为第二个七年计划和第三个七年计划的重要目标。1984年，朝鲜政府制定并颁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合营法》(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决定第10号，以下简称“合营法”)，开始引进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外国资本。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国资本的引进、投资规模及投资领域的不断增加，推动了朝鲜涉外税收制度的产生和发展。1985年3月，朝鲜相继制定了《合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人所得税法》，与外资企业及外国人相关的税收法规和政策开始得到发展和完善。
目前，学界对发达国家税收制度研究较多，但对朝鲜税收制度的研究甚少。虽然朝鲜的涉外税收制度借鉴了中国模式，但在細则方面却有一定差异。本文力图通过梳理朝鲜税收制度改革的发展过程，分析其特点和不足，并展望其发展方向，为已投资或将要投资朝鲜的中国投资者提供重要决策依据。
(一)朝鲜税收制度的发展过程
1946年2月，朝鲜成立了人民政权——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并从当年6月开始征收农业实物税，税率为纳税人收割量的25%。之后逐步降低税率并实施诸多减免政策，1959年农业实物税率为8.4%;到1963年，三分之一的合作农场享受农业实物税的减免;1966年取消了农业实物税;1974年3月，朝鲜第五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废除税收制度》的法令，并宣布自1974年4月1日开始取消税收制度;[1](30～31)2012年，朝鲜宪法第二章第25条规定“在没有税金的我国，不断增加的社会财富用于人民福祉。国家向人民提供衣食住用相关的一切。”[2][10]
为了引进外资企业和外资，1984年9月，朝鲜制定《合营法》;1985年3月制定《合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人所得税法》，这是朝鲜首次制定的涉外税收制度;同年5月制定《合营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1992年4月，修订后的朝鲜宪法第16条规定“保障朝鲜境内的外国人合法权利”、第37条规定“奖励外国人及外国企业的合营或合作”，[3][22]随即颁布《外国人投资法》《外国企业法》和《合作法》。为了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确保税收统一性与公平性，1993年1月制定《外国人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法》;1994年2月制定《外国人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法实施细则》。随后出台《罗先经济贸易区外国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收规定》《开城工业区税收规定》《经济开发区税收规定》等特区的税收制度，赋予外资企业和外国人很多税收优惠。
(二)现行朝鲜税收制度的主要内容
现行的朝鲜《外国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法》是于2015年9月9日修正补充制定的，具体的税种及税率参照表1。
《外国人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法》特别强调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销售货物所得、转让固定资产所得、利息所得、分红所得、固定资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知识产权及技术专利权转让所得、赠与所得、经营相关服务所得。分红、利息、租赁及特许权使用费税率为20%
资料来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法典(增补版)》，平壤：法律出版社，2016年。
第一，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向特殊经济区域投资的外资企业适用14%的企业所得税率，向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研究等鼓励行业投资的外资企业适用10%的企业所得税率;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机构对朝鲜的贷款或外国银行提供给朝鲜企业贷款而发生的利息免征企业所得税;向鼓励行业投资并经营期限超过15年以上的外资企业适用3年免征2年减半企业所得税;向除国家限制以外的生产领域投资并经营期限超过10年以上的外资企业适用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向指定的服务行业投资并经营期限超过10年以上的外资企业适用1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将利润再投资到新建企业或增加注册资本并经营期限超过10年以上的外资企业，返还再投资利润相关企业所得税额的50%，鼓励行业全额返还。
第二，交易税的优惠。对出口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免征交易税，对限制出口的产品征收交易税。
第三，营业税的优惠。投资于道路、铁路、港湾、机场、污水及废物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间免征或减征营业税。投资于高新技术服务业的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间减半征收营业税。
第四，资源税的优惠。开采原油、天然气等资源的企业适用5～10年免征资源税;用现代化技术，把资源加工而出口或根据国家规定销售给朝鲜机关、企业和团体的免征资源税。
第五，关税的优惠。对进口外资企业投资的固定资产以及生产和经营所需要的原材料、零部件、货物免征关税，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免征关税。
(一)特点
从1974年废除税收制度至今，朝鲜尚未制定对内税收制度。相比之下，涉外税收制度发展较快。从单一的合营企业到合作、外国企业等多种纳税主体相关的税收制度;从单一的企业所得税到交易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市经营税、财产税、赠与税、车税9种税金的设置以及特区税收制度的制定等标志着朝鲜涉外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朝鲜涉外税收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体现国际法优先原则。《外国人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法》第一章第7条指出“针对外国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收相关事宜，如果朝鲜与其他国家之间签订的税收协定与本法不一致的，应遵循税收协定。”[4][553]由此看出，朝鲜涉外税收制度坚持国际法优先原则。
