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发展战略分析

中国改革发展战略分析

中国改革发展战略分析 篇1

――《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总体分析》学习心得

２０１１年，面临一系列风险和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取得系列重大成绩，风景这边独好，出尽风头。２０１２年，中国面临世界经济大环境依然不景气、国际安全环境依然不稳定的局面，领海争端不断呈现，似乎有俞演俞劣危险，国内也出现了复杂多变社会矛盾，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腐败问题等层出不穷，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不同的声音和争议，“十八大”即将召开，确保政权平稳交接给我党带来较大压力和挑战。因此，２０１２年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中央政府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采取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等方面的果断措施，确定了７.５%增长目标，慎重谨慎。应该说确定的目标很低调，举措也很有针对性，是经过深刻深思熟虑的，只要工作能够按照这个思路抓下去，一定能够破浪前行，诸多矛盾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但目标能否实现、任务能否完成，我想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担忧。

一、如何有效抑制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延续了３０多年的较快增长。今年，中央政府根据当前形势和改革任务，提出了７.５%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说中央政府是理智的，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合理的增长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过快增长会导致泡沫和通胀，也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但经济增长过慢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诉求存在很大差异。多年的实际数据表明，中央政府确定的当年经济增长目标与实际增长目标相比都要低。现实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会让地方政府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积极性高涨，而在放缓速度方面会情绪低落。全国各地区域发展差异较大，作为地方政府希望经济增长越快越好，这样可以迅速做大经济蛋糕，增加财政实力，迅速改善民生，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愿望更加强烈，会不惜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千方百计扩大投资、大干快上，实现本地区经济问量的增加，这可以从各个地方政府确定的“跨越崛起”的发展主题略见一斑。如２００８年发生金融危机后，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以应对冲击，此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普遍高涨，出台众多激励措施，增加投资，积极与中央政策保持跟进，在国际经济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实现经济逆转。但尤此带来的后果，却是物价飞涨、产业雷同、增能增排、破坏环境，背离科学发展轨道。因此，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抑制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冲动，确保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走向科学发展轨道这一问题应该加以研究和解决，否则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很难实现。中央政府应该在加大对地方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考核的同时，还应完善配套政策，有针对性的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倾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激励地方政府理性发展经济，真正做到科学发展。

二、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３０多年的经济增长让我们国家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经济总量跃上全球第二，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但国强同时，民富并没有跟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国力相比差距较大，这从２０１１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有３５.６%远低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可以看出。而且基尼系数2010年已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加上社会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导致整个国民社会普遍仇富仇官，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所以政府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还更应该分好蛋糕。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国家正着力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大了养老、医疗、就业、住房等保障制度的建设，努力改善民生。这些政策是人民的福音，而且更多的是社会中下层的群众的福音。但力度还不够。中国人的观念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悬殊过大，地位不均等、机会不均等，长此以往，社会矛盾将不断加大，执政党就会丧失威信，出现社会动荡。当前，应该更加注重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竞争环境、法制环境，加大反腐力度，改善权力运行机制，要让每个国民有机会、有能力实现财富、地位等方面的需求，让国民有社会归属感，平抑国民尤其是中下阶层群众的失落、偏激等情绪。

三、如何破除发展壁垒，有效推进改革的问题。

发展要求持续不断的改革。改革就要解决矛盾，破解壁垒，但必然要触及利益、触及矛盾，会遭到阻碍和非议，甚至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和动荡。朱镕基总理当年进行的国企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巨痛经过多年的疗伤至今未见痊愈。所以改革的任务艰巨、难度很大，以及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都很难预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刮骨疗伤。在改革方面，必须要敢于顶针碰硬，勇于进行到底，只有动真格，才能出实效。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但从这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效果看，改革说的多但做的少，过多的强调社会稳定而忽略了社会进步，过多的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了政治发展。从2003年以来，提出的众多改革方案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只是暂时缓解了部分社会矛盾，许多问题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化解，相比较而言更加复杂，更加多变。

中国改革发展战略分析 篇2

关键词：经济区划改革,经济发展模式,有机结合,经济发展

一、中国经济区划改革

自建国以来, 我国的经济区划改革实现了历史性的演变, 但是在经济区划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 经济区划的历史演变

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期,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经济区划经历了多个划分阶段。“四级”经济区划分法、“五级”经济区划分法、内地与沿海经济区划分法、三线经济区划分法、十大经济区划分法等都是我国经济区划的方法。

改革开放后, 经济区划逐渐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 围绕经济区划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八大综合经济区划分法、六大经济区划分法、“三大经济地带”和“三级经济区网络”划分法、“都市圈区域”划分法等都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政策对地区经济进行划分的方法。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区划主要依据着1999年的“四大块”和“三大块”经济区域划分法, 当时国家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将我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2005年又构建了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新经济区域。

(二) 经济区划改革问题

在经济区划改革中也出现许多的问题, 包括表现为经济区划和行政区划相混淆、省-市-县-乡的条块分割, 责任权利不清、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经济区划根据的是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规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特征上的相似程度以及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 或者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任务分工, 对国土进行的战略性区划。[1]现阶段的经济区划改革要统筹考虑, 在分析地区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 实现集中优势地区合力带动劣势地区发展, 在立足全局的基础上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缩小地区贫富差距, 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

经济发展模式有着众多的分类:从政府管理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来说, 可以分为计划经济、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从资本的所有权来看, 经济发展模式又可分为公有资本推动模式、民营资本推动模式和外来资本推动模式;区域经济组织模式、区域经济产业模式和区域空间开发模式也都是经济发展模式。我国较为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2]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于地区经济区划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中, 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 实现区域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

三、经济区划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

经济区划改革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两者之间的联合能够实现地区间经济的高效协调和稳定发展。选择适当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经济区域间资源的高效利用;合理的经济区划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调节地区经济发展结构, 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 发挥经济区划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动作用

合理的经济区划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经济区划改革要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资源水平, 集中优势经济地区合理带动劣势地区集中发展。

经济区划要坚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地区经济发展又十分不平衡, “老、少、边、穷”地区在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水平上还比较落后, 在经济区划中要把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结合起来, 注意增强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二) 发挥经济模式转变对经济区划的作用

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坚持生态原则和社会原则, 实现国家经济的统一性与地区经济的特殊性有机结合, 发展地区经济专业化, 扩大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能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充分各地区环境容量和资源结构特点, 建立健全与当地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的产业结构, 实现地区产业结构和地方优势资源配置相结合, 确保地区资源的合理有效开发与利用。

此外,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注重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加强自主创新,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促使地区经济和生态环境都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三) 统筹全局, 减小社会经济差距,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经济区划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都要统筹全局, 立足整体。经济区划改革要充分认识到各地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 加强地区间的经济合作, 营造整体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各地区互相弥补经济发展劣势, 实现整体经济的共同提升;[3]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着眼于减小社会经济差距, 富裕地区要带动贫困地区, 调动各经济地区的积极性, 致力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不断地增加地区经济财富, 完善地区规划, 早日实现地区间共同富裕的目标。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经济区划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理念逐渐走向完善。经济区划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 经济区划改革要与经济发展模式相互协调, 不断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要立足全局, 致力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朱峻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及路径选择[J].中国国情国力, 2012 (9) :36-37.

