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精选8篇）

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篇1

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本文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结合重庆实际,探讨了建设重庆农村小康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目标及思路和相关的对策建议.

作 者：董延春 DONG Yan-chun 作者单位：西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北碚,400716刊 名：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3(4)分类号：F320 F290关键词：农村小康 城乡统筹 协调发展

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篇2

一、指标说明与统计方法

本文指标包括第三产业发展指标和城乡协调的衡量指标。第三产业发展指标包括: (1)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GT, 用以反映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2)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LT, 用以反映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 (3) 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增长率PT (以前一年为基期计算得到) , 用以反映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及人均占有量。上述三项指标变动越大表明第三产业发展程度越高。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 本着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及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四类能较全面反映城乡协调的指标计算得到11项城乡相对指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城乡人民币储蓄存款比、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指数比、城乡居民人居消费水平比、城乡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城乡居民平均每百户年底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比、城乡电话用户比、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城乡人均居住面积比、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城乡就业比。通过主成分方法分析及同类指标筛选得出对于公因子协调城乡解释程度较高的四个指标, 以反映城乡协调程度。因此本文采用的城乡协调发展指标包括: (1)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PI (其中城镇为可支配收入, 农村为纯收入) , 反映城乡收入协调程度; (2)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PS, 反映城乡消费协调程度; (3) 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FAI, 通过城乡投资差异反映资源配置对城乡协调的影响; (4) 城乡就业增长率比LCX, 反映城乡就业发展协调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几项指标均为大于0小于1的比值, 文中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

协整理论从经济变量的数据中所显示的关系出发, 研究确定模型中包含的变量和变量是否具有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协整的经济意义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 虽然它们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 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 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基本思想为:如果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那么X的变化就应发生在Y变化之前。即主要依据:对于两个经济变量X、Y, 如果X是Y变化的原因, 则X有助于Y预测精度的改善, 即在Y关于Y滞后值的回归中, 增加X的滞后值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 应该显著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 则称X是Y的Granger原因。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

二、实证结果及解释

(一) 协整分析

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水平值均存在单位根, 而一阶差分值都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 所以可以判定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即为 (I1) 的, 符合协整分析条件, 滞后期遵循AIC准则。

注:本表结果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计算得出, 其中C、T、K分别表示ADF检验中是否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检验采用的滞后期数, N表示不包括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表示一阶差分。

通过Eviews60运行结果显示, 城乡协调四个指标与第三产业发展整体不存在显著的多变量协整关系。而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 PI、PS与LT, FAI与GT、LT, LCX与GT、LT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协整方程及残差平稳性检验如下。

可知协整方程中, (1) 、 (2) 式中LT系数为负并且方程在5%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 表明第三产业就业的发展不但没有改善城乡收入和消费协调反而对城乡差距扩大有推动作用。 (3) 、 (4) 式中GT、LT系数为负并且方程在1%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 表明第三产业比重和就业比重的提高对于城乡投资协调有加剧差距的影响。同样在 (5) 、 (6) 式中GT、LT对LCX的影响系数为负并且方程在1%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 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扩大城乡就业增长率差异的影响。六个协整关系系数均为负, 显示了重庆市第三产业发展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扭曲影响。

(二) 误差修正模型 (ECM)

根据Granger定理, 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之间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通过建立上述六个方程的误差修正模型 (ECM) 来检验他们的短期波动。结果显示, 上述六个协整方程的误差修正模型均通不过10%的显著性检验, EC (-1) 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各指标间均只存在长期的影响关系, 短期却不明显, 而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

(三)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显示, PI、PS与LT, FAI与GT、LT, LCX与GT、LT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为此我们进一步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Granger检验结果显示如下: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最优滞后期的选择是在根据无约束VAR模型的残差分析行列中选择AIC最小值产生的。

结果显示:LT是PI的Granger原因, GT是FAI的Granger原因, LT与FAI互为因果, GT与LCX互为因果, LT是LCX的Granger原因。

三、结论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 重庆市第三产业发展对于城乡协调产生了扭曲的影响, 不仅没有促进城乡协调反而对城乡协调程度的下降有推动作用。而第三产业对于城乡协调的影响不受第三产业总量或人均占有量的发展的影响。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对城乡收入扩大起了推动作用且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究其原因, 重庆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存在制度上的偏离, 更多是为城镇居民服务, 由于受到多种限制因素的影响, 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受到限制, 农村居民没有得到第三产业发展的实惠, 农民从事的第三产业更是低附加值的收入增长缓慢, 很多服务业农村居民无法承受消费, 因此城乡收入、消费差距拉大。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国家发展战略转向发展代表比较优势的轻工业、服务业、金融等行业, 重庆市产业发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对比较优势的表现能力和判断能力增强, 加上市场经济利益规则的影响第三产业发展和第三产业就业均趋于投资收益和报酬高的地区和行业, 因此没有政策引导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必然落后于城镇增长发展。

四、对策建议

重庆市第三产业的科学发展可以通过下述模式和政策来实现: (1) 从空间上, 通过政策扶持先形成主导产业达到产业聚集, 然后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要素的流动, 最终形成区域增长带辐射农村, 实现城乡一体化, 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的提高实现城乡协调。 (2) 政府主导, 在城乡协调不协调严重地区形成第三产业市场主体配置城乡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增加农村人口就业和收入从而缩小差距实现城乡协调。 (3) 建立第三产业区域联盟实现区域合作, 将农村物质和劳动资源纳入产业链条中, 从而解决更多的农村投资和就业问题, 带动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实现城乡协调。在实现第三产业科学发展过程中, 需要重视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相关的农产品运输、农村金融和保险、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等第三产业以及信息业、旅游业、智能服务业等许多新兴服务行业, 在加大农村投资增加农村就业的同时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从而缩小与城镇差距实现城乡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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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国平, 罗楠, 杜兆恩.我国西部银行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度的决定因素分析[J].全国商情 (经济理论研究) , 2007 (3) .

