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制度改革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精选8篇）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 篇1

这是一场复杂艰巨、波澜壮阔的改革——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政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在神州大地上展开了一场气势恢弘、前所未有的司法体制改革大实践。

八年弹指一挥间——8年多过去，在依法治国的前进轨道里，在风生水起的改革大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公平和正义的旗帜，在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高高飘扬„„

突出重点，整体推进

——十六大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举措频频 “王警官，我是咱们小区的居民，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呢？”2010年1月8日，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启动“片警在线”，不少居民迅速通过互联网向片警王春意提出了问题，王春意迅即作出解答。

开展网上警民互动，密切警民关系，这只是近年司法体制改革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部署下，十六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逐步深化，任务逐一分解。

自上而下，先易后难，突出重点，整体推进——一场涉及公、检、法、司等各个政法机关的司法体制改革实践，在神州大地上逐步展开。

一次次座谈会，一次次专题会议，一项项课题研究，一次次基层调研，一次次协调沟通会，一项项改革举措„„

司法体制改革复杂而又艰巨，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组织下，从部门到地方，从人大到政协，从专家到基层干警，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群众，从党内干部到党外人士，都参与到司法体制改革的调研、论证和决策过程中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从分工方案到具体实施方案，数十项改革任务一项项落实到责任单

位、责任人，并且列出了时间表。

这是一场复杂艰巨、波澜壮阔的改革——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十六大尤其是十七大以来，政法机关和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持续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着力解决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健全司法为民的工作机制，出台了大量改革措施。

从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到加强合议庭职责，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

开到规范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从不断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审制度到改革审判管理制度，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在促进司法公开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司法能力是提高司法水平的前提。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完善法官招录培养体制、培训机制，完善人民法院人事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加强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信息化建设等举措，努力提高审判机关的司法

能力。

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十七大以来的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人民法院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司法为民：从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到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从完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到改革完善司法救助制度，一系列改革举措，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审判机关的变化。

——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和加强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为重点，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针对诉讼活动中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现象，检察机关通过建立和

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开展量刑建议试点，改革和完善对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制度，建立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

制，完善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举措，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针对检察执法关键环节，检察机关通过健全举报机制、完善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机制、建立和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一系列举措，建立健全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执法公信力。

——全国公安机关积极推进矛盾纠纷排查、规范执法、执法监督等

工作机制改革，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适应维护社会稳定和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需要，进一步加大了对

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力度，推出律师代理案件、全面实行聆询、缩短劳教期限、扩大所外执行范围、加强检察监督等举措。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稳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不断完善。

改革完善律师制度，明确了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新定位；推进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试点工作；推进律师收费制度改革；修订律师法等法律规章„„2003年以来，律师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法律援助是现代社会法治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推出法律援助便民利民10项措施，不断加大法律援助财政支持力度„„各地根据改革要

求，努力促进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监狱管理、社区矫正、司法考试„„过去几年里，这些领域的改革也都稳步推进，取得了良好效果。

——司法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完善。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司法监督的力度明显加大。司法机关普遍建立健全和党外人士的沟通、通报、联络和联席会议制度；全国人

大常委会充分运用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多种监督形式，改进完善了监督工作；检察机关进一步完善对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实行看守所监控录像与驻所检察室联网，强化对看守所执法活动的经常性监督„„

7万多名人民陪审员、2万多名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不断完善，进一步加强了人民群众对法官、检察官办理案件的监督制约。目前，全国已有约1/3的基层法院——1074个基层法院实

行“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全国3137个检察院选任的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近3万件，对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情况提出监督意见783件。

从法律监督到人大监督，从舆论监督到群众监督„„全国人大代表、青海西宁市回族中学副校长拜秀花说，从知情到参与，再到监督，人民群众越来越广泛地参加到司法审判工作中，通过这种参与的扩大，监督机制和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

——司法效率进一步提高。

全国绝大多数法院实现直接立案，每年受理的案件达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件，压力巨大。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提高了司法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8年来，政法系统信息化建设得到大力加强。仅在检察系统，就有57%的检察院初步实现网上办案，67%的检察院初步实现了网上办公。通过网上立案、远程立案，开展便民服务，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司法公开和信息资源共享。

公安机关实现了网上立案、审批、监督、考评和案件资料的统计分析、综合查询。对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治安案件，上一步程序没有完成，就不能进入下一步程序，案件从受理开始，每个执法环节都呈现在网上，始终处于有效监督之下。既提高了执法工作效率，又切实促进了执法公正。

案结事了，服判息诉，是衡量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指标——2005年5月至9月，公安部组织各级公安机关接待上访群众，4个月里累计接待

群众来访20多万起，绝大多数地区停访息诉率达到80%以上。

——政法干警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增强。

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组织保证。随着编制的增加和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试点范围的扩大，政法队伍尤其是基层政法力量得到充实。从2008年起，中央定向为中西部地区招录、培养政法工作人才，同时适度放宽司法考试西部地区报名条件、相应降低合格分数

线，并在政法干警编制上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有效缓解了西部地区政法干警力量短缺的问题。

从2951名县级公安局长、首任地市公安局长到3500多名基层检察长„„近年来，一系列大规模培训提高了基层政法机关负责人的素质和水平。

——进一步的司法保障，为政法机关依法有效履行职责更好地奠定了基础。

8年多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加大财政投入，为司法部门履行职能提供了有效的物质保障，政法机关因“利益驱动”

乱作为的现象明显减少，从而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公平和正义的旗帜，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

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政法机关的行为和形象，提高了司法效率，维护了司法公正，更给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悄然带来变化。以人为本，司法为民，成为越来越多公安干警、法官、检察官的自觉行动。8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深入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取得人民满意的社会效果——最

新部署源自党和国家对现实的清醒认识：随着民主法治进程加快推进，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利益诉求和权益保障的双重愿望越来越迫切，并且汇聚到政法机关、期待通过法制渠道妥善解决。

与新形势新任务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相比，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不适应之处。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攻坚克难的精神，积极推动司

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改革的成效。”今年年初，中央领导同志再次对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

号令再次发出，改革的“时间表”也更加清晰——2012年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和总结，确保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各项措施基本落实到位。

时不我予，时不我待！站在新世纪又一个十年的门槛上，回首十六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人们无法不心情激荡，信心满怀。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 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这条道路既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法制”, 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特色”主要体现为: (1) 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社会属性, 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政治保障,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功绩所决定的; (3) 这条法治道路是将“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的一条法治道路,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而法律在我国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意志的, 这条法治道路统一于人民民主, 旨在充分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的权利; (4) 这条法治道路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扬弃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法治文明成果而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因此我们的法治道路既有重视“情理法统一”的色彩, 也有注重“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的趋势。在司法领域, 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并重等。

