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精选8篇）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篇1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将现代性价值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整合起来,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制度性维度和文化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吸纳与建构现代性的过程,而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就是要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现代性将成为继西方现代性、东亚现代性之后的一种新的现代性而受到世界的瞩目.

作 者：陈尚伟 Chen Shangwei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00387 刊 名：理论与现代化 英文刊名：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年，卷(期)：2009 “”(3) 分类号：G206 关键词：改革开放   现代性   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篇2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 盲目人为建构经典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 即经典的建构是否基于人类认知的需要, 黑格尔坦言:“人只有在认识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事物时, 才是符合他本身的存在规律而存在着, 人必须认识到推动他和统治他的那些力量, 而向他提供这种认识的就是形式符合实体内容的诗。” (3) 对于人类认知自我与世界而言, 经典乃是一种启蒙、召唤、塑造, 跨越时空的创造性, 是一种认同的想象。

经典的建构不是一时一事的产物, 也不是由某个权威机构或权威人物认定的。“那些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4) 但是自后现代转向以来, 面对社会文化价值多元共生、大师缺场的尴尬, 我们更相信经典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跨越时代的过程, 是历史集体认同、多种元素共同参与的结果。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之比较

关于经典的定义, 前人已论述颇多, 本文不再赘述。文学与新闻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 其关于经典的标准也许会有不同, 但是两者又有着天然的联系, 脱胎于18世纪英国文学的新闻学始终都受到来自文学的影响, 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必定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即“……经典的作品必须首先具有原创魅力”。 (5) 但是为何在当今中国新闻学界新闻经典的建构不温不火, 除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束缚之外, 恐怕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从时间上来看,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几乎同时诞生, 且处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之下, 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或许能够得到答案。让我们回到经典性问题的本体论意义上来考量,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除了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基本特质之外, 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相异之处。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具有思想启蒙的划时代意义, 这一点中国现代新闻经典不能与之比肩。诞生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在许多领域重构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康德在对启蒙运动进行总结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强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人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反思自我、认识世界。近代中国民主主义启蒙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康梁维新变法运动, 后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阐发, 意图在中国建立以“三民主义”为根本特征的共和政府。

自明末清初以来,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 特别是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为西学在东方的传播贡献颇多, 西学东渐局面日盛。“五四运动”前期, 中国思想界其实已经是暗流涌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祖宗之法, 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了挑战, 在当时的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自创始起, 新文化运动就显示了其激烈的批判精神, 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儒学, 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 高呼要打倒孔家店的旗手则首推文学。1917年, 《新青年》先后发表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自新文化运动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 在一种全新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美学原则感召之下,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集体建构开始了对封建守旧思想观念的颠覆并开始树立一种以重新发现现代人独立价值观与生命体验的意识形态。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 这种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整体演进的最大促进作用即是对国民的启蒙。“启的不是家族体系的‘子民’之蒙, 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国民’之蒙。” (6)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对于国民的启蒙是基于对人的灵魂的拷问与重塑, 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促成了偌大的具有封建传统的国家向现代性转变, 在“求新”、“求变”思潮的冲击之下, 国民迫切需要的是立足于社会改造、精神更新、人的现代性转变的领航者,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恰恰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

反观同时期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发展,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 此后涌现出一批新闻学经典作品, 如徐宝璜的《新闻学》,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由黄远生友人林宰平编辑的《远生遗著》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为何未能担当起像文学一样思想启蒙的引领者的角色, 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 新闻学传入中国不久, 发展并不成熟, 还处在向国外学习以及自身探索阶段;其二, 这些著作本身或者是对当时历史政治现状进行宏观的客观描述, 或者是有关新闻采访方法及新闻思想的介绍, 两种都没有对人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其三, 最重要的恐怕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学传统的国度, 新闻学的研究在当时并未普及, 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或报人, 有着根深蒂固文学情结的国人更认同文学的表达方式。

经典的建构有赖于经典本身的多元阐释空间, 这种阐释是基于对经典本身所蕴涵的丰富思想意蕴的多重解读。也就是说, 经典的建构过程并非单一方面的结果, 除了经典文本本身具备经典的特质以外, 还需要有后人给予经典的多元阐释。“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互动的结果。” (7) 当然, 二者之中, 文本所具有的经典性才是根本, 这种经典性体现在文本作者对世界本身深邃的思索与追问, 并且能够穿越时代的隔膜激发后人的想象。

相对于文学, 新闻首要的特点是真实, 新闻专业主义所信奉的是客观、真实、不带偏见地报道新闻。以备受新闻学界所推崇的《西行漫记》来看, 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新闻学著作, 同时也蕴涵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如果它比大多数新闻报道更有生命力, 那是因为它不单单是抢先获得的独家新闻而昙花一现, 更深的理由则是它客观地记录了许多永恒的历史事实。” (8) 然而正是其不容否定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限制了《西行漫记》的多元化阐释空间, 作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 《西行漫记》被打上了深厚的时代烙印, 对其意义的表达只有一种解读方式, 即作为研究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献的价值而存在。

与之相比,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则构成了一个意义表达空间非常广阔的张力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于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历史背景之下, 对封建儒学的彻底否定与批判在当时曾招致诸多质疑。除了对封建残余的批判之外,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镇在于对“人”的重现发现, 是一代知识分子不断地在矛盾和苦闷中思索的结果, 他们的表达与诉求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摹写, 而是建立在对人性意蕴与文化内涵的逐层解剖之上, 他们唤起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中国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人的才情和智慧的结晶, 已经创造了堪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 它是这个时代人民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 它已尽可能地发挥到了最高水平, 无论今后的历史会进步到什么程度, 当人们需要了解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命运、苦难、境况、挣扎以及情感方式时, 他还是会打开现代文学的著作。” (9) 不同的读者在对经典文本解读的过程中都会获得各自的审美体验, 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每个中国读者在解读鲁迅作品的过程中都会看到自己的影子, 并进一步反思个体身上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而且这种反思是随着历史发展向后无限延宕的。

新闻学的经典焦虑

随着新闻学科的逐渐成熟, 新闻学的经典焦虑也开始凸显。焦虑的表征之一在于新闻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地位。

从历史上看, 经典的建构要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鉴于新闻学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位置, 新闻经典的建构更多地受到来自主流权力话语的影响。话语权力中蕴涵的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将会大大强化新闻经典的建构标准, 甚至, 在这种标准建构下, 新闻作品本身的特质会退居次席。

受众的认同同样对新闻经典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大众文化的流行, 审美日常化时代来临, 受众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 主流权力话语的建构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解构必定会出现巨大的价值断裂空间。在这一点上, 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树立的“样板戏”的命运便可窥见一斑, 因此, 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所面临的是“动态经典”与“恒态经典”的问题。

处于夹缝中的新闻学遇到了相当大的困惑, 人为地强行建构经典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 经典本身必须是开放性的, 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被阐释, 甚至被质疑。照此来看, 中国目前新闻学界所推崇的“新闻经典”还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这与它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不难发现, 这些新闻经典本身大多掺杂着意识形态的内容, 它们似乎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然, 由于新闻学学科本身具有自己的特点, 因此用文学经典的标准来衡量新闻经典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无论如何, 产生于同一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已经证明了其文化传承意义和文化价值。“经典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那些文本”, (10) 照此来看, 新闻学的经典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闻学的经典焦虑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

参考文献

[1]姜红:《现代中国新闻学科的合法性建构——“新闻有学无学”论争新解》,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7 (1) , 第52页。

[2]蔡尚伟、刘锐:《“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8 (7) , 第152页。

[3]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第20页。

[4]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 《中国比较文学》, 2006 (2) , 第48页。

[5]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 译林出版社, 2005年版, 第5页。

[6][7]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3) , 第152页, 第150页。

[8]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美国1968年版自序。

[9]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第42页。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篇3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31-02

作为现代化历程的亲历者，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恰恰是现代化在西欧迅猛发展时期。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化”这一概念，但他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兴起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且系统地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相关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把当时的19世纪称为现代，并频繁地使用“现代”这一概念，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的工人”、“现代工业”等等。现代一词并非是当时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现代社会特指资本主义社会。