[2]郭熙保.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变[J].当代财经, 2012 (3) :27-28.

中国电科：改革驱动发展 篇3

开创发展新局面的背后

2012年是中国电科面临困难与挑战较大的一年，新技术纷纷涌现，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营环境更加恶化，持续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是，中国电科却逆流而上，实现稳中有进，不断开创发展的新局面，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电科的持续发展？背后有什么秘诀？最简要的回答是两个字——“改革”。改革成为驱动中国电科克服艰难、持续发展的力量之源。

一年来，中国电科把改革作为发展的灵魂，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做到科学规划、统筹设计，提出了新思路并进行了新探索，将改革理念和改革动作切实融入到转型发展的整个过程和方方面面，从而使改革成为驱动发展的力量之源。

解放思想是推动改革发展的前提

2012年，中国电科深入推进思维方式、组织方式、工作方式“三个转变”，特别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干部职工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取得了明显成效，突出表现在：拥有世界电子信息技术领域话语权的大局意识明显增强，提升国家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意识明显增强，争做行业排头兵的科学发展意识明显增强。同时，带动组织方式、工作方式转变，大家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能够按照“三个转变”思想谋划工作、研究问题、推动落实，凝聚力、战斗力、执行力明显加强。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加深对使命和责任的认识，进一步激发为国防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的工作热情和献身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电科推动改革发展的前提。

科学规划是推动改革发展的基础

推动改革发展不能仅仅靠“摸着石头过河”，也需要在掌握规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对未来作科学规划、统筹设计。2012年，中国电科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总结十年改革发展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以“三个转变”为抓手，对照世界一流企业“十三个要素”的基本内涵，凝聚集体智慧，达成推进全面转型共识，提出“一二五四三”发展总体思路。组织开展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同时全面启动15个业务规划、专项规划和49个成员单位规划编制与评审工作。通过战略变成规划、规划变成计划、计划纳入全面预算、计划变成行动，一年一个台阶地逼近世界一流目标。

探索实践是推动改革发展的关键

先进的思想、科学的规划如果得不到落实就起不到推动改革发展的效果，因此必须付诸行动，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深刻的实践。2012年，中国电科在体制机制、核心业务、资本管理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具体的思路并开展了广泛的、行之有效的探索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体制机制上，中国电科首次将军工、民品、外贸、投资、薪酬与福利等专项预算纳入全面预算管理并启动实施。新建了公司管理流程并进行规范化管理。制定“3年3个阶段9个环节18个专项”管理提升活动方案并组织实施。内控体系建设扎实深入开展。薪酬体系建设基础工作已经完成。加大竞争性选人用人改革力度，关注干部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效果，对总部和成员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特别是实行了届中考核调整；面向中央企业招聘成员单位总会计师15名。

在核心业务上，一是建设先进、开放的科技创新体系，科研要抓前沿、抓基础。首创“横向三角、纵向三层”的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实施方案得到国资委认可。与中国科学院和几所高校建立协同创新关系，在应用基础和前沿领域向科学院和大学汲取营养，切实加强原始创新、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军工站在国防与军队建设全局和未来发展高度，抓长远谋划、抓顶层设计、抓集成能力、抓战斗力生成能力建设。三是民品抓价值链高端，抓产业链关键环节，抓集中优势资源办大事。2012年，中国电科突出民品五大主导产业，启动了专业型子集团建设和围绕核心业务开展市场化兼并重组。

在资本管理上，中国电科按照业务的方向性问题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一定要管住、具体生产经营活动和内部激励约束办法应该放开的原则，一是修订印发了投资管理办法，二是于2012年12月26日挂牌成立了中国电子科技财务公司，构筑金融平台，推动产融结合。

党的建设是推动改革发展的保障

中央企业的改革发展离不开党的建设。2012年，中国电科在党建工作上取得新成果，为推动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党组把学习贯彻好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头等政治任务，迅速在全系统掀起学习热潮，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和要求上来。为落实好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及时制定印发集团公司9项17条具体措施。

大力推进“量化有效型”党建工作体系建设，印发考评体系实施办法，制订体系建设指导手册，进行考评试点，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中组部、国资委领导作出重要批示。《人民日报》、新华社《内参清样》、中组部《央企情况》等刊载了系列文章。

围绕中心工作，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推进长效机制的建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防范廉洁风险，开展专项效能监察和各项审计，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

2013年，中国电科决心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继续推进“三个转变”，进一步落实“一二五四三”发展总体思路，着力规划引领下的结构调整，着力创新驱动的主业发展，着力对标一流的管理提升，继往开来、再攀高峰，改革创新工作取得大成效，军民重大项目取得大突破，经济规模效益取得大提升，党建工作取得大发展，力争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00亿元、利润总额超过100亿元，为推进全面转型、建成“国内卓越、世界一流”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探究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论文 篇4

摘 要：8月，由于不正确的投资及经济增长方式和金融的过度自由化，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股市产生剧烈动荡，次贷危机席卷美国。从美国这场次贷金融危机的角度看其对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影响，并从中得到启示，就是所要探讨的主旨。

关键词：财政金融论文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

1、财富资产金融泡沫和被过度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进入21世纪，美国IT业出现萧条，但美国金融市场在经营方面依然在施加刺激需求的模式，并放任市场金融的走势，对金融资本不加约束的做法，使得美联储的低利率等政策纷纷受到刺激。房地产市场的一时兴起让许多美国人“圆梦”，甚至产生了“幻觉”，幻觉美国经济繁荣的长久持续。但是泡沫终究是泡沫，当通胀压力所带来的货币利率与借贷成本持续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贷款风险的持续加大，这使得以高杠杆作为主要经营方式的美国金融市场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时间难以承受，泡沫不在，财富效应对市场需求的拉力不在，在进入后泡沫时期后，美国金融机构就此迎来了“次贷危机”。

2、过度廉价的信用体系

在中国人看来，先储蓄后消费是传统经济形态，但是美国人却不这样认为。在美国，消费信贷机制非常成熟，它鼓励人们超前消费，这也是美国社会的消费文化，所以美国家庭的负债率每年都在提升。在，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00%，到20已经达到150%。相对而言，美国社会的储蓄率则只有15%左右，如今已经逐渐趋向于0。所以从该角度看，美国此次次贷危机很大程度是因为过度廉价的信用体系。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1、境外投资风险加剧

