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制度建设论文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培植先进的政治文化，完善具体的政治制度，建设完备的党际监督体系，是保证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在新世纪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关键所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我国政治制度建设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政治制度建设论文 篇1：

党在我国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实现政治制度化,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进行政治建设的内在诉求。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在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权威力量、动力来源、组织保障和行动主体四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政治制度化 亨廷顿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带领人民开展新中国建设的政党发展成为我国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转变既给我们党提供了机遇和动力,也带来了新的考验与挑战。这是由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化及制度化的程度”①。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党着力加强制度建设,以推进我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我国的政治制度明确表述为包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全面的政治制度体系,而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推动政治发展的种种举措,着力点就在于制度建设。

制度的背后是公权力所形成的一定的规则秩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总体发展”②,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其决定作用和重要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笔者基于此,结合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关于政治制度化的理论研究内容,着眼于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现实逻辑,尝试分析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具体体现。

为我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合理化的权威力量

权威的合理化是亨廷顿所界定的政治现代化的类型之一③,他还指出,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要实现政治的现代化需要有变革能力的权威,而且权威必须集中于某些强有力的个人或集团当中。④“文革”时期形成的混乱无序的领导体制显然不利于改革的推行和制度化建设,社会发展无效的现实状况要求我国的政治改革必须确立合理化的权威力量来主导国家政治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之初尚未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因此,党作为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就格外凸现出来。面对混乱的社会秩序和艰巨的改革任务,权威力量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支撑和依靠。正如亨廷顿针对处于现代化之中国家的政权建设所做的分析:“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⑤

第一,党的领导权威保证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定。改革是对原有制度体系的改变和建立新制度体系的探索,面对复杂的社会发展现状和迫切的社会发展需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长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稳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有了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改革才能由浅入深、稳步推进。

第二,党的领导权威构成了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凝聚力。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进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四位一体”制度建设时期,而政治制度建设是其中最关键也是任务最艰巨的一环。党的领导权威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十分明确和重要,集中表现为形成了制度建设的核心凝聚力:确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意识形态的感召作用和凝聚作用;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社会发展理念,进而发挥了理想信念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引导作用和推进作用。

我国政治制度建设必不可少的动力来源

“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必须能够创制政策,即由国家采取行动来促进社会和经济改革,才能成功地处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⑥而在我国的政治体制建设过程中,政策创制的任务主要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即表现为我们党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际,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规划、方略以及实现方式、进程等。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形成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应对现代化和民主化潮流所采取的有效举措。其次,提出并推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我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文革”的惨痛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法制建设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党及时提出依法治国方略,以法律为准绳规范各种社会关系,我国的政治发展也由“个人魅力型权威”主导的时代进入“法理型权威”的建设时期。⑦再次,实施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举措。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到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发展基层民主自治,从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综合发展的“四位一体”制度建设,广泛地汲取各种资源,因此“中国的国家制度化发展就能从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获得源源不断的创造性力量,使制度创新与制度积累能够在一个持续的制度建设过程中得以实现”⑧。

为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组织保障

亨廷顿指出:“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结构来组织这种参政。”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均有明显提高,但从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总体格局来看,一味地强调群众政治参与而忽略秩序和稳定,显然是不可取的。亨廷顿在分析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一些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频繁发生暴乱、动荡的原因时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⑩。为避免陷入政治参与无序混乱的困境,我们党在改革之初就着手平衡扩大政治参与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关系,方式主要是确立党的领导,为民主化和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组织保障,因为“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11}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保障作用是有效的和积极的,既为社会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参与途径,又保证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稳定和有序。

巩固政治制度化建设成果有力的行动主体

“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度。”{12}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又形成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挑战。由此,巩固政治制度建设成果的重担自然落在作为国家政治建设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而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也证明,我们党不仅是政治制度建设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也是政治制度建设成果的维护者和巩固者。结合亨廷顿对政治制度化的标准的界定,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作为巩固政治制度化建设成果的积极的行动主体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不断提高组织的适应性,以增强整合社会力量的能力。适应性“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13}。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关系的分散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我们党及时应对这种新形势,调整政策方针,科学把握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引导新的阶层群体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吸纳新的群体融入到现有的体制当中,是我们党在现代化和民主化浪潮中的有力应对措施。

