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精选8篇）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篇1

就业与社会保障是当代社会民生的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政府与国民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是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就业。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很难有大的提高，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消费观念和结构的变化，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总是处于不断升级换代的动态变化之中，从业者随时都有被解聘转变岗位的可能。这样，就需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维持这部分失业者生命力的再生产，帮助他们度过失业时的生活困难和再就业。可见，经济发展、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是相互协调发展的统一体。解决好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才能使劳动者获得各项社会保障，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反过来讲，只有有了社会保障，才能解除劳动养老、工伤、疾病医疗和失业的后顾之忧。为此，国家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时也要考虑如何有利于劳动者充分就业，要使两者协调发展。

一、政府要把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作为调控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下“低工资、高就业”制度的逐步废除，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重，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下，国家也无力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供未就业者享用。因此，国家必须把扩大劳动者充分就业作为工作的重点，实行积极就业政策，做好未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工作。

（一）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积极调整就业结构。经济增长是保持和扩大就业规模的根本保证要根据我国当前和今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趋势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便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快慢是影响就业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太低既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现有设施、设备和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持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增长，不仅有利于避免经济被动而产生的周期性失业，而且也有利于扩大就业规模。从经济发展战略看，解决劳动就业最持久的动力在于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的合理优化。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发展技术、资本集约型产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也要十分重视发展劳动集约型产业，扩大劳动就业。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到位，使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极不合理的现象。如由于经营方式的改变，致使国家投巨资建起的大型国企纷纷倒闭，大量国企职工下岗失业，使其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大大下降，因此，我国必须大力发展67技术先进的大型骨干企业，使其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这样可以转移和吸收大工业和农业由于资本构成提高而挤出的多余劳动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失业和生产过剩现象。近几年来，我国失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而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这说明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为此，我国政府应采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搞好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制定好有利于各类人员就业的宏观政策。

（二）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制定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金融、税收政策，要围绕国民经济规划进行投资。要搞好规模集约生产的经济投资，在加强城乡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加大对高层次教育领域的投资，着重搞好医疗卫生领域中乡镇卫生院的建设，扩大就业领域；应用好财政、税收杠杆促进大中型企业增加就业岗位；要积极调整消费结构，扩大内需，改变过去外向型的投资结构，要增加民族自尊自信心，让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繁荣本国市场，这样才能使本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三）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劳动力市场整体来看，我国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是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素质不能满足工作的技术需要。这主要是由于在教育体制改革中，中等专业技工学校、大专技术学校都已名存实亡，出现招生难，结果就出现劳动力供需结构失衡，不能与就业岗位相适应。为此，我国首先应把就业增长点选择在吸收劳动力数量多，又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的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要对有特殊专业技能的学生进行分配，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能将知识转变为技能，解决当前人事教育制度改革失误带来的就业问题。同时，要把新的经济增长点放在市场需求大、有潜力可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产品不易被淘汰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样，有利于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使劳动者有稳定的工作岗位，不会因产品的更替而再失业、再就业。还应搞好教育结构的调整，把就业增长点放在有利于城乡劳动力开发就业与创业的行业中。

（四）制定有利于劳动者充分就业的分配政策。社会和谐发展离不开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良好的分配秩序。但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由于利益格局多元化，分配方式和渠道也日益多样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管理体制尚未建立起来，致使分配秩序发生了混乱。主要原因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调控出现了缺位和真空，基本上没有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机构，使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盲目照搬国外做法，拼命搞高官年薪制。目前，我国收入差距的畸形发展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贫富悬殊的国家

之一，并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面对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多种所有制结构经济成分兴起的现实，政府应以负责任的态度，担负起收入分配的调控重任，制定好有利于各类劳动者就业的分配政策，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彻底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以及各种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取缔非法收入。应将收入分配问题纳入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建立起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增长的机制；要使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和行业的收入趋于接近，打破分配领域中的官本位现象；要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配进行统一调节，依法保障劳动者的经济收入，鼓励劳动者到非公企业就业，这样，才能有利于不同劳动技能素质的劳动者有秩序的就业。总之，政府应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实施扩大就业发展的战略，坚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推进就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完善就业援助制度，加大财政对再就业的补助资金，完善覆盖城乡劳动就业管理服务的组织体系，发挥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手段，拉动内需，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好劳动者就业问题。

二、完善与就业制度相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劳动就业有较大的影响，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对于就业制度改革还缺乏实质性的变化。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到现在为止，还尚未形成覆盖全社会的统一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障制度，所以，导致了就业环境就业质量的持续下降。目前，我国不仅要在国有企业建立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医疗等保障制度，还必须扩大社会保险范围，对集体、私营、中外合资和个体经营者这些职业风险大的行业都要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从促进就业的角度讲，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制度还必须打破城乡分割，将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者也纳入城市社会保险的范围，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后顾之忧，实现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最佳结合，促进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从根本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要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社会保障作为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的社会经济制度，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一些法规制度的立法层次不高，法律约束力不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很68多矛盾和问题，无法依据法律来解决，致使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无法得到法律保护。在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需求的背景下，就业环境不断恶化，劳动者就业的稳定感下降。在劳动关系上劳动者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违反劳动法，只追求最大利润，并不依法为劳动者交纳“五险一金”，使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但在当前就业困难、国家社会保障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劳动者只能忍气吞声，劳动安全感没有保障。因此，应针对现行社会保障体系残缺、有效性不高、相关制度改革不能同步的现实，迫切需要加强法制建设，把成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增强社会保障的强制性、权威性和稳定性。为此，我国重点是要加

快《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步伐，制定较完善的基本养老保险条例、企业年金条例、社会保障基金监督与管理等配套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的法律体系。这样就可以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不受侵犯。

（二）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人群主要是城镇企业职工和部分其他城镇劳动者，而城镇个体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村村民、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处于探索中。为此，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转移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人力资源市场呈现出流动性强、就业方式多样化的特点。对于如此庞大的劳动群体，如不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也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和灵活就业方式的稳定发展。因此，国家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办法，并依法实施，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才能使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解除养老、医疗、生育、教育、赡养老人等后顾之忧，能安心在城市务工，使他们得到一定合理的报酬和公正的政治待遇。在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后，就能使灵活就业者解除后顾之忧，安心从事创业工作，并缓解国家的就业压力，还可吸纳部分个体劳动者就业，使农村中“无地可种，无业可就、低保无分”的“三无”农民及农村中年幼失怙、年老无依和残疾等特困群体有了生活保障，在客观上支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便携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是国家的宝贵资源，他们为社会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流动性大，他们不仅被迫流动于城乡之间，并在单位间、城镇间频繁地变动工作岗位，还经常跨地域流动。但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并没充分考虑到农民工就业的特点，致使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很少。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即使是参保人数较多的广东、大连，农民工参保率也仅为20%左右。造成农民工参保率低的直接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够与农民工就业流动的特点相适应，使农民工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缺乏信任，对自己以后能否享受养老待遇心存疑虑。为此，我国应尽快建立与农民工劳动就业形式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便更好地促进农民工的充分就业。因此，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既要从一部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现实出发，建立过渡性的保障制度，又要考虑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稳定就业的需要，完善现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还要从农民工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的需要出发，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就可使农民解除一切后顾之忧，放心地到各地流动就业，保障自己应享有的权利不受任何影响，也可避免农民工因异地就业而退保现象的发生。总之，只有建立健全有利于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更好地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稳定就业队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篇2