一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机器化大生产的采用和社会分工的广泛推进，这一系列的生产方式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从中世纪手工业者到“现代工人”，从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到“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从中世纪国家到“现代国家”，资产阶级时代最终得以确立下来并首次开创了现代社会的历史。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并宣布人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即现代时期。

首先，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原有的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市场的需求，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传统的经营方式。随着世界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和产业革命的不断升级，现代大工业又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现代资产阶级逐渐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76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的兴起以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传统农业社会彻底解体，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经逐渐生成并日益壮大，这实际上就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变革的现代化过程。

其次，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的人口——过去哪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77

最后，从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视域探寻现代社会，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互动中解读现代社会。世界历史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历史推动了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良性互动，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现代社会的形成。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88世界历史的形成促进了全球的普遍交往，过去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所取代，交往的普遍性使得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统一的整体。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并加速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二

现代社会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新时代开启的重要标志。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渗透在对现代社会的剖析过程中，且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动力的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并运用生产方式的概念来阐明社会发展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所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是划分新时代的重要标志，生产方式的变革促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这种转变实质上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作了阶段性的划分，提出了现代社会有机体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依照欧洲人文主义的三分法，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即亚细亚社会形态、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形态。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剖析现代社会，进而突出现代社会的有机结构和总体性的历史进程。

其次，马克思运用矛盾的观点来解读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了内在矛盾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高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历史的短暂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产生了以往任何人类历史上都不可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裂变给予了无情地批驳，并指明资产阶级是在血与火的历史中才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它是一个充满曲折和矛盾的历史过程。

最后，马克思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并指明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性。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角度入手，重新解读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提出了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市民社会的出现为西欧现代化兴起提供了重要条件。19世纪40年代以后，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本质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出现使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商品经济使社会得到重大变革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社会发展招致一系列的严重扭曲，如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异化的灾难性影响等等。此外，马克思还对非洲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着重探讨了西方的殖民扩张行为对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影响。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理论，不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也为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三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既是资本主义最为激烈而深刻的批判者，也是现代性概念最为科学的阐释者。马克思在肯定现代性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重要前提的同时，也指出了现代性所导致的殖民统治及其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状态，并积极提倡走向现代性的内在超越，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实现现代性的正常化发展，为清晰地把握现代性问题和人的发展境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现代性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人类应当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不断地反思和审视现代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追赶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尚未完成的现代性。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引领下积极构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对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应保持清醒而理性的态度。

第一，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应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并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历史复杂性和现实艰巨性。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是一项复杂历史课题，当中国高举现代性大旗的时候，后现代主义思潮则高举着解构的大旗对现代性予以批判，在中国语境中探讨现代化问题的处境较为尴尬。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追赶和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当代中国现代性构建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构建过程中，应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构建现代性的历史经验，在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历程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性之路。

第二，在建构当代中国现代性之路的过程中，运用理性和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来辩证地审视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在中国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效率与公平、功利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现代性的发展既带来了辉煌的历史成就，又引发了深层的社会危机。“理性主义的泛化使人类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的同时，又使人类陷入生态、资源、环境等严重困境；科学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现代人所引以自豪的‘现代性成果，又使人类面临价值、情感、信仰等方面的危机；市场原则促使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对社会公正、伦理规范、精神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挤压。这一切都标志着现代性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2]145-146因此，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在对中国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之中，积极探寻中国现代性之路的突破点与创新点，从而使中国迈向一种理性的现代化之路。

第三，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指导下合理地把握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都不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道路；但如不敢突破传统也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能创新。”[3]542因此，在积极借鉴和利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应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现代化基本规律来指引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在积极借鉴和总结现代化国家历史经验的同时，应用批判的眼光来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历史经验，尊重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应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把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和现代化有机结合，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积极构建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的现代性理论。

第四，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应把精神文化的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在现代性构建中彰显人文关怀。现代性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概念，它蕴含着人、自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现代性的构建需要把自觉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关怀作为精神支撑，并以科学发展观来引领并积极构建以人为本的具有前瞻意义的现代性之路。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而理性的态度，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篇4

中国改革道路的主要特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大意义（上）

段治文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一、中国改革道路的主要特征

下面我们讲第一章的中国改革道路的主要特征。接下来我们对中国改革道路的主要特征进行一个分析，我们想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就是渐进性改革；第二个特征就是以阶段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两个方面来谈谈中国改革道路的主要特征。

（一）渐进性改革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

在讲渐进性改革的道路的时候，我想跟俄罗斯进行比较，中俄改革道路的比较，中国所走的道路实际上是先行为，后立法的道路，俄所走的道路是先立法后行为的道路。我觉得在中俄改革道路的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先对俄罗斯的改革的历程做一个了解。从苏联到俄罗斯的改革我觉得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最早1953年以后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这个时期的改革总概括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或者讲他所以无法实质性的改革，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觉得他是不知道如何改革，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开始之后想改革，但是不知道怎么改革，其实我们前面讲话邓小平的改革过程当中面临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历史、评价前人的贡献？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时成了能否推进改革形成历史合力的一个重要的背景，首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也是一样，赫鲁晓夫当时如果说要改革的话，意味着前人是有错的，如果前人没有的话那就不需要改革，继续推进就行，如果前人有错了你要改，但是你怎么评价前人？所以当时赫鲁晓夫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觉得就是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样一种全盘否定斯大林做法，它导致的后果，他和邓小平相比，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是科学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这形成的后果就是统一的思想，形成了稳定的社会，推进改革，但是赫鲁晓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这首先导致支持斯大林的人就反对，所以你无法改革下去，导致思想混乱。

1956年2月24日深夜，这一天是苏共20大结束的一天，中央委员都还没有走，在这一天深夜，赫鲁晓夫把这些中央委员又重新招集起来，开了个秘密会议，做了秘密报告，在易知堂

这个秘密会议上面，赫鲁晓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它导致的就是很多人思想混乱、精神崩溃，甚至有当场晕倒，还有猝死，这种做法其实是很不合时宜，我觉得赫鲁晓夫这个缺乏一中领袖的素养，也就是说如何尊重历史，他采取的做法就是否定历史，否定历史的做法，导致的后果是思想混乱、精神崩溃，很多人对斯大林是很敬仰的，他白天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结果到了深夜一无是处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受不了了，导致的后果就是精神崩溃，波兰总书记当时晕倒第二天就没起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不，我觉得赫鲁晓夫想改革，但是不知道如何改革，它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果就是思想混乱。

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特别是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这都是教老人政治，后来也就没有真正的改革，但是我们要讲苏联到俄罗斯的改革历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1953年以后，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做为第一个阶段。

然后这样就进入第二个阶段，1985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到1985年时候，苏联全社会可以说是社会上下都认为要改革，都觉得应该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他说改革就改革，他也是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戈尔巴乔夫事实上对苏联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还没有很好地研究清楚的情况下说改革就改革，于是导致的内部三大派形成极力的争论，戈尔巴乔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你真是新官的话，新官上任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面三把火，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缺乏调查研究、把握国情的这么一个阶段，直接就三把火，所以这个时候说改革就改革，导致内部极力的争论，形成三大派：

第一派就是传统派，传统派以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利加乔夫为代表，利加乔夫这一派改革的主张实际上延续了前面赫鲁晓夫以来的这一派，就是没有实质性的改革，仍然忠实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你只要忠实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就很难改，因为我们原来就是照搬马克思本本才导致的苏联模式，所以这个没有实质性的改革。

与传统派截然不同的一派就是激进民主派，当时以叶利钦为代表，叶利钦的改革主张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激进，一个是民主，非常激进。

叶利钦的改革主张概括起来讲，首先根本放弃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在西方的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所以他这里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激进，根本放弃休克疗法，然后根本的经济改革，所以很激进，但前提是民主，首先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叶利钦的改革主张就是这样一种激进民主派。

第三派就是主流派，戈尔巴乔夫为代表。戈尔巴乔夫这一派的改革主张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中国也有点相似，他的主张就是保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变，共产党执政和

易知堂

社会主义方向不变，在这个前提下面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精华，这个改革主张其实跟中国还是有些相似的。但是问题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问题空间在哪里，以及对苏联阻力很大的这种状况他是准备不足，所以要内部三派激烈争论的过程当中，最后戈尔巴乔夫就从他原来的改革主张退了，退到哪里去？退到叶利钦那里去了，三派激烈争论叶利钦取得了胜利。