[3]江小涓, 李辉.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J].经济研究, 2004, 1 (9) .

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篇3

我国在“十五”计划牛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这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农民收入过低和增长乏力的根本出路；是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是改变农村消费下降，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动力之一；也是提高土地资源使用效率，保护耕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从我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要突出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扩大城市人口和建成区规模，增强吸引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同时，要加快发展中小城市，进一步强化优势，突出特色，完善城市功能，不断增强要素集聚和扩散能力。依托现有旗县政府所在地和有条件的中心镇，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成为“生态移民”、移民扶贫开发和转移农村牧区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栽体。城镇发展要突出重点，合理布局，科学规划，逐步形成符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城镇格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推进城镇建设和运营市场化。改革城镇管理体制，破除影响城镇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及政策性障碍，促进人。和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所有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中最核心的东西恐怕就是户籍制度。现行户籍制度形成于半个世纪前的建国初期，在当时那个特定年代也许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制度和政策方面．的东西都在广泛地与国际接轨，户籍制度更应当与国际接轨。只有彻底拆除横亘于城乡之间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逸堵“柏林墙”，我国的城镇化才能最终得以顺利实现．

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篇4

一、摒弃农村城市化观念

并不必然追求农村城市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建设的是农村，而不是要把农村变成城市。因为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按照现在能够利用的资源和生态承载能力，城市化率要想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上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所以可以成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长远战略和根本目标，就是因为它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并不是盲目地要把大多数农村地区变成城市，把大多数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而是要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使农村居民可以获得不断增长的物质收入和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安居乐业。具体地讲，就是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和目标不是城市化战略所能尽括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不同发展状况的地区要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不是城市化战略所能涵盖。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很快，城乡之间差距在逐步缩小，对于这些地区的农村发展，就是应该在继续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寻求城乡发展的互相促进，怎样在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福利上实现城乡平等。而在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村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还在拉大，这些地区的农村发展则需要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内在的发展潜力，辅之较大力度的城市资源对农村的注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等为主要任务。而在不同地区采取的不同做法，其目标是共同的，就是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条标准。但所有这些，并不是城市化战略所能尽括。城市化战略主要追求的是将更多的农民变成市民，并不涉及对变不成市民的农民怎么办。城市化虽然也是在包括城乡在内的所有地区内考虑问题，但是主要关注的是城市的发展水平、质量和道路。

城市化不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

城市化战略的一个着眼点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城乡二元结构只能逐步改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并不必然追求农村的城市化，也不必然追求城乡一样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过程中加以建设，不是说只有等城乡二元结构改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建成。我们要追求的是在目前城乡二元结构不能迅速改变的前提下，找到农村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因此，城市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的核心内容。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要依靠的一种力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目标的获得，离不开城市化。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是立足于农村，追求的是农村的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要将农村城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务是统筹城乡发展，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要用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农村，而不是像过去的发展模式那样，城市的发展以农村的衰落或停滞为代价。应该说，统筹城乡发展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之道。

城市化发展本身对农村发展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

在我们过去的城市化战略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非常强调要把城市化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结合起来，但是城市化战略执行中的一些偏差提醒我们，要实现城市化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和谐互促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曾一度通过“撤地建市”、“县改市”、“县改区”、“乡

改镇”等方式实现“行政建制的城市化”，从1978年至2004年，我国城市数量增加2倍多，建制镇增加8倍多，但城镇人口同期仅从17.9％上升到40.1％，将近1亿的“农民工”只能两栖就业；在城镇建设中，过分强调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使得在总体的资源需求中，城市资源需求增长过快，加剧了农业和农村资源的流失；小城镇的发展质量不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能力有限，少数甚至以占用耕地侵占农民利益为代价。这提醒我们，通过城市化来促进农村发展有一定的限度，而且城市化的发展本身对农村发展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必须科学执行城市化战略，才能有利于农村发展。

二、城乡统筹需处理的重大关系

新农村建设切忌脱离城乡统筹这个大原则，重走就农村建设农村的老路。推进新农村建设，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科学规划，量力而行，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一规划，稳步推进 ,必须坚持城乡统筹、规划先行、农民自愿和因地制宜的原则，避免就农村论农村的旧模式、旧框框，避免一哄而起、政府大包大揽，避免脱离实际，盲目攀比。具体应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一是新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关系。从长远来看，统筹城乡发展是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一项战略举措。而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反哺、支持农业、农村的一个有效载体。因此，开展新农村建设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切忌脱离城乡统筹这个大原则，重走就农村建设农村的老路。二是政府引导与农民自主、自愿的关系。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愿望，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把政府或个别领导的意志强加到农民头上，更不能以此加重农民负担，变相增加收费。为此，新农村建设必须同进一步完善和发挥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但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放手不管，放任自流。在推进过程中，政府要充分发挥规划的引导、指导作用，加大政策的支持、扶持力度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力度，从而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

三是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文明进步的关系。建设新农村必须同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培育和造就新时代农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应从改变农村脏、乱、差入手，扫除封建迷信，树立文明新风尚。

