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问题研究论文（共8篇）
2012年10月10日 10:49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09月03日 作者：闫逢柱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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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求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即非生活必需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实施，我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对奢侈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我国奢侈品市场的消费特征，剖析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可为我国本土企业奢侈品的生产与经营提供参考和依据，对于引导我国消费者正确看待奢侈品、进行理性消费，促进奢侈品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奢侈品消费特征分析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奢侈品市场在消费群体、消费动机和消费形态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消费群体的年轻化、品牌选择的国外化、消费观念的非理性化等。
（一）消费阶段上，尚处于消费初期
国际上奢侈品的种类一般分为六个方面：一是文化艺术市场中的各种昂贵的艺术品；二是属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奢侈品，如汽车、帆船等；三是属于个人装备的奢侈品，主要指高级时装和服饰、香水、皮包和手表之类；四是休闲旅游方面，如豪华游轮海上巡游和高级旅馆等；五是居住方面的奢侈品，如各种昂贵的居室配备用品等；六是奢侈的饮食，如昂贵的酒类、调味品等。
奢侈品市场较为成熟的国家经验表明，在奢侈品消费初期，消费量最大且增长最快的是个人用奢侈品，而后期逐步由具体的奢侈品转而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目前，欧美国家，奢侈品消费主要集中在汽车、房屋、旅游及具个性化的消费（如陶瓷、美食等）。在我国，奢侈品消费还主要集中在个人用奢侈品，如高档时装、皮具、珠宝、名表、顶级化妆品和香水、古董字画。需要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的私人度假酒店、顶级家私、艺术品投资论坛以及专为富豪级人士定制的顶级保健品等高端奢侈品的消费也在快速增长，消费者由消费奢侈品向消费奢侈生活方式转变的趋势表现明显。
（二）消费群体上，年轻化、平民化和未富先奢
奢侈品的消费必须建立在雄厚的经济财富之上。从一般规律看，社会财富主要应该集中在40岁到60岁的人群手中，他们才是奢侈品消费的主体。但与其他国家奢侈品市场不同的是，我国奢侈品消费群体的年轻化和平民化特征明显。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奢侈品消费群体还呈现出一种“未富先奢”的特点。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的平均水平是用自己财富的4%左右去购买，而在中国，用40%甚至更多的比例购买奢侈品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经常在奢侈品打折时消费，而且热衷于买一些顶级品牌的小配件，比如领带、皮鞋、皮包等，以表明或暗示自己也是顶级消费阶层中的一员。
（三）品牌选择上，集中于洋品牌
目前，我国奢侈品市场几乎全部被国外品牌所包揽，消费者购买的奢侈品品牌主要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事实上，我国并不缺乏本土奢侈产品，具有很好的奢侈品品牌生长的基因，如高档的红木家具、南京云锦等，但由于缺乏品牌意识及宣传手段，使得我国奢侈品品牌缺位，难以与洋品牌在市场上进行竞争。
（四）消费行为上，境外消费是主流
受人民币升值和境外旅游快速发展的推动，境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奢侈品消费增长强劲，从境外购买奢侈品正在成为我国消费者奢侈品消费的主流模式。2011年我国居民境外奢侈品消费额是国内消费额的四倍之多。
吸引我国消费者海外购买的主要原因是“价格更优惠”。目前我国对奢侈品征收较高的税率，销售过程中还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这使得国内奢侈品的价格一般会比原产地高出至少三分之一。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加上各类税收与流通环节的成本，手表、箱包、服装三类主要奢侈品牌的内地市场价格比香港要高45%左右，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价格的差异，诱发了境外消费的快速增长，形成对国内消费的巨大替代。
（五）消费产品上，具有明显的产品驱动型特征
目前，我国大多数消费者在境外购物的主要场所是类似PRADA、GUCCI等世界顶级奢侈品品牌专卖店。国外一些奢侈品品牌专门针对我国消费者制定了灵活多变的促销方式和渠道设计。
目前，尽管我国消费者对奢侈品需求的数量快速增加，但对奢侈品产品形态的偏好与成熟市场的消费者差别还十分明显。不仅如此，我国的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时还非常注重产品的品牌、生产商和原产地，这些对我国的消费者而言似乎比产品本身更重要。
二、我国奢侈品消费存在的问题
（一）非理性消费理念突出
世界奢侈品消费的平均水平是用自己财富的4%左右去购买奢侈品。而在我国，用40%甚至更高的比例去购买奢侈品的情况并不罕见，对奢侈品的过度消费、透支消费，以及畸形消费观下出现的 “月光族”、“负翁族”现象屡见不鲜。
同时，奢侈品消费者对消费认知也呈现明显的单一性特征。目前在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上排名前十位的奢侈品品牌均为国外品牌，我国本土的奢侈品品牌寥寥无几且影响力极其有限。尤其在近年来欧美奢侈品市场不景气和人口低增长的压力下，许多国际知名奢侈品品牌纷纷进驻我国，并且加大了在我国市场上的投资力度。
（二）境外消费回流比率低
由于部分境外市场没有关税、内地高档消费品分销体制等原因，直接导致“奢侈品国外便宜国内贵”。目前，我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主要集中在港澳、欧洲等地区。随着越来越多的我国游客到海外购物，在海外购物已经成为出境旅游的一大理由和重要行程。一旦出境购物在国内形成习惯或趋势，将会有更多的消费者选择出境消费，这将给我国的高端内需市场带来巨大冲击。
我国居民的境外消费行为无疑给国外奢侈品生产者、经营者以及政府带来丰厚的收益和税收收入，但却使我国的税收大量流失。因此，应合理引导我国奢侈品消费行为，实现正确、理性消费，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境外消费回流比率。目前，解决奢侈品境外消费问题，需要其他相关政策的辅助与配合，仅仅通过降税是远远不够的。
（三）缺乏本土奢侈品品牌
我国居民到境外购买商品（包括本国制造商品）的现象还在不断增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缺乏本土的民族品牌、高档消费品牌，国产品牌奢侈品种类相对较少，导致消费者的选择较少，从供给角度看还不能满足需求。目前，诸如白酒行业里的茅台、五粮液已初步具备奢侈品的一些特征，但总体来看，我国的奢侈品品牌尚未成气候。
由于国内的本土品牌尚未树立起来，导致市场竞争不足，使为数不多的几个国际品牌独占鳌头，逐渐形成了拥有高定价权的寡头垄断市场，这是市场中关键的、结构性因素。目前欧美一些尚未登陆我国市场的奢侈品品牌和时尚品牌正在加速制定进入我国市场战略，我国的本土品牌建设亟待进行。
三、促进我国奢侈品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随着城乡收入的增加和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我国将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生存型消费将会加速向健康型、享受型消费转变，消费潜力将会得到极大释放。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出发，当人均收入在1500美元左右，奢侈品消费开始启动，当人均收入达到2500美元，奢侈品消费将急剧上升。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部分沿海城市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随着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我国富裕阶层的迅速崛起、二三线城市消费潜力的释放，将催生一个庞大的高消费人群，未来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前景广阔。
（一）加强行业引导，完善消费促进机制
奢侈品行业主管机构应通过长远规划和产业政策等手段引导奢侈品行业的发展，应致力于完善奢侈品市场运行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奢侈品市场监管等，为奢侈品生产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在优质服务的提供方面。针对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成熟消费者要求在各地获得同等且更为个性化的服务（包括购买时和售后），应确保充分的培训和追踪、激励机制，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在全国各地各家门店保证一致的服务水平。
其次，在理性消费的引导方面。目前我国居民的奢侈品消费中，炫耀性消费占据相当大比例。我国近30年高速发展使一部分人财富积累的速度超过了平均水平，造成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社会公平感明显削弱，奢侈品消费的非理性发展加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要正确引导人们的奢侈品消费观念，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健康、适度、可持续的消费观念。
最后，在奢侈品的供给方面。要引导企业提供富有“个性化价值”的商品、营销及服务，同时有策略地放宽奢侈品进入我国的条件，使更多奢侈品品牌进入我国，逐渐打破奢侈品市场寡头垄断的现状，促进奢侈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加强奢侈品供给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特有的经济文化特征，使得人们对奢侈品的消费动机也较为复杂。相对于国外奢侈品供给而言，我国本土的奢侈品生产企业对于我国消费者的消费动机理解有更深的认同感。我国本土的奢侈品生产企业应该利用这个先天优势，对奢侈品市场进一步细分，找出各个消费阶层的特殊需求，进而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的产品，逐渐培养我国消费者的民族品牌忠诚度，积累自己与国外知名奢侈品品牌的竞争筹码。
此外，目前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已经具备了购买奢侈品的能力并且也有购买需求。国内奢侈品生产企业可以在深入学习和借鉴国外奢侈品品牌的基础上研发适合二三线城市消费者的奢侈品，逐渐建立自己的品牌文化。同时，鉴于我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主要目的是对外标识，国内奢侈品生产企业可对产品使用显著可见的标识，使自己的产品具有更丰富的财富象征价值，以满足奢侈品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并通过限量生产、恰当定价、有限的销售渠道以及选择性的宣传媒介，为奢侈品的经营与销售营造一种有异于普通消费品的稀缺性和高贵感。
（三）注重品牌文化传承，建设民族奢侈品牌
首先，要强化文化因素在奢侈品消费中的作用。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特征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的过程中，对产品本身赋予了较多的精神需要和文化诉求。目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领先品牌通过积极展现其悠久文化和传统来深化与我国消费者的互动沟通，几乎所有的世界奢侈品品牌在进行宣传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强调自己的产品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有许多具有很高的商业开发价值，奢侈品生产企业要有意识地将这些文化要素融入企业的产品设计与品牌宣传中，赋予奢侈品以独特的文化内涵。
其次，要重视提升消费者体验。目前，国外许多品牌纷纷升级现有门店或新建规模更大的门店，藉此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同时通过门店扩张扩大地域覆盖，确保在覆盖足够多消费者的同时维持其高端和独特的地位。反观我国奢侈品牌的建设，应注重提升客户购物体验，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服务，促进门店业绩增长，并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和独特性，同时在地域扩张方面应更有选择性。
