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探索

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探索（通用8篇）

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探索 篇1

胡伟

律师兴则民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设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律师。进一步改善律师执业环境、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律师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文明与民主的象征。律师在维护国家的法制（法治）、保障当事人利益等方面都发挥着特殊和突出的作用。因而，在两大法系的几个主要国家中都有着较为健全和合理的律师职业制度。我国的律师制度起步较晚，在制度设计和现实运作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对刑事案件中的辩护律师而言，普遍存在以下几项主要问题：

(1)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问题

(2)律师阅卷权问题；

(3)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4)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问题；

(5)辩护律师的正确意见被采纳的问题等等。

通过对我国辩护律师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以及作用是很大的，辩护律师对现代刑事诉讼有很大的重要性；根据未来诉讼格局的新变化提出了以下这几点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对策：

(1)建议取消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推行公诉人当事人化；(2)明确“程序性辩护”的法律地位并充分肯定其法律意义；

(3)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及其内容等。犹太教的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我们所能够改变的东西，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忍受我们所不能够改变的事物，同时要有足够的智慧区分前二者。中国律师，是一个需要足够勇气与激情的行业，是一个需要足够耐心与智慧的事业。律师职业是一个充满自由、独立、尊严与价值的事业，也是一项充满挑战、风险甚至血泪的艰难事业。让我们坚信中国律师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由律师法的修订实施带来刑事诉讼格局的新变化，为刑事诉讼各主体实现既要惩治犯罪，也要保护人权的刑事诉讼双重目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法律赋予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和辩护权，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按照律师法的规定，合法调取证据，保守国家秘密和当事人隐私，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司法腐败，维护正常的刑事诉讼秩序。这些都是相关法律职业者需要考虑的新问题。正是由于不同诉讼主体之间的理性搏弈和制约，才能推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诉讼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对任何诉讼机制而言，公正性都带有根本性。现代刑事诉讼的公正性理念主要体现在控辩平等对抗、控审分离、法官中立等诉讼原则之中，我国在此基础上已经基本确立了控、辩、审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格局。《刑事诉讼法》第8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不但非常不利于“控辩平等对抗原则”的刑事诉讼构造，而且制约着法官的独立和中立审判。17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司法难以公正，而受害的却不仅仅是被告人，更包括我们整个法治体系的完整。因此，建议取消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甚至可以“推行公诉人当事人化”。

程序性辩护是一种很重要的辩护方法，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的辩护方法。19然而在我国却很少有辩护律师运用程序性辩护方法，原因是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本得不到法庭的认可和采纳。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以人们看得到的方式得到实现。”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但是侦查机关违法侦查的现象普遍存在，但通过这种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却总能得到法庭的最终认可，并据此作出判决。这不但完全背离了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更有违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而单一的实体性辩护方式则有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受到怀疑的危险。刑事辩护制度是程序正义的体现。在坚持程序正义的同时，实现实体真实发现的要求，是刑事诉讼的目的。因此，建议我国法律明确“程序性辩护”的法律地位并充分肯定其法律意义。

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需完善已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因为权利的不当限制不仅损害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更会导致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在我国，根据法治进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状况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时日。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职能时，所发表的辩护言论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发表的言论，无论哪个司法机关，无论庭审内外，无论书面或口头，只要该言论系辩护律师针对案件而发表，都不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设立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实为辩护律师抵御执业风险，履行辩护职责所必需。

(2)拒绝作证权。

拒绝作证权，是指辩护律师有权拒绝向公安司法机关提供其在执业过程中知悉的不利于已方当事人的案件事实的权利。辩护律师为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必须全面、详细地了解掌握案件事实。当事人基于对律师的信任，往往也会将一些涉及案件的秘密告诉辩护律师，尽管我国现行《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有保守秘密的责任，但没有明确赋予律师拒绝作证的权利。设置辩护律师这权利，既有利于减轻律师执业风险，更有利于健全律师职业和辩护制度的稳定和保障功能。

(3)拒绝扣押及限制搜查权。

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探索 篇2

1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1.1 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

在现行体制下, 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执行机构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而商务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很难参与决策管理, 导致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体系不能充分体现外交、外贸和产业政策。

1.2 服务范围窄, 业务品种少

目前承办机构的服务范围和业务品种仍然集中在短期信用综合险和少量中长期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种类少, 难以满足企业多方面的实际需要。在我国一再强调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在增加资本性货物的出口比重的前提条件下, 必须发展长期出口信用保险。

1.3 投保申请周期过长, 投保费率过高

目前, 出口企业从申请出口信用保险到最后投保, 中间至少要1个月, 这对于短期出口业务来说显然周期过长。对于中长期的项目来说, 申请投保的时间更长, 这样, 企业申请出口信用保险的费用就会有所增大, 不利于出口商。保费率偏高是出口信用保险不被大多数出口企业认可的又一重要原因。

1.4 赔付条款比较模糊

企业发生实际损失, 往往不能根据保险条款作出明确的判断, 而解释权在承保机构, 企业投保容易索赔难, 极大地损害了企业的投保信心。

要解决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在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就必须对出口信用保险进行立法, 运用法律将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确定下来, 法律的这种作用是其他社会规范所不能比拟的。

2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立法现状

正确的立法, 能够起到良好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规范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 使出口信用保险有章可循。保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律问题。综观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发达的欧美各国, 开办出口信用保险基本上是按照制定法律、建立机构、办理业务的顺序来进行的, 并且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性出口信用机构不受普通商业银行或保险法的约束, 而以单独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体系, 而我国正好相反, 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有了, 业务也办了, 但却一直没有制定和颁布任何有关出口信用保险的专项立法。

2004年4月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52条规定:“国家根据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 建立和完善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金融机构, 设立对外贸易发展基金。”第53条规定:“国家通过进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出口退税及其他促进对外贸易的方式, 发展对外贸易。”至此《对外贸易法》才第一次将出口信用保险作为促进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之一, 确立了其法律地位。但是, 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没有制定和颁布任何有关出口信用保险的专项立法。

3 完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如何完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法律制度, 推动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发展, 进而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是国家有关部门面临的现实问题。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3.1 建立有效的国家管理机制

出口信用保险从性质上来说仍然属于保险, 为避免多重监管的问题, 应该明确规定保监会对出口信用保险的监管职能, 正式在保监会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 管理出口信用保险日常的事务。建议针对政策性保险的特点, 对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制定有别于普通商业保险公司独立的监管评估办法, 作为监督和考核其经营效率、指导和管理其业务运行的依据。应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设账户, 分开管理。鼓励发展商业性业务, 避免政策性出口信用和商业性出口信用的业务竞争。国家应将出口信用机构的费用支出和合理赔付列入国家预算, 进行年度审核和调整。

同时, 借鉴国外的经验, 进一步完善部际委员会制度, 由财政部牵头, 外交部、国防部、农业部等部门组成, 吸收更多政府部门、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参加, 建立由保监会牵头的经常性的出口信用保险例会制度和重大事件的紧急处理制度, 对重大事项作出决策。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协调各部门利益, 使公众的意见能够比较及时地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利用保监会的保险专业资源, 提高监管效率。

3.2 制定和颁布出口信用保险方面的专门法规

立法上, 制定和颁布出口信用保险方面的专门法规。从国外经验来看, 无论采用何种模式办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 都是在法规基础和框架上建立起来的, 加速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体系的发展, 迫切需要立法。具体建议如下:第一步, 我国可以在《对外贸易法》和《保险法》下, 建立出口信用保险法律规范, 并将出口信用保险立法纳入立法计划。第二步, 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制定专门的出口信用保险法。通过立法明确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地位, 明确该机构的管理者, 明确政府作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明确保险承保人与投保人的权利、义务, 投保人有权在投保前了解国家保险法规、费率等情况, 以约束和规范参与机构的行为, 明确各自的职责, 保证业务操作的规范化。

3.3 选择合适的制度模式

制度模式的选择在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的立法框架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它不仅决定着如承保主体、监管机构、承保对象这些基本制度的规定, 还影响着出口信用保险的运行效率及其作用的发挥。在模式选择问题上, 不仅要考虑出口信用保险的目的, 以更好地体现鼓励和发展本国对外贸易的宗旨, 而且要综合考虑我国的国情、经济实力、国际政治地位。