四是新农村建设与当前农村开展的各项工作的关系。要把建设新农村与“十百千万工程”有机结合起来，同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工作队和基层党员的作用，切实解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应把新农村建设同中心镇、专业镇规划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建立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发展的长效机制；应把建设新农村与对口扶贫有机结合起来，开展“一企一村”活动，即动员和倡导一家企业、公司自愿与一个村建立“一帮一”式的支持扶持，使之成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有效平台。

三、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

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都是一个大思路、大政策，根本的方向没有错，但如果只靠政府发几个文件去推动，缺乏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则有操作难度大、持久性不强的可能。积30多年建设新农村的经验，目前韩国政府计划制订《城乡交流促进法》，就是想通过法律制度去保证“一社一村”运动的开展。鉴于全国立法时间长、难协调的状况，建议我省首先出台《新农村建设促进条例》，至少也要从明年起把新农村建设纳入省人大议案，建设期为10年，从制度上保证建设资金。

一要明确新农村建设投资主体是政府。韩国新乡村建设的重点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上世纪70年代，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到10％，主要是免费提供水泥、钢筋。我省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也离不开改村、改路、改水、改厕、改灶、改居，其中大部分工程是公益工程，自然需要政府投入；一些改厕、改灶、改居的个人工程也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当前，我省农村农民积贫积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欠账”。近年，我省财政对农业投资呈下降趋势，2004年我省农业基本建

设投资44.05亿元，与更新改造投资共计51.3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8％，与韩国的10％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因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虽然是农民，但投入的主体应该是政府。我省应学习韩国的做法，向农民免费提供水泥、钢筋，以释放过剩的水泥、钢铁潜能，启动内需。

二要实行分类政策，“先动先扶、不动不扶”。为便于管理和指导，韩国政府把农村划分为自立、自助、基础三类，参与程度最高的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这一做法值得我省学习借鉴。我省农村发展很不平稳，山区农村和珠三角农村差别很大，建议实行分类政策，分类指导。珠三角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主要由各市负责，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农村建设资金主要由省筹集，并按“先动先扶、不动不扶”原则，广泛宣传发动，征求群众意见，把全省近2万个村划分为先动村、迟动村、不动村，对先动村、迟动村分缓急首先规划，并实行先规划先扶持，后规划后扶持，不规划不扶持。

三要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全民支农。这也是韩国成功的经验之一。建议结合当前在全省开展的“十百千万工程”下农村驻点的力量，整合目前各部门开展的“文明村”、“生态村”、“卫生村”、“小康示范村”活动，统一定为“新农村”活动，大力推进改村、改路、改水等以改良为主的工程项目，以项目为抓手，带动新农村建设活动。并把明年定为“新农村建设年”。同时，充分发动各部门、企业、学校、事业单位都挂一个村，出钱、出力、出人，一挂10年，形成全民支

四要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特别注重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二是为农村提供相对充足的公共品；三是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增加农民非经济的福利。

五要加强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高发期，威胁着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一旦农村不稳，中国现代化的回旋余地就会小很多。

当前建设农村基层组织有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即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关系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础。具体地说，在取消农业税以前，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从农民那里提取资源，特别是在农业型地区，县乡财政主要来自向农民收取的税费。在财政支出压力和政绩考评体制下，几乎所有农业型地区，上级都将下一级能否完成税费任务作为第一考评依据，市县如此要求乡镇，乡镇如此要求村级组织。分田到户以后，乡村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户，缺少向农民征收税费的手段，乡镇离开村干部，就更加无法完成收取税费的任务。因此，在税费任务的压力下，乡村之间乃至县乡之间，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取消农业税后，县市、乡镇不再要求村干部协助收取税费，从而使乡村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理由被打破，在乡镇政府的正面激励下，村民自治有了发育的空间，乡村良性互动，并因此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六要探索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减少农民的支出。取消农业税后，相当部分农村出现了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水利、道路、环境等更成为严重问题，政府应加大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力度。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用国家投资来解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尤其是通过水、电、路的投资来拉动内需，方便农民生活。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向农村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及目标是什么。如果国家投资的目标是拉动内需，掏空农民的钱袋子，则这样的投资可能引起恶性循环，这是混淆了中国有9亿农民、农民收入不可能快速增长的国情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国情的差异。

国家向农村投资公共设施及公共品建设的方向，应该是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为急需、农民个人解决起来不经济或个人无力解决的那些问题。比如，大中型灌溉设施的有效使用，其灌溉成本大大低于农民一家一户打井灌溉的成本。国家支持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目的，就是要降低农户用于生产和生活中必须的公共支出，而不能简单地以为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农村的公共品供给。

一句话，国家供给农村公共品的目标，应是减少农民因为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所造成的高昂支出，而不是为了拉动内需。目标不同，投资公共品的方向及办法就大不相同。

七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增加农民非经济福利，建设和谐村庄。在农民很难快速从农村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难以持续快速提高的前提下，发展农村的文化，建设农村和谐社会，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要让农民分享现代化的好处，目前的政策就不能仅仅从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着手，应该扩大思路，从提高包括经济收入在内的各种福利着手。比如改善农民的人际关系，建设和谐村庄，发展农村文化，组织老年人协会和妇女文艺表演队等等，都将有效地增加农民的福利，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核心是要在农民增收困难的前提下，以国家转移支付作为基础，通过提高农民包括经济收入在内的各种福利，降低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风险，增加农民的主体意识，让农民有村庄归属感等等，从而使农民相对满意，使农村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固基础