再次，时刻关注不断变化的监管政策，确保自身符合规定。随着消费者和政府部门对奢侈品品牌日益严格的质量审查和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奢侈品品牌被卷入负面消息的可能性和影响增大，我国奢侈品品牌需要更加积极地关注并管理其负面事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既是经济活动的终点和目的, 又是经济生产的起点,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关系一直是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间题, 而消费函数是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 消费同时又受收入和储蓄的制约, 由于90年代前后物价快速上涨, 本文推测90年前后收入与储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因此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 对90年代前后的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加以分析, 并得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相关结论。
一、收入、消费与储蓄理论的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消费的研究始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近几十年来, 国外学者对于消费的研究主要涉及消费者利益最大化问题的微观观察以及消费理论的验证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既包括纯理论的探讨、统计计量验证, 也有理论与计量方法相结合产生的具有良好预测功能的经济计量模型。具体来看, 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有以下几个著名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凯恩斯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的。凯恩斯认为, 在短期内, 影响个人消费的主观因素是比较稳定的, 实际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 其消费支出也增长, 但消费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 也就是说, 如果其它情况保持不变, 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 边际消费倾向降低, 平均消费倾向趋于下降, 而平均储蓄倾向趋于上升。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它开启了对于消费的研究, 但同时它也反应出了一些问题。绝对收入假说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的观点, 缺乏对未来的影响分析, 因此显示了这一假说的片面性。
杜森贝里在其《消费、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 一个家庭或个人的现期消费, 会受到自身收入和周围他人的影响, 在存在着这种消费“示范”效应的情况下, 随着收入的增加, 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不是递减的, 即社会总需求水平不会轻易下降;同时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本人当前收入的影响, 而且还受自己历史上曾经实现的消费水平的影响, 特别是受“高峰时期”收入的影响, 这被称为消费的“不可逆性”, 因此家庭短期消费行为和长期消费行为的结合, 产生了所谓的“棘轮效应”, 即经济中消费变动要比收入变动稳定的多。
随着西方收入与消费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 国内对于该问题的探究也不断深入。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上, 早期的文献一般采用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对上述各种假说下的消费函数进行实证分析。而近几年来, 依托于计量经济模型理论及应用上的不断发展及成熟, 学者们采用新的实证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这一经典课题, 以求在新的模型框架下对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从国内的文献来看, 赵卫亚 (2003) 利用变系数和变截距PanelData模型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 分析了收入差异对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杭斌、申春兰 (2004) 则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变协整分析研究了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沈晓栋、赵卫亚 (2005) 采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动态关系作了实证分析。
另外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锐 (2003) 运用ELES模型对农村居民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生活支出标准、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计算和比较分析, 得出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还不是很高, 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有很大的变化, 各类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差异比较大。
本文应用计量经济模型, 从量化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改革开放以来收入水平和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全面揭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对消费的影响。
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 可以利用各年按收入等级分组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储蓄的统计资料, 对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变化进行研究。
2.1模型的建立
模型主要检验90年代前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是否发生显著的变化, 设定初始模型应该为:
其中:
CK———存款 (使用的是农村人均存款 (元) )
SR———收入 (使用的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元) )
α———常数项
β———随机干扰项
为防止时间序列数据各个年份之间存在差异, 在这里对模型稍作调整, 对模型统一取对数, 一方面消除了历年数据之间的差异性, 使数据更加平滑;另一方面, 凸显参数意义, 使模型估计更准确。
调整后的模型如下: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 在短期中, 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 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收入高低, 但是在中国农村地区, 影响消费的因素还包括储蓄等, 由于农村居民受传统意识的的影响, 收入与储蓄的关系也对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本文采用1978年到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储蓄与收入的相关数据, 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 (数据详见《中国统计年鉴》)
2.2用O LS法估计模型
由于本文主要检验90年代前后农民收入与储蓄关系是否发生明显变化, 因此对1978年到2004年的数据需要分开检验。利用EVIEWS 6.0首先取1978-199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具体模型为:
由此可见:拟合优度可决系数显著, 说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的模型与样本观测值拟合优度较好, 回归直线与样本点拟合的很好, 但由于DW值为0.838, 说明变量至少存在一阶正相关, 所以引入AR (1) , AR (2) 进行迭代修正, 两次差分之后模型为:
经过两次迭代修正后, 不但拟合优度较好, 而且D.W.=2.01, 说明模型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已经修正, 同时再对模型进行LM (拉格朗日乘数) 检验, 结果表明, 模型已不存在序列相关。
同理, 再选取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并进行迭代修正后, 得出的模型为:
此处需要对1990年前后的估计模型进行经济意义的检验, 由以上两个模型可以看出:
1978-1990的模型中:=4.24, =0.57
1991-2004的模型中:=-5.58, =1.67
即截距和斜率发生明显变化。截距上的变化说明随着改革开放影响的逐步扩大, 农村居民收入中储蓄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小, 用于消费支出和其他性支出比重上升;斜率的变化也很显著, 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储蓄额有下降的趋势。但是, 本文在这里发现, 1990年以前, 当收入为零时, 储蓄额为正, 说明既有储蓄的存在, 即, 本期储蓄并不一定受当期收入影响, 另外还有其他农村居民特有的因素影响;而1990年以后的模型中, 截距为负, 本文认为农村居民储蓄额减少, 消费增加, 只有当当期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 农户才会选择储蓄, 明显区别于1990年以前, 本文认为是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 农户收入更多的用于消费, 而弱化了储蓄的地位。
由于1990年前后模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此本文在此引入虚拟变量, 以期凸显模型的估计意义。
设XN为虚拟变量, 以加法方式引进, 仍然以1990为界:
并对模型进行了二次迭代进行修正, 模型如下:
由此可以发现所有检验值均通过检验, 证明引入虚拟变量是有意义的, 在10%的显著水平下能够通过检验, 所以已经证实有变化, 进一步证明了1990前后物价飞涨对城市居民的储蓄和收入关系造成影响的事实。
三、结论
本文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做了相应的实证分析, 并对1990年前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变化做了比较, 从中得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 除去收入这个主要因素外, 还受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
3.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挺进, 市场经济逐渐完善, 中国广大农民逐渐感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农村居民在我国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农村居民的消费也必将成为全国消费的拉动者。推动农村消费, 才能真正扩大内需, 带动经济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居民消费逐年扩大, 呈现强劲的上升势头, 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和其他支出不断扩大。
3.2农村居民储蓄占总收入的比重降低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 农村居民储蓄占总收入的比重也是逐年下降的, 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 农村居民不再一味的把收入转化为储蓄上, 而是积极的用于消费和其他相关性支出, 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变化也影响消费的变化。
3.3农村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变小
