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以档案学理论批评为基点，对我国档案学理論研究现象予以反思，井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关键词：档案学研究学术批评档案学理论随着我国学术传统的恢复与完善，“学术批评”自然就成为时下经常使用的高频词汇。在当代档案学研究中，学术批评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武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篇1：

电子文件研究二十年

摘 要：借助CiteSpace，运用词频分析法，对1996年～2015年核心期刊中有关电子文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作者、机构、关键词为分析对象，在通过高产作者、高产机构、高频次关键词分析我国电子文件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五年为单位进行阶段性分析，理清电子文件研究的发展脉络，同时对相关热点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供借鉴。

关键词：电子文件;CiteSpace;可视化

自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召开以来，我国档案学界对电子文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至2015年，我国电子文件研究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对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梳理，有助于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CiteSpace是用于计量和分析文献数据的可视化软件，可较为直观地反应某一科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热点，识别该领域的主要研究人员和机构。该软件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档案领域，利用CiteSpa -ce做研究的相关文献中，包括档案学研究可视化分析[1]、档案数字化可视化分析[2]、档案价值问题可视化分析[3]、国际档案服务领域的发展脉络及研究热点分析[4]，都侧重于通过图谱来解读研究现状、热点及发展路径，极少利用词频进行分析。

本文以CNKI为检索平台，篇名为检索项，“电子文件”为检索词，时间区间为1996.1. 1- 2015.12.31，根据北大最新核心期刊目录，将数据来源设定为《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中国档案》《北京档案》《档案管理》《浙江档案》《档案与建设》《山西档案》八本期刊，检索到文献1012篇，经数据清洗后得到有效文献944篇。借CiteSpace，运用词频分析法对作者、机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研究，并以五年为单位进行阶段研究。文中所提“高产”标准为年平均发文量为一次以上(含一次)，“高频”标准为年平均出现两次以上(含两次)。

1 电子文件研究作者分析

1.1 高产作者分析。在CiteSpace软件界面，设置“Time Scaling”为 l，网络节点为Author，数据抽取对象设置为30。运行CiteSpace，得到研究作者图谱(图1)、节点信息表(表1、表2)，图谱中节点大小表示出现频次，节点间连线表示作者合作情况，凸显数值(Brust)表示该节点在短时间内受到较多关注。

可见，二十年间刘越男、张正强等十位学者发文较多;刘家真、徐义全等十一人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大成果。在535作者之间，共形成了123条连线，其中与其他作者合作较多的有冯惠玲、刘越男、张照余等学者。

1.2 作者发展脉络分析。以五年为一个时间区间运行CiteSpace，得到各阶段的高产作者汇总表(表3)。

可见，在1999年～2000年，有刘家真、冯惠玲等四位高产作者，最高达3.6篇/年;在2001年～2005年有徐全义、刘越男等七位高产作者，最高达2.4篇/年;2006年～ 2010年有陈勇、张正强等十一位高产作者，最高达2篇/年;2011年～ 2015年，有刘立、赵屹等七位高产作者，最高达1.6篇/年。可见冯惠玲、刘家真、张宁、于丽娟四位学者开启了我国电子文件研究热潮，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该研究中，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高产作者年平均发文量有所下降。

2 电子文件研究机构分析

2.1 高产机构及机构合作分析。将网络节点调整为Institution，可得研究机构图谱(图2)。

笔者通过节点信息表将不同名称同一机构进行合并，可得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简称人大信管院)、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武大信息管理学院等九个高产机构(表4)。除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浙江省档案局外，其他机构七个机构和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均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的研究成果(表5)。798个机构之间的形成了42条连线，机构间的合作并不明显。

2.2 机构发展脉络分析。以作者分析相同的方法对电子文件机构进行阶段分析，可得每五年的高产机构汇总表(表6)。

可见，在研究初期(1999年～2000年)，人大信管院以及武大图书情报档案学院形成了研究的基础性成果;2001年～2005年，人大信管院、苏大档案系等八家机构都投入到电子文件的研究中;2006年～2010年，人大信管院、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八家单位为研究的高产机构;2011年～2015年，人大信管院、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八家机构为研究的高产机构。可以看到人大信管院是研究主要阵地，引领这一主题的研究;电子文件的研究机构相对比较稳定，并逐渐得到档案行政机构的关注。