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篇5

一、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与展望

第一，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今年以来，一系列重大举措和改革方略接二连三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了一个真正“攻坚”阶段，这个阶段的完成对于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新的阶段和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能否实现高速和更有效率的增长，以及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必将成为我们必须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第二、初步了解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

经济运行受多种因素制约。所谓深层次矛盾，不是经济运行的一般性制约因素，而是其最基本的制约因素，对经济运行具有根本性影响。这些矛盾可以说比较抽象、也很难理解，但又是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认识到的，这不紧可以让我们对中央的政策部署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也能帮助我们应付社会发展中要面临的各种挑战。

二、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优先

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增长现仍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投入多、消耗大、效率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不但吞噬着我国宝贵的资源，而且使我们的生存环境面临严重的威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世界市场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态势，这种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增长，显然是难以为继的。经济增长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全面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资金利税率、劳动生产率，降低资源消耗率，力争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这是当前推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然选择。

第二，城乡统筹、富民优先

城乡统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用说就是要破解“三农”难题。“三农”问题千头万绪，坚持富民优先，着力点必须放在优先抓好农民增收上。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尽快富起来，这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目标中必须紧紧抓住的战略重点。去年农民收入增幅较大，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目前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存在，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第三，社会发展，生态优先

首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体现就是发展循环经济

我们现在正处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遇期，是我们实现工业立市的最关键时期，如何发展工业，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无论从现在的形势和发展的长远来看，我们都别无选择的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这条路的具体体现就是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可以说有三大支柱，分别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循环经济为我们处理好这三大支柱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循环经济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它的本质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和优势：

第四，政府职能，服务优先

一是要实现政事分开。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浆）分开，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也要求我们把高层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即把决策权和事权分开，也就是我们说的政事分开。无论是政府的各项决策、各项行政法规的制定，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决不允许有任何一级政府的决策、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与上一级政府的决策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相冲突的现象存在。否则，将不是社会、企业的原因使社会、企业失去了政府的控制，而是政府本身把社会搞乱了。这是地方主义，各自为政现象产生的根源。强调这一点，对于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极为重要。

二是要实现政企分开。就要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这一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做了，但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呢？关键还在于没有弄清楚政府不能象企业那样来运作。政府和企业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企业的行为动机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政府的行为动机是使社会既充满生机和活力，又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企业的(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收人大部分来自顾客，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则来自纳税人；企业的动力通常来自社会竞争，政府则来自垄断。因此，作为民主的和开放式的政府而言，其基本的使命是“办好事”，决定社会的前途，而不是挣钱。政府必须经常提供能满足社会、企业和个人所需求的行为，并不问其支付能力与否，这样政府也就做不到象企业那样的市场效率。但政府的效率是通过企业、社会的效率而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效益。因而政府也就不应该有其自身的利益，更不应该参与到生产经营的经济行业。政府是以裁判者、服务员的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但却不能与“运动员”分享比赛奖品。

如何认识城乡协调发展 篇6

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表现

(1)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平衡发展战略,各种投资政策和财政支付转移明显地向边远和落后地区倾斜,然而效果不佳,付出的代价非常大.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来了一个大转变,从平衡发展战略转向不平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发展和开放的政策明显向沿海地区倾斜,使得沿海地区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也迅速地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3年广东省为13626亿元,约相当于3个湖南(4639亿元)或10个贵州(1365亿元)或35个青海(390亿元).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3年浙江为20147亿元,3倍于江西(6678元),4倍于甘肃,5.6倍于贵州

(2)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

中国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用一条简单的线条描述了中国自然地理,人口地理与经济地理分布的不平衡特点:从东北黑龙江省瑷珲县到西南云南省腾冲县之间,用一条近乎直线连接起来,把中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49.2%,人口却只有全国总人口的3.7%;东部面积占全国50.8%,而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96.3%.相应地,西部贫穷,东部富裕.“胡焕庸线”只是大体上形象地描述了幅员辽阔的中国东西部的地理分界.现今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划分主要是按照行政省区,辅之以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这三大地带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由东向西呈递减阶梯状态.(3)省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2003年地区生产总值中,最高的广东达13625.9亿元,最低的西藏只有184.5亿元,广东是西藏的74.7倍.2003年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最高的内蒙古有116.8,最低的云南为108.6,相差8.2.2003年地区工业总产值,前五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分别为21513.5亿元,18036.7亿元,15380亿元,12864.2亿元,10342.8亿元,后五位的西藏,青海,海南,宁夏,贵州分别只有21.4亿元,247.9亿元,333.5亿元,352.8亿元,977.6亿元,后五位都在1000亿元以下,前五位都在10000亿元以上.(4)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在改革开放以前,北方地区领先于南方地区;在改革开放前期,北方地区仍然领先于南方地区,而且差距进一步拉开.20世纪90年代以后,南方地区经济迅速崛起,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7.2%,北方地区经济的领先地位受到动摇,南方地区后来居上,不仅在增长速度上超过北方地区,而且在人均GDP的绝对值上也超过了北方地区,其来势之猛烈,使南北地区间的静态不平衡差迅速拉大,而且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享有“辽老大”美誉的辽宁省,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已降到全国第10位左右,黑龙江和吉林省的排名也逐步下降.(5)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城乡二元结构被视为造成中国城乡差别的主要因素,城乡差距的实质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1.6:1)的水平,按照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发表的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城乡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便是其中之一.从绝对差距看,1978年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差209.8元,之后几乎每年都在扩大,1992年差距突破千元大关,达1242.6元,2000年达到4027.0元,2003年达到5850.0元.2,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

