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通用8篇）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篇1

胡继连.山东农业大学,2009.农业是人们利用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长机能,通过人工控制和培育以获得产品的基础产业,容易受到多种自然灾害和环境变化(如旱、涝、风、冰雹、寒潮、病虫害等)的影响。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和自然灾害频发国家,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分散农业风险,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既是降低农业生产系统性风险、保障农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现代农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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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试图运用准公共产品理论、博弈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作为分析工具,系统总结研究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比较分析国内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典型模式,并专门考察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探索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篇2

1 我国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国内外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农业保险属于准公共物品。李军 (1996) 认为农业保险是准公共产品, 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明显的公益性, 需要政府以适当方式介入。庹国柱、王国军 (2002) 农业保险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 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 所以有必要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陈潞 (2004) 认为农业保险应属于混合产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 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 并从供给和需求的正外部性两方面阐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庹国柱 (2006) 进一步认为, 政府从农业与农村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等政策目标出发, 应该是农业保险的第一需求者。黄英君 (2007) 认为农业保险具有不完全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既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 也不是纯粹的私人产品, 而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很明显, 这些学者都认为农业保险属于准公共物品。准公共产品虽然并不都完全由国家提供, 但是, 由于其外部性的存在, 国家进行适当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同时, 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保险业服务“三农”和保障民生的重要途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有利于减少灾害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稳定和保障农民收入, 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利于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为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有利于扩大保险的覆盖面, 提高保险业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因此, 积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势在必行。

2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自2004年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改革以来,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根据披露的数据, 2011年,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73.8亿元, 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6523亿元。农业保险在承保品种上已经覆盖了农、林、牧、副、渔业的各个方面, 在开办区域上已覆盖了全国所有省市区。但近几年来随着试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制约政策性农业保险向前发展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2.1 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模式经营方式不够明确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对特定农作物、特定养殖品种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政府提供保费补贴的一种保险制度。虽然这几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但各经济主体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仍然不够明确。一是地方政府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不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是什么?为什么要试验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目前有些试点地区的地方政府至今对这些问题仍不统一或存在众多疑惑。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方式不够明确。由谁来经营农业保险, 到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目前允许地方政府、商业财产保险公司、互助合作组织、外国农业保险公司和专业农业保险公司都可以经营农业保险, 实践中确实是这样运行的。但事实上, 有些供给主体依然名不正言不顺, 有些方面难以得到政府的支持。例如中国渔业互保协会虽然保险业务是政策性的, 但因为它不是商业保险机构, 也不归保监会监管, 就难以得到中央财政的保费补贴。最终可能会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顺利开展。

2.2 农民收入水平低, 保险意识淡薄

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地区的调查, 笔者发现农户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一是农业风险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 以及定损的复杂性, 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成本性, 从而造成农业保险要实现正常运营必须以高费率为保障。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 且由于农资价格比较高、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有限等因素影响, 实际农民净收入是非常少的。所以一些农民虽然具有投保需求, 但因支付能力有限, 影响了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际购买行为。二是依赖思想严重和保险意识淡薄也是制约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时, 中央财政就会直接拨款救济灾民, 造成了农民的依赖心理, 使其缺乏主动防范和规避风险的意识。再加上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不够, 农民保险意识淡薄, 缺乏投保积极性, 严重地制约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

2.3 财政补贴范围小, 保障程度低

目前列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农作物品种仅限于主要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 包括小麦、棉花、玉米、水稻、大豆、林业等。养殖业品种限于近两年社会反映强烈的能繁母猪和奶牛, 补贴范围小。对农作物只补贴暴雨、洪水、旱灾、风灾、雹灾、冰冻、内涝和病虫草鼠害等特定风险的保险, 对养殖业只补贴重大病害、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以及强制捕杀等风险的保险, 并仅根据农作物、家畜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计算保费补贴。特定风险补贴难以符合各地风险分布的实际情况, 无法满足各地差异化的需求。按照“广覆盖、低保障”的原则, 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 过低的保障水平可能难以满足农民差异化的需求, 从而削弱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效果。

2.4 法律法规建设严重滞后

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 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质, 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而至今国家还未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 也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管理条例。法律法规不完善, 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组织推动方式、准备金积累等方面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尽管2004至2011年的八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要加大力度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 且中国农业法、保险法对农业保险有原则性的规定, 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 缺乏可操作性。2007年底原本计划出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也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搁置。因此, 在我国积极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的今天, 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 农业保险经营一直处于无法可依, 这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2.5 缺乏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体系和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

我国各地试点的农业保险公司都面临相同的难题———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的缺失, 巨灾发生时, 各级政府与农业保险公司难以承担巨额赔偿。农业生产易受巨灾风险事故的袭击, 大面积旱灾、水灾在我国各地的发生频率都很高, 譬如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每年的台风, 2008年的暴雪、汶川大地震, 2010年的南方特大暴雨, 2011年春的云、桂、贵、川四省大旱等。我国目前缺乏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体系和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 巨灾风险只由各省财政与参与试点的各保险公司承担, 随着试点覆盖面不断扩大, 无法分出的巨灾风险也将随之积累, 一旦成灾, 将给试点省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带来重创。例如截至2010年3月的数据, 云、桂、贵、川四省由于旱灾造成的农业损失就达到300多亿元, 而2009年全国全年的农业保险总保费收入才有133亿元, 也就是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保险保费也不够支付这四个省损失的一半。所以, 如果没有风险分散机制, 保险公司的经营积极性和经营能力受到较大影响, 打击其承办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3 促进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发展的政策建议

