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京津冀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战略给承德生态旅游发展带来了区域信息共享、区域资源整合、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提高承德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促成承德生态旅游融入京津冀旅游圈、实现承德生态旅游效益的持续快速增长。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研究论文 篇1：

基于协同的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研究

摘要：针对当前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研究的不足，我们运用文化生态理论、区域品牌资产理论和协同理论，分析了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内涵、特性及其构成体系，并结合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创建的内部冲突，基于协同的视角提出了调整政绩考核机制、建立“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管理委员会和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利益共享机制的三条品牌资产提升建议。

关键词：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协同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湖南西部地区不仅有着“世界自然遗产地”之称的张家界自然山、水、洞等自然景观，也有着以古城凤凰为代表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生态环境适应过程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资源。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相对于自然景观而言，民族文化资源由于其独特性、体验性、原生态等特点日渐成为更富内涵和价值的旅游资源。不过，伴随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传统的民族文化正日益被侵蚀。民族文化的同质化、庸俗化、商业化、价值观的退化和遗失已经严重威胁着民族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如曾经古朴的丽江、凤凰由于过度的商业化已使其旅游品牌价值大幅下降。

如何在开发中实现民族文化的保护，学者们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理念。良警宇(2005)、蒋丽芹(2005)、赵丽丽等分别从民族文化的挖掘、再造和展现，以及民族认同感和当地群众商品意识强化等方面肯定了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同时，他们强调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充分肯定了对实现以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观。而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具体开发模式上，黄萍(2005)、余青(2000)和刘旭玲等(2005)则提出了创建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的持续旅游发展模式。在实证研究方面，赖斌等(2007)通过建立模糊因子分析模型的方法研究了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测度问题。

显然，上述研究已表明学者们对民族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度重视，也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了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战略思考。不过，这种不从旅游开发的“当局者”出发来设计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模式，难免忽视“当局者”的动机和行为模式。而且，民族文化生态的公共物品特性不可避免地使“当局者”存在过度开发的动机。为了避免民族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公地悲剧”，本文尝试运用生态旅游理论、品牌资产理论和协同理论从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价值维护和提升的角度探讨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开发问题。

二、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内涵及其构成体系

“文化生态”是指文化的生成、传承、存在的生态状况，是指将文化纳入生态视野，使人们获得对文化的新认识。“生态性”是文化生态的重要特征。而民族文化生态就是指民族文化中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等共同形成的结构系统以及它们与自然地理、社会环境的关系。一般而言，其外化形式为独特的建筑形式、服饰、饮食、庆典节日、风俗习惯等极具吸引力和体验性的资源。

1.民族文化生态旅游

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应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从我国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实践来看，各民族地区通过将其传统文化展现于旅游者面前，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外来游客及其现代文明的影响，传统的民族社会文化也在迅速地发生质变。针对民族文化的这种脆弱性，引入生态旅游的概念，强调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

因此，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可以被界定为是指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为研究对象，在最大限度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和减少对旅游目的地文化进程发展的影响的前提下，将生态旅游理念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形成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开发模式。

2.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内涵及其特性

品牌资产是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一个既定的品牌赋予产品的附加价值。这种附加价值是除产品的功能利益外的价值，可从公司、交易、消费者等层面加以衡量。一般而言，品牌资产被理解为品牌的营销效应和社会效应。其中，营销效应指品牌在市场上所产生的效果和反映，包括给经营者带来的效应，如利润、规模、无形资产、管理、文化效应等；而品牌的社会效应则包括示范、优化和国力效应。

显然，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品牌资产，是一种区域品牌资产。而所谓区域品牌资产，蒋廉雄等(2005)认为是在满足外部消费者的需要、实现内部营销主体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增加区域品牌的消费者影响力、市场竞争力和区域品牌的社会影响力，以提高区域品牌的营销效应和竞争能力，为区域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区域居民创造最大的附加值，以促进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目标的实现。据此，我们不难将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界定为：在满足外部游客的需要、实现内部旅游开发者(含文化载体的居民本身)目标一致以及民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质(封闭性)的自我发展(包容性)基础上，增加该地区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游客影响力、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以提高该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的营销效应和竞争力，为民族地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居民创造最大的附加值，以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目标的实现。

从上述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内涵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具有以下特性：

(1)公共物品特性。一般而言，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条件就是纯公共物品。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一旦创建成功，该区域内任何旅游开发主体都可以使用这一品牌低成本或无成本地享受其带来的收益，同时，任一主体的使用并不阻碍其他主体的使用。显然，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就具备了公共物品的特性，是一种区域性公共物品。

