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精选8篇）

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 篇1

作者：佚名 来源：{|中顾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10-27 19:53:58(0)[提要]本文主要介绍普通清算的特点、中国金融支付清算系统的特点、缺陷及改革构想等一系列相关内容，并提供专业律师免费法律解答。...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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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清算的特点】中国金融支付清算系统的特点、缺陷及改革构想

[摘要] 金融市场竞争加剧使得金融产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也使得金融系统越来越多地采用科技进步成果，以提高金融系统运营效率，增强金融系统竞争力，改进金融系统管理效率。这就极大地促进了金融支付清算系统的改革和完善，推动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的变革。本文分析了中国金融系统中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等支付清算系统的缺陷，提出了应成立由中央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外汇管理局、审计署等组成的支付清算委员会，并以中央银行的现代化支付系统为基础，成立国家清算银行，使其成为支付清算体系的核心，与商业银行行内资金汇划系统及同城票据交换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期货交易所结算部门共同构成中国金融支付清算系统的架构。逐步统一各业务领域中的清算系统，并予以连接的构想。

金融市场竞争加剧使得金融产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也使得金融系统越来越多地采用科技进步成果，以提高金融系统运营效率，增强金融系统竞争力，改进金融系统管理效率。这就极大地促进了金融支付清算系统的改革和完善，推动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的变革。

金融支付清算系统(payment system)也称清算系统、支付结算系统。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伴随着经济活动而产生的交易者之间、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偿的制度安排，是提供支付服务的中介机构管理货币转移的规则;是由实现支付指令传送及资金清算的专业技术手段共同组成的，用以实现债权债务清偿及资金转移的制度性安排。

支付清算系统可以促进经济活动，方便市场交易，减少使用现金，维护市场次序，规范结算行为，防止支付风险，加快资金周转，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率，打击洗钱、逃债、逃贷、腐败等，维护金融稳定，为中央银行实施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提供基础。

一、中国金融支付清算系统的结构

(一)反映全社会经济活动资金支付清算全过程的银行账户体系。

银行账户系统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合资银行以及外国银行的分行和办事机构为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商品交易、劳务活动等经济往来所引起的货币收付活动而在银行开立的各类活期存款账户;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实现行间清算支付，抑制派生存款而开立的存款准备金账户，即清算账户。

商业银行的每家分支机构都要在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开设三种账户：储备金账户、备付金账户及贷款账户。支付交易的资金结算是通过商业银行分行在中央银行的备付金账户之间资金转账来实现的。一般而言，在同一管理等级上各商业银行、各分行相互不开设账户，同一级人民银行分/支行之间也互不开立账户，支付清算需把资金转账到上一级人民银行机构。

证券、期货交易也是通过代理商业银行进行支付清算的。

(二)以票据。信用卡为主体，以电子支付工具为发展方向，满足不同经济活动需求的支付清算工具体系。

支付清算工具体系包括以银行转账为特点的转账支付结算工具，如汇兑、委托收款。托收承付、借记卡、定期借记和定期借贷等;具有信用功能的信用支付结算工具，如银行本票、汇票、支票、信用卡、国内信用证等;以及新型支付工具，如网上支付、买方付息票等。

(三)多元化、多层次的支付清算系统。

迄今，中国支付清算系统包括以下相对独立的分系统：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2000多家同城票据交换清算所(LCH)，处理行内和跨行支付交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全国电子资金汇兑系统，处理全国2/3的异地支付清算业务;中国人民银行运作的全国电子联行系统(EIS)，处理异地跨行支付的清算与结算;银行卡授信系统;邮政汇兑系统;以及正在推广、试图逐步取代现行电子联行系统的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

中国国家金融通讯网(以下简称CNAPS)系统将包括基于RTGS方式的大额支付系统(简称HVPS)、小额批量电子支付系统(简称BEPS)、银行卡授信系统及政府证券簿记系统。同城票据交换所将继续作为CNAPS的一个应用系统存在，但其自动化将会大大提高。

CNAPS的大额资金转账系统是支付应用系统的核心，由中央银行拥有和运行。它采用RTGS方式，为跨行资金转账、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提供当日资金结算，将不再区分全国支付和当地支付，也不区分跨行支付和行内支付。

中国证券市场尚缺乏全国集中统一的登记结算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股票、债券、基金等证券交易通过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办理结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股票和债券、基金等证券交易通过深圳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虽然目前已将深沪两市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合并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但深沪两地分公司仍然分别按照不同的登记结算方式负责两市证券交易登记结算，仍然属于不同的结算体系。

投资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股东登记系统中开设上海证券交易账户，证券实行集中托管，逐笔交割。资金结算系统在T+1完成证券交易的资金结算。资金结算采用三级结算体制，净额结算。投资者在某委托代理证券商处开立资金账户。证券商在本地结算中心和代理银行本地营业部开立资金结算账户，存入足够的结算备付金，并在本地结算中心开立保证金账户，缴纳保证金。对于B股采用T+3交割制度，对境外证券商和托管银行实行逐项交收。由于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支付结算系统，证券交割和资金转账之间的电子联结还不完善，因此难以实现真正的券/币估算(DVP)。

而对于深圳证券结算，结算中心可选样各地中心城市的登记公司或交易中心承担，结算代理银行由商业银行担任。结算公司对证券进行集中托管与结算。在每个交易日闭市后，集中办理证券的交割过户。投资者账户卡可全国通行。资金结算采用T+1的净额结算。券商在进场交易前须一次性向结算公司存放保证金和结算头寸，保证金每月根据上月交易量调整。券商在结算公司开设保证金结算账户。异地证券商须在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深圳市人民银行分行分别开立资金账户。目前，该支付清算系统限制了DVP的实现。

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国债、政策金融债的场外交易则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办理登记结算。以电话线联网的计算机网络，联网客户在系统中开设有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用户可选择“纯券过户”或“钱券对付”结算方式。撮合配对的交割指令在指定的交割日办理交割。证券不足时，不进行相应的资金交收。资金账户余额不足时，停止相应的债券过户。

上海、大连及郑州三大期货交易所的结算部门则提供期货交易的结算服务。

此外，还有政府债券登记、交割和结算系统。该系统将依赖CNFN，CHINADDN和CHINAPAC提供的通讯服务，并与CNAPS、国际结算系统联网。系统将采用统一的国际证券编码。

(四)支付清算管理体系。

包括支付结算的法规制度性管理如《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支付清算系统准则》、《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及日常监督检查、支付结算风险控制管理如结算违规社会举报制度、结算纪律定期检查制度及结算违规处罚制度等;支付结算纪律监督管理;支付结算纠纷协调管理及反洗钱工作管理如大额支付交易监测系统及国际反洗钱合作等。

二、中国支付清算体系的特点及缺陷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探索，中国支付清算体系已形成新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其一表现在同城支付清算和结算的高效与安全性上。分布在全国城市和县城的2500家同城票据清算所处理了2/3的支付清算额。这既是中国经济活动及由此而产生的支付交易的地区性所致，也是由于银行机构都在当地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开设清算和结算账户，以便于监管，控制支付结算风险。

其二则是支付清算系统的综合性及较高的自动化。同城票据清算所虽然以手工处理为主，但手工处理流程的自动化程度已迅速提高，而且支付清算系统的现代化还开始超越技术导向型阶段，逐步向技术业务混合型转化，使业务处理流程合理化，从而代之以新的业务处理流程和方式。

近年来，无论是中央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还是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等，都对交易、结算的自动化、电子化进行了大量投资，基本上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通讯网络和各级各类支付清算系统，证券、期货等大额交易基本通过电子化方式实现支付结算。

此外，以各种支付卡为代表的电子支付方式成为零售小款支付领域的重要形式，各类信用卡、借记卡一直保持高速发展。

同时，中国的支付清算系统存在系统相对独立分散，功能分割等明显缺陷。

金融改革进程中，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多家商业银行为主体，外资银行、农村信用社、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等共存的多种利益格局，基本上实行四级管理的模式，形成多级宝塔式结构。因此而建立起来的业务管理系统突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即逐级汇总，层层把关。这种状况使得业务管理系统既不能体现科技的促进作用，也难以适应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发展的要求，尤其是适应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需要。