(1)历史基础.(2)区位条件

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不平衡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区位条件优越,中部地区同样也有一些大城市作依托,但在地理区位上与东部地区相比,其对外联系明显不如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虽也开通了一些对外贸易口岸,但由于与中国西部接壤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无力带动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另外,东部地区自然条件较好,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有利于开展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和产业布局,而西部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特别是西北地区干旱严重,生态恶化,土地贫瘠,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较大.(3)制度因素

中国自1978年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各地区体制转轨的程度不同,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非国有化程度越高,计划控制能力就越弱,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从表2-3可以看出,中国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速度和市场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内地.(4)政策倾斜效应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给予沿海地区的倾斜政策,包括投资,财税,外资外贸,金融等方面,使得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发展能力上产生了极大的差距.据有关资料统计,1985-1995年中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499.50亿美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达1309.56亿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7.3%,而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分别为127.06亿美元和62.88亿美元,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5%和4.2%

(5)人力资源差异

区域间人力资源差异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表2-4中可以看出,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无论从绝对数还是所占比重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分布状况是: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这种人力资源条件的差异,不仅导致了现有的发展差距,而且还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源条件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3,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评价

(1)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积极意义

①区域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差距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距时,发展程度较好的地区就自然成为发展状态较差地区所效法的榜样,发达地区就会更加进一步发达,落后地区就会奋力追赶,从而形成你争我赶的整体经济发展的活力.②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区际竞争与合作的基础.区域的条件优势要素的差异形成的竞争优势的不同,各区域的经济主体可在各自的区域优势及其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寻找经济联合,如资源型优势与加工型优势的区际联合.③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给落后地区造成一种压力.区域经济发展中有了发达与落后的差异,才迫使落后地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向发达地区学习,从而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来说,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使得落后地区在追赶发达地区进程中大大节省成本,少走弯路,从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4.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思路

(1)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各地区经济都应融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一国要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首先整合国内经济,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只有实现国内经济的一体化,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加强各区域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在区域经济发展

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篇7

财税政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1. 农业具有弱质性

农业是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但由于农业生产过程的特殊性, 农业的经济再生产交织着自然再生产, 农业生产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状况影响, 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不利的气候条件, 农业生产便会产生重大损失, 造成农业产量的波动。因此, 在农产品市场上, 农产品的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不对称, 一方面容易引起农产品价格波动, 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另一方面, 还会波及工业生产资料价格, 影响国民经济稳定。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对农产品进行干预, 使主要农产品供需稳定在长期均衡水平上, 以此保护农民利益, 维护国民经济稳定。

2.农业比较利益低

农业既受到外部自然条件约束, 又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限制, 与其他产业相比, 风险大, 比较利润低。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具有趋利性的, 因此, 当农业比较利益较低时, 不仅很难将优质的资源吸纳进来, 相反, 农业自身的要素也会向效益较好的行业转移, 造成农业投入不足。而且, 市场机制对于这种状况是很难自动修正的。这就需要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 提高农业竞争力, 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3.农业具有基础性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 在工业化初级阶段, 农业支持工业, 为工业提供积累;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 工业应反哺农业, 城市应支持农村,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如果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对农业反哺时期而忽视农业、继续一味向农业索取, 就会使农业发展与整体国民经济不相匹配, 贫富差距加大, 城乡差距悬殊, 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当前, 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 农业与非农业产值结构约为10:90, 农业与非农业的就业结构约为40:60, 城镇化水平为56%。这表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非农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 我国财政应发挥资源再分配职能, 加大对农业的反哺力度, 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表现

1.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大

改革开发以来, 我国农村人均收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有所缩小。但是, 与我国GDP增长速度、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相比, 农村人均收入增速较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城乡收入差距逐步加大, 2009年, 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3.33倍。此外, 有学者指出, 我国的统计对城镇居民采用的是较“窄”的收入口径, 而对农村居民采用的是较“宽”的收入口径, 根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所计算的城乡收入比率低估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 (2004) 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中指出, 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性补贴、公费医疗、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老金保障、教育补贴等, 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 城乡收入差距会达到5:1, 甚至6:1。

2. 城乡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

在公共服务方面,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主要依靠农村和农民自行解决, 而城市公共服务由公共财政供给。财政投入在城乡间的区别对待导致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 与城市差距大。这种差距在与农村群众生活联系最密切、需求最迫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据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 我国农村人口中引用自来水的比例仅为65.5%,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59.7%。在基本医疗方面, 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地区得到了广泛推广, 但是, 我国农村卫生医疗总体水平较低, 与城市差距较大, 例如, 我国城市平均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数为5.58, 而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仅为1.06, 两者相差4.2倍。在教育方面, 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 辍学率高。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统计, 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口 (15~64岁) 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 比城市低2.87年, 其中, 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只有8.46%, 比城市低了35%, 具有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不足1%, 比城市低13%。在社会保障方面, 2008年末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5595.1万人, 仅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8%, 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缓慢, 参保农民的保障水平较低, 农村依靠家庭养老的负担仍然较重。

3.科技创新能力低

由于经济发展状况、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的不同, 城乡间用于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比例差距悬殊。2008年, 全国城市科学技术支出占本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3%, 而农村科学技术支出占县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1%。科技进步为第一产业带来的增加值低于第二、三产业, 进而导致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此外, 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水平较低, 大多数没有经过专业的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缺乏专业技术指导也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推进。