二、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的内在关系

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关系密切,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体现, 当司法实践的发展需要变革一些司法制度时, 司法规律就在无形之中支配着司法改革。而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有着方向标的意义, 司法改革必须遵循司法规律, 违背司法规律的司法改革难以取得良好成效, 尊重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司法改革的发生是伴随着司法体系内部矛盾和司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变化而发生的。司法规律要求司法活动必须符合时代之发展要求, 当司法活动不能实现司法公正之目标时, 就需要改革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设计。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二)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依据。

司法规律具有客观性、必然性,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司法改革要尊重实践, 要参照司法规律, 绝对不能纯粹“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在司法改革过程中, 司法规律是一个重要依据。

(三) 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遵循司法规律。

中国司法改革的不竭动力不是理论探讨, 只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需求才是司法改革、政策变迁与法治建构的核心变量与最重要的驱动力。而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否尊重了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基本规律, 是否尊重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

(四)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

司法改革不是茫然的改革, 而是朝着回归司法本位的方向, 司法规律就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司法规律支配下的司法权属于国家, 是中央事权, 是按照司法自身的属性在运行, 不会出现“地方化”“行政化”等情形, 司法改革就是要朝着遵守司法规律的方向改革。

三、司法规律视域下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完善

(一) 司法规律检视下的司法改革现状

1.“司法行政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规律要求的是司法发挥司法而非行政应有的价值, “让司法的回归司法, 行政的归行政。”不可否认, 从我国法院设置、法官级别设置到法院权力之运行无不带有行政化色彩。本轮司法改革最突出特色是”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 这被认为是剑指“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色彩浓重带来的不仅仅是司法的错位, 更严重的是产生的冤假错案及其带来的群体性价值迷失。

2.“司法地方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权的地方化使得审判权行使过程中容易受到地方党政机关的不当影响、干预甚至操控, 作为审判组织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时需要请示上级法院或层层报批来抵御这种压力。本轮司法改革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管, 这项举措在理论上的初衷在于去地方化, 但是再在实践中或许会加剧地方化的隐忧。

3. 司法公开与司法规律

司法公开是确保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司法改革中关于司法公开的范围尚且有限, 对于司法公正所需要的公开化远远不够。司法公开是为了确保公众更好的监督, 监督的缺失必然导致公正的折扣。王晨光教授认为“司法权的专属性、定纷止争的功能和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活动必然要遵循司法公开的原则;其内在规律也揭示了司法公开的必然性。”

4. 司法职权配置科学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既无强制, 又无意志, 只有判断, 且为实施其判断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司法权的配置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权的运行及其结果。目前司法实践中中国尚未真正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司法体制, 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是“流水作业”, 未真正实现“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权力制衡原则”“避免利益冲突原则”。审判管理和司法行政管理中对司法规律的把握和遵循还不够。

5. 司法职业化、民主化与司法规律

近年来的两种司法改革路径中“侧重解决问题的”主张司法应该民主化, 以“马锡武审判方式”为历史蓝本, 以法庭下乡为现实样本;侧重“按司法规律办事的”则主张司法应该职业化。司法改革的现状中关于司法队伍职业化进程也是在不断推进的, 此前退伍军人转业进法院的现象已经得到纠偏。对于司法民主化是否有违司法规律, 笔者以为应该辩证看待, 司法民主化不等于司法的政治化和去专业化, 更不等于一味的迎合民众司法情绪而丧失司法应有的理性, 从这个层面讲, 司法民主并不违背司法规律。

6. 司法能动与司法规律

在和谐司法的呼声中, 在问题导向大和解的背景下, 中国司法改革中曾一度出现了“能动司法”的动态。能动司法观是改革者为了解决转型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司法资源匮乏的张力而提出的, 初衷在于司法机关积极主动甚至提前介入矛盾纠纷以更好的化解纠纷、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殊不知中国的能动司法在实践中被变异为“司法盲动”“司法乱动”“司法权的滥用”等现象。显然这是有违司法被动性的。也正是因为有违司法规律, 司法能动在中国司法改革的阵地中仅仅是昙花一现。

(二) 辩证对待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的要求还体现在:辩证对待司法与行政、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不能本末倒置。司法规律要求实现的是司法与行政各归其位, 各司其职。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桥头堡, 重大行政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司法改革的目标在一国往往与该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改革目标的行政化, 比如司法改革是否应该以“服务大局”为首要目标,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司法就应该作出“司法大和解”的现实回应, 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在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中, 我们应该看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势必会影响到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改革的深化也会带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重要体现。一切行政改革应该法治化, 一切司法改革的推进则不应该行政化, 行政化的司法改革本身就难以祛除司法行政化的诟病, 权威与公正更是无从确保。

(三)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建议

司法规律对于司法改革成败得失意义重大, 基于中国当前司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今后应该遵循司法规律深化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笔者以为,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应该从以下着手:

1. 司法规律与中国特色相统一

司法规律具有普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司法规律不仅仅适合西方国家, 它也应该适用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司法规律在中国的不适用或变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更好的保障司法人权价值目标的实现。中国传统的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应该得到改革, 行政权高于或大于司法权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司法的特色, 遵循司法规律, 今后应该处理好的中国特色是: (1) 积极改变党对司法的领导方式, 破除“党大与法大”的理论陷阱; (2) 做强做大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祛除人大的个案监督; (3) 破解“维权”与“维稳”的对立, 促进权利保障前提下的社会稳定; (4) 努力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 减少“信访不信法”的怪象。

2. 司法体制与行政体制相一致

我国单一制的国体决定了不可能存在西方三权分立与制约平衡,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自然不会存在西方的那种绝对的司法独立。遵循司法规律下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是违背本国国体与政体的改革, 而是在尊重现行国体与政体的前提下, 逐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也不是“头痛医头, 脚疼医脚”, 而是在科学理性的顶层设计之下, 改革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不适应人民之需、不符合司法价值与属性的具体制度。

3. 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相统一

司法模式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是不同的, 中国的司法模式更类似大陆法系, 带有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线条流畅、诉讼效率高。这样一种诉讼模式并不意味着与司法规律相冲突, 司法在实践中应该追求效率与公正, 以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为例,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当是一种具有较高诉讼效率的诉讼架构, 只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序能够得到切实遵守, 完全可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高效率, 根本没必要搞普通程序简易审这种不伦不类的改革。”因此,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应该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更应给本国司法模式以关怀, 将本国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起来。

4. 把握并遵循法治规律

司法是法治的关键环节, 司法的改革必须遵循国家治理与法治发展和运行规律。具体而言,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要遵循以下三个基本的规律: (1) 要遵循国家治理规律, 理性把握法治的作用和功能, 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2) 要遵循法治发展规律, 做到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相结合。 (3) 要遵循法治的运行规律, 合理配置法治主体的结构, 努力提高法治结构的功能, 积极推进法治功能的强化和转化。

四、结语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不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延续, 不是本土资源的沿袭, 更不是西方法治的完全移植, 同样, 中国的司法改革不会完全参照西方来改革, 更不会以封建法制为皈依。中国的历次司法改革, 改革内容越来越多, 程度在不断深化, 而本轮司法改革不单单是问题导向, 也不是纯粹的遵循司法规律, 而是将中国特色的国情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 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真正需求。司法规律检视下的中国司法体制仍旧存在问题,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 中国司法体制将会日趋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法律移植与司法制度改革 篇3

