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论文

[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内部现实根据；当代国外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外部理论条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论文 篇1：

基于GIS的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研究

摘要：基于经济、社会与生态视角利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并结合ArcGIS空间分析手段探究2005—2014年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时间动态变化与各县(市、区)耕地利用效益空间变异的特征。结果表明，2005—2014年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整体呈上升趋势，生态效益在2005—2009年呈下降趋势，随着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2009年以后耕地利用生态效益基本稳定;现代农业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立，带来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空间格局的重塑，东北部低平原区耕地利用综合效益高于西南部丘陵地区;未来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应更加注重耕地利用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耕地利用效益;时间变化;空间分异;GIS技术;三江平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综合效益

国外对耕地利用效益研究开始的比较早，波兰农业地理学家Kostowicki根据农业类型学委员会判定的原则和方法把世界农业划分为6个一级类型、25个二级类型和93个三级类型[7];Herdt等提出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3个方面来衡量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8-9]。国内学者傅伯杰等认为应依据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特点，从生态、社会、经济角度建立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10];黄秋昊等指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指标应该具有时间序列性与空间敏感性[11];林庶民等分别采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了区域耕地利用效益的时空差异和特征[12-14]。

但目前我国耕地利用效益的研究主要针对耕地质量下降明显的一些人口密集地区，对县域耕地利用效益时空分异的研究比较少，针对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的时间动态变化规律和空间分异的研究目前还鲜有报道。本研究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技术对三江平原耕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综合效益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以期为三江平原耕地资源合理利用及综合效益的提高提供参考。

1研究区域概况

三江平原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小兴安岭以东，长白山以北，介于43°49′55″N～48°27′20″N、129°11′20″E～135°5′10″E之间。主要包括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冲击形成的低平地，以及完达山和南乌苏里江支流域兴凯湖交汇形成的冲积平原。包含佳木斯市、双鸭山市、鹤岗市、鸡西市、七台河市所属的21个县(市、区)和牡丹江所属的穆棱市、哈尔滨所属的依兰县，总面积108 900 km2，占黑龙江总面积的23.04%。该区域是温带湿润、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炎热湿润，冬季寒冷干燥，四季鲜明，1月平均气温低于-18 ℃，7月平均气温21～22 ℃，年降水量500～650 mm。区域内土壤土层相对较厚，质地主要是以壤土和壤质粘土为主，土壤有机质含量相对较高，已垦耕地土壤以草甸土、白疆土、黑土和暗棕壤为主。三江平原具有典型的河谷平原特点，平均海拔为50～60 m，平原面积大约占总面积的61.2%，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和商品粮生产基地。

2研究方法

2.1耕地利用效益評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科学性、客观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的指导下从经济、社会与生态视角综合测度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经济效益从耕地资金、技术等投入与生产成本降低、粮食产量提高角度判断耕地的利用效益;社会效益从宏观社会效应角度分析耕地利用对社会环境系统作用的效益;生态效益从生态环境角度阐释在耕地利用过程中对生物、土壤、水资源等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15]。结合三江平原的实际情况，经因子分析筛选出13个指标，构建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表1)，该体系由目标层A、准则层B和指标层C构成，将耕地利用综合效益定为目标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设为准则层，各单项指标设为指标层。

2.2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从主观视角分析各项指标对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的作用强度[16]。咨询有代表性的学者专家，比较所列指标的重要程度并逐层进行判断打分，进而构建判断矩阵，设为A=(aij)n×n，其中aij=1/aji(i≠j，i、j=1，2，…，n);aij=1(i=j)。判断矩阵中标度值通常依据比较标度法得到，2个指标i、j同等重要，标度值为1，微弱重要为3，明显重要为5，突出重要为7，绝对重要为9，相邻判断的中间值为2、4、6、8。依据方根法计算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进而得到各项指标的重要性权值，经过层次排序和一致性检验，得出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各评价指标的权重Wi，如表2所示。

2.3数据处理

以各项指标的原始数值为基础，通过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得出标准化数值，以此作为指标体系评价标准。采用极差变换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yij=xij-bijaij-bij;逆向指标：yij=aij-xijaij-bij。