第二,始终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重视反腐工作,不断增强组织和制度的内聚力和影响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历来是我们党组织和制度建设工作的重点,是提升我党执政能力的基础。反腐败工作是我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体现。腐败,是公权力运行的一种伴生现象。经验表明,在体制变革时期,腐败行为尤为突出。腐败是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侵蚀,不利于我们党执政效力的发挥。我们党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通过增强制度约束、加强监督控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反腐工作的有效开展增强了党组织的内聚力,也提升了党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中的影响力。

总之,“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效”{14},制度化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进行制度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内在诉求,而实现政治制度化的前提是有效的政党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制度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是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力量和有力保障。(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⑨⑩{11}{12}{13}{1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1、78、84、6、117、28、4、382、10、11、8页。

②林尚立:“有序民主化:论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⑦[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⑧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作者：刘娜娜

我国政治制度建设论文 篇2：

政治文明视野下加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的路径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培植先进的政治文化，完善具体的政治制度，建设完备的党际监督体系，是保证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在新世纪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政治文明;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路径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从政治文明视角探寻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的路径，对于推进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培植先进的政治文化，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政党制度，其发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新形势下，只有发展先进的政治思想，塑造进步的政治心理，不断推进政治文化的创新，才能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1　发展先进的政治思想。任何国家都存在着主流政治思想和非主流政治思想。一个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即政治意识形态，能够为人们提供一套完整的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工具和方法，引导人们形成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受主流政治思想的影响，人们在实践中往往会按照这种政治思想所体现的原则、精神和方法，去分析国家政党制度的优劣，并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如果一个国家政党制度的价值追求与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相适应，那么它的政党制度就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并获得广泛的支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具体实践而形成的，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结合时代特点对多党合作制度进行了深刻阐述，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为多党合作制度不断完善奠定理论基石，也为人们提供分析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框架和方法，引导人们形成对多党合作制度正确的认识、评价和认同。所以，发展、巩固中国先进的政治思想是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内在要求。

2　塑造进步的政治心理。政治心理是一种隐性的政治文化，体现了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体系所具有的政治信仰、政治认识、政治情感。社会成员对一种政治制度认同和支持，除了表现为政治思想上的理性认同，还表现为政治心理和情感的支持。先进的政治思想，如果不能被社会成员所消化、吸收，就不能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社会化程度相对较弱，人们对多党合作制度的认识不深，许多人对多党合作的相关内容不甚了解，甚至有许多误解。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政治社会化也是政治心理实现的主要方式。人们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不断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从而逐渐形成和改变政治心理。因此，我国在多党合作制度建设方面，应重视政治社会化发展，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系统性、基础性的特点，注意政治文化的传承性，加强优秀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教育，并适量安排与多党合作制度相关的内容进入中小学校教育课程，从小开始培养社会成员适宜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同时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有力工具，加强主流政治思想的传播，特别是传递和普及各种与多党合作制度相关的政治信息，扩大传播范围，为社会成员形成对多党合作制度正确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发挥积极作用。

3　在资源整合和发展中推进政治文化的创新。政党制度必须与国家的文化传统相适应，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两千多年的深厚积累，“和”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是传统政治的最高境界，是国泰民安的基本表征。以“和”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适宜的大众政治心理。政党制度也必须与世界发展进程相适应，在当代世界，不论是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基本都是政党政治，各国在政党政治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在政党建设中学习和汲取。因此，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应该对传统的政治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整合，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保留和继承有指导价值的东西并使之成为多党合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发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紧密联系的政治文化，通过各国党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政党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吸收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准则和政治文化，从而使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能够吸取更多的资源，在创新中不断发展。

二、完善具体的政治制度。推进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制度文明是一个系统结构，其中核心政治制度文明决定政治文明的性质，具体政治体制文明是核心政治制度在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上的具体化实现形式。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核心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基本制度安排和政治运作机制方面建立起协商政治的框架体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而从具体政治制度层次推进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任务。