3 基于关键词的电子文件研究热点分析

3.1 电子文件研究热点。将网络节点调整为

3.2 电子文件研究热点发展脉络。从五年为单位的研究热点汇总表(表8)，可见1990年～2000我国电子文件研究集中在归档、管理、文件保存、凭证价值、国外电子文件研究、来源原则、档案工作八个方面;2001年～2005年集中在管理、归档、文件保存、凭证价值、前端控制、档案工作、数字案馆、电子政务、元数据、档案利用十个方面;2006-2010年集中在管理、归档、文件保存、电子文件中心、 电子政务、国外电子文件研究、前端控制、档案工作、凭证价值、电子文件格式、数字档案馆、国家战略十二个方面;2011-2015年集中在管理、归档、电子文件中心、前端控制、数字档案馆、国外电子文件研究、文件保存、

元数据八个方面。可见我国学者对电子文件研究的关注点由基础理论逐渐向实践领域发展，从电子文件对基础理论的冲击，到探寻电子文件管理新模式再到对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中心等管理机构及元数据技术在电子文件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3.3 电子文件研究热点内容分析。

(1)电子文件管理。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研究历经了第十三届国家档案大会、电子政务的发展、国家战略的提出三次转折[5]。形成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体系、管理流程及管理模式、国外电子文件管理模式研究、管理系统、管理机制、体系、标准、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相关技术、管理现状八方面研究成果。

(2)电子文件归档。自1997年起，我国学者就开始对电子文件归档进行研究，主要着眼微观研究，内容涉及国外归档办法、归档格式、范围、流程、时间、载体、保管期限、办法、规范、移交、技术及高校电子文件归档。

(3)电子文件长期保存。该研究自1999年开始，在保存格式、载体、背景信息保存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宏观的策略研究，如政策框架、规范标准、合作机制、实现策略、国际合作、国外借鉴、异地备份。

(4)电子文件凭证价值。我国学者围绕电子文件的凭证价值主要进行了电子文件是否具有法律证据性、电子文件法律依据的定位、可采性以及如何保障电子文件的法律证据性三方面的探讨。

(5)数字档案馆。作为电子文件的管理机构，我国学者对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需求、条件、技术、实施方法、风险对策、功能模块、标准体系以及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的辨析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6)电子文件中心。我国学者从电子文件中心的定位、作用、功能、建设模式、技术方案、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有力探讨。并通过定量方法对电子中心研究进行综述，对建成的电子中心进行实证研究。

(7)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2006年5月，冯惠玲教授将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提上日程。

从战略的角度探讨电子文件的宏观管理，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对我国电子文件管理进行调查和分析，探讨了我国电子文件国家战略的特点、基础理论、实施框架及保障体系，并探索出电子文件区域合作模式。

本文对我国电子文件研究现状、发展脉络、研究热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得出我国电子文件研究具有研究主体多样化、研究团队系统化、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热点继承性等特点。同时，也存在如缺乏合作、对电子文件开发利用的研究不够等问题。

作者：徐晓莎

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篇2：

学术批评语境下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批评

摘要：以档案学理论批评为基点，对我国档案学理論研究现象予以反思，井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 学术批评 档案学理论

随着我国学术传统的恢复与完善，“学术批评”自然就成为时下经常使用的高频词汇。在当代档案学研究中，学术批评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武器。档案学理论批评是一个比较宽泛的题目，它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本文就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现象，从学术批评的视野予以反思。

1　对档案学理论批评涵义的界定

档案学理论批评是以解读档案学理论为基点，对档案学理论研究展开一系列的评价活动，所谓档案学理论，是在档案实践中产生的并经过档案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理性认识。档案学理论是对档案实践的科学抽象，档案学理论批评则是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反思。黑格尔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通过档案学理论批评，充分体现和反映档案学理论价值与形态等要素间的辩证关系，综合分析某一档案学理论的现象，深入总结和探索档案实践和档案学理论的规律。