改革中的支付清算体系及其监督管理体系也因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而产生新的问题，与金融支付结算体系内固有的问题共同制约支付清算体系的现代化、金融支付结算的次序、交易的安全及社会信用的健全性。

三、中国金融支付清算系统的改革构想

(一)将商业银行等机构的清算账户予以合并、集中。

迄今为止，中国人民银行一直采用法定储备金作为其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要求商业银行分行在当地人民银行分行开设储备金(存款准备金)账户。中央银行账户结构和储备金管理与支付系统的平稳运行密切相关。这种高度分散的账户管理方式分割了国家银行体制，使得银行监管变得困难，也不利于商业银行有效管理行内资金。由于中央银行的这种清算账户管理方式使账务处理仍分散在中央银行各分支机构，因此，全国电子联行系统也只是将支付清算工具交换最末端电子化了。这种高度分散的账户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支付清算系统的一体化进程，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基于RTGS方式的大额支付系统。

因此，应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账户予以合并与集中，即在一个地区内，同一商业银行的所有分支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多个账户将合并为一个账户，用于结算支付交易和法定储备管理。将所有中央银行账户集中在全国处理中心，建立全国统一的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中央银行各分(支)行依然负责管理这些账户，如开户、销户、设立账户透支限额、管理法定储备金等。

此外，合并账户会简化异地支付业务的清算和结算，为同城票据清算所、商业银行内电子汇兑系统等提供方便的净额结算。

(二)降低过高的储备金比率，规范账户管理。

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存放一定比率的法定储备金，以控制商业银行风险;通过票据贴现或债券回购等手段来实施其货币政策的意图。随着货币政策手段的丰富化、多样化，尤其是中央银行更多地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货币供应及市场利率，因此，应把储备金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向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手段过渡。

其次，商业银行存放于中央银行的备付金比率过高，也不利于商业银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降低备付金比率也是势在必行。

规范账户持有人账户，可准确反映账户持有人信用情况，增进社会信用;还可促进支付结算工具与服务的创新，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三)健立统一、兼容的支付清算系统。

支付清算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银行账户体系是支付结算的基础，银行账户资金的收付离不开支付结算工具，支付清算工具离不开支付清算系统的支持，支付清算管理体系则是保障支付清算体系良性运行的关键。而分割是中国支付清算体系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首先，它体现在各商业银行内部因地域。层级关系而形成的分割上。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甚至县级支行都在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开设独立账户，分别代表一个独立的支付业务处理单位，形成十分复杂、严重分割的支付环境。因此，所谓跨行系统其实是商业银行跨分行的系统，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跨行支付系统。在中央银行运行的同城清算所和全国电子联行系统EIS中是这样，即使对于各商业银行的手工三级联行或电子资金汇兑系统中，最终余额还是要跟中央银行进行结算，这种方式类似净额结算。从账户管理方式来看，跨分/支行的支付实际上应属跨行支付，因为中央银行必须为这些中央银行的账户持有者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另一方面，这些分支行又属于某商业银行，各分支行之间的支付交易又属于同一银行内。这显然不利于各商业银行的统一管理和运作。

其次，各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系统之间也是分割的。各种不同的支付清算系统是应不同的需求而产生的。现有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系统是在各自封闭的专用网络上设计运行的，彼此之间基本上无法兼容和对接。在大额和小额支付结算系统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尤其在跨国支付清算方面。显然，各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系统标准不统一，重复建设严重，造成资源浪费。

再次，支付清算工具的要素、记载要求、操作流程和数据信息标准贯穿于支付清算系统处理的全过程。目前，支付清算工具创新力度不够，无法满足多种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支付工具更新换代慢，品种陈旧单一。

事实上，支付清算系统现代化进程都是以支付结算工具的原理为基础而进行的，而支付结算系统又加快了支付结算工具的处理速度，推动了支付结算工具的电子化的发展。中央银行不仅提供高效率的支付清算服务，而且还承担着改革发展支付清算工具的责任。

最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登记结算服务仍分散在深、沪两个不同的业务平台上运作，资源不能共享，系统设置重复，账户不能通用;资金代理结算银行与券商分别在两市开户，分散调拨资金，增加了运作环节，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影响了市场的整体效率。而专门负责债券登记结算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也与前者不属同一结算系统，形成两个分割的登记结算系统，加剧了债券市场分割的格局，加大了市场的运行成本。二者与期货交易所结算系统不相容又加大了证券衍生产品创新的障碍，不利于股票指数期货、债券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种的发育，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全面发展。

因此，首先，应逐步建立起以中央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为主体，各商业银行行内汇兑系统并存，证券、外汇等其他交易系统与支付系统连接的大支付清算体系框架。其次，加快中央银行的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如建设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政府债券登记系统、银行卡授信系统和同城票据交换系统的建设和推广。再次，中央银行要把融资权和支付清算有机结合，允许大额支付的日间透支，允许有条件的商业银行以法人为主体建设行内汇兑系统，鼓励商业银行利用行内汇兑系统的网络技术，推行支付清算和会计核算的集中化处理。最后，应逐步将两大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以适当方式统一、连接起来，并与银行清算系统相联，建立容量更大，更高级、更规范、标准化处理的证券结算系统，统一证券账户和证券编码，消除重复交叉的结算系统结构。这样，既可形成安全。高效的登记结算业务平台，以降低证券市场运行成本;又可为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提供便捷和监控机制;以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增加市场流动性，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此外，还应统一各地历史上分别建立的地方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为非公开上市股票和债券的场外交易市场(OTC)和柜台交易的发展提供统一规范的基础条件，规范证券登记结算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秩序。

(四)各金融监管部门对支付结算管理体系的职责划分与中央银行的作用。

制定支付清算法规制度，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一直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随着商业银行行内结算系统日益完善，各行越来越重视各自的商业利益，中央银行对各商业银行电子汇兑系统的影响十分有限。中央银行只有尽快建立和完善其现代化的支付系统，以提高结算效率，降低结算风险，才能实现其对支付清算体系的监督管理。但是，过度分散的会计核算系统和传统的资金管理办法使其现代化支付系统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因此，急需完善相应的支付清算制度，尽快建成行间支付系统特别是实时全额结算系统。

同时，商业银行强大的资金实力使得它对支付结算系统的投入远大于中央银行，而且商业银行对支付结算实行收费服务。而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系统购买电脑和通讯设备、应用软件开发所需资金均来源于财政预算和内部资金筹措，其支付清算系统的运行费用也是从中央银行日常支出中开支的，投资无法通过服务收费收回。为加强中央银行长期、随时更新支付清算系统的能力，可考虑对参加同城票据清算的银行机构按比例分摊部分运行费用，按照成本回收原则实行新的收费政策，以维持中央银行清算系统的长期、正常运行。

其次，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使得中央银行监督管理下的银行支付清算系统、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中原本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更加突出，各部门协调环节增加，交叉管理导致协调难度加大，协调成本提高，监控效率下降。从银行业监督管理的角度来说，对银行支付清算系统的监督管理是应有之义。否则，银监会很难实施其对银行业经营活动的监控。而且证监会对证券期货业结算的监控已有从以往中国人民银行分离职能的先例。

但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对银行支付清算监督管理的必要性也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要通过支付结算工具灵活的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以实现其货币政策意图。对支付清算体系的监控应是连续的过程，否则，可能导致管理上的空白点，甚至是风险的积累。

如果不能有效区分各部门职责，避免政出多门，保持法律的一致性、严肃性，就无法消除支付清算体系规范发展和创新中的各种障碍，培育支付清算服务市场的正当竞争环境，制定统一规范的支付清算标准，防止洗钱等犯罪行为，保护投资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增强公众对支付清算系统安全与效率的信心。

各国经验表明，无论设立综合性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还是单独设立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都未将支付清算工具与支付清算系统管理分割开来。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通过立法来确立中央银行管理支付工具和支付系统职责。而美国、澳大利亚还在中央银行设立专门的支付结算体系管理部门基础上，吸收其他政府部门和协会性质的机构参加，成立了与货币政策委员会等同的支付体系委员会。在“9·11”危机中，美国的这套运作系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然，其前提都是不存在类似中国这样中央银行与专门的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并存的情况。