第二，以直接减免的税收优惠为主。朝鲜对外资企业和外国人只对企业所得税、交易税、营业税、资源税和关税适用税收优惠，主要采用降低税率或减免为主的直接优惠方式。
第三，以特殊产业和特区税收优惠为主。此类受惠产业主要有政府鼓励行业;除国家限制以外的生产领域;指定的服务领域;道路、铁路、港湾、机场、污水及废物处理等基础设施领域;开采原油、天然气等资源的企业或用现代化技术加工资源而出口的企业或根据国家规定销售给朝鲜机关、企业和团体的企业等。另外，适用税收优惠的特区有罗先经济贸易区、开城工业区和经济开发区。
第四，税种简单。复合税制税种较多，课税面广，而且相互补充和配合，能够使国家财政收入具有弹性，税负趋于公平，因此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朝鲜涉外税收制度虽然采用复合税制模式，但税金种类(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9种)与实施复合税制的其他国家相比则较少。
第五，适用较低的税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朝鲜境内外资企业所享税率普遍较低。比如现行朝鲜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25%，这与不缴税金的朝鲜内资企业相比税负较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
(二)存在的问题
现行朝鲜涉外税收制度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积极引进外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税收体系、税种及税率、税收优惠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独立的税法体系。世界其他国家要确保税收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提高税收的公平性和税收负担的合理性，普遍实施对内和对外统一的税收体系。然而，从1974年废止税收制度至今，朝鲜尚未制定对内税收制度，但对外资企业和外国人适用《外国人投资企业和外国人税法》。在“内外有别”的税制下，虽然外资企业享受多种优惠，但实际税收负担仍是“内无外重”的“双轨制”运行模式，这种实质上的差异，不仅带来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差异，而且带来内外经济的扭曲，异化了税收的杠杆作用。
第二，税收优惠方式的单一化。现行的朝鲜外资企业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所得税上，形式单一而多采用直接優惠，主要有低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两种方式，而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加计扣除等间接优惠措施甚少。这实质上是将税收无偿让渡给投资国，又使投资企业不愿进行固定资产的投资，必然会减少投资对本国经济的优化作用，造成政策性的资源浪费，从长期来看，容易导致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
第三，税收透明度不高。现行的朝鲜涉外税收制度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但税法体系的内容不完整，相关法律规范不具体，资源税、车使用税等税率由内阁或中央税务指导机关来规定，大部分法规并不向社会公开，宣传力度不够，投资者知之甚少，其操作过程不易为其他国家的政府所知。税收政策弹性大、透明度不高，这难免会导致朝鲜地方政府越权减免税收，随意扩大优惠范围等，可能增加外商投资的疑虑和困难。
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税收制度相比，朝鲜税收制度在对内税收制度、征收管理等方面有一定的区别，但在税收体系、涉外税制、税收优惠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朝鲜税制的不断完善，有必要借鉴中国税制改革的经验。
(一)应建立对内税收制度
中国税制是以增值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模式，因此，在增值税改革过程中，朝鲜应采用阶段性改革，确保税收收入的稳定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如建立对内税收制度时，应借鉴中国经验，充分考虑经济环境、税收环境、纳税意识水平等因素，阶段性地制定对内税收制度。
第一，应建立简税制低税率的税收制度。建国初期的中国对内资企业征收14种税金，而且实施半年之后降低税率，减轻纳税人的税负，提高税收的有效性和透明度。朝鲜的对内税收制度应借鉴中国经验，建立简税制低税率的税收制度，从而提高税法的透明度、征收管理的便利性及有效性。
第二，应建立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模式。流转税税源充足，计算和征收简便易行，可以转嫁税负，容易被纳税人所接受，可以保证国家能够及时、稳定、可靠地取得财政收入。而所得税源的监管、税额计算、征收管理与流转税相比要求较高。中国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国情，实施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模式，充分发挥流转税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调节经济和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的作用。因此，若要确保税收环境的逐步改善和稳定的财政收入，朝鲜应建立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系。