档案学理论批评建立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之上，其实质在于对档案学理论研究获得一个理性的认识。一种档案学理论初始阶段引起的反应，属于原生态的批评形态。而理性的档案学理论批评，就是要将这种自在的行为变成科学自觉的行动。档案学理论批评的功能主要是探索和提升对档案学理论解读的原则、方法和路径，对于档案学理论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档案学理论批评的对象、范围和标准。在档案学理论批评还未成为自觉理论形态之前，不可能将档案学理论批评作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活动中理论层面上的反思。当然，这种非理性的档案学理论批评范式，不能分析从档案实践到档案学理论演进过程的客观规律，也不能使档案学理论得到支持、证实和发展。

应该说，档案学理论批评不仅仅是对批评过程的理解上，它也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形态，有其专门的概念、原理和结构。既然档案学理论批评是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全面分析、考察和评判，最终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服务。那么它所研究的内容，都是针对档案学理论成果本身或档案学理论研究行为，是将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得失综合把握，从宏观上予以揭示。正如美国学者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所指出的那样：“批评的目的是理智的认识，”“批评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

虽然档案学理论批评和档案学理论创新是不同的概念，它们各自有着其内在的涵义，但它们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档案学理论批评以档案学理论研究为基础，任何档案学理论批评均不能离开档案学理论研究这个载体而独立存在。档案学理论批评的目的是推进档案学理论的创新。

理性的档案学理论批评要求有自主研究的理论、技术与风格，它在档案学研究中独领风骚，地位重要。从档案实践中获得的档案学理论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一个发育、成长与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档案学理论批评通过具体的档案学理论研究来发展档案学理论，同时也发展着档案学理论批评的理论。

当然，档案学理论批评的功能还在于推动档案学研究秩序的建立与运行，为档案学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通过系统全面地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进行评价、反思和创新，可以深化档案学理论研究，推进信息化背景下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另外，通过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全面学术梳理，可以科学总结成绩和经验，分析不足，厘清未来发展思路，为档案学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航向。

2　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反思

我国档案学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经过7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就研究成果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我国出版有500余种档案学专业著作，发表6万余篇学术论文。(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仅在“十五”期间。我国出版档案学专著30余部，出版档案学系列教材2套和单科教材多种，《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发表论文796篇。学术研究领域新颖，主题多样。在档案信息化建设、电子文件管理、档案馆社会化、档案价值鉴定、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等方面提出了颇具前沿的档案学理论。

尽管我国档案学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对于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问题，上海大学宗培岭教授认为，缺乏整体性、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学派、缺乏原创性。我比较赞成宗培岭教授以上的意见。在我看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问题一：在档案学研究整体上，开放不够。封闭有余，社会认可度不高;没有形成学派，没有抽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

在档案学界，几乎不会有人对档案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但在社会上及其他学科，对档案学就未见得认识都全面而透彻。“档案学是小学科”，这似乎已成为档案学界的口头禅，它既是档案学界内人士比较谦虚的说法，恐怕也有发展不强的因素。当下社会上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是，在实际中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每天或者是在产生形成档案，或者在使用档案，可对档案学就是没认识，造成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档案学研究的进程来看，恐怕与档案学研究还不够社会化不无关系，迄今为止，档案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档案界内部，比如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多是发表在档案界内的报章杂志上。不能绝对说其他报刊没有，但相对其他学科来说要少。档案学研究没有能介入社会主流，参与社会主流，社会影响力自然就弱。

现今流行有一种解释上述现象的理由，认为档案学研究时间短，所以社会影响力不大，社会认可度不高。这个理由能成立吗?我们与其他新建的学科相比较，答案就会不言自明。许多新建的学科，像行政管理学科、公共关系学科、信息学科、MBA工商管理、MPA行政管理等，这些学科也是新建的学科，而且建得时间比档案学还晚，只是近几年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才建立的，可其社会知名度却很高。相比之下，档案学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为什么不是很高，是需要认真进行反思的问题。