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 篇2

一、1979-1992年, 我国零售市场对外开放前的发展状况

在这个阶段, 国家对传统零售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之一是调整零售业的所有制结构, 大力发展集体、个体商业, 允许工业自销, 打破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 零售业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之二是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增强了我国零售业的活力。改革之三是加大了对零售业的投入, 国家增强了对零售企业的投资;社会资金不断流向零售企业;零售企业利用银行贷款不断扩大规模。

在此期间, 我国零售业已初具规模。零售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到1992年年底, 我国零售业的固定资产原值接近2000亿元, 零售企业数量猛增。但却存在组织体系较为分散、业态种类较少的问题。

我国的改革与开放是结伴而行的, 但从1979年到1992年上半年, 我国零售业几乎未对任何外商开放。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零售业直接关系居民生活, 对稳定市场至关重要。另外也因为零售业属于投资相对较小, 回收周期短, 利润率高的行业。因为这些考虑, 所以我国政府对零售业的开放一直持谨慎态度。

二、1992-2004年, 我国零售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情况下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 外资成为中国零售业的新兴力量。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13亿人口收入迅速增加, 消费水平和购买力日益提高, 在跨国零售集团眼中是扩张市场的首要目标, 中国也成为众多外资追捧的目标国之一。二是1992年7月, 国务院首先允许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和5个经济特区各试办1至2个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的零售企业。1995年10月, 国务院进一步批准在北京试办2家中外合资的连锁商店。各地方政府以各种形式越权批准了若干中外合资零售企业。在此期间, 在商业领域引进资金达20亿美元, 外资零售企业超过300家, 世界50家最大零售企业的70%、排名前10名巨头的半数以上进入中国, 扩张势头迅猛。家乐福、欧尚、易初莲花、万客隆、麦德龙、沃尔玛等纷纷在全国重点城市开店, 沃尔玛、家乐福等甚至开始进入了二、三级市场。

在内在动力和外来冲击双重作用下, 我国的零售业获得了迅速发展。第一, 零售总额不断上升 (见下表) 。至2004年年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10年保持增长幅度在10%以上。2004年突破5.2万亿元, 比2003年增长13%, 高于同期GDP增长水平, 创国内市场销售的历史最高水平。中国零售业市场不仅在亚太地区, 而且在全世界成为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之一。第二, 在零售领域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个体、私营、外商、港澳台投资并举的多元化主体结构。第三, 零售业态由单一的百货店形式发展成为还包括超级市场、大型综合超市、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仓储式商场、购物中心、连锁店等的多业态形式精彩纷呈和共同竞争的局面。第四, 零售业的管理水平大为提高, 服务意识强化, 人员素质提高, 科学化和现代化的管理日趋形成。第五, 零售业发展发挥了巨头的社会作用:不仅方便了居民生活, 而且推动了经济增长, 还缓解了就业压力。

三、2005年至今, 我国零售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下的发展

(一) 我国零售市场全面对外开放

根据我国入世承诺, 2004年12月11日, 我国零售市场全面对外开放, 取消对外资企业在股权、地域以及数量上的限制, 中国零售业从有保护的竞争阶段走向全面竞争阶段, 竞争条件更加公平化。

几年来的实践表明, 我国零售市场形成的开放程度已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这是因为中国零售市场有无法抵挡的魅力和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 居民购买力、消费水平迅速提高, 消费质量和档次不断提高, 消费领域不断扩大, 储蓄余额在2002年11月达到85693亿元, 仅次于日本, 居世界第2位。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零售业已经普遍处于饱和状态, 更加剧了发达国家零售企业向中国扩张。

外资零售企业进入中国零售市场的势头是迅猛的。跨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率先抢滩登陆, 国际知名零售商伊藤洋华堂、欧尚、好又多、万客隆等相继进入, 世界最大50家零售企业快速跟进。外资零售企业在我国形成一定的网络规模。值得思考的是, 不过七八年时间, 外资商业在连锁经营中的地位已日益增强, 而人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已进入的巨头全都制定了进一步在中国拓展市场的计划。他们灵敏的嗅觉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 将更多地瓜分中国零售市场这块诱人的蛋糕。

世界级零售商的进入给中国零售业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他们所带来的硬件、经营方式、管理技术、服务观念和中国零售业不一样。本土企业无论在管理水平、人力资源还是资金运转等方面都显露出劣势, 面对国际化挑战, 大部分本土零售企业面临生存危机。美国麦肯锡顾问公司的研究报告看到了这一事实, 指出中国入世后最大的危机将发生在商业领域。

(二) 我国零售业将进一步发展

零售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本土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随之外商进入速度加快, 国际化竞争趋势日增, 零售业将出现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各种经济成份共同竞争的格局, 本土企业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

零售业的发展最直接的是表现在零售总额的增长和绝对值上。进入全面开放阶段,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的预测报告分析, 2005-2010年间, 中国零售业将保持每年8%到10%的平稳增长速度, 到2020年, 社会消费的零售总额将超过20万亿元。

(三) 这个时期零售业发展的特点

1. 业态多样化。

零售业态是零售企业的经营方式。它因零售企业为满足不同消费需求而形成, 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的产物。零售业态随着消费者的购买方式、购买行为、购买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呈多样化态势发展。现在的业态包括三大类:一是国家质检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布的《零售业态分类》, 具体划分出了17种类型:日杂店、便利店、折扣店、超级市场、大型超市、仓储会员店、百货店、专业店、专卖店、家居建材店、购物中心、厂家直销中心、电视购物、邮购、网上商店、自动售货亭、电话购物。二是符合国情、广泛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杂货店、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服装市场等经营方式。三是近年涌现出来的新兴业态, 包括大卖场、步行街、家居广场、社区商业等。

不同的业态有自己不同的生存优势。面对激烈的国际化竞争, 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国零售企业必须适应消费者购买习惯的改变。我国零售业已显示业态多样化的特点, 而且同一个零售商会同时以几种不同的业态进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商业服务形式多样化的要求。我国零售业正在快速实现从传统百货向现代百货、从综合百货向主体百货、从单体经营向连锁经营改变, 形成多业态、跨行业、跨地区的格局。

2. 企业组织形式向连锁化发展。

连锁化经营对零售业进行重组改造, 提高了组织化程度, 摆脱地域条件的局限, 体现规模效应, 发挥群体优势。“十五”规划要求连锁企业的销售总额到“十五”期末达到7, 000亿元, 年递增约35%, 占社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零售额的比重达到20%左右。由于连锁化经营的优势和国家对此的重视, 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零售业态将以连锁的方式经营。

3. 大型商场数量日益增多。

大型商场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如大连的铜锣湾广场、四川百联天府购物中心、北京的世纪金源时代购物中心、华茂中心购物广场、中关村国际商城、上海百联广场、深圳华润中心万象城、唐山远洋城、成都熊猫城等。它们普遍的规模在50万平方米以上, 有的还达到100万平方米。它们投资规模一般在上百亿元人民币以上。

这些商城资金、技术、经营方面均实力雄厚, 信誉较高, 效益优良。人们在这里购买高档消费品, 享受诸如周末特卖、节日让利等实惠, 在优雅的环境和全方位的服务中, 在购物的同时进行消遣、娱乐和社交。

4. 行业集中度提高。

由于零售行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 我国零售业在改革开放最初时间的发展趋势是零售企业日渐增多, 行业效率日渐下降, 零售业内部日渐分化。大型零售企业之间白热化竞争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为此, 整个行业进行结构性调整, 使本土零售业的发展趋势改变为企业数量逐渐减少, 行业的效率逐渐提高。调整的主要手段只能是兼并收购, 调整的结果必然是行业集中度加大。

5. 管理科学化。

科学管理的基础是利用信息技术来加快物流、信息流、商流的传递和利用, 实现经营和配送的统一,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是区域取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我国零售企业来说, 管理科学化尤为重要, 企业管理水平仍有待提高。

6. 自有品牌发展迅速。

零售业的竞争已经逐步发展为自有品牌的竞争。从理论上而言, 这是很容易论证的:在买方市场条件下, 雷同的商品必然导致激烈的价格战;经营特色商品、自有品牌商品才能赢得顾客, 从而提高利润。建立和发展自有品牌, 已成为我国大型或连锁企业的一大发展趋势。