3.4 确立正确的立法思路

把出口信用保险法作为《保险法》的特别法, 同另一项政策性保险农业保险结合起来进行单独立法, 对于其符合一般保险原则之处参照《保险法》。保险法从立法上来讲传统上属于商法的范畴。由于保险法具有很强的行业性特征, 在经济意义上, 它又属于金融法的构成部分。所以, 在我国的金融法学教科书上能够找到保险法。但是, 保险法的金融性特征也并没有改变其商法的性质。保险法作为金融法的构成, 尤其是作为金融业务的构成, 本质上仍然是商法的内容。另外, 应该看到, 现代政府对金融行业监管的强化使保险法又具有经济法的特征, 在我国经济法教科书上也可以找到保险法。因而, 可以说保险法具有商法和经济法的双重性质。但还应注意的是, 保险法的商法特征是其本质, 而保险法的经济法特征则是政府对经济生活尤其是金融生活进行干预的表现。照此种立法思路, 出口信用保险法作为《保险法》的特别法, 理所当然的属于商法的范畴。

参考文献

[1]张琳.浅析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法律制度构建的必要性[J].知识经济, 200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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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侦查讯问；制度缺陷；权利保障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９－００５８－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０５

作者简介：李建超（１９６６—），男，重慶长寿人，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福坤（１９８２—），男，山东胶南人，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干警，法学硕士。

一、侦查讯问制度的界定

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关于侦查讯问有着如下几种不同的主张：⑴调查说，即认为侦查讯问是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向嫌疑人查问案件事实，以发现、收集案件线索，从而查明犯罪事实及其具体情节的一种行为。［１］（（ｐ２１８）⑵审查说，即认为侦查讯问是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及其情节的轻重进行正面审查的一种侦查措施。［２］（ｐ３１９）⑶审讯说，即认为侦查讯问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就案件事实或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言词审讯，是直接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一种必要措施。［３］（ｐ３）

综合上述几种观点，“侦查讯问”的概念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⑴侦查讯问的主体是法定的侦查讯问机关，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等。⑵侦查讯问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既不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证人，也不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⑶侦查讯问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或无罪、罪轻辩解，从而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对犯罪分子进行追究，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⑷侦查讯问应以言词的方式并且依照法定程序进行。⑸侦查讯问必须是正面讯问，而不能进行诱供、刑讯逼供等。⑹侦查讯问是一项重要的侦查措施。因此，侦查讯问是由法定侦查讯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以言词的方式进行正面讯问，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从而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一项重要的侦查措施。综上所述，侦查讯问制度是以侦查讯问活动为调整对象，是规范侦查讯问机关的讯问行为，从而追究犯罪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相关制度。

二、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现状

（一）侦查讯问制度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⒈侦查讯问的具体制度不完善。⑴侦查讯问的时间规定不够详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拘传的持续时间不能超过十二小时。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侦查讯问的持续时间，犯罪嫌疑人的每天最少休息时间，讯问的间隔时间，以及对可否夜间讯问等特殊情形进行详细规定。从而造成实践中许多侦查讯问机关长时间地、不间断地进行讯问，甚至利用夜间进行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⑵没有严格区分不同的侦查讯问方式。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４３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４］（ｐ４１）另外，我国相关司法解释虽对刑讯逼供作出了一定的解释，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解释并没有严格解释何为“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在实践中如何区分“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与讯问策略之间的差别，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从而造成侦查讯问中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式搜集证据的行为不断出现。⑶侦查讯问结果的固定方式不完善。目前，我国侦查讯问结果的固定方式主要依靠制作讯问笔录。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９５条对侦查讯问笔录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并没有规定如何对侦查讯问笔录的制定过程进行有效监督。此外，尽管公安部以及高检院都已经开始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讯问过程试行录音、录像，但是相关法律并没有对录音、录像的制作主体、过程、制作结果保存等各方面进行详细规定。我国侦查讯问笔录、录音录像的制作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其内容的真实性以及程序上的合法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⑷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权利不足。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犯罪嫌疑人在面对侦查讯问时，不但没有沉默权，反而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有关法律没有规定保障犯罪嫌疑人知情权的程序，也没有规定侵犯犯罪嫌疑人知情权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最后，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讯问人员的侵权行为有权进行控告，然而，并没有详细规定犯罪嫌疑人行使控告权的条件、程序、受理机关以及受理机关的处理方式和侵权行为的责任，另外，犯罪嫌疑人往往被羁押在看守所，而看守所又隶属于公安机关，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控告权难以实现。

⒉侦查讯问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侦查讯问机关极为宽泛的权力，又没有对侦查讯问机关的行为进行有效监控。侦查讯问机关在侦查讯问中完全处于主动、支配的地位。侦查机关有权随时传唤、拘传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对于犯罪嫌疑人，侦查讯问机关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讯问的时间、次数、地点等，侦查讯问机关主导着侦查讯问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在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处于被动的、被支配的地位。面对侦查讯问机关，犯罪嫌疑人不仅不享有沉默权，反而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另外，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侦查讯问前根本无法得到律师的帮助；在其后的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也不享有律师在场帮助权；而且，犯罪嫌疑人与律师的每次会面都要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所享有的律师帮助权极为有限。

⒊侦查讯问权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侦查讯问程序要获得正当性，必须是侦查讯问权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行使。侦查讯问权的任意扩张，均将使侦查讯问沦为一种纯粹的治罪工具。［５］（ｐ３１７）当前，我国对侦查讯问权的权力制约机制不够完善，侦查讯问权极为广泛而不受控制，从而造成侦查机关主导了整个侦查讯问过程。目前，我国对侦查讯问权的权力制约主要依靠检察机关的监督权。然而，实践证明，这种制约机制存在一定的弊端。首先，侦查讯问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都属于控诉机关，两者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检察机关在承担监督职权的同时要行使控诉职能，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难以处于一种中立的、超然的地位。其次，检察机关对于侦查讯问机关的监督缺乏刚性，威慑力不够。当检察机关发现侦查讯问机关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时，也只能以提出建议的形式督促侦查讯问机关纠正违法行为，而且如果侦查讯问机关不愿纠正，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再次，检察机关对于侦查讯问机关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而且主要是通过阅卷或者接受犯罪嫌疑人的控告了解侦查讯问过程从而进行监督。

（二）侦查讯问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⒈非法讯问行为时有发生。在侦查实务中，由于侦查讯问人员在侦查中权力极为宽泛而不能有效受到制约和监督，因此，侦查讯问人员往往利用各种手段以达到获取口供的目的，使得刑讯逼供的现象不断出现。近几年来出现了云南杜培武杀妻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胥敬祥案以及河北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而这些冤假错案的幕后真凶就是刑讯逼供。一份来自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对检察官的调查中，检察官认为在其办理的案件中，只有１３％犯罪嫌疑人没有受到刑讯逼供；在对刑庭的法官的调查中，他们认为只有１１％的犯罪嫌疑人没有受到刑讯逼供；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调查中，６９．７２％的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曾受到刑讯逼供。［６］除了刑讯逼供的现象外，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平常的现象，那就是侦查讯问人员滥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进行讯问。因为，利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讯问方式往往与侦查策略相混淆，侦查讯问人员往往将威胁、欺骗等方式作为策略进行讯问。

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尽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所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却无法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与制裁侦查人员的侵权行为并无直接的联系。其次，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非法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禁止的是非法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条件，而不是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据资格，也就是如果有其他证据与之相映证，非法取得的证据还是可以适用的。再次，司法实践中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适用于非法所得的言词证据，而不适用于非法所得的實物证据。此外，对于那些取证主体不合法，取证程序不合法的证据，我国有关法律并没有规定进行排除。甚至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欠缺合法性的证据，如取证程序不合法，侦查机关可以重新调查取证，从而使非法证据变得合法。最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一些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分担，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的状态下要对非法取证行为提出证据困难极大。总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权利救济功能以及程序性制裁的功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

三、新刑诉法出台后完善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措施

综上分析，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要保障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就必须完善侦查讯问的程序规则，赋予犯罪嫌疑人必要的合法权利，以对侦查讯问权形成有效的制约。

（一）完善侦查讯问制度的相关规定

⒈对侦查讯问的时间作出详细的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讯问的时间只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而没有对侦查讯问的时间何时起算、两次侦查讯问的间隔时间、夜间讯问等情况作出规定，从而造成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在此类问题上具有随意性。新《刑事诉讼法》１１７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延长拘传、传唤时间，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应有必要的休息时间，但仍未明确规定侦查讯问的起算时间、两次侦查讯问的最少间隔时间、必要休息时间的起点以及夜间讯问的限制性规定。