经济的增长应意味着给予每一个人机会, 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抱负一展身手, 并不断改善自身的境遇。什么是好社会, 好社会就是能够让所有成员产生稳定预期的社会。社会给人们一个稳定的预期, 就是说, 如果人们做了努力, 社会就能给予回报, 那么, 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比如, 在美国, 人们相信国家为个人提供了机会, 这甚至成为“美国精神”的核心, 没有人能在这个社会坐享其成, 美国建国之初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欧洲, 但他的诱人之处就在于他为移民提供了发展机会。而且, 美国建国以来就致力于建设一个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的社会。有一种观点认为, 美国社会对贫富悬殊的容忍程度远远超出了其它西方经济发达国家, 其原因就在于它的社会目标和制度安排。又如, 日本经济在二战之后, 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 “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0%以上, 企业招聘与求职的学生数量相差不大, 一般说来是学生在挑企业, 人们眼中看到的社会依旧是平均化的社会, 东京移街头只有偶然才能看到表情呆滞, 脏衣裹身的流浪汉站在那里, 但也并未看到他们向过路行人乞讨什么。”日本经济学家西忠雄认为, 富裕的农村是日本经济不断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1947年到1950年日本的“农地改革”, 让日本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 在城里人还没有找到稳定生活的时候, 日本农民先富裕了起来。但是一旦工业、城市发展起来了, 无疑会迅速超过农业。日本通过在农村建立农产品流通体制, 在国家财政上长期拨巨款补助农业, 维持了农村的稳定与富足, 富裕的农村又带来了社会的稳定, 不会因为经济差别过大造成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剧烈流动。日本的劳动力既能滞留在农村, 也能在需要的时候送到城市, 没给日本就业造成大的压力。在城市, 日本的失业率低, 不少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大都在10%左右, 日本则很少达到5%的时候。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矢吹晋说“日本城市、农村能维持一个比较平均的生活水平, 大公司高管与普通职员在工资上没有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悬殊, 人人都有工作, 自然实现了社会的均质化。”中国在改革之初, 百废待兴, 人们认为到处充满了机会, 在饥饿之中也似乎总能看到希望, 就是“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可是后来的情况却并不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 因为中国后来的经济增长成为了一种难以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 在80年代, 我国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将带来0.32个百分点的就业机会的增加, 那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被称为“就业创造型增长。”可到了90年代, 这样的增长却发生了逆转, 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就业机会仅增长0.14个百分点, 而且90年代以来, 中国的产出增长的就业弹性一直呈下降的趋势。1990年, 中国的GDP增长为7.1%, 而就业仅增长了0.03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就业只增长了0.05个百分点。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 D P比重的50%, 我国却一直保持在10%—12%, 也就是说, GDP的高速增长与全民收入的增长并不成正比, 如果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 中国已无法为那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更不用说吸收那些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重构而丢掉工作的人员重新就业了。我国目前的失业率包括进城找工作的农民已达60%左右, 与战乱中的巴勒斯坦差不多, 有关资料表明, 2005年高校毕业的大学生, 找不到工作的高达300多万。根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表明, 目前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都存在“老养小”的现象, 有30%的成年人被父母供养着, 上海的一项家庭调查显示, 将近85%的不在读未婚子女仍需父母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 湖南的失业人群也愈演越烈, 30岁以下的失业者占失业总数的40%, 广东新增加失业青年人数竟超过了下岗人员, 他们无稳定收入, 大多数靠父母的经济维持生活。这说明, 中国经济增长的迅速与政治社会改革滞后之间的关系日益显著, 其含义难以预测和充满变数, 特别是长期以来的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远远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收纷至沓来就业人员。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温铁军指出:中国最基本的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以外, 还应加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作为一个标准, 无论上什么项目, 只要能带动就业, 那就是最好的项目。又如在拉美地区富饶的资源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富裕, 在过去的20年里, 在绝对贫困状态下的失业人口数猛增,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05年度报告里显示的是“拉美现象”和“拉美陷阱”即“有增长无发展”, 它们的现状也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深刻的参照系。