第三，应实施利改税的所得税制度。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财政收入主要是企业上缴的利润，利润上缴制度严重阻碍了企业和国家经济发展。后来中国实施利改税，把上缴的利润改为企业所得税，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取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现行朝鲜的财政预算分为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地方财政收入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和地方企业上缴的利润形成。这与体制转换时期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朝鲜应借鉴中国的利改税经验，建立所得税制度。
第四，应建立税收基本法。税收基本法是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定有关税收制度的一般性和共通性事项的基本法律，实现对其他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统领、约束、指导与协调。它在税法体系中起着税收母法的作用，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制定税收基本法，虽然一税一法有效地保障了税收工作的稳定发展，但过于松散的立法方式及繁杂的税法体系也使得税法中一些基本制度和原则无法显现，使各单行税法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影响税收法律的完善。因此，朝鲜应借鉴中国经验，建立税收基本法，实现与各单行税法的合理分工与有效配合，提高税法体系的综合法律效力。[5](160～165)
(二)完善涉外税收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针對外资企业实施相对独立的税收制度，给予有别于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如少税种、低税率、产业和区域优惠等。随着经济发展，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国开始逐步实施内外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度。虽然适用与内资企业相同的税目和税率，但在特殊地区的产业或行业等方面实施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的引进仍然起促进作用。现行的朝鲜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具有税种少、税率低、优惠多的特征，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很相似。因此，朝鲜要不断完善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借鉴中国经验，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应提高税收法规的透明度。现行的朝鲜涉外税收制度充分反映简税制税率的国际税收模式，但税法体系的内容不完整，相关法律规范不具体，资源税、车使用税等税率由内阁或中央税务指导机关来规定。同时，大部分法规并不向社会公告，宣传力度不够，投资者知之甚少，其操作过程不易为其他国家的政府所知，使税收政策弹性大、透明度不高。朝鲜要吸引大量的国际游资，关键在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健全的法制。因此，应健全法制，制定具体可操作的程序，明确条款的各项判断标准，从而提高立法的透明度，同时，严格执法，促进外资的积极引进。
第二，应实施税收优惠方式的多样化。中国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持续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顺利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地区间差距、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有较大贡献。朝鲜应借鉴中国经验，以低税率、定期减免等直接优惠逐步转为加速折旧、投资折扣、费用扣除等间接优惠、以企业所得税为主的个别税种优惠转为多税种优惠、特定产业优惠转为特殊区域的多个产业优惠，合理配置资源，保证外资的持续引进。
第三，应签订税收协定。中国从1981年开始对外谈签税收协定，到2018年已与10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税收协定，[6]有力地促进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人员交流，有效地服务了对外开放战略。朝鲜应借鉴中国经验，通过税收协定减少朝鲜与投资国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税收制度等不同而发生的税收上的摩擦，维持投资秩序，促进投资的便利化和贸易的自由化。
第四，完善重复征税协议。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国内地与香港执行不同的税收法律制度，为了规范两地对跨境经济活动所得的征税，于1998年签订了《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2006年签署了《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补充偷漏税相关协定;到2015年修正相关安排并已签署第四议定书。朝鲜与韩国2003年签署了《南北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书》，但与韩国相比，
朝鲜对外资企业征收的税种少，税率低，加上南北之间税收信息不畅通等，可能会产生偷漏税。特别是投资目的不在朝鲜的投资者为了偷漏税投资于朝鲜。因此，朝鲜应借鉴中国经验，及时修正协定书并补充规定偷漏税协定。
另外，中朝两国应加强对纳税人及征收管理的工作，制定定期交流税收信息制度，为纳税人提供良好的纳税环境，不断进行两国之间的交流，研讨将来南北统一之后税收制度的建立。
[1][韩]韩相国、安钟硕、李明宪：《完善南北经济合作相关税收制度的对策研究》，韩国税收研究院，2000年。
[2]李宝奇、庾成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朝汉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
[3][韩]崔国荣：《南北经济合作与朝鲜税收制度——以开城工业区为中心》，韩国延世大学，2003年。
[4][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法典》(增补版)，平壤：法律出版社，2016年。
[5][韩]韩相国：《体制转换时期的中国税收政策及对朝鲜的启示——南北经济合作相关税收》，韩国税收研究院，2003年。
[6]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index.html.