⒉明确规定非法获取证据的内涵及其责任。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进一步完善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第５０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而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有关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获取证据”的内涵及其责任，不仅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与侦查策略难以区分，而且无法抑制侦查讯问中“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获取证据”的现象。因此，应当明确规定“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获取证据”的内涵，严格区分“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获取证据”与侦查策略的区别。此外，还应明确规定“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获取证据”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二）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⒈引导侦查讯问人员树立人权保障意识。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法条。“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刑事诉讼法关系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写入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宪法原则。明确要求公、检、法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往往以打击犯罪、保障社会安全、秩序稳定为目标，忽视了个人的权利保障。甚至有的讯问人员错误地认为，打击犯罪就是保障人权。在这种犯罪控制主义的影响下，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往往被忽视。因此，要加强侦查讯问中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就必须引导侦查讯问人员树立人权保障意识，从而使侦查讯问人员在讯问的过程中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强化程序意识，不断规范自己的讯问行为，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⒉探索赋予并保障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享有的可以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该制度在英国建立以来，一直备受争议。目前，美、德、法、意、日等国家的刑事诉讼中都陆续建立了沉默权制度。随着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确立沉默权制度应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有助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与国际公约合理衔接。目前，新《刑诉法》第５０条虽确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但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还没有确立沉默权。当然，目前部分国家已逐渐认识到过度保护沉默权，限制侦查讯问权，会放纵犯罪，降低打击犯罪的效率。于是他们开始对沉默权作出限制和例外规定，如“善意的例外”。因此，我国在建立沉默权制度时，应充分借鉴西方沉默权制度的有关规定，顺应沉默权制度的发展趋势，在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同时，适当地对沉默权作出限制，从而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⒊完善犯罪嫌疑人的控告权。犯罪嫌疑人的控告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机关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向有关机关提出控诉的权利。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赋予犯罪嫌疑人控告权可以制衡侦查机关的侦查权。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１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认为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控告权。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控告权难以得到实现。首先，根据现行法律，侦查机关的侦查讯问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侦查讯问中受到侵犯，只能通过申诉的途径进行控告，但法律并没有规定申诉的程序。因此，将非法讯问行为引入诉讼的轨道，赋予非法讯问行为以可诉性是犯罪嫌疑人有效行使控告权的基础。其次，保证控告权实现的关键是要完善控告权的规范体系，明确规定控告权实施的条件、期限、受理机关、处理程序、责任机制等，从而在制度上保障控告权的顺利实现。最后，明确规定对非法讯问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一方面，控告人应当提出被非法讯问的初步证据，如出示血衣，展示伤痕等；另一方面，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了初步证据，那么对非法讯问行为应当使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如果侦查讯问机关无法证明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那么就推定侦查讯问行为违法。

⒋完善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帮助权。现行刑诉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有关规定也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进一步完善了律师会见程序，保证律师切实会见犯罪嫌疑人。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凭借律师执业证书、律師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因此，新刑诉法中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但考虑到极少数案件，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角度考虑，做出了以下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新刑诉法还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将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可提供法律援助。但新刑诉法没有确立和保障侦查讯问中律师的在场权。目前，侦查讯问机关在没有一个中立的第三者监督的情况进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往往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因此，可以借鉴英国的值班律师制度，确立侦查讯问中律师的在场权，从而使侦查讯问机关在律师的制约和监督下行使讯问权。

（三）加强对侦查讯问的监督和制约

⒈完善检察监督机制。目前，我国对侦查讯问权的权力制约主要依靠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新刑诉法修改增加了众多监督方面的条款。比如对侦查机关非法收集证据的监督、加强对强制措施的监督、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对指定监视居住的监督、对刑罚执行的监督、完善对强制医疗的监督等等。针对目前检察机关监督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现有的体制下，应当建立以检察官为主体的司法审查制度。首先，确立检察院在侦查讯问中的在场权。现有检察监督机制的一大弊端即事后监督，无法对侦查讯问行为进行实时的、有效的监督。确立检察机关在侦查讯问中的在场权，检察机关可以亲临现场，对讯问过程以及录音录像的制作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拥有律师在场权，为了保障对侦查讯问过程进行监督的同时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可以规定，在侦查讯问的过程中，律师在场或检察人员在场可以由犯罪嫌疑人选择适用。其次，如果在侦查讯问过程中，检察人员没有在场，那么侦查机关在申请批准逮捕的同时，应当同时移送未经剪辑的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使检察机关能够复原侦查讯问的全过程，从而使检察机关能够真正有效地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最后，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人有权对侦查讯问机关的讯问行为提出异议，检察机关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所提出异议的侦查讯问行为进行审查。

⒉探索侦查羁押分离。新刑诉法为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必须及时送看守所羁押，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然而，看守所在行政上隶属于公安机关，这使得侦查机关可以随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长时间地进行讯问。因此，我国应当建立侦查羁押分离制度，实行看守所中立，利用看守所监督侦查讯问人员的讯问行为，从而使侦查讯问机关在看守所的讯问行为受到实质性的制约。首先，从体制上将看守所与公安机关相分离，将看守所交予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将看守所与公安机关相分离，使公安机关失去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控制，从而将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与关押权相分离。对于看守所应当归哪个部门主管的问题，国内有着较为统一的意见，即将看守所交给司法行政机关主管。由于司法行政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不承担控诉或审判等职能，因而可以保持中立的地位。其次，明确规定看守所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职责。明确规定看守所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义务，从而对侦查讯问机关的讯问行为形成真正有效的监督。最后，完善相关制度，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明确规定看守所的权利告知义务，对犯罪嫌疑人在讯问前后进行人身健康检查，对侦查讯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看守所应当对侦查讯问的时间、过程等进行实质性的监督。

⒊对侦查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随着英国建立侦查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实践证明，在侦查讯问过程中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可以规范侦查讯问机关的讯问行为，防止侦查讯问机关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行为，还可以固定证据。近年来，我国立法和实践也开始了对侦查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探索，侦查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１２１条明确规定了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从立法上对录音录像制度予以确认。确认录音录像的证据效力，从而在制度上保障录音录像制度的合法地位。同时，应明确规定全程录音录像的实施主体、操作规则以及实施程序等，保障录音录像制度得到有效的落实。在侦查羁押分离的体制下，录音录像的职责可以交予中立的看守所实施，而且录音录像必须是同步的、全程进行的，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录音录像的完整性、真实性。此外，还必须明确规定违反录音录像制度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违规者严肃依法查处，并适当地对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予以排除。

⒋完善非法證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某些证据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价值，但是立法者预先设定或者司法者的据情考量，认为该证据的使用将违背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精神所应体现的社会价值及观念，进而对该种证据作否定性结论的规则。［７］（ｐ２２０）随着各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渐在各国立法上得到了确认。实践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有利于限制侦查权的滥用、遏制侦查讯问机关的非法讯问行为，从而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在现行刑诉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新《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新法还规定了公、检、法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非法言词证据必须一律予以排除之外，对于非法口供所产生的衍生证据，可以借鉴日本的有关规定，充分考虑非法口供与衍生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该衍生证据可以从其他途径获得，或者该证据将必然被发现，那么该衍生证据可以采用；如果非法口供是发现衍生证据的唯一因素，那么就应当对该衍生证据全部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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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张有亮，喻兴龙著．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研究［Ｍ］．甘肃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６．

（责任编辑：徐 虹）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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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探索 篇4

摘要：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自推行以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还存在着一些制度层面上的缺陷：一是考录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考试缺少效度；二是技术层面的保障不足，考试录用制度的科学性有待提高；三是考官队伍的素质尚待提高。目前，我国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在不断增多，进一步完善公务员考录管理制度非常必要和迫切。本文借鉴西方公务员考录管理制度的经验，提出了对我国公务员考录管理制度的对策设计和改革构想:一是强化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管理基础。二是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运行机制。三是健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法规体系。

关键词：公务员公务员法录用制度

综述

从1993年国家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及以后制定的近40个单项法规开始，我国在创立公务员制度和改革完善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现行公务员考试录用管理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实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社会环境不够成熟，导致公务员考试录用管理环节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世界各国的行政改革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浪潮峰起迭涌，传统官僚科层制已经不能适应这个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时代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公务员制度在很多方面显示出不适应性。无论是在公共管理还是在公共服务方面，不得不引入新的管理模式和方法；无论是在组织结构上还是在管理上，都将受到新的理论的强烈影响。因而，进一步转变观念、优化体制、改进操作就成为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迫切任务。

一、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建立

（一）完善公务员考录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目前，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推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初步建立了“凡进必考”的进入机制。公务员系统通过向社会公众招考，从社会环境吸取“新鲜血液”，实现了人员更新和素质更新的双重功能，提高了政府运转效能。

1.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不断在增多，其文化程度逐渐呈现高学历化。同时随着高校逐年扩招，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使得学校毕业生报考公务员人数逐渐攀升。.报考人数受待遇等多因素的影响。由于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加上公务员工资和医疗、住房、交通补贴以及各种福利待遇得到不断提升，更重要的是公务员的稳定性和地位性，吸引了其它性质单位的人员报考。

3.考试录用制度得到了全方位的推进和改善。无论是考试录用的规模和范围，还是考试录用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扩大。在录用的过程中，不断的透明化、公开化和平等化，同时公务员考试录用的管理水平和测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考试日益科学化、规范化，使得更多的社会人员愿意参与竞争。