3.1 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

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明确为一项长期支农惠农制度。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实际, 不断扩大保费补贴的险种范围。一是提高对农户的保费补贴额度。提高保费补贴比例, 可以提高农户的参保率, 增强农业保险对农户的吸引力。二是加大税收优惠幅度。税收优惠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手段, 对保险公司承保农业险所获收益给予税收优惠待遇, 包括调整税率和免税等。三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管理费补贴制度。由于农业保险的保户分散、保费数额小, 经营成本高, 所以经营农险公司的利润率较低, 挫伤了保险公司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 因此, 可以为农险公司提供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

3.2 加快农业保险立法,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制度

发达国家对农业保险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 如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等。笔者认为, 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建立健全我国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制度。具体来说, 一要修改完善《农业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二要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条例》, 明确规定农业保险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保险公司责任、农民负担的保费比例、税收规定、资金运用、财政补贴标准及计算方法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三要在条件成熟时尽快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明确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为农业保险提供法律保障, 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3.3 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转移制度, 多渠道分散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

农业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 难以分散, 容易导致农业巨灾损失, 单靠承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自身无力应对, 需要在政府支持下, 积极建立多层次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制度, 笔者认为我国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需要在法律层面规范巨灾风险转移机制。当巨灾发生时, 损失赔偿仅仅靠保险公司或地方政府是不行的, 必须首先在国家层面来筹划和安排, 使巨灾损失可以在较大空间进行分散。二是建立农业再保险制度。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将成数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方式结合起来使用, 实现两者之间的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三是设立巨灾风险基金或巨灾风险的融资机制。应逐步健全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区域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 由中央、地方财政提供支持, 对遭受巨灾损失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 增强抵抗巨灾风险的能力。只有建立比较完善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才能加快农业保险的步伐, 多渠道分散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

3.4 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

当前, 很大一部分农民的风险转移意识还比较淡薄, 对农业保险的作用和意义还将信将疑, 一些人甚至心存侥幸, 认为买保险是“加重负担”。因此, 各地应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多种渠道和方式, 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 以提高农户对政策的知晓度、对具体操作程序的认知度, 提升农户的投保意识, 使农户充分了解参保信息, 提高农户参保积极性, 赢得农民的广泛支持与配合, 从而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和覆盖面, 进而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加快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德宝,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J].海南金融, 2009 (8) :46-52.

[2]庹国柱、朱俊生, 关于农业保险立法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 2007 (2) :40-43.

[3]庹国柱, 当前农业保险发展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0 (6) :58-62.

[4]杨新华、韦向阳,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激励研究[J].保险研究, 2010 (3) :89-93.

[5]冯登艳, 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9 (3) :96-100.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农业保险；问题；对策；建议

前言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我国开办的农业保险主要险种有：农产品保险、生猪保险、牲畜保险、奶牛保险、耕牛保险、山羊保险、养鱼保险、养鹿、养鸭、养鸡等保险，家禽综合保险，水稻、蔬菜保险，森林火灾保险；烤烟保险、西瓜雹灾、香梨收获、小麦冻害等保险。

1.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第一次制度变革中，农业保险获得了初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业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第二次制度变革中，农业保险发展迅速。随着199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向市场化体制转轨，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便日益萎缩，许多地方甚至停办。2007年4月，中央财政10亿元资金正式注入被列为首批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省份，所遵循的原则是低保障、广覆盖；保险金额中央财政承担25%，省级财政承担25%，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和龙头企业，省、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具体比例由试点省份自主决定。

2.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农业风险可保性差，经营风险大

理想的可保风险的条件是：大量的独立的同质风险；损失是意外的、偶然的、不可控的；风险损失必须是可以测量的、确定的；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非常小。农业风险与可保条件多有不符。农业风险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比如洪灾、旱灾、雹灾、虫灾等等，在灾害事故及灾害损失中常常表现为高度的时间与空间的相关性。

2.2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

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客观上对农业保险经营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包括：农业风险的识别、度量、预警技术；农业保险的定价技术；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技术；农业损失的测定及理赔技术；农业再保险技术等。

2.3农民收入低，政府投入少

农业保险的高风险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但就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来说，现行的费率也难以承受。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我国农村经济仍相当落后，农民收入水平很低。我国目前除对农业保险免交营业税外，没有其它扶持政策。虽然此次农业保险试点中试点公司大多与地方政府签署了协议，由政府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进行保费或经费补贴，有的地区甚至提出由当地财政对农业保险亏损兜底，但补贴的实质性支持措施并未到位，而且没有从制度上予以保证。

2.4法律法规建设缺位

我国自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以来，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及相关的行政法规。农业保险经营一直无法可依。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这是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最根本的环境因素。

3.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3.1提高农业保险经营技术水平

提高农业风险监测技术，建立农业风险预警系统。农业风险监测是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环节，不仅有利于控制和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而且直接影响到其它保险技术的运用和发挥。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充分利用现代发达的科学技术，包括气象卫星技术、通讯卫星技术、网络媒体技术等，建立灾害及其相关要素的观测系统，灾害全程动态检测及资料处理、分析系统，预报警报制作系统，以及预报警报的传播、分发和服务系统等，提高农业风险监测水平。

3.2严格风险区划，科学厘定费率。风险区划是开展农业保险经营的重要技术之一，是科学厘定保险费率的重要前提。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在开展农业保险初期，都投入过大量人力财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严格的风险区划。我国至今尚未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区划，我们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同时注重培养和引进保险精算等相关技术人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依据气候、土壤、地形地貌和农作物的种类及水利等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合理划分风险区域；在严格风险区划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适度的多档次费率体系。

3.3提高定损理赔技术，降低理赔成本。由于农业保险标的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在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

3.4健全防灾减损体系。防灾减损是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的重要环节。实务中应牢固树立“以防为主，防救结合”的观念。充分利用农业风险预警系统，避免或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事故发生后，动员各方力量控制灾害事故蔓延，加强灾后管理，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如人工降雨、人工防雹等为防灾防损服务。

结语

总之，国民经济发展中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农业中高风险的存在，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农业保险对农业风险损失的经济补偿功能是其他方式所无法完全替代的。通过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可以看出单靠任何一方的参与是很难以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针对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诸多复杂问题，提出了提高农民收入、转变保险人的经营体制和观念，并依赖政府在资金、立法、构建农村服务体系等方面的作为，也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楚汴英.我国农业保险现状与农业保险制度供给[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6）.

