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国工业经济

改革开放中国工业经济（精选8篇）

改革开放中国工业经济 篇1

国家统计局连日来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表明，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来，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我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区域梯次开放的格局，实现了从贸易到投资、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的开放格局。

1、我国GDP从世界第十升至第四 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

1978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十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1979年至2007年，GDP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年至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

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2002年至2006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2006年超过20万亿元。在此基础上，2007年一年又增加3.76万亿元。

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由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折合成美元，我国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280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3.7%、日本的74.9%、德国的99.5%，分别比1978年提高17.2、59.7和78.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1978年为1.8%，2007年提高到6.0%。

2、我国跃居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

经过30年的大发展，我国人均GDP成倍增加，在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1987年的1112元后，1992年达到2311元，2003年超过万元大关，达到10542元，到2007年又迅速攀升至18934元。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8.6%。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使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达到51322亿元，1979年至2007年年均增长14.1%。

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

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人均只有0.17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足1元钱。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壮大，经常项目贸易盈余不断积累，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5282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

3、贸易进出口额中国位居第三 利用外资自2002年以来一直居世界前三

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7年的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

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处在封闭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规模较小，1978年，进出口总额只有200多亿美元，利用外资基本是空白。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对外经济逐步实现大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空前提高的30年。

2007年进出口总额21737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04.3倍，年均增长17.4%。其中，出口增长18.1%，进口增长16.7%。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也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由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7年的94.9%。以食品、农副产品等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占

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07年的5.1%。与此同时，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而初级产品进口额占比下降。

同时，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1979年至200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602亿美元，平均每年262亿美元，2002年以来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对外投资从无到有，发展迅速。2003年到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分别为29亿美元、55亿美元、123亿美元、176亿美元和187亿美元。

4、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

22个大类中，7个居世界第一，15个名列前三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资料，1995年至2000年，我国制造业年均增长9.3%，比工业化国家快6.1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快4.0个百分点；2000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11.2%，比工业化国家快9.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快4.2个百分点。按照2000年不变价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其中，烟草类占比49.8%，纺织品类占比29.2%，衣服、皮毛类占比24.7%，皮革、皮革制品、鞋类占比33.4%，碱性金属占比23.8%，电力装备占比28.2%，其他交通工具占比34.1%。有15个大类名列前三。

5、中国能源总自给率达90%

发电装机容量30年增长11.6倍

能源不仅关系到经济能否取得稳定的增长动力,还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增加能源供给。30年来,通过不断大幅度地增加能源投入,我国能源生产能力大大增强。

2007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3.5亿吨标准煤,比1978年增长2.8倍,年均增长4.7%,已经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产国,能源总自给率达到90%。在主要能源中,2007年原煤产量25.26亿吨,居世界第一位,比1978年增长3.1倍。

改革开放中国工业经济 篇2

一、改革开放后农民流动的发展历程、成因与特点

1.农民流动的发展历程

(1) 农民流动的缘起。

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一个特点, 也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一大难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使农民在取得财产权的同时也有了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利用率得到充分发挥, 使得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凸显出来。在当时的状况下, 因为乡镇企业和工业化的发展还刚起步, 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只好通过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来消解。于是在农村劳动力单位生产效率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20世纪80年代初, 许多南方农村出现了一股“单季稻”变“双季稻”或者“三季稻”的热潮。与这一热潮相对应的, 是在当时的农村出现了一股农民经商做个体户的热潮。但当时他们所经营的商品只是农村农民生活所需的用品以及布匹、服装, 且还都是以兼业为主。同时, 一些匠人也开始在乡村到处做手工艺。这一时期的农民流动以职业间的流动为主, 如果从区域间的流动来看, 大多数还只是以在县内流动为主。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 我国的乡镇企业在物质短缺的宏观经济条件下, 迎来了第一轮发展的黄金期。由于长期的物质供给紧张, 在当时的卖方市场下, 企业产销状况是只要生产出了产品就不愁没销路, 于是乡镇工业企业在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宏观环境下完成了资本的初始积累。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本镇 (村) 的农民非农化转移提供了机会, “离土不离乡”成为当时大部分村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种生活方式。[1]

(2) 农民流动的发展和现状。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广东、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在外资的投资带动下, 工业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工业企业的大量增加, 带动了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 于是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就纷纷来到广东、福建等地务工。加之政府在1988年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实施的治理整顿政策, 抑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从而更刺激了农民外出寻找就业机会的冲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 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数量虽然大大增加, 但跨县特别是跨省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还不是很多。

1992年, 邓小平南巡谈话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 改革进程加快, 从而掀起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又一高潮。这时, 乡镇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大发展, 各种开发区建设出现热潮, 非国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对廉价农村劳动力的强烈需求, 自此,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从宏观经济环境来分析, 1991年～1995年我国进入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高峰期, 其后, 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期。