由此可见，进一步完善公务员考录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二）我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

1、西周时期，大夫以上的爵位和官职是世袭的，大夫以下的低级职务才是

挑选士来担任的。选士的基本方法是乡里来荐举，就是所谓的乡举里选。被乡里荐举出来的人叫秀士。秀士由诸侯贡献于天子，入大学学习。学成以后，天子考试其射艺，然后授予官爵。

2、战国时期的士，主要指有一定知识技能的人，与西周的武士有所区别。士的来源有推荐、自荐等不同的途径。

3、汉代对士人采取培养和使用的政策。京师开办太学，由郡国选送博士弟子入太学学习，由太常选拔。然后据考试优劣授予郎中、文学掌故等官职。选士的另一条途径是察举，即由公卿、列侯、郡国守相等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察举的科目，常见的有贤良方正、秀才、孝廉、明经等。汉代的察举，实权掌握在公、卿、守、相手里，所举的科目，又以道德品行为重，考试虽间有使用，但不受重视。此种方法易产生流弊。第三条途径是征辟。某些有名望的士人，皇帝不经荐举，直接征聘，多授予博士或待诏的称号，侍从左右，备顾问。

4、魏晋以后，察举制度发展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察举的对象分为九等，政府按等录用，叫做“九品官人法”。中正，是推选朝官中有声望的人，担任州、郡的中正，负责对士人品级的评定。九品中正制初实行时，继续贯彻曹操“唯才是举”的原则，评定人物主要看才能，在当时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5、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辟举制，大小官吏都由中央政府任命，选士既不须州郡的荐举，也不经中正的评定，而是由朝廷用公开考试的方法甄别选用。这便是科举制的真正开始。

6、唐代继承并大大发展了隋代创置的科举制度，还增设明经、明法、明算、明书 等名目，完善了科举制度。考试科目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是皇帝临时诏令设置的科目。从武则天开始，又有武举之设，由兵部考试。

7、宋代对科举制度作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宋太祖正式建立了殿试制度，即在吏部考试后，皇帝在殿廷之上主持最高一级的考试，决定录取的名单和名次。所有及第的人于是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琼林苑，故称琼林宴。殿试第一名称榜首，第二、三名称榜眼，一、二、三名都可称状元。南宋以后，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宋哲宗时，将进士分为经义、诗赋两科，分别举行考试，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定去留。宋代的常科考试分为州府试、礼部试、殿试三级。州府试称解试，礼部试称省试，殿试带有复杂的性质。宋代在正科之外，还设立恩科。连续考十五场不中的，皇帝用“特恩”的办法，赐予本科出身。

7、辽代的科举制，专为汉人而设。考试分乡试、府试、省试、殿试几种。

8、元代科举考试，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开，重经义而轻诗赋。

9、明清是科举制度极盛的时期，也是走向衰亡的时期。明清科举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校和科举更紧密地结合，科举必由学校，进学校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清学校有两种：国学和府、州、县学。国学是中央一级的学校，府、州、县学是地方学校。国学初名国子学，后改称国子监。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贡生是由府、州、县学的生员中选贡的，意思是把人才贡献给皇帝。清代的贡生有六种：岁贡、恩贡、优贡、拔贡、副贡、例贡。前五种算是正途出身，总称五贡。府、州、县、卫设立的学校，一般称为郡县学，也称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别称庠生、秀才、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明清正式的科举考试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又称大比，因考试期间定在秋季，故又称“秋闱”。乡试考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会试在乡试后

一年举行，考中的称贡生，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会试后同年举行，应试者为贡生，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录取分为三甲：一甲取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为鼎甲之首，别称鼎元；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都称传胪。进士榜都用黄纸书写，所以叫做黄甲，一般也称为金榜，中进士称为金榜题名。明清的乡试和会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要求代圣人立言，结构要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这种文体称为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股文形式死板，严重束缚了人们思想。进士、监生、举人，可以按不同情况授予一定的官职。秀才不能授官，但是可以被聘为长官的幕僚。

（三）借鉴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

1、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明文规定了公民享有民主参与的权利，并且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加以保障。例如德国的《基本法》明确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按照其能力与成就，依据法律规定担任官职的权利”。

2、公民有平等的权利参加国家公务员的录用考试，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在平等的条件下被择优录用，不得由于性别、种族、出身、党派和家庭背景等因素而遭受歧视或享受特权。如美国的《文官制度改革法》规定“保证人人机会均等，经过公开的竞争性考试，只根据能力、知识、技能来决定录用和提升”。

3、在西方国家公务员的招考、考试、成绩和录用，都是公开的。报纸、电视台和电台要公开发表或广播，让全社会的公民都知晓，争取最广泛的人报考，在最广泛的范围内选择优秀人才。在招录公务员之前，美国不仅在报刊和电视广播中公开报道国家公务员的报考事项，而且联邦政府在全国设立一百个“职业情报中心”。八百个免费的“热线”电话号码，供全国各地报考者使用，询问有关公务员报考、考试的事宜。

4、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有竞争择优的特点，他们考试录用的竞争分为两种，一种是“非公开竞争考试”，全部报考者中的合格者都被录用；另一种是“公开竞争考试”，是在少数合格者当中再选择成绩最优秀者录用。随着报考人数的增多，许多国家采用第二种竞争性考试，以求选择最优秀的人才。

5、西方发达各国公务员的录用制度主要有四种：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和考任制。选任制适用于政治领导人，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类。委任制适用于长官的助手和秘书等辅助人员，目的是能与长官密切合作。聘任制适用于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的学者专家，他们有公开著作，公众了解他们的水平。考任制是适用范围较广的任用制度，被大多数国家采用。它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最广泛地罗致优秀人才担任领导和业务职位。

6、如何通过考试来择优，发达国家的标准和做法不尽相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通才”标准，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才”标准。所谓“通才”标准是在考试选拔中注重应考人的一般教育程度、文学素养、掌握知识的多寡、以及综合、推理和判断的能力。所谓“专才”标准则注重应考人所具有的职务上的专业技艺，强调个人在某个领域中的一技之长，重视专家的地位和作用，并经常吸收专家学者参加领导工作。

二、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现状

（一）确立了机关依法进入的新机制

考试录用制度强调录用公务员必须坚持“凡进必考”，凡符合条 件者均可报考，凡未经考试或者考试不合格者均不得录用，确立了机 关通过考试的方法

补充 工作人员的新机制，改变了过去机关进人上 的随意性，这是考试录用制度的最大成果。

（二）改善了公务员队伍结构

各级机关录用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有效防止了进人上的各种不 正之风。5 年来全国考试录用公务员 62 万名。2010 年中央机关及其 直属机构新录用的 14391 名公务员中，来自工人、农民、教师、医生 等普通家庭的占 93.2%。我国公务员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 制度，得到社会广泛赞誉。5 年来，竞争性选拔干部力度不断加大，促进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24 万余人通过竞争上岗走上领导岗位，公开选拔干部从 2005 年 3573 人提高到 2009 年 10961 人。我国的公 务员队伍是一支优秀人才密集、能够担当重任、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 队伍。

（三）考试录用法规体系初步建立

我国制定了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相配套的暂行规定 10 多 个，实施办法 10 多个，公务员管理的各个实施环节基本达到了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

（四）考试录用基础建设水平逐步提高

不断强化面试和体检工作管理；实行面试考官资格制度，加强面 试考官队伍建设。加强对面试考官的考核，实行动态管理，逐步推行 面试考官异地执考制度逐步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公道正派、高素 质的面试考官队伍。加强命题和考务管理，为保证试题质量，实行笔 试试题和面试试题统一命制。充分利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和手段进行 考务管理，为考生报名和查询考试录用工作信息等提供优质服务。严 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录用手续，凡考试、体检、考核合格者，按照管理权限，统一到国家公务员录用主管机关办理录用手续。进一步强化 和规范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管理。

三、对完善公务员考录制度的思考

由于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起步较晚，发展速度又较快，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所以在录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存有某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阻碍了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推广，使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亟待改进克服。

(一)强化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管理基础

中央制定的《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目标。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中要按照《纲要》确定的目标和方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全面贯彻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改革方针，坚持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方向，从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上全面推进改革。准确把握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核心，把建立 “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 作为改革的根本要求。全面实施《公务员法》和《规划纲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加快健全完善公务员制度和机制，提高公务员管理工作科学化水平，全面推进公务员队伍思想政治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 精湛、作风过硬、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

（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运行机制

继续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和“凡进必考”的原则，努力提高公务员考录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把科学考录作为主攻方向，不断创新考试内容和