激进民主派叶利钦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同，就是得到戈尔巴乔夫这一派的认同，第二个原因就是得到社会下层的认同，所谓得到社会下层的认同，那是因为叶利钦可以说在当时他非常清楚苏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很不满，传统的高度集权、高度计划、搞等级制度、搞特权这种状况已经很不满，没有了公正，所以叶利钦的切入点就是从民主保证公正这个角度出发，这就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所以叶利钦的改革主张深受广大民众的支持，他的演讲又很有煽动性，他说只要你们支持我搞民主，我就可以保证大家的公平、公正，只要大家支持我搞民主，我可以保证大家的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活水平提高，能够保证大家明天空荡荡的货架上面摆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所以很有煽动性、很在诱惑力，所以最后广大民众都支持叶利钦，只要你讲民主，那时候就是这个倾向，整个潮流就是只要讲民主大家都支持，所以广大民众支持，然后叶利钦以得到社会上层的认同，主要是戈尔巴乔夫的认同，尔巴乔夫为什么会认同到叶利钦那里去？我觉得就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问题没有很好地研究，遇到阻力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退了，退到受到广大民众所支持的叶利钦那里去了。

在1990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就退了，1990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实行了三大举措，也就为自己的下台铺不平了道路，第一个举措是1990年2月份实行多党制，就开始党禁开放，放弃了共产党执政的领导，修改宪法，取消宪法当中的共产党执政的保障的条款，所以实行了多党制，多党制之后。紧接着又实行了总统制，然后多党制实行了，总统制实行了，于是就要开始选举，戈尔巴乔夫实行了第三大举措，就是直接的差额选举，就是大家一人一票，直接的差额选举，所以就为叶利钦走进克里姆林宫铺平了道路，这样最后叶利钦取得胜利，第二个阶段的改革到最后苏联社会主义苏联被告改没了，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叶利钦，没有戈尔巴乔夫实行这三大举措他叶利钦不可能走进克里姆林宫，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改革到最后改到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到俄罗斯的改革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1992年1月2号叶利钦开始的改革。叶利钦实行的改革就是休克疗法，激进民主，他这种做法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我觉得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一样的错误，如果说赫鲁晓夫是否定历史的话，戈尔巴乔夫就是漠视历史，对

易知堂

苏联的问题没有很好的研究历史和国情，他是漠视历史；叶利钦则是更极端，就是放弃历史。休克疗法，所以叶利钦采取的是根本放弃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民主制度，然后实行完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1月2号先立法后行为，叶利钦的改革几乎是一天时候就完成了，1月1号是元旦，所以他规定从1月2号开始三大改革举措。

第一，贸易自由化，从这一天开始，完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开始。第二，价格自由化，从这一天开始，国家再也不来插手、不来定价，定任何价格都可以，只要卖的出去，所以价格自由化一天时间开始。第三，快速私有化，也是1992年1月2号一天时候就完成了，也就是规定凡是1992年1月2号已经出生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到政府去领10000卢布的国有资产认购券，然后你拿着这10000卢布的国有资产认购券可以认购任何国有资产，一天时间就解决了，至于你领没有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反正1月3号出生的是没有的，快速私有化，一天时候就完成了，一开始的时候广大民众非常支持叶利钦的改革主张，是叶利钦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很公正，每人10000卢布。但事实上叶利钦三大改革几乎是同一天就带来了三大危机，第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第二，投资萎缩、经济衰退；第三，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开始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表面上看起来每人10000卢布，可以认购任何国有资产，看起来很公正，但是在高度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老百姓一生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更不要说10000卢布了，从此开始工人没有工资、教师没有工资，70%的人开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所以一下子导致这么个结果，而另外30%的人里面又出现了大量的富翁，而这些富翁不是别人，正是原来那些高级的官僚，利用手中的职权在这样一种极速的变化过程当中攫取了大量的国有资产，迅速成为俄罗斯的富翁，所以这样两极分化就开始了，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开始了。当时有很多书的材料都描写，当时俄罗斯一下子出现了很多的富翁，在世界上那个别墅里面都可以看到俄罗斯商人的影子，他们出手大方，让西方那些大老板简直想不通，社会主义苏联怎么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的富翁？那么有钱，出手大方。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整个俄罗斯的改革到最后走向了两极分化，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30%的人里面又出现了大量的富翁，这样的社会肯定是要动荡，所以先立法后行为激进性的俄罗斯的改革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动荡。社会动荡之后无法控制，一开始的时候叶利钦想重新集权，但是叶利钦要重新集权人们是不答应，因为叶利钦曾经是打着民主、公正的旗号，大家选举他上来是要你搞民主、公正的，那么你要走总统集权的道路大家是不答应，但是俄罗斯很清楚，这个时候需要强权，社会要稳定，但是叶利钦是无法承担起这么一个使命，所以大家呼唤权威、寻找权威，后来据说找到了，就是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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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2000年一上台我就讲，我认为这个人注定是要有所作为的，因为俄罗斯需要他，这个时代需要他，普京后来怎么做？我觉得后来的做法跟我们邓小平的做法还是很相似的，他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后来普京的复苏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那两手？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这就是我们中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一个基本的含义，要抓稳定，像中国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抓了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在社会的稳定前提下面才能够发展，所以发展的前提是稳定，邓小平经常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普京之后实际上也是一样，抓发展，抓稳定，但是普京要抓稳定这是很难的，因为叶利钦搞了多党制，一夜之间产生了几十个政党，四五十个政党，这个时候他要抓稳定就是抓强权，要抓强权，要抓自己的权威必须要整顿党派，普京在这个问题上面后来把整顿做的非常好，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四五十个政党现在整顿成为四五个。俄罗斯的事情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同时还抓民族问题，俄罗斯的事情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存在，如果了解历史的人都会清楚，中国历史上面从来就没有过民族危机，任何民族来统治中国都可以融汇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面，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几千年延续不衰，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所以中华文化里面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际上是很强的，只不过现在没有到危机的时候我们体现出来，我们今天一些民族问题也严重，台独、蒙独、藏独、疆独这些问题也很多，但这些问题的背后不是中国的问题，可能还主要是西方势力支持的问题，只在西方势力不支持它就没有气候。

所以普京要抓稳定就要抓民族问题，还有抓车臣问题，普京甚至自己亲自驾驶飞机去攻打车臣，所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在这个过程当中，普京的做法应该说是稳定抓住了，最后这几年经济发展比较稳定，达了5-6%的发展速度，所以普京的时候才复苏。

前面从赫鲁晓夫到叶利钦的改革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总结一下，我觉得跟中国的比较有这么两点，总的来讲俄罗斯是走了一条政治浪漫主义的“模仿制度变革型”改革道路，我觉得这里我提出两个词，一个“是政治浪漫主义”，一个是“模仿制度变革”，这两个词用在这里还是很合适的，政治是不能浪漫的，浪漫就是做的很极端，让人家出其不意、印象深刻，很感性，缺乏理性，但是政治是极其理性的东西，那我觉得赫鲁晓夫很浪漫，说否定斯大林一夜之间就否定了，戈尔巴乔夫也很浪漫，一上台说改革就改革，叶利钦就更浪漫，改革一天时间就完成了，所以这个充满着政治浪漫主义的做法最后只能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根本放弃传统的制度之后，只好模仿制度变革，就是照搬西方，我觉得从赫鲁晓夫的否定历史到戈尔巴乔夫漠视历史，再到叶利钦的放弃历史，缺乏的就是政治的理性态度，科学的、理性的历史发展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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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从国情出发的“创新制度变革型”改革道路，中国的这条道路我觉得就是创新的道路，中国行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创新的道路，这上创新的道路源于哪里？源于从历史国情出发，尊重历史、尊重国情，你只有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你就是创新，因为人家的国情跟你不一样，所以从国情出发的“创新制度变革型”改革道路。其实前面我们讲到了，邓小平对待毛泽东的评价的问题，1956年2月24日深夜，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全盘否定了之后，其实我们毛主席是最紧张的，毛主席当时就在想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后来怀疑刘少奇、怀疑邓小平，但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绝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有了两年的时间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了毛泽东，并且坚定地从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走了一条自己的路，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走的路就是“创新制度变革型”改革道路，如果做一个比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走是这样一条政治浪漫主义的、照搬人家的“模仿制度变革型”的改革道路中国就走了一条从国情出发的“创新制度变革型”改革道路，这个是从总体上面来讲。

