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城镇化论文

我国新型城镇化论文（通用8篇）

我国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1

[摘 要]中国的城镇化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加快转变城镇发展方式，提高城镇发展能力和水平，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史表明，推进城镇化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这也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如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选择。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综合改革破解面临的困境和难题，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3-0049-05

一、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1.从经济规律看。世界经济史表明，推进城镇化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这也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如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选择。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国家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都借助了城镇化这个平台。实践证明，发达国家成为强国的过程，也是其城镇化率逐步攀升的过程。转型时期的中国，必须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着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最终实现现代化。

2.从国家战略看。党的十八大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都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了部署，明确要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城镇化，没有先例可循，单纯拿来主义不可行，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把握好方向。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首次超过50%这个城镇化拐点，标志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即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凝心聚力，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按照“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标准，真抓实干，破解改革发展难题。

3.从生产要素看。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离开了劳动者生产力就失去了内涵。劳动工具需要人去创造和使用，劳动对象需要人去作用，离开了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就成了不发生任何作用的废物。人们常说的生产力都是讲的社会生产力，即群体生产力，而不是个体生产力。群体生产力就有一个合力和分力问题，只有群体生产力中每个劳动者的奋斗目标一致，合力才能最大化发挥出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全国人民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常住人口，其需求无非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在各级政府的引导和帮扶下，在企业最大化承担社会责任前提下，居民必须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让自己过上一天比一天好的日子，每个个体都好了，全民都好了，国家就好了。所以，要让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每个人内心都充满希望，从而创造价值。要让广大农村居民和转移人口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努力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和谐社会。

其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看。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最紧要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目标的关键在“全面”，这里的“全面”不光体现在涉及领域的全面性，也体现在覆盖人群的全面性，即“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发展成功与否，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

世界经济史表明，城镇化率50%是个拐点，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社会变革的标志，而且是与城市乃至于整个国家社会管理风险紧密相关的警戒线。大家比较熟知的历史事件有伊朗发生的霍梅尼革命，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巴西以及历史上的英国都在城镇化率50%的当口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事件。我国2010年的城镇化率是49.7%，2011年达到51.3%，说明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拐点阶段，因此，必须高度关注民生，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1.户籍制度问题。上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沿用至今，已经成为阻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主要制度性障碍。当前，我国有2.7亿左右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生活地域转移，但却没有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201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49亿，城镇化率为54.77%，然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6.3%，两个数据之间的差异，根子在于当前户籍制度。客观地讲，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不断推进，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原因之一是户籍附带着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地方政府苦于财政压力，没有足够的积极性为转移人口落户，近年这种状况虽有改变，但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针对本辖区的农业转移人口，而针对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门槛仍然较高。部分城镇虽然实行了居住证制度，但配套措施跟进不够，农业转移人口在相关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市民化”。原因之二是城乡区域之间的二元结构。中国是政治资源参与分配的国家，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差别巨大，就像地理学概念中的自然资源分布区间分割线――“黑河腾冲线”标明的一样，该线的右下端既是自然资源的分布密集区，也是社会资源分布的集中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了追求工资性收入，离土离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城镇化无法实现，人口大量异地转移，导致“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现象，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

2.土地制度问题。土地问题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如何配置土地资源事关城镇化建设进程。伴随快速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大量转移、人地分离现象较为普遍，“谁来种地”“怎么收益”成为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了承包地入股到合作社的试点，但土地入股“非农化”时有发生。承包地流转，到手的只有租金；入股，则所有增值部分都能分享。但在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经常以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为由，擅自集中农户承包地对外招商引资，搞强迫入股，画饼充饥，以经营权入股之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受到挑战。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农村土地管理法制建设，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土地流转缺乏长效约束机制，管理决策不善，经营监管不力，随意性大。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不能自由流转，需要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市场。土地收益分配过程中，地方政府拿大头，集体和农民能够分享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十分有限，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制约。此外，农村宅基地流转范围非常有限，按规定只能在本集体范围内流转，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3.公共服务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就业创业服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相辅相成，相互制约。新型城镇化以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民生与民权的代名词。但实际情况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并没有与城镇化率的提高同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直辖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镇化水平脱节。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仍有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不能享受再就业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医疗保障体系有待健全，在城镇参加社会保险的比率和保障水平偏低。第一代农民工已经面临养老问题，工伤和养老保险没有应保尽保，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城镇居民失业登记的统计范围和城市最低保障覆盖范围，住房保障体系亟待完善，公共租赁住房供给不足，农民工居住条件艰苦，缺乏将普通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保障性住房的机制。

4财税金融问题。我国的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2/8现象，一度超过80%的财政支出集中在20%的区域，国家在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总体以城市为主，尽管中央提出新增投入向农村倾斜，但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差距很大。由于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农村有限的资金还在通过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流向城市。财政转移支付工作机制有待完善，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没有纳入农民工公共服务专项支出，经费来源没有保证。各级政府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事权有待于进一步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责任应进一步明确，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原则固化，没有根据区域内人口基数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地方财政收入大多依赖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服务一方百姓的能力不强，极大制约了财政对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支持，多元化的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有待完善。此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待健全，针对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产品研发不足，资金融通方面灵活性不够，严重制约了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持。

5.城镇建设和管理问题。城镇化建设一度存在只求速度和规模，不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情况，急于求成，贪多求大，把推进城镇化搞成了“圈地运动”、“造城运动”等，粗放、低水平扩张状态导致个别地方的城镇化率存在水分。地方在推进城镇化建设方面，普遍缺少长远规划，缺少系统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质量差，硬件建设与城市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软件”能力提高不协调。自然增长式的城镇化给城市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部分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出现了顽固的“城市病”，挑战了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的能力。部分中小城市承载新增人口的能力明显不足，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吸引、留住、用好转移人口方面的能力十分薄弱，必将严重制约“三个一亿人”目标的如期实现。当前一些地方仍将城镇扩张、新城新区建设和土地资源大面积开发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抓手，其中不乏对自然生态和资源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没有底线思维，无限透支。节能减排工作没有严厉的长效考评机制，健康安全的环境质量和公平共享的环境公共服务得不到保证。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对策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解决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方面各项改革基数的统计和测算，摸清底数。同时强化法制保障，让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有保障，尤其要保证居民部门的利益，底线是不受损，目标是追求最大化。政府部门要适当地退出利益博弈。要围绕新型城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地”、“钱”等要素，通过深化一系列配套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转移人口转变身份、保障权益和尊严，最大化释放改革红利。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到2020年要努力解决1亿左右已进城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的落户问题，其他已进城但未落户的人口要通过建立居住证制度来解决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当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重点是落实好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类型城镇落户的政策，疏堵结合，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并且保证户口登记与实际居住地相一致。使户口逐步与各项公共服务脱钩，消除城镇内部依然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各级党委政府应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扩大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公共服务和便利的范围，提高服务标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总之，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按照自愿分类、公平有序的原则，逐步提高户籍人口比重。