方法，进一步提高考录工作的质量。一是加强考录基础建设，完善面试考官库建设，建立健全考试测评机构，加强对考务机构的指导与监督。二是推进考录信息化工作，优化报名服务平台，充分发挥网络资源优势，为考生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三是继续推行“阳光面试”，让纪检监察、媒体、公众更多地参与面试 和监督过程，并形成制度，增进社会对考录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四是扩大选人用人视野，探索从优秀工人、农民等生产一线人员中考录公务员的办法，加大从基层一线选拔公务员力度，提高录用比例，积极推广和完善从优秀村干部、社区干部中考录乡镇、街道公务员的办法，把更多的优秀人才聚集到各级党政机关中来，充分发挥考录政策的导向作用。五是严格公务员录用考试工作纪律，严密工作程序，严肃处理违纪违规行为，让公务员考录干干净净，公平公正。

（三）健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法规体系

按照国家将要出台的公务员转任规定、公务员回避规定、新录用人员试用期管理办法、公务员录用特殊体检标准、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违反公务员法责任追究办法等配套法规，紧密结合甘肃实际，研究论证并制定出台贯彻各项相关规定的实施细则。对正在试行的有关规章，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需求及时修订完善，构建比较完善的公务员管理政策法规体系。在推进立法的同时，要加大对政策法规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结束语

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既有共同点又各具特色，只有与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结合，吸收借鉴别国的先进制度经验方法才有意义才能成功。因此，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在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制度的同时，还应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正确处理好借鉴与继承、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要注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公务员考录制度发展的阶段性之间的关系，不能生搬硬套或“全盘西化”，同时对西方和亚洲一些国家先进的公务员考录制度经验进行中国化的科学实践，才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切实可行的改革与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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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签字）：

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探索 篇5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宋岩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通过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加强司法民主，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对司法公信力的塑造意义重大。但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塑造司法公信力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实现。本文认为，要解决陪而不审的问题，应当吸收国外陪审制度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对人民陪审制度进行重构。

论文关键词 陪审制 参审制 人民陪审员 司法公信力

近年来，随着新闻舆论的作用以及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引起民众的关注。因认定犯罪事实及量刑是否合法合理而掀起舆论热潮的案件频发，裁判结果广受民众质疑。使得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任度不断降低，司法公信力逐渐下降。

除一些确实审判失当的案件之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如公众对立法本意及审理程序的不了解，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新闻价值而做出偏颇的报道，还有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法官追求的法律内在价值与民众的朴素价值观的冲突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民众与专业化的司法审判之间的缺乏有效的沟通，民众对具体的司法行为产生误解，对法院做出的判决做出误读。从而使群众产生“信访不信法”的观念。

我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民众参与进审判活动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由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在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中审查案件基本事实，适用法律，进行量刑。人民陪审员是从普通公民中挑选，使普通群众能够分享审判权力、监督司法，能达到疏通民意，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良好效果。

但是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尤其是基层法院，人民陪审制度并未取得其应有的效果，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司法资源的不充分，司法机关对陪审重视的不重视等等原因，人民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本文从国外主流的两大陪审制度的比较切入，分析我国目前的人民陪审制度实施现状及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提出建议。以期达到吸纳民意、民主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目的。

一、陪审制与参审制

将非专业化的群众纳入专业司法审判中产生于古希腊雅典时期，而近现代法律实务中非专业人员参与审判的依照非专业人员和职业法官之间的职责和互动关系可分为两种，即狭义的陪审制和参审制。陪审制主要适用于英美法系国家，指在刑事审判中，陪审员决定事实问题，即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然后由职业法官决定法律适用及量刑问题等其他法律问题。参审制的主要适用于大陆法系，指在刑事审判中，由参审人员与职业法官共同决定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

（一）陪审制与参审制的共性

确保审判活动的公平、公正及由普通人对普通人进行审判并达成一致是两种制度的共同追求。公正是司法的终极目标，法律的公正分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是指程序的公开、透明、合法，程序公正的标准已经学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但对个案实现绝对的实体公平、公正需要所有人参与到审判中去，但在审判实践中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个案实现全民参

与。由于职业法官和普通民众之间接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存在较大的价值观差异，在认定事实的时候，很难达成一致。仅仅由职业法官进行审判，将审判精英化，且由于职业法官长期从事司法审判活动，其内心已经丧失“普通人”的“内心确信”，使得普通民众对职业法官的裁判不信任。而由全民民主选举出代表参加具体的审判活动则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选择。陪审/参审制都是从普通民众按照标准随机选择出陪审/参审员组成陪审团或者与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陪审制度与职业法官并不冲突，不仅不完全取代职业法官，而且能起到有效补充的效果，既能体现审判民主，又能调和精英化与大众化之冲突，从而实现审判的民主。且陪审/参审制中陪审/参审员作出裁决均是经过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符合相对公平。

（二）陪审制与参审制的差异

对于比较法而言，制度间的差异往往比共性更重要，是制度选择的重要依据。陪审制与参审制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学者也依照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两种制度的区别进行过阐述，笔者认为该两种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陪审/参审员在案件审理中的地位或职责

如前所述，在陪审制国家中，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相对独立，陪审员负责解决事实问题，即享有事实认定权利。而职业法官则负责解决法律问题，享有法律使用权。陪审员与职业法官互不干涉，相对独立。而在参审制国家中，参审员和职业法官并未有职责分工，两者共同解决事实和法律问题，同时具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权利，相互之间体现为合作和制约关系。在陪审制中，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相对对立，而在参审制，参审员与职业法官分享了部分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参审制中的法官基于专业和经验的优势，容易在裁判人员中采用说服、暗示等方式将自己的意志扩张到参审人员。因此，参审制中职业法官对参审人员的影响很大，参审人员并未起到民主审判的作用。陪审制采用并行的二元式的裁判结构和分享性的权力结构，因此，职业法官难以对陪审员形成直接的影响。

2.陪审/参审制追求法律效果的差异

在陪审制中，并行的二元式裁判结构和分享性权利结构决定了陪审员的主导地位，因此，陪审员可不受职业法官的影响自由表达社会意志。相反，在参审制中，参审人员与职业法官共同共同行使权利往往使职业法官处于主导地位，相比而言，法庭当然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而民众民主意志。其次由于陪审制更能承载民主意志，因此，“保障人权、慎刑宽罚”自然成为陪审团审判的主轴。相反，参审制则更多地反映国家意志，因此，参审制审判将更侧重于“打击犯罪和维护秩序”的价值目标设定。我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因此我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倾向于大陆法系的规制。实际上，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从以上两点出发，实际上称为参审制度更为合适。

二、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一）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历史沿革

清末时期沈家本在自己的著书中提到了许多有关陪审制度的思想，并且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做法。但是，在当时我国的各项社会制度还不健全，社会法治理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陪审制度只能被“埋葬”。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当时的统治阶级是少数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人，陪审制度如果被广泛应用很可能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所以，社会条件不成熟陪审制度是不可能很好地开展。建国后，我国陪审制度最先是借鉴前苏联的陪审模式，1951年我国颁布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其中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

将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司法内容，但在之后的“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各项司法制度都遭到了损害，当然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收到了侵害。1978年，“四人帮”被消灭后，我国开始重新修建各种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制度开始重建。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实践效果并不理想，1982年《宪法》并没有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随着新中国法制化建设的推进，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正权威的司法制度要求必须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因为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审判制度保持了司法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更好的诠释了司法“解民忧、排民难、维民权、保民安”的特征。之后，我国开始酝酿人民陪审员制度，而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标志着即将进入立法程序。后通过审议、酝酿，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5年5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至此，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开始真正进入运行状态。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是由法定程序产生，代表人民群众在人民法院参加合议庭审判活动的人员。人民陪审员是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行使审判权，对审判工作进行监督的重要体现。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并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人民陪审员是“不穿制服的法官”，与人民法官享有相同的权利。《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4条规定了人民陪员的选任条件，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龄在23周岁以上，品行良好，身体健康，学历一般要求在专科以上。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了我国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它是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组成合议庭进行案件审判的制度，主要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普通民众参与案件审理，提出自己的朴素观点和认识，从而更加促进司法机关公正办案、廉洁办案、民主办案的一项制度。

（二）我国陪审制度的现状

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正式施行，经过选任的人民陪审员陆续走上了履职岗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发挥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监督司法活动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制度的完善及社会的发展，陪审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陪审的案件范围也越来越广。《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可以适用的范围。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除适用简易程序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以及特定当事人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案件都可以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审判实践中，该规定从形式上基本得以实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法院“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判”等现象依然存在。