1997年后, 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的出口贸易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都受到很大冲击, 接着国家着手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的“软着陆”政策, 经济结构也实施战略性调整, 这一时间段却出现了逆反现象:[2]一方面城镇下岗职工不断增多, 城镇就业难度加大, 而同时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原因是从1997年开始, 我国农副产品开始从“卖方市场”步入“买方市场”, 农产品生产由短缺阶段进入结构性、区域性过剩阶段, 各种农产品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下降, 农业生产出现净收益降低乃至出现负收益的现象, 于是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举家外出的现象日愈加重。

近几年来,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从实证调查和研究的结果看, 自2008年开始, 新外出务工人数的增长速度开始出现下降, 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新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也同时在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 一些外出务工时间较长的人员开始回流。这表明, 在正常情况下, 虽然还不断有新的人员加入外出务工者队伍, 但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增长已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期, 一些在外务工多年并积累了一定经验和资金的人员开始考虑回乡创业。因此, 如何改善农村的投资和创业环境, 协调处理好外出务工与回乡创业的关系, 是下一步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

2.农民流动的成因分析

(1) “合作化”运动后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网络的瓦解, 消除了影响农民流动的制度“阻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使农民重新获得了稳定的生产资料使用权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这既为农民自由走向市场解除了自“人民公社化”以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制度桎梏, 也为农民的迁徙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2) 人多地少, 务农不经济, 是导致农民流动的“推力”。中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 加上民众的资源保护意识不强, 破坏、浪费耕地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 这样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就非常少。这种人多地少的局面, 一方面导致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 使得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矛盾日趋凸显;另一方面导致务农的不经济。结果, 外出寻求出路就成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必然选择。

(3) 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和城乡比较利益差距, 是导致农民流动的“拉力”。长期的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工农价格“剪刀差”, 使得城乡差距、工农差别日趋严重, 这在城乡之间积蓄了巨大的社会“势差”和“热能”, 一旦两者之间的制度性壁垒和堤坝被拆除或冲破, 这一巨大的热能必将爆炸性释放出来从而形成大规模“民工潮”。[3]

(4) 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导致“完全时间务农”家庭贫困化加剧, 农民想外出赚钱, 是导致农民流动的经济“压力”。由于受税赋、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因素的影响, 农业比较效益下降, 农民家庭贫困化加剧, 使得农民迫于生计, 不得不外出寻求非农就业来提高家庭收入, 这就成了促使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观影响因素。

(5) 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人传统观念的裂变, 是导致农民流动的思维“张力”。年轻农民大都具有小学文化以上水平, 由于现代文明及其种种表现形式随着传媒技术的日益普及, 他们的视觉和思维空间都已经不同于他们的前辈, 其价值观念和利益取舍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就是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寻求新的生存方式的重要文化背景。

3.外出务工人员的结构特点

外出务工人员的结构, 是指外出务工人员的自然特性结构和社会特性结构。这里所分析的结构包括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结构——年龄、文化和性别, 流向结构——流动农民选择务工的城市区位, 职业结构——外出务工农民所从事的工种类别。

(1) 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结构。

通过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 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性别和文化层次结构分别是:从年龄结构看, 年龄在18～35周岁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数占绝大多数。从文化层次看, 外出务工人员中以初中文化的为主。从性别看, 外出务工人员中女性占多数, 男性人数相对较少。

(2) 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向结构。

农民外出选择务工的城市区位, 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农民的流动成本;二是流入城市的劳动力需求状况。从农民外出务工的区位流向与外出时间这两个维度来分析, 是先流向粤闽, 然后再向东部沿海地区, 再后来是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 农民外出务工人员的区位分布为在广东省务工的约占50%, 在福建省务工的约占20%, 在浙江省务工的约占10%, 在上海务工的约占8%, 在其他省市务工的约占12%。

(3) 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结构。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所从事的工种, 多是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内, 如服装、玩具制造业。而且从外出务工的时间与务工人员所从事的工种的关联性来分析, 呈现“工种群落化”特征。从外出务工人员的工种特点来看, 在20世纪90年代初多是服装和玩具制造等低技术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是以服装和玩具制造业为主, 但开始向电子产品制造业和建筑业拓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拓展到房屋装修、汽车运输等行业。