式中：yij为无量纲处理后的数值;xij指j年第i项指标的实际值;aij为第i项指标的最大值;bij为第i项指标的最小值。考虑到后期绘图便于观察，将标准化处理数值转化为指标得分：Qi=yij×10+100。指标得分按照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分别计算，得分与耕地利用效益均呈正相关，即Qi越大，耕地利用效益越高，反之亦然。

研究数据来源于2006—2015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17]和各地方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和黑龙江省统计公报，评价方法使用的部分数据是根据各项指标由原始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2.4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模型

根据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得分和指标综合权重，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建立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模型。P=∑13i=1QiWi;E=∑4i=1QiBi;S=∑9i=5QiBi;F=∑13i=10QiBi。其中，P为综合效益指数;E为经济效益指数;S为社会效益指数;F为生态效益指数;Qi为第i个指标的得分值;Wi为各指标的组合权重值，∑Wi=1;Bi为单因子权重，∑Bi=1。

3结果与分析

3.1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时序特征分析

由图1可知，2005—2014年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的时序特征大致相同，曲线重合度较高，呈波动上升趋势，2010、2013年是2个转折点;而生态效益曲线呈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较大。

耕地利用经济效益是耕地综合利用效益的核心，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助于社会需求满足度的提高和耕地生态环境的改善。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经济效益在2005—2014年这10年内增长幅度较大，2010、2013年出现转折点，均比上一年小幅度下降。分析影响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可以看出，粮食单位面积总产值、农业机械化程度始终处于增长态势，技术效率的进步释放多余劳动力，使得单位面积劳动力逐渐减少。由于2010年三江平原腹地遭遇百年一遇的早春低温寡照雪灾致使农时约延后15 d，严重影响粮食产量，2013年8月份，受降水偏多和主要江河水位上涨的影响，局部农田出现涝情，粮食生产受到直接威胁，致使2010、2013年粮食播面单产下降，这2个年份的耕地利用经济效益出现转折。

根据耕地利用社会效益评价指数变化，2005—2014年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基本呈稳步上升趋势，间或有小的回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粮食产量、社会需求满足度、人均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劳动力转移指数均有所增加;三江平原地广人稀且人口增长较为缓慢，人均耕地面积基本趋于稳定。另外，由于自然灾害，2010年、2013年人均粮食产量与社会需求满足度有所回落，导致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出现小幅度下降。

耕地利用的生态效益关系到耕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2005—2014年三江平原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益的评价值与经济、社会和综合效益的相反，出现了明显下降又趋于平稳的态势。2005—2009年，三江平原耕地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相对较好，前期生态效益指数明显高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但粮食增产的同时伴随着化肥、农药投入量的加大，致使这一阶段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益逐年下降。2009—2014年，三江平原耕地生态效益评价值趋于平稳，万元产值能耗的逐步降低缓解了耕地利用生态效益下降的态势，这种态势从一定意义上表明耕地利用不可持续的危险有所控制。

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总体呈上升趋势，2005—2007年生态效益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耕地利用综合效益，加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缓慢，2007年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达到10年间最低水平。2008年以来，三江平原加快推进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连通工程，实现江河、航运和水系贯通，发挥三江平原水利工程综合效益，随着水利设施的修建、农业科技水平的改善与农民农业素养的提高，其耕地利用综合效益在整体上也处于上升态势。

3.2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空间变异

基于三江平原2014年县域耕地利用效益指数，利用ArcGIS 10.0软件的专题图显示功能对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属性数据生成空间分布图，研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综合效益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差异(图2)。