1.遴选制度不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中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龄在23周岁以上，品行良好，身体健康，学历一般要求在专科以上。笔者认为上述规定背离了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的真正目的，根据陪审制度的核心价值，人民陪审员应当从拥有政治权利即选举权的民众中随机选择。实践中基层法院一般会挑选人大代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领导、离退休干部等。无法把人民陪审员的人民性即“普通人”的特质反应出来，这种陪审员无法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容易成为陪衬。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决定》，其中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即由基层组织推荐或本人申请，经相关部门审查后由基层法院院长提出人选并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在这种情况下选任出的陪审员固定化，职业化。无法真正的使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司法审判中来，陪审员的意见根本不能代表民意。

2.陪审员缺乏话语权

现行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地位和职责，导致目前我国人民陪审员与职业法官之间分工不明确。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员仅对案件事实部分具有发言权，具体法律适用

仍由职业法官来依照法律规定实施。大陆法系国家的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分享权利，即对案件事实部分和法律部分都具有发言权。从现行的制度来看，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赋予了陪审员较大的权利，陪审员既能够对案件事实提出异议，也能够就法律适用表达意见，接近大陆法系。但是实施中发现问题如下：首先，法律业务知识的匮乏导致陪审员话语权“份量不足”。法庭审判借助的工具主要是法律知识，法律知识比较系统和专业，若不经过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很难对法律做到熟知和运用，其他专业领域的人民陪审员在各自领域可以说比较精通，但在法律知识方面还有所欠缺。这样的后果就是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上只能“陪而不审”，即便对法庭中专业性问题发言，也很难得到专业法官的肯定和认可。一些基层法院甚至由职业法官拟定问题由陪审员进行发问。其次，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不足。在经济发达地区，陪审员的补贴及误工费由法院实际发放，也由法院组织法律业务知识的培训。在这种情况下下，经济上的劣势导致人民陪审员变成了形式上的陪审，无法产生实体上的公正。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构

（一）遴选

陪审员的遴选程序同样与陪审制的有效运作息息相关。为保证陪审员的遴选民主与公平，笔者建议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并且分三个层次第一，确立陪审员大名单。人民陪审员应当大众化、普通化，本人具有普通人应然具有的理解能力即可。同时应当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对事物拥有成熟的判断。笔者建议年满二十二周岁，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并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均可担任人民陪审员。为保障陪审员可独立、有效行使职权，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司法部门的常设工作人员不应成为人民陪审员。每年度由各省将上述具备资格的人员名单录入数据库，各地级市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根据自己行政辖区内的陪审员的子数据库确定大名单之后，由法院每月随机选取数名候选人，并提前告知，其所在单位应当给予充分的时间以配合法庭审判活动。第二，个案陪审团的确定。为了兼顾司法公平及节约司法资源，陪审团的规模也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三级。在刑事案件中，法官经过预审认为可能判处主刑中的管制、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单独处以附加刑的，可不适用陪审制度，法官直接裁决即可。如果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应召集陪审团。陪审团可以分为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大陪审团应为12人至15人，适用于可能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小陪审团5至7人，适用于其余案件。陪审团从每月候选名单中随机抽取，于开庭之前告知。

（二）法律责任

陪审是公民行使司法审判权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如果行使权利不当，应当承担一定的后果。陪审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审判活动，影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被选任陪审员的公民故意向相关人员作出虚假陈述以逃避履行该义务的；陪审员明知其不符合条件或没有资格而参加陪审团审判的应公示并处以罚金丧失陪审员资格。陪审员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徇私舞弊，造成错误裁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并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陪审义务应对以下有特殊情况的公民豁免。七十周岁以上的公民；在最近两年内担任过陪审员（参审员）的公民；存在其它重要事由（如家庭负担过重、生病、因公出国等）经基层法院认定为有效的公民。

（三）配套制度

1.法院的指引制度

陪审员不是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在参与专业审判活动过程中需要给予一定的指导。在确立月度陪审员之后，在提前告知其陪审义务的同时，应辅助对相关的审判活动知识培训。培训应包括法庭秩序和纪律，基本法律理念，庭审程序及各程序的作用、举证责任及基本法理知识。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要向陪审员解释整个庭审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义、法律价值、立法原意等。当然，整个审判活动即是司法价值取向与普通民众朴素价值取向的博弈及说服，最后使得司法机制取向获得大众的认可，可以预见到，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个案的不符，但是这种不符会随着参与陪审制度的范围逐步扩大而逐渐消失。如果司法价值在长期的陪审中无法得到认可，说明其并不想制定法律之初所设想的一样，并不是一个当下正确的价值取向。当然法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针对法律问题及价值导向对陪审员进行引导，向其解释立法原意，当然这对法官的要求是极高的。但这的确是司法长期发展的必经之路。

2.建立现代庭审原则及制度

在庭审中要保障陪审员的中立、强化对抗式诉讼，陪审员应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庭审过程中亲自并直接体验整个审判活动，摒弃现行的“印证证明”的模式，使陪审员采用证据排除原则，从而达到充分的“内心确信”。而且要采用集中审判的原则，在庭审程序完毕之后，陪审员应当立即合议并在短期内作出一致或多数一致的裁决。

四、结论

陪审制度不一定能使案件得到绝对的公正，但至少可以搭建一个达成共识的理性平台。陪审制度在选择代表方面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都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选任人民陪审员，这时职业法官的见解和普通群众的看法在审判席上就可以得到交流、探讨，进而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机制从现有的审判实践来看，是利大于弊，该项制度在提升司法公信力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也是不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

[1] 朱燕：浅议建造合同准则实践及建议[J].会计师http:///2012（8）.[2] 杨庆中：浅议完工百分比法在施工企业核算中的利弊[J].山西财税，2011http://（1）.[3] 马彦坤、甘玉江、谢晖：谈建造合同准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J].财会月刊，2008

关于完善我国长假制度的思考 篇6

黄铁苗

 2013-03-05 16:53:43

来源：光明网 2013.03.05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我国重视扩大内需发展战略;现在和今后将更加重视这一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讲到这一问题时指出，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扩大内需，释放居民消费潜力，需要为居民提供足够合适的消费时间和空间。完善我国长假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自1999年实行长假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它不仅对于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增进人们的交往，开阔人们的眼界和增强人们的体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它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毋庸讳言，在充分肯定我国长假制度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交通拥堵、游客吃住困难、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刚刚过去的今年春节长假，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严重的拥堵现象;尤其是2012年十一黄金周出现的交通拥堵问题，更是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资料显示，2012年十一黄金周是建立长假制度以来造成问题最多最严重的一个长假。具体表现为：

一是引起了多路段的严重拥堵现象。2012年十一黄金周恰逢中秋节，加之对私家车实行免费通放，9月30日长假第一天，中国道路共运输旅客8560万人次，同比上升13.3%。在广东，广深高速的堵车路段达到了40公里，交警甚至出动直升飞机进行监控，面对高速交通事故，交警只能依靠摩托车来处理。北京、上海的出城方向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

二是引发了大量严重的交通事故。根据全国道路交通事故信息系统统计，截至2012年10月7日18时，国庆节期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3635起，造成1171人死亡、4236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369.4万元。一个长假，引发这么多交通事故，造成了多少家庭和个人的悲伤。它除了令人痛心之外，更多的应该看到对长假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的必要性。

二、完善我国长假制度的必要性

1.完善长假制度有利于释放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自实行长假制度以来，每个长假的消费都十分火爆，2012年十一长假更为突出。数据显示，2012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重点监测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8006亿元，比2011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增长15%左右。两节长假期间，全国纳入监测的119个直报景区点旅游收入17.65亿元，同比增长24.96%。两节长假引爆消费的火热行情，凸显出我国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同时免收高速公路费的举措带动旅游人数爆发式增长，也说明了刺激政策对拉动消费的效果十分显著。如果未来能够采取更多刺激消费的政策，将起到非常显著的拉动内需的作用。

2.完善长假制度有利于更多的民众出外休闲。我国实施长假制度，本意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多休息时间，以便更好地休息、娱乐、学习，使自身精力得到恢复，能力得到提升，进而实现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刺激民众消费，推动国家经济发展。长假出外旅游是实现这一作用的最好形式。然而，全国统一的长假制度却影响了长假作用的发挥。具体表现为：一是拥堵现象造成了“出行难”，不少居民愉悦的出游心情受到影响，部分民众由于担心拥堵而选择不出门。二是由于交通拥堵、吃住困难造成不少人的“长假综合症”。这就是不少人不仅在长假期间心生烦恼，而且长假过后一段时间身心还难以恢复。这就使得本该轻松的休息时间“不轻松”，同时，假期经济效益也未充分发挥。完善长假制度就能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3.完善长假制度有利于提高旅游质量和效率。全国统一放假，出游车多人多，不仅造成交通拥挤，对与此相关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困难。一是突如其来的大量游客，使旅游景点无法招架。在不少景点，旅客排队买门票、座索道、乘观光车、拍景点照，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由于人多拥挤，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人，而不是风景。有些人感叹“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人”。由于人多拥挤，一些险要的风景点还不时出现安全事故。二是集中时间放长假，使大量的游客买票难、吃饭难、住宿难，不少旅游公司趁机让旅程“缩水”;有不少商家利用长假随意涨价，趁机宰客;更有不良商家趁此时机推销假冒伪劣商品，使旅客蒙受损失。还有就是集中放长假，使不少旅游景点长假过后会出现相对冷清时期，然而其维持正常运转的投入并没有减少。完善长假制度就能使旅客的旅游质量和旅游景点资源的利用效率都能得到提高。