具体实际上就是说俄罗斯走的是先立法后行为的激进型改革道路，中国是渐进型改革道路，所谓激进型和渐进型具体到一个问题就是要如何处理好立法和行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立法和行为的关系上在表现不同，渐进型改革就是先行为后立法，我们有一句话收作“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渐进型改革一个具体的体现，首先你要摸石头，你也不知道有没有石头，怎么摸？以及摸着石头怎么过河？这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去探索，先去做然后再来规范、来立法，那么俄罗斯走的道路就是先立法后行为的激进型改革道路，改革一天时间就完成了，所以叶利钦采取了休克疗法，先立法后行为，那么这个先立法后行为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动荡，俄罗斯的改革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动荡，中国的改革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稳定，仅此一点我们就要肯定中国的渐进型改革道路是对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当然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其实这里面有理论跟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理论上讲，我们先立法后行为可能是对的，不能够先行为后立法，也就是说先有游戏规则再有游戏这是对的，但是在实践里面，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先立法后行为导致的后果就是不符合国情，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所以我们先行为后立法，有理论上讲我们先有游戏再有游戏规则可能会导致游戏左右规则，但是从总体上面来讲它符合国情，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就要肯定中国的渐进型改革道路是对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些就觉得渐进性改革道路没问题，我觉得我们首先承认渐进型改革道路是对的前提下面，我们还要看到我们先行为后立法的渐进型改革存在着很多的弊端，这些弊端虽然是在第一个阶段或者在改革开放开始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这样做，只能这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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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是要先立法后行为，要避免这些弊端，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

先行为后立法的渐进型改革的弊端首先表现在哪里？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法律的尊严难以确立，也就是说其实在先行为后立法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就是鼓励大家违法，为什么？因为新的法律还没确立，而旧的法律还没有改，这个时候要改革、要发展必须要违反旧的法律，导致的后果就是法律的尊严难以确立，可能受到的很大的影响就是法律的意识受到冲击。比如说买卖土地，我们1984年开始城市改革，1978到1984年主要还是农村改革，到1984年开始我们进入城市改革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招商引资，招商引资那就要外商来投资、来办厂，来投资、来办厂就需要用土地，我们《中华人民共各国宪法》明确规定我们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免费让人家使用，外商来投资了，要使用土地了，要办厂了，我们不能够免费让人家使用，怎么办？先行为，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了买卖土地，但是我们的《宪法》一直到1991年才改为我们的土地可以有偿转让使用，这样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做了一件违反《宪法》的大事情，而且是中央领导先干的，《宪法》可以随意违背，还有什么法律的尊严？实际上先行为后立法第一个弊端就是法律受到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它弥补起来，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稳定社会、推进改革，今天我们思想已经统一、社会已经稳定、改革已经无法走回头路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是要先立法后行为，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是个法治社会，当然我们不能用这个后果去否定前面，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这是第一点，法律的尊严难以确立。

第二个弊端就是人与人之间享受权利不公正。为什么？先行为后立法至少立法之后的人们享受不到立法之前人们那么多的权利，立法之前人们享受到了无限的权利，甚至享受到了违法的权利，也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法，但是旧的法律有的，旧的法律又没有改，但是又鼓励大家去改革、去创新，这个时候实际上立法之前鼓励人们违法，比如说《公司法》。《公司法》出来之前，我们曾经在80年代末中央就有文件说个人可以注册公司了，于是就出现了下海热，只要下海都赚钱，事实上我觉得不是中国人都懂得市场经济，下海都会游泳，但是为什么下海都赚钱？办公司都赚钱？主要的原因就因为没有法律。我们看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师那上时候脑体倒挂，老师一点没地位，所以他们在下海热中也下海了，他们讲了一句话叫作我要做有学问当中最有钱有的，所以下海都做到了，注册资金都是100万、几百万、几千万，我很清楚，他们一分钱都没有，但是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先行为的时候是没有法律的，所以倒来倒去都赚钱，这个时候人们享受到了很多的权利，后来《公司法》出台了，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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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下经济发展的过程你会看到《公司法》出台了之后，出现了一个上岸热，很多人发现没有那么容易赚钱了，原来已经赚够了钱的人总觉得天下就是我的，现在没那么好赚钱了，就纷纷地上岸了，严格的法律限制，比如说注册资金，要验资，注册资金1000万一分钱也不能少，还有银行贷款，税收等等越来越严格，《公司法》出台了之后，很多就发现没有那么好赚钱了，所以纷纷地上岸了，包括我们身边有些老师也是那个时候上岸了，因为他们还有专业，舍不得专业的丢弃，甚至他们还讲了句话，我要做有钱人当中最有学问的，所以一上岸又做到了。

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了解先行为后立法虽然稳定了社会、推进了改革，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公正缺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享受到了权利，甚至享受到了无限的权利。

邓小平在南方划个圈，这个是对的，推进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就从这个设立特区开始，但是那个时候你设在哪里？你挤进去了就享受到了无限的权利，如果当时深圳没有挤进去那可能今天还是个落后的小鱼村，就是因为挤进去了享受到了无限的权利，这个时候就有了人与人之间享受权利不公正的问题，靠政策导向。

第三个，权力寻租，腐败盛行。因为先行为后立法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政策大于法律，先行为后立法，行为的时候是可以去做的，为什么可以去做？因为有政策，但是没有法律，只要有政策我们就可以做，直接的后果就是政策大于法律，政策大于法律的直接后果就是权大于法，权大于法直接后果就是腐败，所以这样一种先行为后立法导致的间接性改革过程当中我们今天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腐败的问题，这个积压的很深厚，权力寻租，也就是说你办一件事情不是看你是否符合法律，因为没有法律，而是看你是否符合政策，看你是否符合政策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到掌握了政策的这个人这里来审批的，中国特有的行政审批制度就产生了，当然我们今天行政审批还有，但是我们越来越走向服务性政府了，服务性政府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行政审批已经不再交钱了，已经不断的砍了很多交钱的项目，曾经所谓的行政审批那就是寻租、就我掌握了政策就掌握了权利，我掌握了权利，但是我没有钱，我就要寻找人们来租我的权利，我要最大限度地把我的权利出租出去，这就是长盛不衰的寻租现象，寻租就是腐败，为什么要权力寻租？就是因为先行为后立法导致的政策大于法律，政策先行，这个时候你掌握了政策的这个人就有权利，有了权利就有了金钱，导致权力寻租，腐败，当然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些问题，看到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不能够因为有这些问题我们就去否定前面的改革，我的前提就是首先承认间接性改革的道路是正确的，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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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与教学改革 篇5

他认为知识既非来自主体, 也非来自客体，而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方面，新经验要获得意义需要以原来的经验为基础；另一方面, 新经验的进人又会使原有的经验发生一定的改变，使它得到丰富、调整或改造, 这就是双向的建构过程。另外，布普纳的发现学习、认知心理学中的图式理论、新手一专家研究等都对当今的建构主义者有重要的影响。

许多建构主义者都很重视社会性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而杜会性建构主义者尤甚。合作学习与交互式学习是以社会性相互作用来促进学习教学构想。

情境性学习是以情境性认知理论为基础的，但它与建构主义的思想却有密切联系。这种理论主张，学习应着眼于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应在具体情境中进行，学习效果应在情境中评估，等等，认知学艺模型与锚式情境教学是两种主要的情境性学习理论。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篇6

——《邓小平文选》读后感

20101335057魏楚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遥感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10（2）班江苏 南京

摘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主题，也是邓小平新的社会主义观的理论表现。深入研究邓小平新的社会主义观，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是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必须解决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加深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历史的巨人，虽然已溘然长逝，然而他为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和他的理论和思想，都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发光，指引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向前迈进。