7. 国际化经营。

中国诗歌发展的特点 篇3

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不论是诗歌形式、作品数量还是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都是其他文学样式无法匹敌的。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诗歌，我们可以从诗体的演变、近体诗的格律、意境和章法几个方面入手浅论中国诗歌。

诗体的演变

我们都知道文艺起源与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主要观点。在上古“诗、乐、舞”是同源的，总体来说，和音乐、节奏和曲调分不开的中国诗歌，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其演进轨迹，乃是从民间歌谣走向文人创作，从依附于曲调走向立足于词章，从叙事走向抒情，从即事名篇走向注重立意与谋篇布局，从相对于较成熟的四言走向更加完备的五言、七言，从古体走向近体、走向格律。格律诗之后，白话文盛行，西风东渐，新诗出现。

上古诗乐不分，歌谣共生。歌谣之起，起于人心之触动，情感之激荡。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起而嗟叹之，继而咏歌之。冲口而出之嗟叹，多为感叹词，即噫、吁、乎、哉之类。叹之既久，由虚转实了。如“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易经·贲·六四》。又由感叹词发之胸臆的简短一言变为二言，由二言而成一节拍。而《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通篇已无虚词，皆为实词。其后一节拍又发展为二节拍，如《涂山女歌》之“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这便产生了四言。四言既成，而没有直线递进为六言、八言，是因为四言一句，四句一章，二三章节，重章叠句，回环往复，足成一篇。这就是上古的歌唱，也是大多数歌唱体的惯例。

四言诗、二节拍，属于嗟叹之词。嗟叹不足，故咏歌之。所谓咏歌，大体是拖腔拖调，也就是延长节拍。节拍延长了，便需要补充音节，实词有实际意义不便充当此任，语助词就在这时候填补进去了。如《诗经》“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魏风·十亩之间》。随后，语助词又逐渐为介词、副词、代词进而是名词、动词所代替。如“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魏风·木瓜》。如此便产生了第三节拍。第三节拍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三节拍的句式，在两两相对的骈偶节拍之中介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节拍，使得音韵具有抑扬顿挫的变化之美。奇偶相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想境界，经由秦汉，三节拍的杂言逐渐形成了整齐成篇的五言句式。这便是汉乐府与文人五言诗的兴盛。

汉乐府具有较为明显的叙事讲唱倾向，而文人五言诗则逐步转向抒情为主。从《古诗十九首》到曹魏诗人，在对五言乐府的模拟继作中逐渐建立了“上二下三”的句式，一韵到底的押韵，重寄托，尚词采的立意，摒弃叙事讲唱的民歌模式，而代之以抒情言志的文人技巧。从此，作为诗体意义上的五言诗，不再是授之于口耳的声歌，而成为授之于视觉和心思的案头诗。

七言诗的兴盛晚于五言诗，虽然节拍相似，但它并不是五言诗的直接推进。一般认为，它来自于骚体诗和歌行体诗，张衡的《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行”就是很好的例证。直至南朝齐梁时代，诗人们所作七言也主要是乐府歌行体。

齐梁时期讲究声律的五言新体，风靡一百多年，经过包括北朝、隋朝以及唐初诗人的共同努力，古体诗完成了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转型。五言、七言的律诗和绝句从此便成为中国传统诗型的代表样式。

近体诗的格律

格律诗成为了代表是有其原因的，中国传统诗歌的格律是在长期创作积累过程中形成的，也是汉语语种及语法特性决定的。

汉字是一种保留了象形特征而又以形声为主的表意文字。简单地说，方块字便于整齐排列，四种声调适合错综搭配，单音节适合于一字一意的意义对称，这便为句式整齐、抑扬平仄、意义相辅相成的句法安排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诗人对句式、声调等方面的格式与规律的讲求形成了诗的格律。

格律诗以格律严整而得名。全篇8句，一韵到底，二四六八句押韵，多数情况下，首句也入韵；韵脚则需用平声和平仄二声的分合，遵照平水人刘渊刊定的107部《礼部韵略》。律诗两句一组，为一联，分别称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其中颔联、颈联必须对仗，即上下两句位置相同的字词词性相同、平仄相对、意义相对。

律诗分为三种，即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排律。排律就是对律诗的一种扩展和延伸，一般为10句、12句或者更多。

绝句分为两种，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绝句的平仄和对仗，是截取律诗的一半。8句平分或首尾拼合即可产生不同的平仄格式。

與对仗同时出现的还有黏合，同一联中的上下句平仄相反即为“对”，上一联末句，与下一联首句平仄相同即为“黏”，这里的要求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意境与章法

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的优良传统，近体诗篇幅短小，所以它的行文用字、篇章结构不能不格外讲究，它注重意境含蓄和章法的井然。意境的主要创造方式就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表现情志是“写什么”，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是“怎么写”。诗歌重抒情，抒情最忌直白，需要借助环境。大凡优秀的诗歌，几乎没有刻意写景、纯粹写景的。

古往今来，众多的优秀诗篇在我们眼前展现了纷繁复杂、无穷远尽的意象。有雄壮的，“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有深沉开阔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有以动感取胜的，“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有以静取胜的，“明月松间照，青泉石上流”，有意象纷呈的，如：“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有朦胧深致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有阴涩晦暗的，“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有凄惨激越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以怪为美的，“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有主体鲜明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幽怨悲苦的，“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有纤细柔弱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意象多种多样，很难作出无所不包的统计。塑造意象第一贵鲜明，即写物能抓住其关键特点，作到传神而生动，写人物能抓住其最典型的神态，直入其精神世界，使人物形象如在目前。如写猪“明日钢刀犹未扰，今朝锦梦莫相违”，写猴“褐尾方藏双股下，红臀已跃从人前”，写女孩的娇嗔“巧嗔忽来风打水，雷霆乍去鸟依人”，写自己“仰天大笑出门去”；第二贵深遂，即深沉博大，或意境开阔，或引人深思，或体现作者深层情感，古人这方面的句子很多，不举例了；第三贵自然，即使意象繁复，也应举重若轻。

格律诗语言形式的文化特征

如果从语言和文化的深层关系看，近体诗的形式不仅在文本操作层面上具有内在的价值，在深层结构上，它还直接或间接地表露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精神内核侧重于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其背后，是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从地理环境看，中华民族一直以黄河流域为主要生活区域，自然条件优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居住环境相对稳定，因而他们的性格就不像西方游牧民族那样骠悍，敢于抗争，感情也不如他们奔放，而趋向含蓄理智。狭小的活动范围、浓厚的乡土意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很自然地孕育了汉民族喜欢和谐、追求统一、讲究中庸的思维定势。政治上，汉民族的政权、神权、主权高度统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无从立足，从而也产生了把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混为一谈并为“王权天授”寻找理论依据的“天人感兴”的迷信说教，以及要求個体绝对服从群体的东方人际关系模式。所有这些，都使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存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物我合一”等带有整体观念色彩的哲学命题，以及尚实、含蓄的表现特征。反映在传统诗歌创作上，就是“诗言志”这种物我合一、主客体统一的美学观念。

近体诗沿着诗歌言志缘情的古老传统，特别突出并发展了艺术中的情感表现功能，重主体主观情态的抒发，强调以情动人，情景交融，情和景以相融相洽的整体性形成了诗歌意境本身固有的自然本质。而意境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境界的特殊性，在于它必须具有给人以“境生于象外”的审美效果。与之相应，意境的描绘要求既含而不露，又自然明白，因此古代诗人都颇重含蓄，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等多种说法。这也是近体诗布局谋篇尚简，用字简约而在文法规则上自由切割意合的主观原因。为达到言简意远、意在言外的意境，诗人不得不抛开正常的文法规则，省去各种外在的语法标志，利用高度密集的意象、切割文法、锤炼“诗眼”等方法，拓宽了诗句本身的表达容量，使语言符号产生了极大的伸缩性、延展性和多义性。具言之，密集的意象，强化了诗歌重重叠叠的画境，给读者留下艺术想象的“空白”，产生旷远朦胧的美感效应；各种动词的省略，提高了意象的视觉性、独立性，诗的空间玩味也大大增强了；各种虚词的省略，不仅使诗语充满了宛转屈伸的灵动之美，而且摆脱了逻辑链词的限制定位，从而使诗呈现出一种浑然直观的境象；“诗眼”的锤炼，使得意由神来，一字生辉，把诗歌的语言潜能发挥到极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近体诗形式的简约灵动，是我国一贯崇尚的讲究“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传统文风的反映，也是传统思维模式在文化层面上的折射。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08