二、机会成本越高, 忍耐的可能性就小, 忍耐的时间也越短

市场经济是公开的强人经济, 它以大多数人对少数机遇的捕捉来激励社会, 以少数成功人士的富有, 鞭策祈求致富的大多数人。但是, 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公平正义, 也就会失去机会均等, 无论经济多么发达, 将是更容易滋生犯罪的民族。传统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在努力与回报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 才所以成为了长期停滞的社会。中国的科举制度好像穷人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发展, 但实际上, 穷人从这个制度获得发展的机会极具偶然性, 近代史上的洪秀全就是从14岁到40岁先后四次考秀才, 但未能如愿, 最后身心交瘁, 还半真半假地大病了一场, 后来, 在冯云山的促进下才最终决定造反。美国经济学家托克维尔指出:经济快速增长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好事, 然而经典的案例表明在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迅速迈进时, 社会动荡爆发的频率反而更高, 例如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 政治暴力普遍发生在那些经济发达的邦里。而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 恰恰是发展最快的地方人民不满情绪最高, 这正如一个人同时被手铐、脚镣所束缚时, 他对自由的憧憬微乎其微, 然而, 一旦手铐被打碎, 脚镣的存在就会变得百倍不能容忍, 即当经济增长唤起的心理预期远远超出它能实际满足民众程度时, 普通的社会颓丧就会应运而生, 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意味着不同产业和地理区位之重要性的此消彼长, 还意味着不同类型劳动力之稀缺性的重新洗牌。它通常会创造出两类群体即“新富民”和“新贫民”, 前者是“心怀不满的获益者”, 后者是由于绝对和相对福利水平下降, 怨恨程度尤甚的群体。这些因素都使得通向新的社会政治均衡的过程中具有高度的不稳性 (《南方周末》2006.6.15) 。这就是著名的”托克维尔”效应。80年代以后, 城市无以谋生的人群开始大量加入其间, 由于中国农村人多地少, 使农民在最简单的生活状态下会立即转向下一个新的目标, 即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那就是金钱的机会。而走出农田的机会也不仅仅是剩余的农业劳动力, 而是农村全体成员的整体倾向, 一切可以被利用的资源都被用来向社会索取财富。因为几亿农民走出农田, 但真正能在城市社会站稳脚跟或发财的毕竟是少数幸运者, 绝大多数的农民仍在不断地流动和寻找机会, 流民潮几乎就成了社会的一个大火药筒。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当亿万人处在一种盲目状态下由于相互间的情绪共振作用, 可以毫无理由地使每一分子产生强烈的致虐心理和报复的欲望, 每一分子的这种情绪, 随时可能爆发一场没有首领及目标的死亡性运动。而在此时, 任何一个偏激的, 反权威的思想和信念都极易根植于人的意识深处, 一个极端的反社会的团体往往在这时最容易抓住它的基本群众, 而在这以后, 反社会的心理也将长久地影响处于流民潮的每一个人, 1989年的“学潮”就是一个极好的写照。“严打”已作为一种社会和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办法, 但对有些人来说, 如果通过一次犯罪可能带来巨大的收入, 让家人“幸福和欣慰”, 纵然付出生命的代价又何足惜哉!在高额的利益诱惑面前, 死刑有时就变得无足轻重, 死刑的防线也便随之崩溃, 尤其是改革以来的私有化浪潮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 也使老百姓的忍耐程度降到了空前之低。世界银行行长沃尔汾森指出:“贫困是最主要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是许多人被迫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 不得不找不正当的职业生活”。近年来, 武侠小说经久不哀, 替天行道, 劫富济贫, 路见不平, 拨刀相助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正缘于此。对很多人而言, 守法对他们失去了意义, 因为守法的成本高, 违法的成本低, 甚至不需要成本, 在这个“饿死胆小的, 撑死胆大的”, 只要违法就发财, 老实守法就受穷的思想的影响下, 许多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改变。翻开中国的历史,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 老百姓就在不断地周期性地消灭富人, 王权侵害成为普遍的现象, 如明朝的朱元璋就热衷于“吃大户”, “民之人家大抵皆破”, 历代王朝也无一例外地毁于流民之手, 破坏力极强的农民大军一旦组织起来与政府相对抗, 这个政权事实上就已经跨台了, 根本就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由此追溯下去, 就可以发现中国近代社会积贫积弱, 一蹶不振的病根。中国的农民纯朴本分, 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吃饱肚子和耕作自由, 生存问题是一个瓶颈, 当为生存挣扎时, 魔鬼是被制服在瓶子中的, 如果瓶颈一旦被突破, 魔鬼被放出来了, 你还能让它回去吗?魔鬼指的是什么?它指的那些贪婪和制造财富的欲望, 一个社会是一个互依互存的整体链条, 不论哪一个环节断开, 都将影响链条的整体运转, 一个人偷东西, 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 一家人偷东西, 我们可以说这家人有问题, 但是如果整个村子, 很多村子都偷东西, 而且“光明正大”地偷东西, 哪一定是社会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孔子说“社失求诸野”, 当国家的整体秩序丧失以后, 还可以到草根处找回社会重建的根基, 野火烧尽之后, 只要草根尚存, 就有风吹又生的那一天, 最可怕的是草根都烂了, 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虽然封建王朝的法律长达几十卷, 条款上千条, 这种严密的法网并没有成为法治的象征。贫穷不仅剥夺了人们乐施好善的权利, 而且在他们面对本来可以通过各种德性来避免肉体和精神的邪恶时, 往往会变得无力抵抗。总之, 经济停滞和贫穷会带来广泛有害的社会后果, 当人们无处就业, 生活困苦陷入绝望时, 最容易解脱的办法就是转向吸毒或暴力加以逃避, 严酷的现实反映在生活中就是犯罪和发泄不满。环顾全世界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互相杀戮的是贫困的非洲、亚洲和中美洲各国, 富裕国家的人民无论在本国内还是其它国家来说则是相安无事。在上个世纪也正是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才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兴起, 并最终把两国引向灾难。近十年来, 正是经济上的困难和不安全感孕育了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各国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 贫穷不仅滋生罪恶, 也助长集权政治和威胁和平。

三、“贫富悬殊是富人向穷人发起的一场生死决斗的挑战”

贫富悬殊形成的危害不仅在于富人们垄断了社会财富和资源, 也同时垄断了机会。先是挫伤了低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影响社会生产, 最终造成社会不稳定和动荡不安, 对富人而言受到威胁的不仅是财产安全甚至是人生安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一直0至0.2之间, 收入分配的差距过于平均, 改革开放至上个世纪90年代, “基尼系数”直线上升, 但一直维持在0.3至0.4之间, 这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相对比较合理。而超过0.4就不合理, 收入分配的差距属于偏大。近几年来,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以上, 突破了0.4的安全警界线, 进入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警界线。其次,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警界线为1∶3, 超过这个比例就意味着社会安全存在严重的风险, 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已远远超过了这一警界线, 使低收入阶层和农民产生了一种“相对剥削感”。面对不成熟的市场经济, 剥削压迫、剩余价值、经济危机等情绪就会普遍涌入人们的头脑, 企业待遇好的时候, 人们享受着被雇佣的神仙感觉, 企业待遇差的时候, 人们又会痛骂资本的贪婪, 这种心理失衡就将导致仇富和报复社会的行为。有关资料表明, “1984年全国发生绑架劫持人质案件5起, 1985年12起、1986年16起, 而在2000年后到2004年, 公安部公布的绑架案的数量达3863起, 他们绑架的主要对象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和文体明星等名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指出:“不少绑匪都是”“三无”人员, 经济上属于典型的低收入群。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由十大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其中城乡无业、失业或失业人员阶层, 包括失业失地, 待业人员等, 他们自成为一个阶层。对犯罪进行深入分析, 需要建立成因模型, 需要从社会震荡源和社会生态系统去分析, 可以看出, 这正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新近蔓延开来的犯罪形式。社会学理论指出, 人只有在对社会彻底绝望的时候, 才会出现反社会行为, 而之所以会出现让“弱势群体”感到绝望的局面, 从根本上看, 是因为“社会排斥”机制发展得过于严重造成的。当被“排斥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地归结为那些“排斥群体”的剥夺时, 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可能, 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社会能不能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 往往并不取决于强势群体的生存和理想状态, 而是取决于“弱势群体”的生存和理想状态, 社会风险也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上爆发。在缺乏公平的社会里, 许多富人的出现, 正是以成千上万穷人的痛苦为代价的。正如德国哲学家淑本华所说“贫富悬殊是富人向穷人发出的一场生死决斗的挑战。”康德也说“人只能是目的, 永远都不能成为手段”。或者说, 人的生命不能成为他人幸福或生存下去的手段。也恰如李瑞环同志曾经指出的:“许多事情我们可以讲一个理由、一万个理由, 但民以食为天, “饭”字半边是个“食”字, 半边是个“反”字, 没有食就会反。“9.11”事件以后, 有的学者就指出“这次恐怖事件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全世界范围内财富分配本不平衡, 很多恐怖主义分子都是来自最穷的国家, 他们没有希望, 他们都是生存在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 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 你们才是安全的。”公正是对人格的尊重, 可以使一个人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能量, 不公正则是对人类心灵的一种践踏, 是对文明的一种挑衅, 是对社会的一种罪行。在当今追求速度与效益的工业化时期, 不能牺牲公平问题, 因为失去公正的结果便是失去民心。