我国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一方面是开放不够，封闭有余;再一方面就是对自身的理论总结的还不够，从档案学研究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档案学总是以宽大的胸怀去学习外国。20世纪30年代，近代的档案学受欧美档案学较大影响，尤其是作为档案学的主要内容之一的档案分类，受到美国杜威图书十进分类法的影响更为明显和深刻。50～60年代较多地学习借鉴前苏联的档案学理论。80年代以后档案学研究是学习欧美，特别是在档案学基础理论方面，比如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我们大多耳熟能详。可究竟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又不能说清楚。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我国是没有产生，还是没有总结抽象，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也

是档案学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特色不突出已经成了我国档案学发展的瓶颈，无论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事实莫不如此。造成当今中国档案学理论特色不突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轨迹、世界档案学发展的总体环境及当下中国档案学价值观的新旧交替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档案学，学习借鉴外国档案学理论的同时而忽视了自身理论的总结与建设，新生代档案学人极度强调国外档案学理论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的作用又走向了极端，一时间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成了一边倒的主流观点，唯外国档案学理论是从，言必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否则档案学就没有理论而言了。这种档案学理论西化的倾向，是以轻视我国档案学历史传统，是以忽略我国档案实践为代价的。然而，由于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尚在建设之中，中国档案学者也正面对档案工作新实践，寻找档案学理论的反思，于是档案学理论西化的潮流并没有得到及时矫正和引导。至此，中国档案学重视西方档案学理论，而不重视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构建的大环境已经形成。但由于我国档案工作实践不断推新，现有的档案学理论基本能够适应档案实践的发展，也就是档案学理论与实际的相对脱离，使得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现象被完全掩盖了。档案学理论站在实践的肩膀上，用对实践的图解完成了档案学理论的任务，档案学研究发挥了理论的解释功能。可以说，是档案实践的光环遮蔽了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缺陷，而当档案实践对档案学理论提出迫切需求时，也就是发挥档案学理论的指导功能时，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缺陷便暴露无遗。档案社会记忆、档案馆社会化、档案信息化、信息公开与档案扩大开放、国外档案资源收集、社会档案资源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等就是明证。

目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电子文件的普遍应用，带来档案管理全新的理论范式。理论创新与建构，测试着档案学者们的想象力和观察力，也测试着社会对他们的认知程度。和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档案学者已经不能利用他们原来的价值观来直接假定电子文件的管理，他们必须面对日益发展的档案工作实践，面对日益变化的档案形态，深入到档案实践中去，找出规律，提出符合信息时代的档案学理论，阐释对档案管理新实践的理解。但是，有些档案学者却不愿面对现实，他们习惯于从现有的理论中去寻找理论，忙于用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来套已经发展了的中国档案实践，企图为中国档案实践穿上一件不合体的西装。从头到脚，无不如此，

到目前为止，档案学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学派。所谓档案学派，是指在档案学研究中由于观点、学说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有学者将判断学派的标准归结为五个：一是必须有一、二个大师级学术带头人;二是有最少不低于3个人的基本团队：三是具有共同的学术信念;四是按照同一种理论和方法进行相关性的系统研究;五是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形成与发展不同的档案学派，既是档案学繁荣的标志，也是档案学成熟的具体体现。档案学研究过程中，虽然对有些问题进行过讨论，比如档案定义与本质、文件与档案、档案与商品等问题的学术争论。但对于某一问题的讨论，没有形成特别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通常对于一个学术问题，争论时候很热闹，争论过去就基本结束，没有学者沉下来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并不是说档案学一定要形成学派才算成熟，但学派形成的确是可以看成是档案学繁荣成熟的标志之一。