90年代以前, 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较大, 其中, 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转化为储蓄, 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但90年代以后, 改革思潮的不断涌入, 农村居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促使消费成为收入的一大目的, 农村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逐渐变小。
3.4农村特殊坏境的存在
由于农村这个特殊环境的存在, 居民都生活在相当熟悉的环境中, 村中无形的支出压力 (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等) 也给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导致村民储蓄的倾向更高, 但是近年来, 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加, 也无形中减轻了村民的这种负担, 加之社会的开放程度的提高, 村民的收入则更多的用于消费和其他性支出。
摘要：如何拉动农村消费, 扩大内需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问题, 根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收入对居民消费起着决定的意义。但是收入的变化并不能立即反映出消费的变化, 特别是农村消费, 不能有效的反映收入变化。本文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收入与储蓄的变化, 就如何推动农村消费, 提高农村消费水平的对策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农村储蓄,农村人均纯收入,消费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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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居民日常生活和企业生产日益“金融化”，金融服务消费迅猛发展，金融消费者已经成为独立、庞大的消费主体。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不仅是消费者自身的需要，也是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促进金融业健康、协调、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针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而我国这方面的工作却进展缓慢。本文拟在解析金融消费者概念和权利的基础上，分析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寻这些问题的应对策略。
1.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按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所规定的内容，我们可以将消费者定义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但现阶段关于金融消费者并无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定。准确界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基础性问题。目前，学界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在主体范围、外延、判断标准等方面有不同的认知。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个体;二是从满足个人金融需求的角度，认为“办理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投资股票债券等诸多满足个人金融需求的主体都是金融消费者”;三是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在金融机构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1］
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作为一般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其概念可定义为: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人除外。
2.金融消费者的权利
与一般消费者相比，金融消费者具有特殊性，应给予金融消费者特殊的权益保护。金融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由以下几项组成:一是金融消费安全权。金融消费者在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应享有生命财产不受威胁、侵害的权利，包括人身安全权和财产安全权两个方面。这是金融消费者享有的首要权利。二是金融消费知情权。金融消费者享有知悉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如了解存贷款利率、手续费、保险费、理财产品风险与收益等。三是金融消费自由选择权。金融消费者可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选择金融经营者作为其交易对象并决定是否交易，可自由决定交易方式、交易时间和地点。四是金融消费公平交易权。金融经营者与消费者结成法律关系时，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不得强行要求消费者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也不得在合同或法律关系中制定规避义务和违反公平的条款。五是金融消费损害赔偿权。金融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非因自己的故意或者过失而遭受人身、财产损害时，有向金融机构提出请求赔偿的权利。六是金融消费者结社权。这是宪法规定的结社权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它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利。七是金融消费者受教育权。八是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九是金融消费者的监督权。
我国目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最基本法律是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该法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消费者权益有一定保护作用，对消费者维权也有一定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但程度还比较低，特别是在专业性较强的金融领域，至今没有针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法律制度出台，缺乏专门的机构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具体事宜，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均有待改善。
1.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不健全
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法律出台，与其相关的法律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二是金融领域的核心法律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前者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后者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条例。［2］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这两个立法体系已经不能适应金融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需要。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般性的法律规定，适用对象是一般商品或服务。金融消费者有别于一般的消费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明确说明金融消费的情况，有关规定过于原则，缺乏针对性，适用面窄，没有体现其对金融消费者的专门保护。二是金融领域现有立法欠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专门性保护。《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和规章制度大多是为了维护金融行业的正常运转秩序和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基本上是以金融监管为中心，虽有部分涉及金融消费方面的内容也极其简单粗略，缺乏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适用性。
2.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功能不完善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受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的影响，2012年以来，“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央行和银监会成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证监会和保监会设立了投资者保护局，但从其功能来看，其更多承担了类似信访办的工作，同时兼有消费者教育功能等。以保监会的投资者保护局为例，其职能主要有研究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机制、受理投诉咨询、调查处理消费者投诉、消费者教育和风险提示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力度不大，功能不全。同时，各自独立设置保护机构也与我国混业经营的趋势有冲突，出现问题时，容易相互推诿，不能实质性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3.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内部机制不健全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需要金融机构建立相应的内部机制，包括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和规范收费等，而我国现阶段在这些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一是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不充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结构的复杂性、金融产品的多样性及专业化趋势，都使得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无法掌控银行账户划拨、个人信息使用等情况。而金融从业人员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时往往片面鼓吹其收益率，对于商品结构、风险收益等重要因素要么不披露要么模糊披露，致使消费者盲目购买金融商品。
二是金融机构服务质量欠缺，收费名目繁多。这是消费者对金融机构投诉的主要内容。在金融交易前金融机构内未设置服务设施、在交易过程中工作人员态度差、在交易结束后出现问题时推脱责任等现象时有发生，更有依据其优势地位擅自提高服务费、制定“霸王条款”等，这些都显现了我国金融机构目前在产品、设施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3］
4.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外部环境较差
我国金融消费外部环境建设在金融消费者教育、行业自律和投诉机制方面也存在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金融消费者专业知识匮乏。金融消费者缺乏经济和金融专业相关知识，且易于听取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广告宣传，往往对自己所购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内容知之甚少，而金融机构为出售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完成销售任务和目标，对金融消费者有关金融消费的询问也是讳莫如深。
二是行业自律能力有待加强。金融行业协会主要代表金融行业全体企业的共同利益，这限制了其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动机，缺乏对与金融业息息相关的金融消费者利益的关注。行业协会组织在调解纠纷方面，更多的是要维护会员单位利益，在无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很难成为其自觉行动。行业协会资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会员，在此背景下，行业协会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度存在疑问。