四、公正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和目标

社会之所以需要公平, 是因为作为公平调节对象的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 无论是物质财富, 还是权力声望等各种社会资源如果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随处可得, 当然也就用不着建立一套规则进行配置。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统一到分裂, 和平到战乱, 具体的原因很多, 但总的规律就是统治者在坐稳江山以后竞相蚕食公共利益, 不断地挤压大众的生存空间, 导致跟“多数人”过不去, 打破了老百姓的生存底线。一次次总爆发, 总清算就在所难免, 一旦这种清算到来, 就不再是以“过得去”为目的, 他们不但要清除把路堵死的那些车道, 还要赶走所有占道的甚至没有占道的东西, 推翻砸烂, 放火焚烧之类的极端行为都不可避免。大同思想宛如一条幽深的峡谷, 中国社会在这幽深的大同之谷长期逡巡不前, 它已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世界观上表现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在价值伦理规范上则主张“平均主义”、“整体主义”、“中庸”、“和谐”, 而且早已化为一种实践运动,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之奋斗。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的历次农民起义无不要求“均贫富, 等贵贱”。连孙中山也响亮地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 甚至毛泽东也不例外。进入21世纪后, 平均主义幻想已被抛弃, 但公平原则因大众力量不断增强而日益得到体现, 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制度改革, 其目的之一就是为打破“平均主义”造成的不公平。但20年后, 改革不断深化之际, “公平”又成为新的着力重点, 目前中国社会0.5%的家庭拥有60%的个人财富, 富有群体拥有大约1.5万亿美元的资产, 在未来还将以13%左右的比例增长。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社会发展永恒的难题, 如同两根肋骨对拉着, 缺了谁也不行, 是支撑也是矛盾, 当我们太强调公平的时候, 社会牺牲效率, 但是因为不公平引起的社会冲突如果太尖锐了, 就会引起混乱, 所以效率与公平永远是矛盾的。市场经济社会如果缺乏有力的法制约束, 没有多元化的权力制衡又是可怕的, 它必将是一场灾难。一个社会无论效率多高, 如果缺乏公正, 那就不能认为它比效率低, 但比较公正的社会更理想, 必须使公平成为改革的一面旗帜。有学者指出, 目前中国改革的共识之所以基本破裂, 改革的动力也基本丧失, 就是源于相当一部份群体在改革中的利益受损以及对未来改革利益进一步受损的恐惧。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 超过60%的城市公众认为身处社会中下层, 这反映出潜藏在社会公众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变化。改革以来, 人们似乎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共识, 似乎为了建设一个好的体制而牺牲公平是一种必要的代价, 这无疑是使改革越走越窄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新的改革观应当包括公平这个人是最重要的价值。我们目前看到的变化还大都在表面, 没有中国人心灵结构的变化, 没有市场伦理的变化, 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 中国的城市化经济也将付出代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并不单纯是一种学术, 它同时仍是国家政治理论的基石, 是维系亿万人民道德伦理信念的精神支柱, 是社会凝聚力和行动力的精神来源, 是社会稳定和安宁的思想保证。

参考文献

[1]、杨帆.卢周来《中国新世纪的前途与选择》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

[2]、和弦《名人演讲在清华》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

[3]、汪同三, 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与改革动向【N】.中华工商时报, 2003.12.08

如何实现经济与就业同步增长 篇3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2000美元，是一个国家发展中的敏感阶段，是严重社会动荡和危机的多发期，而我国正处于这一特殊阶段。因此，最大限度地维持就业的增长，把失业率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让老百姓的收入能持续增长，是化解改革矛盾、消除利益结构调整冲击、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保持很高比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条件下，解决城乡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和治理失业顽症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增长能够不断创造就业岗位，使就业增长得以保持与经济增长同步。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澄清一些政策认识，在改革和发展中确立更加明确的就业导向。

一、为什么增长不能创造相应就业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不完全同步。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每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能拉动就业增长约0.4个百分点，约180万个就业岗位；而到90年代初，则只能拉动约0.2个百分点，约13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则进一步下降到0.1个百分点，约70万个就业岗位。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调整，造成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无法适应新的岗位需要，产生结构性失业，导致自然失业率上升。根据计算，我国的自然失业率1978—1984年平均为3.79％，1985—1988年为0.33％，1989—1995年为1.77％，1995年以后为4.43％，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呈逐年上升趋势。可见，近年来我国失业率的提高，自然失业率的上升是主要原因。由于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法调节自然失业，所以，尽管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却难以带动就业的同步增长。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周期性失业，但其拉动就业的效果与其所引导的投资方向密切相关。如果其引导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就业吸收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效果就非常明显；否则，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将大大削弱。我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显著拉动了经济增长，但由于其引导的投资方向，主要是资本密集度高、就业吸纳能力低的行业，导致反周期措施拉动就业的效果比较微弱。

第三，能够有效创造就业机会的非传统经济部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伴随经济成分的日益多样化，我国的就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单位就业的比重逐渐下降，主要由民营经济和非正规部门提供的单位外就业比重逐渐上升，已成为我国就业的主渠道。2003年，我国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2.56亿人，而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1亿人，单位外就业人数高达1.47亿人。但是，与传统经济部门相比，民营经济部门无论是在融资还是在市场准入等方面，都明显处于不对等地位。近些年经济增长的就业效果不明显，与这种政策倾向有很大的关系。

二、如何实现经济与就业同步增长

首先，以就业优先原则统领国家各项经济政策，以就业为标准排定政策取向的优先序。在确定政策实施的先后次序时，以就业政策优先；在产业布局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在企业发展中，以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优先；在宏观调控方面，将增加就业作为优先的考虑因素；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这样，就会形成劳动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劳动力素质得到迅速提升、周期性失业得到充分调控的良好局面，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同步才具有了现实基础。