中国古代的建筑特点 篇4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年、民宅……。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那洪荒远古的传说，秦皇汉武的丰功，大唐帝国的气概，明清宫禁的烟云，还有史书上找不到记载的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聪明才智，都一一被它形象的记录了下来。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以木结构为主，以砖，瓦，石为辅发展起来的。从建筑外观上看，每个建筑都有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为屋顶，下为基座，中间为柱子，门窗和墙面。在柱子之上屋檐之下还有一种由木快纵横穿插，层层叠叠组合成的构件叫做斗拱。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建筑所特有的构件。它既可承托屋檐和屋内的梁与天花板，有俨然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斗拱这个词在谈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不提，由于它在历代建筑中的做法极富变化，因而成为古建筑鉴定的最主要依据。

中国古建筑的屋顶样式可有多种。分别代表着一定的等级;等级最高的是庑殿顶，特点是前后左右共四个坡面，交出五个脊，又称五脊殿或吴殿。这种屋顶只有帝王宫殿或剌建寺庙等方能使用;等级次于庑殿顶的是歇山顶，系前后左右四个坡面，在左右坡面上各有一个垂直面，故而交出九个脊，又称九脊殿或汉殿，曹殿，这种屋顶多用在建筑性质较为重要，体量较大的建筑上;等级再次的屋顶主要有悬山顶(只有前后两个坡面且左右两端挑出山墙之外)。硬山顶(亦是前后两个坡面但左右两端并不挑出山墙之外)。还有攒尖顶(所有坡面交出的脊均攒于一点)等等。所有屋顶皆具有优美舒缓的屋面曲线。无论它是源于古人对杉树枝形还是对其他自然界物质的模仿。这种艺术性的曲线先陡急后缓曲，形成弧面。不仅受力比直坡面均匀，而且易于屋顶合理的排送雨雪。

从建筑类别上说，中国古建筑包括皇家宫殿，寺庙殿堂，宅居厅室，陵寝墓葬及园林建筑等。其中宫殿，寺庙，陵墓等都采用相近的建筑形式与总体布局方式即对称齐整，主次分明。以一条中轴线将个个封闭四合院落贯束起来，表现出封闭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或可以说是地道的儒家风范。唯园林建筑与此迥异，布局自由灵活，变幻无穷，极力追求自然情调。当是更多地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与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国古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偏爱木材，几前年来一直如此，并以木构

架结构为主。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及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建筑遗址中已有发现，表明它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木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井干式，即是以圆木或方木四边重叠结构如井字形，这是一种最原始而简单的结构，现在除山区林地之外，已很少见到了。二是“穿斗式”，是用穿枋、柱子相穿通接斗而成，便于施工，最能抗震，但较难建成大形殿阁楼台，所以我国南方民居和较小的殿堂楼阁多采用这种形式。三是 “抬梁式”(也称为叠梁式)，即在柱上抬梁，梁上安柱(短柱)，柱上又抬梁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是可以使建筑物的面阔和进深加大，以满足扩大室内空间的要求，成了大型宫殿、坛庙、寺观、王府、宅第等豪华壮丽建筑物所采取的主要结构形式。有些建筑物还采用了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

“墙倒屋不塌”这一句中国民间的俗语，充分表达了上述梁柱式结构体系的特点。由于这种结构主要以柱梁承重，墙壁只作间隔之用，并不承受上部屋顶的重量，因此墙壁的位置可以按所需室内空间的大小而安设，并可以随时按需要而改动。正因为墙壁不承重，墙壁上的门窗也可以按需要而开设，可大可小，可高可低，甚至可以开成空窗、敞厅或凉亭。

由于木材建造的梁柱式结构，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框架，这就使它还具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抗震性能强。它可以把巨大的震动能量消失在弹性很强的结点上。这对于多地震的中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有许多建于重灾地震区的木构建筑，上千年来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如像高达67米多的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为现存世界上最高的木塔，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高达23米，这两处木构已经近千年或超过了1000年。后者曾经经历了在附近发生的八级以上的大地震，1976年又受到唐山大地震的冲击，还安然无恙，充分显示了这一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的优越性。这是中国古建筑的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以它优美柔和的轮廓和变化多样的形式而引人注意，令人赞赏。但是这样的外形不是任意造成的，而是适应内部结构的性能和实际用途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像那些亭亭如盖，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即是为了排除雨水、遮阴纳阳的需要，适应内部结构的条件而形成的。两千多年前的诗人们就曾经以“如斯飞”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大屋顶的形式。在建筑物的主要部分柱子的处理上，一般是把排列的柱子上端做成

柱头内倾，让柱脚外侧的“侧脚”呈现上小下大的形式，还把柱子的高度从中间向外逐渐加高，使之呈现出柱头外高内低的曲线形式。这些做法既解决了建筑物的稳定功能，又增加了建筑物外形的优美曲线，把实用与美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适用与美观的统一佳例。

中国古建筑的平面、立面和屋顶的形式丰富多彩，有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八角形的、十二角形的、圆形的、半圆形的、日形的、月形的、桃形的、扇形的、梅花形，圆形、菱形相套的等等。屋顶的形式有平顶、坡顶、圆拱顶、尖顶等等。坡顶中又分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十字交叉等种类。还有的把几种不同的屋顶形式组合成复杂曲折、变化多端的新样式。

建筑的平面布局是决定一座建筑、一组建筑、一群建筑，甚至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形制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基本上有两种平面布局的方式。一种是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一种是曲折变化，灵活多样。举凡帝王的京都、皇宫、坛庙、陵寝，官府的衙署厅堂、王府、宅第，宗教的寺院、宫观以及祠堂、会馆等等，大都是采取前一种形式。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物。这种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以北京的寺庙为例，在它的中轴线上最前有影壁或牌楼，然后是山门，山门以内有前殿、其后为大殿(或称大雄宝殿)，再后为后殿及藏经楼等。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整齐划一，两相对称，如山门的两边有旁门，大殿的两旁有配殿，其余殿楼的两旁有廊庑、配殿等等。工匠们运用了烘云托月，绿叶托红花等手法，衬托出主要建筑的庄严雄伟。这类建筑，不论建筑物的多少、建筑群的大小，一般都采用此种布局手法。从一门一殿到两进、三进以至九重宫阙，庞大帝京都是这样的规律。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满足了统治者和神佛教义对于礼敬崇高、庄严肃穆的需要，所以几千年来一直相传沿袭，并且逐步加以完善。另一种布局方式则与之相反，不求整齐划一，不用左右对称，因地制宜，相宜布置。举凡风景园林、民居房舍以及山村水镇等等，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其布局的方法是按照山川形势、地理环境和自然的条件等灵活布局。例如民居甚至寺庙、官衙，凡位于山脚河边者，总是迎江背山而建，并根据山势地形，层层上筑。这种情况最适宜于西南山区和江南水网地区以及地形变化较多的地点。这种布局原则，由于适应了我国广大的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和

多民族不同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的需要，几千年来一直采用着，并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的园林更是灵活布局，曲折变化的实例。山城、水乡的城市、村镇布局也根据自然形势、河流水网的情况，因地制宣布局，出现了许多既实用又美观的古城镇规划和建筑风貌。