三是投诉受理机制不健全。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没有从自律或者强制性法律角度进行规范。当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产生纠纷时，往往直接诉诸司法途径或者一般由行业协会来解决。而诉诸司法途径成本高、耗时长、程序复杂，并且容易激化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对金融机构的声誉也会造成严重损害。［4］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实现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的全面参与。其中，法律和组织机构是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内部业务规则是细节要求，争端解决机制是程序要求，更新理念并加强教育是思想要求。在我国金融消费立法刚刚起步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利用法律、监管、行业自律等多种途径，为消费者构建一个安全、诚信、公平的交易环境，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1.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拓宽法律保护范围
(1)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针对性。第一，将金融消费者概念明确纳入该法的管辖范围，设立专章规定金融消费者的内涵与外延、保护范围、权利与义务、保护机构的职责和争端解决途径等，体现对金融消费者的专门性保护，使金融消费者保护适用该法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二，在法律责任方面，在遵循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侧重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对于权益双方的举证原则和举证责任予以明确规定;在处罚规定中改变过去重罚轻赔的思想，在保证行政处罚和刑罚力度的同时，加大民事赔偿的比重，并适当增加赔偿金额。第三，在纠纷解决途径中，出台充分利用协商、和解来调节金融纠纷的细则规定;要求各金融机构内部建立处理纠纷的部门，专门处理金融消费纠纷，减少诉讼成本;赋予各行业协会纠纷处理职能。
(2)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体现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专门性保护。第一，明确规定该法的宗旨是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构建和谐稳定的金融消费关系，促进金融协调发展，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第二，设专章规定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权利和金融机构的义务，明确金融消费者在进行金融交易时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规则予以细化。第三，对金融消费争议处理提出具体而明确的要求，从方式、途径、受理机构等方面予以明确规定，加强监管机构的职责。同时，基于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在立法中可以做一些倾向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强制性规定。［5］
2.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的功能
“一行三会”可设计一个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原则，在此宏观原则之下，各部委各有分工协调运作，完善金融保护局的功能，集中行使金融消费者保护职权，拟定金融投资者保护政策法规，投资者教育等，从而帮助消费者避开金融机构隐性收费和欺骗性借贷等金融欺诈行为。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一是强化风险为本的监管。应把流动性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国别风险、声誉风险等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关注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合作，建立防火墙。
二是完善资本为主的监管。以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为契机，督促商业银行强化资本管理。
三是不断完善监管工具箱。应不断丰富监管指标，加强分析监测，提高监测的预警和量化风险的能力。
四是进一步加强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积极开展公众金融教育，形成金融消费者保护长效机制。
3.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内部保护机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义务规定
一是强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统一信息披露的规范和要求，拓宽信息披露的相关渠道，维护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时必要的知情权，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多可以比较的选择。［6］
二是强化金融机构的公平义务规定。应通过强有力的法律约束，防止金融机构利用垄断地位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三是强化金融机构的保密义务。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这不仅关系到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也关系到消费者财产安全。［7］
4.改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外部环境
一是完善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在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有关经济学和金融学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教育以外，提供必要的维权法律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教育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灵活措施，编订具有通俗易懂内容的相关教材，不拘泥于各种教育和教材形式，增加金融消费者接受教育的渠道。
二是健全金融消费者争端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投诉部门。良好的争端纠纷解决机制是迅速解决金融消费纠纷、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建立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既可以在现存的各级消费者协会下增设相关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部门，也可以仿照消费者协会机制另设金融消费者协会，来加强和完善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其次，投诉渠道上加大非诉形式的运用。非诉形式主要有协商、调解、仲裁等。非诉形式具有耗时短、见效快、方便快捷的特点，可降低诉讼成本，节约诉讼资源，避免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激化，促进社会和谐。
［1］冉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J］.金融纵横，2011(2):58.
［2］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J］.金融法苑，2008(2):21.
［3］张杰.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烟台:烟台大学，2012.
［4］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J］.东方法学，2009(5):19.
［5］管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治道变革［J］.经济法论坛，2011(2):193.
［6］李沛.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1.
我国消费金融公司研究论文【1】
【摘 要】消费金融对于促进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有着积极作用，但同时由于消费金融公司是一个新事物，其本身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本文从中国传统观念、潜在客户群、信用机制、融资难易和与信用卡之争等方面具体分析了消费金融公司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同时，从国际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中吸取经验，以发展我国的消费金融公司。
【关键词】消费金融公司;慎行;信用卡之争;国际经验
引言
7月22日，为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银监会出台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并拟在北京、上海、成都及天津四城市设立消费金融公司试点。
3月初，北京首家消费金融公司已经正式亮相并开始营业。
消费金融公司在我国属于新事物，部分专家学者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认为消费金融公司恐怕只是“看上去很美”，在目前的制度设计框架下，存活的几率非常小，更谈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了(杨速炎，)。
的确，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征信体系的缺失以及资本金等问题都将成为消费金融公司的生存考验。
虽然其硬件设施还不完善，但它的成立弥补了正规金融和地下金融之间的断层带(尚鸣，2009)，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一、消费金融公司概述
(一)消费金融公司的概念
消费金融公司是指经银监会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以小额、分散为原则，为中国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如果人们在买东西时缺钱，不用抵押、不用担保就能很方便地从消费金融公司贷到钱，最高额度为其月薪的5倍。
(二)消费金融公司开展的必要性
从宏观角度看，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是为了通过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马车”分别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从至间，这三大需求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分别约为：消费0.1,0.9,0.2,0.8,2.5,2.1,2.5,1.0;投资4.2,4,3.5,3.9,4.0,4.5,5.1,4.1;净进口4.2,4.5,6.2,5.5,3.9,5.0,5.2,4.1(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这说明我国一直为净出口和投资主导的经济结构。
消费金融公司的开展有利于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不同层次需求、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将对改变我国目前出口和投资主导的经济结构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微观角度看，消费金融公司是消费信贷市场的重要支柱。
消费信贷帮助人们实现跨期消费决策和一生消费规划，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加总消费效用水平，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
根据《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的规定，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以及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这里的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是指通过经销商向借款人发放的用于购买约定的各种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等耐用消费品的贷款，其中并不包括房屋和汽车贷款。