4.地区间农村经济差距大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东、中、西部地区间农村经济也存在较大差异, 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 地区间不平衡差距在逐步加大。例如, 2008年,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指标中, 江苏省为7356.47元, 四川省为4121.21元, 甘肃省为2723.79元, 江苏省分别是四川省、甘肃省的1.8倍和2.6倍。而据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同指标中, 江苏、四川、甘肃三省分别为959.06元、557.76元和430.98元, 江苏分别是四川省、甘肃省的1.7倍和2.2倍。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直接带动社会发展, 东部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社保等方面也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形成了典型的“马太效应”。

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财税原因分析

1.受经济发展战略影响, 我国财税政策重心向城市倾斜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战略, 这也导致形成了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二元公共服务体制为特征的城乡发展模式。在加快工业发展的政策指导下, 城市由于工业化集中程度较高, 得到了大量具有倾向性的财税政策扶持, 与农村相比, 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得到了较快提升。而与此同时, 农民由于城乡严格的户籍制度被牢牢固定在了农村, 一方面通过建国后的农产品剪刀差、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劳动力剪刀差和当前土地财产性收入剪刀差反哺城市, 一方面承受着较低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带来的贫困。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城乡差距扩大的事实和危害, 并连续多年下发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性。但是, 由于政策执行的惯性和地方利益, 各地政府在财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 仍多是向城市倾斜, 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正在被逐渐拉大。

2.基层政府财力不足, 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

1994年分税制后, 由于中央政府上收财权下放事权, 县乡级基层政府财政困难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2000年, 为了减轻农民税费负担, 我国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全面取消。据统计, 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和免征农业税, 县乡政府和村级组织每年从农民那里少征收1500—1600亿元, 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 由于农村工商业薄弱, 县乡级财政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

尽管为减缓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基层财政收支压力, 我国启动了相应的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配套改革。但是, 面对基层刚性支出需求, 加之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县乡财政缺口矛盾更加突出, 自身能够用于农村公共服务的财力明显不足, 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 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 农业抗击自然灾害能力差, 农民依旧要“靠天吃饭”;对农村教育投入不足, 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缓慢, 农民收入水平难以提高, 同时也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社保投入不足, 农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成本较高, 使得原本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生活更加窘迫。总之, 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3. 受我国主体税种的特性影响, 农民实际税负较重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税制, 使农民与城镇居民虽然同为纳税人, 却没有获得同等的纳税地位。为缓解长期以来农民税费负担较重的状况, 近年来我国在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 不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是, 与西方国家明显的区别是, 我国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流转税具有可转嫁性, 因此, 从形式上看, 流转税由城市工商企业缴交, 实际上是由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消费者承担的。对于城市消费者来说, 由于我国流转税实行生产地课税制度, 因此, 多数集中在城市中的工商企业通过缴纳交流转税, 为所在城市提供了充足的财源, 进一步增加了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 进而对城市消费者承受的流转税负担进行补偿。而由于农民消费者所负担的流转税被转移到城市, 其所在乡镇政府没有得到辖区农民负担的流转税, 从而就不能提供相应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农民进城务工, 与城市居民缴纳同等的税费, 但是由于身份的原因, 却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公共福利。农民在经济社会中所承担的税负无法得到对等的公共补偿, 造成农民实际税负较重。

4.财税政策支持不到位,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但是, 受二元经济结构影响, 我国金融发展也表现出城乡非均衡状态, 具有显著的城乡二元性。我国金融体系在资源的配置上明显倾向于投资收益较高的城市, 而由于农村金融管理中存在着风险高、信用环境差、金融担保不完善等不利因素, 支持“三农”的农村金融服务不到位。而且, 由于缺乏通过财税政策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和激励机制, 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处境困难, 商业银行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积极性不高, 资金难以向农村回流。目前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一部分资金是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的方式提供的, 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提供也是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安排由农村信用社来承担的 (马奎升, 2006) 。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 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进度。

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1.着力调整财税政策

⑴从思想上高度重视, 从法制上予以保护。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是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有利保障, 城乡差距过大, 必然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总体进度, 也为社会政治稳定带来隐患。因此, 首先要在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上要重新看待和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通过财政投入向“三农”倾斜, 使一部分经济利益向农村转移,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带动农民增收, 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提升。其次, 我国对农业的补贴缺乏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 无法保证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比例。按照世界发达国家的做法, 应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国家支持农业的政策、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政府执行机构的职责以及预算资金安排, 保障财政支农机制的有效运行。

⑵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为保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增加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应改革当前政府间事权划分格局, 增加中央、省级政府对外溢性公共服务的支出比例, 县乡级基层政府应专注于本地区公共服务的提供。建议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支出中, 应以省级财政支出为主, 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中央和省两级按比例承担, 但仍以省级为主。考虑到各地区社会保险标准差异会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 社会保障制度应全国统筹, 其支出责任也应以中央财政为主。县乡级财政主要用于本区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环境的维护。