2.完善土地制度。我们必须本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保障农村转移人口权益，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切实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权，保障好“三权”对于顺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至关重要。“三权”其实对应的就是“三块地”。一是对于承包地，加快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强规范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及服务体系，健全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准入和监管，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和担保。二是对于宅基地，要先试先行，稳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和转让，农村转移人口就可以利用这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作为他们进城后的安家费和事业启动资金，同时有助于城乡要素的交互循环。三是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允许其出让、租赁、入股，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交易市场，实行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试点必须严格限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防止侵蚀集体经济和农民利益。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积极开展土地综合整治与保护，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总之，要审慎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能触碰三根红线，即“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破、农民利益不损失”，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完善保障机制。

3.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一是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探索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成本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居民几个层次共同分担。分配一般性转移支付要考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带来的增支因素，分配专项转移支付要逐步按照常住人口口径计算，切实缓解一些城镇因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而增加的财政支出压力。加快地方税收体系建设，稳定地方税源，合理确定土地出让金的分配比例，提高其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减少土地财政。为了保证城镇建设资金链的接续，我们要改革投融资体制，优化资金链条的供给模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通过特许经营（PPP）等方式参与城市基建投资和运营，充分利用境外资金并做好对外资的监管。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允许其通过投融资平台发债等方式多渠道融资，从而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二是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保证城镇化推进所需要的现金流。要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服务。该体系既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也包括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非银行机构，还有农村保险、担保、征信、农产品期货等机构。上述机构都要创新农村金融服务，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房屋产权、农村基础设施使用权能够抵押或质押，融通资金，为新型城镇化助力。

4.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等八个方面的部署，这既是关于共享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也是我们推动共享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实现在常住地的农业转移人口“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的目标，必须解决他们迫切需要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支持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一是解决农民工进城的问题，必须把农民工子女逐步纳入到公立学校体系，把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政府尤其要增加专项投入，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专业技能培训，增强他们在城市乐业的本领。二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要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鼓励一些存量房较大的房地产企业转型为以批量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这将极大地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更有助于消化巨大的房地产库存。三是改善城镇常住人口的居住条件，兼顾城镇和乡村的困难群众，既要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纳入城镇住房保障实施范围，也要着力改善城乡住房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棚户区改造等保障安居工程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更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压舱石”。要在统筹考虑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管理办法，推动政府购买“棚改”服务，不断创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支持作用，形成多元化“棚改”实施主体。总之，中央和地方要合力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

5.改革城镇建设和管理体制。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要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其中小城镇就是“列车箱”。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列火车能否跑得又快又稳，必须靠城市这个车头来带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一是提升规划水平，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前瞻性，促进“多规合一”。二是提升建设水平，加强城市地下地上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绵城市。三是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城市。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试点先行。国家的试点方案中，在东中西部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确定了64个试点市镇，其中以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我们应该大胆探索整县改市，或者切块设市，这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启动大镇强镇改革试点，对于经济实力较强，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镇应该积极进行设市或改区的改革，注重经验分享，探索大镇强镇管理改革的新模式。统筹规划、地方为主、脱贫攻坚、综合推进，大力开发中西部地区，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要素禀赋和绝对优势，培育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做到“产城融合”。做大做强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城，提升人口承载能力，促进1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就近城镇化。建空间环境管控制度，形成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开发格局和城镇格局，确立环境资源开发底线，要坚持集约发展，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立足国情，敬畏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镇生态环境，着力提高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宜居性。

参考文献：

我国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2

1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1.1 城镇规模和布局协调特征

据介绍, 到2040年我国将形成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居民点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空间规模布局,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我们必须看到, 城镇规模的分布还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况, 因为城市居民的生存与发展直接与产业发展相关。所以, 产业构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要求城镇也应该呈多层次的规模、布局分布协调。

1.2 城镇产业协调特征

城镇产业协调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可见于三点是:首先, 城镇主导产业不但应该因地制宜, 而且必须独具特色, 应该注意到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不同, 所选择的主导产业也应该不同, 以便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次, 城镇只有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才能实现提高三产业的内在质量, 才能促进产业合理布局。最后, 新型城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城镇之间分工协作的合理性, 而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过程中, 城镇产业的协调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1.3 城镇社会协调特征

注重社会的协调, 维护社会稳定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站在经济角度, 我们必须将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作为重点;站在社会角度, 我们必须将有序、稳定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作为重点;站在在政治角度, 我们必须将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相互协调作为重点。

1.4 区域发展协调特征

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方面强调区域内部协调, 另一方面强调区域外部协调。在强调城镇所在区域的内、外部协调发展外, 还应该看到不同的区域, 如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过程中,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2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思路

2.1 城市圈带动交通网络布局的战略重构

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整体看来, 以交通轴线网络为主的中国城镇体系逐渐形成, 各级城镇成为网络的节点, 并且辐射全国各区域。城市群、城市连绵带、城市圈是网络中主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为区域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较宽敞的空间。我们还应该看到, 交通网络将在2020年随着我国计划建设的“五纵五横”成为城镇合理布局更大的交通保障。

2.2 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促互进战略

从国内外发展实践看, 如果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 由于缺乏相应的城市配套设施, 就会出现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房价暴涨等问题。反之, 如果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 由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 就必然会出现城市“空心化”、大量平民窟和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问题。因此, 只有选择“两化”互动发展的道路, 才能有效避免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同步、不协调所造成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

2.3 生态城市战略

近年来, 我国众多的城镇化地区资源、生态和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导致自然环境基础不能支撑这种“急速城镇化”和空间蔓延式大扩张。目前, 我国每1万元的GDP所付出的能耗、水耗、与地耗都比发达国家高出10~12倍, 同时城市的人均耗能、人均用水以及集中产生的垃圾量要比农村大的多。