[2]黄英君.论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国外农业保险模式的借鉴[J].金融与保险.2006（3）.

[3]王凤山.王永文.促进和完善我国的农业保险事业[J].保险世界，2005（2）.

[4]王丽萍.加快推动农业保险发展[J].经济日报，2009-12-01.

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篇4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以保险公司市场化经营为依托，政府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对种植业、养殖业因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的直接物化成本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将财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对接，可以创新政府救灾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为世贸组织所允许的支持农业发展的“绿箱政策。

多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基本上是靠商业方式运作的，从理论上来说，它难以适应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农业其原生的弱势基础地位、多功能特点以及它的高风险性，必须要依靠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专一的、分担的政策保险机制做保障，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

二、对主流农业保险模式的点评

（一）政府政策扶持+财政补贴，商业化运作的安信模式 安信模式在上海可行，但其他地区却很难复制，主要是因为上海经济发达，财力雄厚，且农业占GDP的比重小，政府可以同时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扶持。

（二）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展业，商业化运作的安华模式 安华公司在经营运作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农民虽然对农业保险有需求，但投保能力弱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许多贫困地区的农民连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资金都没有，大灾之年农民的生产、生活只能靠政府的救助，根本无力缴纳保费。农民承受能力低导致保险公司对保险标的测算和农民承受能力之差很大。如果政府补贴乏力，“安华”模式将很难长期运转下去。

（三）政府支持下、相互保险经营的阳光模式

尽管相互制模式具有许多优点，如产权明晰、交易成本较低，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但是，由于我国《保险法》目前对这种组织形式没有任何规定，相互制公司在我国非常陌生，没有法律支撑，其成立、运作、管理存在一定难度。

相互制保险公司风险基金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保险费，营运资金由外部筹措。因此，相互制保险公司的资金、规模受到一定限制，一旦有大灾发生，只依靠农民之间筹措的资金，显然难以承受赔付需要。资金问题是制约农业相互制保险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农业相互制保险的资金有限，直接导致了农业相互制保险的保障能力弱于其他类型的农业保险。

（四）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由政府组织并进行补贴，商业性公司代办模式，“市场运作，财政兜底” “共保”方式是国内外保险界对损失概率不确定的重大项目和罕见巨灾的一种理想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可以降低独家承保的风险，提高对化解巨灾风险的承受能力。但目前“共保”试点的区域太小。因为农业保险的风险单位很大，对单个投保农户来说大部分农业灾害都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因此，要在空间上分散风险必须在较大范围内从事保险经营，否则大灾面前，区域小且财力弱的政府是难以兜底的。

（五）外资保险公司—法国安盟保险的“农村保险”模式 安盟公司在我国的试点并不成功。在2005年成立的四家农业保险公司中，法国安盟的保费收入可谓少得可怜。2005年上半年，安盟保险成都公司全部保费收入为68.18万元，仅占四川全省保险市场份额的万分之二。业内人士称，“安盟的亏损显而易见，这点收入还不够他们一个高管的薪水。” 2005年1至8月，该公司仅95万元保费收入，其中8月份的保费收入为17.42万元，而该公司的营运成本据悉已达到千万元以上。

农业生产在各国国民经济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农业生产过程又面临种种风险，因此，农业保险大多是在各国政府补贴下开展的，是一种政策性保险。但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模式并不相同。西欧模式 西欧模式是农业互助合作保险模式。相互竞争的互助保险社和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政府从法律和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发放补贴、提供再保险，特大灾害赔偿则由国家财政予以支持。

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是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模式。政府采取认捐方式出资组建官方的农作物保险公司，免除一切税赋，并对经营管理费用提供一定的补助。农作物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原则上农民自愿投保，但法律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受益于政府其他福利计划，如农产品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补贴和保护计划等；必须购买巨灾保险，然后才能追加购买其他的保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

这种农业保险模式的形成经历了试办，加速发展，政府给政策、政府与私营公司混合经营，政府出政策，完全由私营公司经营和代理四个阶段。到2000年，政府完全退出了农业保险的直接业务，将直接业务全部交给了私营公司经营或代理。政府向承办农业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保费补贴、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再保险支持和税赋上的优惠，并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

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是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模式。日本农业保险采取强制性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法律规定，一旦某地区建立了互济组织，所有农作物耕种面积达到预定规模的农户，即被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小规模农作物种植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参加农作物保险；按政府指令种植稻谷、小麦以及养殖的农户，不用投保就自动参加了保险。农户参加保险，仅承担很小部分保费，大部分由政

（一）加拿大农业保险概况

加拿大为联邦制国家，其开展农业保险始于20世纪20年代，由私人保险公司进行农作物保险的尝试，但以失败而告终。1959年，经过长达30年间对农作物保险的可行性研究，加拿大通过了联邦农作物保险立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制度框架作出了规定，但具体实施与否，何时实施，则由各省自行决定，各省可根据本省立法和规划，自行设计保险计划。