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非常丰富。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大凡宫殿、坛庙、寺观等建筑物多使用对比强烈，色调鲜明的色彩：红墙黄瓦(或其他颜色的瓦)衬托着绿树蓝天，再加上檐下的金碧彩画，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在表现中国古建筑艺术的特征中，琉璃瓦和彩画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琉璃瓦是一种非常坚固的建筑材料，防水性能强，，皇家建筑和一些重要建筑便大量使用了琉璃砖瓦。琉璃瓦的色泽明快，颜色丰富，有黄、绿、蓝、紫、黑、白、红等等。一般以黄绿蓝三色使用较多，并以黄色为最高贵，只用在皇宫、社稷、坛庙等主要建筑上。就是在皇宫中，也不是全部建筑都用黄色琉璃瓦，次要的建筑用绿色和绿色“剪边”(镶边)。在王府和寺观，一般是不能使用全黄琉璃瓦顶的。清朝雍正时，皇帝特准孔庙可以使用全部黄琉璃瓦，以表示对儒学的独尊。琉璃瓦件大约可分作四类：一类是筒瓦、板瓦，是用来铺盖屋顶的。第二类是脊饰，即屋脊上的装饰，有大脊上的鸱尾(正吻)，垂脊上的垂兽，戗脊上的走兽等，走兽的数目根据建筑物的大小和等级而决定。明清时期规定，最多的是十一个，最少的是三个，它们的排列是，最前面为骑鹤仙人，然后为龙、凤、狮子、麒麟、獬豸、天马……等等。第三类是琉璃砖，用来砌筑墙面和其他部位的`。第四类是琉璃贴面花饰，有各种不同的动植物和人物故事以及各种几何纹样的图案，装饰性很强。

彩画是中国古建筑中重要的艺术部分。我们今天看见天安门城楼、故宫三大殿以及天坛、颐和园、雍和宫等等重要建筑的室内外，特别是在屋檐之下的金碧红绿彩画，使这些阴影部分的构件增强了色彩对比，同时使黄绿各色屋顶与下部朱红柱子门窗之间有一个转换与过渡，使建筑更觉辉煌绚丽，这实在是一种很成功的手法。建筑彩画也有实用和美化两方面的作用。实用方面是保护木材和墙壁表面。古时候有一种椒房，即是在颜色涂料中加上椒粉，不仅可以保护壁面和梁柱而且还可散发香气驱虫。装饰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房屋内外明快而美观。彩画的图案早期是在建筑物上涂以颜色，并逐渐绘画各种动植物和图案花纹，后来逐步走向

规格化和程式化，到明清时期完成了定制。明清时期的彩画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完全成为图案化的彩画，分为和玺(以金色龙凤为主要题材)、金线大点金、墨线大点金、金琢墨、烟琢墨、雄黄玉、雅五墨等，它们都以用金多少和所用的主要题材来定其等次贵贱。另一类是后来才兴起的“苏式彩画”(苏指苏州)，它的特点是在梁枋上以大块面积画出包袱形的外廓，在包袱皮内绘各种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以及各种故事、戏剧题材。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彩画，如故宫太和殿的柱子以贴金沥粉缠龙为饰，遵化清东陵慈禧陵在楠木梁枋上素底描金彩画，达到了金碧辉煌登峰造极的地步。

朴素淡雅的色调在中国古建筑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如江南的民居和一些园林、寺观，以洁白的粉墙、青灰瓦顶掩映在丛林翠竹、青山绿水之间，显得清新秀丽。北方山区民居的土墙、青瓦或石板瓦也都使人有恬静安适之感。甚至有一些皇家建筑也在着意追求这种朴素淡雅的山林趣味，清康熙、乾隆时期经营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国古建筑有着丰富的雕塑装饰。古建筑的雕塑一般分作两类，一类是在建筑物身上的，或雕刻在柱子、梁枋之上，或塑制在屋顶、梁头、柱子之上的。题材有人物、神佛故事、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等，龙凤题材更被广泛采用。雕塑的材料根据建筑物本身的用材而定，有木有石，有砖有瓦，有金有银，有铜有铁。另一类是在建筑物里面或两旁或前后的雕塑，它们大多是脱离建筑物而存在的，是建筑的保藏物或附属物。建筑物内的雕塑多为佛、道寺院内的佛、道教内容。

中国古建筑在建筑与环境的配合和协调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有许多精辟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古人不仅考虑建筑物内部环境主次之间、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而且也注意到它们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种讲究阴阳五行的“堪舆”之学，也就是看风水之学，其中虽然夹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剔去其糟粕，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特别是其中讲地形、风向、水文、地质等部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师和工匠们，在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的时候，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等，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务使建筑的布局、形式、色调、体量等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例如《管子》论述选择都城条件时就强调，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涝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等等。至于山区城镇、城堡、村庄、寺

观、园林、民居等等，也都是随着山形地势起伏转折，高低错落，相宜布署。江河湖海岸边的建筑物必然随着港湾河汊的地形高下予以安排。历代陵墓尤其重视地形环境。所谓的“龙脉”即考虑到周围数里、数十里，甚至数百里范围的地形、风水。园林更是综合了空间与时间的艺术，景随时换，步移景转。对园内外环境的关系，相互配合最为讲求。“借景”就是造园技法中巧妙地运用环境的一种表中国古代的建筑特点现手法。明计成《园冶》一书中专门有“借景”一章。他说：“园林巧于因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把园外远处的山峰冈峦、楼阁塔影以至山林树木、海山景色都可借入园内成景。景与景之间，也相互为借，隔院楼台，出墙红杏都可相互借用，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篇5

（1）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从未中断，因此源流分明，沿革清晰。

（2）以君权为中心，高度集中权力。在人神关系上，鼓吹君权神授，君权至上，以神权服务于君权。在君臣关系上，宣扬君令臣从，臣效死忠，下级服从上级，全国依附君主。在权力配置原则上，君主一人全面垄断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财政、军事和文化教育大权。

（3）人治高于法治。虽然每朝每代都曾制定和修订法律，但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尤其是君主的言论，可以任意冲击、取代法律。

（4）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中国古代政治机构的设置相当完备，从君主到臣僚，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连，统治法网严密周全。

（5）宗法制度的残余严重影响到古代政治制度的建设，父权的观念渗入到国家政治制度中，居家为孝，事君为忠，借助父权来加强君权和行政权。

（6）在漫长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经典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各项制度与政策的依据。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儒家学术思想长期影响古代政治制度。

（7）调整伦理关系与等级秩序的礼制，得到行政法的确认而与政治制度结合，形成典型的官僚政治、严密的等级制度，造成严重的官民对立现象。

中国式民主的特点 篇6

一、中国式民主的“民主过程”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性

民主过程在现代民主政治语境下,可被视为“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即“利益集团（压力集团）在政府内外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过程可分为输入、转换、对环境的输出和对环境的结果等阶段。具言之，要求和支持的输入通过一个转换过程变成了权威性政策的输出。这一转化过程可以看作是有四个方面的功能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政策实施。

共产党的精英在获取利益诉求信息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政治过程即政治体系中政治行为主体之间交往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决策，而决策关键是占有足量的利益诉求信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也即决策所需要的足量信息并不是主要依赖于人民的利益表达，而在于党的精英主动“索取”和敏锐的洞察力，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的精英发挥主导作用。、利益综合和决策中共产党的主导性：同样利益综合和决策,也只有党才能决定哪些利益诉求的信息能进入决策的视野和议事日程。这些信息,往往通过党内酝酿,首先会上升为党的意志,而后通过人大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政策并依托国家机构载体执行。

二、中国式民主体现着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双重性

精英民主的基本逻辑是：大众对国家事务无法精通,如果让他们亲自行使权力,往往效率是低下、成本昂贵、成效不足甚至导致灾难,因此需要具有强有力行政能力的议会制政府。

中国传统政治运作中对人的注重甚于对制度的注重：中国政治一直以来注重“道”和“德”的概念，推崇“和谐”的理念,政治统治有东方式的朴素,在政治运作中对人的注重甚于对制度的注重。而从反面来说,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制约,中国应有的公民权利缺失,社会活力不足,更缺少自我更新能力。

“大众民主”和“精英统治”各有短长，用“主权在民”的原则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用“精英管理”的原则克服“民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满足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民主所追求的其实是公民自治的精神，虽然国土之大、人口之多、事务之繁，让“人民”完全当家作主不太可能，但是，公民自治的理念不应放弃。显然，让所有的“人民”都来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和管理确实不可行，而且也未必好，那我们就尽可能实现地方乃至村落自治，让“人民”在他所生活的区域行使民主权利。事事都要“公投”、事事都要人民亲自管理不可行，而且也未必好，那我们就选择一批“管家”，替我们照管“家务”，如果满意就继续留用，如果不满意就按照合同把他们辞退。把人民民主无限放大会威胁个人自由的空间，那我们就把能够用来“民主”的事务限定在恰当的范围，使任何人不能以“民主”的名义和“民主”的方式侵犯“私人领域”（公民自由权利）。