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是指消费者直接向消费金融公司借来用于个人及家庭旅游、婚庆、教育、装修等消费事项的贷款。
消费金融公司在试点阶段的业务不涉及房地产贷款和汽车贷款等高风险产品。
二、消费金融公司还需慎行
对于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各路专家都持不同态度，虽然这一模式可以填补我国正规金融和地下金融之间的断层带，也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我国的消费金融公司刚刚起步，不足之处还很多，甚至可以说是如履薄冰，但是在初期发展阶段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刘一,)。
(一)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原则，因此，在家庭和个人消费上强调节欲勤俭，主张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高志静，)。
因此，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居民的家庭理财方式长期以来是以储蓄型为主，传统的消费习惯使得人们不愿意贷款消费，也不愿意去了解个人贷款产品，并认为贷款会增加心理压力(杜孝良，2010)。
中国人大多不支持提前消费，认为西方的花明天的钱今天享受简直无法理解，再加上20的金融危机使得更多人相信正是这种提前消费的消费模式才使得美国人陷入了这场混乱。
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可以说是一项很大的挑战，是一项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挑战。
(二)潜在消费客户反应平淡
消费金融公司主要针对的目标群体是有稳定收入的中低端个人客户，包括年轻人群和年轻家庭。
从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来看，以需求角度来说，对于婚庆、教育、旅游等消费金融重点业务，年轻人有着旺盛的消费意愿;从接受度来说，以青年人群为主的人口结构对于新型便捷的消费模式有更好的尝试意愿。
然而，通过随机走访一些年轻人他们对此项信贷政策似乎并不“在意”信用卡同样可以办理分期付款，只需交一笔手续费就可以，为什么要通过专业消费金融公司呢(尚鸣,2009)?可以说消费潜在客户反应时十分平淡的。
(三)中国的信用机制不完善
由于我国征信体系尚处初步阶段，相关法律不完备，消费者信用记录不易获得等，给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开展增添了困难(谢世清，2010)。
我国个人信用体系残缺不精细的情况下，没有了快捷和无担保，消费金融公司就等于没有了自己的独特竞争力。
所以，消费金融公司应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建立适用自己业务的客户信用中心以评价客户的信用(翟帅，2010)。
(四)融资困难
消费金融公司不能吸收存款，除自有资本金之外，还可以通过境内同业拆借、发行金融债券进行融资。
但《办法》又对融资的条件严加限制，这样，仍无法解决消费金融公司自身风险大、融资难的问题。
结果很可能是难逃与小额贷款公司一样的融资瓶颈，可持续发展能力受限(郝智伟，2009)。
另外从现有商业银行经营来看，耐用消费品贷款和一般消费贷款风险较高。
坏账一旦发生，应有相应的资本冲销。
消费金融公司设立初期从自有资本中划拨这部分准备金。
当坏账率足够大，自有资本无力冲销所有风险时，需要靠外来资金支撑业务发展(谢世清，2010)。
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处于试点阶段，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基本行不通。
发债由于其严格的审批条件而无法灵活使用。
因此，资金有限可能成为消费金融公司无法持续发展的原因。
(五)与信用卡之争
从受访记录来看，当问到是否愿意选择消费金融公司进行贷款消费时，很多人的反应是信用卡这么方便，同样是有手续费的项目，为什么还专门跑到专业消费金融公司去呢，而且利率还比信用卡高得多。
下表是消费金融公司业务与信用卡业务各方面的比较：
表1 消费金融公司业务与信用卡业务各方面的比较
项目 消费贷款 信用卡融资
目标客户 中低端收入客户 高中段收入客户
经营主体 消费金融公司 信用卡公司、银行
融资成本 年利率上限为基准利率的4倍 超过免息期，一般年利率为20%
贷款额度 贷款余额不超过月收入的5倍 几千到5万不等白金卡可达百万
贷款期限 一般为一年 30天左右
资料来源：根据银监会、宁波银行、渤海银行等网站资料整理
从利息来看，消费金融贷款的利息可能比一般商业银行消费个贷高，利率按照借款人的风险定价，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从发放贷款开始就需要支付利息。
信用卡消费最长有56天的免息期，信用卡分期付款需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从还款期限来看，消费金融贷款还款期限可能为1年。
信用卡是30天左右，商场分期付款最长为36个月。
区别在于信用卡在还款期内不需要支付贷款利息，而在消费金融公司贷款则需支付较高利息。
贷款额度消费金融公司向个人发放消费贷款的余额不得超过借款人月收入的5倍，月收入5000元的借款人最多只能贷款2.5万元，贷款的额度不得超过以往对该借款人发放单笔贷款的最高额度。
商业银行发放信用卡的贷款额度从几千、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目前一些银行推出的白金卡、钻石卡，信用卡额度可达几百万元。
三、借鉴国际经验
提前消费一直是西方各国所坚持的消费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消费金融公司各方面的发展相对比较完善，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到许多的经验。
下表为我国消费金融公司与国外消费金融公司的比较：
表2 我国消费金融公司与国外消费金融公司的比较
项目 国际消费金融公司 我国消费金融公司 存在的差距
设立主体 多元化 短期内限于银行 缺乏有效竞争
产品提供 种类丰富 种类较少 涵盖范围较小
信用体系 体系完善 体系不全 无法提供良好基础
风险管理 管理技术完备 缺乏管理技术及程序 风险敞口较大
表2可以看出我国的消费金融公司与国际消费金融公司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具体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一)设立主体方面
当前我国相关政策对设立主体资格方面的规定使得银行成为满足设立条件的几乎唯一的主体。
设立主体过于单一，无法形成很好的竞争，缺乏消费金融产品创新的动力(谢世清,2010)。
因此，长远看来，设立门槛应相应降低，让更多的机构能够加入到投资主体中来。
(二)产品提供方面
商业银行对审批小额、短期、又没有抵押的耐用消费品贷款缺乏兴趣，消费者对银行流程复杂的审批程序会望而生畏，因此，耐用消费品贷款是消费金融公司的重要业务(杨胜刚，2009)。
无特定用途的现金贷款主要以现金支付，针对个人用途的小额贷款，通常为无担保的信用贷款，以借款人的诚信和还款能力作为放款依据(陈琼,2009)。
这使得这一业务会获得那些急需用钱而又惧怕那些繁琐的贷款手续的人的青睐。
(三)信用体系方面
要建立完善的信用信息服务体系，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重点建设征信机构体系和评价机构体系，积极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逐步开放征信服务市场。
健全信用监管体系，制定相关制度(杜孝良,2010)。
建立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事后的评价制度，加强征信市场监督管理，引入市场化的征信机构筛选机制。
(四)监管模式方面
消费金融公司一方面不吸收公众存款，其外部性较商业银行来说弱得多;另一方面，消费金融公司主要发放信用贷款，信用风险较大。
因此国际上对消费金融公司的监管一般对其流动性要求较低，而对其资本充足率要求较高(通常为10%～12%)。
大多数金融监管制度健全的国家对此类机构作为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即便对消费金融公司类机构不直接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国家，也通常通过对其出资的金融机构进行并表监管(杨胜刚,2009)。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真实掌握农村消费维权现状以及当前农村消费当前的存在问题、建议，按照“五个四”和“五个更加”的要求，结合我区开展“七个工商建设”和“解放思想、赶超跨越”大讨论活动，以切实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主题，对我县农村消费维权问题进行调研：
一、我县农村消费维权现状
1、我县维权网络建设情况。为了进一步扩大消费维权网络的社会覆盖面，积极推进农村消费维权监督网络体系建设，快捷高效受理和处理消费者申诉、投诉和举报，及时化解消费纠纷，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我局结合“五进”工作，稳步推进“一会两站”建设，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农村消费维权网络建设得到了迅速扩大。目前，已在全县建立了＊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个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分会，在＊＊＊个行政村建立了＊＊＊个消费者投诉站和12315联络站，占全区行政村的＊＊＊%，在＊个商场、＊个企业、＊个社区、＊个市场建立了＊＊＊个消费者投诉站和12315联络站；已形成了农村消费者投诉不出村的维权格局。
2、我县农村消费维权受理情况。2009，我县共受理各类农村消费者申诉＊＊起，举报＊＊起，调解处理＊＊起，调解处理率100%。2010，我县共受理各类农村消费者申诉＊＊起，举报＊＊起，调解处理＊＊起，调解处理率100%。2011，我县共受
1理各类农村消费者申诉＊＊起，举报＊＊起，调解处理＊＊起，调解处理率100%。
二、农村消费维权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情况看，虽然我们积极推进农村消费维权监督网格体系建设，扩大农村消费维权网络的覆盖面，但农村消费维权仍存在较多问题，比较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能力不够。
当前，农村消费者的法律观念还比较淡薄，同时又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在自己的权益受损时，很多农村消费者更倾向于息事宁人，打掉牙往肚里吞，不积极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农村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选购商品往往只注重价格，而不太注重质量，为了节俭，食用不安全、不卫生的食品、药品、保健品的情况时有发生。其次，证据意识不强，很多消费纠纷就是因为没有证据而很难顺利开展调解。最后，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和相关法律知识的欠缺，农村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也常处于不利地位。两站维权员
2、两站维权员农村消费环境堪忧。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问题商品充斥农村市场，虚假广告欺骗农村消费者，农村服务环境差，使得农村消费者的权益比城市消费者的权益受损机率更大。首先，农村消费者的消费环境不理想，大部分村民表示日常生活用品一般是在村上的副食店就近购买，但这些副食店经营者都是本村的农民，本身对假冒伪劣商品的辨别能力差，有的为了贪图价格便宜，根本不在正规的市场和批发商进货，造成农村日用消费品市场商品质量得不到有效保
障。其次，是过期变质食品充斥市场。两站维权员由于农村消费量小面广，副食店的商品到了有效期以后，店主舍不得扔掉，要么自己吃，要么继续销售，造成过期变质食品比较普遍。
3、农村经营者的素质不高，辨别商品真伪的能力较低。
农村商店的经营者大多为农民，且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对法律和商品知识了解有限。经营者在购货时大都无法辨别商品的真假，有时购进的商品就是假劣或是要到期的，结果在自己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销售给了农村消费者，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4、农村消费维权监督网发挥作用不明显。
首先，两站维权员年龄偏大，70%以上年龄在40-50之间，40岁以下的不到30%；文化层次偏低，60%以上为小学文化，只有10%左右达到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专业水平不高，法律法规不熟悉，绝大部分两站维权员没有系统接受消费维权知识培训，缺乏熟练的消费调解工作技巧；工作责任意识不强，推诿、应付等现象时两站维权员有出现；全部属兼职，缺乏时间保障，忙于其他事务，未能尽监督职责。其次，经费缺乏保障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利益激励机制是调动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手段。由于受财政经费供给体制限制，工商部门或地方财政没有专门的经费用于两站维权员队伍运转开支，目前两站维权员属于一种纯义务性地配合工商部门工作。两站维权员工作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时间的经常性工作，没有稳定的经费保障，必然影响两站维权员工作的正常开展，特别是对长期坚持必将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对村级消费维权点的检查过程中，已经暴露出类似的问题，部分两站维权员的登记台帐目前还是空白。没有经费的保障，两站维权