[责任编辑朴莲顺]
作者：朴姬善 张烜嫚
工商(1)班 冯思秋17号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名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中华名族终于踏上了伟大的名族复兴之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得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的。从国内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当时，整个政治局面处于一片混乱状态;经济情况实际上是出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国民经济到崩溃的边缘。从国际形势来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要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追赶时代前进的潮流，出路只有改革。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科学的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发展大势，准确的把握时代的主题和人民愿望，作出了把党和国际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政策。
邓小平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名族，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学习别的国家，别的名族的长处，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知识。这是推动改革开放的一句真谛，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实现伟大名族复兴的必经之路。之所以这样说，第一，改革开放的每次抉择必须通过中国共产党大会商议决定。第二，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三年必须要通过实验基地的实验，好的话就全国大力推广，不好的话就放弃停止。
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中国在这期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年前的中国，国力衰弱，经济落后，科技发展缓慢，人民生活不能满足，吃不饱、穿不暖的家庭比比皆是，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但今天的中国，是那时想都不敢想的，这一切都源于改革开放。如今的中华大地生机勃勃，改革开放整整三十年，时代的飞跃在今天展现的淋漓尽致，我们中华民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的团结。
从1978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近60倍。过去25年全球脱贫的成就中，近70%的成就归功于中国。97年的香港回归、99年的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罕见洪水，2003年经历让人恐惧的非典，2008年抵御特大雪灾，中华儿女手拉手，心里心都阻击在脚下。改革三十年的航天事业的不断创新，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3年“神舟五号”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到2006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航，这三十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航天科技的强国，2008年，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中国名族奔月的梦想。在体育上，1984年许海峰摘得中国首枚奥运金牌，2008年在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这一刻每一个中华名族的子孙都感到无比的骄傲。
回眸过去，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是国富民强，我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此刻我是在享受那些前辈所带给我们改革开放后的劳动果实，在这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展望未来，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止，我会牢记这些曾经的经历，我坚信我们的祖国会更加的强大，人民的生活将更加的安康。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农业，经济，政治，教育等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0年我国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4641万吨，依然高居世界第一;同年，我国以58786亿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的提高，远远不是改革开放前在联合国有名无实的常任理事国能够比拟的。
其实说到变化，说再多的GDP，再高的排名，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都不如说些衣食住行，说些老百姓身边的，老百姓最关注的来得实在。
就拿我们家乡说吧，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商品供应严重匮乏，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且数量有限，色彩和样式单调。很多人家都是自己用布料剪裁衣服，缝制鞋子，甚至有些当时不太富裕的人家里的小一点的孩子都是穿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再修剪做成的衣服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思想的解放，人们的衣着变得丰富多彩，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购买衣服是都已经有了品牌意识，像阿迪达斯，耐克等国际知名品牌都已经走进了普通人家。人们对衣服的要求已不仅仅是御寒的工具，更是人们显示风度、展示个性的方式。
改革开放前，食物匮乏、单调，人们的营养严重不足，有些农村甚至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听父辈讲，现在很常见的大米白面在他们小时候很少迟到，除了逢年过节平常很多时候都吃粗粮的。直到现在我家还留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粮票。改革开放后，十几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人们不但能“吃饱”，还要“吃好”，鸡鸭鱼肉已经不是人们的追求，大家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等科学卫生的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居住条件较差，往往是一个家庭两三代人居住在一起，并且居住面积不是很大，房屋的性能也不是很好。改革开放后，不仅人均居住面积增大了很多，而且室内装修和居住环境也有明显的改善，房屋的耐久性能，抗震性能都提高了很多，大大的增加了使用价值。
改革开放前，孩子们上学都要走很远，路远一点的就要很早起床。人们出行都有很大不便，当时公共交通不发达，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甚至还有马车，牛车等畜力工具。改革开放后，公共汽车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大部分角落，特别是前几年开始的“村村通”工程，更是大大的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方便。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家已经拥有了汽车人们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大的自由。由于经济条件的好转和假期的延长，出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除乘火车外，乘坐飞机也不是稀罕的事了，开私人汽车出行的人也占一定比重。 改革开放前，代表着当时生活水平的“四大件”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那时，整个村子也没有几台电视机，一到晚上电视机前就挤满了人。现在，不光电视机成了寻常物件，就连电话、手机、洗衣机、冰箱、空调、电脑都已相当普及，人们的精神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古语有云，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一个小小的村庄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整个中国的巨大变革。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动摇，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让中国更快更好地走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道路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对世界时代潮流的积极回应，是中国主动应对世界发
展潮流的必然之举，从而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为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宝贵
经验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理论，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时代潮流的积极回应。30年前，我们国家面临十
分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面临诸多困难，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
等方面的混乱现象极其严重。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
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周边
国家和地区的异军突起。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党和国家形成了巨大压力。面对困
境和压力，我们党科学分析世界大势和国内状况，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