新型城镇化发展只有注重集约利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才能保证环境的恶化趋势不再蔓延。还必须注重城镇空间的容纳限度, 调整优化功能布局, 采取有效手段治理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等问题, 才能创造出合理的空间和纯净的生态环境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4 城镇化制度创新战略

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 政府努力构建一个和谐有效的政策机制是实现企业和农民向城镇聚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简言之, 就是要逐步创新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体制结构, 就是要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可以做好以下三方面, 促进制度的创新和完善:首先, 要逐步解决当下的城乡分割的局面, 主要是扫清政策障碍;其次, 要制定适合当下城市和乡村统筹兼顾发展的有效可行积极政策;最后, 要努力创新体制机制, 提供安全有保障的通道便于新型城镇化发展。

在研究确立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念、道路、目标、思路之后, 进行新型城镇化推进方式的研究。中国城镇星棋密布, 然而发展差异较大, 为保质保量地发展新型城镇化, 必须按不同层次和区域的城镇的发展情况, 选择不同的发展推进策略。

3 新型城镇化推进策略

3.1 依托全国中心城市建设国际大都市

国际大都市是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的领跑器, 它具全球经济组织、金融、新兴产业等等为一体, 如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 作为社会能量的聚合体, 国际大都市对全球技术、资金、人才流动的控制功能超出了国家的范畴, 城市高度职能化, 服务于全世界, 成为世界经济市场体系中的控制点。在本国区域内, 它拉动城镇化发展的力度是不可思议的, 它是绝对的区域中心。为世界经济联系提供重要的空间保证。由此来看, 国际性大都市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依托作用。

3.2 依托区域性城市建设现代化大城市

大城市密集型经济是城市经济规模效益的表率, 这种经济模式为城市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空间, 从而促使各企业在竞争、交流中发展。区域性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健全, 为各种企业结局了各种便利方面的问题。区域性大城市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城市环境的污染治理提供了技术保证。鉴于此, 区域城市的发展直接成为新型城市建立发展的必要的条件。

3.3 依托重要小城市逐步建设发展中等城市

较大城市和较小城市都存在不同的弊端, 而中等城市在这种情况下都存在一定的发展优势, 它不但可以保证规模效益和生态效益, 而且可以稳步促进城镇体系平衡发展。故此, 中国应该大力推进中等城市的建设发展以克服两头轻的发展弊端。如此便能够更加突出大中等城市在中小城镇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带动作用。

3.4 依托县城建设小城市

在中国, 县级城市是分布较广数量众多的, 因此, 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县级城市是农民最直接的聚集地, 比起大中城市成本相对较低。抓住这种契机, 小城市便逐渐依托县级城市而建立起来。建设小城市时要以人为本、以提高城市质量为主要目标, 因地制宜, 建设具有除经济功能建设以外的其它特色功能建设、必须明确发展目标大力引进和创新科学技术。只有形成鲜明的特色主导功能、只有依靠科技发展产业才能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同时, 可以根据自然条件、资源特色、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各方面的综合特点参与区域分工, 以促进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交流。

3.5 依托重要集镇建设中心城镇

数量众多的小集镇, 由于地域、人口等等各种因素的限制根本无法获得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 各种公共基础设施跟不上, 市场难以形成。小集镇发展的跳板是中心镇, 因此, 要带动周边小集镇的发展就必须加强中心镇的发展, 而在中心镇的发展中必须积极将合理布局和建设在小城镇铺展开来、积极推行新政策吸引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基础, 从而促进中心集镇的稳步发展。

3.6 依托产业建设发展新城镇

产业的发展必定带动城镇化的发展, 产业是工业生产总值、城镇经济支持的重要来源。2012年我国建制镇数量为19881个, 全国有设市城市658个, 截至2012年末, 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 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 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形态由乡村型转变为城市型从我国整体的发展趋势来看,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一些新的产业基地的形成必然带动一批新的城镇的兴起。

参考文献

[1]胡际权.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D].西南农业大学, 2005.

[2]李南, 李树苗.区域人口城镇化问题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李清娟.产业发展与城市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4]张建新, 段禄峰.我国城镇化道路选择问题探讨[J].商业时代, 2010 (10) .

[5]石小路.我国城镇化效益评价体系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 2012.

[6]常益飞.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

我国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3

[摘 要]结合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客观需要，基于“国—省—市”三级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不同城市、不同时期双重比较的视角，提出一种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新方法。以青岛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系统分析其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趋势与对策。结果表明，与中国大陆31个省会城市以及17个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相比，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处于中上等，且在2000-2012年呈显著的快速上升趋势，但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从以人为本、统筹城乡、集约高效、生态文明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出发，采取相关对策。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规划体系；比较视角；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19-05

一、引言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1]。为转变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在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起，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区域主义”（Regionalism）、“城市成长管理”（Urban Growth Management）、“新城市主义”（New-urbanism）等理念，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副总统Gore的推动下汇合成“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的洪流[2]。在国内，自2002年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以来，中国开始了对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探索。2012年，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晰了中国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与路径。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对“推进新型城镇化”进行单篇阐述，将其作为我国未来五年的重要工作内容。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任务[3]，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4]。

当前，新型城镇化相关研究已取得不少重大突破，但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或不足：第一，内涵界定丰富多样[5]，可从多维视角出发进行阐释和解读，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第二，评价指标参差不齐[6]，缺乏权威、统一的依据，构建视角或标准不一，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较差，不利于推广应用。第三，实证研究多是区域内部的[7]或静态的[8]研究，缺乏不同区域或不同时期的对比，同时基于横向与纵向双重比较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不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征。第四，对策或路径研究多以宏观理论探讨为主[9]，针对具体区域开展的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研究还比较缺乏，需要加强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与路径研究的针对性。