二、农民流动的利与弊影响分析

1.农民流动的积极意义

(1) 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的改革步伐。

一是推动了城市劳动用工制度及其工资制度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但劳动力市场发育明显滞后, 市场体制的建立呼唤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以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为前提, 大量农民跨区域流动, 利用市场信息, 寻找就业机会, 参与就业竞争, 通过劳动者与企业供需双方的自由决策权实现劳动就业, 这就是劳动力的配置决策权由行政主体转移到农民和企业等市场主体手中, 形成了由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新机制, 从而大大推动了城市劳动用工制度及其工资制度的改革。二是推动城市旧的管理体制不断改革创新。过去城市公共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建立在为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服务的, 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和居住, 对现有的公共管理体制带来了挑战。城市旧的管理体制正在瓦解, 开始将农民工纳入整个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去。最近几年在城市管理体制改进方面, 应对大量农民工的流入, 治安部门已经把对流动人群的管理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 从起初的暂住证管理到暂住地管理和社区管理。同样地, 城市的医疗资源、文化资源等等, 也面临着重组的压力, 相关的体制改革也已经迫在眉睫。三是促进了户籍制度的改革。50年代, 以1951年和1953年国家公布的两个户籍管理制度条例为标志, 逐渐形成了延续多年的户籍制度。[4]这个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限制社会成员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尽管户籍制度起初在启动工业化和社会稳定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它构建了封闭和保守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农民跨区域流动, 使劳动力资源初步实现了城市和乡村以及乡村间的自由和统一配置, 刺激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多种生产要素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 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自由组合。由此, 传统的城乡关系格局、区域关系格局大大松动, 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封闭结构变得开放, 这便导致了户籍制度的改革。

(2) 农民流入城市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繁荣。

一是填补城市要素空缺。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就业, 弥补了城市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出现的劳动用工空白。农民工大量进城, 使城市第三产业所需劳动力得到补充。目前, 大中型城市苦、脏、累的工作基本都是由进城务工的农民承担。二是大量农民流入城市, 给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节约了城市人工成本。目前在东部的许多城市中出现的大量新兴企业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简单技能的工作。流入城市的相当部分农民被吸纳到这些企业工作, 成为农民工。一些城市的企业中出现了以农民工替代市民职工的现象, 这是因为使用农民工可以大大降低人工成本 (工资支出、福利支出等) , 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三是大量农民工进城推动城市增加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并推进了重新构建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进程。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都是按照户籍人口的规模发展和配置的, 因此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后, 城市公共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不断显现。最明显的是大量农民的流入加剧了城市交通紧张, 城市的公共交通不得不进行快速扩张, 以满足市民和农民工的出行需求。

(3) 农村劳动力转移,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是农民流动有利于劳动力流出地区农民的规模经营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前, 农村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业生产领域, 土地扩大规模经营非常困难。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恰恰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了契机, 为土地转让、集中和实行规模经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 农村劳动力转移, 也推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即第一产业在农村三次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 同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劳动者素质, 为发展农村经济培育了人才。第一, 农村劳动力转移必将使大量人口跳出落后文化的农村, 使他们受到现代化的熏陶, 开阔眼界, 树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品观、金钱观、竞争观、劳动观等。第二, 随着新型平等观、财富观的树立, 必将消除其官本位意识, 提高其法制意识、民主意识, 这将对传统的宗法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 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治、法制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三是农民流动增加了农民收入。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以来, 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制约,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放慢, 农民来自家庭隐性收入不断减少, 农民收入增长主要靠外出打工, 劳务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农民流动的消极影响

(1) 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与服务问题。

近几年来, 农民流动迅速, 但盲目性很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 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与服务不到位, 没有很好利用市场的导向作用引导农民合理流动。目前, 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信息不灵不准, 供需不见面。用工单位与求职农民相互脱节, 农民听说外面能挣大钱, 不管需求状况如何, 就盲目往外流动, 至于出去干什么, 工资、合法权益是否有保障等一概不知;二是自发交易多, 行为不规范。目前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民工时, 形式很随便, 用人单位与民工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 为劳动纠纷的产生和解决带来不少隐患;[5]三是市场秩序混乱。随着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 以搞劳务输出牟利的各种组织也相继涌现, 但多数劳务组织机构不健全, 不懂劳动就业知识、政策和法规, 欺骗行为不时发生, 从而影响了民工的合理、有序流动和权益维护。

(2) 转移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问题。

一些输入地政府对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高, 对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重视不够, 由于政府工作弱化和不到位, 加之法律法规不健全, 一些企业侵害农民工合法利益的事情时常发生, 当前突出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从宏观方面看, 一是农民流动作为一种既成的社会现象, 在他们实现职业和身份转换的同时, 却失去了组织依托、保护和相关的制度承认;二是农民进城后, 在户口、就业、社保、婚姻、子女教育等方面还基本被排斥在城市之外。从微观方面看, 目前一些企业, 特别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侵犯民工合法权益, 表现在规章制度要求过于苛刻, 劳动强度过大, 工作、生活环境恶化, 克扣工资, 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 人身权利没有保障, 伤亡事故没有妥善处理等等。这些问题不彻底解决, 不仅不利于民工合理流动, 而且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

(3) 城市管理问题。

农民进城加重了城市的负担。我国大中城市基础设施本来就滞后于生活、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千万民工涌进城, 使城市不堪重负, 突出表现在基础设施供应压力增加、环境污染加重和交通负担加重。同时给社会治安带来许多问题。