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反思和超越，是要以改革
开放为动力，打破旧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依次实现温饱、小康和中等发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这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要思考的问题或要面对的问题。一些
国外政党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治党
治国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他们访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共
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
巨大成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贡献，也是对世
界人民的贡献。当然，我们党和国家历来认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
模式解决。我们高度尊重人类发展的差异性和文明进步的多样性。我们既然一再
强调走自己的路，就决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别国照搬照套我们的发展道路、发展
模式。但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进步的经验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
些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供了经验，这些理论成果不仅将对中国的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会惠及世界的发展。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我们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3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
中国。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世界
大势之下，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
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而中国与世界互动
的过程，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特殊性的过程，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的过程，也
是对世界做出中国独特贡献的过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中国将对
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所形成的经验将对促进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多的理论
支持。
旅游1002 高燕勇 2010112449
班级：10营销2班姓名：张文学号：20101508250 2011年两会上有关税收以及税收改革的话题，在全国上下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这种情形的出现，当然是令人欣慰之事。因为，它至少表明，在时下的中国，人们对于税收地位和作用的认可度和重视度，已经有了相当的提升。这无疑是市场经济趋向成熟的表现。但欣慰之余，将能够看到、听到、搜集到的来自各方面的言论加以梳理并静心体味，却不免泛起一丝隐忧之感。
比如，不少人指责当前中国的税负过重，而主张实施大规模减税。但一旦深问，就中国当前的情形论，需要减多少税，究竟要减哪一个税种的税或减哪一方面的税，并且，合理或适当的税负水平应当是多少，它又如何同政府支出水平对接的时候，却往往没有了下文。
再如，提升个税“起征点”被解读为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的一种举措。且不说“起征点”的说法并不准确，严格的说法应当是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但一旦细究，提升“起征点”所惠及的是现行“起征点”——月收入2000元(若考虑到免税项目，则可能达到3000元)——之上的群体，而现实中国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月收入水平并不在此范围之内，为什么要通过提升个税“起征点”而不是通过个税的整体改革给中低收入者减负的时候，似乎又拿不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又如，许多人对所谓“馒头税”义愤填膺，而要求取消所有针对食品的课税。但一旦被告知，17%的“馒头税”实是增值税，它不仅对包括馒头在内的食品课征，而且，对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要课征，取消馒头税可能意味着全面取消消费品课税，甚至可能牵涉到份额达40%左右的中国税收收入的时候，接下来的论证又戛然而止了。
还如，车船税法的修订，特别是针对汽车排气量大小而适用不同税负水平的内容，先是被当作推动节能减排的一种政策安排，后来在一片质疑、反对声中大步后退的时候，对其目的，又改用减轻居民负担的说法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所有这些，客观上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对于中国下一步的税收改革，我们尚缺乏整体考虑和顶层设计。历史与现实一再告诉我们，缺乏顶层设计的任何改革，都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其实，目前税务改革之所以引起这么热烈的讨论，主要是因为税收涉及到了社会公平，政府清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纠葛问题。
目前我国进行税收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背景因素。
(一)各地方政府违规减免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当前，各地为了吸引外资，不惜一切代价，纷纷给予外商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按照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除中央政府有明确授权的以外，各级地方政府均无权制定税收减免政策。然而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越权制定了各种减免税“土政策”，包括纳税前的减免优惠和纳税之后的税收返还，即先征后返，在税歉入库之后，财政进行“退库”，将税款返还给企业。因为某些税种是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地方如果擅自减免就等于变相剥夺了中央收人。这正是由于地方政府违规减免税导致地方恶性竞争，已经严重阻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我国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
(二)地方主体税种缺乏，导致地方政府过于依赖非税收人
当前地方税收体系中税种虽多，但缺乏对地方财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且长期稳定的税种，税源零晕分散，受制因素多，税源潜力小。而且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偏小，地方税的立法权完令集中在中央，省级以下政府没有地方税的立法权，地方政府不能根据当地公共支出需要及本地区域特征开设税种筹集收入，地方政府收人税收依存度过小，地方税收收入远远满足不了地方财政支f“的需要，越来越依赖各种预算外收入以及举债收入。
进行税收管理体制改革将对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地方政府收入来源，以及对地方税收体系的建立、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一)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所采取的政策将多元化(二)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将规范化
(三)地方政府将建立起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四)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方式将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五)有助于税务公开，避免过度的三公消费，保证政府清廉。还能让民众更好的参与政治生活中，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
而且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因为贫富差距加大，而一些富人又为富不仁，引发种种不良影响，社会“仇富”问题严重。初次分配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显然不够。收入再分配面临着平衡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艰巨任务。这时就要税收发挥调节居民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的功能。这是涉及民生方面的问题。
总而言之，就中国当前的情势而言，税收改革的顶层设计，起码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究竟要定位于怎样的水平?这不仅需要做国际间的比较，还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不仅要考虑眼下的中国国情，还要前瞻未来的中国走势;不仅要牵涉税收同经济之间的关系，还要联系政府职能、政府支出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不仅要着眼于政府部门自身的需要，还要同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的所有部门、所有利益群体的诉求相协调。
第二，中国的税收究竟要被赋予或应担负怎样的功能?不仅仅满足于取得收入这一传统的功能，还是要同时兼顾调节居民收入和实施宏观调控等可称之为现代税收的所有功能。第三，如果要减税，中国的减税政策究竟要落实或归宿于何处?从根本上说来，所有的税收都来自于企业和居民的缴纳。不论减何种税，最终都会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但不同的税类、不同的税种所涉及的企业和居民群体有所不同，操用不同的减税举措所惠及的企业和居民群体也有所不同，联系到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情势和中国税制体系的前行方向，当前的减税又当以什么样的税类、税种为主并辅之于什么样的举措?