青岛市是国家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和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地理区位和政策优势使其成为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龙头城市，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10]。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未来6年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同年，山东省、青岛市也先后印发了《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青岛市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自此，“国—省—市”三级新型城镇化规划体系已基本形成，青岛市新型城镇化无疑将开启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由此，在青岛市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趋势与对策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本研究以青岛市为典型案例区，以“国—省—市”三级新型城镇化规划作为权威依据，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基于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对比分析，在新时期下系统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趋势和对策研究，及时了解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最新状态与变化趋势，分析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而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针对性建议和对策。一方面，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三级规划体系和双重比较视角系统研究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趋势与对策的新方法，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实证研究结果能为促进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决策依据，为推进其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提供参考借鉴。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基于“国—省—市”三级规划的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之前缺乏权威、统一的依据，学者们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理解各异，所构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标准不一[11-13]，因此有必要基于“国—省—市”三级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出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通过分层次、分类别的筛选可量化指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有利于避免评价结果产生片面性和模糊性及全面、客观、直观地反映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通过深入解读国家、山东省和青岛市三级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剖析和界定新时期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和内涵，将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评价框架确定为以人为本、统筹城乡、集约高效、生态文明、文化传承五大方面[14]。同时，考虑指标的可比性、可量性、可获性，构建一套由“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组成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综合指标体系（见表1）。

（二）基于“熵权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测度

1. 数据库建立。根据指标体系，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等资料中采集青岛市2000—2012年面板数据，中国大陆31个省会城市以及17个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2012年的指标数据，构建满足研究需要的基础数据库平台。

2. 标准化处理。由于构建的指标体系中指标单位、量纲和数量级不一致，因而对所有测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其转化为无量纲、无数量级差别的标准分，以消除不同指标间量纲差异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估结果的影响。考虑到指标体系中既有正向指标又有负向指标，本研究采用min-max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进行统一的标准化处理。

3. 权重确定。目前，常用的权重确定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和熵权法等。其中，熵权法主要是根据各指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重，相比之下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赋权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其赋权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15]。因此，本研究采用熵权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4. 加权求和。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进行加权求和，得到青岛市2000—2012年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31个省会城市以及17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2012年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

（三）基于双重比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与趋势分析

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高与低、上升与下降，可以在不同区域的横向比较与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中加以判别。研究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与趋势特征，不能局限于青岛市单个城市的研究，而应选择一些对比城市作为参照，通过横向比较认识其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高低程度；不能局限于单个年份的静态研究，而应是多个年份的动态研究，通过纵向比较认识其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变化趋势。首先将青岛市与31个省会城市以及17个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2012年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进行横向比较，分析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总体水平及“以人为本”等各子目标的发展水平及排名情况；其次，对青岛市2000—2012年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进行纵向比较，对其总体变化趋势以及不同时段的具体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四）基于现状与趋势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分析

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与发展趋势特征，找出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主要指标，进而追根溯源，揭示影响青岛市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探讨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促进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特征

首先，青岛市及31个省会城市2012年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如表2所示。在这32个城市中，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依次低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武汉、长沙、南京和成都，位于第10，总体处于中上等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与排名第1、2的北京、上海差距较大，仅为北京、上海新型城镇化水平的50%左右。在“以人为本”“统筹城乡”“集约高效”“生态文明”“文化传承”五项目标层指标中，青岛市分别排名第13、第8、第7、第3和第14。具体而言，青岛市“以人为本”水平约为单项首位城市北京的38.82%，“统筹城乡”水平约为单项首位城市杭州的80.86%，“集约高效”水平约为单项首位城市上海的58.80%，“生态文明”水平约为单项首位城市广州的83.37%，“文化传承”水平约为单项首位城市北京的33.41%。由此可见，与31个省会城市相比，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总体状态良好，但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较为领先的城市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在“以人为本”“文化传承”方面还相对薄弱。

其次，中国大陆18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2012年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如表3所示。在这18个城市中，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依次低于深圳、上海、广州、天津，位于第5，总体处于中上等。其中，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仅为首位城市深圳的53.69%。在“以人为本”“统筹城乡”“集约高效”“生态文明”“文化传承”五项目标层指标中，青岛市分别排名第6、第6、第5、第3和第5。具体而言，青岛市“以人为本”“集约高效”“文化传承”水平依次约为单项首位城市上海的42.11%、58.80%和34.72%，“统筹城乡”“生态文明”水平依次约为单项首位城市深圳的48.23%和54.83%。由此可见，与其他17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相比，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状态总体位于前列，各方面排名区间相对集中，但在“以人为本”“统筹城乡”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劣势。

四、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趋势

青岛市2000—2012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如表4所示。

2000—2012年，青岛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比2000年上升了112.75%。其中，青岛市2002—2003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上升速度最快，为15.60%；2001—2002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上升速度最慢，为2.25%。在“以人为本”“统筹城乡”“集约高效”“生态文明”“文化传承”五项目标层指标中，青岛市2000—2012年“以人为本”水平上升最快，“文化传承”水平上升最慢。其中，“以人为本”水平上升了276.62%，“统筹城乡”水平上升了108.13%，“集约高效”水平上升了115.48%，“生态文明”水平上升了84.04%，“文化传承”水平仅上升了35.00%。究其原因，一方面，2000—2010年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条件逐步完善，共同促进了“以人为本”水平的迅速提升；另一方面，青岛市虽然在科学技术支出、大学生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三方面增长显著，但在增加剧场影剧院数量、公共图书馆个数、小学和中学专任教师数方面进展不大，导致“文化传承”水平增长缓慢。

五、新型城镇化建设改进对策

21世纪以来，与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相比，青岛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处于中上等，并呈良好的快速上升趋势。然而，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各方面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在“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和“文化传承”方面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新型城镇化水平领先城市之间的差距尤其显著。结合本文实证研究结果，为推进青岛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如下：

第一，在“以人为本”建设方面，要大力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稳步改善和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和水平。青岛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X5）、“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X10）、“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X11）和“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X12）等指标较于对比城市均处于中下水平，与31个省会城市相比分别位于第19、第25、第19和第22，与17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相比分别位于第10、第8、第8和第9。2014年，青岛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约150万农业转移人口未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水平的医疗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因此，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稳健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适度增加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和技术人员，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的医疗卫生服务条件。

第二，在“统筹城乡”建设方面，要着力缩小城乡收入差异和消费差异，实现城乡协同发展。青岛市“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X21）和“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异”（X22）指标上数值偏大，与31个省会城市相比分别位于第9和第10，与17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相比均位于第7。这两项指标均属于负向指标，即排名越靠前，新型城镇化水平越低。据全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青岛市农业转移人口平均工资仅为城镇平均工资的60%，受教育程度初中及初中以下所占比重高达68%；进入市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108.5万农村劳动力中，无职业技术等级的高达96.31%。因此，在青岛市“统筹城乡”建设方面，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农民职业培训，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向城镇聚集，通过建立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进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