(4) 对地方农业生产的影响。

许多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涌向了城市, 导致了留守农耕的劳动力素质和种田质量下降, 个别地方出现抛荒现象。这不仅不利于农业发展, 也降低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劳动力流出使农村青壮年缺乏, 农业劳动力素质弱化,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荒田地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几乎无法开展, 导致粮食歉收。如此发展下去, 将影响农业的健康发展。

三、引导农民流动, 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建议和对策

1.完善有关政策和制度

(1) 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

一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逐步建立政府、受教育者、用人单位和社会共同分担、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多渠道增加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经费投入的新政策, 政府尤其要加大财政支出, 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实行奖励和补贴。二是实施积极的税收政策。参照再就业扶持政策, 对于农村劳动力从事个体经营的, 给予规定的税费减免。企业招用农村劳动力达一定比例的, 给予相应的税费减免。三是实施积极的金融政策。大力支持农村劳动力、失业人员以及就业困难人员自主创业, 并对创业人员给予政策支持。

(2) 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制度。[6]

一是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各级政府部门应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精神, 对进城农民实行基本户口制。同时, 应逐步放松县以上中小城市的户口, 允许农民进入中小城市择业;另外要放开县级以下城镇的户口, 允许具有一定条件的农民与土地彻底分离, 成为小城镇居民。二是改革现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目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是, 一部分已转移出去的农民, 对自己所承包的土地要么应付了事, 要么撂荒, 想将土地转让, 但又受现行制度的限制;而一部分未转移出去的农民, 却因可经营的土地有限而难以有所作为。这就迫切需要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 在坚持中央关于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 实行农村土地的有偿转让, 允许农民利用土地这一要素资源, 以“入股”的形式, 将手中掌握的土地合理地流转集中起来。一方面可以集约化经营, 提高种植效益, 同时也减少了抛荒。另一方面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的束缚, 外出务工, 成为产业工人。

2.调整产业结构, 扩大转移市场

农村劳动力转移应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扩大就业最终依靠的是经济的发展、就业总量的扩大, 这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最根本出路。

(1)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是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根本所在。农业产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就是围绕某主导产业或相关的若干骨干产品, 将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起来, 组合成一个新的产业体系, 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推进农业产业化, 要求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大力发展传统种植业以外的农业产业。采取财政、信贷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 培植农业龙头企业, 形成加工、销售、储运、保鲜等产业链。

(2) 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

从现实来看, 随着我国日益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 是解决目前相对来说还处于较低层次人员就业的有效途径。政府在进行产业布局时, 应充分考虑当前的就业现状和人员状况, 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服务业。

3.构建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动员各方力量, 集中各方智慧, 取得各方支持。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与流动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管理。

(1) 建立和完善职业中介组织, 加强基层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和完善职业中介组织, 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新的就业岗位的沟通和连接。充分发挥职业中介服务功能, 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就业介绍等一条龙就业服务。

(2) 加强就业信息网络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以市级就业服务机构为核心, 以区就业服务机构为依托, 以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为基础, 以社区为支撑的就业信息网络体系。完成就业信息化建设, 实现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就业信息的联网, 形成一个能及时掌握劳动力流动状况, 提供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的就业信息、网络体系, 达到就业信息资源共享、就业服务综合联动的效果。

(3) 加强维权服务体系建设。

各级政府应建立农村劳动力维权服务中心。在市、区、乡镇街道设立维权服务网点, 实现农村劳动力维权服务网络化、制度化、规范化。农民进城务工或劳务输出后, 应加强与各地农村劳动力维权服务中心合作, 维权服务中心要及时提供劳动保障维权服务, 及时解决企业欠薪、拒交社会保险及其他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问题, 切实解决外出人员的权益保护问题。

(4) 建立多渠道培训机制,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是加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措施。从整个形势来看, 目前我国中高级技工人才的匮乏已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解决当前这一突出矛盾的有效突破口是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失业人员以及其他劳动者的就业竞争能力是当前就业工作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1) 陈武元.进城民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 2001, (01) .

(2) 王西玉.中国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政策选择[J].管理世界, 2000, (05) .

(3) 熊远高.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制约因素浅析[J].价格月刊, 2001, (11) .

(4) 姚先国, 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J].经济研究, 2004, (07) .