美国法学家亨利·梅利曼对普通法系国家法官这一令人神往的职业是这样赞美的：“生活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的人们，对于法官是熟悉的，在我们看来，法官是有修养的伟人，甚至具有父亲般的慈严。普通法系中有许多伟大的名字属于法官……，普通法系的最初创建、形成和发展，正是出自他们的贡献。”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则描述英国的法院具有真正的司法权，“就其重要性与地位的崇高讲，不下于立法权与行政权。”

来自普通法系的对法院地位的尊崇和法官职业的崇尚有可能加之于中国的法院和法官吗？公元一○六六年，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从而开展了普通法系的形成过程。当时，整个英国的审判权极为分散，诉讼可以向各种法院提出，国王只行使象征性的“最高审判权”。但随着诉讼的不断扩大以及所能提供的好处，国王与皇家法院(通称威斯敏斯特法院)愿意扩大受案范围，当事人也认为皇家法院比其他法院更优越。因此，皇家法院很快便已几乎独揽审判权。要使皇家法院接受诉讼请求，必须向大法官申请发给命令状。由于命令状的不同，所引起的每个案件的诉讼程序各异，人们的注意力自然主要集中于程序，而非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上。这种“在程序法的缝隙中渗透出来的”普通法，成功地阻止了罗马法的概念和范畴进入英国。十五世纪，由于普通法过于呆板、僵死的程序无法保证案件的公允解决，一些对审判不满的当事人即向国王申诉请求干预，申诉一般经过大法官，大法官则经常被授权以国王和枢密院的名义作出判决。这样，作为普通法补救办法的衡平法被法官创造出来了。

毫无疑问，法院(法官)在英国享有崇高地位首先归因于普通法系发展的独特历史，法官创造了普通法和衡平法，可以说，普通法系的历史是一部真正以法院(法官)为主体发展演变的历史。法官创造法律，运用法律，最终使司法权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并能同政府和议会互为制衡的力量。“一个完全独立与高度受到尊重的司法的存在，是英国各种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所必不可少的，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法院在历史上曾作过有力的贡献。”(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第351页)正因为如此，在普通法系国家就任法官被视为一生中事业达至辉煌的标志，将会享有丰厚的薪金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尊崇。

这恰与大陆法系的法官形成情景分明的对比。来自普通法系的亨利·梅利曼对大陆法系的法官作了无情的嘲笑：“大陆法系的法官职业正在变成一种法官们自我解嘲的栖身之处，对于那些不求上进、贪图安稳、在律师活动和学术职位的竞争中不可能成功的人，这个职业最具有吸引力。法官职业的工作条件和薪俸水准与他们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也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大陆法系法律职业界有一个明显的等级结构，法官是其中的低等阶层。”(亨利·梅利曼著《大陆法系》，第130页)大陆法系法官地位不高的根本原因同样源于传统。大陆法系司法传统源于罗马，罗马的法官对法律并不熟悉，他们只执行类似于仲裁的职能，法官的地位远远不如立法者和法学家。大陆法系所奉行的审判方式也限制了法官作用的发挥，法官只是一部按照既定立法操纵法律执行的精确机器，他的作用仅限于把事实同已有的法律条款联系起来，法官不能解释法律，更不能立法。

尽管大陆法系法官的地位远逊于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官，但从政体形式上看，大陆法系的法院仍然享有很高的地位。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自然法思想的传播，三权分立原则被作为一种基本的政体在西方各国确立起来，司法成为与立法和行政相制约的重要权力。

显而易见，中国从未存在过普通法系法官创造法律的土壤，也未经历西欧大陆启蒙运动的理性洗礼。在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之前，中国甚至没有产生过职业化的法院和法官。相反，中国传统的司法特征是以礼入法，法律只被视为天道人伦之外的一种次要的辅助性手段，负责审理案件的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对法律一窍不通的行政官员，判词常常通篇引用儒家经典，以微言大义行道德教化。包括司法权在内的一切权力都源于皇权，为皇权服务，皇帝才是居于金字塔顶尖的裁判万事万物的“法官”。

新中国建立后，创立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国家政体模式，这就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政体模式，司法体制则被设计为公检法互为分权制约的模式：公安机关负责案件的侦查、预审以及提请批捕、起诉工作；检察院负责审查批捕、起诉和提起公诉工作，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实施监督，公安机关对检察院的不捕决定有申请复改的权力；法院负责案件的审判工作，最终作有罪、无罪决定，但必须接受检察院的监督；检察院可以对法院的判决提起抗诉，但无法对案件本身做出改变。这种诉讼上的“三角”制约关系，使得每一方的注意力自然集中于某件事实的审查和证据的判断。相对于每个诉讼阶段，公检法任何一方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扮演查疑辨伪的“主角”。这同普通法系注重程序，以法院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操作观念有很大差别。概而言之，从政体模式看，中国的法院既不能扮演如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中同议会和政府相制衡的政治角色，在具体的司法体制中也不能如普通法系那样以法院的司法审判为中心。因此，当我们对普通法系的法官职业感到羡慕的时候，我们或许更应该现实、理智地面对中国固有的政治、司法制度和司法观念。

客观地看，目前以立法为先导的司法制度改革虽然引进了普通法系的一些审判方式，但并未将其某项法律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如同所有社会制度的移植一样，法律制度移植的复杂性在于那些在他国看似运行良好的优秀法律制度经过移植仍然会是优秀的吗？如果是，这些优秀的法律制度能否不受被移植国家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排斥而存活下来？如何看待移植法律制度与本国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关系？

一项制度的移植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以彼制度取代此制度，还存在制度的相容性与制度安排的效率问题。其实，制度既是生成的，也是选择的。随着世界各国交往的日益增加、地域空间的相对缩小，制度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更为现实。“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实验室”(诺斯)。因此，法律制度的选择对我国法制建设意义重大，是现实而且可行的。

既然法律制度是可以移植的，那么移植的方向在哪里？是移植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我们在法律移植方向上碰到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如果从文化的相容性角度考虑，应该移植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中国的法律传统和大陆法系相近，相近制度之间移植的成功率较高。但相近制度之间移植的效果不一定好，制度的巨大反差所蕴含的特有方式往往才是我们需要通过移植解决问题的价值所在。问题是我们在引进一项制度时，我们首先应该清楚引进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通过原有制度而无法解决的某个问题，还是为了激活旧制度中某些已近乎瘫痪的系统？这就提出了法律移植的第一个原则，即移植的针对性问题。加强法律移植的针对性是对法律移植成功率的一个很好的补救措施。假如从普通法系有针对性地移植了十项法律制度，只成功了一项，那么这项有价值的移植将会补偿其他失败移植的代价；相反，盲目移植将会抵销移植的成功率。其次，法律移植要有现实性。我们必须能够区分：哪些法律制度是适合我们的；哪些法律制度虽然是合理的或优秀的，但并不一定适合我们。法律移植的最大陷阱是不顾现实的理想主义狂热冲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法律移植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法律移植只是改变了法律制度的集合，只是把普通法系中的某项法律制度拿来为我所用，不可能全盘改变整个法律制度。因此，法律移植总的原则应是坚持自我，完善自我，切忌在移植的同时丧失个性。