1、加拿大农业保险的目标和原则

加拿大农作物保险计划的目标是：在可靠的保险精算的基础上，为农民因不可控制的自然风险造成的农作物损失提供保险保障。同时，开展农作物保险的5项原则：一是普遍参加。农民参加保险计划可以是自愿的，但保障责任应该尽可能广泛，以便使农民对政府其他援助计划（例如当时还在实行的PFAA）的需要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公正、公平。这一原则要求农作物保险的保障责任应该是平等的，赔款应该反映与产量损失相关的价值损失。三是自我财务平衡。农作物保险在可靠的精算基础上开展和运行，要力求做到赔偿额与保费收入（包括政府补贴）平衡。而且，要以可靠而有效的方式来管理农作物保险计划，使计划的实施始终与计划的目标保持一致。四是农民买得起。农作物保险的保障水平应该与正常生产条件下的预期产量相联系，同时，农民能负担得起保险费。五是与其它农业收入保障政策互补。

2、各方职责

根据立法，联邦政府职责：一是分担各省农作物保险的保费、管理费和再保险费，分担比例由省政府与联邦政府进行谈判磋商确定；二是通过立法管理农作物保险，决定联邦对地方各省是否支持以及支持的期限和条件等；三是制定援助各省的农作物保险计划的联邦计划。

地方政府负责开展和管理农作物保险计划，主要职责包括：一是开办农作物保险并向农民解释其原则；二是根据可靠的精算原理厘定费率和确定赔付额以确保计划中可变性的精确度；三是保证保险合同及时签订和索赔的及时处理；四是防范道德风险。农场主则要承担部分风险并支付相关保费。

欧盟多国商业性农业保险 和美国有巨大区别的是，欧盟多国农业保险的主体不再是政府，其核心机构为商业保险公司，政府不提供任何担保，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例如发行债券、再保险进行巨灾风险控制。欧盟多国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主要由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保障，各地与各企业自主选择参与，国家不规定巨灾保险的标准费率或免赔率。但要求各公司必须运用统计数据和管理费率进行精算，对各个风险逐一进行评估，政府没有给承担巨灾保险风险的原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保险公司运用商业运作方式在市场上寻找分包人。

欧盟等国的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不仅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减轻了负担，还刺激推动了当地保险业的发展。充分调动了商业保险公司、家庭个人的积极性，但该种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推广需要强大的保险系统作为后盾。

据了解国外农业保险的形式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营模式，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

其主要特点，以国家专门保险机构为主导，负责全国农作物保险的经营与管理，对政策性农作物保险进行经济扶持，为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私营保险公司与国家专门保险机构签订协议，并承诺执行国家专门保险机构的各项规定，私营保险公司承担了全部农业保险（含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直接业务，通过开展农业保险的销售、签单等经营活动，具体实施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在此过程中，有健全完善的农作物保险法律体系，政府补贴较高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采取强制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投保方式。

二是民营保险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代表，日本的农业生产以个体、分散的小农户为主。这一点与我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虽然日本农业经营规模很小，但政府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力度较大，农业保险是日本政府常用的农业保护手段，农户加入农业保险相互会社是为了共同救济，相互帮助，这些保险相互会社不以盈利为目标。在上级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工作，直接面向农户，负责办理农户头孢业务、收取参保农户保费、评价灾害损失程度、向农户支付赔付金等经营活动，同时统一开展打药、开设禽畜诊所等防灾工作，另外，日本农业保险的分保再保体系也非常完善，其分散风险能力非常高。

三是政府优惠模式。

以西欧国家为代表，主要包括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家。主要特点为没有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保险相互会社保险合作社经营，政府不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投保为自愿行为，国家为了减轻参加农作物保险农民的保费负担，给予一定的保险费补贴和税收等政策优惠。

四是政府垄断模式

以前苏联和原东欧部分国家为代表，这种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型模式的特点是以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总局）采用对全国农业保险实行垄断经营、强制保险，政府成立相关基金帮助降低农业保险经营中村在的高风险，并补贴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等措施。目前，这种模式因前苏联解体，已经近乎消失，但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

北京政策性农业保险规范稳健发展 篇5

北京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自2007年实施以来，制度模式在创新中日趋完善，保障规模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得到政府肯定，农民认可，已逐步形成了稳健、规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2010年，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持续增长，截至三季度末，签单保费合计3.43亿元，同比增长2.38%；总保险金额84.31亿元，同比增长2.57%；参保农户26.23万户，同比增长11.27%；合计赔付1.54亿元，受益农户4.6万户。同时，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机制不断创新完善：一是北京保监局制定并下发了《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业务经营规范》，引导政策性农业保险规范发展；二是督促保险公司提高服务水平，试点推进“理赔一卡通”，目前已发放7万张，便利农户领取农险赔款，提高理赔的效率；三是完善第三方外部审计制度，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与经营费用、财政补贴进行挂钩，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顺利推进；四是由市政府出资2600万元购买再保险纳入财政预算，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服务三农，支持新农村建设——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

险发展情况

2007年5月，北京市建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确定了“政府推动、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运作方式，明确了政府、农民和保险公司三方之间的责任，实现了“四个到位”。

（一）风险分散到位。“北京模式”在全国率先搭建了由农民、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巨灾风险准备金四个层次组成的“多方参与、风险共担、多层分散”的农业风险分散制度，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

（二）财政支持到位。一是保费补贴比例高。市财政补贴农民保费50%，各区县财政累加补贴20-30%不等，最高补贴比例累计达80%。二是根据北京自然灾害频发于春夏两季的特点，建立财政补贴资金预拨机制，缓解保险公司短期内集中支付赔款的压力。第三，创新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方式：财政给予经营政策性农险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10%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市财政按照上年农业增加值的1‰，提取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市政府直接购买农业再保险。