其次，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就业机会。当前，商品和资本的国际间流动日益加速，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我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只有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才能有效避开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充分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商品基本能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依然困难，而我国的比较优势恰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因此，我国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优势，就必须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实践已经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因此也应该成为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

三、在促进就业中政府和市场如何分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始终应该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促进就业主要依赖劳动力市场机制。目前，无论是在机制还是在功能上，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善。一些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政策，导致城乡、地区、所有制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缺乏竞争机制，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损害了劳动者平等自由的就业权利的实现，破坏了公平的就业环境，阻碍了就业的扩大。因此，充分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维护和尊重劳动力市场机制，应该成为我国促进就业的第一要务。

充分重视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在促进就业中无所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积极促进就业。

首先，选择符合国情的劳动力市场规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国往往面临着如何选择劳动力市场规制手段的问题。能否扩大就业，是进行制度选择的重要标准。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由于执行了一系列更容易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的规制措施，使其就业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美国。而美国在90年代实现了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同时并存的局面，恰恰使其劳动力市场具有良好的灵活性。我们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伊始，应该充分借鉴国际经验，选择适合国情的规制措施，确保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不至于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性。

其次，为劳动力市场的高效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劳动力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难以靠市场机制本身解决的问题，政府在这些方面应该积极补充。例如，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服务，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企业和个人难以有效提供；同时这些公共服务又能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降低自然失业率，政府应该积极介入，有所作为。

第三，矫正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增长方式。对于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选择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就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成为产业的主体，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并且使尽可能多的劳动者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劳动力是我们的比较优势，符合比较优势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只有资金和劳动的价格都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依靠市场的诱导，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才能形成。

第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提供有效支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形成，有赖于社会保障功能与市场竞争标准相分离，使企业按照其需求使用劳动力，而社会保障的职能则交给社会执行。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必然要承担过度的社会职能，面临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劳动力市场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妨碍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至关重要。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篇4

分配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分配是生产的结果和延续，但分配对生产又有重要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分配水平对生产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生产着消费，但消费也生产着生产。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收入差距拉大对经济发展产生紧缩的束缚作用并难以解脱。

收入分配对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有直接影响。鼓励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收入，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也就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相反，收入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在一个单位内部同工者不能同酬，在全社会收入向少数人倾斜，就会使多数人产生不满情绪，降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也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各国研究证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大小与社会治安案件发案率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大则治安案件发案率高，反之则低。分配政策与我们党的宗旨密切相关。我们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讲，就是要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美满的生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效调控收入分配差距，会使绝大部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能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提高。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甚至是两极分化，让极少数人过上奢华的生活，而大部分人的生活却未能改善，将会失去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和信任，这是我们党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社会保障制度有着维持社会稳定，调节经济发展等项功能。正如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断言的：“一个想从社会那里得到养老金的人是最安分守己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得到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将同样得到证明。社会保障具有十分有效的平衡需求的作用。在经济衰退时期，社会保障通过给失业者、老弱病残者的扶助，增强了这部分人的购买力，抑制了个人收入的减少趋势，消费需求随之增加，社会总需求也相应扩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在消费需求不足的.特殊时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有利于改善居民的心理预期，扩大消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经济高涨而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支出相应缩减，社会保障基金因此增大，减少了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最终又使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

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就业是前提，没有就业，就谈不上收入分配，个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保障，积极促进充分就业，通过收入增长的途径，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源头解决社会致贫的根源;收入分配是建立在就业基础之上的，但国家可以通过对制定法规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最后一道“安全网”，它能够调节由于失业、分配不公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二、有关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监测指标和警戒线

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而密切的关系，从是否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对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情况进行考察和监测就是十分必要的。这里，首先需确定考察和监测的若干统计指标，并运用这些统计指标对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进行监测和预测，再综合各种因素确定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若干警戒线，从而可以及时或提前发出预警信号，以便改善和加强有关工作，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有效运行。

按照国际通行的统计指标和已经成熟的统计方法，涉及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统计指标是比较多的。各项统计指标和数据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国家统计系统的资料取得。虽然各项指标数据都很有价值，但作为宏观监测指标，还是过多过繁。因此，有必要选择某些核心指标作为监测的基础，并确定其警戒值。我们认为核心指标可以是以下6个：

(一)GDP增长率

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经济发展可以带动就业增长，可以使居民收入增加，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因此应成为首要的核心统计指标。在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溶为一体的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形势也密切相关，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必然受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确定中国经济增长是否适度不能离开世界经济的发展动态。为此，我们将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作一个比较，如表1。

表1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GDP增长率比较 %

年份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篇5

该文运用国际贸易理论定性的分析了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定量的分析了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出口导向率对总产出有促进作用,进口渗透率对总产出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净出口额增量占GDP比值对就业人数增长率有积极的拉动作用.表明FTA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

作 者：黄庆 陈柳钦  作者单位：黄庆(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南昌,330013)

陈柳钦(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300191)

刊 名：鄂州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EZHOU UNIVERSITY 年，卷(期)：2004 11(3) 分类号：F061.3 F740 关键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总产出   就业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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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篇6

一、总体形势

当前，经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大庆稳投资面临诸多压力和考验，表现出新的状况和特点。

一是综观投资运行基本走势，规模总量出现大幅下降、内部结构发生明显变化。1-3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1%、全省同比下降10.9%，虽然对比1-2月份降幅分别收窄8.4个和16.7个百分点，但对经济发展负向拉动依然较大，短期内深度承压局面很难发生根本性转变。大庆投资整体情况与全国、全省宏观走势基本吻合，前三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4.3亿元、同比下降20.6%，其中3月份环比增长6.4倍，降中趋稳、回暖向好明显。从总量构成看，地方投资成为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在中直投资同比下降32.4%的情况下，地方投资逆势上扬、增长11.1%，占总量比重也由去年同期的27.2%提高到37.9%。从产业领域看，第二产业成为拉低投资的减量因素。尽管三次产业投资均处于下行区间，同比分别下降33.9%、21.7%和11.7%，但二产投资缩减程度占下降总额度的60.7%。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成为促进投资的有力引擎。采掘业、房地产、热电水气生产供应业投资同比分别下降27.4%、48.6%和4.5%，而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8.4%、正向拉动投资4.8个百分点。从区域布局看，县域投资成为统筹发展的突出短板。四县固定资产投资中仅肇州县保持正增长，林甸县下降16.2%、杜尔伯特县下降33%、肇源县下降50%，平均降幅为21.7%、超过全市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