读了《邓小平文选》，受益匪浅，感触颇深。他博大而精神的思想体系、高尚的情操，让人信任与爱戴的人格魅力，都深深地感染了我。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观，继承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了更加精准的定义和富有时代特征的内涵，并在实践中逐步丰富，从而成为了中华民族新的精神支柱。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主题，也是邓小平新的社会主义观的理论表现。深入研究邓小平新的社会主义观，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是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必须解决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加深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一、怎样看待社会主义这一历史现象

怎样看待社会主义这一历史现象，实质上是一个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它既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赖以确立的思想基础，又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是对还是错？自从70年末80年代初以来，国内和国外不断有人提出非议，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那么邓小平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首先是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基本观点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1页。以下引文凡属此卷者只注页码。）为什么？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至少谈了以下五点理由：（1）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06）（2）不搞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不了，独立不了，国际上就没有中国的地位。“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11页）（3）不搞社会主义，中国稳定不了，四个现现代化也就实现不了。邓小平说，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了不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肯定会有**”，（344页）另一方面还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229页）因此，“中国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229）（4）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落后国家，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64页）“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208页）（5）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邓小平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有许多优越性，其中之一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377页）正由于这样，所以邓小平的结论是：“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116页）“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320－321页）

其次是怎样看待世界社会主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转入了低潮。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看待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就成了全世界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在这个事关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382－383页）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然是曲折的原理。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同其他社会一样，在其历史发展的初期阶段，出现“严重曲折”乃至“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383页）因此，邓小平对世界社会主义总是抱着乐观的态度。他再次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再次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生活水平暂时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邓小平向来不同意“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笼统说法。他认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低，但不是样样都落后。”（358页）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的问题。他说：“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94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这种“小国”的地位呢？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由于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是！在邓小平看来，这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历史的积淀。他在谈到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贡献时说：“这首先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也与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有关。”（267页）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64）“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63页）第二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一方面，“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273页）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主要是“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使得“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

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同上）第三是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379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10页）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的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256页）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

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认为它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的含义：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模式。

第一个层次：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说，前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从总体上对社会主义作出质的规定性，而往往是从某一方面来规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例如，马克思从生产关系方面把共产主义规定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恩选集》第1卷第265页）恩格斯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推导出社会主义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上第3卷第322页）列宁曾经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7卷第272页）邓小平的理论贡献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73页）人们在理解和实际操作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五句话的过程中，提出一个怎样看待公有制的问题。有人说，所有制也同经济运作过程中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们断言，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生产力。离开生产力去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是错误的；同样地，离开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去抽象谈论生产力，也是错误的。而且，它也直接违背了邓小平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邓小平在判断特区姓“社”不姓“资”时提出了两条标准：一是公有制，二是国家政权。他说“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373页）可见，对于社会主义来就，公有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逻辑学的观点说，任何一种事物质的规定性，都是由两层属性构成的：一是本质属性，二是特有或固有属性。比较而言，前者较抽象，较深沉，较难量度；后者较具体，较浅现，较易量度。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也是这样的。邓小平概括的五句话，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它是一种深层次、贯穿于社会主义过程始未的稳定的质的规定性。而诸如公有制之类的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东西，是属于它的特有或固有属性，是第二层次的、规定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基本形态的一种质的规定性。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把这种第二层次的质的规定性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第二个层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马恩选集》第1卷第77页）所以他们在概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时，首先着眼于经济关系。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恩全集》第37卷第433页）邓小平也是这样的，他在阐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时，从来就没有抛开所有制这一基本的经济关系，相反地，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如，1985年3月，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11页）1985年8月，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38页）同年9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向全党宣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它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42页）邓小平始终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视为“基本点”，并把它同共同富裕看成是“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149页）这就充分说明了公有制也同共同富裕一样，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64页）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多次提到改革的成败问题。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11页）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认为，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不是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是说是不是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是说是不是始终坚持“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公有制。”（110、91页）

第三个层次：社会主义模式

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人们总是把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赖以存在和实现的具体体制即社会主义模式混同起来。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区别开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370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不能变的，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的自我完善。”（142页）对于社会主义的模式，邓小平则认为应该是多样的和可变的。他曾经多次谈到不能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他强调指出，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就是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历史条件也是不同的，因此，“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292页）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另一个突出的理论贡献，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降了格，从原来人们认为是第二层次降为第三层次，即把人们认为是从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降为具体体制的范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

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364页）他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03、373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本身并没有社会制度的属性问题，它们的社会制度的属性是由利用它们的主体来决定的。如果它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就是资本主义的；如果它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是社会主义的。因此，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48页）

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落后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是前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的课题。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117页）应该说，这是邓小平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这一核心思想的展开，就构成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内容。在这里，我把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归结为“三点一线”，即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两手抓和党的基本路线。

第一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63页）可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却不是这样的，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问题主要出在“我们在一个很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137页）因此，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和阐明：“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63页）“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考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思路的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必须解决与之相关联的四个问题。

——必须解决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邓小平说：“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11页）“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272页）邓小平认为，解决工作重点转移的实质，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64页）

——必须解决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问题。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10页）对于这两个条件，一方面必须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必须努力争取。邓小平根据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104页）并相应地调整了我们的内外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关键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86、284页）所以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在改革问题上，“不分派”，“不争论”，（209、374页）凡此种种都是为了稳定大局，“稳定压倒一切”。（331页）

——必须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入研究和分析了国内外的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及其趋势，反复思考，精心设计，逐渐形成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988年，他在《要吸收国际的经验》一文中说：“改革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第一步是达到温饱水平，已经提前实现了。第三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还有十二年时间，看来可以实现。第二步是下个世纪再花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本世纪内的最后十年，要为下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266－267页）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不行，“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375页）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377页）他在总结我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之后，形成并提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台阶”论。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375、377页）

——必须解决发展生产力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政策问题。

在依靠什么途径和办法来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许多设想和主张，作出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决策，归纳起来最基本的是两条：“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7页）他说：“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149、256页）与此同时，邓小平认为，要使“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77页）因此他认定，“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只有“靠科学才有希望。”（183、377－378页）

第二点：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曾经多次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237页）改革开放是邓小平考虑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的第二个凝结点。如果说，第一个凝结点的展开，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即“以建设为中心”，那么第二个凝结点的阐发开来，就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上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认为，“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38、327页）。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会带进一些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79页）还在党的十三大的前夕，邓小平就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确立起来了。他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一文里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

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互相依存的。”（248页）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改革性的变革。”（135页）然而人们在如何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提出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问题上，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分歧和差异。但是，不承认改革具有革命性质是不对的。否则，就不能深刻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的广度、深度、难度和力度。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和把握邓小平赋予改革以革命性质的三层含义：一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70页）改革和革命一样，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常常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二是从根据改变旧体制上说，改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改革又是：“全方位”的全面改革”，所以它“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践，是一场革命”。（156页）三是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转换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界限”“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157页）“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269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

第三点：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虽然邓小平常说，我们的改革是“走一步，看一步”（113页）或者说，叫做“摸着石头过河”。但不能因此而断言，邓小平的心目中没有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没有改革的总体设计兰图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是邓小平一再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点，我们党的十四大就不可能达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识，我们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不可能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们党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和主张，才逐渐形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凸现了它的两大特点，一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二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第四点：只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问题，把重点论和两点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例如，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27页）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248页）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154页）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314页）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378页）等等。

邓小平认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154）“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也是不行的，“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306页）所以必须“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378页）邓小平认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是个方法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还在1985年，邓小平就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44页）1986年，他又一次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54页）直到1992年的南巡谈话，他仍然坚持搞社会主义必须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一基本方针，并把它提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他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指亚洲‘四小龙——引者注），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78页）

在我看来,这本书启迪我们要解决思想，实事求是。该书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他敢于冲破习惯势力和传统偏见的束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在实践中开辟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正确道路，从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新思想、新观点。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事物的精神态度，使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与客观实际，防止我们犯“左”的错误，当然同时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邓小平理论同我们乡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遇到的问题，切实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创造性地开展各种工作。

这本书还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发展观是指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揭示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设计，是制定各种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领袖、领导和理论工作者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正确指导各种社会实践。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以世界发展格局为参考，继往开来，准确的把握了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其在发展问题上的世界眼光是一般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早在1985年3月4日，他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南巡时再度发出警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这样一种远见卓识已经、正在、也即将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得到回应。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篇7