（三）市场化运作到位。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采取了政府主导下的商业运作模式。政府充分尊重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自主权，不介入农业保险的具体经营，仅在超赔风险发生后，承担超赔责任。商业保险公司按照“单独立账、单独核算”的原则，管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承担赔付率160%以下的农业风险损失补偿责任。

（四）制度保障到位。一是市政府制定下发《关于建立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方案（试行）》，明确了运作模式、组织机构、职责分工、支持政策等基本内容。二是建立了针对区县政府的考核制度，鼓励各区县政府部门切实发挥政府引导和监督的作用，并协助保险公司做好宣传和防灾减损工作。三是确定统一的险种和条款费率，实现农业保险产品标准化，避免恶性价格竞争，引导公司将竞争的重点转移到提升服务水平上来。四是建立统计信息上报制度，及时掌握农险业务发展动态，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五是制定实施《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服务规程》，明确了理赔操作时限，建立理赔服务机制。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篇6

摘要：随着我国面临着超低生育率、人口增长缓慢、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养老医疗负担严重加剧等各种社会问题，根据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和我国社保现状存在的不足，结合国家新推行的相关政策，进而对我国关于养老、医疗和生育保险对我国公民保障性有关政策进行初步理论研究。

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在人口劳动力传统优势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往劳动力不足方向进一步迈进，目前的中国正面临着超低生育率、人口增长缓慢、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迁移流动持续活跃、社会养老医疗负担严重加剧与劳动力加速缺失等各种社会问题，且这些问题正在进一步加深对未来中国的综合发展，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将进入人口发展与社保基金之间严重不平衡的新阶段。转变人口发展理念，调整养老、医疗和生育保险政策，构建人口与养老、医疗、生育之间的平衡将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必然选择[1]。

一、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

2019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其中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达到140005万人，突破14亿，相比2018年末增加467万人。如图1.1和图1.2所示，自2014年以来，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缓慢，且自2016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降低，截止2019年，由2016年的5.86%降低至2019年的3.34%，照此发展态势，未来五年内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接近0。人口发展形势已刻不容缓，如何平衡社会养老、医疗、生育保险将是稳定社会和谐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保障。

图1.1

2014-2019年年末中国总人口数（万人）

图1.2

2014-2019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其次，由图1.3和图1.4可知，中国人口男女性别比例进一步拉大，以及中国老龄化进一步加重。

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1527万人，女性人口68478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5（以女性为100）。

从年龄构成看，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964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0%；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12.6%。

图1.3

2019年年末中国男女人口数占比

图1.4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男女性别结构的不平衡将会持续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老年人口比例的加重将会加剧国家在养老、医疗和生育财政支付的负担，为更好的保障养老、医疗和生育方面的经济支出，实现全民社保的覆盖将是解决该问题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

二、我国养老、医疗、生育保险的现状

社会保险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险是一种具有显著效果的再分配制度，对稳定经济增长有较为明显的作用，也被誉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社会保险一般由政府举办，强制某一群体将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税（费）形成社会保险基金，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从基金获得固定的收入或损失的补偿[2]。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参保人数持续上升，社会保险基金结余、支出、收入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

（一）养老保险现状

2014年至2019年，我国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为84232、85833、88777、91548、94293和96748万人，截止2019年，养老保险参保比例达到69.5%。毫无疑问的是，养老保险居于中国社会保险体系的核心地位，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比例上升，养老保险这一与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险也成为讨论的重点。

图1.5

2014-2018年中国人口与养老保险参保比例走势

根据已经公布的老年人口数据来看，截至2018年年底，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约1.67亿人），占总人口的11.9%。2017年新增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2018年新增800多万。虽然2018年新增老年人口数量有所回落，但新增数字依旧庞大，说明我国老龄化程度仍在快速提升，养老压力不减。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1465万人，死亡998万人，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进一步降低，人口红利进一步削减。老龄化压力带来的养老压力与需求持续增加。

图1.6

2010-2019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走势

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角度来看，2010-2019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基金支出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但近几年增速有小幅度的减缓。201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13873亿元，支出达到10755亿元，2018年已经分别增长至55006和47550亿元，而根据人社部的快报数据，2019年收入和支出分别达到56083和51897亿元，按同口径的上年快报数，支出的增速有小幅度的上升，收入增速有所下降，收入支出差额进一步缩小。随着收入与支出差额的进一步缩小，未来养老保险的支出将出现赤字，达到收入无法满足支出的地步，造成我国在老年人口养老方面的严重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

目前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要针对职工离退休之后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一种则是主要针对无工作但又存在养老需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养老保险中最为主要的组成，也是养老保险的矛盾的主要来源

[3]。从全国总体来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依然显著的高于支出，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总体稳定，但考虑到人口流动，部分地区人口呈现出持续的净流出，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养老保险领取人数显著增长，缴纳人数持续下降，在加上经济的不景气，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较低，使得收入小于支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中央调剂。

总的来看，未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基本养老基金收支结余将会收窄。均衡代际负担、体现制度公平，进一步壮大主权养老基金规模很有必要，中国具有庞大的国有资产，通过预算安排、划转部分国有资本扩大全国社保基金规模，维持其稳定发展很有必要，但持续的完善投资政策，促进基金保值增值，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基金收益率是社保基金持续稳定发展主要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制度性并轨和更为公平的养老金制度则是保证制度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石。