问题二：在研究成果和研究质量上，精品著作少，学术监督缺失，规范性不够，重复研究。

首先，精品著作少。总体看，我国档案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著作方面成果较多，改变了80年代全国档案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职档案干部培训“共念一本经”的局面。但问题是档案学著作数量不少，精品不多。如果用档案学名著标准来选择的话，哪些著作是档案学名著，实在是难以判断。关键是可供选择的书太少，一般而言，经典著作应该是能够代表档案学发展水平的，而我国现在的档案学著作基本上是教材“主天下”，真正对档案事业建设。或对档案工作实践，或对档案学理论，进行专门深入研究的书有限。相比之下，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可选的书就太多了，穷毕生精力也难以读完。是什么原因造成此种情况呢?其真正的原因，要从档案学研究机制、学术环境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学术监督缺失。从目前出版和发表的档案学论著来看，有非常大的比重不属于作者原创性成果，属于炒冷饭性质。许多著作和论文没有经过作者独立思考，没有付出艰辛的劳动，只是依赖别人的成果，再进行拼凑，有的甚至原样拷贝。成果是出了，但没有创造性，只是重复现有的东西，这种所谓的论著显然谈不上学术性，比如有的档案学教材就存在着相互转抄的现象。当然，教材可以继承成熟的理论，但如果一本没有编者自己观点和体系的教材，只是复制现有的同类教材，这样的教材出版有什么意义呢?再如有的论文集，纯粹是为档案人员评职称而出版的，收所谓的论文几百篇，每篇文字量不大。凡收入书中的论文都要交一定的版面费，多交者还可以当主编、副主编。这样的书还谈什么学术性，此类学术垃圾书不仅没有学术性，还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本来社会上对档案学就不够了解，看了这样的书后，难免会产生档案学不过如此的印象。就是对档案界内部来说，也是有极大负面影响的。現在有的档案刊物也在收取版面费，理由是增加经费收入，为了刊物的生存。档案学刊物由为读者办刊变成为交钱者办刊，发论文需要交费，只要钱交了，稿子质量也可以“打折”。诸如此类，都是档案学术监督缺失所致。

再次，规范性不够。这里的规范性不够主要是指档案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通常，档案学术规范由几个层次构成：第一，操作层面，有一些基本认同的研究方法，在撰写论文时，应对该论文主题的沿革脉络交待清楚，论文应有规范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目录等;第二，学术层面，档案学应该有为学者所接受的理论，以便进行学术交流，不能有过分的随意性;第三，道德层面，研究者应具有自律精神，应当有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品德，要尊重别人的成果，引用别人的观点要注明出处，更不能抄袭、剽窃;第四，科研管理的层面，课题评审和成果的鉴定等方面需要规范，要符合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学术规范作为学术行为准则，在学科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有利于规范档案学的发展。目前我国档案论著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需要进一步规范，比如，档案学专业刊物有相当一部分论文，不注明参考文献。再如，关于对策性文章的误识，如果一文中没谈对策，似乎就脱离实际，就纯学术化了。其实，学术研究中的对策性研究并不是判断学术合理与否的唯一标准。论文的多样性目标定位，决定着不能用一个标尺来衡量不同类型的论文，更不能让所有的论文都朝着一个模式发展。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既要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和治学的原则，又要注重其个性的发展和特色的打造，更要力戒发展的盲目心态和浮躁情绪。当然。并不是说学术研究完全不需要对策性研究，提出具有一定水准的研究性对策，本身并无不妥。如果不论是做何种研究，均是领导重视、法规保障、组织实施之类的空话和套话，这样的“档八股”不要也罢。还是宁要少些，但要好些。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对策。

最后，重复研究。除了以上问题外，档案学研究还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这从每年的档案学期刊的论文检索中我们可以得到证明，雷同标题、内容的论文比比皆是，档案学的理性与档案学研究的理性彼此博奕。当下，对外国档案学理论，尤其是对西方档案学理论引进与研究是越来越多了。曾几何时，欧美档案学理论占据着我国档案学的话语权。高层次档案学论坛之上，当谈及文件周期理论时，气氛热烈，众人争相发言：而当论及档案法制实践时，则响应者寥寥，和者盖寡。我们不仅要问。这正常吗?一个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会，答辩者十一二人，竟有四五个青年学子做文件生命周期的论文，这理智吗?表面数量可观的档案学论文，无疑是热闹的，不过，也多少有点游戏的成分，这是档案学转型期出现的一场“派对”。某些人的本意不在于研究，他们只想发表文章，完成晋升、考核的要求，或是满足某种功利条件。为了档案学研究的健康，我们不禁要大声疾呼，为文而文者可以休矣。