二是理性分析投资减量因素，既有深层矛盾的累积传导、又有市场波动的叠加震荡。主要表现为：原油调减带来中直投资下调，大庆油田全年计划减产105万吨，一季度产能投入同比下降48.9%、二季度预计下降16%，全年预计下降40%左右、将产生100亿元的投资减量。财力趋紧压缩政府投资空间，前三个月地方财政收入完成44亿元、支出达到98.6亿元，预计全年财政减收20.8亿元，财政收支矛盾凸显、投资保障空间有限。生产不畅导致企业投资缩减，受市场需求和原料供应限制，一季度全市239户规上工业企业减产、下降面达52.9%，投资减少10亿元、同比下降29.5%，短期内难以出现根本性逆转。消费低迷加剧服务投资萎缩，旅游、餐饮等消费快速回暖迹象不明朗，一季度服务业投资同比减少1.1亿元、下降11.7%，预计全市限上批零住餐单位年收入下降50%的将超半数、服务业投资扩张动力严重不足。招商质量限制项目投资转化，近3年引进800多个项目、到位资金900多亿元、平均每个仅为1亿多元，今年落地的35个项目、到位资金只有19.3亿元，项目规模小、成长性差导致投资到位率、转化率偏低。

三是全面审视宏观政策环境，稳投资面临诸多利好条件、存在较大增长空间。主要是：宽松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资金，中央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定向降准释放1.75万亿元资金，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等方式提供低成本贷款2.85万亿元，为110多万户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办理延期还本或付息，为我们缓解企业经营压力、扩大生产投入提供有效现金流。积极财政政策放大刺激性效应，中央安排预计1万亿元规模的预算内资金，发行预计总额2-4万亿元的特别国债，提前下达1.29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为我们扩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带来重大利好。定向扶持政策带来区域性红利，国家对东北振兴专门出台产业转移中央预算内资金和重大项目专项补助政策，对园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项目前期经费给予最高45%-60%的补助支持，为我们承接重点项目、扩大产业投资创造良好条件。新型基建政策激发扩张性需求，国家大力布局以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仅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投资规模就达5000亿元，为我们实施城市轻轨等重大功能项目注入强劲动能。民生保障政策催生基础性潜力，国家明确以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债倾斜、社会资本参与等方式，支持改造老旧小区3.9万个、比去年增加近1倍，并同步提升社区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为我们扩大民生投入规模、挖掘投资潜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外埠经验

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均把扩大投资作为保障经济健康运行的“减震器”和“稳压阀”，千方百计拓宽融资渠道、审慎稳妥调整投资方向、内引外联释放集聚效应，探索出许多可借鉴、可复制、可操作的有益经验。

一是招商引资带动。突出以产业链延伸为方向，制定上下游“招商图谱”，创新产业链招商、定向定位招商，推动意向变合同、合同变项目、项目变投资。比如，苏州市发布由106条投资线路组成的“开放创新合作热力图”，绘制包含655万平方米可用空间的“平台载体导引图”，提供68.8平方公里地块的“产业用地供应图”，公开718项合作需求的“投资合作机会图”，让招商团队“门清”、让招商对象“路熟”；

盘锦市重点确定石化及精细化工、能源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8条产业链，由市领导担任“链长”，建立“一名链长、一个产业链、一套招商机制、一抓到底”的育成模式，加大主导产业投资落实力度。

二是金融助力驱动。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企业转，用足用好国家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支持，尽快形成实物投资量。比如，北京市提出对普惠型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20%”、“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较2019年再下降0.5个百分点”以及“无还本续贷占比提升20个百分点以上”等量化要求，帮助企业稳定生产、扩大投资规模；

上海市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针对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推出定制化金融产品和专属服务方案，提高对制造业中长期信贷不良率容忍度。

三是债务扩张牵动。借助国家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契机，聚焦园区建设、社会事业、交通基础设施等公益性领域，谋划、生成、储备债券项目。比如，洛阳市创新债务组合模式，实施“贷款+专项债”混搭投资，通过省级财政部门发行轨道交通专项债，获取债券资金50亿元、贷款94亿元，用于建设城市轨道项目；

江门市利用置换债券“三年置换过渡期”、政府融资利率比市场同期降低3.5个百分点的政策，扩大土地储备、市政道路、重点产业、污染防治、医疗卫生、乡村振兴等战略项目投资，有效拉动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新型基建拉动。围绕“新基建”7大重点领域，结合产业方向和市场需求，注重底层基础平台、中间层通用技术、上层行业应用协同发力，配套制定应用规划、吸引战略投资者。比如，上海市制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确定第一批48个重大项目和工程包，重点建设5g和固网“双千兆”宽带、100家无人工厂和生产线、15万家云上平台企业、10万个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桩及智能末端配送设施，总投资达到2700亿元；

重庆市与腾讯等顶级供应商合作，策划“新基建”重大项目动态库，引入中国智谷超算中心、智慧广阳岛等250余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300亿元，近期已集中开工22个项目、总投资815亿元。

五是社会资本联动。深化“放管服”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采取股权、债权多元组合方式，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公共服务、城市功能升级，拓宽社会化投资来源。比如，北京市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住房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61个重点项目，通过ppp、合作开发等方式引入社会资金383.8亿元，占项目总投资规模的31%；

青岛市制定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23条措施，在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拓宽民间投资融资渠道、支持民间投资创新发展等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建立20支总规模达253亿元的产业基金和创投基金，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长21.7%，其中工业民间投资增长60.3%。

三、举措建议

针对疫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市委市政府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增动能的重中之重，着力挖掘在建存量、扩大招商增量、优化环境变量、拓展要素流量、提高民生质量，预计1-4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前三个月提高8.7个百分点，预计上半年投资可完成170亿元左右、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4.6个百分点。在经济发展日趋回暖情况下，提高投资效率已成当务之急，必须坚持短期刺激与长期效应相统筹、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相结合、挖掘存量与提升增量相贯通、多元投入与持续产出相配套、有效投资与防范风险相衔接，积极稳妥有序引导投资流向，着力补短板、解急需、促升级。重点通过“十个一块”举措稳投资：

一是计划落地保一块。大力实施“三百行动”、创新“四办”举措、优化“五制”服务，确保现有387个重点产业项目落实投资计划、保证550亿元投资强度，尽快启动实施一批储备项目、扩大投资转化规模，预计可新增落地重点项目30个左右、增资10亿元左右，按年度投资完成率90%估算、可增加产业投资9亿元。