1　推进多党合作的制度化。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核心政治制度，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核心政治制度的实行和贯彻落实，必须有具体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作保证。但我国“党和国家现行的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完善多党合作的各种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才能使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2005年中共中央曾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都强调了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推进多党合作制度建设方面，首先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决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长期来形成的好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制度化。如对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参政议政的范围和渠道，民主监督的途径和机制等。其次要健全各项工作中的规章制度。健全各项工作制度，是贯彻落实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客观需要和具体保障。比如在政府和司法部门安排党外干部工作方面，要建立健全培养、选拔、安排、使用以及跟踪管理工作机制，

用制度来保证党外干部安排工作的有序开展等。通过切实的制度建设，实现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减少随意性和主观性内容。

2　推进多党合作的规范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是一种行为规范文明，政治行为的规范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尺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多党合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它的运行要求有带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多党合作规范化，是多党合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的保证。多党合作规范化是通过制度这个载体来实现的。规章、制度、章程是规范化的存在形式。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无论是本身，还是具体体制，以及多党合作的规章、制度、章程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推进多党合作制的规范化建设，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途径之一。政协章程是参加政协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共同的行为准则、共同的行为规范。它明确规定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在具体的落实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肯定民主党派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法规的制定，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等方面领导人选的确定，应征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并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由此，使中国的多党合作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政策上更加规范，实践上更加有效。

3　推进多党合作的程序化。作为制度文明的政治文明应当是实体(价值)合理性与形式(程序)合理性的统一。理性是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制度建设进程的制约;但是，程序理性作为制度运行的保障，又具有自身的价值与功能。程序化是制度化的延伸、补充和具体化，是落实制度的重要保证。程序的完备与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序和治理状况的重要标志。我国的多党合作的程序制度建设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首先，领导与合作关系的调整程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各党派合作是基础，如何实现领导与合作必须有具体的方式与程序性规定，并应将这些程序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固定下来，形成制度。其次，政治协商的程序。政治协商既是实现共产党领导的过程，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的过程，保证政治协商的实效与权威是程序建设的基本要求。在政治协商中，作为协商主体的共产党主要是阐述自己的主张;作为协商主体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充分反映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见，从不同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这个过程中，程序的保障尤为重要。再次，参政议政的程序。参政议政是多方面的，是“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主要内容。民主党派成员无论是以何种身份“参加和参与”都必须有一定的程序加以保障。最后，党派自身建设的程序。多党合作的顺利实现有赖于作为合作主体的各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完善因此，在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中更应注重程序先行。

三、建立完整的党际监督，为多党合作实践提供系统的保障

党际监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从一开始就蕴涵着党际互相监督，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必然体现为“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作为非权力监督，它与人大的权力监督相辅相成;作为政党监督，它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相辅相成;作为高层次的监督，它又与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辅相成。中国政党监督是善意的监督，是柔性的监督，这种监督是政党制度的一种创新。但毋庸讳言，“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仍然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这给多党合作制在政治实践中的运作带来消极影响。不利于政党功能的充分发挥。加强党际“互相监督”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保障政党监督主体应有的监督权利。民主党派作为中国重要的政治资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民主党派的监督权利应当得到保障。首先，要从制度上保证民主党派开展监督所需要的知情权。知情是监督的前提，目前监督中信息的不对称可以说是监督难以产生实效的首要原因。要逐步完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通报制度，使民主党派能够知情出力。其次，要用制度保障民主党派勇于监督所需要的批评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已明确提出：“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的原则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只有将客观、实事求是的批评权利用制度加以保障，才能使民主党派成员有坚持正确意见的勇气，真正做到知无不言。

2　政党监督应划分出监督的不同层面。党际相互监督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需要来之民主党派的监督，尽管这种监督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是这种监督的层次高，在监督体系中更具有广泛性和权威性，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党务监督、政务监督、事务监督三个方面：其一，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其二，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其三，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履行职责、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从全国范围看，监督的内容有大有小，角度有宏观有微观，可分若干不同层面。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对重大问题不仅要有回复，还应有解决问题的措施。