(2)品牌资产构成的复合性。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作为一种区域品牌资产，一方面，它涵盖了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物质、精神、制度诸层面及它们与自然地理、社会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应包括民族文化产品、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服务、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产业、自然地理、文化、社会系统等不同的产品层级。因而，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具有多层次和复合性。

(3)品牌资产价值创造主体的多重性。由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复合性可知，民族文化生态旅游资产价值的创造必须由不同的主体来共同创造。比如，民族文化的创造和承载者——民族地区居民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生成是品牌资产价值最根本的创造者，而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主要开发者——旅游开发公司则是品牌资产价值的提升和直

接实现者。

3.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构成体系

根据上述对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及其品牌资产内涵、特性的理解，借鉴区域品牌资产的构成体系，我们结合文化生态及品牌资产理论将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解构如下：

(1)民族文化生态物质品牌资产。民族历史遗存遗迹、民居建筑、服饰、饮食、生产生活用具及工艺品等物质形态，是民族文化的一般物化表现，在平凡中透视着民族文化品格，具有普遍存在性。这些物质的民族文化遗产属于民族文化生态的认知层面，是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的最基本构成。其游客吸引力、市场竞争力、社会影响力及其相互协调性影响着该品牌资产价值的大小。

(2)民族文化生态精神品牌资产。民族精神理念、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和宗教信仰等精神形态，是民族文化的源头与本质，也是民族文化生态的感知层面，一般外化为民族礼俗、民风、民俗、行为举止及宗教仪式等行为形态。其中，以反映民俗、民风等为主题的影视作品、文学绘画作品、民歌民舞，甚至民族地区艺术家本身等都是民族文化生态精神品牌资产的具体构成。其强大的体验性、感染力和名人效应是品牌资产测度的重要指标。

(3)民族文化生态制度品牌资产。除了外在化、生活化、具体化的民族文化生态物质形态构成和反映民族精神理念、价值观念的精神层面构成外，还存在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民族文化规范化表现形式，即民族宗教制度、宗族制度、道德及约定俗成的规范等制度形态。它和民族文化生态精神形态一起作为一个民族的“原本精神”所在，是民族文化的内在运转机制，保证了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延续。其中，制度形态的约束力、内生性、包容性是测度品牌资产的重要维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构建表1所示的民族文化生态品牌资产构成体系。

三、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创建现状与内部冲突

湖南西部地区为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随着“大湘西旅游圈”的进一步推进，该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忽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已导致民族文化衰退和变异现象严重，威胁着湖南西部民族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虽然，目前该地区正在积极尝试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但由于对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缺乏科学认识和有效的内部冲突协调机制，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仍面临发展的桎梏。

1.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近年来，湖南西部民族地区一方面通过大型电视节目“走近湘西”、“神秘湘西”、“走玩湘西”以及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如“南长城国际围棋赛”、“凤凰国际音乐节”等加大民族文化旅游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通过挖掘、整理、联合开发打造了一大批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如夜郎文化遗迹、里耶古城、凤凰古城、南方长城，土家族的“摆手舞”、“打溜子”，苗族的“接龙舞”、“猴儿鼓”，侗族的“长龙宴”以及这一地区广为流行的巫、傩文化、巴楚文化等。基本上形成了以民族文化遗存遗迹、民居建筑(如凤凰古城、芙蓉镇、里耶古城)为中心，以民族风情村寨(如德夯苗寨、腊尔山苗寨等)为辐射点，以民族歌舞、习俗、服饰、工艺品、特色食品为载体的立体开发模式。不过，随着景区知名度的提高，游客数量急剧增加，本地居民商业意识增强，再加上行政隶属上的各异，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各旅游开发点相互攀比，彼此模仿，内容单一，档次不高，缺少实质性的创意，缺乏统一规划和全面统筹，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开发无序性。而在核心景区(如凤凰古城)，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最大化，过分地商业化不仅导致了民族文化资源的滥用，而且破坏了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严重威胁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