第三，在“文化传承”建设方面，要增加公益性文化设施投入，完善文化服务体系，逐步提高教育发展水平。青岛市“公共图书馆数量”（X42）、“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X44）、“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X49）和“每万人在校中等职业学生数”（X50）等指标水平相对较低，与31个省会城市相比分别位于第18、第26、第29和第21，与17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相比分别位于第13、第8、第8和第6。因此，在青岛市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一方面，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路径，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重点推动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要适度扩充教育资源尤其是中高等教育，缓解教育资源竞争激烈、总体教育水平偏低的问题，形成适应新型城镇化需求、各类教育资源合理布局发展的教育体系。

第四，在“集约高效”建设方面，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大力发展蓝色经济和高端产业，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涵式增长的轨道。相较于对比城市，青岛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27）指标水平相对落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25）指标也处于中下水平。其中，青岛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27）指标水平与31个省会城市相比，只比福州市高出4个百分点而位于倒数第二，仅达到该指标水平最高的北京市的一半左右。因此，要切实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突出蓝色经济和高端产业的引领作用，建立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和转型。

第五，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和环境执法力度。总体而言，与31个省会城市和17个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相比，青岛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相对较高，均位于第3。然而，从具体指标来看，青岛市“工业废水排放量”（X33）总体上偏高，与31个省会城市相比位列第12。该指标属于负向指标，排名越靠前，越拉低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因此，要着力加强青岛市工业废水排放方面的控制和监管工作，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高污水处理率，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青岛市城镇化发展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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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4

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提供运力支撑

——在四川省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会议上的交流材料

（2011年7月21日）

近年来，我局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外延扩能建设发达完善四川铁路网、内涵挖潜提升铁路运输保障能力、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提升铁路发展质量为重点，全力助推我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现将所做工作简要汇报如下：

一、坚持外延扩能，建设发达完善路网助推“两化”互动发展 按照奇葆书记“城市建设要充分利用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充分考虑产业发展的需要；城市的拓展、新城的建设要围绕交通条件和产业发展来进行”的要求，我们紧紧围绕我省城市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做好铁路网规划，以布局合理、完善发达的铁路网助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一是围绕实施新型工业化，科学规划铁路货运通道建设。为了把我省丰富的资源优势、独特的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我们紧紧围绕我省将构建成德绵自内资装备制造、攀西钒钛钢铁和三江流域特色资源等5条万亿元产业带，规划建设成昆铁路峨眉至攀枝花段扩能改造、隆黄铁路隆昌（内江）至叙永至毕节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成兰铁路、兰渝铁路、成昆铁路成都至峨眉段扩能改造等大能力通道。到“十二五”末，形成7条出入5大产业带的大能力货运通道，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坚强支撑。二是围绕实施新型城镇化，科学规划快速铁

—1— 路建设。为了加强城市间、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强化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效应，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我们紧紧围绕协调发展成都平原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川东北城市群和攀西城市群等“四大城市群”，规划建设或加快推进成绵乐、成西、成贵、成渝等客运专线，雅安至康定（新都桥）铁路、遂渝二线等快速铁路，成都至都江堰铁路彭州支线、成蒲铁路等市域铁路，到“十二五”末，形成7条快速铁路和3条市域铁路，成为联系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的纽带，加速城镇化进程。三是围绕培育经济增长级，科学规划铁路枢纽建设。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互动发展，我们紧紧围绕启动或实施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天府新区规划，“一极、一轴、一区块”建设等，规划建设以成都为主枢纽，以达州、广元、南充、遂宁、宜宾、内江为节点的次级枢纽的“一主六辅”铁路枢纽格局。其中，成都枢纽形成内客外货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枢纽年旅客发送能力达1.75亿人，枢纽年货运能力达8300万吨，将为再造一个“产业成都”提供坚实保障。同时，我们立足当前，加快推进四川铁路建设。今年以来，积极克服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建设资金筹措难等问题，调剂有限资金优先满足四川铁路建设需求。1至6月，四川境内完成铁路建设投资98.18亿元，与去年同比增加29.16亿元，增长42.26%。灾后重建最后一个站房德阳新客站建成投用，西南最大现代化客站成都东站5月1日竣工投运。成绵乐客专、巴达铁路、成渝客专、成兰铁路等项目有序推进。

二、坚持内涵挖潜，强化铁路运力保障助推“两化”互动发展

—2— 在大规模铁路建设尚未形成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坚持走内涵扩大再生产之路，最大限度释放铁路运输能力，为推动“两化”互动发展提供运力支持。一是建好铁路物流园区。围绕我省打造西部物流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大力优化铁路货运布局，加快建设以铁路为主的物流中心。围绕攀西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建成格里坪、倮果、永郎等9个战略装卸车点，推进攀枝花、青杠站铁路物流园区建设，日均装车能力预计达2000车、12万吨。围绕新津物流园区，加快建设新津铁路货场，与已建成的西南规模最大成都集装箱中心站、新兴镇和即将建设的大弯镇货场，形成“一中心、三基地”的铁路物流格局，有力助推成都经济区建设。围绕南充市小龙物流园区规划建设，拟对南充东站货场进行扩能改造。围绕宜宾市物流园区和志诚港区，拟建一步滩铁路物流基地，助推城市工业化。二是确保大型企业运输。围绕省内川煤、鑫福、德钢、威钢等40家重点企业实施大客户战略，签订路企运量互保协议，建立大客户数据库，定期跟踪分析，促进路企双赢。今年上半年重点企业装车兑现率达78%，累计发送货物1930万吨，占上半年全省铁路货运总发送量的50%。三是实施深度挖潜提效。坚持“敞开口子、打通通道、畅通枢纽、用活支线”的思路，对广元、达州口实施大进大出，对成昆、内