(5) 曾绍阳, 唐晓腾.社会变迁中的农民流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 篇3

这部著作对十六大以来“三农”工作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当前“三农”领域发生的深刻重大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在制度层面顺势而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新政策、新建议，对制定今后中国农村改革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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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的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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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 篇4

我国现有收入分配制度分析

摘要：

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制度不同于传统的按劳分配．在同一社会制度下，无论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应当实行相同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应注重效率。再分配应注重公平。但目前还存在许多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关键词：

按劳分配；制度；分配问题凸显；成因错综复杂

一、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收入分配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剩余价值按资分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按劳分配；而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或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则既不能完全按资分配，也不能完全按劳分配。公有制为主体我国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以及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条件下按劳分配的涵义。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曾经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才从无到有，逐步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中将出现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并存的现象。这样，以公有制为前提的按劳分配在所有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显然我们不可能还按马克思所提出的按劳分配理论指导今天的实践，而必须重新定义。目前某些西方国家在协调劳资关系、激励劳动者积极/ 5

性方面的一些举措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方面实行职工持股制度，另一方面实行利润分享制。就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来说，主要的分配渠道是按劳分配，另一小部分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分配：就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其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同时也可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非劳动收入。由此可见，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尚且能让劳动者分享利润，更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无论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应当实行相同的基本分配制度。当然，劳资双方按什么比例分享剩余价值以及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分配，这是分配制度如何执行或者说分配原则如何实现的问题。

二、现有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既要尽快行动、见到实效，又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当前，尤其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成因错综复杂，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一下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普惠性不够，导致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伴生、交织；二是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诸多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叠加。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既要尽快行动、见到实效，又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当前，尤其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劳动者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虚位的因而是残缺的，他既不能通过“用手投票”约束使用者，也不能“用脚投票”转让所有权，因此资产的收益性对劳动者来讲是不具备或不完整的。在我国目前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中自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的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并且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现行的工资制度，工资水平偏低，工资增长机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工资外收入膨胀，助长国

有单位职工收入的不规范；工资结构设置不合理，岗位绩效工资和年工资比重过低，不能体现合理的工资级差，缺乏激励和约束作用。在我国，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引发的对公平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由来已久，对分配不公的原因亦有多种解释。随着改革实践和相关研究的日渐深入，收入分配的相关制度性原因愈加显露。

三、社会上分配问题的成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干部职工实行统一工资制,农民实行工分制,平均主义盛行,个人收入差别很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明确参与分配,社会上收入差距明显拉开。由于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个私经济获得了发展,新的财产关系开始出现,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并开始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2000年末起，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1998—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多处在七上八下的状态。全国的经济结构不均衡不断突出，尤其是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呈现出哑铃结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7年，20%的高收入户占全国居民收入的34%，而20%的低收入户占全部收入的11%。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扩大，199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282,1998—2000年分别是0.456、0.457、0.458。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动在财富分享方面的一种反映，我们应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长过程和大格局中来研究和把握。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突出表现为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看，其成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竞争带来收入分配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所拥有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存在差异，把握机会、利用资源的能力有所不同，必然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如果缺乏法规制度的调整和制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就会出现企业利润侵蚀劳动工资的问题。

改革不到位导致收入分配问题。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立刻就带来一个完美的体制，也不可能使所有人均等受益。目前，不仅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尚未完成，直接制约了合理收入分配关系的形成，其他方面改革不平衡、不到位的情况也在深刻影响着收入分配。此外，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曾不同程度存在的泛市场化问题，也对收入分配带来不良影响。

收入调节机制还不能有效缓解收入分配问题。在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旧的收入分配制度被打破，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还不成熟、不健全。在分配领域，税收制度“提低、扩中、调高”作用发挥还不明显，公共财政体制需要继续完善，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还不够浓厚，企业回报社会的责任意识仍需加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执行不到位，就难以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加剧收入分配问题。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存在比较多的制度和法律漏洞，为少数人捞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通过完善法制、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取缔和打击。

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普惠性不够，导致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伴生、交织；二是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诸多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叠加。

四、改革是唯一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得到了长足地发展。自1980年到2002年，我国的GDP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年均增长速度为9.5%。然而，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极其明显的地区间的不平衡，尤其反映在区域间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之间的反差相当突出，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更需要我们改革旧有的分配制度体系，也缓解东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

温家宝总理曾2010年在“两会”召开前夕对网民说过“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因为分配不公，会招致民怨沸腾，“危及到社会稳定以致政权巩固”。在接下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用了相当段落阐述了改革收入分配

制度的重要性。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也在之前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在２０１０年的工作中，政协将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困难群众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以及相关的政府报告中，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既然是进行改革，我们就必须让所牵扯利益的各方广泛参与，必须给予利益相关者更多的知情权和表决权。例如，国有企业工资制度设计，应该有代表广大职工根本利益的工会组织介入其中。在确定国民经济预算时，全国人大要切实担负起责任。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些措施和办法个个一语中的，但要让它落地，则必须有法律的约束和严格的监督。如果由财政部门自行切割，很难保证把钱用在刀刃上。全国人大在立法监督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民意。至于哪些楼堂馆所、会议、庆典、论坛是慷纳税人之慨，行腐败之事，则必须加强舆论监督，充分调动网络、媒体等社会力量，公开信息，真正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参考文献：