2.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总体评价

依据第二部分所构建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构成体系中的构成层级及相应的测度指标，’结合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我们可以对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作一简单的定性评价。首先，从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物质层面看；千年古镇——凤凰、美丽的王村——芙蓉镇、南方长城、夜郎文化遗迹、里耶古城，苗族、土家族服饰、银饰，酸辣食品，水车，湘西蜡染等都是具有较大的游客吸引力、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品牌资产。但在开发过程中，由于过度的商业化出现了与民居建筑不协调的现代建筑、设施与经营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物质品牌资产的价值。其次，从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精神层面看，独特的苗族“边边场”、“接龙舞”、“猴儿鼓”，土家族“哭嫁”、“拦门酒”、“摆手舞”、“打溜子”、“茅古斯舞”，侗族的“长龙宴”，以及“上刀梯；下火海”等风俗、歌舞和宗教仪式都具有很强的体验和互动性；而反映湘西民族文化的影视、文艺作品《血色湘西》、《边城》以及歌舞《小背篓》、《辣妹子》等都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同时，人才辈出的湘西也拥有极具名人效应的艺术家，如沈从文、黄永玉、宋祖英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民间艺人正在兴起。不过，由于年轻一代外出读书、入城打工的缘故，很多传统风俗、工艺制作出现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这不利于民族文化生态精神资产的传承。再次，从民族文化生态旅游资产品牌价值的制度层面来看，湘西民族文化中的宗教、宗族制度以及道德规范都内化于各种祭祀仪式中，如对自然、祖先、神灵的崇拜，“忠君”与“崇祖”，求子与丧葬仪式等等。由于这些宗教、宗族仪式不仅体现了湘西民族文化的信仰、德性、人伦与生命意识，而且各种仪式具有极强的艺术性、观赏性。特别是土家族的丧葬仪式、巫术征战仪式、“斗龙”求雨、“鞭石”求雨、驱邪逐魅仪式等。其中，湘西民族文化人伦意识中的包容开放精神使该地区民族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其信仰和强烈的生命意识则使其文化具有较强的内生力和约束力。

综上所述，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三个层面都具有较好的基础和较大的开发潜力。现存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物质层面的协调性有所破坏，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还很有限；精神层面的体验形式较单一、较粗糙，感染力有待加强，民族传统文化名人后继无人；制度层面传统的宗教、宗族信仰、仪式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开发，其约束力、内生力都有减弱的趋势。

3.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创建中的内部冲突

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作为一种区域品牌资产，由于其自身公共物品特性、品牌资产构成的复合性以及品牌价值创造主体的多重性，不可避免会出现品牌资产创造的内部冲突。具体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品牌资产创造时的“搭便车”行为，各品牌价值创造主体都寄希望于其他主体作出努力，而自己不愿意承担成本，结果造成品牌价值创造投入不足，制约了品牌资产的生成和提升；二是品牌资产构成的复合性导致的在品牌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彼此不协调；三是品牌资产一旦创建，由于其公共物品特性，各品牌价值

的使用者会忽视其使用品牌资产的外部成本，从而滥用品牌资产，酿成品牌资产的“公地悲剧”。目前，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创建中的内部冲突已成为该品牌资产价值提升的重要障碍。首先，该地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隶属于湘西自治州、张家界、怀化三个不同的行政区，由于现有政绩考核方式的局限，三市(州)缺乏共同打造“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激励，相反，各自为政、彼此竞争、同质模仿，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有损于该品牌资产的现有价值。其次，即便在同一行政区内，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各旅游资源开发主体盲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视彼此之间的协调和长远利益。有的旅游资源开发主体甚至在恶性竞争中不惜歪曲、庸俗化民族文化，直接损害品牌资产价值。再者，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由于开发者多为外来投资者，大多数民族文化的直接传承者、载体——当地居民并没有得到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实惠，从而挫伤了他们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积极性，致使除了那些纯粹为了旅游而表演的民族风俗、歌舞以外，更多的、真实的民族文化正在悄然失去。而这种民族文化的丢失是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提升的最大障碍。除此之外，还有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冲突以及文化保护部门与旅游开发部门之间的冲突都是重要的阻碍因素。因而，要成功打造和提升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价值，协调上述冲突，实现协同发展乃是当务之急。

四、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提升策略：基于协同发展的视角

协同理论(synergetics)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该理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其中也包括通常的社会现象，如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作用，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而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把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创建和提升看作一个由多个子系统形成的复杂系统工程。为了克服品牌资产创建过程中的冲突，实现协同效应，将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由无序变为有序。基于协同发展的视角，特提出以下建议。

1.调整政绩考核机制，纳入“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贡献评价因子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级行政区域是一天然的经济发展系统。而政府在该系统中发挥着最直接的作用，在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核心考核指标的政治升迁制度背景下，各级政府只关注任期内本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该制度促进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竞争，也使政府自觉限制“掠夺之手”，积极实施“援助之手”，保护地区内的产权，引导和资助地区内企业发展。同时，也因为该制度以绝对的行政区内经济发展业绩作为严格的考核界线，各行政区系统之间缺乏彼此协作的真正动机，即使在外力的推动下，勉强实施合作，也会因为“外部收益内在化，外部成本外部化”的私人理性而导致集体不理性，陷入“囚徒困境”。目前，“大湘西旅游圈”概念早已提出，但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原因就在于此。因而，在实质性推动“大湘西旅游圈”和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创建过程中，要让三个以各自政府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系统相互协调，就必须将他们各自对“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贡献率作为考核其政绩的重要评价因子。使三市(州)将协调打造“大湘西”民族文化旅游品牌的努力内化到各自追求政治升迁的动机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测度各政府对“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贡献率时，必须将“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作为一个严格的整体来看待，以避免进入新的无序竞争与发展。