员工作可能会两站维权员流于形式，甚至会引发部分两站维权员的抵触情绪，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不利于工作的深入开展。
5、两站维权员消费维权力量薄弱，农村在开展消费维权宣传、教育方面宣传不够。
消费者保护组织在农村不够健全，各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受人力、交通、信息、经费等条件限制，对农民消费维权力不从心，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并实施有力的监督。基层工商所不仅要对市场经营主体进行日常监管，还要对辖区内违法经营主体进行查处，此外每年还有不少的阶段性和临时性的工作，还要随时配合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从以上的各种数据不难看出监管工作的的繁重，使得维权力量相对薄弱。
6、农村居民收入及购买力水平低下。
农村消费者分散低下的购买力使许多新兴的现代商业组织
缺乏进入农村市场的诱动力。另一方面，支付能力的限制也使农村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常以追求价廉为主要动机两站维权员而忽略和降低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从而使假冒伪劣商品在农村市场上得以存活，使农村消费者权益屡受侵害。在劣质婴儿奶粉事件中，许多家长选购劣质奶粉的原因两站维权员就是图便宜。
三、农村消费维权建议
根据我县目前农村消费维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开展消费维权知识下乡扶贫，提高农村消费者的维权能力。一两站维权员方面，各级政府、工商部门和消协者组织，应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普法宣传的重要内容，采取多种形
式普及维权知识，使宣传教育和维权工作进入村组、进两站维权员入农户、进入田间地头，提高农村消费者自我维权意识，使他们能够善于并勇于运用法律武器进行自我维权，与侵权行为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经营者的诚信两站维权员教育，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经营道德观，自觉履行经营者维权义务。
2、完善维权网络建设，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一是由政府组织，工商牵头，有关部门参与，在乡（镇）政府有关部门建立12315互动联络网，形成社会合力；二是把维权工作关口前移，在市场和经营企业建立12315联络网，使其加强自律，严把商品进货、销售、服务关；三是在农村行政村建立12315联络站（点），聘请工作责任心强、热心为群众服务的村干部担任维权工作员，协助工商、消委会等部门更好地处理农村消费者的投诉、申诉、举报。
3、抓住特点，突出重点，注重维权工作的实效。要两站维权员根据农业生产季节和农民消费习惯等特点，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维权工作，力求收到实效，避免形式主义。一是要以方便群众投诉，快速调解为重点。快捷、简两站维权员便、高效地调处一般消费纠纷，挽回消费者损失，让群众满意；二是以查处大要案件为重点，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特别是对涉及农业生产、生活所需的重要商两站维权员品的假冒伪劣、欺诈等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必须严肃依法查处；三是以商品质量监管为重点，从源头上把好市场准入关，对假冒伪劣商品立即查扣和销毁，使其两站维权员不得再次流入市场，并同时追根溯源，做到标本兼治；四是以市场巡查动态监管为重点加强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变事后保护为事前预两站维
权员防；五是建立健全农村消费维权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是严格执法、依法行政，使维权工作有章可循；六是加强经营者信用建设，建立经营信用等级，分类监管，促两站维权员进经营者依法经营。
4、细化消费维权工作责任，杜绝“不作为”现象。各级政府应把农村维权工作纳入政府的目标考核，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各乡镇政府、执法部门的职能职责。一经发现失职渎职、以权谋私、行政不作为等行为和对年终目标考核不过关者将依法依纪进行严肃处理。
(一)由健全企业征信系统着手，优化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
国内金融业的发展主要以银行为主导，且银行业的集中程度较高。我国的征信系统倾向以公共征信系统建设为主，私营征信机构少且规模较小。因此，对金融机构信用信息的提供难以依靠私营征信机构的信用评级提供。可考虑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消费者协会牵头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金融机构信用的信息数据库。对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主要侧重于是否采用相应措施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采信范围应该至少包括：一是在境内经营的金融机构(包括跨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过往销售产品的情况，包括金融机构销售环节的市场行为是否符合监管要求，金融机构是否有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加强售前阶段、销售过程中及售后的信息披露。关于产品的说明要求简洁、易懂，要说明在市场双向波动的情况下可能的损益。同时在销售产品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时可能出现的损益、产品条款的变更等情况是否提前通知投资者，尽到告知义务。二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投诉的信息披露及处理方式。金融机构是否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对消费者投诉信息及投诉处理进展进行及时的披露，并且对于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比如修正错误，加强说明以及及时赔偿，等等。建立一个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库，为今后监管规则的制定、改革提供参考。三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是否曾经出现过对消费者的欺诈案件及其监管机构和法院对其的处罚与判决以及最终赔偿情况。四是境内经营金融机构是否对消费者进行必要的教育。这个数据库要较全面地反映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是否尽职，业务操作是否规范、对消费者教育是否到位等信用信息，从而可以疏通我国金融消费者获取提供服务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降低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二)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专门立法，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尽管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已比较普遍，但是在我国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消费者地位尚未得到法律确认，金融消费者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并无法定内涵，范围也不明确，甚至对于如何定义金融消费者，对哪些行为属于金融消费行为的问题上，甚至连监管机构的态度也不明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是投资者，他们追求更高的收益因而承担更高的风险，因此，应该遵循买者负责、风险自负的原则，政府无需采用倾斜的保护政策。这种简单地以风险承担、获利与否来界定金融消费与投资显然已落后于金融实践的发展。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消费需求已经由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消费需求扩展到金融消费需求，金融需求是更高级别的、长久、间接性自然消费需求的体现，这是个人为了在未来获得可能但不确定的收益而放弃现在的消费，并将其转换为资产的过程，他们的投资决策的最终目的在于消费，这点与储蓄决策实际相同。他们的投资需求具备金融消费的基本要素，并且由于他们在知识水平、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交涉能力、经济承受能力等各方面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们不可能左右和操纵行情的发展，甚至无法把握自己投资的安全性与收益性。他们弱势地位导致的利益失衡符合消费者保护的基本原理，他们都应该被视为“金融消费者”。因此，应该在法律上明确界定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专门立法，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目标和原则，界定提供金融商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种类以及金融商品和服务的具体范围，明确金融消费纠纷的范围和解决机制，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职责等。
考虑到金融消费者在信息辨别和理解方面的弱势地位，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代表金融消费者享有对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以确保金融消费者享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权、受教育权等权利。例如，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可以利用投诉数据库对金融机构是否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进行评价，并且提供给金融消费者。同时，加强对金融消费者金融知识的教育。在当前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上，金融教育是帮助消费者为本人及其家庭做出更好的决定的关键。让消费者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最佳的消费者保护方式。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由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农村金融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此外，像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也可以通过其官方网站建立消费者金融教育专栏并及时更新材料内容。从长远看，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应该纳入到公民基础教育范畴。
(三)重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
金融创新，尤其是创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促进了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国内金融监管体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作出回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强对国内金融机构和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
首先，我国应逐步将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引入国内法中，加强对境内金融机构的监管，为金融消费者创造公平的交易平台。如在损害赔偿权方面，应改变《银行卡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对于“借记卡遗失或被盗”的持卡人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现状，即由持卡人承担挂失手续办妥前的全部责任的规定，而应确立新的适当限制持卡人责任限额的规则。在包括住房按揭等大额消费领域或以电子商务、上门推销等特殊推销方式缔结合同中引入合同撤销权，允许消费者通过行使撤销权解除合同，因为在金融消费中，购买金融商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通常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发展等重大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劝诱型或欺诈型的广告以及金融服务的专业性，金融消费者有时往往不能有效理解金融条款和识别金融风险，引入合同撤销权，不仅有利于解决由此引发的消费合同冲突，也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自觉建立行业自律意识。