论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完善 篇4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的实施关系着国家、社会秩序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权益，因此对法律执业者有较高的要求。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和精英化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律传统或法律职业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历史使命提出的必然要求。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与法学教育相衔接的，适应法律职业需要并与法律执业部门录用制度相配套的，选拔、培养、任用合格法律执业人员的制度。我国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从2002年开始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法律职业群体的专业化和同质化，深刻地影响了司法实践。同时，几年来统一司法考试的实践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对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完善，既包括对考试内容和方式的调整，也包括对报名资格的提高。

一、司法考试制度概述

（一）我国司法考试制度概述

法律的职业分工和结构的形成及其演变，主要是由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决定的。从世界各国情况看，在广义上，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一般有三种：应用类，主要是指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有的还包括立法人员、仲裁员、公证员；学术类，主要是指法律教师和法律研究人员；法律辅助技术类，主要职责是辅助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就我国的情况看，一般分为四种，即法律辅助事务型、法律执行型、基层法律实务型和法律技术型。狭义上的法律职业，主要指律师、法官以及检察官。本文所讲的法律职业是指后者。

从2002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也就是说，从2002年开始，要想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先决条件是必须参加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并取得合格的成绩，可以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对中国法律职业朝着专业化和精英化的方向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二）西方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概述

世界上凡法治发达国家对法律职业从业人员无一例外地都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尽管发达国家依其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形成了各自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但概括而言，大体有以下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法、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为典型的准入方式：司法考试＋职业培训➾法官、检察官、律师，我们称之为统一的准入模式；另一种是以英、美普通法系国家为典型的准入方式：律师资格考试➾律师➾法官、检察官，我们称之为渐进的准入模式。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资格考试均是法律职业准入的基本方法，但由于各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法律传统上的差异，考试形式与内容有所不同，考试制度各具特色。

1.关于考试主体的资格

在美国，作为“对法律的顺利实施和司法的责任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律师资格的获得必须具备三方面条件：学历、资格考试和品行考察。其考试主体资格限定为：凡年满18岁至21岁，法学院3年毕业取得法

试卷由文部省法学院认定的大学法学院认定的大学法学院命题。第二次考试由两部分闭卷笔试组成。考试科目只限定于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5科。日本的司法考试难度较大，且录取率一直很低（通常控制在3％以下），因而要考取资格，绝大多数人都至少参加了两次以上的考试①。

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职业资格考试均对参与主体的资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必须经过严格而正规的大学法律专业教育，以接受大学法学教育作为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前提，实现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统一，符合了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尊重了法律职业专业化的发展要求。

总的看来，无论是对考试主体严格的资格限定或是对考试者所须应对的考试的层层关卡的设臵，大陆法系的考试制度与程序相对严格甚至苛刻，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加以考察，坚持择优录取、宁缺勿滥的原则，确保了参与者首先是合格的法律人才，通过者必然是优秀的法律人才。英美的律师资格考试由于其考试目标的确定性，并且申请者的应试起点相对较高，因而并未设计过于复杂的程序，考试形式相对单一。在处理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各国一般是通过报考资格条件的限制和分阶段考试的模式设计来调整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

我国是模仿大陆法系国家建立起来的为塑造法官权威的精英主义考试模式，我们所实行的法律职业制度也基本接近于成文法系国家的一般做法，因此，深入比较大陆成文法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对建构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更加科学的司法考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①程乃胜：《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2页。

个数字等死记硬背的内容，显现出呆板和欠缺科学性的不足。

（三）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冲击强烈

根据统计分析，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司考合格率竟然低于其他专业本科生的合格率，参加过3个月以上所谓司法考试辅导班的考生，合格率竟高达46％，我们不能不认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存在脱节的情况，并对法学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是教育资源的浪费和闲臵。由于受到就业压力影响，司法考试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一些学生不接受老师指定的教科书，而捧着司法考试指定教材苦读，为了考试而考试，从而失去或放弃了享受最基本的法学理念教育的过程。以通过司法考试为宗旨、传授司法考试技巧的培训班、甚至专营的司法考试培训的学校的出现，更加剧了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脱节状态。①我国现行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模式由于其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的局限性，可以遴选出强于记忆、强于知识的人，却难于选拔具有深厚法学理论功底，强于分析、思辨、创新能力的人才。

三、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完善

（一）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的构想

1.提高司法考试报名资格，保障法律执业人才素质

提高司法考试人员的参考资格，才能保证通过司法考试人员的基本素质，从而保证法律执业人才的素质水平。经考察，大多数国家对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资格限制都较严。“法有限而情无穷”,只有接受过系统法律教育、具备坚定的法治理想和正确的法治理念的人员，才能最终成 ①何勤华，陈灵海：《统一司法考试后的法学教育》，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6页。

适用于属于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且考试成绩达到降低分数线的人员，以及在民族地区确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以民族语言文字应试的人员。而且B、C类的职业范围仍限制在学历放宽或降分地区。这种方法在解决西部地区司法考试通过率低、司法人才缺失的问题上确有一定功效，但存在效果不明显、形式不平等和类型划分比较复杂等不足。

我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高等院校，不发达地区偏少。各地在现实中需要多少人，通过考试后确定的人数应当能够满足这个需要。对于西藏、青海、甘肃等地通过率极低的情况，应当通过分地区划线的做法来改变。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可考虑“国家统一考试，分别划线通过”的模式。①

4.完善考试的内容和方式，促进司法考试更加科学

目前采取的一次考试的办法不尽科学，无法准确测试出考生的能力；考试次数以两次甚至三次为适当；考试方式既要笔试，也要有口试；在题型上，客观题过多尽管能够提高判卷效率，但在测评考生运用法律的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应当大幅度提高主观题的比例。从我国几年司法考试的实践看，以客观题为主的题型模式无法如实、准确的测试考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但以主观题为主的题型模式又必然增加评卷的成本，因此，从改革的方向看，题型的确定要与考试方式的确定结合起来考虑。

(二)司法考试制度具体改进方案

西方国家的做法中有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整个司法考试分阶段进行，考试方式既有笔试，也有口试或面试；题型多样。我认为我 ①张西瑞，徐玲：《关于完善国家司法考试的研究与思考》，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9期，第10页。

[6]王丽萍：《美国的律师考试制度及其对我国司法考试的启示》，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5期。

[7]周菁：《两大法系司法考试之比较借鉴》，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8]于占华：《对法律人才素质教育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8期。[9]贺卫方：《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司法制度行考答案 篇5

试卷总分：100 测试时间：60

判断题 名词解释 论述题

一、判断题（共 10 道试题，共 30 分。）1.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法官独立。A.错误 B.正确