⑶开源节流, 增强基层政府财力。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后, 县级财政缺乏主体税种, 自身财力薄弱。从完善县级税收体系看, 财产税由于具有税源充足、税基稳定, 筹资能力强的特点, 是未来充当我国县级财政主体税种的最佳选择。当前, 我国财产税课税主要是房产税, 在此基础上, 今后要尽快开征个人保有环节房产税, 将来适时开征遗产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 要全面推行“省直管县”, 积极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精简行政人员,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2.着力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⑴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需要不断加大财政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但是, 受国民收入向城市倾斜、向国有企业倾斜影响, 虽然我国每年财政的支农资金总量有所增加, 但财政支农资金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因此, 增加对农村和农业的财政投入, 一方面要保证财政支农资金的总量稳步增长, 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比例。唯有加倍提高财政支农比例, 才能改善现行的城乡发展投入模式, 扭转农村地区长期“贫血”的状况,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⑵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形成较多的历史欠账,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财政应加大对农村的交通、通讯、电力、农田水利的建设投入,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状况, 为加大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⑶统一城乡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的福利待遇。一是, 深化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 明确各级政府职责, 建立起增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长效机制, 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农村整体教育水平;增强农村基本医疗服务能力, 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 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提高财政补助标准, 降低农民医疗负担, 加强农村医疗服务网络建设和药品监管, 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加快农村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救助等制度建设, 促进农村经济的和谐发展。二是, 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努力实现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接轨, 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可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福利, 切实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 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3.着力强化城市反哺农村

⑴提高土地出让收入对三农的投入比例。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制的土地产权制度和政府对一级土地出让市场的垄断, 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 土地出让收入增长显著。这部分收入除用于被征地农民补偿外, 应加大对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例, 逐步将土地出让金的使用重点向新农村建设倾斜, 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⑵加大对三农的技术、信息、市场、人员支持。通

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 促进技术下乡、文化下乡、信息下乡, 提高农村地区科技文化水平, 增强现代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对特定服务实行政府采购制度, 促进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商业部门在农村建立长期站点, 培养适合现代农业需要的新型知识农民和供销网络;通过对政府用人选拔制度的改革, 促进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担任“村官”, 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⑶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功能。中心城市无论大小都会对周边农村形成一定的影响, 形成辐射。利用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功能, 有利于促进和带动农村经济, 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城市辐射农村要采取“进出双相互动”的政策, 即一方面要通过税收减免, 方便周边农村地区的农产品进城销售, 另一方面要通过财政直接投资、政府担保贷款等方式实现公路、通讯、电、气通达农村。城市对农村的带动, 可以直接促进城乡经济实现良性互动, 缩小城乡差距。

4. 着力加快农村金融发展

⑴加大对涉农金融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为了鼓励农村金融发展,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0]4号) 文件中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 免征营业税;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按90%计入收入总额”。笔者认为, 为鼓励金融机构对“三农”的信贷投入, 对金融机构涉农的金融服务实行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的规定范围不应仅限于农户小额贷款, 应逐步扩大税收优惠范围, 加大对金融机构涉农的金融业务税收优惠力度, 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农村金融发展。此外, 可以考虑将金融机构涉农金融业务比例与税收优惠比例相结合, 按照开展涉农金融业务占全部金融业务的比例实行差别优惠税率, 引导资金向农村流动。

⑵大力扶持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金融支持作用, 因此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 壮大和增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积极吸引社会中各种经济体的闲置资金创建多种类型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指导和规范, 促进农村金融业务良性发展。各种经营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应享受统一的财税优惠政策和宽松的发展环境, 活跃县域金融活动, 发展县域经济。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财税扶持力度, 在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保险业务减按3%征收营业税的基础上, 考虑偏远地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实际情况, 应逐年降低税率, 逐步实现免征营业税。

⑶健全和完善农村融资担保制度。农村融资担保的严重滞后, 使得金融机构的涉农金融业务风险无法有效转移和分散, 造成了金融机构对涉农金融业务的“过度谨慎”。因此, 各级财政可将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和农户融资担保公司列为财政支农一项具体内容, 将每年新增支农资金的一部分作为担保基金, 鼓励本地区县域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和农户融资担保公司发展, 解决中小企业以及农户因经营规模较小、信用不易考察等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农业贷款难以获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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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篇8

摘要：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是城乡统筹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有效手段。文章论证了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城乡经济发展存在一的差距，剖析了自治区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以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为前提，提出了建立集体土地流转机制、推进宅基地流转、征地制度改革等建立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1. 引言

城乡关系是伴随着“城市”的产生而出现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矛盾就此产生，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进一步加剧。近年来，“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等成为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及“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土地改革目标，进一步为城乡统筹发展指明了研究方向。

目前，对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构建、对策建议等方面，而忽略了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弄清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及其两者的内在联系，不仅对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实践意义，也是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础。

2.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联系

2.1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内涵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是指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1]。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是规范土地市场的有效手段，也是发挥市场优化配置作用的必然要求。从构成要素来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主要包括交易主体、交易对象、交易工具及交易价格等。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主要包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农村宅基地流转、征地制度改革及交易平台建设等。

2.2 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质是协调和发展。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同，它不仅代表了经济总量的增加，还代表了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优化、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等。协调是指不同区域间或经济产业结构间的平衡与相互促进作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即在协调机制的作用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实现和谐的、互利的、合理的、有比例的发展，使事物整体效应达到最大满意度的可持续的发展。

2.3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

土地市场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国家实行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以来，国有建设用地市场得到蓬勃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形成了成熟的市场体系。成熟的国有建设用地市场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不断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因此，完善的国有建设用地市场对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完善的土地市场是由国有建设用地市场和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两部分组成的。由于土地所有权的二元结构，农村建设用地只能通过“农转用——征收——供地”的运作模式合法的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而在建设用地指标不足或无法通过正常法律途径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征收时，在市场机制和巨大潜在利益的驱使下，农村建设用地开始进行大量的隐性交易，如将耕地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以租代征、宅基地非法买卖等，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土地市场秩序，破坏了政府机构对用地结构及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控，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阻碍了经济的协调发展。