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经济效益指数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松花江沿线平原区的佳木斯和双鸭山地区受到周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辐射，整体上经济利用效益较好，而三江平原的南部地区，由于人口密集，耕地面积较少，耕地利用经济效益指数相对较低。经济效益评价值得分小于104.00的县(市、区)有8个，经济效益评价值得分在104.01～105.00之间的县(市、区)有8个，经济效益评价值得分在105.01～106.99之间的县(市、区)有7个，表明各区域之间的耕地利用经济效益差异较大，各县(市、区)经济耕地利用经济效益程度参差不齐。三江地区各县(市、区)粮食播面单产平均值为 6.21 t/hm2，大于平均水平的县(市、区)有11个，2014年三江平原单位面积总产值平均值为 21 821.91元/hm2，大于平均水平的县(市、区)有9个，均占45%左右。农业机械化程度大于平均值的县(市、区)有7个，且空间分布差异较大，这主要是受地形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

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社会效益评价值得分高于103.00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三江平原北部的富锦市、同江市和抚远县，以及三江平原边缘区的虎林市和依兰县，这些县(市、区)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交广，人均粮食产量较高，耕地利用社会效益评价值得分也相对较高。三江平原人均耕地面积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各县(市、区)平均值为0.53 hm2，人均粮食产量平均值为3 164.49 kg，超过平均值的县(市、区)有8个，人均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值分别为11 514.33、10 244.72 元， 高于平均水平的县(市、 区)分别有9、13个，分别占40%、56%。表明三江平原水土资源丰富，农业产值相对较高，但农民收入差距较大，收入高的农民集中在佳木斯、鹤岗、双鸭山、鸡西和七台河等5个市辖区及其周边县(市、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指数也比较高。

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益评价值得分为小于105.00、105.01～107.00、107.01～109.13的县(市、区)分别有6、10、7个。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平原区，耕地利用的生态效益评价值得分大于107.01的有抚远县、虎林市、穆棱市、友谊县、鸡东县和桦南县，这些地区土壤肥沃、农业现代化程度高，化肥、农药的利用率高，對水体、土壤污染较小。低值区则集中在七台河及其周边地区，影响这些县(市、区)生态效益的主要因素是耕地灌溉面积小、化肥施用量大以及能耗相对较高，其中勃利县、桦川县、集贤县、七台河市市辖区和同江市位于后5位。但从整体上看，三江平原地区积极响应国家发展农业建设高水平农业示范区的号召，政府加大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耕地有效灌溉面积比率逐年上升，这也使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益下降趋势有所缓解，耕地利用可持续度提高。

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值呈东西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形态，这一方面受到地形地理差异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县(市、区)农业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所致。抚远县的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值最高，为106.93，富锦市、虎林市和鸡东县位于第二梯队，这些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值较高的地区主要位于三江平原的东北部，该地区耕地开发时间较短，耕地质量较高，再加上黑龙江省农垦系统归属其中，机械化程度较高，整体上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较好。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值得分小于103.00的有七台河市市辖区和勃利县，其余县(市、区)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值得分均在103.01～105.00之间，表明三江平原大部分县(市、区)的耕地利用综合效益均处于中等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结论与讨论

三江平原耕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在时间序列上曲线重合度较高，表现为波动上升，期间2010、2013年遭受自然灾害，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值出现小幅度回落，生态效益评价值在2005—2009年持续下降，2009年以后变化态势逐渐趋于平稳。10年间，耕地利用效益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粮食产量、农业机械化程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与万元产值能耗的降低。

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效益空间变异较大，呈明显的东西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形态，各县(市、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不均衡发展，耕地利用效益高值区集中在三江平原东北部低平原区，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较高的地区有抚远市、富锦市、虎林市和鸡东县。对耕地利用效益空间差异影响较大的指标有农业机械化程度、万元产值能耗、农民人均纯收入，表明三江平原耕地利用技术、劳动力资源的区域分配不平衡和农民的贫富差距较大。

未来三江平原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更应重视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提高，根据三江平原各县(市、区)耕地利用效益的空间差异，制定相应的区域规划，引导各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增加粮食播面单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小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能耗的空间差异，在耕地利用过程中控制农药、化肥施用量的增长，增加耕地有效灌溉面积，提高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运用ArcGIS技术可以直观地反映三江平原各县(市、区)耕地利用效益水平的相对空间分布，可为建立耕地利用效益动态监测平台提供理论依据。此外，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须进一步优化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减小评价结果与实际值的偏差。

参考文献：

[1]刘琼峰，李明德，段建南，等. 基于GIS的湖南省耕地利用效益时空变异研究[J]. 经济地理，2013，33(9)：142-147.