[1]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合理性及制度路径.李太淼.中州学，2008

[2] 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与分配公平的认识.罗福群.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5

[3] 对我国现行分配制度的缺陷分析.李爽.人民网,2006

[4] 科学认识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任理轩.人民日报 2011

[5] 谁来主导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柏晶伟.中国经济时报 2010

[6] 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刘国光 [J] 2003

[7] 宏观经济调控研究.李一鸣.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8] 体制转轨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研究.匡家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9] 关于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陆百甫.财经研究.2002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考 篇5

工商1101 王惠婷

2201110126

从1978年改革开始, 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果。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更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全面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入研究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革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伟大祖国的建立开始，建国初期的探索，改革开放的实施，到如今日益成熟的经济体制，我们经历了无数挫折与挑战。先来说说毛泽东时代的经济。

首先，无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时代带给了我们这个全新的国家。

一、完成中国大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

二、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就使中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从而推动经济飞速发展。从农业国顺利过渡到工业国，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三、建立了消灭剥削的崭新社会制度。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促进经济不断发展。

然而，看到成就的时候也要看到不足和错误。疯狂的“大跃进”，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残酷的文化大革命，在长时间的社会**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计划经济体制带来工业化蓬勃发展的时候，也产生了日益突出的弊端。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并不辉煌；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革”时期，经济基本停滞甚至倒退；在工业领域，毛时代的工业化有所发展，但工业化程度依然很低，结构失衡，轻工业薄弱，人们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是关系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在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基本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这种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经济落后的境况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了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计划是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一切资源由政府来统筹安排，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第三，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第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同时，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些许问题。

一、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牢牢地把握住发展机遇，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

凸显，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担忧。

二、资源税改革尚未完成。在改革之前，采掘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对开采自然资源也不收费。改革之后，由于资源价格很低并且采掘企业背负社会负担，资源税也定得很低这一方面导致收入差距加剧，另一方面也导致寻租盛行。

三、政府对经济的垄断。国企缺乏竞争意识，政府在有形与无形中都给与了国企绝对的资源优势。国家垄断企业还会带来诸多弊端，例如腐败问题。

四、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中国经济增长依靠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在经济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缺地、缺水、缺油现象日趋严重。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如今，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资源耗竭、生态环境的破坏、就业压力的增大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改革所带来的成就和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我们开始思考未来中国的前景如何。趋势一：城镇率大大提高。户籍制度将逐步开放，尤其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预计今后更多的资源将向中小城市分配，扩大其就业容纳能力，改善其生活环境，加强其公共服务水平，使这些城市的户籍制度有条件向进城务工人员彻底放开。

趋势二：资本市场趋于国际化。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份额和地位，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基本完成从“新兴加转轨”向成熟市场的过渡，初步形成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上海将跻身于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市场种类比较完备的金融中心，形成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产权交易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趋势三：能源消费居世界第一。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差距拉大，能源进口占总消费比例进一步提高。我国能源政策将面临巨大压力，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呼声将逐渐高涨。国内民众环保意识也将明显加强。大力发展水电、核电、风电乃至太阳能等非碳基能源，并大力发展和推广硫回收、碳捕集等清洁能源技术，是我国走出能源困境的唯一出路。

针对改革过程中的这些问题，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显著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收入分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首先是深化工资制度改革。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次，完善税收制度。要改革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充分发挥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还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大力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适度提高养老保险金，使人们老有所养。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面对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等负面影响，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建设人才强国。我们要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和防体系建设，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改革刻不容缓 篇6

英国《金融时报》 欧阳德 北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随着快速而不均衡的增长给中国政府、银行和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实施关键经济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与以往相比，IMF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的警示意味更强烈。报告称，中国日益迫切需要转变其严重依赖信贷和投资的增长模式。

IMF表示，中国现有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正在制造脆弱性”，同时“尽管中国仍有抵御冲击的有效缓冲器，但安全边界正在逐渐消失”。今年3月上任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誓言加大改革努力，但尚未采取任何重大举措。

IMF表示，有必要采取“一轮果敢措施”，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成功。该机构补充称，当务之急是“遏制整体信贷增长，阻止金融行业进一步累积风险。”

中国社会融资总量的存量（衡量经济中信贷总量的一种标准）自2009年初以来增加60%以上，显示杠杆率上升，导致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IMF表示，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些信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传统的金融体系安排的。