此外，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全球各国的实践表明：主权养老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石，它的蓄水池作用能够帮助社会保障基金实现以丰补歉。中国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以及国有资本向社会保险的划转三个环节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一定的主权养老基金的责任，但存在权责不清的现象，一味的划转也不利于养老基金长期稳定的发展，持续完善中国的主权养老基金很有必要。此外，主权养老基金在解决代际问题上也有较好的能力[4]。

（二）医疗保险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持续上升，公众的健康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使得我国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得到了有效提升。另一方面，我国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相继建立并不断完善，大大提升了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受此

推动，我国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医疗服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划目标，在未来仍将保持持续较快的增长。

图1.7

2015——2019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统计

截至2019年底，全口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5436万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32926万人，比上年增加1245万人，增长3.9%；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02510万人，比上年减少268万人，降低0.3%。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中，在职职工24231万人，退休人员8695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923万人和322万人。2019年3月30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19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全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总支出分别为23334.87亿元、19945.73亿元，年末累计结存26912.11亿元。

全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4883.87亿元，同比增长9.94%，其中统筹基金收入

9185.84亿元；基金支出11817.37亿元，同比增长10.37%，其中统筹基金支出7120.30亿元；年末累计结存21850.29亿元，其中统筹基金累计结存13573.79亿元，个人账户累计结存8276.50亿元。

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8451.00亿元，同比增长7.71%；支出8128.36亿元，同比增长14.23%；年末累计结存5061.82亿元。

中国大力推进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形成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宽领域、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实现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三）生育保险现状

生育保险是中国在面临人口转变、经济体制转变、社会支持网络变迁的背景下，保障妇女权益和地位、提高人口素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体现女性社会价值、减少生育风险的有效制度。

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离婚登记415.4万对，办理结婚登记人数持续降低，而离婚登记人数小幅度持续升高，中国离婚率占比越来越高，同时晚婚不婚人数占比越来越高。

近几年来，我国生育政策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新的政策的全面实施，对当前女性生育意愿和行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统计，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而新生人口数量和结婚人数成正比关系。结合结婚登记人数发展趋势可知，未来我国新生人口将进一步减少。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人们的保险意识也在提升，这使得当前我国生育保险的覆盖人数不断增加。

图1.8

201

5年~2019年中国参加生育保险人数统计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给基金运行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短期内生育人数增加，生育保险支出增加。《2020-2026年中国医疗保险行业市场全景调查及投资价值预测报告》显示，截止2019年11月，中国生育保险基金收入为779.84亿元，支出705.57亿元。

图1.9

2015年~2019年中国生育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统计

生育保险基金运行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新的生育政策对其带来明显的影响，因此在新的政策下，相关部门应深入分析当前形势，建立生育保险动态筹资机制，保证生育保险基金的平稳高效运行。

三、有关政策实施现状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社保已然成为继房子、教育之后的第三大刚需了，除开老了能要养老，病了能治疗，现实中许多事情都跟社保挂钩。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政策实施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为[5

6]：

1、保障水平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职工承受能力有差距。

2.、政策不完善，制度尚待规范。

3、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农民工和外来工用工不规范，无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和外来工不缴纳社会保险。

4、保险层次单一，多层次社会保险有待完善。

6.社会保险法尚未出台，缺乏法律依据，社会保险的强制特性没有得到真正体现，支持依法参保。

7、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及补缴欠费，财务状况难以及时准确了解，缺乏强制手段。

8、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不完善，管理手段落后管理体制，费率差别较大(最高为36%);

统筹层次参差不齐，基金运营渠道单一，调拨划转不顺畅，不同统筹地区待遇标准差别较大，管理手段的落后直接造成工作效率低，工作质量差，信息化管理还有待完善。

9、基层民众对社会保险认识不足，对社会保险的意义和重要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对社会保险的强制特性及其分配机制不理解，不清楚社会保险与自己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度推行难度大。

针对以上现状存在的不足，为更有效推进社会养老、医疗和生育保险在未来人口发展形势之间的平衡，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并且取得了明显有效的成果[7]。

一、征管力度空前，不缴社保违法。

2019年社保归税务局统一征管，象征着社保征管力度加大。而后社保黑名单制度的建立，更是让社保征管力度更上了一个台阶，不依法缴纳社保，将会受到联合惩戒。

二、社保转移接续变得更简单。

简化了社保转移接续手续，减少了社保经办需要的证明，实现了社保信息共享，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三、国企出10%的股权，发社保福利。

为了充分让老百姓享受国有企业发展的成果。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截止目前三家试点国有企业已划转资金超200亿，后期将持续划转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10%的股权充实社保基金。社保红利将进一步提升。

除此之外，2019年国家在社保领域出台了四大新政策，分别如下：

一、今年养老金平均提高5%左右

2019年3月13日，人社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2019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为2018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18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

二、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2019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要求2019年底前实现两项保险合并实施，遵循保留险种、保障待遇、统一管理、降低成本的总体思路，实现参保同步登记、基金合并运行、征缴管理一致、监督管理统一、经办服务一体化。

三、核定调低社保缴费基数。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9年3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部署，明确具体配套措施等。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为落实从2019年5月1日起各地可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原规定的20%降至16%等降低社保费率部署，会议决定，核定调低社保缴费基数。

各地由过去依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改为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使缴费基数降低。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在本省平均工资60%—300%之间自愿选择缴费基数。

四、2019年5月1日起，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其中明确：自2019年5月1日起，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目前单位缴费比例高于16%的省份可降至16%。

同时，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自2019年5月1日起，实施失业保险总费率1%的省，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期限至2020年4月30日。自2019年5月1日起，延长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的期限至2020年4月30日。

随着国家在养老、医疗及生育政策上的大力宣传及推行，相信未来我们国家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有效的政策法规保障在保险收入和保险支出之间的平衡，并且能够较好的处理好人口新形势下的养老、医疗和生育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