第四，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或基于不同政策目标而选择的税收改革内容固然会有所不同，但当短时的需要同长远的考虑相冲突的时候，究竟是让短时需要服从于长远考虑还是让长远考虑让位于短时需要?如果取短时需要和长远考虑相融合之策，那么，又如何让短时需要的满足不至于损伤长远的考虑?或者，将其对长远考虑的可能损伤减少到最低限度?
中国税务改革是个任重道远的事情，我们要积极关注，积极参与，才能使改革体现民众意愿，达到预期目标。
作者：易宪容
近日，随着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数据，有关“宏观调控初见成效”的称赞声不绝。但就是没有人去想，为什么政府一出手经济数据就能够降下来?经济过热是否会卷土重来?这种运作机制的根本缺陷在哪里?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看看他人所走过路。近几年来，我们的邻国日本与韩国经济上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同样不小。两国同样在采取办法来化解，但是由于采取的思路与方式不同，实际效果也就相去很远。从日本来看，直到近年来才有一点起色，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特别是在1990年代，日本金融学界称之为“失落的十年”。日本长达13年的金融危机一直令许多人困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二三年内都能够走出困境。如发达的市场体制下，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配合适当问题处理政策，金融危机在不长的时间内得以化解。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国力无法支撑的情况下，经济整个崩溃，金融体制也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更新与重建。
日本的金融危机之所以难以化解，就在于一个快速成长的经济体中，金融体制相对较为落后保守，金融法规不健全。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经营者在资产泡沫的扩张中，不注重金融风险控制与信用的分析，而是将重点放在人际关系的维持。在问题发生之后，又用尽一切手段来掩饰，最后把问题越拖越大，银行的呆坏账越积越多，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先是过
于乐观，继而拖以待变，等到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又不愿让大金融机构倒闭。政策上一再延误，从而失去解决问题的良机。日本政府最后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政策，但经济已受到重创，病去如抽丝，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只好躺在床上等待元气恢复。
同样是面对金融危机，韩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受了到前所未有的重创，韩国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在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前一年，前总统金泳三也曾希望整顿积弊深重且体质又相当脆弱的韩国金融体制，但由于受到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全力抗拒，行政部门不能够发挥应有的公权力而失败收场。一年后，面对着严重的金融危机，金大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帮助下，对韩国的金融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正是这种金融改革的大力推动下，经济短短几年就得到恢复。1999年和2000年韩国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0.9%和9.3%。即使是在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下，韩国的GDP增长率达到了3%。
韩国金融改革的具体方式有：首先是准备阶段(从1997年12月3日到1998年6月15日)，在这个阶段中，韩国政府除修改相关法令规章并检视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巴塞尔协议所规定8%标准，以作为日后大力整顿金融机构良好基础外，于1997年12月24日成立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并陆续设立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与综合金融评估委员会，以及在1998年4月成立独立的金融监督机构金融监督委员会等单位，作为
金融体制改革的执行与监督机构。
其次，在金融改革期间，将不能够通过金融检查的金融机构即其资产充足率未能达到最低标准、经营不佳且在短期内亦无法改善的金融机构、勒令其破产、合并、暂时停止营业以及给予拍卖等方式加速淘汰。
最后是经过一连串汰弱择强后，在金融监督委员会严格监督下，根据重整计划，以引进外资、有偿增资、合并、收购、缩减营业范围以及地点撤换管理层等方式，来加强经营状况较好的金融机构的体质。如金融机构巨大不良资产的清理、银行业与非金融机构的重整等。
政府强力介入的金融体制改革使得韩国的银行业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绩。韩国银行业财务结构不但更加健全，而且生产力大力提升，获利能力亦明显增强，经营状况也进行了佳境。根据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在2002年4月底报告指出，2001年韩国的20多家银行基本上结束近5年来亏损的状况，而且净利润创历年新高。韩国银行业员工的生产力也得到大幅地提升，而且高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同时，2001年韩国银行的资产回报率、普遍股权收益率也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在韩国政府不断投放巨大的公共资金，协助金融机构清理庞大的不良资产之后，韩国银行业的健全性日益提高，银行资产的充足率等考查商业银行指标都达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水平。
从韩国的金融改革来看，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危机，政府推动的金融改革基本上是相当顺利的，大致上都按照预先计划顺利推行完成。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因韩国政府不断利用国家庞大的资源积极介入干预，严重扭曲资源分配和市场机能的正常运作，并由此引起国际上关切与批评。