次贷危机后，美国国内多家金融企业宣布破产和出售，这也让我国金融业蒙受损失。像招商银行就在雷曼兄弟拥有高达7000万美元的高级债券，而工商银行更是持有雷曼兄弟1.518亿美元的高级债券。截止到初，中国金融机构所购入的美国金融按揭债券达到了总额1075亿美元，美国次贷危机的到来也就意味着我国金融机构所持债券价值的走冷和未来境外投资风险的加剧。

2、对我国股市的“蝴蝶效应”

欧美国家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而放弃高风险高收益投资，纷纷为缓解金融流动性不足所带来的融资伤害而撤资保驾，这种短时期大面积的撤资必然会影响中国股市。同时，美国政府为了缓解次贷危机为世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采取“弱势美元”汇率政策向世界示好，以退为进，达到了放缓发达国家经济的目的。但对金融改革、市场经济持续转型增长的我国来说，美元与人民币的此消彼长势必给国际资本以加速流向亚洲新兴市场的理由，这就间接增长了我国资本市场在国际上的风险，打压了我国股市的发展。

3、中国经济出口增长影响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从开始到年，我国对美国的贸易率从5.4%上升到8.95%，其中贸易存度的上升速率更快，从的3.1%上升到2007年的7.5%。以上增长率说明了我国出口对于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所以当美国出现金融经济波动时，我国的`出口贸易必然会出现动荡。另一方面，次贷危机也造成了人民币出现升值压力，它直接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衰退。就这一方面，美联储就采取了降息策略，而中国方面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加息。这样的“升降”对比就造成两国基差的不断扩大，也增加了投机套利者的投资机会，造成了美元的迅速贬值。由于我国始终在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次贷危机对我国贸易经济的影响必然巨大。出口产品国际价格的提高、综合汇率的浮动和外汇储备的变化，这一系列现象无法得到解决，综合起来就是美国次贷危机降低我国出口经济贸易额的诱因。

三、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启示

1、保持节奏，注重实体经济发展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性很大，首先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虽然我们依然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期，但是随着环境资源红利优势的消失殆尽，包括劳动力成本的日益提高，作为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的平衡并做到增速，如何维护经济金融的可持续稳定发展，都是我国金融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保持稳定的节奏，搞好实体经济与日益发达的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即使在经济增速短期下降的状况下也戒骄戒躁，不满足于经济增速的短期效应，就是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

2、加强金融市场风险控制

即便是拥有完善金融风险管理机制的美国，也无法抵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导致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拖累。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国应该谨记前车之鉴，努力发展和加强自身的金融市场风险控制，做到对风险资产价值的重估。就目前来看，我国金融市场投机资本现象极为严重，城市地产业的发展现状就说明了一切。这种通过按揭资本套利，从而推高房价的行为，使得地产市值占据了国家证券市场的半壁江山。当股价出现较大波动，证券市场出现动荡时，投机资本还是否依然稳定，到时会出现怎样的市场乱象，不堪设想。所以我国金融业一定要消除由投机房市而萌生的内生机制，只有不断遏制过度投机，才能维持我国股票市场的良性发展。

3、灵活货币政策

就货币利率上调这一问题来看，在我国金融市场所带来的联动影响就是央行预期利率的长期上调，这其中会受到中美贸易的顺差影响。如果汇率保持不变，顺差也会导致央行供给货币增加，利率下跌。而美国方面由于持续保持低利率，资金在全球投资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大量炒作，投机人民币和中国房产，这就导致了中国金融市场长期利率的抬升。这一状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过热，所以必须抬高利率来打压投资过热现象。同时，也要适时的调整货币政策，通过信用支持扩大来遏制市场信心下滑和通货紧缩现象的出现。

四、总结

中国建筑业发展和改革 篇5

《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与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发布，引发行业热议。本次改革有哪些亮点？改革能否落到实处？《若干意见》的发表，引起业内较大关注，也存在诸多隐忧：这些大家觉得不错的顶层设计蓝图如何落地？一场去行政化的建筑行业市场化改革会有多快？是否会像过去每次雷声大、雨点少？勾勒顶层设计新蓝图2014年7月1日，住建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改革的目标有三：开放公平的全国建筑市场体系、创新市场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改革意见强调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思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设计制度与配置市场资源。整个改革意见涵盖较为全面，囊括了住建部下各个管理体系，从招标投、监理、资质、造价、监管等等，还列明了未来的建筑业发展重点方向——建筑产业现代化。改革意见中不乏亮点：清理各类保证金、押金；推行银行保函和担保；淡化企业资质，加强个人执业资质；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可自主决定是否招标发包；建设单位可自主决策选择监理或其它管理模式；落实建设单位项目法人责任制；全面推行清单计价制度，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定额管理机制；探索放开建筑工程方案设计资质准入限制；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涵盖的设计、施工业务可以不再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分包单位；推进BIM技术应用„„发展新名词：建筑产业现代化三大目标之一是：转变建筑业发展方式，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促进建筑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建筑业发展方式，历次五年规划、计划都要提及的，但目前我国建筑业依然处于粗放式的管理阶段。此前，从国家宏观政策面上的有关描述中比较多见的是向“建筑标准化”、“建筑工业化”、“住宅产业化”等转型，但“建筑产业现代化”还是个新名词。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涛的报告，现阶段，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最终产品绿色化、建筑生产工业化、建造过程精益化、全产业链集成化、项目管理国际化、管理高管职业化、产业工人技能化。其中最核心还是建筑生产工业化，也是目前政府、业界普遍关注的建筑工业化。建筑工业化是热点无疑，政府在政策上也给予了很多的倾斜，但这涉及到建筑行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牵扯到全产业链的配合，还有业主与市场的认可度，因此提及多年，依然步履维艰。新的改革意见的出台，建筑工业化将有更多的目光，甚至出现泡沫，但如何发展、如何落地，企业还需要深入研究与思考，找准自己的切入点。资质战争可休矣资质在中国建筑业就是市场的敲门砖，资质在建筑业市场中的重要性让其成为寻租的工具，资质挂靠在行业里成为不合规的普遍现象。凭资质可收取很高（2~5%）的挂靠费，使得资质证书的含金量奇高无比，也使各种建造师证奇货可居。这对整个行业企业的经营理念有极大的误导，资质升级成了施工企业最大的战略，大量一二级企业忙于搞根本不符合企业战略、企业真实管理水平的信息化、收购自己根本不专业的设计业务，大量收购一二级建造师证，实在有些劳民伤财。而真正将起作用的提升客户价值、提升内功未受到足够重视，难以启动真正的转型升级，这恰恰是建筑行业近年很多问题难以好转的重要原因。本次改革意见首次提出“淡化企业资质”，是否意味着建筑业的资质战略可休矣？但《意见》中还补充了一段“加快研究修订工程建设企业资质标准和管理规定，取消部分资质类别设置，合并业务范围相近的企业资质，合理设置资质标准条件，注重对企业、人员信用状况、质量安全等指标的考核，强化资质审批后的动态监管”。最新发出的一二级资质标准，已只有高度限制门槛，可承接任务的项目规模限制已取消，是一个很正确的改革方向。以上情况看来，资质的含金量已明显有所下降，建筑施工企业最为重视的资质战略需要重新考量。