“大众民主”和“精英统治”各有短长，那我们就把“主权”与“治权”分开：“主权”属于人民，“治权”交给具有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的政治精英，并让民众对他们实行绩效考核，实现“人民统治”与“精英管理”的有机结合，在这种结合中，用“主权在民”的原则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从而保证管理的权威性；用“精英管理”的原则克服“民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满足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保障了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另一方面提高政治专业化水平和政治效率,也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保障了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另一方面又有这些精英来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从而提高政治专业化水平和政治效率,也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效率性。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

三、中国式民主宪政精神规定与现实运行体现着非完全契合性

民主与宪政的关系：民主与宪政之间，一方面,两者密不可分，宪政把价值和规则藏在程序和规则之中，为民主提供制度形式。同时，两者又保持一定的张力，因为民主制度涉及如何获得并保有权力，宪政制度涉及如何限制权力。中国式民主就表现出很强的这种张力特征。

我国的政体是“议行合一”式，本身是一种非常民主的政体：宪政其实就是指宪法及其所规定的政体，•也即国家权力如何行使问题。我国的政体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既掌握立法权，又组织行政机关并领导和监督行政机关的工作，亦

称“议行合一”。议行合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民的代议机关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并支配行政权,就理想状态而言,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体制•。

从现实运行看，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非实质性，在实际的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并不很突出：当代中国是由政党、政府和军队三部分组成政权,每一部分都自成体系,但由共产党的领导联结在一起。在这种党政军一体化体制下，共产党的领导介入了人民代表大会中，因此，议行合一也与党的领导相结合的。这样，虽然中国的宪政规定全国人大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它在实际的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并不很突出，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相比，它显然也较为形式化的非实质性的。而就宪法本身来看,其实际地位也并不像其自身规定的那样具有权威性。

四、中国式民主运行过程轨迹体现出自上而下的方向性

纵向民主：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纵向民主”（VerticalDemocracy）是约翰·奈斯比特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奈斯比特先生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种新的政治模式被称为“纵向民主”。纵向民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奈斯比特先生看来，中国纵向民主受到“社会秩序”和“和谐”这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而这正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动的空间。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而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

1、从利益表达看，当代中国人民的利益是由权力精英“为民作主”的。它所依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信息主动获取的过程，民众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往往还是等待出一个“青天”来为自己作为，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民众才会采取某种直接的行动进行利益表达。

2从利益综合与决策看，当代中国决策过程中，权力精英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力量对决策影响很小。决策过程不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而只表现为在共产党的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精英及其群体的政治互动，它实际上是“领袖领导人民

大众,而非公众支配领袖”•。这并不意味着决策只反映少数权力精英的利益,而是通过中共党委体制下的政治折冲来进行规制。这种折冲既不是政治倾轧,也不是权力竞争,而是为了如何实现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生的政治分歧，归根到底是一种思想斗争，当然也是聚合社会不同利益的一种主要途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也就是善于时刻将最大多数人民利益聚合起来并输入公共政策中取得政治家。

3、政策的执行。它一方面依靠从上至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机构,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动员群众的力量来践行政策精神,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从上至下的政治动员过程。但群众拥护和支持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政策本身的精神品质以及自上而下传输中的“扭曲”和“失真”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官僚执行过程中的模范示范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 篇7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法律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阶段性特点

通过对全国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省市的研究表明, 我国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体现出阶段性、渐进性与分类化的基本特点。按照推进的程度为标准, 可将户籍制度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阶段以取消农业与非农户口为主要标志, 打破二元户籍结构, 放宽落户条件, 使得具备一定条件的流动人口能在流入地获得户籍, 在社会制度层面上承认其流动合理性, 以形成一元化的户籍制度框架为改革目标。此一改革阶段可视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破冰”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以改革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等配套政策, 进行多部门的综合统筹协调为主要标志, 以居住证的推行及其含金量的不断提升为重要手段, 逐步淡化、缩小、取消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之间的权利、利益差别, 均衡户籍后面包含的社会福利的差异, 以实现较高程度的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为改革目标, 注重从形式到实质的户籍制度从思维观念到服务管理制度的转型。此一改革阶段可视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融冰”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实际上是实现前两个阶段改革目标的完成阶段, 从改革的程度与效果上看, 第三阶段完成了实质意义上的户籍一元化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制度建设, 改革的主体目标基本完成, 各配套政策高度衔接协调, 地方性法律规章理顺完备, 形成良性互动、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户籍制度改革的前两个阶段划分实际上对应户籍制度改革所必然涉及到的两方面内容, 没有第一阶段改革的扎实基础, 第二阶段改革便缺乏必要性与合理性, 而在第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 第二阶段不持续跟进, 则改革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内容。

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措施与基本方向的来看, 目前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 一方面表现在各省市通过一系列连续性政策的出台与推行, 逐步降低落户门槛, 放宽落户条件, 形成了大型城市适当限制, 其他城市全面放开的户籍调控格局, 积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另一方面表现在户籍制度改革注重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 启动综合配套政策改革, 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毫无疑问, 户籍制度改革是未来几年社会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

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1. 树立户籍服务观念, 促进管理方式转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 特别是城镇化的蓬勃发展, 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管控性质的户籍管理模式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有赖于从权威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定位转变。

首先, 转变户籍管控的户籍管理观念。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解放思想仍然是推进我国深入户籍改革面对的首要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的各相关职能部门应摒弃维稳思维, 更不能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作为延缓户籍制度改革的挡箭牌, 要科学地协调处理平等、效益与稳定之间的关系。要将户籍管理作为公共服务的必要组成部分提供良好的制度供给, 满足政府、社会与公民的社会化服务需求, 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在户口登记过程中重管控轻服务现象, 逐步清理、废除现行户籍制度中的歧视性规定, 重视挖掘并确立户籍制度应有的民生性、保障性、社会性与公益性功能。其次, 重塑户籍服务的户籍管理功能。从现代国家的发展角度来看, 设立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的主要作用是为了证明公民身份与统计人口数据, 其最终目的一方面是为更好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为公民行使、履行各项权利和义务提供可靠的依据;另一方面是为政府的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与人口信息, 使其能够为公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要求接下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应重视与遵循社会治理规律, 在转变户籍管控观念的同时, 逐步恢复、重塑户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服务功能, 实现从“接受管理”到“享受服务”的转变, 促进权威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最后, 建立动态开放的户籍管理模式。以往的户籍管理模式具有典型的以户为单位的静态、封闭式管理特征,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户籍管理更加突出对公民个体平等与自由权利的尊重与保障。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应建立起更具适应性的动态、开放性的户籍管理模式, 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动态管理, 稳妥解决流动人口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推行更人性化的人口管理措施, 积极引导户籍管理模式的转型。

2. 建立高效运行机制, 实现部门有效联动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宏大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 涉及几十个管理职能部门, 不仅涵盖公安、法律、人口计生、劳动保障、教育就业、卫生服务等部门, 也牵扯到工商、质监、国土、房产等多个领域, 更需要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配合。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不单有关经济领域, 还关乎社会稳定, 涉及到众多利益主体以及深层次的利益、权力调整, 这些都决定了下一阶段的户籍制度改革需建立起高效的运行机制, 实现多部门的有效联动, 特别是注意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与配套, 使户籍制度改革成为促进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大动力。

首先, 搭建信息联通共享平台。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以现有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基础, 整合社会信息资源, 搭建人口信息综合数据库与共享平台, 尽早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尽快实现户籍管理的全省联网。要加强对人口动态管理的信息平台建设, 逐步实现人口信息统计数据的联通共享, 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优势降低户籍管理成本, 使各职能部门能够更准确、快捷地掌握人口变动信息, 为建立全省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与个人信用系统创造条件。其次, 加强改革配套政策衔接。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单兵难进”, 要做到使各相关部门协调联动, 形成工作合力, 出台综合配套政策, 确保户籍制度改革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统筹兼顾、综合配套、有机协调, 配套建立农村土地处置机制、住房保障机制, 社会保障机制、就业保障机制, 卫生服务保障机制、城乡教育保障机制以及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使户籍制度的各项改革措施有机衔接、相互促进。最后, 设立服务管理专门机构。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要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有关户籍服务管理任务, 提高行政效率与管理水平, 一方面实行专职专责, 面向公民做好户籍服务, 另一方面向政府提供各地户籍变动的最新信息, 及时协调、调配相关行政资源, 实现户籍服务管理的常态化, 实现由人口管理向人口服务管理的职能转变。