【关键词】问题,研究,保护,消费者权益,金融,加强,
其次，还应尽快制定对金融衍生工具和结构性产品监管的法律法规以及跨境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法规，加强对跨境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监管，增加信息透明度，减少其与我国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再次，还要积极融入全球性监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跨境金融监管合作。例如，加强与跨境金融机构的母国合作，与其监管机构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采用监管团制度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监管;又例如，与各国监管机构合作，建立共同应对危机的联合应急机制，及时披露风险信息，对重大事件及时沟通并予以解决;再例如，加强与G20成员国的合作，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全球化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增加中国的话语权;等等。
注释：
{1}KODA是一项跟股票挂钩的风险极高的复杂金融衍生品，翻译成中文就是“累计期权合约”，其特点是收益有限，风险无限。在国际上，打折股票被称为“金融鸦片”;而在香港，Accumulato则被形象地解读为“I Kill you later(我迟早会杀了你)”。
{2}指在对企业、债券发行者、金融机构等市场参与的主体的信用记录、财务状况等诸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信用能力和信用能力迁移所作的综合评价。
{3}月1日实施的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的规定。
参考文献：
[1]何颖.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原则[J].法学，，(2)：48-55.
[2]巴曙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全球金融监管改革重点[J].资本市场，，(10)：56-58.
[3]梁涛.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风险监管的思考[J].南方金融，，(8)：51-5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产品及其服务为消费对象的信息消费,增长势头迅猛,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在当今社会信息已经被视为同物质、能源同等重要的资源。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在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不断升级,居民的信息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信息消费自身具有结构层次高、带动作用强等一系列特点,使得信息消费正在逐步成为当代社会消费的新热点。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地区之间的发展还极其不平衡,再加上消费主体之间的特征差异,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信息消费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会影响到居民的直接利益,造成社会结构的失衡。为此,本文着重分析研究我国东、中、西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差异化问题。
2 信息消费研究综述
目前,国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主要基于行为学、心理学的角度,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出发,去探索信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分析消费者行为受信息的影响程度、研究信息消费行为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但是对于信息消费理论问题以及如何阐释信息消费还没形成统一的共识。[1][2][3]
国内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稍晚一些,“信息消费”一词首次由郑英隆1991年在《信息产品消费的运行系统》一文中提出;[4]随后其又在《信息消费论纲》中对信息消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给出定义:认为信息消费是指社会各种类型决策者将现有的有关决策的信息进行消化吸收,并通过若干转换加工形成行动方案或思想决策的过程;[5]1996年贺修明在其研究中,以情报学为基础提出了信息消费概念,为信息消费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信息消费包括了消费者获取信息、认知信息和再生信息,属于一种社会活动;[6]2001年张鹏以持久收入理论为基础,在《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比较分析》一文中,分别对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倾向进行了定量分析;[7]2009年马哲明在《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与收入关系研究》一文中,构建了居民信息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模型,得出在1985—1996年间城镇居民收入决定信息消费,而在1996—2006年间则呈现相反的趋势;[8]2009年王平通过构建信息消费差距的ARMA模型,得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倾向和消费系数以及消费差距都在不断扩大;[9]2012年刘晓红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以及各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进行了实证研究。[10]
综上所述,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研究大部分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不足且不够深入。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通过构建Panel data模型,对2005—2012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重点测算了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
3 统计核算方法说明
(1)信息消费的核算方法:虽然目前人们对于信息消费的概念,在认知上基本已经统一,但是由于信息消费的多样性,人们很难给出信息消费一个特别明确的界定范围,这就使得很多的研究者会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和角度的不同,给出信息消费的一个不同的定义。而本文则采取目前较为主流的核算方法,把居民信息消费看作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以及娱乐文化这三项消费支出之和。
(2)本文采用比较典型的经济区域划分,根据地域关系,把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福建、山东、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各个区域数据的原始值都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以2005年为100剔除价格因素后,用各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信息消费额数值根据各省城镇人口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信息消费的综合值。
4 模型的选择
4.1 Panel data模型的识别与估计
Panel data模型也称为面板数据模型,面板数据也称作时间序列与截面混合数据,是截面上个体在不同时点的重复观测数据,其优点在于可以有效地减少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和缺损变量带来的损失。
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该模型实际包含三种情况,是因为由于截面或者时间的不同会使模型系数发生改变,具体如下:
(1)不变系数模型:在该模型当中,假设在截面成员上既无个体的影响,也没有结构变化,即对于各个截面方程其截距项和斜率均相同。
(2)变截距模型:在该模型当中,假设在截面成员上存在个体影响而无结构变化,其中个体影响可用截距项的差别来说明,即模型中各个截面方程斜率相同而截距不同。
(3)变系数模型:在该模型当中,假设在截面成员上既存在个体影响又存在结构变化,其中个体影响由截距项的差别来说明,而成员之间的结构变化由斜率系数的变化来说明,即斜率和截距都不相同。
在构建Panel data模型时,为避免模型的设定误差,首先需要检验所研究的问题究竟符合上述哪种模型形式,对此主要是要检验以下两个假设:
为了检验上述两个假设问题,通常需要构造两个统计量F1,F2。
在H2成立的情况下:
在H1成立的情况下:
其中:上式中的S1,S2,S3分别表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不变系数模型这三个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在给定显著性水平的条件下,若接受了假设H2,此时模型为不变系数模型;否则的话,则需要对H1进行检验,如果接受了假设H1,此时模型为变截距模型;反之,则为变系数模型。
4.2 信息消费函数的选择
在本文的研究中,所建立的消费函数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为基础,以此来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所建立的信息消费函数为:
ICt表示现期的信息消费量,Yt表示现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5 实证分析
5.1 信息消费的总体水平比较
从下图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在2005—2012年,城镇居民的人均信息消费水平最高的为东部地区,其显著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水平较之全国平均水平要低,而且这两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水平在2007年之后相差不多。其次,从绝对数上看,无论是东、中、西各区域的城镇居民,还是全国的城镇居民,其人均信息消费量从2005年到2012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最后,从相对数来看,全国城镇居民2012年的人均信息消费量是2005年的2.06倍,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0.88%;而东部地区城镇居民2012年的人均信息消费是2005年的1.93倍,在此期间年均增速为9.86%,比全国平均增长率要低于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城镇居民2012年的人均信息消费是2005年的为1.94倍,期间年均增速为9.93%,显著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率;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2012年的人均信息消费是2005年为2.17倍,年均增速为11.69%,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可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相近,而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水平。
5.2 信息消费系数比较
在对信息消费的统计分析中,有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即为信息消费系数,其定义为:居民的信息类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居民的消费支出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这部分主要体现在衣、食、住方面的消费支出;另一部分为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这部分主要体现在信息消费支出。因此,一般认为当信息消费系数较高时,相应的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也较高。