重视科技的力量，特别是BIM技术的应用随着科技的发展，先进技术对行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本次改革意见专门提及了对建筑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主要关注工法、减隔震技术、白图代替蓝图、建筑科技成果的转化等，并提出“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等信息技术在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全过程的应用，提高综合效益”。项目管理业务是建筑行业的核心业务，但也是信息化最难的一项业务，而BIM将项目信息进行数字化、模型化，成为建筑生产方式信息化的基础与核心，为后续的项目管理、企业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BIM的价值与力量越来越被行业人士得到认可，但BIM应用的实践探索与方法论研究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建筑企业需要重视与关注，积极应用BIM，提升项目管理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

试点无新意从《意见》的组织落实来看，无外乎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开展试点、加强协会能力建设和行业自律，三大老调常弹之措施。不过在积极开展试点这一点上，早在改革意见发出2个月前，住建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建筑业改革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近20个省市先行开展建筑业改革发展试点，包括建筑市场监管综合试点、建筑劳务用工管理试点、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电子化审批试点、建筑产业现代化试点、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试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全过程安全控制管理试点六类。六大试点的具体内容，无甚新意与亮点，还是些基础性的工作内容，谈不上先进的改革经验，与改革的大旗、意见中的豪言壮语不太匹配。问题是，试点为何在《意见》出炉之前就提前公布呢？还是后续会有新的试点计划？ 如何避免老调重弹变口号这是时隔七年以来，住建部第二次发布建筑业改革意见。

2005年7月12日，原建设部联合发改委等六部门颁发了《关于加快建筑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建质[2005]119号）。十年过去了，对比两次《意见》内容，有不少进步之处。如，本次意见更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基本上没有涉及企业的一些管理规定，主要是从行业管理的角度出发。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不少雷同之处。例如，大力推行工程总承包建设方式；发展建筑标准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立市场形成工程造价机制；非政府投资项目在不影响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前提下，业主自主决定是否招标；推广投标担保、工程支付担保和履约担保制度，推行建筑工程险、安装工程险和工程质量保险制度；建立全国联网的工程建设信用体系等等。十年过去了，建筑业的很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十年前提出来的很多改革意见，在今天仍然是改革重点；只是十年之后的老调重弹，是否会重新沦为口号？。

建筑业市场化改革有多远中国建筑业发展和改革，关键在于去行政化，在于让市场作用充分发挥。一直以来，中国建筑业是行政管理最多，但又是管得最不好的行业。相信市场的力量，如何成为管理层真正的意识理念，还非常不容易，最主要还是这里面充满了太多的各方利益博弈。改革开放虽已三十余年，但建筑业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很深，至今仍然是政府管理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政府的行政力量对于建筑业、建筑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市场资源配置地位从“基础性”提高至“决定性”的位置，市场化、去行政化，是我国政府职能改革的重要方向，也将是建筑业改革的重要方向。

中国改革发展的高二作文精选 篇6

当年邓爷爷在1978年计划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全国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设立，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是多么不平凡的40年，四十年间，经济腾飞了，教育也成长了，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奔向小康，国家的人才不计其数;科技水平大大提高，经济繁荣惊叹世界;旅游景点游客拥挤……这些变化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眼前。

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差。穿着可谓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见一件衣服的领子泛黄，还带着微微的褶皱。口袋露出一个大洞，简直是衣衫褴褛。不仅穿不暖，人们更是吃不饱。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可当时人们缺少食物，身陷饥饿的沼泽无处求救。一年到头分的粮食都不够吃，也没有钱，连米饭都吃不起，真是苦不堪言。

以前小朋友们上学都要经过坑坑洼洼的小路，小路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扑向泥潭的怀抱。走了许久，只见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房子，这就是学校。上课教室十分窄小，光线十分昏暗。学习的桌子都是用长长的木凳作的。同学们拿出笔和粗糙的纸，因为那时的条件艰苦，没有丰富多彩_的文具，更别提文具盒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市场商品的逐渐丰富，人们开始追求新美的穿戴消费模式，穿着更加讲究舒适大方，服装变得丰富多彩，并日趋(qū)成衣化。各种皮鞋、旅游鞋、休闲鞋等，不但样式新颖，而且穿着舒适，普遍为农民所接受。

食品也渐渐的深入人心。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却威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

路也越变越好，以前那坑坑洼洼的小路已经变成一条条水泥公路。原来的交通工具全指望两条腿，而现在，有了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外出旅行方便多了。

中国改革发展战略分析 篇7

经验之一:以学科建设促进高教研究发展

当1978年潘懋元等学者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 开创中国高教研究事业之时, 西方的高教研究已历百余年之磨砺。作为典型“后发型学术”的中国高教研究是追随西方模式, 还是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成为摆在中国第一代高教研究工作者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 西方高教研究虽然起步较早, 但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崭新和欠发展 (undeveloped) 的研究领域”, 即使将来也只能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 “不会以一个独立学科 (a separate scientific discipline) 的形式出现”[1,2] 。 而中国高教研究从一开始就另辟蹊径, 通过建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来带动整个高教研究事业的发展。历史证明, 这条道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高教研究发展的实际需要, 对于中国高教研究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使中国高教研究迅速取得“合法”地位, 制度化进程大大加快。