“再加上增长放缓，这不能不令人发问：这是可持续的前进道路吗？”IMF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Markus Rodlauer)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6月，中国曾爆发一场“钱荒”，原因是中国央行不愿注入流动性，引发银行间利率飙升，信贷市场短暂冻结。IMF表示，这场流动性紧缩显示，中国央行有意遏制信贷扩张，抑制风险较高的放贷形式。但罗德劳尔表示，中国需要通过加快解除利率管制，来解决导致市场扭曲的根源问题。中国推动其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模式的努力最近遭遇挫折。2011年，消费曾成为大于投资的增长贡献因素，但2012年底的一轮小规模刺激逆转了这个趋势。IMF表示，“朝向在更大程度上基于消费者的经济的决定性转变尚未发生。”

IMF还对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水平发出警告。据IMF测算，若计入政府融资工具和预算外基金的债务，去年“实际政府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罗德劳尔表示，尽管这样的债务负担仍是可控的，但政府在财政上的回旋余地小于以往。

改革开放中国工业经济 篇7

主题: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30年, 汽车工业坚持改革开放与自主发展相结合的方式, 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汽车工业发展道路, 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08年汽车产量预计将达到1000万辆, 汽车出口量预计将达到100万辆, 摩托车出口量将突破1000万辆, 是朝向出口型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些数据表明, 是汽车工业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取得业绩和对经济社会贡献度应尽的责任。

发展中国特色汽车工业,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引下, 汽车行业面临环保、能源和交通拥堵问题;在引进、消化、吸收外来技术的同时, 通过创新跨越推进汽车工业可持续、科学、健康地发展, 践行中国汽车产业从制造大国迈向产业强国的宏伟目标。

主要内容

(1) 编撰回顾性《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路径文集》 (暂定名) 。该文集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汽车工业在科学发展、法规、标准、认证、技术引进和合资合作等多方面回顾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全面反映中国汽车工业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目前, 该文集正在面向企业征集重要文案, 预计年内定稿。

(2) 编撰《中国汽车工业数据标识图册》。该图册旨在以直观的图表形式展观中国汽车工业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历程, 见证中国汽车工业所取得的业绩, 反映整车、专用车、摩托车、零部件和汽车相关工业企业基本数据、企业标识和产品商标, 力求全面、真实、客观地表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现状。

(3) 编辑回顾性电视专题片。该专题片旨在展示中国汽车工业改革发展历程, 以点带面, 真实、生动地表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变化和展望前景。

“三会一展”活动

2008年11月6 9日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系列活动的“三会一展”。

第一部分:以改革开放30年, 从制造大国迈向产业强国为年度主题的2008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

2008论坛分六个小节, 一天半时间, 重点邀请来自政府、行业及企业集团的重要嘉宾, 围绕“汽车产业强国之路”进行演讲、交流研讨。

(1) 政府部门主管领导主旨发言。将邀请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和商务部等领导同志, 阐述改革开放30年对建设汽车产业强国的思考, 并就产业政策、科学发展、自主创新和节能环保等方面探讨应对举措。

(2) 产业强国与企业责任。实现由制造大国到产业强国的转变, 中国汽车企业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企业的发展战略尤为重要。主要汽车企业集团高层领导阐述各自的想法、举措和向政府部门的建议。

(3) 引导鼓励做强做大汽车产业。就政府部门近期或即将出台的引导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方向的若干政策, 将邀请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高新司、财政部税政司、财政部关税司、商务部机电司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领导同志, 就当前普遍关注的相关政策进行讲解和引导正确实施。

(4) 市场定位与布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汽车企业必须面对风险、贸易壁垒和拓展海外市场;跨国公司全球布局调整和中国市场的发展战略等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将邀请知名企业高层及专家学者畅谈想法及建议。

(5) 创新发展与提升核心竞争力。创新发展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创新发展和提升核心竞争力, 对中国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将邀请业界精英为行业发展思路提供决策参考的建议。

(6) 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汽车。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 我国汽车保有量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然而, 汽车能耗的不断攀升, 石油资源面临严峻挑战, 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汽车是必然的选择。将邀请汽车相关专业机构的资深专家对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汽车进行研讨。

论坛将尽力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 打造一个广泛、互动、开放的交流平台, 充分了解行业的真实想法及声音, 政府部门的决策研究及企业发展会更加科学、务实和有效, 进而推动中国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部分:以技术进步与和谐社会为主题的2008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

目前, 2008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征集、评审工作已经完成。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支持下, 本届年会共征集论文460余篇, 其中录取论文394篇, 将收入《年会论文集》中。

本届年会主要包括大会主旨报告、互动访谈和分会场交流。

11月7日, 大会主旨报告围绕汽车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展开, 将有大众、通用、宝马、一汽、大陆系统、博世、康明斯、里卡多、中石油、帝人集团等世界知名公司的专家做专题技术报告, 内容涉及汽车发动机、油品、轻量化等先进节能减排技术。

本届年会首次安排了“节能减排引领未来”互动访谈活动。届时将邀请一汽、东风、北汽、吉利、康明斯、清华大学、吉林大学等国内汽车行业的技术专家, 共同探讨当前汽车能源和环保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技术路线选择。