2.建立“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品牌资产保值增值

由于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构成的复合性，以及品牌价值创造主体的多重性，要实现品牌资产各层级的相互协调以及各品牌价值创造主体之间的合作，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协调与管理机构——“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管理委员会。该管理委员会由一名正职和三名副职及相关办事人员组成，其中，委员会正职由省旅游局相关领导担任，其他三名副职则分别由三市(州)旅游局长兼任。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协调三市(州)民族文化生态旅游规划，统筹三市(州)内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根据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构成，实现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物质、精神、制度层面的协调一致；引导、鼓励、监督各旅游资源开发主体的经营行为，严惩有损区域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价值的经营行为；通过税收和财政补贴渠道筹集资金，实施意在扩大区域影响力、竞争力和树立“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形象，打造统一大品牌；定期(一般为一年)对“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制定年度品牌资产价值增值计划；负责该地区民族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招商引资，以及督促当地旅游管理机构对旅游资源开发经营主体的监管；考核该地区三市(州)政府在“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创建中的贡献，并将其作为考核各政府政绩的一重要评价指标报送省政府。

总之，“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驻扎在湖南西部的副厅级常设机构，全权负责“大湘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区域旅游协调工作。

3.与民共享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实惠，提高民族地区居民传承和创造民族文化的积极性

贫穷落后不是特色，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不可能像保存文物一样原封不动地封存，追求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权利。如果不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的这种需要，可能迫于生计，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将消失得更快。目前，大量民族地区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求学，而不愿学习和继承本民族的传统礼仪、工艺，不愿意穿戴民族服饰，已经构成了对民族文化旅游持续发展最大的障碍。究其原因在于民族地区居民并没有随着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而得到真正的实惠，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甚至被巨大的贫富差距所质疑。少数民族居民缺乏继承、发扬和创造民族文化的动力。

民族文化具有封闭性和包容性，不同于其他的旅游资源，它本身具有生命力，是动态和发展的。虽然，目前已提出了“文化生态村”和“民族文化博物馆”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但这并非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最佳模式。这就仿佛为了保护珍稀动物而建立的动物园一样，虽然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动物，但这些动物已与大自然中的该类动物相去甚远。因而，让民族地区居民在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同时，确确实实地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感受到他们的文化受到尊重，产生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和责任感，这样才能使他们自觉地维护、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并在发展中实现民族文化的保护，实现民族文化生态旅游。

因而，建立民族地区居民的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利益共享机制，协调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载体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者之间的利益，是提高民族地区居民传承和创造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和提升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的关键。

(责任编校：文心)

作者：曹晓鲜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研究论文 篇2：

京津冀一体化视域下的承德生态旅游建设研究

摘 要：京津冀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战略给承德生态旅游发展带来了区域信息共享、区域资源整合、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提高承德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促成承德生态旅游融入京津冀旅游圈、实现承德生态旅游效益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以京津冀一体化的视域审视承德生态旅游集聚状态、服务水平与文化内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为承德生态旅游进一步适应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提高旅游效益、提升服务水平、增强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与现实观照。

关键词：京津冀；承德；生态旅游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这一重大战略对于河北省的发展意义重大，对于河北省承德市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更是意义非凡，既有利于拓宽承德市旅游内涵，又有助于提升承德市旅游能力。承德市要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实现旅游发展转型升级，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做好生态旅游宣传工作，做好生态旅游管理工作，实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一、京津冀一体化视域下承德生态旅游发展的新契机

河北省承德市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优越的生态条件，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中承担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重要功能定位。众所周知，承德市还是中国知名的历史文化旅游名城，而实现生态涵养与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打造生态旅游名城是承德重要的城市发展目标。而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背景下，承德生态旅游的发展将迎来崭新契机。

（一）一体化的区域信息共享有利于提高承德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区域信息的共享与互通互联是京津冀一体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区域信息的流通与共享，打破了地区之间相对封闭的状态，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互动，依托开放、共享、交流的信息一体化平台，可以实现地区之间信息的互通有无与资源共享。承德市可以依托与北京、天津的信息共享平台，进行独具特色的承德市生态旅游宣传，以其生态涵养与文化底蕴并重的旅游特色辐射北京、天津，进而扩大其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比如避暑山庄、外八庙、普宁寺、金山岭长城、磬锤峰、九龙松等承德旅游名胜都可以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依托京津冀一体化的信息共享平台，提高承德生态旅游的地域辐射能力，通过旅游信息的互联与共享，增强承德生态旅游的宣传力度，促使生态旅游走出河北，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二）一体化的区域资源整合有利于促成承德生态旅游融入京津冀旅游圈