从社会科学发展史看,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往往只有取得政治——建制上的合法地位, 才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 社会科学百废待兴, 各类新兴研究领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蹒跚起步的高教研究要脱颖而出, 就必须尽快取得“合法地位”, 即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学科。因为, 在中国, 学科是国家管理和调控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 是行政建制在科学研究中的体现, 其意义超出了研究范畴和教育范畴。一个研究领域往往只有成为正式学科, 才能被纳入国家学术管理序列, 才有可能在大学设置, 才有可能取得政府评审的学位点, 才有可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不难想象, 倘若中国高教研究只是像西方那样的“多学科研究领域”, 而从未成为专门学科, 其后来的发展情形肯定不容乐观。中国高教研究起步伊始就备受争议, 举步维艰。中国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刚刚成立的时候, 除了个别教师外, 学校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并不理解, 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 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2] 当时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少学者认为“一般教育理论适用于各级各类教育, 似无新立学科的必要[3] 。但潘懋元等中国第一代高教研究工作者不畏艰难, 为高教研究奔走呐喊, 终于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事实证明,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无疑是确立高教研究“合法地位”的关键因素。1984年高等教育学科正式建立后, 各种怀疑之声渐渐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高教研究的热潮。以高教研究机构的创建为例。1983年5月, 全国805所普通高校中尚有2/3的学校没有高教研究机构。1984年后, 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加强高教研究工作, 形成了一个新建高教研究机构的高潮。1987年全国已有高教研究机构700多个, 比1983年增加近500个, 即平均每年就有100个左右的高教研究机构在各地高校建立起来, 其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高教研究史上绝无仅有[4]。其原因除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高教研究需求增加外,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加快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制度化进程。从“非制度化”阶段转变到“制度化”阶段是高教研究的质变表现之一, 只有“制度化”才能使高教研究具有赖以存在的稳固基础和得到持续发展的保障。1978年以后, 中国高教研究制度化的核心工程是建立高等教育学科, 但建立一门学科是系统的、复杂的工程, 不仅有学科之名, 还有学科之实;不仅要形成教育学的分支或形成一类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还必须建立学科研究的规范、规则、范式, 建立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图书资料、专门出版机构及专业刊物等社会建制在内的学术共同体 (academic community) 。因此,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 不仅使高教研究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 而且有力地带动了高教研究机构、组织、队伍、成果的大发展, 促使这些制度化指标在80年代末攀升至世界第一。中国从此成为“高教研究大国”。

其次,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提高了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推进了高教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尽管“开放社会科学”、“学科壁垒消融”、“多学科研究增殖方式”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 但并不能就此断定学科范式已无法安身立命, 因为“科学史上每一个主要时期都是以多种相竞争的范式共存, 即没有一个范式能占据霸权地位为特点的”[5] 。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的价值虽毋庸置疑, 但该范式在整合研究兴趣多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尤其目前的多学科研究, 主要是有关学科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各自进行的研究, 对同一问题缺乏多学科的协同研究。这不仅会导致对高等教育整体和全局把握的欠缺, 也有可能导致对高等教育一些关键问题, 特别是人才培养等教育内部问题的忽视。同时, 高等教育问题是典型的复杂问题。解决这类问题, 既需要通过多学科研究深入各个层面, 追求“局部的、片面的深刻”, 也需要对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 从而达到综合性、整合性思考的效果。也就是说, “复杂性所要求的教育研究范式, 不仅是后现代的多元, 而且还强调整合”[6] 。

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学科, 必然以整个“高等教育”作为“问题域”。它既关注宏观领域的高等教育发展, 也关注微观领域的人才培养;既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也探讨高等教育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范式具有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从高等教育的全局来整体把握高等教育问题, 整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 从而更好地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 建立相对完整和系统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劳丹 (Larry Laudan) 指出, “科学的主旨在于解决问题”, 理论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与它的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密切相关”[5] 。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 建立以高等教育为问题域、整合多种理论的高等教育学科有可能提高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从而提高高教研究的科学化程度。当然, 这要以高等教育学科形成成熟理论体系为前提。如果说,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推进了高教研究制度化进程只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产物的话, 那么从理论视角分析得出的高等教育学科整合多种理论和范式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普遍性。如果这个功能得以完善的话, 高等教育学科将来未必为中国所独享。

经验之二:以开放姿态推动高教研究繁荣

尽管中国首创了高等教育学科, 并按照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开展研究、培养专业人才, 但高等教育学科并未成为中国高教研究的惟一范式。30年来, 中国高教研究从未把自己封闭起来, 始终保持一种相对开放的姿态。这是中国高教研究保持长期繁荣和活力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所言:“高等教育学自创立至今, 之所以能发展如此迅速, 从学科内部看, 就是学科共同体有意识地使学科研究处于开放状态”。[8] 笔者认为, 中国高教研究的开放姿态具体体现在研究队伍的开放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主动性等多个方面。

首先, 在研究队伍的开放性方面, 中国高教研究遵循“来者不拒, 一视同仁”的原则。

无论是教育专业的“科班出身者”, 还是其他专业的“半路出家者”, 甚至“业余爱好者”都可以加入高等教育学科行列, 都可以在学科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成果赢得同行的尊重。

这与其他社会学科的情况大相径庭。从社会科学发展史看, 不少社会学科正是为了争夺学术的“垄断解释权”才建立起来的, 因而需要“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 以“构成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9] 为了和“业余爱好者”的活动区别开来, 社会科学家所讨论的大部分论点都是用相差无几的词语来表达。而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从建立开始就没有为所谓“垄断解释权”进行过任何努力。相反, 争取尽可能多的“业余爱好者”加盟高教研究队伍一直是这个新兴学科的不懈追求。

也许, 有人会批评中国高教研究队伍过于“庞杂”, 但谁也无法否认中国高教研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支“庞杂”的队伍。事实证明, 大批其他学科的教师和干部的加入既是高教研究繁荣发展的标志, 也是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不仅因为来自其他学科的人员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原来的专业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来进行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 而且, 高教研究的发展离不开高校广大教师和干部的支持。因为“理论的源泉来自实践, 只有广大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与干部支持了, 参与了, 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才能有生气”[10] 。

其次, 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方面, 中国高教研究推崇“兼容并包, 海纳百川”的气度。

创建高等教育学科, 不唯高等教育学科“独尊”;重视高等教育学科范式, 不忽略其他相关学科范式和方法对高教研究的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中国高教研究界就注意到高等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1984年出版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在探讨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时就已经主张:“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同其他有关学科的关系, 掌握并运用有关学科的信息, 交流渗透, 交互为用, 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 这是研究高等教育学的前提条件”[11] 。 近十多年来,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 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越来越需要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多学科研究方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01年由潘懋元主编、10位学者共同参加编写出版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该书用历史学等11个学科的观点和方法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研究, 掀起了国内高教研究界多学科研究的热潮。

在教育研究领域中, 多学科研究方法首先由高等教育学科提出并非偶然。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密切关系, 使得高等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知识间更可能存在着一个连续的谱系, 更容易产生学科知识之间的“视界融合”。这是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生生不息的源泉。因而“在借用其他学科领域的方法上,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 它很可能走在其他教育学科的前面, 从而为整个教育科学事业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12] 。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中国建立了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 中国高教研究是高等教育学科研究与其他多学科研究的结合, 两类研究范式的相互配合, 既避免了高等教育学科可能出现的“就教育论教育”倾向, 又克服了多学科研究可能出现的忽视教育规律之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在高教研究多样化范式的运用上为世界高教研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三, 在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主动性方面, 中国高教研究实行“主动借鉴, 洋为中用”的战略。