2.公安部是我国监狱的主管机关,由其内部具体管理全国的监狱工作

A.错误 B.正确

3.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按照法定程序所进行一种诉讼活动。A.错误 B.正确

4.我国民事执行制度的原则主要有：执行有限原则和执行经济原则。A.错误 B.正确

5.具体而言我国法院内部组织结构由横向的 和纵向的 两部分构成 A.错误 B.正确

6.法律控诉机关是人民检察院的性质。A.错误 B.正确

7.我国的法院组织体系属于单轨制法院体系和一元化法院体系。A.错误 B.正确

8.我国法官仅包括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A.错误 B.正确

9.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A.错误 B.正确 10.法院的直接功能包括：控制功能，权利制约功能，公共政策制定功能。A.错误

B.正确

一、判断题（共 10 道试题，共 30 分。）

1.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机构自身开展行业管理的自律性组织 A.错误 B.正确

2.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法官独立。A.错误 B.正确

3.我国仲裁既具有民间性，又具有司法性 A.错误 B.正确

4.法律控诉机关是人民检察院的性质。A.错误 B.正确

5.法官不得兼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得兼任行政机关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务

A.错误 B.正确

6.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

A.错误 B.正确

7.具体而言我国法院内部组织结构由横向的 和纵向的 两部分构成 A.错误 B.正确

8.我国法官仅包括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A.错误 B.正确

9.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按照法定程序所进行一种诉讼活动。

A.错误 B.正确 10.法院的直接功能包括：控制功能，权利制约功能，公共政策制定功能。

A.错误 B.正确

二、名词解释（共 5 道试题，共 30 分。）1.行政调解 参考答案：

是指由我国行政机关主持，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民事争议或轻微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调节制度 2.未成年犯管教所 参考答案：

又称少年犯管教所，也即未成年犯监狱。它是对已满14周岁，但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执行刑罚的机构和场所。

3.人民陪审制度 参考答案：

是指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判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的一项司法制度 4.一一元化法院体系

参考答案：

是指在一国内仅有一个统一的法院系统。5.狭义的刑罚执行

参考答案：

指监狱依法将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付诸实施的活动。仅指监狱对于自由刑的执行

三、论述题（共 2 道试题，共 40 分。）

参考教材自己回答（要求适当展开，否则得三分之一分）

二、名词解释（共 5 道试题，共 30 分。）1.行政调解

参考答案：

是指由我国行政机关主持，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民事争议或轻微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调节制度

2.多元化法院体系

参考答案：

是指在一国内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而设置各类专门法院系统来审理，这些专门法院系统都有自己互不隶属且平级的最高法院。

3.一元化法院体系

参考答案：

是指在一国内仅有一个统一的法院系统。

4.狭义的刑罚执行

参考答案：

指监狱依法将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付诸实施的活动。仅指监狱对于自由刑的执行

5.人民陪审制度

参考答案：

是指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判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的一项司法制度

三、论述题（共 2 道试题，共 40 分。）

1.请论述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必须适当修改删减，直接复制扣10-15分）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诉讼法均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该原则包含以下两层意思：①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只服从法律，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②在我国，审判权独立行使是指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而不是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官个人独立。坚持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时必须明确以下几个关系：

1、接受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宪法确认的执行党，国家的各个机关和部门在发挥职能作用时，都要严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人民法院亦不例外，不能以“审判独立”为名排斥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

2、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宪法》第3条第3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3、依法接受上级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宪法》第127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6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

2.如何改革我国现行的侦查制度（按教材回答，须适当展开，否则得一半分。直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接百度的0分）

中国司法制度形考二_0001

试卷总分：100 测试时间：60

名词解释 简答题 论述题

一、名词解释（共 5 道试题，共 30 分。）1.公证

参考答案：

是指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照法定程序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的一种非诉讼活动。2.律师

参考答案：

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3.律师制度 参考答案：

是指国家法律规定的有关的律师的性质、任务、组织和活动原则，以及律师如何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仲裁

参考答案：

是指平等主体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将经济纠纷提交给仲裁机构进行裁决并予以执行，从而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制度。5.涉外仲裁 参考答案：

是指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涉外仲裁机构对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进行的仲裁。

6、律师法律咨询：是指律师根据当事人的询问，为当事人解答法律疑难问题的业务活动。7.公证的效力：是指公证证明在法律上所起的效用和约束力。

二、简答题（共 3 道试题，共 30 分。）1.公证机构的业务可分为哪几类？ 参考答案：

1、证明法律行为。

2、证明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3、证明有法律意义的文书。

4、证明债权文书有强制执行力。

5、保全证据提存 保管与公证有关的财产、物品、文书。

6、代写与公证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公证调解。

2.我国仲裁有哪些原则？

参考答案： 1自愿仲裁原则

2以事实为根据、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解决纠纷的原则 3仲裁独立原则 3.我国调解制度主要有哪些功能？

参考答案： 1平息纷争

2分流、减轻法院和仲裁机关的压力

3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稳定社会秩序 4促进安定团结

5继承和发扬法律文化传统，完善我国司法体制

1.公证有哪些功能？

参考答案：

1证明功能 2预防功能 3保障功能 4沟通功能

三、论述题（共 2 道试题，共 40 分。）

参考教材自己回答（要求适当展开，否则得三分之一分）

1.请论述我国法庭调解中存在的问题

法庭调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必须适当修改删减，直接复制扣10-15分）

（一）法庭主持调解往往造成当咸人意思自治不能得到完全实现，这一点不符合调解的特有属性。法院调解由审判员主持，当事人对照否同意进行调解、究竟对哪些内容作出让步，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权衡，在法庭的压力下，当事人不能完全把握调解进程和结果，造成法院调解的不彻底性，有些调解结果甚至违背当事人的部分或全部意志，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法院调解原则中关于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的规定不尽合理，因为调解与审判的要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即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的合法权利，只要当人之间的合意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没有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法庭就应承认其具有法律效力。

（三）关于法院调解的程序法律规定不健全。这主要包括进行法庭调解的前提条件不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后，经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后可以径得调解，”而对于“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没有具体标准备，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调解的期限，容易造成拖延诉讼；调解协议生效方式的规定对调解协议生效造成困扰，《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3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审判实践中，调解书往往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如果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作为调解书的生效时间，那么，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就能够充分地对调解书内容进行利弊权衡，造成客观上的不平等，同时，先签收一方的当事人往

往不清楚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而影响其对调解书生效时间的认定，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往往不能准确地向法院提供调解书的生效时间。

（四）对恶意调解缺乏制约措施。民事诉讼中恶意调解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依据不合法的合同进行调解、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调解获取非法利益和法院审判人员向当事人施压以促成当事人达成不合理的调解协议。

以上是我国现行法庭调解制度在审判实践中显现出的诸多不足，使得法庭调解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及审判体制运转的需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改良法院调解制度已成为法律工作者的一项紧迫任务。2.请论述律师事务所的公司化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 篇6