作者：潘玉民

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篇3：

面向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主题演化研究

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只有少数学者开展了关于非遗档案信息与知识传播的研究。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非遗档案研究的关键时期，并且当前我国对非遗档案保护与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成熟，而口述档案的研究以及数字化建设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从国家政策层面和社会共识层面共同探讨非遗档案工作主题演化的影响因素，提出推动我国非遗记忆的社会认知普及，加强对我国非遗的有效保护，促进非遗的精准传播，确保我国非遗的生命力和活力。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主题演化;数字化建设;文化传承

分类号：G122;G271

A Study on the Thematic Evolution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Zhang Yun1，2，Wang Hao1，2，Liu Youhua1，2，Li Yueyan1，2(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210023; 2.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Data Engineering and Knowledge Servic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非物質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作为国家和民族记忆的宝贵资源，反映了中华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统知识及其表达，代表着民族历史发展的社会记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启示作用。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就“非遗”相关概念及其特征定义、非遗保护措施、非遗开发利用等展开深入研究，总结评述我国非遗保护与开发[1]、非遗传承人[2]、非遗产业化[3]等方面的内容，但鲜有学者就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主题演化趋势进行系统性分析。

非遗档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承载着各族人民重要的文明成果，但当前我国对于非遗档案工作主题演化趋势的相关研究还未成熟。而近些年来我国数字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非遗档案的研究逐渐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的多元化趋势，非遗建档保护、数字档案等主题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这说明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方向已出现一定的变化，侧面反映出我国非遗档案工作主题的转变。但由于以往研究主要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定性地对非遗档案的研究方向、演化趋势等内容进行分析，例如太星南通过精选、梳理、提炼和总结国内十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研究成果，以多重角度对传承人的保护事项进行分析探讨[4]，凌照等人调研了文化主管部门以了解现代非遗档案资源建设的现状[5]，研究成果更倾向于理论的厘清，导致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偏差性，无法完整揭示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主题演化趋势。基于此，文章通过横向对比我国非遗档案工作建设的文献，借助LDA主题识别模型找到文献内容的共性，梳理文献脉络，力图揭示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方向、发展阶段以及主题演化趋势，由此挖掘出非遗相关领域的热点内容，以推动非遗档案工作的传承发展。

2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为宏观了解近二十年来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概况，文章以中国CNKI学术总库为数据源，对我国近二十年的非遗文献数据进行主题检索。根据检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OR“非遗”) AND(“档案”OR“归档”OR“立档”OR“建档”)进行精确检索，时间限定为2000-2020年，共检索出935篇会议文献。通过对文献数据去重、筛选，挑选出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献数据660篇，并对其题名、作者、来源期刊、关键词、摘要等字段进行分析处理。

本次研究选取的660篇会议文献来源跨文学、图书馆、艺术、计算机等多个领域，统计文献的

660篇会议文献中，有580篇关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方面的文献。其中，“G1：世界各国文化事业概况”大类共计文献346篇，占比59.7%;“G2：信息与知识传播”类文献共有224篇，占比38.6%。说明现阶段关于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文社科领域，但逐步呈现出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

并且，自2003年起，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呈持续性增长(见图3)，说明我国研究学者持续拓展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方向，纵横扩展探讨非遗档案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努力实现我国非遗记忆的社会认知普及，推动互联网背景下非遗的保护、传播和利用。

总之，随着我国非遗档案建设工作逐渐被认可，学界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对于非遗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也随之增多。该时期内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也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应用研究逐渐取代理论研究;二是逐步呈现跨学科多元融合发展的态势。因此，对我国非遗档案工作进行不同研究角度的挖掘实践，分析其主题演化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

3 数据分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6]起，我国才逐渐展开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非遗档案作为承载各族人民重要文明成果的载体，不断发挥其在非遗保护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当前我国面向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也呈现出一些微观变化趋势，比如随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应用，非遗资源数字化采集与特征分析、非遗知识本体构建研究、非遗知识库实践应用等成为了新的研究方向，非遗档案建设工作的重点已逐步转为如何利用更精细化的研究手段对我国非遗档案工作进行探讨研究并找到其发展平衡点等。这种微观的变化趋势并未脱离传统档案学研究范畴，而是适应了当前我国档案工作数字化发展的新浪潮，并呈现出诸多新特征。