一、现代化的教学理念

1.必须树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特征

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忽视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不利于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陈独秀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特征培养, 对传统教育忽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进行了严厉抨击。他指出:“从来我们中国的学校, 都是把校长、教职员做主体, 学生反放在客位, 当做被动的和机械的。教员在讲堂上教授, 只知把自己的学问和知识, 装入学生的脑子内去, 殊不知学生固有他的知识和学问, 不得要拿先生的来装入进去。”[1]P190-191“教师只知道他自己做本位教授的时候, 不管学生能不能领受, 一味照他意思灌输进去。”[1]P214“不肯细细考察个性, 随便教育, 就是大学也免不了这种弊病。”[1]P215这种主观主义的灌输教育至今依然大量存在, 成为制约我国教育进步的主因之一。他认为教师在上课时, “必定要拿学生做本位, 细细考察这一班许多学生。因为一个学生, 有一个学生的特性, 一个学生, 有一个学生的天才, 用什么教材放进, 便有什么反应发生, 不是随便可以教授的, 做教师的, 应该从学生的个性里得到种种经验来”。[1]P214陈独秀认为, 如果学校能以学生为主体, 就没有办不好的。突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学生在上课过程中不仅要听, 而且要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到教学中, 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2.教学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

传统教育是“死学术”, 严重脱离实际, 对培养人才极为不利。不少学生存在高学历低素质等弊端, 陕西药家鑫案件, 令人触目惊心, 这是传统教学与现实脱节的明显例证。现代化的教学理念强调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社会需要何种教育就办何种教育,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学习不仅仅局限于课本, 教学不仅仅局限于课堂, 务必与社会实际生活相结合, 将“死学术”变成“活学术”, 达到教学效力的宏博化。教师要协调历史专业学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价值观,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

二、广博化的教学内容

中国现代史的教材很多, 质量参差不齐。高校一般采用教育部推荐的由王桧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 该教材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 都比较适合历史系本科生, 堪称《中国现代史》教材的典范, 但也存在内容的相对狭窄性、与史学最新研究成果滞后的现象。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不能完全依赖教材, 必须增加内容, 尤其是相关专题国内外研究动态、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 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与充实。对于教材中模糊不清或阐述错误的问题, 必须加以纠正澄清, 使教学内容尽力接近历史真相。这也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细化、加深教学内容, 为学生之后的研究生阶段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

如在抗战时期, 国民党不仅在正面战场作战, 而且在敌后战场投入了部分正规军和游击队, 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但教材只讲中共的, 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只字不提。全面抗战爆发不久, 国民党就在局部地区实施了游击战。随着沦陷区的扩大, 国民党更加重视游击战。1938年在南岳军事会议上, 蒋介石提出此后抗战要“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要求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 担任游击, 以三分一布置在前方, 对敌抗战, 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 标志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战略的最终确定, 此后各战区全面发动了敌后游击战争, 仅开赴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就不少于100万人。但因片面强调依靠政府和军队开展敌后游击战, 不敢放手发动民众;错误地将阵地战搬到敌后游击战场, 不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等原因, 除了豫北、山西、浙西、海南、豫鄂皖边区等少数几块游击区仍然坚持到抗战胜利之外, 其他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到抗战后期都已丧失或不复存在了。[2]P352-357但不能因此抹煞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作用, 它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 打击了日军, 应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 不容回避。对于教材上未涉及的其他重要内容, 诸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财政等内容, 教师在讲课中亦应有所涉猎。

对于教材中模糊不清或错误的内容, 更应加以纠正或澄清。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问题,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而丢掉东北, 使张蒙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张是替蒋背了黑锅。这一观点长期重复施教, 影响远及港台及海外。教材亦是此意。被史学界引用最多的洪钫、何柱国、郭维城回忆录被证明是循环抄袭, 均为孤证。所谓“铣电”, 即蒋给张不抵抗的电文, 也是构成不抵抗的要件, 更被证明不存在。教材对这一历史误区并未加以澄清。张晚年屡次辟谣, 承认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 咎在判断错误, 与蒋无关 (中央给他的指示是相机处理) , 所谓于凤至秘藏“铣电”纯属谣诼。对采访他的日本NHK记者、为他做口述自传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和纽约《东方新闻》主编李勇等人, 哥伦比亚大学为他做口述历史的张之丙、张之宇等人多次说法基本是围绕上述意思。[3]“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影响深远, 国人将9月18日视为国耻日, 因此必须向学生讲清其详细过程, 而教材内容显然不能满足学生, 也不是客观的态度, 教师有必要增加知识点, 拓宽学生视野, 澄清历史真相。类似问题尚很多, 诸如“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的态度, 学界早已论证何应钦力主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是他军人的本能反应, 是为了挽救蒋介石, 并非想致蒋于死地, 取而代之, 且他也不具备取代蒋的能力和条件。教材依然采用传统观点, 认为何主张讨伐, 是想置蒋于死地取而代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必须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中, 快速更新教学内容, 以达到扩大学生的视野, 激发思维的目的。在教学内容方面, 既要求广博, 又要注意突出重难点。

三、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好的教学方法能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因之, 教学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现代史教学中, 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传统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 教学氛围较为枯燥死板, 教师靠“一张嘴、一份教案、一本教材、一支粉笔”, 全盘灌输, 只顾自己讲, 对学生的积极参与重视不够。学生被动地听, “上课记笔记, 课后对笔记, 试前背笔记, 试后仍笔记”。被动式的学习不能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与提高。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 需要双方的共同参与, 尤其是学生的积极参与。讲授法不是不好, 而是要合理地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对学生知之甚少而又难以理解的教学内容, 采用讲授法无疑是正确的选择。教师用自身的知识口才能达到传授教学内容的目的, 也有益于知识结构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教学方法, 也是目前教学中使用量最大的教学方法。可是采用被动性的讲授法, 很难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综合能力。因此, 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 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 不能单纯地使用某一种, 才能使不同的教学方法各尽其能。

1.讨论教学法适合于学生对讨论的内容有一定基础, 并具备相应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讨论辩论能力, 而且所讨论内容学术界争议较大。采用讨论法引导学生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看问题, 从讨论中认识掌握历史事实。如在讲“西安事变”时, 我给学生出的讨论题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性因素是什么?有人认为中共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对此你是如何认识的?要求学生准备两周, 查阅相关史料、专著与论文, 认真写好发言提纲, 进行课堂讨论。学生各抒己见, 讨论非常激烈。答案也是五花八门, 有中共、张学良与杨虎城、蒋介石、南京方面等诸多答案。我最后指出认识问题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 “西安事变”首先是国民党的家务事, 中共是作为客人的身份被张杨邀请去西安的。张杨如不同意放蒋, “西安事变”要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蒋不予配合, 也不可能和平解决。如南京方面坚决主张讨伐, 西安势必要应战, 事变也不会和平解决。假如国内外舆论大多不主张营救蒋, 事变亦不会顺利解决。因之, “西安事变”能够得以和平解决, 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应是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南京方面。通过讨论, 学生不仅提高了查找分析史料与认识问题的能力, 培养了语言表达能力, 而且学会了提炼学术观点, 掌握了学术最新前沿动向。由被动听变为主动分析, 并学会在借鉴别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 达到了拓宽学生知识面的目的, 培养了学生的科研能力, 为之后的毕业论文写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准备发言稿过程中, 学生也养成了良好的读书、独立思考的习惯。

讨论教学法的最大益处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暴露学生学习新知识中存在的缺陷, 为教师有针对性地重点讲解提供信息。但中国现代史课时有限, 教学内容又多, 如学生对讨论内容知之甚少, 又不下大功夫多方找寻史料与了解相关学术动态, 会直接影响讨论效果, 甚而还不如讲授法之效果, 既影响教学效果, 又浪费教学时间。因此, 讨论教学法每学期以两次为宜, 不宜多用。

2.学生讲授法适合于学生对教学内容比较熟悉, 传统讲授法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情况。由学生自主讲课, 教师对学生讲课存在的问题进行指导, 师生配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既实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又没有忽视教师的主导地位。具体办法是将学生分组, 每组每次派一人参加, 每人各讲一段, 大约15分钟。如我在讲红军长征时就采用了这种教学方法, 效果较好。按长征原因、经过、意义等分段让学生讲, 最后讲重点难点及学术界有争议的内容。学生由被动听转为主动讲, 主动性与积极性大增。在参与过程中, 学生既培养了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又锻炼了讲课的技能, 为其将来顺利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但因这种教学方法用时很多, 故每学期亦不可多用, 以两次为宜。