塔城地区中级法院：

根据新高法密传[2009]61号《关于开展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改革调研的通知》调研内容，结合我院工作实际，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司法警察职责的法律定位问题

1、目前我院司法警察的职责主要有：警卫法庭，维护审判秩序；值庭时负责传带证人、鉴定人，传递证据材料；送达法律文书；执行传唤、拘传、拘留；提解、押送、看管被告人或者罪犯；参与对判决、裁定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或没收活动；负责单位的值班和安全保卫工作等。

2、司法警察在行使职权时，主要根据法官的指令履行职责；对进入审判场所的非依法履行职务人员，可以进行安全检查，但只能检查携带的包，或者用金属探测仪检查；对不宜进入审判场所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应当依法采取措施，但具体采取的措施没有明确规定，司法警察是否享有公安警察的一些强制措施不明确；对在履行职务时，可采取的强制手段范围，何种情形可以采取强制手段或使用武器不明确，不宜操作。

二、关于司法警察编制问题

我院正式在编司法警察共有8名，占全院编制数量的11%，2008年是12.5%（2008年编制是64个，2009年又增加了8个）；年龄结构为：25-33岁有3名，33至43岁有3名，43-50岁有2名；8人中6人本科学历，2人大专学历。无编制外司法警察。

我们认为司法警察按照13%的比例配备比较合适，只要按照13%的比例配备到位，并且是专职司法警察工作，应该能够履行职能。我院的司法警察主要在办公室和执行局兼职，要解决目前司法警察兼职现象，一是要重视司法警察工作，加大投入；二是要解决目前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根据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情况适当增加编制；三是加大司法改革力度，在把好“入口关”的同时，也要做好“出口”文章，保证在职人员都能胜任本职工作。

三、关于进出口问题

目前司法警察主要通过公务员统一招录和在职人员上报转为司法警察或聘任司法警察，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是考不上法官的、从事司法行政工作的人员上报为司法警察。司法警察的录用在保证现有从事司法警察职务的人员基础上，新增加的应按照招录人民警察的标准通过公务员考试统一招录。

对司法警察年龄偏大后工作安排问题，可以根据司法警察的职责，合理安排适合年龄偏大者从事的工作，如安排单位值班、从事后勤等工作；但如果因年龄偏大，取消其司法警察身份，涉及工资待遇等问题，会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司法警察队伍的年龄应保持在28岁至45岁之间较合适。

四、关于聘任制用人机制问题

司法警察实行聘用制，不利于管理，在解决案多人少矛盾的基础上，不应实行聘用制，可以采用事业编等方式解决。

五、关于警务管理体制问题

我院司法警察大队为副科级，共有8名司法警察。因目前基层法院大多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许多司法警察都是兼

职，并未真正编队管理，上级警队在管理中主要是通知培训、上报材料等，司法警察主要是按照法院的实际工作情况进行安排。根据目前的情况，只有解决了案多人少的矛盾，使司法警察真正编队管理，严格执行其职责后，才便于管理。

六、关于司法警察的职级配备问题

基层法院的司法警察基本按照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的模式配备职级，对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副大队长等可以参照庭长、副庭长配备副科、正科职级，对其他警员因不属于侦查员、审判员等，无法配备副科、正科级，只能走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职级。

七、关于经费保障问题

因基层法院办公经费紧张，没有专门的警用经费，通常是需要购置警用设施等需要，从公用经费中拨付一部分。只有在经费保障的基础上才能按照警用需要，合理安排经费比例和项目。

八、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建议

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司法警察工作的领导和支持，配齐人员，编队管理，加强经费保障，提高职级和工资待遇。

沙湾县人民法院

新桂系时期广西司法制度改革探究 篇7

1920—1921年,爆发的两次“粤桂战争”使得统治广西达10年之外的旧桂系政权被摧毁,以李宗仁为首的一股新的政治军事势力崛起,陆续击败了旧桂系残部和企图进入广西的滇军唐继尧部,至1925年,又消灭沈鸿英的势力,这股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代表的政治军事势力逐渐控制了广西全境,其势力又被史学界称为“新桂系”。

鉴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旧桂系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桂系认识到要维护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安定社会,“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急需培养一批有文化素养的人才,特别是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同时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发展经济,司法制度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司法制度是维护稳定的基础,新桂系需要一个安稳的环境来壮大自己。并且,旧桂系时期基本沿用的是清末的司法制度,已不适用于新桂系的统治需要,司法制度改革就成为了新桂系改革中重要的一部分。

新桂系为了休养生息,增强军事实力,借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了自己的“三自政策”来治桂,寓“三自政策”于三民主义之中。民国以来,军阀割据便被世人所唾弃,新桂系用革命理论对执政理论进行解释,能更好地应付国民政府的压力,也能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这对于改革的推行是极为有利的。在此背景下,1934年,广西省召开“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通过了“广西建设纲领”,确定了广西的建设方针,这一纲领成为了广西的“根本大法”。李宗仁认为“这一纲领大致系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而拟定的”。如: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给,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础。”这一“三自政策”与“三民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1]425。新桂系时期,在国民政府的许可范围内,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单行条例和规程,其中包括婚姻法、民法、行政法等17种,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为新桂系的法律体系构建了框架,同时为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三权宪法的政治机构是行政、立法、司法……没有司法便不能发挥政治功能,司法不健全,也就是政治的一部分不健全。”[2]643广西政治的建设有待于司法制度的建立完善。解决了内忧外患,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法律体系的构建,司法制度的改革便水到渠成。

二、新桂系时期广西司法制度改革的内容及缺陷

1. 司法制度改革的内容

(1)司法与行政相分立。司法独立是近代西方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在之前的封建社会,没有独立的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司法与行政不分离。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制度也导致新桂系的司法制度改革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白崇禧也意识到,司法与行政相分离,基层是关键的领域。基层司法具有普遍性,关系着大多数民众的纠纷解决。中华民国成立后也曾颁布过自治法规,并在各县成立了县参议会,结果自治法规等于一纸空文,参议会也成了一般举人、秀才养老的机关[3]54。新桂系初期,县级司法依然还很落后,尽管其表明了司法的独立性,但是县知事兼理司法还是绝对的主体,新式审判机关寥寥无几。为改变这种司法行政不分的现象,新桂系时期,广西省将高等审判厅改为高等法院,地方审判厅改为地方法院,废除初级审检二厅,改称为法院,在不设地方法院或分院的县设司法处,由县长兼处长,下设承审员,代行审判权,实行审检合署制[4]527。一改之前司法与行政不分的局面。同时,广西省在国民政府许可的范围内,起草并通过了《广西监督裁判执行规则》,对检察官的职能及定位进行了明确,规定了检察官对法院的审判及执行的具体措施。检察官的设立及其职能的确定,能很好地实现司法与行政的独立。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审判、执行活动进行监督,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将受到限制。防止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推进了司法与行政的独立。1934年,广西颁布了《广西各县政府兼理司法失误暂行章程及处务规则》,其中规定:“审判员受县长监督……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指挥干涉……”;“将县政府承审员改为审判员……不允许县长去留,干涉裁判”[5]。审判员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与行政分离有了明文规定。