3　探索有效的监督形式。我国民主党派目前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的主要形式主要有“四会”、“四员”、“四活动”等。这些监督形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应进一步完善，同时应探索新的监督形式，如一些民主党派政协委员提出了进行不可行性研究的建议。我国经济社会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各种建设项目、经济项目、文化项目等等都需要论证，如果仅从一个角度出发去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往往会造成偏颇，不可行性研究实际上与决策主体进行的可行性研究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的“不可行性研究”，对于避免重大决策失误有一定的帮助。

4　健全监督的反馈制度。没有以制度为载体的民主是靠不住的民主，没有以制度为载体的监督是软弱的监督，如果说不知情难以监督的话，不反馈则无从进一步监督。在多党合作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要对民主党派的监督意见认真研究，定期回复，以负责的态度进行处理，从而使民主监督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使之在实际效果上成为以民主权利制约权力范畴中类似于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这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更加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加强和改进自身的各项工作。

责任编辑　黎峰

作者：闫团结　杨学兵

我国政治制度建设论文 篇3：

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建设的民主形式和制度优势

[摘 要]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建设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历史逻辑表现为纵向维度的中国特色政治建设实践的历史发展;理论逻辑表现为横向维度的中国特色政治建设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内涵，即政党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公共论坛和听证制度有机结合的立体理论网络。我国的协商民主与科学社会主义民主是一脉相承的，协商民主将为我国政治建设开辟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协商民主 政治建设 民主形式 制度优势

一、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建设的民主形式

我国的协商民主是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内涵，也包含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协商民主的创新性实践和创造性发展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逻辑

我国具有协商民主的光荣传统，协商民主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伟大探索。从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开始，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实施的就是协商民主的治理方式。此后，协商民主又成功地在中共建立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中得以实践。所谓“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共从1940年开始实行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根据这一政权结构要求，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人士。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三三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1](P53)。“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此外，“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提升了边区政权决策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是我国协商民主的萌芽，协商民主的生命力、科学性和发展前途得到了初步展现。

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和重要标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建国的方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在1948年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召开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接受并赞成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运用政治协商的形式建立了新中国，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标志着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正式形成，协商民主开始作为中国政治建设的一种新形式被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鲜活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把民主定性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同时，还把民主定位在事关国家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谋划。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P168)1982年，人民政协第一次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政协章程在全新基础上得到修改，人民政协和政治协商制度得以重新建立。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于我国政治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会议提出，建立高度民主、体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还确立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制度，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3]的原则。从此以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开始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为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4](P207-208)1994年，政协章程将人民政协确认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选举和协商是我国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肯定“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上述一系列认识上的新突破，标志着中共对我国政治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的水平在不断提高。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协商民主”的概念，而且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战略任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发展协商民主又作出了更加详细的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在我国政治建设上的高度自信，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上述历史发展脉络清晰地表明，协商民主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既有极其深刻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

(二)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实践的理论逻辑

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层面，有许多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发展。我国的政党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公共论坛和听证制度的有机统一，构成我国民主政治理论逻辑的立体网络。政党制度是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层层面的协商民主制度，与介于两个层面之间的公共论坛和听证制度的内在统一，反映着我国民主政治理论逻辑的内在关联。这一理论逻辑不仅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而且能够使中共最大可能地做到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困，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作用，把我国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是我国的政党制度，又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本身就是协商民主的产物，是我国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首先，这项政治制度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在集思广益基础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事实胜于雄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辉煌成就的取得就得益于这项政治制度。其次，通过这项政治制度，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以参政党身份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国家政权建设，以其所联系的群体为依托，全方位地反映社情民意，不仅直接提升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水平，而且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再次，这项政治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由于各民主党派是自愿接受中共领导并与其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所以，我国党际之间的一切矛盾和问题，在多党合作体制的框架内都能得到化解和解决，既保障了国家政局稳定，又促进了社会和谐。