[2]李俏，谷国锋，姚丽，等. 黑龙江垦区耕地利用效率变化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6，30(4)：30-35.

[3]李瑞华，李明秋. 河南省耕地利用效益时空分异及驱动因素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29(1)：109-112.

[4]刘吉平，赵丹丹，田学智，等. 1954—2010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动态变化及驱动力[J]. 生态学报，2014，34(12)：3234-3244.

[5]王娟，于凤荣，孙晓兵，等. 三江平原耕地后备资源评价及空间特征分析[J]. 现代化农业，2016(5)：59-62.

[6]宋开山，刘殿伟，王宗明，等. 1954年以来三江平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J]. 地理学报，2008，63(1)：93-104.

[7]Todkari G U，Suryawanshi S P，Suryawanshi M V，et al. Agriculture landuse pattern in solapur district of Maharashtr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e Sciences，2010，2(2)：1-8.

[8]Herdt A R，Byeongsu Kim A，Taton T A. Encapsulate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as supports for proteins and recyclable biocatalysts[J]. Bioconjugate Chemistry，2007，18(1)：183-189.

[9]Vitousek P M，Naylor R，Crews T，et al. Nutrient imbalances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J]. Science，2009，324(5934)：1519-1520.

[10]傅伯杰，陈利顶，马克明. 黄土丘陵区小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響——以延安市羊圈沟流域为例[J]. 地理学报，1999，54(3)：241-246.

[11]黄秋昊，蔡运龙. 国内几种土地利用变化模型述评[J]. 中国土地科学，2005，19(5)：25-30.

[12]林庶民. 耕地利用效益时空差异：基于山东省的实证研究[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2)：97-100.

[13]牛海鹏，张安录. 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测算方法及其应用[J]. 农业工程学报，2010，26(5)：316-323.

[14]陈美球，黄靓，蔡海生，等. 鄱阳湖区土地健康评价[J]. 自然资源学报，2004，19(2)：170-175.

[15]宋戈，梁海鸥，林佳，等. 黑龙江省垦区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及驱动力分析[J]. 经济地理，2010，30(5)：835-840.

[16]李丰玉，董子铭. 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休闲农业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J]. 江苏农业科学，2014，42(12)：484-486.

[17]黑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 黑龙江统计年鉴2006—2015[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2015.江苏农业科学2017年第45卷第23期周鸿文，孙艳伟，吕文星，等. 基于SWAT模型的青海引黄灌区耗水系数模拟[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23)：248-251.

作者：张文琦 姜博 罗冲 初楠臣 李晓庆 王玉迪

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论文 篇2：

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内部现实根据和外部理论条件

[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内部现实根据;当代国外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外部理论条件。

[关键词]科学发展现形成现实根据理论条件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联的，科学发展观亦如此。它自2003年8月底9月初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工作时首次明确使用“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开始，到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把它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与这一时期特定的国内外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这里仅就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国内现实根据和国外理论条件做一探讨。

一、内部现实根据

(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依据

我国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即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基本国情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功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文化更加繁荣，协调发展成绩卓著，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可以说“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是：

1.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中农业基础薄弱，“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大且仍在攀升，从2002年的44.8%到2006年提高到48.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5.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且在下滑，2002年达到峰值41.5%后一路走低，到2006年降到3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5.7%降到38.6%。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多在65%以上，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也达到50%左右。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至少低10个百分点。同时，我国虽然被称为“世界工厂”，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三，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高，许多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世界知名品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严峻挑战。

2.资源约束增强。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2004年人均耕地面积为1.41亩，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3，有666个县突破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面积0.8亩的警戒线，其中463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5亩。如此宝贵的耕地，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每年还以近千万亩的速度在减少。人均水资源拥有量2200m3,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16个省(区、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1700m3的安全用水标准，全国669个城市中有400多个供水不足，其中110个严重缺水。石油、天然气、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储量分别占世界的1.8%、0.7%、9%、5%、2%。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能源消耗过高。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世界总量的4%，却消耗了当年世界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总量的30%—4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10倍。目前我国每创造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分别是日、德、英、美的11.5、7.7、5.3、4.3倍，经济增长付出了过大资源能源代价。资源匮乏消耗又高，因而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会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问题。