近几年来我国也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与力度，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政策与措施，但无论是银行改革还是证券市场的改革都不尽人意。特别是这次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所暴露的问题更是丛生，有的甚至积重难返。无论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是证券市场做假欺诈;无论是金融资产的错配误配，还是金融市场定价机制扭曲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严重阻碍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金融业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日本与韩国金融改革所走过的路或许会对我国有不少启示。首先，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上。缺乏大的战略和持续性的规划、设想，使得不少法令法规朝令夕改。比如金融改革的发展路径问题，是采取中央集权式或分权式自由企业式，尽管中央的文件有所表示，但实际上却根本无法走出信用市场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因为在这种体系下政府能够通过直接投资、贷款、政府担保等方式和银行来分担整个金融体系之风险，或透过银行关系来影响信用的再分配，从而通过利率管制让金融资源流向政府所认可的部门与行业。可
以说，目前这种金融体制中的根本格局不改变，金融改革要取得大的进展是十分困难的。在政府对金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不仅会减低金融资源的运作效率，而且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利用政府权力来为其集团服务，如日本的既得利益集团那样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利率市场化问题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本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早就扭曲多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过热不断，就是这种金融资产价格严重扭曲的结果。很简单，如果不是资产定价那样低，投资不会那样过热。但是，这显而易见的东西就是有人看不到。
其次，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我国金融改革最为重要一点是：任何改革都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并以有力组织来保证这种改革的执行与实施。目前我国所进行的金融改革不是先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先建立起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组织，而是走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哪里出了问题又制定一个政策来弥补，这就使得市场行为总是在以短期为主。
再次，要对现有的金融机构与组织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对那些体质不好、前景不佳的金融机构都得毫不留情地强制性地勒令其破产、歇业、拍卖与合并，比如一些证券公司及信用社。当然，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理，政府一定要下大力气，无论是银行不良资产还是证券的不良贷款，既要全面认真清理，看看到底有多少，也要有决心处理，不能优柔寡断，让问题一拖再拖，拖出日本的结果。同时，对国内外的资本大力开放，以补充金融业的失血现
象。为了吸引国外资金前来投资，要大幅放宽对外资进入国内金融业的限制。
还有，应该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重新的审视现行的监管法律与条例，不要等到问题一来就没有可依据的法律。比如，对中小投资者损害补偿问题。
出处：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7月22日12时03分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实施 ，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变得越来越多，加上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的快速发展趋势，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老年人群体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将大幅度的增加，这对目前国内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新的的挑战
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程度远高于中国，在养老保险政策特别是在农村养老保险金的制定及实施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由国民年金制度，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和农民年金制度构成
国民年金制度
国民年金，即日本全体国民皆可以享受的养老金制度，也是日本的基础养老制度。具有参保资格的人员分为二类：20-60岁的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厚生养老金制度的加入者及各共济组合的成员和前者参保者的配偶。参保农民每月定额缴纳
1.33万日元，凡加入时间在25年以上，年龄在65岁以上的参保者均可领取基础养老金，加入该制度40年的参保者，退休后每月可领取最高6.7万日元的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按照责任共担原则，其财源构成，国家负担三分之一，其余部分由个人缴纳
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
日本政府为向不满足于基础养老金的农民参保者提供更高层次的养老保险,缓解不同参保者间的差距,于上个世纪80 年代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1991 年开始实行国民养老金基金制。规定凡满20 周岁以上60 周岁以下的农民均可自加入,每月需缴纳“附加保险费”,满65 岁后,除可获得基础养老金外,还可获得“附加养老金”;凡被豁免缴纳国民养老金保险费及申请加入“农民年金”者,则不得再申请加入国民养老基金,已加入的中途不得退出。此类养老金的支付分为无期与有期两种，标准金额可自主选择，同时享受税制的优惠。
农民年金制度
农民年金制度是1971 年1 月建立的。它对作为国民年金被保险者的农民,在支付国民年金的基础上,就经营权转让及老龄等两个因素进一步支付的年金。该制度旨在稳定农民晚年生活,提高福利水平,是国民年金制度的重要补充。不同的是,农民年金的加入并非强制性,完全尊重农民个人意愿,由个人自愿提出申请缴纳保险费。但申请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凡满足必要条件者,当被保险者跨入老年行列,若转让其经营权,则与缴纳保险费的期间相适应，支付其经营转让年金,若不转让经营权,则被保险人在满65 周岁时支付其农民老龄年金。农民年金制度运转的主要经费来源是保险费与财政补助，财政补助比例依据参保者的年龄和参保年限而规定不同的补助标准