因此，国有建设用地市场和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二者共同作用于土地市场的运行机制，对经济协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不仅是完善土地市场的迫切需求，也是优化土地资源配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2.4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对经济协调发展的导向作用

2.4.1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对经济主体的导向作用

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构成土地市场运行的三大要素。土地市场通过其价格机制来引导经济主体对土地的供给与需求。

土地作为特殊商品在土地市场中进行流通，土地市场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土地资源的配置，使土地供求双方即经济主体自愿达成有偿转让交易。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建立，可以使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更加公平、透明，避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隐性交易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通过统一的、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调节土地供求双方的交易意愿，实现土地供需不平衡向平衡状态的转换。

2.4.2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对产业结构的导向作用

土地市场是通过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初期，第一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土地利用结构以农用地为主。随着工业化经济的发展，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大于第一产业，土地利用结构相应的由农用地向建设用地倾斜，在此过程中，农用地通过土地市场体系向建设用地进行转化。但是，由于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不完善，土地市场受建设用地指标及征收土地的限制，在土地利用结构调节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无法满足土地需求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优化升级。因此，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使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 内蒙古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现状

3.1 自治区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

3.1.1 城乡人均收入水平

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内蒙古城乡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首先，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不协调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

根据表3-1，自治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牧区居民总收入的1.8倍左右，并在2013年呈现上升趋势。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城镇居民补贴等隐性福利，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还会进一步扩大。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2007年的5591元增加到了2013年的13023元，增加了超过2倍，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自治区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在逐步扩大。

3.1.2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是生活水平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

3.2 自治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利条件

3.2.1 集体建设用地抵押探索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3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办发〔2013〕60号）。《办法》的实施，为进一步鼓励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和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活动，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中的申请、评估、登记等程序，正确引导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努力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持，同时也为进一步实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奠定了基础。

3.2.2农村牧区宅基地管理研究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持

农村宅基地管理是农村土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土地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针对农村宅基地管理面临新的形势，农村牧区宅基地法律关系不完善、不明确等问题，2014年7月，自治区开展了“农村宅基地管理的课题研究”。课题研究在大量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自治区宅基地用地标准、审批权限、合理退出等问题，为实现农村牧区宅基地流转，保障农牧民合法财产权益，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持。

3.2.3 征地制度改革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实证案例

土地征收关系到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平衡，是城乡矛盾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来，自治区稳步推进新农村与新牧区建设，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全区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5%，比2005年提高7.8个百分点。累计新增城镇人口211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161平方公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和农地非农化节奏的不断加快，现行征收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作为国家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三个试点之一，不仅站在了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前沿，更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提供了实证案例。

4. 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建立集体土地流转机制，大力发展村镇企业

集体土地流转是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一项重要内容。集体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一是要从政策层面突破创新，制定相应的集体土地流转管理办法，使集体土地流转有法可依；二是建立有效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抗风险机制，即对于集体土地流转交易的受让方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和信用评估，防止受让方因资金或信用问题无法履行合约给农民带来风险；三是建立政府资金扶持机制，由政府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预算处部分扶持资金，保证集体土地流转的前期运行。

通过集体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可以在农业产业结构和工业产业结构两个方面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业产业结构方面，通过集体土地流转，盘活闲置或低效利用的土地资源。土地市场通过其市场机制，把农民流转出来的土地，通过租赁等形式向农业种植大户或农业公司集聚，实现集体土地的有序流转和优化配置，助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工业产业机构方面，通过集体土地流转，淘汰产能过剩的农村企业，如砖瓦厂等，将其土地向新型产业结构的村镇企业流转，村集体可以通过以土地入股、合资等方式参与企业的运营，不仅可以提高当地农民受益水平，也有助于村镇企业产业结构升级。

4.2 推进宅基地流转，保障农民合法财产权益

据统计年鉴和土地现状变更调查资料，2009年～2013年全区农村牧区人口由1128.6万人降至1031.7万人，减少96.9万人；全区农村牧区居民点用地由74.01万公顷增长至75.10万公顷。同期人口减少8.6%，而用地增加1.5%。同期农村牧区居民点人均面积由656m2上升为728m2，增长11%。我国法律规定，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制度，但是由于继承关系，很多农村家庭是“一户多宅”，造成了农村宅基地的闲置和浪费。因此，在自治区宅基地现状的基础上，推进宅基地流转，允许宅基进入土地市场进行抵押、流转，不仅使农民获得创业和生产发展资金，增加农民的融资手段，增强农民进城购房能力，而且可以盘活宅基地存量，节约耕地资源，有利于中心村、镇的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4.3 探索创新征地制度改革，保证农民共享土地增值收益

根据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征地制度改革试点情况，对征地制度的改革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缩小土地征收范围。在国家层面的改革方案未出台前，自治区可以采用列清单的方式将公益性用地做出明确规定，凡不在清单范围之内的用地名目，只能通过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运行机制进行供地，彻底从源头上缩小征地的范围。二是规范土地征收程序。建立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探索形成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土地征收民主协商机制，与被征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中绝大多数成员就补偿标准等内容达成书面协议、土地征收资金和社会保障费用落实后方可启动土地征收程序。三是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综合考虑土地用途和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等情况，确定合理征收补偿测算标准。涉及征收农民住房的，要探索保障和改善农民居住条件的多种安置途径，确保农民住房财产权益。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留地、留物业等多种方式，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实现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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