总之，完善我国长假制度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更大满足，幸福指数得到提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体现。因此，对存在的问题应予重视。应该看到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我们应该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制度进行变革和完善。改革允许失败，完善一项制度也要允许尝试。

三、完善我国长假制度的建议

(一)实施邻省错开放假制

我国有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人口分布不均, 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集中在中东部地区。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状况、气候条件、风土人情存在较大差异，每个省都有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和历史文化，这些都吸引着不同省份的游客。为了解决长假交通拥堵、食宿困难、景点拥挤等问题，适宜施行邻省错开放假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在同一个假期，例如五一节或十一国庆节，基本一半先放假，一半后放假。可以将正好在节日期间放的假称为正假，之后放的假称为副假。放正假和放副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可试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相邻省份交错进行。如黑龙江放正假，吉林放副假;辽宁放正假，河北放副假;广东放正假，湖南放副假;福建放正假，浙江放副假。等等。如此有望大大减轻交通拥堵和食宿不便以及景点拥挤现象，从而大大提高旅游质量。

(二)尝试人口、经济大省、发达城市与周边省份错开放假制度

一般来说，交通拥堵与出行人数，特别是车辆数量成正相关，而长假期间出行人数和车辆又与该地区人数和经济状况成正相关。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常驻人口在6000万以上的省份有7个，广东省、河南省、山东省的总人口都在一亿人上下，人口最少的大陆省份是西藏自治区，其常驻人口为300万。从经济状况来看，据统计数据，2012年，广东GDP为5.7万亿元，排名全国首位，江苏5.4万亿元、山东5万亿元，分别排名为全国第二和第三位。与广东相邻的湖南、广西的GDP分别为2.2万亿元和1.3万亿元。经济发达省份民众的经济实力相对雄厚。资料表明，截至201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33亿辆。全国8个省的机动车保有量超过1000万辆，其中山东省和广东省机动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截至2012年9月底，与广东邻近的广西为900万辆、湖南有813万辆。因此，将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以及人们向往的发达城市，如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与周边省份错开放假，能够缓和本省及周围省份的交通拥堵情况。作为另一种错开放假的方式，不妨作为参考。

(三)错开放假的时间安排

在时间安排上，先后放假可相隔二、三天时间，这样可使道路、酒店、旅游景点、交通部门等减缓压力，和得到稍事休整，再行接待游客。还需要注意的是，哪个区域先放假或后放假也要错开和对换。在当年时间内，一个地区要既享有正假，也享有副假。例如，广东第一年五享有正假，十一就是副假。到了第二年要对换过来，不能使一些地区长期是正假，一些地区长期是副假。在不同地区的正假和副假相对稳定且合理的情况下，为了减少麻烦，可以按照公元年份的尾数固

定哪些地区逢单数、哪些地区逢双数放正假或副假。另外，还需做到的是，国庆是我们国家的大节日，一般天安门广场和不少地方都会有许多供游人欣赏和游玩的设施，实行错开放假制后，这些设施要相应延长时间，以使享受副假地区的游客都有机会享受到。另外，春节是中华民族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节日，海内外华人在这一天共同庆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电视台于除夕夜都要隆重推出春节文艺晚会，中华儿女在这个节日中都会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所以，春节可错开一、二天放假，但是大年三十和正月初

一、初二全国同时放假。春节出外旅游的人相对较少，而回家人多，错开一、二天时间，交通拥堵也会缓解许多。港、澳、台地区按传统方式放假。

(四)取消清明节假日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其起源并非是为了纪念祖先，而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和落后科学条件下人们为追求心理平衡而进行的一种封建迷信活动”。这种唯心思想到了现代，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媒体报道来看，现在的墓葬费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至于清明祭祀物品的花样之多，则难以计算，造成了严重浪费和环境污染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少家庭对于老人生前却不愿尽孝。清明作为哀思逝者的节日本无可厚非，然后当代这种丧葬浪费、重死轻生、厚葬薄养现象与我国对清明节的过分重视有密切联系。清明长假制度使这一现象制度化。它不仅会加剧这一现象，而且会给许多人造成巨大压力，尤其是远在他乡工作的独生子女，迫于制度和亲族压力，他们要在清明节回乡祭祀。去女方家还是去男方家，会造成矛盾等。中国是现代的中国，通过取消清明假期，提倡一种现代的孝心文化，告诫世人要重视老人的赡养，重视老人生前的幸福。取消清明长假有利于从制度上避免“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现象。

(五)恢复五一黄金周

2008年取消五一长假，主要原因是人员流动数量庞大，交通拥挤，旅游产品短期内供给不足，旅游景区人满为患，也给旅游及相关企业经营活动安排带来较大困难。现在，我国大批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轻轨、地铁等公共基础设施相继建设和竣工，五一不像春节大家都要回家过年，交通不会成为大问题。加之全国商业服务设施明显改善，各地开发了许多新的旅游景点，增加了各种休闲娱乐设施，开设了新的服务门类，就能避免单一的旅游消费方式和过度集中的消费现象。这些都为缓解交通、服务压力，恢复五一黄金周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如果我们的上述建议被采纳，全国错开放假和取消清明节假日，这样就可以将五一调整为一个长假。五一劳动节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恢复长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我国来看，恢复五一黄金周将在上半年度形成一个消费高峰。据估计，若恢复五一黄金周，可以产生至少5000亿元以上的消费力，这不仅能够继续拉动我国内需上升，还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更能丰富广大劳动者的生活。

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探索 篇7

虽然赊销具有一定的风险, 但企业也不能放弃这个强有力的武器, 应该通过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 加速它的周转, 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更好的发挥赊销的商业信用作用。

一、应收账款产生居高不下的原因

(一) 来源于激烈的市场竞争

如在家电行业, 由于产品更新换代非常快, 如不及时将库存“消肿”, 日后就有可能变得一文不值。为提高市场占有率, 生产厂家除发动“价格战”争夺顾客以外, 还通过降低赊销信用的标准争夺批发商和零售商。可见, 激烈的市场竞争是造成“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二) 内部清理欠款工作职责不清

当前, 有些企业对债权资产的风险性认识不够, 认为企业只要从财务的角度实现了收入, 即大功告成, 故往往以完成产值收入的多少论英雄。货币资金的回收工作与任何部门和个人均无直接利害关系。由于职责不清, 奖罚力度不够, 造成各部门对“清欠”工作都抱有“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

(三) 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债务纠纷的意识不强

现实生活中, 通过诉讼程序寻求债权保护的道路的确比较艰难。从起诉、受理、调查取证、开庭审理到判决、裁定与执行有一个时间过程, 需要企业投入大量蚋人力、物力与赋力。

二、有效管理应收账款的方法

(一) 加大资信调查力度

从源头扼制“应收账款”的大幅度增加和坏账的形成, 建立客户企业资信档案, 做好应收账款的事前控制, 就是要对客户的信用资质进行评估, 制定出一套合理的信用政策, 防范坏账于未然。信用标准是企业评价客户等级, 决定是否给予或拒绝客户信用的依据。企业在制定或选择信用标准时应考虑三个基本因素:一是同行业竞争对手的情况。二是企业承担违约风险的能力。三是客户的资信程度。

(二) 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

企业应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市场环境、不同的销售、合作对象,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制定出不同的信用期间、信用标准和现金折扣政策, 尽量为缩短企业的平均收款期、减少企业坏账损失创造条件。一旦企业决定给予客户信用优惠时, 就需要考虑具体的信用条件。信用条件就是指企业接受客户信用订单时所提出的付款要求、主要包括信用期限、折扣期限和现金折扣。

(三) 实行“应收账款”回收责任制

“应收账款”形成的决策者和主要经办人就是回收债权的责任人。必须改变回收债权工作仅仅是财务部门职责的错误认识, 应将“应收账款”的货币资金回笼情况一并纳入产值完成情况的业绩考核之中。如果责任人不能将其完成产值所形成的债权收回现金, 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 建立“应收账款”的内部报告制度和风险管理系统