3.启发式教学法就是教师在课堂上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 启发学生的性灵, 提高学生自动分析问题的能力。它的前提与基础是教师要研究学生的特点, 了解学生的个性, 否则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陈独秀指出, 启发式教学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 何以不如何如何, 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 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1]P330教师还应尽量调节语调语速, 引导学生思考, 给学生思考启示。如在讲解放战争中共胜利的原因时, 不是仅仅一句正义性战争能解决问题的, 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老套路去梳理, 而是要启发学生从更深层次认识分析, 比如共产党的组织、理论、信仰, 与其他党派、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等等, 以引导学生拓展思路。

4.在使用上述教学方法的同时, 还应穿插运用比较教学法, 比较事物的发展变化、异同、联系等。如关于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比较, 国民党与共产党敌后游击战的异同, 共产党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政策的差别, 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等等。通过比较, 激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潜在的科研能力。

在教学中, 教师应该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师的自身素质、学生的实际特点、教学环境条件等, 合理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并进行优化组合。

四、合理化的教学手段

合理化的教学手段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合理地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中国现代史内容丰富, 教学时间却相对有限, 为了将教材中的大量内容立体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必须使用多媒体。教师可将讲授内容制成包括文字、图像、声音等内容的精美课件, 通过多媒体播放出来, 有时为了增强课堂的生动性, 加深学生的记忆, 还可穿插视频。如在讲南京大屠杀时, 为了让学生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播放视屏《南京大屠杀》。又如讲“九一八事变”时, 播放《九一八事变》片段, 使学生在掌握“九一八”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究其对中国的重大影响, 分析国人为何将9月18日作为国耻日, 并得出“弱国无外交”的结论。

多媒体不仅图文并茂、声像结合、直观形象, 有利于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 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 避免传统历史课枯燥的说教, 而且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快捷地丰富教学内容 (节省了板书时间) , 因此目前已被绝大多数高校教师使用。但它不能代替传统的教学手段, 不能随意使用。有些教师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而放视频电影, 因疏于或懒于备课而频频使用多媒体, 甚至整堂课放电影, 这都是对教学不负责的态度, 是不可取的。因此, 我们在使用教学手段时, 应该遵循合理化的原则。该用多媒体即用, 不该用的地方, 需要教师用粉笔书写的地方必须亲自动手。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运用多媒体的, 多媒体也不一定就比传统的板书效果好。频繁使用多媒体, 可能导致学生因忙于看屏幕、记屏幕内容而忽视了听老师讲课, 尤其是老师分析问题时, 如果学生因多媒体疏于听, 更不利于其思维的发展。因此在教学中, 教师应视具体的教学内容决定是否采用多媒体, 不可盲目使用, 否则有可能喧宾夺主, 成为形式主义, 因为多媒体毕竟只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历史教学“不能说鼠标一点, 万事俱全。个性化的教学还更需要面对面的启发、诱导、交流、示范等。教师的工作绝非机械可以替代的”。[10]

《中国现代史》课程教学改革必须以学生为中心, 不管教学理念多么现代化, 教学内容如何广博化, 教学方法怎样多样化, 教学手段多么合理化, 都必须注意关注学生、了解学生, 随时倾听学生的意见与建议, 做到因材施教, 教学相长。离开了教学的主体学生, 任何教学理念、内容、方法、手段等都是空谈。

参考文献

[1]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二卷) [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李隆基, 王玉祥.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八卷) .坚持抗战苦撑待变 (1938—1941) [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3]胡志伟.澄清铣电真伪促进两岸统一;李永中.由“不抵抗命令”谈“铣电”及“石家庄会谈”真伪之说,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C].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解析 篇8

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三十年创造的财富比中国以往所有时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是因为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现代社会。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之中。

在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有的民族快,有的民族慢;有的民族稳当和谐,有的民族长期挣扎痛苦。还有的民族干脆灭亡。

毁灭传统社会合理性的力量是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和商业力量的崛起。专业化分工使财富极大增长,创造了军事力量专业化存在的可能,军队不再依靠掠夺也可以生存了。专业化分工的推动者是商人,商人的交换活动注定了对公平规则的热爱,对自由的热爱。专业化分工构造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公共事务需要协商才能决定,军人的命令主义和强制手段成为商业社会的桎梏,于是需要军事力量退出对社会的掌控,让民主政治登上历史舞台。近代思想家开始颂扬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们以为这是永恒的人类博爱的主题,却不知道这更是商人的所爱。人们现在开始追逐财富,开始跟着商人走,扭头向三百万年的历史作揖告别。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历史转折,因为跟着商人走要比服从暴力、依附军事共同体的领袖们更符合来自远古人类基因所决定的人性要求。伦敦的商人,在内战中(十七世纪)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中也是军队的骨干。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是一场商业战争。

然而,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商业社会,并非所有社会集团乐观其成。商业利益集团在传统社会的夹缝中崛起,意欲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改造社会,但却遭受了旧势力的抵抗。任何国家的历史过渡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英国在一六八八年完成了“光荣革命”,最早在高层实现了精英民主,军事贵族集团不再对社会实行专制控制,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标志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民权保障和地方自治的进步在英国此后的三百年里像蜗牛般蠕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称作“羊吃人”的英国对弱势阶层的驱赶还在进行;至于地方自治,迄今仍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多少也与英国类似,民主革命的口号喊得很早,实际的民主政治发展是一个缓慢过程。美国直接从西欧继承了商业精神,但一七七六年的独立革命仍不过是搬开了一块发展精英民主的绊脚石,此后二百年里才缓慢推进了民权改革。

西欧人领历史变革之先告别传统社会,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贡献。在中世纪,欧洲人就开始尝试建立私有产权制度、专利保护制度、股份公司制度、复式簿记制度、独立商业城市的民主制度和政党竞争制度等。这些制度加上欧洲基督教与世俗权力的分庭抗礼,构成了欧洲社会的多元化特征。这些历史遗产为羽翼逐渐丰满的商业集团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基础。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从明朝中叶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若承认这个观点,那就是说中国早在五百年前就开始向现代社会过渡了。更有甚者,说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就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私有制,又把私有制等同于现代商业社会。

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并不是商人居住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早在中世纪,欧洲就出现了摆脱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城市自治体,这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的文官是依附于由军事领袖变成皇帝的奴婢,所以,马克思说中国古代实行的是普遍的奴隶制。至于中国古代的商人,要么是官商,要么是在夹缝里生存的私商,都无独立的财产权或财产权的保障。顾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余,绝不敢要求政权。中国的宗教也是军事共同体的附庸。

中世纪欧洲的商业城市也不能创造出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国家都曾有过商业城市,但它们先后衰落了。资本主义的命运必然和民族国家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商人需要国家机器来保障自己的利益,需要把君主赶下台,把商业谈判的原则运用到政治中去。英国的商人先做到了这一点,于是,英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社会,完成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国自己并没有出现过现代商业社会的萌芽;现代商业社会从实践到观念完全是一种外来的现象。晚清时期的“百日维新”只是外来商业思想试图敲打一下强大的传统社会。蒋介石的宪政思想仅仅停在纸面上,他所依赖的垄断买办商业集团既没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又没有能力向社会提供一个适应商业社会的法权思想体系。推翻蒋介石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是来自商业社会,其在取得政权以后照样建立了一个控制一切的社会,甚至完全消灭了各类民间商业活动。近代各种外来政治理论来到中国,每一个政治集团拣到了适合自己的理论,讲新的政治话语,而他们的实际政治行动与以往的君主政治在社会结构上没有多少区别。中国的这种历史遗产决定了她在向现代社会过渡时存在巨大困难。

中国三十年改革之前,一直有明显的军事共同体性质,包括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年这个时期。例如。基层组织都有武装力量;文化大革命动用了武装力量实行自我残害。中国真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过渡,从三十年前开始。