六、川黔线“三纵”干线实施提吨，对达成东段、成昆线实施提速改造，大幅释放运输能力，满足沿线企业运输需求。

三、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服务“两化”互动发展

—3— 今年2月以来，铁道部党组为推动铁路科学发展，作出了“转变铁路发展方式，转换经营机制，实施铁路多元化经营战略”的重大决策。我局抓住机遇，大力实施多元化经营发展，最大程度满足社会需求，服务人民群众，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的。一是优化铁路运输产品服务“两化”互动发展。客运产品突出多样化。为缩短成都与绵阳、西昌、攀枝花、达州等地区以及重庆、贵阳等周边省会城市的时空距离，打造了成德绵公交化城际列车、成都至攀枝花夕发朝至列车、成达成渝动车等品牌，开行了成都至贵阳、成都至西昌卧铺直达列车，运行时间大幅压缩，使沿线地市县、周边省会城市融入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快速交通圈，既引发了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也助推了沿线产业经济加速发展。货运产品突出快捷化。为有力支持我省重点产业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着力打造成都至上海、深圳和成都至阿拉山口、欧洲的电子产品快速直达列车品牌。为解决达钢、威钢、德钢原材料运输难题，组织开行大宗货物快速直达班列，满足企业快捷运输需求，目前共开行达钢108列、威钢24列、德钢31列，快捷的运输方式进一步推动了我省内陆经济向外向型发展转型。二是改进铁路运输服务推动“两化”互动发展。客运立足为旅客提供人性化、舒适化的服务，构建起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全局性售票网络，实现窗口购票和代售点购票，互联网、手机和电话订票，电子客票、银行卡支付等多渠道多方式选择，最大限度方便旅客购票。货运围绕“门到门”、“一条龙”运输链条，大力开展集贸易、仓储、运输、装卸、—4— 搬运、配送、加工于一体化的现代化物流服务，最大限度满足货主需求。三是发展铁路优势产业助力“两化”互动发展。依托我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和铁路客流密集的优势，大力开展特色旅游服务，组织开行攀西阳光游等旅游专列，助推我省旅游业发展。依托我省特有的历史文化、饮食文化和铁路站车资源，发展特色商业、站车餐饮和文化传媒业，提升我省对外开放形象。今年上半年，全省铁路完成货运发送量3866万吨，同比增加303万吨，增长8.5%；完成旅客发送量3806万人，同比增加447万人，增长13.3%。进一步助推了我省“两化”互动发展。

各位领导，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是我省富民强省的科学决策和必由之路。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切实肩负历史使命，奋力抢抓机遇，加快四川铁路建设，全面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努力提高铁路发展质量，为推进“两化”互动发展而不懈努力，为加快建成西部经济发展高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型城镇化道路 篇5

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到底应该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走集约用地之路，保障资源长久支撑

由于中国的耕地资源有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介绍说，目前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用地粗放浪费现象却依然突出。一些城市新区建设盲目扩张，部分工业园区重复布局，这种粗放的用地方式更加剧了我国的用地矛盾。

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时，不顾自身财力，不顾土地等资源的承载力，已经造成很多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说，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一些地方出现“睡城”现象，每天早晚高峰，有数十万人在同一时间往返十几甚至几十公里上下班。

“更有甚者，一些城市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动，粗放式占用大量土地，其危害比单宗违法用地事件更为恶劣。”

业内专家表示，过度消耗和低效利用土地资源的粗放方式必须得到改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说，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少的国家，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政策。

针对此，国土资源部要求，各地要基本建立起符合本地区特点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体系，积极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加大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逐级分解落实“十二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下降30%的目标任务。

在节约集约用地过程中，加强规划、提高产业聚集度和用地强度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还需注意防止走偏。一些地方将推动农民转为高层、多层居住作为集约利用土地的主要手段之一，却忽视了农业的产业特点和农民的就业问题，结果影响了农民的生存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我国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盲目撤并村庄、将农民赶上楼，以为可以节约很多耕地。须知许多农民虽已上楼，但还在务农，上楼后农机具、粮食、种子和肥料等没有地方堆放，只能堆在楼下绿地中。农民种地是一种循环经济，如果一味赶农民上楼，不仅造成农业循环链断裂，而且还忽视了庭院经济的收益。

专家表示，土地是农民的核心权益，在集约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视保障农民的权益，才能为城镇化利用土地资源提供长久支撑。

走绿色低碳城镇化之路，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城镇化的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将为绿色人居、建筑节能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佐军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道路，这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推动建筑的低碳化、节能化，建设生态城市。

仇保兴表示，生态城市是系统地降低城市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可通过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小区、绿色产业等，共同构建生态城市。

同时，仇保兴提醒，我国地形非常复杂，气候条件差异大，不同地方的生态城市应该因地制宜，像绿色建筑一样应具有当地气候适应性，需要立足于当地实际，这就要求生态城市的模式是多样化的。生态城市的建设，不能一窝蜂上，不能搞一刀切。

实现低碳、绿色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还需注意成本问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一些地方发展低碳城镇的模式存在成本太高、不易推广的问题，并且容易被形式化。单纯追求视觉方面的绿色、低碳效果，不能从根本上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国外经验表明，实现低碳发展要把握三个因素：政府引导、市场作用、正确的消费观念。

在建设新型生态城市群过程中，黑龙江垦区大打“低碳牌”，建成100多座低碳城镇。该区域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注重配套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灯、节水及绿色交通设施，取缔小锅炉、小烟囱，大力引进地源热泵和水源热泵等供暖新技术，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使百姓过上低碳生活。

走智能城镇化之路，让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智能化发展被确定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之一，这一面向未来的提法激发了人们对于智慧城市的想象空间。

据专家介绍，智慧城市可以使人们工作更加方便快捷，城市运转更高效、更敏捷、更低碳，涉及面包括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人们可以用手机移动接收和发送关于城市生活的一切信息，看病、上班、出差、休闲都变得轻松愉快，而城市也随之更加智能、绿色、高效、美丽。

令人欣喜的是，智能化城镇正在走向现实。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着手开展我国智慧城市试点工作。

这些文件指出，建设智慧城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超过50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

“让城市做到真正的智能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城市需要两三年，有的城市需要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业内人士、IBM大中华区副总裁范宇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认为，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有远景、总体规划和实施步骤，而且要结合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来实施。此外，在信息网络方面，国家要给予高度重视，因为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

新型城镇化建设 篇6

1.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2.专家解读：推进城镇化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其一，大（大城市）和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其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未来发展的关系。其三，城市自身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其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关系。警惕城镇化变身造城运动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如果将城镇化作为大搞“造城运动”的手段，结果可能新城涌现了，但农村衰落了。如果将城镇化作为发展房地产的手段，结果可能房价起来了，但内需下去了。应拿土地和农民进城落户挂钩