陈友华.中国人口发展:现状、趋势与思考[J].人口与社会,2019,35(04):3-17+2.[2]

韩华英.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的现状、问题与措施之我见[J].财经界(学术版),2016(12):150.[3]

王翠琴,李林,薛惠元.人口年龄结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基于201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OL].社会保障研究:1-15[2020-05-07].[4]

郑秉文.中国社保制度改革取向与基本原则[J].经济研究参考,2019(12):127-128.[5]

郑秉文.大幅“双降”:社保制度改革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长期制度安排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03):1-10.[6]

杨斌.对养老保险在实际运行中存在问题的思考[J].中国市场,2020(10):50-51.[7]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篇7

关键词：甘肃省,农业保险,当前发展,关键问题

从2007年开展能繁母猪保险试点工作以来, 截至目前, 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除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补贴资金, 在酒泉、武威、张掖、白银等地开展设施蔬菜、玉米制种、啤酒大麦等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品种保险试点外, 被中央财政纳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已发展到能繁母猪、奶牛、玉米、青稞、牦牛、藏系羊、马铃薯等7个品种。其中, 除青稞、牦牛、藏系羊三个品种涉及甘南州及武威市天祝县等藏区之外, 能繁母猪、奶牛两个品种覆盖全省, 玉米、马铃薯两个品种覆盖天水等7个地州市。据统计数据, 从2007年~2011年, 甘肃省累计实现保费收入3.58亿元, 其中养殖业保险保费收入2.91亿元, 种植业保险6654万元, 承担农业风险保障63.58亿元, 处理农户赔案11.01万件, 为农户支付赔款1.72亿元, 受益农户17.36万户。2011年全年, 甘肃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规模达到1.66亿元, 其中, 藏区特色农牧业保险保费收入7882万元, 为全省农牧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28.75亿元, 承担风险保障额度同比增长1.7倍[1]。从总体上看, 2007年以来,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甘肃省各级政府的推动下, 甘肃省农业保险从停到办、从小到大, 承保品种不断增加, 承保收入不断增长, 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已形成了既有全国统办品种、又有地方特色品种, 多层次、多经营主体、交错分布的多格局农业保险发展局面。2012年4月24日, 甘肃省政策性马铃薯保险启动暨培训会在甘肃省定西市召开, 不仅标志着甘肃省最具特色、最具优势、最具规模和影响的马铃薯产业进入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安排之中, 也标志着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由能繁母猪、奶牛、玉米等普通种养产品向全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其覆盖面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甘肃省虽然不是农业大省, 但却是以农业为主的省份, 农业保险尽管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但与上海、江苏、新疆等农业比较发达的省市区相比较覆盖面和规模都比较小, 发展的空间还非常大。2012年对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机遇的时期。除了4月份启动全省马铃薯政策性保险工作之外, 2012年5月4日, 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农业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2]。这一举措表示着我国的农业保险即将结束以文件代规范的发展过程, 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立法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是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中的一项重大事件, 将极大地推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对于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来说, 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 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突出新的发展重点

㈠发展新的保险品种, 扶持特色优势产业从甘肃省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看, 发展新保险品种的重点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目前最适宜政策性农业保险标的农产品包括种植业中作为农户收入主要来源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大田蔬菜、塑料大棚蔬菜等;达到一定规模, 成为农牧户主要收入来源而不是作为农牧户家庭副业的养殖业产品;成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 达到一定面积的林果产品。甘肃省应积极创造条件, 在当前7种已保产品的基础上, 争取尽快将河西地区的玉米等特色制种和啤酒大麦、中部地区的中药材种植、东部地区的苹果等名优水果种植以及各地的大棚蔬菜纳入中央补贴范围;二是对于实行商业化运营的非政府出资经营的农业保险机构, 在不实行强制保险的条件下, 可根据高风险高保费高赔付、低风险低保费低赔付的原则设计不同档次的农业保险产品, 利用信号筛选功能, 减少逆向选择, 吸取更多的农户加入农业保险。

㈡重点扶持种养大户对于当前大量分散的小农户来说, 种养规模狭小, 风险相对较小, 同时, 大多数家庭以外出打工收入为主, 因而参加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而种养大户虽然数量少, 但每户的经营规模较大, 经济实力也比较好, 因而参加农业保险的经济能力和经济价值都比较大。种养大户也是农村产业化、商品化经济的领头羊。对于甘肃省农业保险来说, 当前应把扩面的重点放在各地的种粮、种菜大户和养牛、养羊、养猪、养鸡等养殖大户及各种专业户身上。

㈢发展新的保险载体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经营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靠一家一户的方式, 农业保险不易开展。中国当前存在着2.3亿个高度分散的小农户, 且占小农户总数85%的农户其农业生产规模低到仅够维持简单再生产, 具有一定规模的种养大户数量相对比较少[3]。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 应对参保人及其参保形式予以必要的灵活规范, 允许农户通过农业生产组织、龙头企业、农村集体组织、中介组织等集体参保, 从而把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 形成规模, 方便农户投保、理赔, 并且还节约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农业生产组织、村委会等单位, 组织农户集体投保农业保险的, 保险公司应当在订立农业保险合同时, 制定分户投保清单, 详细列明投保人的投保信息, 并由投保人签字确认。