11月8 9日, 分会场交流将分七个专题进行, 包括动力总成及排放与测试技术、汽车产品与制造技术、汽车电子技术、电动车技术、智能交通、代用燃料汽车技术和汽车经济发展研究, 届时除邀请外国公司做相关专题技术报告外, 还将邀请本届年会的论文作者进行宣读交流。

第三部分:以纪念中国汽车工业改革开放30年为主线的中国汽车工业杰出人物表彰大会

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建、成长和发展, 凝聚了老一代中国汽车人和新一代中国汽车人的智慧、才干, 涌现了众多的优秀人才,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业绩和突出贡献。纪念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汽车工业杰出人物表彰的提名推荐和初审工作接近完成, 复审和评审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千人表彰人选将在11月9日下午的中国汽车工业杰出人物表彰大会上发布, 并授予本人或获奖代表荣誉证书和奖牌。

第四部分:以纪念中国汽车工业改革开放30年为主线的成就展、回顾展

成就展将重点突出成就的回顾, 兼顾技术, 展望未来。主题是: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 科学发展;内容是:整车 (含摩托车) 、零部件、汽车相关工业;展览还包括环保节能及再制造专业展和图片专题展。

成就展重点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成就、做出贡献、发生重大标志性事件, 并在行业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和汽车相关工业的企事业单位参展。

成就展区别于大型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展出实物包括改革开放前的标志性产品、各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产品、事件和未来产品。成就展将会清晰、直观地了解不同企业的产品发展脉络、技术进步过程和企业成长历程。适合媒体、汽车爱好者、大专院校和业内人员获得信息、收集资料、了解历史。

此外, 还将征集历史图片, 以图片展方式回顾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的产业成就。

目前系列活动的各个项目, 正在紧张、有序、协调筹备之中。

MC记者提问

新闻发布会举办之前, 举办方组织了学会领导和记者见面会。本刊记者就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汽车工业面临的压力向张小虞执行副会长提问, 张会长回答到, 2008年我国经济确实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从汽车市场上的反映来看, 这种压力比起股市和房市就小得多了, 因为汽车行业的发展已经完全遵守市场规律, 市场运行已经很成熟。2008年上半年汽车工业运行较好, 汽车产量达到520万辆, 下半年增幅有所回落, 但也属正常。由于汽车零部件实行全国采购, 前一段时间由于北京奥运会, 运输方面有一定的压力, 但随着奥运会的结束, 这种压力得到缓解。

中国改革的“饭碗经济学” 篇8

总理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动情地谈到过他见过的“零就业家庭”：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真是毫无生气，没有希望。生存最底线的需要是温饱和希望，而有了“饭碗”才有希望，就业自然就是最大的民生了。从“饭碗”看待中国的改革，会发现30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最大的红利就是创造了无数“饭碗”，也就是巨大的就业机会。

以下这組数据最能说明中国改革的“饭碗经济学”：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巨大就业增量，不仅1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了饭碗，而且数以千万计的城市新增劳动力与下岗职工，也主要通过走向市场而获得了饭碗。统计显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拉动上百万个就业岗位，让上百万人捧到饭碗。中国8%以上的增长率维持了多年，支撑了无数人的饭碗。

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也是以饭碗这个最大的民生为导向的。当下改革最大的特征是放权，将一些集中在政府手中的权力让出来，放权给市场，放权给社会，放权给公民。放权带来的最大红利，就是就业机会。

改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有两层意义，一是放权改革，在创造就业岗位中给无数人增加了就业机会，另外一层常被忽略的意义是，通过“限权改革”使就业机会更平等，使一些昔日被特权所垄断的就业机会向每个人平等地开放。对多数人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次增量改革。这样的改革虽然从总量上没有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但过去有些岗位被内部人士垄断，如今每个人都有机会平等地去争取了，对很多人就是“多”出来的就业机会。

如果“饭碗”被个别特权人士和内部人士所垄断，那就不是就业机会，而是固化的特权福利，改革从既得利益者那里抢出这些饭碗而放到市场上，就是创造了新的饭碗。从推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到促进企业在用人制度方面的改革，打破“内部招聘”，严禁“萝卜招聘”，推进公务员招考的公开透明，绑住权力的手，挤压“关系招聘”的空间，这样的限权改革也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

改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层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就业者自身。这个命题上，我们都有一种天然的惰性，天经地义把自己当成一个改革的受益者，站在“享受改革红利”的角度看待这场改革：改革是别人的事，别人在通过改革为我们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天然地需要一个别人准备好的就业岗位。

这种思维是错误的，改革创造新就业机会，不能等别人提供果实让你享受，每个就业者也要去改。政府力推中小微企业，可如果一些人眼高手低，只盯着大城市的大企业，那么别人创造再多的就业机会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