3.生态环境恶化。传统粗放型生产方式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我国“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还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年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总容量的82%，大量未经处理或不达标的废水直接排入江河湖库，致使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农村有3.6亿人口的饮用水不符合卫生标准;2004年“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为2450万吨、1095万吨、905万吨和1646.6万吨”，使大气环境遭到破坏，有约1/3的国土遭酸雨侵蚀。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全球144个参与评价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居第133位。

4.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虽然党和政府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但发展不平衡的趋势并未根本扭转。就城乡发展不平衡来说：从居民收入情况看，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3.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2.57:1，这一差距1985年曾一度缩小到1.86:1，之后扩大、缩小又扩大，到2007年达到3.33:1，比1978年扩大了0.76倍。“如果再把城市居民收入中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则其实际收入是农村居民的6—7倍。”“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率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0，中国便是其中之一。”从消费情况看，2007年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041l亿元，占全國总数的67.7%：农村消费品零售额28799亿元，占32.3%，不到城市的一半，而农村人口则是城市人口的两倍还多。从恩格尔系数看，2006年城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8%、43.0%，农村比城镇高出7.2个百分点。就区域发展不平衡来说：东、中、西部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由50.1%上升到60.8%，中部、西部地区则分别由32.2%、17.7%下降到26.1%、13.1%。人均GDP,东部与西部地区之比，由1978年的1.9:1扩大到2006年的2.5:1;东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上海与西部地区人均GDP最低的贵州1978年绝对差距为2323元，2006年，扩大到51092元;2006年，上海、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9138.7元、1984.6元，上海相当于贵州的4.6倍。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5.贫富差距拉大。就居民收入情况看，除了城乡、不同

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外，即使在城乡居民内部，差距也很悬殊。根据2006年對全国12万户城乡住户进行的调查，“城市居民中，按五等分法计算的20%最高收入户与20%最低收入户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5.6倍，农村居民20%最高收入户与20%最低收入户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7.2倍，城乡平均为6.5倍比1978年的2.7倍扩大了3.8倍。”就行业职工年平均劳动报酬看，2006年以证券业为最高，达8.67万元，林业职工最低，只有8220元，最高与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1.3倍扩大到10.6倍，扩大了9.3倍。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的大小，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0.4被看作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而我国的基尼系数1980年大约为0.3，1994年达到0.434，首次突破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2006上半年已攀升至0.5，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必然会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此外，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建设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的需要。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正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解决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和形成的。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需要

实践的需要推动着认识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正是为了适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而提出和形成的。

1.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折合10081亿美元)，人均约850美元，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但这种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比如2000年进入小康社会时，原定的16项监测指标和小康临界值中没有达到的有三项：即农民的人均收入，指标是1200元，实际达到1066元：人均蛋白质日摄人量，指标是75克，实际达到73克;建成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指标是100%，实际上建成80%。并且到2002年，“农村还有3000万左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城镇有将近2000万人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还有更多的人口虽然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但尚未达到小康”。在此情况下，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在本世纪头20年，建设一个能够“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奋斗目标及其具体要求，既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体制的完善，又强调社会的和谐和全面进步;既着眼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又着眼于促进人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人的各项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促进社会更加稳定，又要改善生态环境。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其内容不仅涉及物质文明建设，而且涉及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科教、文化和生态等社会各领域全面发展的综合目标体系。这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的情况下，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虽令人鼓舞，但靠传统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不可能完全实现。只有坚持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圆满完成这一宏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2.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的转型阶段，必须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按照既定的部署和当时的汇率计算，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国外发展进程表明，一个国家在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期间。经济社会结构会发生剧烈深刻的变化。它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既是加快发展的“机遇期”，也是各种矛盾的“凸显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关键阶段，如果举措得当，就能抓住机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如果举措失当，则会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各种矛盾升级，从而引起社会动荡、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以至陷入“拉美陷阱”。拉美地区，上世纪60—7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国家人均GDP一举突破1000美元大关，有的达到1500美元左右。但其后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畸形，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加剧，一边是现代化，一边却产生大量的穷人，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群众抗争此起彼伏，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社会动荡，造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为了避免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在这一关键阶段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机遇，“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个方面，妥善解决前进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国经济社会顺利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永续发展。