实现京津冀地区之间区域资源的优化整合是京津冀一体化的必然过程，通过北京、天津和河北三省市之间的资源互补与互通有无，可以极大地整合区域资源，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京津冀三省市都具有丰厚的旅游资源，三省市旅游资源的优化整合可以增强京津冀旅游一体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实现皇家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与都市旅游的协同并进，形成京津冀一体化多元的旅游发展格局。承德生态旅游的建设与发展可以依托京津冀一体化的旅游格局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进而通过“坚持科技引领、项目带动、集群推进，打造经济后发达地区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文化和科技、文化和旅游、文化和健康养生高度融合的全国特色文化名城。”[1]通过融入京津冀旅游圈，承德生态旅游的发展可以获得机遇与市场，提升区域影响力。

（三）一体化的区域互联互通有利于实现承德生态旅游效益持续快速增长

“京津冀一体化涉及很多方面，旅游自然是一体化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层面。京津冀历史上原本属于同一行政区划，三地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很多历史渊源，旅游资源也有很多互补性。”[2]所以，通过京津冀一体化的互联互通，依托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一体化的旅游协同体系、综合化的区域发展规划等，都可以加快三个区域之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流通，打破区域间孤立的存在状态，形成开放共享的发展格局。而承德的生态旅游也将会依托一体化的互联互通平台，获得更多的旅游客源，在带来旅游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够极大地繁荣生态旅游产业，促进承德市旅游效益的持续快速增长。

二、京津冀一体化视域下对承德生态旅游存在问题的新审视

京津冀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在给承德生态旅游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启示着我们去反思与剖析承德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京津冀一体化的視角审视承德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生态旅游资源组合集聚状态不佳，存在分散单一、组合不优化的特点；旅游场所的基本公共服务处于较低水平，难以满足游客高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生态旅游的生态文化内涵也有所欠缺。

（一）生态旅游资源组合集聚状态不佳

京津冀一体化倡导地域之间的互联互通，注重区域的协同发展与整体推进，而这种一体化、整合化的发展战略思想也给我们的生态旅游建设带来了重要的启示。生态旅游的建设与推进同样需要打造整合化与最优化的旅游资源组合，这样才可以打破各个旅游点相对孤立、分散、零散的自然状态，形成不同旅游资源多样组合、合理集聚的一体化优势。承德生态旅游资源分布广泛，山庄、庙宇、奇山、园林等旅游资源种类多样，成为发展生态旅游的巨大优势。但是，也存在集聚组合状态不佳的问题，由于自然地域、交通不便、分散零星等特点，使得这些生态旅游资源并没有形成最优化的地域组合，一体化的生态旅游效益并没有最大化，为了更好地推进承德生态旅游建设，应该着力解决好这个关键的问题。

（二）生态旅游公共服务水平亟待提高

生态旅游的公共服务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生态旅游建设的重要标准，也是不断推进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前，相当数量的国家生态旅游景区因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景区环境脏乱差、安全设施不健全、宰客等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而被取消国家级景区资质，惨遭摘牌。这既是教训，也同时引发我们对生态旅游服务水平的深思。走进承德生态旅游的部分景区，我们也确实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景区的环境脏乱差、垃圾多，基本的公共服务，比如饮水、厕所等服务设施水平亟待提高等。另外，部分景区还存在夸大宣传、景区内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健全、景区指示牌不明确等问题。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三）生态旅游的生态文化内涵有待加强

生态旅游的建设与推进，不仅应该美在“面子”，更应该美在“里子”，应该既要“重颜值”又要“重内涵”，生态文化的凸显与诠释是打造生态旅游质量、提升生态旅游水平的重要环节。当前，承德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一定的生态文化内涵，一些旅游设施的打造与建设过于形式化，缺乏生态文化内涵的支撑与引领。比如，绿色、和谐、可持续、环保等文化理念还比较淡薄，也正是生态文化内涵的缺失，才使得生态旅游的质量与水平还停留在较低的发展层次，难以很好地适应京津冀一体化对于生态旅游发展的预期。所以，生态文化内涵缺失的问题正成为阻碍承德生态旅游质量与水平提升的内在瓶颈，生态文化内涵的缺失难以真正打造精品化与高层次的生态旅游。