二是协调中直稳一块。支持油田全面打好精准开发、降本节支、结构调整、市场拓展等“提质增效攻坚战”，争取中石油集团稳定产能投入、扩大维修改造投资，帮助石化、炼化公司申请新上技术改造项目，全年油田有望增加投资30亿元左右、两大石化企业增加投资6亿元，中直板块可形成近40亿元投资增量。

三是招商引资增一块。借鉴外省市“产业链链长”制度、完善“总服务员”机制，由市级领导分领12个招商专班，围绕“油头化尾”、汽车装备、食品加工、金属新材料、医药卫生等重点产业领域，采取视频洽谈、云上签约、委托代理等模式提高招商针对性和成功率，预计全年可引进项目100个、到位资金达到152亿元。

四是新兴领域育一块。抢抓国家大力发展“新基建”重大机遇，培育5g商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运用、电子商务、无人配送等新业态新模式，重点推进数字油田、数字政府、华铭大数据产业园、高新智慧园区和百个村级电商服务站项目，可拉动直接投资近6亿元，催生近10亿元的周边潜在投资市场。

五是债券增资融一块。围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抗疫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领域，筛选一批公共卫生、市政设施、应急物资储备等项目，积极对接争取、最大限度集聚政策资金，全年可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项目投资9亿元，其中专项债券投资5亿元、一般债券投资4亿元。

六是转移支付争一块。借助中央应对疫情影响、扩大预算内资金支持契机，争取矿区生态恢复、城乡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改造等公共领域项目投资，谋划以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获取经营性项目资金倾斜。目前，已争取到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随着申报项目的逐步落地，新增投资总量可达21亿元。

七是民生工程拓一块。加快教育、医疗、环保、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关注热点领域项目进度，支持油田、石化公司实施西区南区污水处理厂达标改造、余热利用清洁供热二期项目，推进左思高中迁建、兰德学校扩建、交通职业学院新建，预计可新增投资近20亿元。

八是盘活资产挖一块。系统梳理市县两级政府非办公类资产，全面摸排“半截子”工程和企业厂房、商住楼宇等闲置资源，重点盘活市福利中心、军供站、红岗第七医院、艺校等价值较高的固定资产，谋划引进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项目，未来投资潜力增量可达15亿元。

九是多元投资撬一块。推广萨尔图区环卫保洁市场化运营经验，以bot、ppp等方式拓宽社会资本进入城市运营通道，实施市区供水供热管网改造、垃圾焚烧发电等社会化项目，全年可产生投资增量近6亿元。同时，谋划推进垃圾污水处理、大型文体场馆等项目“打包”市场化运营，可拉动社会投资规模5亿元。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篇7

一、经济与就业关系的模型

(一) 索洛模型

宏观经济学通常借助于生产函数来研究经济增长。宏观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t=Atf (LtKt) , 式中Yt, Lt, Kt顺次为t时期的总产出、投入的劳动量和投入的资本量, At代表t时期的技术状况。根据生产函数可进一步得到一个描述投入要素增长率、产出增长率与技术进步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分解式, 即索洛模型:GY=GA+琢GL+茁GK (式中GY为产出的增长率, GA为技术进步的增长率, GL, GK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和为参数, 它们分别是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 。从索洛模型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是正相关的, 经济增长将推动就业的相应增长;技术进步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及劳动与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与就业增长率呈负相关。

(二) 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回归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相关 (非确定性) 关系的一种数学工具。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则对研究两个数据分布大体上呈直线趋势的变量相关关系更为有效。运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预测社会经济与就业关系时, 必须选用合适的统计方法估计模型参数, 并对模型及其参数进行统计检验。

首先, 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其中yt=b0+b1xi+滋i, b0、b1是未知参数, 滋i为剩余残差项或随机扰动项。

再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的估计, 要求满足以下条件:

最后, 对各参数变量进行t检验与可决系数检验。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数据处理与实证研究

(一)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数据分析

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 (2009) 数据计算表明 (见图1) , 1978-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发展呈现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1978-1989) 我国GDP增长率对就业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两者基本上呈现正相关的态势。例如1985年GDP增长率为25.01%, 就业增长率也达到较高点3.48%;1989年增长率达到考察期的较低点13.27%, 就业增长率也降为同期的最低点1.83%。第二阶段 (1990-1995) 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关联性不大, 就业增长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微弱。这期间, 我国GDP增长率的平均值为23.26%、比上一阶段高出8个百分点, 而就业增长率的均值仅为3.67%、只比上一阶段高出0.71个百分点。第三阶段 (1996-2000) 我国GDP增长回落, 就业增长变化不大。第四阶段 (2001-2008) 我国GDP增长率出现回升迹象, 平均增长率达到15.83%, 而就业增长率平均值为0.91%, 低于上期0.25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受到许多因素制约, 不同时期差异很大。

(横坐标:年;纵坐标:%)

GDPR代表GDP增长率, YR代表就业人数增长率。

(二) 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分析

图2为我国GDP就业弹性三项移动平均趋势, 其中z代表GDP就业弹性 (1990年就业增长率异常, 采用前后两年的均值) 。从图2可以看出, 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并未引起就业增长的相应变动, 就业变动对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反应迟缓;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呈下降趋势。这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

三、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计量结果分析

通过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计算分析, 笔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低就业效应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一)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关关系的分析

根据1978-2008年间GDP的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 所得到的相关系数仅为0.024495, 显示两者之间相关性极差。但根据同期GDP与就业人数所得到的相关系数为0.603293, 显示两者之间相关性较强。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 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总量增加的基本条件;其二, 受就业弹性的影响, 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非一致性。特别地, 在就业弹性下降的情况下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高经济增长率可能伴随着低就业增长率。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不足就是这一特例的表现。由于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指标的波动较大, 两者回归关系不显著, 这里用我国各年的GDP对就业人数分期作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表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四个时期我国GDP对就业人数的回归检验都是显著的, 拟合效果比较满意, 这同样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就业的决定性因素。比较1990-1995年和1996-2000年两个时期回归结果, 发现后一时期的结构参数值要大于前一时期, 这意味着在被限定的单变量回归方程中, 1996-2000年期间, 我国GDP每增长l亿元所能带动的就业人数增加 (0.151792万人) 要大大高于1990-1995年的平均水平 (0.076959万人) ;且后一时期的值高于前一时期, 这说明我国GDP对就业量变化的解释力在1996-2000年期间相对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 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对于扩大就业更加有现实意义。

(二) 我国宏观生产模型检验及意义分析

为了考察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与要素投入的关系, 这里运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对数形式:其中, Y、K、L分别表示图民经济总产出、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要素投入, 分别是对应解释变量资本、劳动的参数, A为除要素投入之外的综合因素。现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亿元) 表示总产出, 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表示资本投入, 以年末就业人数 (万人) 表示劳动投入, 得到1995-2008年时间段的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2)