二、外部理论条件

当代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国外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外部条件。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在吸取当代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二战”以来，随着各国发展实践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国外各种发展理论经历了由“经济增长发展观”到“‘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发展观”，再到“可持续发展观”和“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的不断演进、发展和完善过程。

(一)经济增长发展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球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战后重建、发展经济成为许多国家的首要任务，加快经济增长成为共识：同时，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真正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也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在此情况下。经济发展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于是以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和沃尔特·罗斯托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增长发展观便应运而生。这种发展观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等同于物质财富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二者不加区分，其基本特征是：(1)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在整个社会中的根本作用和重要地位，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

长和人均国民收人的增加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主要标志;(2)单纯把工業化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3)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认为人可以无偿占有、掠夺甚至支配自然。经济增长发展观在理论上继承了早期工业化思想的遗产，在实践上迎合了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经济的要求，带有明显的经济化倾向。以之为指导，虽然对战后各国恢复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未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反而出现了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等现象，导致某些国家“有增长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

(二)“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发展观

由于在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的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未实现预期的目的，因此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以瑞典的缪尔达尔、美国的托达罗和德国的辛格等为主要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对之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和“发展”两个概念区别开来，认为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多维变化过程，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发展，欠发达国家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行各种相应的社会改革，其基本特征是：(1)强调发展的综合性，意识到发展不仅是经济数量的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政治、文化的进步，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2)蕴涵的理论主题是社会人的假设，把人看作是社会存在物，因而注重人的社会存在形式的变革和发展;(3)在发展道路的导向上，由于工业化、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而主张发展中国家要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该发展观注重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诸要素的共同发展，表明当代国外发展理论开始由单一性、片面性向多元性、全面性转变，与“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相比是一种进步，但它尚未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对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只强调当代社会的全面发展而没有考虑到后代的发展，仍然存在着缺憾。

(三)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80年代形成，90年代初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其基本特征是：(1)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性。认为人在自然界中生活，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自然界的进化赋予了人类“万物之灵”的地位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但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义务和责任;要求人们在发展经济、追求高质量生活时，必须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关注发展的公平性。它坚持发展在资源分配和环境利用上的公平性原则，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即世界各国各民族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都有开发利用本地区资源，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不得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和危害。代际公平，即当代人和后代人具有平等的发展权，当代人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威胁和危害。(3)注重发展的协调性和持续性。一方面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资源、环境、人口互动平衡，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求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而对后代人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以保证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永续健康发展。这种发展观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从经济社会系统扩大到自然生态系统，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从代内发展扩大到代际发展，实现了横向思考和纵向分析的有机统一，拓展了发展的内容，深化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当代发展理论的一次重要飞跃，但对人的发展问题顾及不够。

(四)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是当代国外发展理论进一步深化的阶段。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就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理论，但直到1994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才对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作了较为明确的表述，并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这一度量世界各国发展状况的新标准。该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是：(1)强调发展要以人类发展为中心，认为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为了一切人和人的全面发展”;(2)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持续性，认为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公平、自然生态平衡等多种因素在内的整体协调和持续推进过程。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是对可持续发展观的补充和完善，标志着人们对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当代国外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纵观国外60年来发展观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以下四个重要转变：(1)在发展的内容上，从把发展看成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到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统一，再转到包括经济、社会和自然的整体协调推进;(2)在发展的方式上，从不惜以破坏资源、环境和生态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转到主张经济和资源、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3)在发展的目标上，从“以物为中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转向“以人为中心”。关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4)在发展的评价上，评价标准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单一指标转到人类发展指数等综合指标。这些转变体现了人类对发展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也是当代社会不断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积极借鉴国外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把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大格局中进行思考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马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A].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刘鑫,漆仲明.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理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1).