 著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提出，中国土地制度城市化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脱节，这跟这些年来推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直接相关，不应拿土地跟土地挂钩，而应拿土地和农民进城取得户籍落户挂钩。以市场化改革激活城镇化红利

 叶琦：“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有制度的改革，才有城镇化巨大红利的释放。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让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将合理的顶层设计与积极的末端治理相结合，为城镇化造就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避免与民争利、公益缺位、功利上位等现象的出现。能否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决定城镇化成败

 黄小鹏：现行城镇化模式之所以持续如此之久，是因为其中利益格局已在相当程度上固化了，受益集团和受损集团、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在现有框架之内的博弈已经很难产生新的结果。因此，打破现有博弈格局，才有可能出现一个真正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利益调整就是要削减或取消不当得益群体的得益，恰当补偿利益受损群体，这也是“包容式增长”真义。创造稳定就业机会是城镇化最大挑战  项峥：无疑，推进城镇化进程，创造稳定就业机会，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推动，通过制度变革，在农民工去城市就业的现状基础上，加强基本社会保障，提高身份认同；更需要经济体本身强大的内在动力驱使，大量创造稳定就业的机会，真正促使农民工向市民的有序转变。因此，在中国如此庞大人口规模基础上推进城镇化进程，更需要改革创新的大无畏勇气和谨慎态度。城镇化投资要保证筹钱有道

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增加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发展的资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要通过健全农村财产处置市场和价格发现机制，鼓励和支持转移落户到城镇的居民退出农村宅基地和房屋交易，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他集体经济权益的有偿流转或让渡，以此支付迁移和在城镇定居的成本，政府也要给予一定的安置费用。《经济生活》

为什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①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城镇化形成的对衣食住行、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需求，有利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②就业是民生之本，对整个社会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镇化有利于带动就业，增加收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③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镇化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④科学发展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城镇化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怎样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

③全面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④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提高城镇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

⑤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⑥发挥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作用，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国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7

一、我国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机构对支持城镇化发展重视不够

我国金融机构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支持缺乏战略眼光,重视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金融机构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变化趋势认识不足。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转变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金融资金缺口,而且对于金融的需求必然是复杂和多元化的。二是城镇化发展战略与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不匹配。我国商业银行大多定位于大中城市,很少立足于城乡,为三农服务。因此,从机构的设立上就造成了农村的金融支持体系不足,无法满足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

( 二) 金融支持方式单一,缺乏多样性

我国在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上,主要运用银行信贷方式,一般以公共事业建设和城镇基础建设为主,主办方一般为地方政府部门,经费来源基本上为财政支付,而地方政府部门并不具备投融资的主体资格,因此在资金来源上渠道单一,缺乏多渠道的融资机制。在融资结构上以间接融资为主,而直接融资比重较低,难以满足城镇化进程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巨大的基础建设资金缺口完全依赖财政支付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尚缺乏科学的金融保障制度。

( 三) 金融服务发展滞后,服务水平较低

乡村的金融服务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由于农户居住分散、治理不规范以及资源区域的差异性,给金融服务的开展造成了较大的制约,使得服务单一,实效滞后。目前,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依然为存、贷款业务,而信托与担保业务、基金业务、投融资金融产品以及新兴的中间业务等尚处于初级开展阶段,甚至存在空缺。

( 四) 融资渠道狭窄,资金供给不足

由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大部分是针对乡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建设的性质决定了建设周期长、回收慢,这与各大商业银行的“逐利”特性相违背,以至于从商业银行获得资金的渠道被堵塞,获得商业银行贷款的难度加大。而我国民间金融发展至今依然处于初级阶段,规范性和规模性不强。除此以外,我国农村金融依然存在“虹吸”现象,即农村的资金不断流向小城镇,而小城镇的资金又不断流向大城市,加大了新型城镇化的融资困难。

( 五) 政策性银行未充分发挥作用,非经营性建设融资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的国家政策性银行,旨在支持农村基础项目设施建设、城镇综合开发以及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等。但其政策性职能发挥不充分,较多政策性金融效能在各个环节受到一定制约。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城镇化规模和政策性金融的平均关联度只有0. 73,而城镇化规模和商业性金融的平均关联度只有0. 64,造成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非经营性基础建设发展缓慢。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支持路径选择

( 一) 加强政府的督导作用

我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将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并作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任务。对此,各地方政府应做好相应政策的落实,促使相关金融机构积极配合,以顺利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可通过和金融部门签订协议的方式,督促和实现各个投融资项目。同时,建立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配套的金融信用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督促和监督相应贷款的发放,并及时跟踪和监督贷款的运用过程,及时反馈和事中控制。加大金融系统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撑和扶持力度,保证整个金融支持系统的稳定运行。

( 二) 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创建全方位融资体系

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和财政拨款,远远无法满足城镇化的资金缺口。对此,政府应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建立全方位的新型城镇化融资体系,在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和财政拨款作用的同时,加大商业银行的贷款力度,并通过股权融资和发行债券的方式增加融资渠道及融资的多样化和多元化。除此以外,还可以充分吸引和挖掘社会资源,通过私募基金的方式组建“农村发展基金”“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农业建设发展基金”以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等来筹措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根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发展目标,形成不同层次的新型城镇化项目,并将这些项目面对整个社会,以基金为依托,联合和吸引民间资金,最终形成各个层次的联合融资“金融池”,带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

( 三) 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创新城镇化资本运营模式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上不能过于依赖银行贷款,应不断创新融资渠道,广纳财源。目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负债,至今城市债金额巨大,给政府财政和城镇未来的持续性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潜藏着风险。对此,政府应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并将政府债券多元化,如BOT、TOT、PFI、ABS、PPP模式,多渠道、全方位筹措建设资金。除此以外,引入民间资本,打破基础设施垄断,创立政府投资让位体制。由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基础设施消费在短期内变化不大,因此这些消费品的价格在政府管制下的波动并不大,收益也相对稳定。这些条件都满足了资产证券化的要求。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具有主导地位,城镇化建设的资产证券化是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础之上的,因此政府的信用保证也相应会增强证券化的信用级别。从资产的质量来看,基础建设项目也非常适合作为证券化融资的优质资产,其收益也相对稳定,并且投资者也乐意购买相应的市政债券。大多数已经经历过城镇化的西方国家,都利用资产证券化来解决城镇化的资金缺口问题,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四) 创建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环境,完善多层次融资体制