对中国养老保险的启示
借鉴日本在老年养老保险制度上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国家未来面对新形势及制定相应的政策
有着积极的作用。
加快经济发展，为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提供雄厚经济来源
日本的经济发展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了较充分的物质准备，而我国经济发展只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较少的物质准备。所以完善我国养老保 险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大力发展我国经济，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企业利润.提高政府收入，使养老保险能有充分的资金来源，从而避免养老金支付危机的发生， 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
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
公平的养老保障制度应该没有身份的差异，无论是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还是企业 员工、自由职业者，或是农民工，各人均应承担相同的自缴比例，到期均可以享受平等的社会养老标准。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通过个人缴费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筹集资金，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保障城镇居民老年基本生活。
大力发展企业(职业)补偿养老保险。
为了弥补统一制度后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下降，则必须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保险及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尤其是企业(职业)年金。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即建立基本养老保 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建立辅助的护理保险制度
在人口老年化的同时，我国近年来还实行计划生育制度，结果使我们下二代年轻人的数量急剧 减少，再加之女性的职业化日趋普遍，我国传统的老年人“家庭护理”越来越不能满足老年人生活的需求，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将来老年人的“家庭护理”已经是不 太可能。鉴于此我国也应象日本那样建立护理保险制度。通过护理保险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规范和高效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为广大养老家庭提供各种生活服务
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能够向能够向老年人提供综合的福利及医疗服务。将原来分离的老年人福利制度和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整合，可以创建了一个方便、公平、有效的全体社会支援的老年人护理体系。
。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筹资渠道少、筹资能力弱
目前农村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投入，二是农村集体经济，三是农民自身收入。在国家财政投入少，农村集体经济给予补助的政策落
实出现困难的条件下，农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更加大了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筹集难度。2003—2007年，农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0.36%，落后于同期我国GDP年均10.6%的增长幅度，也大大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这直接制约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渠道。
保险覆盖面有待扩大
我国农村参保人数占全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只有7%左右，占第一产业即从事农业生产 的人口也只有平均15%左右
导致我国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的原因如下。 (1)个人参保意识不够高。(2)政策宣传和组织实施力度不大。
保障水平偏低
(1)集体经济薄弱，个人收入增长缓慢。保险标准低。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完全积累型的个人账户制，养 老金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积累期限和积累规模，投保期限越长、缴费金额越多，收益就越多。其实质更类似于一个低保障、低缴费水平的农民养老保险个人储蓄计划，如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只能领 取4.7元。如果一次性缴费100元，对于现在20岁的人来说，到60岁时开始领保险金时，每月也只能拿到104元。这样的保障水平显然难以满足农村老年 人的生活需求，难以真正实现养老保险的功能
(2)基金保值增值效率低。
3.管理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
(1)政府功能未充分体现。
(2)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3)改革措施不协调，束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
基金管理较为松散。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采取属地化的管理方式，并下放到县级，而我国很多县级财政为“吃饭财政”，难为当地的农村养老保险提供财政补贴，资金挤占挪用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公共财政难以执行统一的管理监督，无法及时化解财务风险，造成了极大的财政隐患。在1999年农村养老金移交劳动部门之前,农村养老保险机构靠提取3%的管理费维持运转，农村养老金被挪用和违规拆借所造成的损失也难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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