输出结果显示, 样本拟合优度很高, 表明样本的拟合优度理想;且能通过F检验, 变量 (对数值) 之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成立。以2000年分界的前后两个时期中, 的样本估计值由1.799816下降到0.667145, 表明资本投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以2000年分界的前后两个时期中, 的样本估计值由-8.189848上升为1.674737, 表明劳动投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大。

四、结束语

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前提条件, 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就业量的增加将提高劳动者收入, 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要实现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还要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于欠发达地区, 应选择劳动密集型经济。并且要提升劳动密集型经济的技术水平和集约程度, 实现劳动密集型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应重点发展商业零售、交通运输、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物业管理等就业增长弹性大、吸纳劳动力多的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 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按外资的就业弹性和职位绝对增加量等指标来引导外资的地区流向。

努力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转效率, 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发展农业产业化, 鼓励农民从传统的粮食生产转向就业弹性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 减轻和延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速度。

参考文献

[1]赖小琼.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J].厦门大学学报, 2001, (3)

[2]李俊锋, 王代敬, 宋小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两者相关性的重新判定.[J].中国软科学, 2005 (1)

[3]肖灵机, 徐文华, 熊桂生.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制度解释及制度安排.[J].当代财经, 2005, (6)

[4]李晓嘉, 刘鹏.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5 (10)

[5]陈桢.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 2008 (2)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篇8

关键词：就业现状；经济增长；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令全世界瞩目：1978到2013 年，GDP 平均每年增长9.5%；然而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就业人口平均每年仅增长 1.2%，尤其九十年代以来，失业率不降反升。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呈现出明显的“高增长、低就业”局面。我国的就业压力大，不仅表现在总量上的供大于求，结构性失业问题也非常严重。我们先来看看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现状。

首先，作为人力资源大国，我国的失业率却不断攀升，且伴有严重的结构性就业问题。

第一，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近年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提升。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和失业率一直呈上升的趋势。截止1985 年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数为 238.5 万人，失业率为 1.83%，到 2013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已经增加到了 926 万人，失业率上升为 4.15%，分别比 1985 年增加和上升了 678.5 万人和 2.3 个百分点，并且城镇登记失业率从 2002 年以来一直维持在 4%以上，居高不下。

第二，我国的就业压力，不但在就业总量上供大于求，更表现为严重的结构性就业问题。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和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就是最好的证明。一方面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新产生的失业青年（其主体为高校毕业生）。另一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大量的岗位需求得不到满足。如近年的“用工荒”“精英人才的缺失”等。

其次，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快速增长。

从理论上说，经济增长是就业增加的根本源泉。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如下：经济的增长会提升就业率，经济的衰退会降低就业率。而我国却恰恰相反，经济增长未能拉动就业率的提升，且失业率连年提升，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都给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了许多隐患。

造成我国陷入“高增长低就业”怪圈的原因，需要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剖析。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良好，这说明我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并非是经济增长导致的。下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第一，我国的各项财政、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较快发展，却没有拉动就业率的提升。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实施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旨在刺激消费。同时，多次发行国债，并引导商业银行发放贷款，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性行业：农业、林业、养殖业，道路交通设施等，而这些基础设施性行业并不具备足够的劳动力岗位供给社会。也就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逆就业属性。另外，地方政府部门在规划时，不约而同都纷纷把GDP 增速放在首要位置，这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一些“假大空”企业的出现，短期内业绩不错，GDP增速“喜人”，但长期来看，许多资源浪费，对就业增长没有半点助力。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连年下调利率，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事与愿违，居民反而倾向于高储蓄，低投资——这与人们对于失业等种种不稳定性因素的预期不无关系。于是便形成了“低利率、高储蓄”的怪现状。大型企业往往是各商业银行放贷的首选，而中小企业贷不到款，融资成本大大提高，不利于企业发展，更不利于就业的增长。利率在较低水平下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在失业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大型国企工资增长较快，劳动力成本提高快，资本却相对中小企业便宜，从而演变为资本替代劳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却不能带来应有的就业增加。

第二，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不足，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基本变化很小，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攀升。2013年以前我国的第二产业比重一直最大，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占比最大的第二产业已经开始向集约型、技术型转变。这就造成了很多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具体表现为劳动力被机器所代替，现代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又进一步加剧了失业。理论上讲，第三产业本身增加就业机会的能力是第一、二产业所无可比拟的，但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在增长，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未能充分发挥其促进就业增长的作用。

第三，作为人口大国，供大于求的劳动力资源配置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人口总量大，总体上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市场需求，劳动力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总的人口增量分别在1982年和1987年达到了峰值。并且在1982 年和1985 年出现了城市人口“增长潮”。我们不妨按照每个人从16岁开始从业计算，那么就业潮应该出现在1998年到2020年间。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7.84 亿，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5.5亿，农村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0.1%，而中国现阶段需求的农村劳动力大约为1.96 亿，于是农业劳动力注定要大量剩余；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73 亿，2014年达到9.2亿，到2050 年，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为9.39 亿。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基数大，可以预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力的总需求量是低于总供给量的，全国每年有约2500万人走上就业岗位，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每年能解决一半人的就业需求已属不易。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起到拉动就业增长的作用，相反地，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明显下降，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如何增加就业己经成为影响我国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所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相协调是我国当下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通过经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增加总需求，从而提供就业机会

解决我国失业问题要从扩大内需入手，而扩大内需就需要刺激消费，增加总需求。可以施行的政策手段主要有两种：一、财政政策。合理运用财政支出、国债、税收及其转移支付等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并引导民间企业自主投资配合政策施行，最后达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目的。虽然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的作用比较微弱，但经济增长毕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有效就业，缓解就业压力。因此努力促进经济增长必须长抓不懈；国家要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物质方面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公共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促进就业的稳步增长。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和存款利率来实现。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管齐下，努力达成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最终目标。

2、以提高就业率为中心，带动经济增长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从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二者是可以相互带动的。这就产生了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是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即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一是以就业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即把就业增长放在首位。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拉动就业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就业增长速度，而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沉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优先增加就业机会为中心，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延伸产业链。从产业特点来看，第三产业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最多。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还有赖于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的普遍提升。所以在政府引导过程中，应注重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进行培训，使已经就业的劳动人口不再次沦为失业人口。我国第三产业在所有产业中的占比较少，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的关怀下，虽然很多第三产业的企业日渐壮大，但其创造的就业岗位还远远不够满足社会需求，我们应该尝试延伸第三产业企业上下游相关产业链，着重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