3. 拓展财源优化配置, 增加居住证含金量

户籍制度改革应打破“就户籍改户籍”模式, 统筹兼顾城市与乡村、区域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与稳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 以运用多种方式拓展财政来源作为深入改革的有效保障, 不断提升居住证含金量, 加大与城镇居民同等享有“老有所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的待遇。

首先, 采取多种方式借助各方力量重塑地方财源。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推进新型城镇化, 关键在于充分利用市场优势, 分摊户籍改革成本, “化整为零”, 采取多种方式重塑地方财源。户籍制度改革需要付出巨额成本, 这是阻碍我省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重塑地方财源, 一方面有赖于中央加大专项资金投入力度, 给予转移支付政策, 适当增加地方财源,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要积极探索, 逐步建立起由政府、企业、个人等各方共同参与的户籍制度改革成本分摊机制, 注重政策引导, 制定科学措施, 善用市场力量, 整合社会资源, 形成由政府承担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成本, 企业依法承担职工、转户居民社会保险成本, 吸引社会资本消化部分成本的系统。其次, 运用有限财力优先解决重点领域问题。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要以有限的政府财力发挥最大的功效, 将重点放在教育、医疗、居住、就业等关注度较高的方面, 尽早满足进城农民福利待遇的均等化要求。最后, 积极拓展功能不断提升居住证含金量。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要在确保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 不断拓展居住证的功能, 以更大的包容性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 并加强宣传力度, 才能让更多的非户籍人口看到实惠, 并因此而更加努力地为城镇发展作出贡献, 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转为城镇居民。同时, 还要积极研究、论证、引入其他先进省份实行的居住证积分管理制度, 采取激励措施, 运用利益手段优化城镇人口结构, 引导新市民提升自身素质。

4. 制定地方法律法规, 巩固户籍改革成果

依法治国是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实现依法治国要求将各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之下, 保证各项工作依法进行。户籍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服务管理职能, 将户籍服务管理纳入到法律框架之内是实现户籍制度依法治理的基本前提。

首先, 研究、制定户籍制度改革的实体性与程序性法规。目前我国并没有有关户籍制度的统一立法, 现行的有关户籍制度的法律由于制定年代久远, 早已对户籍制度改革失去了指导意义。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要通过同时制定实体性与程序性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 巩固户籍制度的改革成果, 确定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则方针, 明确政府在的义务与责任以及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利益;规范户籍管理程序, 建立相应的法律问责机制。其次, 清理、废止与户籍制度改革方向相悖的法规政策。地方政府应依据户籍制度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与方向, 设立长期、稳定、权威的组织机构, 形成稳定的工作制度, 补充、清理、修改、废止、协调处理相冲突的地方性法规政策, 保证法律规范的统一性与协调性, 为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扫除障碍。最后, 在地方立法过程中要充分发扬立法民主, 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户籍制度改革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要增强立法的公开性, 进一步扩大市民的参与途径, 在立法项目确定、法规起草、法规修订、法规解释、法规废止等环节设计社会参与的相关程序, 顺应民意、广知民情、集中民智, 进一步彰显户籍立法的民主性、参与性与开放性。

参考文献

[1]王阳.破除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对典型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实践的比较与启示[A].载罗润东编.劳动经济评论[C].第6卷第1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2]张林山.户籍制度改革:争议、误区与下一步改革方向[J].中国经贸导刊, 2012 (6) .

[3]韩震.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向——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思考[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2 (1) .

[4]史柏年.农民工权益维护的难点:户籍制度背后的利益格局[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3 (3) .

当代中国公共部门的特点 篇8

关键词：公共部门；公共企业；特点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116-01

中国的公共部门包括中央、地方各级和基层政府及国营、公营的企事业单位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有合理配置资源、收入再分配、稳定宏观经济三大职能。最典型的是政府部门，它以公共权力为基础，有明显的强制性，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其次是公共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和国际组织。所谓公共企业，主要是指有一定盈利性的、受政府特殊管制措施制约的经济实体，它主要是以为社会提供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为重点。

一、公共企业的一般特征

1.产品的公共性与行业的垄断性。

公共企业的公共性首先体现在产品的公共性上，我国公共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需要消费者直接支付的准公共产品，另一类是不需要消费者直接支付的公共产品，这类公共产品往往需要公共部门集中支付。我国不少公共企业所在的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供水、供电和天然气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2.法人的企业性与经营的盈利性。

在我国，公共企业法人带有一定的企业性，而公共企业的经营带有一定的盈利性。这与很多人所理解的公共企业的“公共性”是有差别的，可见，公共企业的公共性是相对的，公共企业也追求利润最大化，只不过，公共企业追求的利润最大化是政府定价基础上的长期的利润最大化。

3.公众的参与性与政府的管制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是不变的宗旨，为此，公共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必然需要公众的参与。与此同时，我国又是一个法制国家，任何公共企业和任何公共产品都需要政府加以规范和引导，以确保公共企业的健康持续运转，并且对公共产品的供求进行管制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二﹑我国公共企业的特点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殊的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公共企业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第一，独特的产权运作模式，公共性和垄断性较强，而企业性和盈利性较弱决定了我国公共企业以国有形式为主。我国公共企业的产权运作模式有三种，最主要的是国有形式，还有混合和私有形式。国有公共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主要应用于以下领域：特殊的公共物品，如国防工业；产品的社会效益巨大，如果任由企业提供则有可能导致部分社会群体无力支付的产品，如食盐；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的产品，如石油等。私有形式的公共企业主要是指其资本采取单一的私人所有形式，在个人产权确立的基础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企业形式。混合形式公共企业是指各种不同所有制资本混合经营的形式，是公共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经营形式。

第二，我国公共企业的宏观调控功能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充分发挥市场自主性的基础上，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这就使我国公共企业有了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的宏观调控功能。1.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企业具有公益性质，它为社会提供一般企业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铁路、公路、电力、石油等基础设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等国家重大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公共资源和公共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等。2.我国公共企业所特有的宏观调控功能。市场经济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为此，政府必须加以引导，加强宏观调控。

第三，我国公共企业的独特公共性作用。1.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纠正政府失灵。政府干预有不以直接赢利为目的的公共性，还具有垄断性，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追求的动力。公共企业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仅弥补了完全市场配置的缺陷，能够确保公共产品的及时供应，而且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2.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公共企业为社会提供了交通、动力、通讯等各个方面的便利，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国家的供给结构和能力，有利于改善国家经济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源；公共企业的投入也扩大了社会需求，有利于促进私人资本的长足发展，对于发展私有经济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3.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公共企业的发展对于维护一国经济主权是非常必要的。像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往往耗资大、建设周期长、回笼资金慢，很多企业不愿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然而这些对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关注公共企业的建设。

三、我国公共企业发展的启示与教训

1.明晰产权，深化公共企业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股份制产权体系。

公共企业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必须明确产权关系。我国公共企业产权是由“人民”这一抽象主体所有，产权不明晰，对经营者的激励不足。明确了产权关系后，使得经营者心中有底，明确自己为什么而干，为谁而干，增强干劲。

2.深化公共企业制度创新机制。

深化公共企业制度创新机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使各级政府有充足的财力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配套制度建设。深化公共企业制度创新机制，就是要进一步完善资产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财税管理体制等，进一步规范政府与公共企业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国家各项改革制度真正落实到公共企业中去。

3.明确社会责任。

公共企业作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特殊企业，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故承担的社会责任应重于一般企业，但现实中公共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占更多的社会资源，获取更高额的利润。因此要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探索出构建我国公共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途径，并将公共企业的社会责任依相应原则加以区分，进而转化为法律上的义务，促使公共企业能够更好更主动地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金太军等.公共产品民营化和我国第三部门的职能走向[M]扬州大学学报.

[2]夏书章.现代公共管理导论[M].长春：长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