2、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基层群众自治有三种形态：一是农村村民自治，二是城市社区居民自治，三是企事业单位职工自治。基层民主自治是人民群众在上述三种组织中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形式，具有全体公民广泛和直接参与的特点，是我国政治建设广泛而深刻的实践形式。在此基础上，人民群众又创造了许多协商民主的新形式，像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居民论坛、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不仅把协商民主由政治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而且使其在制度建设上获得了新形式。在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主要内容。在城市，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居民自治的主要内容。在企事业单位，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基层群众自治现今不仅成为我国社会基层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而且也是我国最直接和最广泛的一种民主实践形式。

3、公共论坛。公共论坛是个综合性概念，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实体公共论坛，有多种形式，如：居民论坛、职工论坛、乡村论坛等;二是网络论坛。公共论坛也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创新形式。它的出现，标志着咨询民主向协商民主的转向。在社会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决策仅靠原有咨询民主的渠道来吸收社情民意已经远远不够了。协商民主必然要为以深化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公共决策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合法性空间。此外，新技术的社会化和生活化，使网络论坛日益成为人民群众表达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网络论坛作为一种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之上的参与方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直接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不仅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上弘扬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精神，同时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上践行着协商民主的理念。总之，公共论坛搭建了社会多元化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和平台。

4、听证制度。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作出影响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人民群众随之向其表达诉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必须听取其诉求的程序规定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听证制度作为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诉求的法律程序，是国家机器与市民社会两者互动的必要机制，是培育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参与国家事务治理的重要渠道，具有监督和控制各级政府部门施政行为，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功能。我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制定基本上都规定了听证程序，这是我国迈向立法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关键一步。听证制度是我国协商民主的一种创新形式，其价值取向是通过程序公正进而实现实质公正。尽管听证制度在实践中运用得还不多，听证效果还不显著，制度本身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然而，听证制度所具有的透明度高、调研深入、客观公正、程序性强等特点，已经展示出它所拥有的巨大发展潜力。

二、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建设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把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到了崭新的高度，不仅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将极大地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政治建设的实现形式，并在国家层面得到制度保障，是因为这种民主形式对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具有独特的优势。坚持“三统一原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黄金法则。从实现的角度而言，协商民主的特点和规则与“三统一原则”是相契合的。从功能角度而言，协商民主对于我国这样成份复杂、结构多样的超大型社会，坚持“三统一原则”具有特殊的社会支撑作用和全面的推动作用。

(一)协商民主与坚持“三统一原则”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协商民主可以从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和健全依法治国这两个方面巩固和增强党的领导作用。协商民主不仅可以在制度上很好地理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关系，而且还能够做到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以推动多党合作发展，促进中共自觉接受参政党的监督和支持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使多党合作更有效地统一于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协商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原则在政治领域的贯彻落实，人民当家作主是写进我国宪法的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从国体上说，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他们享有广泛的当家作主的权利。从政体上说，我国采取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组成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共同治理民主的国家，人民群众在这种社会政治体制中享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力。可见，协商民主对坚持“三统一原则”具有广泛的支撑作用和强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将这一黄金法则贯彻落实到我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

(二)协商民主能够把“三统一原则”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最直接的实现形式就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事务治理，这种参与国家事务治理的实践与国家治理体系有机结合的最佳路径就是协商民主。因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治理是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原则基础之上的，是专业化的国家治理与有序的人民群众参与的有机统一。协商民主为实现这种有机统一提供了最广阔的平台。这一平台可以切实有效地确保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能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协商民主可以使我国这种超大型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持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的协商民主内在地具有扩大参与、凝聚共识、协调利益、优化决策和增进和谐的功能，可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水平;可以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确保人民行使治理国家事务，治理经济文化事业，治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可以在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的基础上焕发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与活力，具有其它民主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这种独特优势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国家治理必须以建立协商民主制度为最佳战略选择，其操作路径就是促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协商民主的实践过程中，全面贯彻和落实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进而扎实有效地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总之，我国的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建设的民主形式和制度优势，是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中的贯彻落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建设上的重要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

参考文献：

[1]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习近平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讲座[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本报评论员.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N].人民日报，1987-11-0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胡芬芳

作者：孙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