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前提下, 根据中国高教研究自身需要, 主动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之初, 尽管当时与国外的交流相当有限, 但中国高教研究界就已经注意到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 纳伊曼的《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阿什比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阿特巴赫的《比较高等教育》、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和《学术权力》等外国高等教育名著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受到广大高教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和欢迎。90年代以来, 高教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 外国更多的高教研究成果被引进。2001年, 王承绪等学者组织编译的一套“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 所选12部著作皆国际高教研究的经典之作。此外, 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用》、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阿特巴赫的《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等名著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由于起步晚、国际化程度不高, 中国高教研究在世界高教研究领域仍然处于“边缘地带”。如果不能主动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主动借鉴国际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 中国高教研究势必进一步边缘化。30年, 中国学者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主动借鉴,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高教研究的理论水平, 加快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国际化步伐。同时, 正因为中国学者对国际高等教育理论是主动借鉴而非被动接受, 使我们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 能够根据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有所发展和创新, 从而为世界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近年来, 中国学者对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修订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经验之三:以服务实践引领高教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科建立之后, 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并未故步自封、陶醉其中, 而是积极运用新兴的高等教育学科理论来解决高等教育实际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国高教研究不是“学科指向”, 而是“实践指向”:无论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 还是高等教育问题研究, 其目的都是为了服务实践、服务决策。30年来, 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正是通过服务实践、服务决策引领了中国高教研究的方向。

改革开放之初, 提高高校教学水平成为高等教育领域拨乱反正、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 因而这一时期高教研究界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高校教学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 大量出现的高等教育新问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的思考,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成为高教研究的重点, 在民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地方化、高等教育横向联合、校长负责制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与此同时, 高教研究界组织了高等教育思想的大讨论, 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人才观、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高等教育价值观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深化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理性思考。9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日趋活跃, 服务实践、服务决策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高教研究与高教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大学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建立一流大学等课题陆续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特别令人振奋的是, 近年来已经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所重视和采纳。如果说90年代中期以前高教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的话, 那么近十年中国高教研究的许多成果已经逐渐被决策部门重视和采纳, 有的研究还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重大影响。例如, 最近几年政府关于推行大学素质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决策都深受高教研究的影响,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 这两个对中国整个教育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 正是受教育研究工作者研究的启发而产生的”[13] 。

从以上对不同时期高教研究重大课题的回顾不难发现, 中国高教研究热点问题的转移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展是基本同步的。服务实践和决策引领了中国高教研究的方向, 为中国高教研究的发展注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也许有的学者对高教研究界追逐现实“热点”, 特别是与行政决策日益密切的关系不以为然。但笔者认为, 这不仅符合高教研究的“实践性”、“应用性”特点, 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相互依存的趋势。作为应用性特征鲜明的高教研究若不能与教育实践、教育决策建立起相互依存的亲和关系, 就很容易陷入“知识乌托邦”而一事无成。

潘懋元教授说过, 如果我们“故步自封, 不去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 就会由于钻牛角尖走到死胡同”。“‘坐而论道’实际上既无助于理论联系实际, 也无助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10] 。中国高教研究之所以在短短30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兴领域发展成为繁荣而庞大的事业, 正是因为它与中国高等教育实践有天然的亲和关系;也正因为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都以服务实践为鹄的, 两者才能相互交融, 相得益彰, 共同促成中国高教研究今日之繁荣。

摘要：“以学科建设促进高教研究发展”、“以开放姿态推动高教研究繁荣”、“以服务实践引领高教研究方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在开创高教研究事业道路中探索出来的宝贵经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经验不仅对中国高教研究的繁荣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世界高教研究的发展也有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科,中国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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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冯建军.教育研究范式:从二元对立到多元整合[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3, (10) .

[8]张祥云.大学教育:回归人文之蕴[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222.

[9]Michel Foucault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New York:Pantheon.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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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潘懋元.高等教育学 (下册)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291.

[12]王伟廉.高等教育学[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429.

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与前景 篇8

2015年初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张军，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有深入的研究。在过去五年全球“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前40名学者”中，张军排名第9，论文被引次数为423次。作为中外兼通的稀缺型学者，张军教授不得不身兼国内外的许多职务。即便如此繁忙，张军教授在学术上仍然锲而不舍，这也是他能赢得国际声誉的原因之一。前不久，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当前经济形势、中国改革等问题专访了张军教授。

可改革性比改革更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你长期致力于中国改革研究，在你看来，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出现了怎样的变化？相关经济政策又有着怎样的变化？

张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改革至少有三个：一是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二是城乡一体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改决定，特别强调要素的自由流动、基本公共资源的均等化，体现了“人的城市化”思想。过去30年，中国每年的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农村人口进城约为1300万-1400万人，但实际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和待遇的比例并没有这么高。城乡一体化是中国未来10-20年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持续发展的最大约束就是城乡分割，以前的发展没有解决好城乡两元结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且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三是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社会对国企改革的呼声很高。国企改革将延伸过去几年的思路，改变股权过分集中的趋势，稀释国企目前高度集中的股权。未来5年，国企改革将出现比较大的动作。通过此轮改革，10年后就会变成这样的状况：一些领域内存在公益性企业，承担政府的部分公共职能，而大量国企完全市场化。将来更多的是公众企业，不是国有企业，国企只是集中在少量公益行业中去，主要由国有资产增值的这部分收益来投资。

中国经济报告：对中国改革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军：从经济发展的世界经验来看，以改变体制的某些方面从而适应变化了的发展阶段为目的的改革，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即使撇开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的失败教训不谈，那些没有能够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维持增长动力的国家，大多数也是因为体制改革的不成功。而在为数不多的高增长经济体中，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迈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主要应归因于其体制的可改革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可改革的体制至关重要。一个体制再优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为其长期的增长提供支持。日本、印度，拉美都是如此。所以，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

经济学家需要去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体制是可改革的，而另一个体制则不可改革。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游说势力的壮大是政府不能出台正确经济政策和错失良机的根源。改革没那么容易，因为它涉及两类人，有一类人支持，有一类人反对，所以政府在里面要权衡。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超越利益集团的更高的和中立的利益，改革才有决心。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现有体制中那些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土地和户籍制度以及金融等领域，变得十分迫切。当下和未来20年，中国政府继续保持“中性”至关重要，在政治上要力图避免被利益集团绑架和俘获。也就是说，中国需要长期保持体制的可改革性，结构或体制改革应该是永恒的命题，唯有如此，适应未来发展阶段升级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