从信息消费系数上看,中西部地区的信息消费系数显著低于东部地区的信息消费系数;从信息消费系数的变动趋势上看,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区域的城镇居民,其信息消费系数从2005年到2012年的变动幅度不是很大,并且信息消费系数的变动趋势存在相似之处,基本表现为2005—2007年表现出平稳的增长,2008年达到最低,之后又呈平稳增长的态势;同时不同地区之间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东、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系数差距从2005年的3.4%扩大到了2012年的4.8%,而东部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从2005年的4.7%缩小到了3.7%。
5.3 边际信息消费倾向比较
现在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建立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模型,用来比较各区域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理论模型为上述模型(1)。
通过eviews 6.0统计软件的拟合,得到的全国、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信息消费函数分别为:
全国总体信息消费函数IC0=659.81+0.192Yt+εt
东部地区信息消费函数IC1=1029.52+0.188Yt+εt
西部地区信息消费函数IC2=738.09+0.167Yt+εt
中部地区信息消费函数IC3=278.90+0.197Yt+εt
由上述模型的拟合结果可得,全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192,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在2005—2012年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东、中、西部不同区域间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较大,分别为0.188、0.197、0.167;由于西部地区常年以来收入偏低,导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中部地区的信息消费的边际倾向最高,主要是由于“十一五”期间实施的中部崛起计划,显著提升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促使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优化。
5.4 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效应分析
从信息消费模型检验统计量的计算结果表2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2是显著的,而F1却比相应的临界值要小,此时模型通常应采用变截距模型。同时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检验统计量W的值显著大于临界值,因此应将模型的影响形式确定为固定影响,即建立的模型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
(1)地区差异:由表3可以看出,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城镇居民,在2005—2012年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性较大。其中,东部地区的地区差异值最大,这说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是比较高的,相对于信息消费的平均消费水平,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自发消费水平要高于平均的消费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地区差异值均为负数,中部地区的地区差异值最小,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自发消费水平要低于平均的消费水平,这是由于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进一步看,东部地区与西部和中部地区的信息消费地区差异值之间的差距分别为409.17元和514.71元,这一巨大差距说明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存在极不平衡的地区差异。
(2)时间差异:由表4中数据可得,在2005—2012年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时间效应差异数值上波动较大,并且总体呈下降趋势,由于模型中的时间因素通常可以看作对未来的预期,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对未来预期并不乐观。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时间效应差异值从2005年开始逐年下降,在2008年达到最低,随后又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这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处于严重低迷状态,这种国际形势致使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导致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时间效应差异值受经济环境影响而波动较大;另外,“十一五”期间由于国家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居民在信息消费方面的差异有所缩小,一般来说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会受到交通通信发展的正向影响,而受到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反向影响,从而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时间效应差异值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而波动较大。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首先在绝对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函数,对城镇居民信息消费趋势、边际消费倾向以及信息消费系数等做了统计描述;其次通过Panel data模型,对2005—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几点结论如下:第一,从绝对数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总体水平最高,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则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相对数角度来看,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的增速最快,明显高于东西部地区;第二,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系数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同时东部与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之间的信息消费系数差距呈逐年扩大的变动趋势,而东部与中部地区之间则呈现逐年缩小的变动趋势;第三,关于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中部地区最高,东部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第四,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差异效应值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差异效应值均小于零且数值较低,东部与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值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分别为514.71元和409.17元;第五,我国城镇居民在2005—2012年信息消费的时间差异波动较大,其中2008年其值达到最低,且时间差异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6.2 建议
从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存在极不平衡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本文结合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现状提出如下两点建议:第一,区域差异的根源始终是区域收入上的差距,因此,为了优化消费结构,促进区域共同发展,应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的购买力,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第二,由于城镇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导致信息消费时间差异波动较大,因此在注重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要尽量采取相应措施以及注重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使居民能够对未来形成较稳定的消费预期,减少因宏观环境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摘要：文章运用Panel data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2005—2012年间的信息消费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东、中、西部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整体水平及边际消费倾向均差异明显,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效应和时间差异效应较大。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改进建议,以缩小差异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关键词：信息消费,差异性,Panel data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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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消费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社会消费结构向着发展型、享受型升级,人们对休闲、教育、文化、医疗保险等的消费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法律法规的缺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不健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立规方面,仍存在法律缺位和保护不到位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需求的逐步升级,消费领域不断拓宽,消费者受损害的现象已非现有的法律法规可以保护,法律法规滞后于客观情况的变化。
维权体制的缺陷,消费者司法、行政、社会保护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维权机构、编制和经费缺失;基层 投诉难、维权难;行政执法主体多元,难以形成合力。其次,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行政方面,近几年虽有所加强,但缺乏应有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保护 的效率和效能。再次,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社会保护方面,主要是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在社会管理体制存有人员编制不明确、经费保障难到位等问题。
维权途径的缺陷,维权渠道不够畅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维权途径还有些缺陷。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通过五种维权途径解决: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据、起诉精疲力竭,最后弄得消费者懒得奉陪,自认倒霉,严重地影响到消费维权的落实。烦琐的诉讼程序和漫长的诉讼时间严重地限制了诉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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