(2)建立健全司法机构推行改革。1928年到1946年间,广西省高等法院在各地设有8个分院:第一分院设于桂林,第二分院设于梧州,第三分院设于柳州,第四分院设于龙州,第五分院设于郁林,第六分院设于宜山,第七分院设于平乐,第八分院设于百色。各个分院行使高等法院职权,受理本辖区地方法院上诉案件以及属于自身的第一审案件。再以各县市为名,设立了柳州、苍梧、桂林等15个地方法院,受理所在县的民事、刑事第一审案件;受理不服辖区内各县初审机关之判决而控诉抗告的非诉讼案件。内部机构和人员的配置比较齐全,例如地方法院,设置有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民事刑事简易庭、民事执行庭等机构。人员配置有院长、庭长、书记官长、警长、警兵等。1933年,根据《中华民国法院组织法》关于地方法院分院、分庭的规定,分别增设了郁林、平乐、宜山等3个地方分院及兴安、灵川、平南等15个地方分庭,分庭设民、刑简易庭审判庭各一个,主任推事、推事各1人,书记官2人。这与如今的派出法庭极为相似,说明新桂系时期的司法机构的构建已经比较健全了。1937年,广西全面实施《刑事诉讼法》,分院分庭分别撤销或改为地方法院。到1948年止,广西设立了25个地方法院及75个县司法处[6]478。由此形成了由地方法院和县司法处构成的司法审判系统。当时广西百县,从统计来看,司法机构基本覆盖广西全境。推动了司法改革的进程,提高了审判的效率。

新桂系时期,司法机构由公安机关、检察处、法院、监狱四大部分组成。国民政府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为司法机构的建立提供了依据。国民政府的《刑事诉讼法》对案件从立案到执行监督,整个程序都有详细严密的规定,对新桂系建立健全司法机构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例如监狱系统,它的主要作用是惩罚和预防犯罪,教育和改造罪犯。发挥监狱的职能作用,为审判机关执行提供保障。监狱能威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为改革扫除障碍。新桂系在1929年制定了监狱的建设计划,“各旧道属各设一监,总共六监,各旧府属,则各设轻罪监一监,共十四监,桂梧邕三处,则各设一少年监”[7]。至1935年,梧州设立第三监狱,监狱系统初具规模。再如公安机关的设立,1928年广西颁布了《警察机构组织编制法》,规定了该机构和人员的设置。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省警务处组织办法。主要规定了民政厅对警务处的领导及警务处内部的人员配备,各司其职,完善警察机构。广西当局基本遵照执行,公安机关得到改善。1932年,南宁公安局改为广西省会公安局后,其他城市局也相继成立,如桂林、柳州等。新桂系重视警察的教育,先后创办了警官训练所、警察教练所。这一时期的警政主要是推行改革,维持治安,并取得良好效果,为司法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为配合司法制度的改革,警官训练所的训练科目包含了甲类行政警察、司法警察等,乙类包含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律通论等学科。训练科目中,明显体现警、法结合的特色,警政虽然是新桂系的统治工具,但并不否认警政对司法改革的作用。

(3)培养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新桂系在广西建立统治后,急需推进和完善司法制度改革,发展文化教育,稳固政治势力,安定社会。一批专家学者先后到广西高等学校开展教育工作,这一时期广西的法学教育渐入正轨,培养了一批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司法审判人员。当时的广西“若普遍成立法院至少需要用五百员,律师及储备待用者,亦需一二百员”[3]141。地方法院和分庭的普遍设立,导致了专业知识人才奇缺。清末时期,为适应新政的需要,培养法律人才,开办京师法律学堂。新式法学教育推行后,1908年,广西建立法政学堂,1912年更名为广西法政学校,至1930年,广西公立法政学校停办。开办期间,招收法律本科10个班,总共培养368名法律人才。新桂系为了培养属于自己的人才,在广西法政学校停办后于1932年设立广西法官训练所。法官训练所开办了3期,每期招收学员60到70人。该训练所对于所招收的学员设定了相关的限制条件,如所招收学员必须是曾经在国内外专门学校修习法政学科3年以上者,并且通过所修习的学科获得毕业证书,才能获得训练的资格。3期的训练,培养了近200名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为广西各地输送了法律人才。1936年,广西大学设立法律系,著名法学家张映南担任法律系的主任。张映南曾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担任过民国政府大法官,司法实践经验丰富。1938年,应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邀请,广西著名法学家白鹏飞接任广西大学校长,他致力于法学教育,认为法学贵在发现,不屑于研究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行政法令。著作有《法学通论》《行政法总论》等10余种。广西大学法律系的开办,为充实当时的司法建设和法学的发展提供了269名法律人才。

2. 司法制度改革的缺陷

尽管新桂系在执政期间非常注重对司法制度的改革,但是囿于执政者对现代法制认识的匮乏以及军阀本性,其对司法制度的改革仍存在缺陷。

(1)司法队伍建设的缺陷。新桂系时期培养了一批司法人才,缓解了当时人才紧缺的局面。但是司法队伍的素质还有所欠缺。其原因在于,一是法律知识的缺乏所导致。在当时多年战乱的历史条件下,图书的出版受到限制,知识的来源就受到了限制。二是在司法人员的选拔任用上,司法官的任用标准并不高,过于强调考试的作用,忽视了综合能力的培养,影响了司法队伍的素质,司法公正得不到保障。1935年,国民政府由考试院颁布了《高等考试司法官考试规则》,广西司法官的任用也采用此规则。新桂系时期对于司法官任用注重考试为标准,其所颁布的《司法官任用暂行标准》中明确规定司法官任用标准为“在司法监督之学校毕业,经司法院发给证明书,毕业成绩在八十分以上者,司法行政部得按其成绩派充学习推事检察官”[9]35-36。一个好的司法队伍,在司法人员的选任上要公平、公正,还要综合考虑政治素养、廉洁自律、职业操守和专业素质、从业经历、办案能力等多种因素。这些在新桂系规定的司法官选用条件上都未能体现。三是司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利益,贪污贿赂的现象较为严重,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的形象。更甚者,知事兼理司法依然存在,“行政官吏大都不谙法律,欲求其政治法律学识皆擅长者,十无一二。”[10]6由于司法队伍的素质影响,在司法制度的改革中,上令下行就会出现不到位的情况,司法官是改革的重要一环,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行政权的干预依然存在。黄绍竑认为“广西省政府成立以后,至十六年……把军事、行政、司法皆统属于省政府之内(但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之诉讼判决,仍是独立的,不受行政的拘束),使全省政治、军事、司法皆为省政府组织之一部……并未持久的彻底实行,军事厅、司法厅不久就撤销。”[11]143-144行政官吏掌握司法权在司法领域根深蒂固,至1933年,行政兼理司法制度依然没有完全废除,司法人才的缺乏,行政兼理司法得以留存。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为军阀的利益服务,是新桂系的统治工具,用于维护社会秩序,镇压人民的革命,以达到养精蓄锐的目的。在司法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军权、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时有发生。