3.1 研究方向的判定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研究的热点方向，挖掘我国非遗在各领域的研究热点，将面向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文献进行研究方向的判定。通过对文献的

3.2 发展阶段的判定

通过对面向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文献累积数和累积率的分析，将我国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3-2012年。该阶段我国对非遗档案的研究数呈线性上升态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促使我国成为非遗保护成员国，并掀起了对非遗档案研究的热潮。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到，利用多种现代化手段，如录音、视频、数字化等形式对非遗进行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通过建档、数据库等手段对非遗信息进行保护[14]，这为非遗在档案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非遗档案保护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其后，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非遗档案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得非遗档案保护有法可依，我国对非遗档案工作的研究也逐步走上正轨。

第二阶段是2013-2016年。该阶段我国对非遗档案的研究呈波动状态，并于2016年达到峰值，并且该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将重点放在非遗档案建设上，非遗档案的热度只增不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2016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的“鼓励开展非遗建档工作”成为了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转折点，指引研究人员以非遗保护为向导，重新思考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角色定位与发展机遇[15]。同时，该阶段我国非遗档案建设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口述档案[16]、非遗档案管理建设[17]、非遗传承人[18]等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第三阶段是2017-2020年。该阶段我国非遗档案研究逐渐呈稳定发展态势。该阶段我国对非遗档案建设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形式，更侧重于利用现代化手段，如数据库、关联数据应用等形式对非遗数据进行研究。2017年文化部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中进一步提出实施“非遗记录工程”“民族民间文化典藏与传播工程”，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实行抢救性记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盡快实现非遗数字资源共享。这意味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已进入数字治理与社会共享的新时期，该阶段的研究重点已转变为如何通过非遗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传播、共享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传统文化振兴，反哺传统文化传承。

3.3 主题演化规律的判定

面向非遗档案工作文献的发展是伴随着其各主题文献数量的增长进而动态演化的过程。为了测度主题文献的演化规律，文章基于生态学种群的Logistic模型对主题演化规律进行分析，依据各主题文献的种群饱和度不同，可将Logistics曲线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等阶段，而非遗档案保护与文化传承、非遗建档保护与口述档案研究、非遗档案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研究三大主题将与之对应。

相较于其他主题，非遗档案保护与文化传承已步入成熟期。非遗档案保护已不再局限于收集整理档案，更重要的是对非遗档案进行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和开发利用[19]。非遗档案所具备的文化记忆功能，使得固态非遗能够通过活态的文化环境，开发出其研究价值，延长其生命力。现阶段的非遗档案保护已较为成熟，结合实际情况，档案部门创新了非遗档案保护的工作模式，转变了传统工作思路，以馆藏文献资源为基础，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对非遗档案进行开发利用，从而促进非遗档案实现良好文化传承。

非遗建档保护与口述档案研究正处于成长期，具备稳定的增长趋势。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多元性和真实性等共同属性，以档案形式对非遗信息资源进行管理保护有利于减少因载体不固定而造成的非遗流失。目前已有学者利用建立档案的方式对非遗进行保护，在法律、政策、法规层面指出建档保护的合理性和科学性[20]。同时，研究学者通过对各学科档案需求的平行比较，对口述档案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口述档案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成熟，如何对非遗文献建档并保护将成为下一个研究热点。

面向非遗档案工作的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研究作为唯一处于萌芽期的内容，正逐步迈入成长期。档案数字化建设作为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信息时代我国档案工作的主题，顺应了社会潮流，是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新举措、新要求[21]。档案信息化作为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和发展契机，不仅是档案工作未来发展的主流，更是当下时代特征的重要表现。通过对非遗檔案的数字化建设，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面向非遗的档案文献资源，使得档案工作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4 研究结论