㈣深化按品种划分承办机构创新按照甘肃省经济发展速度及当前的总体经济实力以及农业保险发展的成熟度, 目前在国内其它地方取得成功的一些经营模式大多还缺乏引进的条件, 比如浙江省的“市场运作、政府兜底、联合共保模式”, 安徽省种植业保险采用的“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办”模式, 上海市成立政策性股份制专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等。甘肃省当前应把重点放在深化按品种划分承办机构创新上。一是对不断加入政策性保险的新品种可考虑选择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保险这两家之外的其它保险公司来承办;二是在适当的时候对人保财险经营的能繁母猪、奶牛、玉米、青稞、牦牛、藏系羊等6个品种进一步进行市场重构, 除人保财险保留几个品种外, 拿出几个品种另行选择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这两家之外的其它保险公司承办, 甚至也可以考虑引进外资保险公司, 目的是通过市场的再划分, 形成比较充分的竞争机制, 有效增加供给。

二、建立关联强制投保措施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实行自主自愿保险的原则, 这样的办法一是造成参与率低, 二是不加区分的自愿参保必然诱致逆向选择。从国外的情况来看, 美国、加拿大、希腊、前苏联等国政府对农业保险均采取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日本采取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强制保险为主, 政府对主要农畜产品生产的保险都是强制性的, 达到预定规模的种植稻谷、小麦、养殖的农户必须参加农业保险;有重点选择性扶持的发展中国家模式, 其特征也是政府选择几种本国最主要的粮食、经济作物进行强制性保险, 并提供财政资助, 农业贷款与保险挂钩。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出, 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愿望受到农业 (特别是农田) 产出效益、农民收入水平、收入来源多样化以及农民对风险的认识程度和保险意识的影响[4]。在我国现阶段, 提高参与率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是实行强制性投保。因此, 随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探索发展的不断深化, 应在实施财政补贴政策的同时, 逐步建立强制性投保措施, 以增加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减轻逆向选择效应, 提高投保参与率, 保证必要的保险规模。视具体情况不同, 甘肃省可以尝试建立相应的关联强制投保机制:一是规模强制。例如可规定每户种植达到一定面积或养殖达到一定数目以上的农户要进行强制性保险, 规定数目以下的可以自愿选择等;二是产品强制。对于关乎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少数几种农产品或地方特色优势产品和重点推广产品等实行强制保险, 其他产品实行自愿保险;三是捆绑强制。1994年美国《农业保险修正案》明确规定, 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福利计划, 必须购买巨灾保险, 然后才可购买其他保险。西班牙政府在《农业保险法》中规定不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 遇灾后政府不给予任何援助。亚洲发展中国家则将农业保险与农业贷款联系在一起, 以此种方式鼓励农民投保。目前, 我们可以把农业保险 (实质上是保费补贴政策) 同其它支农惠农政策和信贷政策有机结合, 协同推进, 对凡涉及农业生产借贷的农业保险标的, 即使自愿保险项目也应依法强制投保等, 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的综合效应。

三、规范协同运作机制

农业保险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组成部分, 政策性保险不以营利为目的。同时, 农业保险的对象是农业, 而农业的特点就是农村、农户、田间地头, 由于保险公司自身机构及服务能力的局限性, 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仅靠保险公司的力量是不够的。事实上, 当前我国各地农业保险的推广基本都是在政府财政、农牧口主管下, 保险公司依靠基层乡镇各种人员力量协调运作的。这种运作机制充分体现了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本质。加快农业保险发展, 有赖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这种机制。一是建立保险公司与基层政府协同推广农业保险的规范机制。保险公司可以委托农经、农技、农机等乡镇级以及乡镇级以下基层涉农机构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应当与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的基层涉农机构签订书面合同,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并在合同中约定相关费用的支付;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的基层涉农机构的业务指导, 制定合法、科学、有效的业务管理制度。二是各地政府要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承办机构在乡、村两级建设农业保险服务网点, 积极为其提供办公场所;并从乡镇财政所、农经站、农技站、林业工作站、动物防疫站等涉农部门中推荐合适人选负责或配合农业保险服务工作;各行政村要选取合适人员作为农业保险协保员, 协助农业保险承办机构做好基层服务。

参考文献

[1]陈睿.甘肃农业保险凸显发展后劲[N].中国保险报, 2012-2-2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法制办.农业保险条例 (征求意见稿) [EB].ht t p://www.gov.cn/gzdt/2012-05/08/cont ent_2132057.ht m.

[3]王敏俊.影响小规模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613户小规模农户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 2009, (3) .

农业保险补贴政策问题探讨 篇8

颍东区是一个农业区，可耕面积60万亩，主要种植小麦、大豆、玉米等品种，也是农业保险示范区。经过几年的农业保险实践，深感农业保险对于防范农业风险、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从颍东区的情况看，全区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补贴力度逐步扩大；承保标的与覆盖范围逐年递增；保障程度逐年提高。这是广大农民的福音。但农业保险补贴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农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纵观颍东区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实施现状，当前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农业保险补贴立法不完善，处于法律缺位状态。目前对农业保险补贴的组织形式、政策支持方式、国家在农业保险补贴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许多问题，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加以规范调整。二是补贴范围狭窄，补贴规模过小。目前中央财政补贴标的只有14种，补贴品种数量少。各地种植业、养殖业存在着诸多差异，政府提供的补贴品种远远不能满足各地实际需求。三是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压力沉重，限制了农业保险覆盖面的扩大。由于基层政府的财政补贴资金不能够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影响了基层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和农业保险的覆盖程度。四是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民对农业保险意识淡薄。五是缺乏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资金支持。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就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尽早出台农业保险法，加强完善相关立法，使农业保险补贴法制化。二是因地制宜扩大农业保险补贴范围和补贴规模。三是削减农业保险补贴的政府层级。四是加大对农业保险的宣传，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五是筹集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建立由财政支持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作者单位：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财政局）

责任编辑：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