三、新桂系时期广西司法制度改革的意义

1. 推动了当时广西法制社会的进程

新桂系时期的司法制度改革,是新桂系“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重要一部分,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改革保驾护航。在改革中,建立了一系列诉讼制度和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广西社会的发展。新桂系引用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律以及为适应自己发展而制定的各种规程条例,形成了审判独立、审判监督的诉讼模式,为中国的法律近代化贡献了一份力量。改革中,新桂系也意识到行政与司法分离的重要性,虽然并未能彻底改变这一沿袭了千年的封建传统,但为打破司法与行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的司法传统奠定了基础。当时广西社会,普遍仍存在轻法厌法的观念,不懂法,也不会用法维护权益,法制意识淡薄。同时,法制建设的落后也面临着无法可依的状况。新桂系司法制度的建立,有了正当的司法程序、完善的司法机构。使得司法观念更深入民心,为民众提起诉讼、维护权益提供了便利。

2. 维护了社会治安

新桂系的司法制度虽然阻碍重重,导致了执行滞后,但是改革对犯罪起到了威慑作用,加大了对犯罪的惩罚力度,减少了犯罪的机率。而人民群众也有了解决各种矛盾纠纷的中立机构,解决了大量社会矛盾。1840年起,至新桂系统治广西为止,大半个世纪,社会动荡、秩序混乱、民不聊生一直伴随着广西。以李宗仁为首新桂系在执政广西期间,通过对司法制度的改革,再配合推行“三自政策”,把广西纳入法制的轨道,解决了长期以来盗匪横行的局面,为广西人民创建了一个和平的环境修养生息,改善民生。据统计,1933年到1934年,全省共发生匪案506起,共破获113起(不包括民团、派出所、军事法庭处理的以及未治罪的),枪决匪犯940名,匪犯自新464名[12]109。社会治安得到改善,同时也有益于社会稳定、发展经济,这也符合新桂系保存实力、扩张地盘、应付蒋介石的压力的目的。新桂系通过改革,使广西被称为“模范省”,“此次来桂,已深觉广西民众学生,民团军训之朝气蓬勃,精神振奋,对于复兴民族,实有把握”[13]9。司法制度的改革是广西改革的一部分,为广西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新桂系时期,通过司法制度的改革,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进一步改善,培养了一批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法律人员,充实了司法队伍,法律的公正性得到一定的改善,为人民群众树立了法制的观念,推动了广西司法近代化的进程。这次改革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如今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新桂系建设的广西能被称为“模范省”,表明其司法改革有可取之处。如今,广西作为自治区,广西党委提出了“贯彻依法治桂方针,加强政策法律学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模范区建设”。学习新桂系的治桂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对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在执政广西期间,鉴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为维护其利益及统治,安定社会,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本次改革以自立、自强、自治为前进方向,探索改革之路,力推司法与行政相分立、建立健全司法机构、培养法律专业人才。对推动当时广西法制社会的进程、保障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今广西法治社会建设也具有有益的启示。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 篇8

在我国，随着司法证明方式的变化，鉴定结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2012 年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进行了大幅修改，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强化了鉴定人出庭，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这种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诸多不足。具体而言，即现行司法鉴定体制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本文旨在思考与探讨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方向。

一、基本概念的论证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中对涉及专门知识的事物，聘请相关专家进行的检验和评断。大陆法系的司法鉴定模式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在制度结构层面上存在着本质差异。大陆法系的司法鉴定模式强调法官在鉴定事项上的绝对控制，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则将鉴定的主动权完全赋予控辩双方当事人。究其根源，两种制度模式背后反映出的是两大法系对鉴定人和鉴定本质的定位不同。

二、我国司法鉴定模式的基础

（一）从制度传承看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自创设以来，一直将鉴定人定位为“法官辅助人”，与大陆法系司法鉴定模式的基本定位相契合。无论是专门针对司法鉴定事项作出的司法解释还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都将司法鉴定事项定位于服务法官审理案件的需要。

（二）从诉讼结构看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尝试引入了部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积极因素，但不可否认，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依然是以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基础的，并表现出“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

（三）从诉讼资源分配的角度看

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并不适合做我国司法鉴定模式的基础。专家证人制度之所以能够在英美法系国家正常运转并发挥实际作用，相应的配套措施不可或缺：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完善的国家救助制度、强大的案件分流机制，而我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

三、借鉴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

（一）结构层面的司法鉴定模式与技术层面的专家证人模式的关系

首先，结构层面的改革和技术层面的改革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二者既不是改革的两个阶段，也不是改革的两种路径。其次，结构层面的改革和技术层面的改革同步进行，其中又以结构层面的改革为根本。最后，对于技术层面的改革，并非完全照搬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的做法，而是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中的积极因素，导入到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之中。

（二）在技术层面借鉴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的可行性

首先，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司法鉴定制度中都存在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这为两种模式之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制度上和理论上的前提。其次，从两种模式相互融合的世界趋势而言，纯粹的专家证人模式或司法鉴定模式都有其制度运行难以克服的缺陷。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实践中都是通过借鉴和吸收对方的积极因素来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后，从我国的诉讼体制而言，已经作出了类似大胆的尝试。即在保障原有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前提下，适当地引入英美法系的对抗机制，在庭审中注重控辩双方的交叉讯问制度。

四、对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建议

（一）鉴定意见庭前开示程序

刑事鉴定意见的庭前开示程序对于保障辩护权、诉讼效率以及监督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如何保障被告人一方基本的鉴定知情权，大部分学者都赞同引进和改良英美法系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建立我国的鉴定意见庭前开示程序，使被告一方通过庭前开示程序及时获知与案件有关的鉴定意见，从而保障当事人的鉴定知情权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二）庭审对抗的强化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

我国在刑事诉讼改革中，引入了英美法系对抗制的积极因素，对于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也应当着重发挥控辩双方诉权对抗的积极作用，通过庭审对抗的强化来保障鉴定意见在庭审中得到充分的质证。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自意大利1998年刑事司法改革引入了技术顾问制度之后，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司法鉴定本身的性质有关。

通常来说，针对鉴定事项提供专业的协助有三种制度设计的思路：一是仅为法官提供鉴定事项的专业协助；二是仅为控辩双方当事人提供专业协助；三是既为法官提供专业的协助，也允许控辩双方当事人获得专业的协助进行对抗。在我国，支持第二种思路的居多。关于控辩双方聘请专家辅助人的具体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专家辅助人的角色定位、专家辅助人的权利范围、专家辅助人的管理体制。

综上所述，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亟须改革，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无疑具有非常宝贵的借鉴意义。只有用冷静的头脑根据功利的原则来评估现存的法律，并以理性的劝导形成永不退缩的压力来促成修正，最终的改革目标才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