就正处于成熟阶段的非遗档案保护与文化传承而言，研究学者已较好地利用了国家资源、社会资源、学术资源等对非遗档案进行挖掘研究，并在开发利用非遗档案的过程中宣传推广了非遗。该主题的大力推广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非遗保护意识已逐渐形成社会共识。我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生产生活，逐渐创造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档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遗档案有助于传承民族文化历史的珍贵记忆。有关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地区的非遗项目达到了90万项左右[22]，并有42个非遗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居世界第一。随着《中国传承工艺振兴计划》等条例的公布[23]，我国逐渐开始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广泛开展非遗保护传承，这是以非遗档案的形式对非遗进行传承保护，是我国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责任和义务的重要内容，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日益提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和履约能力，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非遗建档保护与口述档案研究正处于成长期，并具备稳定的增长趋势。这是由于非遗建档保护是非遗保护的关键环节，现有的传统档案或馆藏资料已无法完整、准确地还原历史信息，后现代档案思维，例如档案来源过程化、多样化、非集中化等能为非遗建档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冯骥才在题为《建立国家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的发言中指出，“非遗是口头的、无形的、活态和不确定的，必需通过文字和音像的记录、整理与编制，才能成为确凿的依据”，“我们必须给每一项已经列入国家保护范畴的文化遗产制定精确的档案”。他的发言提到的两个关键词“音像”“档案”与当前非遗保护的举措密切相关。口述档案是其产生来源的文化认同、目标、职能、习俗以及连续性的组织化表达，通过对非遗口述档案的研究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非遗历史记忆，挽救民族遗产，填补历史空白，帮助研究学者更加真实地感受历史背后的故事，为非遗保护增添更多生命力。同时，口述档案的发展推动了非遗保护技术手段的更新，通过简化采集流程，改变历史记录方式，保护了非遗档案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弥补了文字档案某些方面的缺陷，实现了跨地域、跨时代的纵向传承[24]。并且通过建立非遗建档保护和口述档案之间的互构联系可以帮助研究学者更好地对历史进行解读，直观地面对历史，更好地传承社会历史记忆，弥补社会历史的空白，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25]。

面向非遗档案工作的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研究作为唯一处于萌芽期的内容，正逐步迈入成长期。这是由于非遗档案保护工作作为一个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研究方向，易受当前文化存储方式、载体及其保护理念的影响。同时，数字时代的到来也为非遗档案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利用数字时代新思维、新模式、新技术提升非遗档案保护工作水平，更好为社会历史记忆提供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是当下的时代难题。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档案等一系列技术在跨学科领域的应用逐渐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数字化建设成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延续民族社会记忆与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需要研究者将数字化技术与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相结合，通过非遗档案文本数据的转换、复原，将其转换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方法对其进行保存、解读和利用。这不仅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延续民族社会记忆与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更由于借助数字化信息获取处理技术可以对非遗数据进行保护，包括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项目的核心与代表性内容进行记录，以实现非遗数据资源的系统化整合和信息化存储，可以达到传承保护非遗、完善社会历史记忆的目的。档案信息化是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和发展契机，通过对非遗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面向非遗的档案文献资源，使得档案工作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5 结语

文章通过探讨近二十年来我国非遗档案工作文献研究方向、发展阶段以及研究主题的统计分析，揭示了我国非遗档案工作的主题演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分析主题演化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总之，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非遗档案工作应如何准确定位，借助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优势推动非遗信息资源管理在非遗数字化领域的研究，同时利用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AI等跨学科研究技术手段对非遗信息资源进行系统化整理以及固化存储和保护，实现我国非遗档案的有效保护、传承和利用，推进我国非遗的精准传播，是我国非遗档案工作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如何优化非遗保护措施，从社会文化记忆的视角展开对非遗档案保护的研究，解决异构非遗信息资源的分类存储保护问题，并通过非遗档案的数字化建设重构社会历史记忆，确保非遗的生命力和活力，也是关系我国非遺档案建设的关键所在。

*本文系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关联数据驱动下我国非遗文本的语义解析与人文计算研究”(项目编号：72074108)和南京大学“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面向人文计算的方志文本的语义分析和知识图谱研究”(项目编号：010814370113)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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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赟 王昊 刘友华 李跃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