[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J].环境保护,2006(9B).

[5]洪大用.中国社会建设三十年:成就与问题[J].学习与实践,2009(8).

[6]蒋秧生.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5).

[7]石国亮等.形势与政策(2008)[M].北京:研究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9]王梦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A].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马永义

作者：赵永振

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论文 篇3：

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意义

摘 要：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一切以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目的，发展循环经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和谐的生态型社会经济系统。 

关键词：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资源再生

地球孕育着人类，但是，在社会不断发展、自然资源不断开发、利用的同时，人类却无情地污染、毁坏和摧残着地球，致使人类自己的生存也开始面临着极大的威胁，面临着资源、环境和灾害等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今天，关心地球、爱护地球已成为每个人的责任;认识地球、和谐发展已成为每个人的愿望。

正因如此，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趋势，我国也开始引入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对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快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目标。“十一五”规划也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列为基本方略。

一、循环经济的产生

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也开始了人类对资源的暴殄天物式的攫取。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排放的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导致生态失衡。由于对环境容量有限性认识不足，人类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二战结束以来，工业废弃物产生的公害夺走了数万人的健康甚至生命，环境破坏造成了众多的生态难民，传统发展模式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严酷的现实迫使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

由此，循环经济的思想开始了萌芽。“循环经济”一词，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提出，他在1966年发表的《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生态经济的概念和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循环经济发端于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是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的经济活动形式。它要求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物质能量层级利用原理，把自然、经济、社会和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统筹考虑，立足于生态，着眼于经济，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重视生态资本的投入效益，生态环境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载体，还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实现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四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和有机统一。 

二、循环经济的概念及目的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循环经济的目的是要求在经济流程中尽可能减少资源投入，并且系统地避免和减少废物，把废弃物再次资源化以减少最终处理量。处理废物的优先顺序是：避免产生——循环利用——最终处置。只有当避免产生和回收利用都不能实现时，才允许将最终废弃物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环境与发展协调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从利用废物到减少废物的质的飞跃，要从根本上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减少环境负载的污染。 

循环经济既是关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观念，又是具体的经济运行模式。它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资源生产率。传统经济活动是“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单程线形的物质流动模式，表现形式为高开发、低利用、高排放的特征。而循环经济是参照自然界物质循环模式，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通过将上游产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转变为下游产业的“营养物”或原料，从而形成互相依存的工业生态链，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用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

三、实施循环经济的措施

1、突破资源约束“瓶颈”，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我国经济面临的资源约束“瓶颈”正日益凸显。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煤、电、油、运全面紧张，这一现象在2004年尤为明显，而到了2008年3月，中国油价一度受国际影响急剧上扬，使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油荒，广东、广西、浙江、上海，尤其是珠海、中山两地多家加油站门前大摆长龙，出现柴油供应紧张局面，市区大部分加油站无柴油可加，个别尚供应柴油的加油站前引来大批柴油车辆“赶场”。另一项统计显示，2000年全国石油消费2.12亿吨，2005年增加到3.2亿吨，五年间石油消费净增1.08亿吨，平均每年增长2160多万吨，年递增速度达8.6%。而2005年中国原油产量只有1.9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为50%。预计2020年中国石油消耗将达到5亿吨左右。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2003年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大国和第二石油、电力消费大国，水泥消耗占世界总量50%、铁矿石占35%、氧化铝和铜占20%，而GDP仅占5%。据测算，中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使经济稳步增长，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2、减轻环境污染压力，协调自然生态系统

人们一直以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无穷尽的，所以从不担心把千万吨废气送上天空，又把数以亿吨计的垃圾倒进海洋。由于人们对工业高度发达的负面影响预料不够，预防不利，导致了全球性的三大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机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高达6%～8%，环境污染十分严重。譬如：海洋污染：主要是从油船与油井漏出来的原油、农田用的杀虫剂和化肥、工厂排出的污水、矿场流出的酸性溶液，它们使得大部分的海洋湖泊都受到污染;陆地污染：垃圾的清理成了各大城市的重要问题，每天千万吨的垃圾中，许多是不能焚化或腐化的塑料、橡胶、玻璃、铝等废弃物;空气污染：主要来自工厂、汽车、发电厂等等释放出的一氧化碳和硫化氢等，这是最为直接与严重的。