中国经济短期悲观长期乐观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不是很好，现在都在说微刺激，并没有大的改革，之前制定的新一轮改革方案是否面临中断的危险？

张军：我相信这也是政府现在比较伤脑筋的一件事。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改革有一个安排、有一个部署，现在从推进的情况来看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慢。到2020年也没几年了，主要领域的改革基本上要能够推出，想要做到位，时间确实比较紧迫。但是现在经济短期在下滑，在下滑的时候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观。

上一届政府经常在经济下滑时推出大规模刺激方案让它维持繁荣，现在这个理念已经放弃了。李克强总理提出稳增长的理念，不是以往强刺激的概念。所以现在采取微刺激的办法，让经济维持在7%-7.5%的增长水平，不至于下降得太厉害，以为部署改革赢得时间。其实，现在政府宏观调控采取了平衡术，其目标还是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分歧正在逐渐加深。乐观主义者看重中国的学习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的迅速累积；而悲观主义者则更加关注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债务占GDP比重攀升、出口市场萎缩以及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等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张军：经济学家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的理解的确有很大分歧，对于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下降的趋势，也有着不同的解读。若对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变化做一个简单分析：除去 2005年-2007年经济严重过热的一段异常时期，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中国经济增速平均大约在9.5%左右，而现在突然降到只有7%多一点了，而且此突降只是最近两年的事情。假使是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或是其他一些长期因素变化，对中国未来经济成长起到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也应该是长远和缓慢的，不能用来解释这两年的情况。

在悲观的诸项理由中，多数讨论其实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很多人拿中国和日本相类比。日本在1973年经济出现“跳水”时已经算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它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估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其实，即使是亚洲四小龙，在各自进入适度增长阶段时，它们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估计也已接近了美国的一半。而今天把人均GDP只有美国20%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相提并论，得出的判断会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追赶前沿国家的潜力。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为何低于8%？endprint

张军：从趋势上看，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而我们最近研究发现政策对需求的抑制是一个重要原因。2008年在我们执行4万亿的大规模开支计划之前，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一轮资产泡沫和过度投资，杠杆率已经很高，4万亿刺激计划的执行，可以说是火上浇油。虽然2010年的GDP增长率在此大规模经济开支计划的刺激下一度又回到近10%的增速，但仍难以持续，通胀和资产泡沫再起。于是政府很快紧急刹车，严厉收缩了信贷和投资，GDP增速开始下降。

显然，现在的货币政策会抑制当前投资和消费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总需求被抑制以后，GDP增速自然持续回落。由于信贷政策过紧，最近两年名义投资的增长率只有16%-17%，而正常年份一般在20%-25%之间。

中国经济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之后，国内开始看好中国经济，但国际舆论开始看空中国经济。为什么？

张军：的确，前段时间国际上对中国经济非常地看空。在我最近参与的几次大的国际活动上，在一些主流的媒体和思想平台上，可以听到或看到一些在西方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大多对中国当前经济不断恶化的状况表示担忧。他们同时也不看好现在的金砖五国，甚至再扩大一些说，不看好整个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当然，他们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在金砖国家情况普遍都不好，其中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已被纳入“脆弱五国”。这些经济体前几年的增长都非常好，但自从美联储说要退出QE（量化宽松），情况就变糟了。过去五年，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这些经济体，制造了短期繁荣现象。上涨的“水”掩盖了它们的缺陷。现在资本流出，水位落下了，它们的问题还在那儿，没有改善和解决。所以，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前景值得忧虑。当然也不是上游的新兴市场经济都一个样，还有一半是好的，宏观基本面基本稳健。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乃至整个发展中的经济，其增长不能完全依赖短期的力量，靠需求刺激只能制造短期繁荣，不能产生长期增长的动力。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也会变成“脆弱五国”之一吗？

张军：中国当然跟这些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中国经济宏观的基本面比它们稳健得多。中国财政状况好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我们长期以来在贸易和资本项目上面都是顺差，也没有赤字。所以，宏观基本面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再加上中国在资本项目下现在还没开放，所以还有一道防火墙。美国的QE退市对中国的影响当然要比对金砖其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的影响要小得多。

中国经济报告：那就是说中国经济前景仍然乐观？

张军：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说对新兴市场经济是短期乐观而长期悲观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就应该是短期悲观而长期乐观。中国经济被看空的很多问题在长期都是有解的，因为中国在结构改革问题上不仅有过去的优良记录，而且中国领导人对推动结构改革的决心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这正是金砖国家和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缺少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次新兴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再次警示我们，靠需求维持的短期繁荣，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其实是长期现象。那么长期的增长靠什么呢？靠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要实现7%-8%的增长率是需要很多条件支持的。在这些条件中，需求当然很重要，但我希望这个需求是生产率的增长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反过来，再靠刺激出来的。经济增长不能靠兴奋剂维持，因为它并不能提高生产率。

摆脱地方债桎梏

中国经济报告：说到中国经济现状，地方债问题不容小觑。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军：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2008年之后几年，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那里形成了巨额债务，现在利息就把他们压得够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惜支付更高利率从影子银行借贷的原因，这样一来就把融资成本推上去了。

这么高的借贷成本，实体经济实际上没办法获得更多的信贷。所以货币政策上要放松，不仅要大幅度降息，要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还需要从财政政策入手，加快减轻债务拖累，而且这应该在前两年就开始行动。

中国经济报告：能否具体阐述一下，应该如何化解地方债？

张军：化解债务我认为有三个办法：首先，要加大债务重组力度。目前债务负担太重，“放水”都被还本付息的需求冲销掉了。其次，要核销相当一部分债务。核销办法就是地方政府债务向中央政府转移，中央政府再通过发债补充银行资本金来对冲这些债务，让银行将这些债给核销掉。再次，就是降息，否则债务利息会越滚越大。目前的状况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破裂时期的状况有相同地方，日本的企业和开发商当时也是出现了巨额债务负担，整个经济被债务困扰，日本央行当时不得不采用零利率来冻结利息的增长，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日本当时的经济状况与当今的中国有很大不同。它那个时候已经很发达了，收入很高，投资机会几乎为零，所以尽管保持了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但日本经济并没有太大的起色。中国如果能摆脱债务困扰，经济增长依然可以期待。

中国经济报告：地方债问题在未来是否还会频繁出现？

张军：债务置换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还是需要堵住新债务产生的源头。因此，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当前靠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今后需要大力推进市政债，亮出资产负债表，做到透明、自律，不断丰富债券的品种，甚至于带动离岸市场人民币计价资产的投资需求。