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系统主要满足和服务于当地区域城镇化发展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当地小城镇和农村的发展提供高质量以及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因此,地方性金融服务组织主要为地方性信托投资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及城乡信用社等,这些组织在覆盖范围、信用担保以及资产负债规模等方面和我国银行之间有着较大的区别,但这些组织在新型城镇化中所担任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政府强制性主导在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体系中逐渐向民间组织主导变迁,从而不断完善多层次的融资体制,更好地为城镇化建设服务。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虽然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较快,但金融支持模式滞后严重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提出加强政府的督导作用;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创建全方位融资体系;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创新城镇化资本运营模式;创建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环境,完善多层次融资体制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金融支持路径。

我国新型城镇化论文 篇8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耕地保护；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在城镇化进程中，耕地数量减少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如何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保护我们有限的耕地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没有建立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造成机会成本过高，外部效益没有得到及时回归和矫正，耕地保护者的利益受到损失，耕地保护中的利益分配不公平，是我国目前耕地数量和质量过速减少和下降的主要根源。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来看，工业化、城镇化中期阶段将是耕地保护形势最严峻、压力最大的时期。目前，以快速耕地非农化为代价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统筹城乡发展，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注重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这就对新时期耕地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耕地保护的现状与成因进行认真梳理，总结其症结所在，从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耕地保护政策、进行耕地保护的政策创新提供思路与参考。

二、我国耕地保护的困境与成因分析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模糊，虚化了村集体组织对耕地保护的义务。目前由于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民主建设相对滞后，村农民集体组织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农民缺少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组织形式和程序，虽然把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者规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但这些组织只是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者，而非所有者。实践中，集体土地财产所有者代表往往被村委会主任等少数人把持，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实际上异化为乡村干部小团体所有，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出现了虚位或易位的问题。这些小团体为了个人利益，乘机利用农用地转用大发其财，导致农用地转用行为有增无减，根本起不到保护耕地的作用。

（二）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力度不够，加剧了耕地被建设占用。一些地方政府作为耕地的直接管理者，非但没能承担起保护耕地的责任，相反，还以政府行为违法占用耕地。不少地方政府为求发展，搞大规划，随意圈地，建立各种名目的开发园区，有些城镇则大量圈地，形成“开而不发”成片晒太阳的开发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上形成如此大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维护地方政府正常运行而要征地。我国目前实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获取预算外资金的重要来源“以地生财”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管理土地的至高准则。二是为政绩需求而大量进行农用地转用。长期以来，对一届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都集中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与具体指标上。由于侵占耕地外延式的开发建设，成本低，似乎更能凸显领导在其任期内政绩，因此，一些地方提出了城市“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口号，还有一些地方为建各类园区招商引资，打出无偿使用土地的“旗号”。政府对土地需求的“胃口”越来越大，结果是大量耕地被圈占。

（三）农业生产效益的低下和耕地预期受益的不稳定，动摇农民的耕地保护积极性。一方面，我国长期的二元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大部分农民把进入城镇享受城市文明生活作为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以及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非常低下“增产不增收”现象时有发生，不少农民认为“坚守耕地就是维持贫穷，“保护子孙田”与“保护贫穷”己成为当前农民的一个矛盾心态。

三、我国耕地保护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思考

（一）增加农业生产补贴，鼓励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一方面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改变用途而获得的更高收益。因此，应从耕地生态价值及发展权价值考虑，对保护耕地的农户进行合理补偿。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实施农业补贴，鼓励农民保护耕地，并从事农业生产。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包括直接补偿农民和通过购买农地发展权补贴农民，前者是通过补贴不同农作物生产的相对利润来鼓励预期的农作物的生产，后者则是通过购买农地发展权，限制农地的非农开发利用，同时获得在城市建设更多面积的许可。

（二）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通过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内化耕地保护的全部成本与效益，给予保护耕地的农民和地方政府以市场价格确定的耕地保护成本补偿或外部效益补偿。提高地方政府和农民保护耕地的收益，也即提高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成本，使耕地成本与建设用地成本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在这样的竞争机制下，农民会更加珍惜耕地资源，地方政府也会抬高“用地门槛”，会认真地进行耕地保护的成本收益分析，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耕地保护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从政治任务的角度权衡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取舍。所以，耕地保护中的种种问题主要还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问题，解决耕地保护问题的主要出路也在于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才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农民保护耕地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实行耕地有偿保护，也是体现社会公平。

（三）设立耕地保护税。为了使耕地保护的成本得到社会稳定的补偿，就有必要设立相应的税收项目，使享受耕地保护好处的各行各业对耕地保护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此税收主要针对耕地农用与发展其它产业之间巨大的机会成本差异，因此“耕地保护税”，主要向非农产业征收，全部转为耕地保护补偿基金。

（四）确立耕地“全要素”保护制度。强化耕地保护，转变当前只重数量保护、轻视耕地其他要素保护的管理理念，逐步形成数量、质量、生态、空间、时间等五大要素并重的管理认知，确立耕地资源“全要素”保护制度：保证耕地数量，确保耕地红线不突破；保护耕地质量，实现耕地产能提升；保护耕地生态环境，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优化空间格局，实现耕地资源的最优空间配置；统筹安排利用时序，协调代际关系，实现耕地资源在时序上的优化利用。五大要素保护缺一不可。在此基础上，形成耕地保护用途管制、整治提质、产能提升、空间规划、流转增值、权益保障“六位一体”融合机制，实现保护耕地资源、保障粮食安全、保证农民权益的长远战略目标。

（五）完善政绩考核制度，调动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积极

性。当前我国对各级政府工作业绩的考核大多集中在GDP的增速、城镇发展规模、招商引资的数量、工业项目的多少等经济发展数据指标上，由此导致每届政府都要做出自己的政绩，从而催生出众多的形象工程，而这些形象工程大多是基于低成本的侵占耕地外延式的开发建设。那些决定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消耗、生态退化等生态环境指标基本上被忽略。因此，应彻底改变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的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把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真正落实到政府考核中，消除培养“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土壤，杜绝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把耕地占用计入国民经济的成本核算之中。

参考文献：

[1] 雍新琴.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