革命是一个共同体的被控制者颠覆控制者的行为。改革是一个共同体的控制者为了使共同体强大所做的调整共同体公共规则的行为。近代以前,共同体规则的建立具有偶然性,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关系。

西欧历史上一直潜藏着三个现代文明的基因。

第一个是北欧海盗散播的海军化的社会结构。依我近些年对欧洲历史的阅读和思考,北欧海盗向南进攻对欧洲社会影响很大。海军活动是欧洲历史的普遍现象。庄园制度是海军舰队结构在陆地上的翻版。海军本身的分权程度就超过了陆军,这是海军的技术性质决定的。庄园制的内部分权程度超过了秦始皇以后的中国。

第二个是犹太商业民族。商业民族天然拒绝专制。早期的欧洲自治城市产生于东西方贸易的交汇地带。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人社会拒绝贵族。土地贵族如果不和商业结合,不会太富有。在专业化的条件下,土地贵族不会卷入商业冒险。这种情形提供了商人赎买自治权的可能性。

第三个是基督教。灵与肉的分离。基督教及其后来的演化形式介入世俗生活,从国王分权。基督教实际上在很长的时期里是穷人的宗教,起到了组织穷人的作用。这里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产生了欧洲社会的外部分权。

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西欧社会有了制度变革的进程。政教分离、实验科学的兴起、知识阶层的独立化以及专利保护、复式簿记、股份公司、私有产权保护。以上的历史条件也给欧洲社会后来发生的商业战争(即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扎实的历史准备。

商业战争在英国率先成功,人们以为英国和欧洲大陆有重要区别,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差别是有的,但不是根本性的,否则没有办法解释英国的成功能够在西欧很快普及。荷兰的开明,是它接纳了由西班牙驱赶的犹太商业集团。英国的岛屿屏障,使它易于保护自由思想和创造力。但欧洲的其他国家在分权结构上和荷兰与英国没有太大区别。欧洲,特别是西欧,总体上是一个整体。

要记住马歇尔的名言:历史没有跳跃。古代中国有技术发明,但缺少重要的制度创造。我们有伟大的教育家,但缺少实验科学家。我们有一个专制社会,而西欧是一个封建社会。或者说我们只在短时期里有过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更容易形成垄断军事集团,皇帝是军事首领。这给中国后来由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欧洲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转变的逻辑是: 先用上千年的时间发育了一种社会分权机制,然后在精英阶层发动宪政革命,最后再在整个社会肌体上解决宪政问题,从而创造一个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的改革难道要复制欧洲社会转变的历程么?当然不是。固然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分权社会,但她也不需要再用上千年的时间卸下历史包袱,去准备自己实现历史过渡的条件。

中国改革存在“后发优势”。中国社会的世俗化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包容性,国门一旦打开,西方世界技术文明、经济文明如洪流浸淫沙漠一般被中国所吸收;中国三十年里做了西方人千余年做的事情。中国政治的包容与开明也远甚于三百年前的西欧国家。

西方历史上的外部分权让它们的转型变革曾经充满了剧烈的动荡,它们的政治文明已经建立的事实,构成开放背景下中国政治的一个有限的外部分权因素。中国政治家仅仅把西方文明看做自己独立行动的参照系,他们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能够按照自己对转型变革的理解去独立安排改革的进程。这是中国渐进改革内生的逻辑。

最根本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典型的军事社会了。但军事社会的某种逻辑还存在。例如,主宰我们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逻辑,即关于公共权威合法性的逻辑,实际上还是一个军事社会的逻辑。但这个逻辑的延伸链条已经在发生变化,例如发展民主政治的愿望出现了。

政府的执政理念不只在文本意义上发生变化。中国改革的首要成绩是执政党执政理念在文本意义上的全面转变。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给自己历史使命的最新定位。在执政党转变自己理念的同时,要求社会大众树立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内涵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理念。执政党理念和公民意识的文本意义固然和改革的现实仍有不小距离,但我们不要忘记,西欧的转型变革也曾有过文本变化先于现实革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改革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它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系统性变化,其主要特征是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基本宪法秩序不变情形下的社会分权。关于社会进步的最简单道理被亚当·斯密揭示出来以后,几乎再没有变化。社会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可以增加国民的福利总量;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交易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最佳制度安排; 国家权力的根本使命在于维护自由市场交换制度。正如国家权力不可滥用一样,自由权利也不可滥用;自由的底线是不能侵犯他人利益和一切公共利益。这就是多元化发展的含义。多元化不排斥权威,也不意味着自由化。

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是在基本宪法秩序不变的条件下,解决类似西欧社会中世纪的分权问题。分权仍然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体制内部的分权,另一个是体制外部的分权。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是中国当代社会迈向多元化的起步时期,经济领域里的突出标志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放活了农民,就放活了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口。食品供应迅速增加,工业品日渐丰富,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社会有了活力。多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学教育开始吸收和传播新思想,新一代大学生给正在扩张的媒体服务业、法律服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人员。尽管这些服务业大多受到政府的控制,但本质上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具有自由职业的特点,这种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最容易保持独立意识。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大大加速了。最能表现社会生活多元化的特征是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一九九○到二○○七年,在国家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减少了38%,而同期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72%。这个变化的意义非同寻常。更多的人可能感觉到他是为自己工作,而不再用那个“吃某某的饭”的口头禅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意义超过了对效率的强调。它冲击了分配关系,同时也冲击了人们脑袋里的秩序。眨眼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高过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尽管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因为利益的分化出现了不和谐,但中国社会还在包容这种变化。

中国民间组织的力量也迅速成长壮大了。据民政部发布的统计报告,二○○六年我国民间组织数量比上年度增加10.6%,目前总量达到三十五点四万个。另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我国农民新型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总数已经突破十五万个,比较规范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超过十四万个。城市里正在兴起各种形式的志愿者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志愿者组织十分活跃,引起国际机构的关注。中国政府推动的“村民自治”尽管遇到不小的困难,也已经成了不小的气候。

中国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常常使中央政府头痛。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地方政治中不时冒出有创新意识的政治家,向社会显示他们的魄力和智慧。人们知道乡镇一级直接选举有悖于宪法,但乡镇直接选举的成功却捷报频传。就在二○○四年,江西省的官员在他们那里推动村落社区的志愿者活动,云南的官员在一个县域范围里搞党政领导直选。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还在土地制度方面出台政策,与国家法规形成某种对立,如山东的农地抵押、广东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等。

中国深深地卷入世界经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政治的“外部分权”。这方面的典型事件是中国加入WTO。一九八九年由八家机构制定的八套改革方案比起WTO章程实在是显得保守和妥协。那个时候,这些改革方案激进到难以被社会所承受的地步;仅仅一个价格闯关就惹了不小的乱子。事过境迁,时代变了,变到十年前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中国外贸总额一举突破了一万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0%左右。从北京奥运会到三聚氰胺事件,一正一反,人们确切感受到,中国有了一个“国际政府”,受到了国际规则的管辖,就像欧洲国家受到欧盟约束一般。要说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莫过于这个变化。

中央政府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权威,近些年的政治策略越来越表示出立场中立的特征。典型的案例是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控制。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日益多元化了,几大银行不再是资本运作的垄断者。证券营业部、各种基金、二十余家国外金融机构组建的QFII已经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位,面对上市公司,使尽浑身解数为自己短期和长期的利益而努力的广大散户投资者也在用“脚投票”的办法参与博弈。中央政府能根据大量上市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这一事实而始终实行帮助他们圈钱的政策吗?不能。我们看到了监管机构的政策线移动的轨迹,这就是逐渐由偏袒一方走向中立。分税制的出现,是一个权力中心下移的典型事件。以致杨小凯先生说我们有了一个“财政联邦主义”体制。

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还与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更新有关。电信这个东西本来最具有垄断性,但我们现在知道,信息产业部撤消了,网络通讯兴起了,以致阚凯力先生说,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完全免费通讯的时代到来,他还说由此看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依据。

多元化发展不会让中国人的天塌下来。相反,只有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才能创造出和谐社会的基础。

多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权威形成和整合的过程。社会的分化同时在加强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意味着社会的组织程度的提高。但这种组织程度的提高是通过权威的作用来实现的。国家是权威的象征。分化基础上的每一个设立单元的组织程度也会大大提高,因为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容易形成紧密联系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