三、京津冀一体化视域下承德生态旅游路径探究

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为承德生态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也引发我们对当前生态旅游建设的深刻反思。为了适应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使承德生态旅游更好地融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我们应该针对承德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的改进路径。即打造区域一体化的生态旅游路线，注重提高生态旅游的整体效益；提供更为周到安全的人性化服务，注重提高生态旅游的公共服务水平；通过生态文化引领生态旅游发展，增强生态旅游的文化内涵与意蕴。

（一）打造区域一体化的生态旅游路线，注重提高生态旅游的整体效益

区域一体化的生态旅游路线打造应该从承德自身生态旅游建设与融入京津冀一体化旅游圈两个方面考虑。立足承德生态旅游建设的实际情况，应该从本地生态旅游资源的现实分布与集聚出发，有效整合生态旅游资源，把零散、分散、集聚状态不佳的旅游资源通过一体化的整合方式进行重组与完善，打造一体化的旅游路线品牌。而放眼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应该从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旅游圈入手，通过互联互通的一体化平台，借助北京、天津的旅游资源与旅游品牌积极带动承德生态旅游。整合化和一体化的生态旅游模式可以使有限的旅游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进而从整体上提高承德生态旅游的效益。

（二）提供更为周到安全的人性化服务，提高生态旅游的公共服务水平

为了更好地融入京津冀旅游圈，适应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进程，还需要提供更为周到安全的人性化服务，提高生态旅游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并不是一味地把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作为生态旅游发展的追求，而是应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在旅游资源可承载能力的基础上，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比如，应该保护生态旅游资源的原始性与独特性，保护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让游客体验原汁原味的自然景观，进而陶冶情操、愉悦身心，让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实现协调统一。此外，还应该加强生态旅游的安全保障服务，完善并健全景区内的安全服务设施，增强旅游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景区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生态旅游的公共服务水平。

（三）通过生态文化引领生态旅游发展，增强生态旅游文化内涵与意蕴

生态旅游更应该重视生态文化的引领与建设，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前提，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合共生为目标追求，依托自然生态系统开展体验自然、感悟自然的健康旅游方式，實现身心的愉悦与放松。所以说，生态旅游的建设与发展应该以生态文明的实现为价值依归，“生态文明所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调整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减损文明的扩张性和对抗性因素，实现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就在客观上规定了和谐应当是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或者说和谐是生态文明的鲜明品格。”[3]而以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开展生态旅游建设，既是生态旅游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战略为承德生态旅游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推进路径，我们应该积极从现存的问题入手，转变发展思路、反思存在问题、寻求现实路径，适应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发展战略，积极推动承德生态旅游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旅游圈。这既是推动承德生态旅游发展的现实选择，又是促进承德生态旅游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许新国，温玲子.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承德县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6（2）：51-53.

[2]孟祥林.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石家庄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与对策[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22-28.

[3]刘湘溶，等.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1.

作者：刘永生 王宏德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研究论文 篇3：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行动策略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下，乡村经济发展受到重视，乡村生态旅游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通过开展乡村生态旅游，使乡村地区在不同方面产生了积极地改变，主要体现在乡村产业愈加繁荣，村民生活水平提升，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乡村治理工作规范有序。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为乡村生态旅游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提供了生态旅游所需要的支持。本文以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優势为依据，重点阐述了有利于该项工作发展的行动策略，希望能够对今后乡村生态旅游工作的推进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生态旅游；旅游产业

乡村生态旅游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措施之一，对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在乡村区域开展生态旅游，其作用体现在不同方面，如乡村旅游业和农业的协同进步、发展，我国农民收入途径更加多样，等等。乡村生态旅游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的途径之一，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为乡村的综合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优势

（一）乡村振兴战略得到进一步落实

乡村地区的“三农”问题比较普遍，即为农业欠发达、农村不兴旺、农民不富裕，“三农”问题严重制约着乡村的发展，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可以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正确的指导方向和途径，进一步落实乡村振兴。随着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农业和旅游业达成了合作，当地农民能够依托极具特色的乡村旅游，获得农业以外的收入，同时乡村居民可以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共同努力，有效提升乡村居民的凝聚力。除此之外，为尽快实现美丽新乡村的建设目标，在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同时，可以着手乡村生态、居住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工作[2]。

（二）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具备良好前提

乡村振兴为乡村生态旅游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坚持农业与农村优先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方针之一，能够有效避免限制乡村旅游发展的因素，从根本上为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获得了更多资金支持，因此改善效果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乡村生态旅游发展需要更多专业人才，在乡村振兴政策吸引下，更多优质人才来到乡村，为生态旅游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乡村发展也因此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