“我国地下水污染已到相当严重程度、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或者置之不理的阶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谈起我国地下水污染时，万分焦急而又无奈地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曾对我国118个大中城市地下水的监测资料进行过分析，发现这些城市的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其中重污染的城市占64%，轻污染的城市占33%。“现在几年过去了，这个数据已经远远超过。根据国土资源部长期地下水监测资料，全国三分之二城市地下水水质普遍下降，局部地段水质恶化，地下水污染程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因天然水质不良导致水型氟中毒2297.78万人，碘缺乏病、克山病567.5万人，患大骨节病102.5万人，全国饮用不符合标准的地下水的人数达数千万之多。另据国家地质调查局调查，全国185个城市的253个主要地下水开采地段中，污染趋势加重的占25%。赵章元说，我国经济繁荣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不可忽略的重大环境污染问题。

因此应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3、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采取掠夺式资源开采方式，势必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发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与此不同，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注重人口质量的全面提高，注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

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一脉相承，强调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循环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和环保问题，而是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和规律，使社会生产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转变为质量型的服务增长，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四、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由之路

工业是循环经济实施的主体之一，其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工业生产作为将资源转化为产品的主要途径，是“减量化”的关键环节;工业是再制造和再生资源加工利用的主要承担者;工业是循环经济所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供应者。

1、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结合工业产业结构特点、发展规模和水平，将清洁生产、废弃物的资源化、生态工业等确定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领域;在建设生态工业体系时，优先选择钢铁、石化、建材、食品等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重点研究开发循环经济发展的适用技术，探索行业发展模式。

2、推动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加大对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突出抓好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制造技术及产业化。将循环经济理念引入企业设计、管理、生产的全过程，以资源循环利用为主线，延伸产业链。积极发挥煤炭资源深加工，延伸煤炭化工产业链;深度开发油、气资源，延伸石油化工产业链;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形成资源开发、加工和废弃物回收利用的良性循环。依据“增效、降耗、节能、减污”的生产目标，把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完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作为重要手段。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构织一个废物连续利用的“循环圈”，结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实施清洁生产。

3、加快循环经济立法，严格法律约束。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予以立法。德国和日本最先尝试以法律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在德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了《包装条例》和《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包装条例》要求生产商和零售商首先减少直至消除不必要的包装，其次要求对包装物回收再利用，尽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则系统地运用“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来解决废弃物问题。在日本，2000年批准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这部法律对推进循环经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日本还颁布了《容器包装循环法》、《家电循环法》、《废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处理法》、《绿色采购法》等法律，这些法律构建了一个资源回收与再生利用方面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

资源是地球对我们人类的馈赠。地球上的矿物已知有3300多种，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水资源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也是国民经济发展所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能源是可以为人类提供能量的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活动对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和不可再生的，对资源的过度掘取和不合理的利用，必将带来资源的枯竭和对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场所。合理有效地利用地球资源、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已成为当今世界所关注和重视的问题。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颁给了努力于环保事业的曾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诺贝尔和平奖注目于全球环保，受到世人赞赏。因此，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资源利用率，尽可能地以知识投入替代物质投入，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统一，使资源循环利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与要求。

综上所述，推动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法律规范、市场运作、科技支撑”的运行机制，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号。

[2]肯尼思·鲍尔丁：《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1966年。

[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规划汇编》[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

[4]赵章元：《干部问责+公众参与：应对中国环境危机》，2008年3月。

[5]周宏春、刘燕华：《循环经济学》，2005年9 月。

[6]解振华：《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几点思考》[J].环境保护，2004年1月。

[7]娄信义：《循环经济与资源综合利用》[T].中国环保产业，2003年4月。 

(作者通讯地址：新乡日报社河南新乡453003)

作者：尚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