如果债务问题能妥善得到解决，各方的融资能力都会得到改善，当前基础建设需求仍然很大，仍可加大这方面的投资。但融资方式需要改变，不能重复之前的债务形成机制。在我看来，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太过商业化，三大政策性银行应该加速改革，开发性金融的发展规划应该提上议程。如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期限都长达20-30年，而中国商业银行仅仅5年，这无异于制造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中小企业又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银行越是商业化中小企业越是拿不到贷款，但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需要大规模公共资本开支来维持基建更新，帮助个人资本得到更好的投资回报。所以，开发性金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endprint

自贸区应做好金融改革的前哨

中国经济报告：说到金融改革就不能不说到上海自贸区，你曾说过上海自贸区是一个非典型性的自贸区，我们做的是以金融试验为主的金融改革。那么，在自贸区内，应该如何推动中国的金融开放？

张军：我认为应该遵循谨慎原则和金融开放的一般秩序，追求一种可控的金融开放。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看，金融开放势在必行，但必须坚持风险可控原则。中国的金融开放战略，需要自贸区这样一个可控平台来推进。

上海自贸区进行金融开放，某种意义上要推进包括人民币计价资产等有较大开放。由于企业和政府当前负债率都较高，金融开放的含义是要帮助其修复资产负债表，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像过去那样直接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目前企业的融资成本高昂，解决这一问题也需要有开放的金融市场。若企业能通过上海自贸区到海外开展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发行，境外人民币就有机会投资内地市场。同样的，内地企业可在海外开展人民币融资，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中国经济报告：上海自贸区要如何当好金融改革的前哨？又怎么来推动中国金融发展？

张军：首先要搞清楚为何在自贸区内首先试验金融开放。更为重要的是，自贸区内的金融试验不仅要让境外投资人看到改变，也要让自贸区内的企业和投资者看到新的机遇。墙里开花，唯有墙内墙外皆香才是真理。

自贸区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风险可控。因为自贸区范围较小，管理起来相对容易。但是，仅仅局限在自贸区也有问题。风险可以集中在自贸区里进行管控，然而金融开放的渠道是要通过自贸区向区外渗透。这样一个用心良苦的方式，归根结底还是要想办法做到金融开放背景下的风险可控。

想要通过自贸区开放来推动中国金融发展，我们可以先从小的角度看：关注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目前中国3.7万亿元的外汇储备是过去增长的存留。未来五到十年或是更长时间，中国贸易储备增长的速度必将越来越慢。未来关注焦点会转向中国版的QE，以及中国需要培养很好的债券市场，这一切都将依托金融开放。中国版QE是不可避免的。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从某种意义上将推进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发展，这不仅会惠及自贸区内居民，对普通中国家庭的投资取向也会有很大影响，因为现在金融投资有很多需求是到海外投资。眼下国内股市强劲上扬，沪港通之后中国香港股市也在好转，加之下一步将推出的深港通，都会为投资人创造更多海外投资机会。

中国经济报告：在今年10月的SDR（特别提款权）复审中，IMF就会对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进行投票表决。加入SDR对人民币及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张军：SDR是IMF的储备资产，只有加入这个货币篮子，人民币才能够在SDR定值上发挥更为明确且积极的作用。目前，该货币篮子由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四大国际货币组成。SDR是一种虚拟的货币承诺，是在出现危机时才动用的支持、解救危机的工具。但是它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并未发挥大的作用，这是因为美元的主导地位造成的。因此，各国支持人民币加入，目的就是希望SDR在将来能发挥更大作用，为全球金融稳定作出贡献。但即使这一次人民币加入SDR能够获得多数票支持，美国也可能行使否决权。美国早在2010年就曾表示反对，本次再度行使否决权亦不足为奇。

对中国来说，被纳入SDR确有必要。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达到一枝独秀的境地，也拥有强大的体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SDR，是与时代背景相吻合的。如今，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已逐步转向亚洲，转向中国。由于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拥有了更强的实力，加入SDR将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加入SDR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会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表明人民币的全球货币功能已经得到高度认可，更能让我们洞察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立足空间。

增长要靠劳动生产率提升

中国经济报告：最近大家都在谈创新，创新跟当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张军：与其说创新，还不如说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当然非常必要，但未必一定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自主创新。关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当然不能否认，今天的美国当然靠的是创新。美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就是研发创新维持着增长。可是，美国每年生产率的增长也就是1%吧，也就是说投入不增加，产出每年平均就增长1%。这当然是创新的功劳，但不能以为，只有创新才能带来技术进步。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模仿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实现了更快的生产率提升——每年4%。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美国增长靠的是创新，而中国并不尽然？

张军：因为美国已经走在创新的最前沿，美国已经没有机会模仿别人了，所以每年只能花大量的钱去做研发，然后生产率每年也就增长1%。这个1%的生产率增长足以拉动1%的GDP增长，因为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贡献了GDP增长的80%以上。

如果中国要这样转变增长方式，转到研发驱动生产率增长，放弃技术模仿带来的4%的进步，只要技术研发带来的1%的进步，GDP才能增长多少？更大的悖论在于，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选择依靠技术模仿的4%增长；如果一定要选择自主创新，反而会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逆市场而行。

中国经济报告：你提到长期的增长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具体到中国，长期增长应该靠什么来维持？

张军：我个人的看法，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要不断防止结构问题的出现，也就是说不断地进行结构改革，不断抑制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出现。现在我们遇到的新的结构问题，正在对长期增长能力带来影响。现在普遍存在的竞争不公的现象，垄断、寻租和大范围的腐败，都是结构问题的表现。第二个就是确保实体经济的活力，确保资源分配持续流向实体经济。随着以房地产和金融为代表的资产部门的出现，大大刺激了短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制造了经济的短期繁荣，也改变了资源分配结构。跟新兴市场经济体类似，这些资产部门吸引了越来越大比例的资本，包括国际资本。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投资和消费增长得很快，可实体经济的生产率没有改善，就业没有扩大，财富更多流入资本所有者的手里。房价和物价上去了，但大多数人的收入没有增长那么快。第三个是宏观上要做到稳健。这是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目前没有做到的。单就这一条，它们的经济增长就不能持续。

中国经济报告：这三者之间是否有轻重缓急之分？

张军：从现在到未来十年，上述三样东西我们都要有，都要解决好。第三条我们历来都做得不错，也得益于前总理朱镕基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刚才讲的第一条，结构改革，任务艰巨，但希望不小。第二条需要做很多的政策调整。第一条做好了，也有利于第二条的调整。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近十年一直低于房地产和银行。最典型的案例应该是温州，温州已经没有人想搞制造业了。如果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不能吸引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产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的。这种现象是需要改变的，这个改变不仅仅要从政策上抑制资产投资和投机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借机鼓励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