（三）发挥乡村旅游、乡村振兴双重优势

乡村振兴和乡村生态旅游的互联互动，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这一能量便转化为乡村发展助推剂。乡村生态旅游为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乡村振兴的深入开展和落实，吸引更多人来到乡村，使之感受乡村的魅力，逐渐带动乡村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进而达到乡村生态旅游开展的目的。
二、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具体行动策略

（一）政府发力，促进产业转型提质

1.具体规划工作要完善统一

很多乡村在发展生态旅游的时候，缺乏统一且具体的规划，进而产生市场粗放型发展模式。对此，近年来我国在国家层面制定、颁布、实施了有关旅游发展的指导文件，可是在很多市级和县级区域却未依据国家指导文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规划文件，便出现了较多问题。比如，乡村生态旅游自发性比较强，因而一些乡村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存有跟风现象、同质化现象等。基于此，市级、县级政府要针对这一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有效避免。应在参照国家层面旅游发展指导文件的基础上，动员农业、旅游、林业、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状况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规划，以此成为本地生态旅游发展的政策指导，真正发挥其因地制宜的作用，实现乡村生态旅游的特色化发展[3]。

2.落实全面质量管理

第一，严格开发准入。乡村生态旅游制定出具体规划后，参与开发的企业资质必须符合政府制定的行业标准。通过对社会众多企业的层层筛选，选择实力和信誉并存的优质企业。第二，做好规范管理。政府相关部门对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涉及的土地、资金、资源等，要在政策方面作出详细规定，完善管理细节，保证市场监管作用的有效发挥，提升旅游开发管理水平，实现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第三，优化行业管理。乡村生态旅游开展会牵涉到许多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为更好管理和协调不同部门的工作，可组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协会，将此作为政府和社会企业的交流平台，让乡村旅游工作的有序开展得到保证[4]。

3.创新变革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处于运营状态的乡村生态旅游点数量越来越多，一些旅游点出现经营管理粗放、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参与经营活动的个体户、农户数量过多，且发展模式落后。为解决这些问题，可积极运用公司经营管理、行业协会管理、村镇集体经营管理等创新发展模式，在新的发展模式下，逐渐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最终实现产业发展和转型。与此同时，可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作用下，组建村镇旅游公司、乡村旅游合作社等，并与社会大型旅游企业达成合作，按照旅游行业的市场要求，提升乡村生态旅游的标准，为实现生态旅游发展集约化奠定基础。

（二）培养新经营主体

1.引进优质经营主体

发展生态旅游的地区，要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招商引资，在社会中吸引有实力、有经验的旅游企业，发挥一切力量引进省级以上强优企业，获得优质企业的资金、经验等各方面支持。同时，以优惠的人才政策吸引本地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工作中来。需要注意的是，相关地区在招商引资期间，应当转变固有的招商引资理念，在秉持公平、公正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新理念、新途径，并将重点放在招商选资方面，以此促进乡村生态旅游业的发展[5]。

2.加强对经营主体的培训

乡村生态旅游经营主体的个人能力普遍不高，通过能力培训，可以有效提升经营主体的个人综合能力。各个地区应重视经营主体业务培训工作，结合当地生态旅游和经营主体的实际情况，制订科学合理的经营主体轮训计划。经营主体培训活动由当地旅游部门组织，每年定期开办能力提升班，组织各个经营主体参加，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生态旅游知识、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组织管理能力、旅游景区建设、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宣传营销、相关政策法规培训以及成功和失败的典型案例分享[6]。培训经营主体在培训后，个人素质和能力会有明显提升，甚至能在培训过程中获得经营灵感，帮助经营主体完成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新型经营主体，促进生态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深入开展培优扶强

乡村生态旅游业在发展的各个阶段，无不体现了外溢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因此，开展乡村生态旅游地区的政府部门可从政策方面对经营主体的培优扶强工作给予支持，对优质经营主体，政府可给予政策优惠、政治肯定、精神奖励等。同时，可适当增加乡村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为经营主体发展创造条件，让经营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服务游客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得以提升。另外，要开展针对性行业指导，加强行业市场管理，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三）优化融资政策措施

1.提升还贷能力

乡村生态旅游发展需要更多资金支持，银行融资是获得资金的主要途径，而提升还贷能力是争取银行融资的必要条件。乡村生态旅游还款能力的提升，需要强大发展实体的力量，为此，信贷主体应当具备一定规模，且运行发展稳定。其可通过引进社会优质企业、建立乡村生态旅游企业、成立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合作社等途径，提升信贷主体实力，让银行融资更顺利[7]。

2.担保形式多样化

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地区的政府部门，可为参与乡村旅游的中小企业和经营农户，提供贷款担保或贴息，如可在整合涉农资金的基础上，由政府牵头，建立相应担保公司，或者乡村旅游信贷基金。这样旅游发展实体便可与保险、担保公司顺利签订合同，中小企业和农户便拥有坚实有力的后盾保障。

3.拓宽融资渠道

目前，乡村生态旅游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是银行贷款，这种单一的方式对乡村生态旅游发展造成了较大限制，因此应当拓宽融资渠道，多管齐下，为生态旅游争取更多有效、有利资金。在市级和县级层面成立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将政府部门划拨的专项资金进行汇集整理，投入乡村生态旅游开发中，让专项资金发挥出最大价值；降低专项贷款标准，促进贷款流程的便捷化、流畅化，让乡村生态旅游信贷业务能够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适当取消民间资本准入限制，鼓励乡村居民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到生态旅游建设中，使其能够成为生态旅游开发的一分子[8]。

（四）聚集更多优质人才

1.就地取材，培养更多本土优秀人才

乡村生态旅游获得良好发展的条件之一即为社区参与。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所以要给予当地居民更多优惠政策，肯定当地居民的主体地位，使其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旅游事业中。但是当地居民的整体素质对旅游区的开发影响颇大，要竭力做好当地居民的培养工作，使其能够成长为新型农民，符合生态旅游业对人才的要求。另外，可在当地挖掘产业发展带头人，拓宽乡土人才成长渠道，制定乡土人才表彰和激励制度，让更多本土人才能够以饱满积极的态度，安心投入乡村生态旅游事业中。

2.多方取才，吸引更多社会专业人才

为吸引更多社会专业人才的到来，鼓励优秀人才返乡创业，须得将部分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创新，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乡村发展环境。有条件地区可通过奖补的方式，在社会中择取乡村生态旅游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员，使其为经营管理工作出谋划策，让经营管理工作质量有效提升。另外，可以与各级院校达成合作，鼓动更多旅游院校以及含有旅游专业的院校能够在乡村建立教学基地，实现优质人才的共育共享。

（五）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1.制定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不同地区要充分结合自身实际，从科学的角度制订生态环境保护方案。尤其是生态旅游景区内的新建项目，在开发建设前，要开展全面环境评估检测，检测结果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标准，才能继续开发。在乡村生态旅游规划期间，要确保各个功能区布局的合理性，既要建设绿色景观，又要保护原始景观。各个景区均要严格开展环境容量评价工作，对景区可承受的客流量进行评估。如在旅游高峰期，景区出现客流量急剧增加的状况，政府便需与景区做好配合，进行游客疏导[9]。

2.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

第一，各级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以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和途径，提升领导干部对生态旅游的重视，使其能够形成正确的生态政绩观，在开展工作期间，务必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第二，乡村生态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工作，使其能够知晓环境保护与生态旅游的关系，达到环境保护的要求和目的，从而在实际开发和经营的过程中，投入更多资金和精力在环境保护方面。第三，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乡村生态旅游从业人员接受宣传教育后，能够了解生态旅游的政策、内涵、作用价值以及环境管理等内容，在今后工作中可與各方人员共同努力，投入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
三、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让乡村旅游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通过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乡村发展有了更强盛的动力源。在乡村生态旅游深入发展期间，不仅使乡村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环境质量显著提升，而且乡村居民收入增加，农业发展更进一步。同时，乡村在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特点，为社会精神文明带来积极、正向地引导。
参考文献

[1] 郑许冰.乡村振兴背景下佛山市乡村生态旅游与文化创意融合发展探析[J].现代商业，2020（35）：135-137.

[2] 张晶晶.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旅游扶贫的创新模式和路径[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25-29.

[3] 陈翔，姜晓琴，陆引.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策略研究：以龙海市东泗乡旅游发展规划为例[J].城市建筑，2020（25）：74-77.

[4] 郑群明，周聪聪，闫瑶瑶.青海省乡村振兴与生态旅游耦合协调[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6）：74-81.

[5] 夏正超，项小伟.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模式与创新：文献综述与展望[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5-11.

[6] 金媛媛，王淑芳.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生态旅游产业与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J].生态经济，2020（1）：138-143.

[7] 何琼峰，宁志中.旅游精准扶贫助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思考[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9（5）：721-727.

[8] 高文智，陈健，韩福丽，孙晓.黑龙江省共享农业生态旅游发展及其策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J].林业经济，2018（12）：60-63.

[9] 徐燕飞，余贵忠.乡村振兴下民族生态旅游的法治维度[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3）：72-77.

作者：贾振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