财务人员应当按照“应收账款”形成时间的长短, 定期编制《企业应收账款风险评估一览表》, 以便让决策层和相关部门准确、及时、全面地掌握企业“应收账款”的现状, 有针对性地制定欠款催收政策。

(五) 做好“应收账款”的定期对账和债权确认工作

“应收账款”的相关责任人应定期与债务方对账, 请对方在对账清单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予以确认, 其作用有两个:一是防止“清欠”人员与债务方有关人员恶意串通, 故意拖欠款项的支付与收取, 等到债权方将其列入坏账予以核销之后, 再用现金清账予以瓜分。二是定期让债务方确认“应收账款”金额, 这是最终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债权保护的起码要求。应收账款的对账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账与明细账的核对, 二是明细账与有关客户单位往来账的核对。

三、做好应收账款的分类分析工作

企业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时, 必须考虑三个问题:其一, 客户是否会拖欠或拒付货款, 其程度如何?其二, 如何最大限度地防止客户拖欠账款?其三, 一旦账款遭到拖欠时, 企业应采取怎样的对策?通常的步骤是, 当账款为客户抱负或拒付时, 企业应当首先分析现有的信用标准及信用制度是否合理, 而后, 再通过信函或派人催收, 当这些措施无效时, 可以提起诉讼。

对应收账款的风险程序进行分析, 必要时采取一定的措施, 以降低应收账款的风险程度。在工作中, 我们可以借用存货管理中的ABc分类管理法对应收账款进行分类分析。

(一) 根据应收账款产生的原因进行分类

一类客户是基于将在赊销期间的货款看成是从企业获取的一笔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想法而赊销, 这一类客户往往会想尽办法延长付款时间, 从而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企业应收账款的成本, 这类应收账款划分为A类, 应重点管理。

二类客户是因资金暂时周转不灵, 以资产抵押或担保赊销产品而产生的应收账款, 由于购销双方签订的抵押或担保合同具有法律效力, 当付款日期来临时, 可以根据合同规定收款或拍卖抵押物以收回应收账款, 因此这类应收账款安全性较好, 可以划分为B类进行管理。

三类客户是由于销售产品和收款时间上的差异而形成的应收账款。这类应收账款是时间差造成的, 属于真正的应收账款, 一般情况下, 客户收到货物后会很快付款, 安全性很好, 可以划为c类, 不对它进行重点管理。

(二) 根据应收账款的账龄进行分析

一般情况下, 应收账款账龄越长, 收回的可能性越小, 而发生坏账的可能性则越大。企业可以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将账龄最长, 风险最大的应收账款划为A类, 而将账龄最短, 风险最小的应收账款划为C类, 其余则划为B类。

(三) 根据应收账款的比重进行分析

应将在应收账款中所占比重较大的客户划分为A类, 较小的客户划分为c类, 其余的为B类。从上述分类分析可知, 无论是从风险角度、账龄角度、还是比重角度, A类应收账款安全性小, 风险大, 管理人员应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A类应收账款上, 对其进行详尽分析, 划定合理的收账政策, 尽快催收;同时也不能放松对B、c类应收账款的管理, 尽可能缩短应收账款的周转期, 加速资金周转。

四、建立健全坏账准备金制度

1.企业应当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 对应收款项进行全面检查, 预计各项应收款项可能发生的坏账, 对于没有把握能够收回的应收款项, 应当计提坏账准备。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制度的建立, 无论企业采取怎样的信用政策, 只要在存在应收账款, 坏账损失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而现行会计制度规定, 坏账损失进入管理费用。那么, 坏账损失的承担是企业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3.估计坏账损失主要有四种方法:A、余额百分比法:它是根据会计期末应收账款的余额乘以估计坏账率得出当期应估计的坏账损失, 据此提取坏账准备金。B、账龄分析法:它是根据应收账款入账销金额的一定百分比估计坏账损失的一种方法。D、个别认定法:它是对某笔账款分析确定风险后决定坏账损失金额的一种方法。

4.在确定坏账准备金的计提比例时, 企业应当根据以往的经验、债务单位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等相关信息予以合理估计。对已确认的坏账的应收账款并不意味着企业放弃了追索权, 一旦重新收回, 应及时入账。

5.建立坏账准备金是体现权责发生制原则的要求。例如:2006年张某任总经理, 赊销产品100万元, 当年收入确认并进入了损益;而2007年该笔应收账款发生坏账, 如果一次性进入费用中则会抵减当年利润, 这时总经理已是李某, 这样一是不利于考察经营者的业绩, 2006年的赊销收入确认对王某来说已形成利润, 而2006年发生坏账进入费用后抵减了李某的经营利润, 显然是不合适的。

为此, 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在每年年末, 企业应按应收账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坏账准备金, 以备发生坏账时进行抵消, 使风险降至最低点, 不致使当年利润产生大的波动。但是由于企业发生的坏账多少, 以提供给客户的信用条件、对方的信用品质、提供的信用期限等有密切关系。因此各企业提取的坏账准备金的比例是有区别的, 但是, 比例一经确定, 就不能随意更改。否则, 就是企业滥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及其变更, 要做重大会计差错处理。

总之, 企业要发展、要占有市场, 必须要扩大产品销售, 就必然会出现赊销, 而赊销是扩大销售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 企业应收账款回收风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财务风险总是并存的, 企业只有采取适当的信用政策及有效的管理方法, 才能使应收账款风险最低、收益最大。

摘要：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赊销现象, 应通过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进行管理, 降低企业风险。

对完善我国排污制度的几点建议 篇8

關键词：排污权；排污权交易；总量控制；政府监管

我国的经济水平正逐步走向成熟，相应的环境保护也需要与国际接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早已落后，现代经济的发展就是环境与社会的相协调。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研究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该制度是针对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和总量控制的特别策略，同时也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优秀典范。将排污权作为一种商品来买卖，在利益的引导下迫使企业在自己治理污染和购买排污权之间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一、完善排污权交易立法，奠定排污权交易法律基础

有关排污权交易的国家级法规的出台是我国将排污权交易制度从试点阶段真正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一步。立法应当给我们在研究排污权制度的道路上一个肯定，明确净化污染物的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利用环境容量资源的巧妙设计，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明确排污权的法律性质、许可证分配制度、给予环保部门相应的强制措施、对乱排乱放的“黑心”企业事业单位挥重拳。首先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原则和立法目的；第二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实行同类型“商品”交易，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交易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例外情况需要专家的继续研究和反复论证才可实施，第三要严格政府和企业以及排污企业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立法设计排污权、“富余”排污权的交易、政府对排污权交易监督和管理框架。

二、保证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公信力

政府需要提供行之有效的方式帮助企业完成任务达到节能减排的指标。政府应当将例如：许可证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等国家相关文件、排污权交易的区域化指标、买卖资格标准等相关信息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介向社会公开。这样有利于企事业单位进行排污交易的有序进行还可以防止政府权力寻租，也有利于社会对其的监督，恢复政府形象。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公信力首先政府应建立起系统的对违规的企业处罚制度以及对各种信息的及时有效公开制度，增加排污权交易者的数量和交易的透明度。加快政府角色转换，简政放权，发挥市场的根本地位，有效防止一些官员利用许可证的买卖谋取私利，提高维护和管理排污权市场竞争交易秩序的能力。

三、排污权交易应当与其他手段相结合

排污权交易制度本身有一些不足和缺陷，而其他关于污染控制手段政策也有可以弥补其固有缺点的方式。为了降低排污权交易的成本，活跃市场经济保护环境，政府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环保政府可以专门成立排污权交易办理窗口，具体工作内容可以包括排污权交易制度咨询，交易者信息采集登记备案、为交易企业进行交易管理和经纪，以及为排污企业安排排污指标的调整等。同时通过查封扣押冻结违反环境保护法的企事业单位的财产等保证排污权交易市场的秩序稳定，以“组合拳”的方式为该项制度保驾护航。排污权的拥有者十分重视该项权利的所有，因为有一些排污权的产生是由于排污者出于投资的目的产生的，需要投入时间、材料和资金（与免费发放的许可证不同）。如此一来如果各个企业排污权周期较短，他们就无法通过该制度获得经济利益，抑制市场的活跃，从而使这部分排污权的产生被迫收到阻碍，在二级市场中卖方的“惜售”心理就由此产生。

四、借鉴国外经验技术

能否建立起一套完整、精确、系统的污染物排放检测信息系统是排污权交易制度实施的保证。作为强制性排放交易机制的典范，欧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实践操作的经验。“以美国SO2排污权交易政策体系的经验为例，主要依靠3个数据信息系统来加以保障：一是排污跟踪系统（ETS，Emissions Tracking System），该系统是将检测装置连接到每个参与单位，统一收集检测数据，为污染物的排放提供精确完整迅速的信息支持。二为年度调整系统（ARS，Annual Reconciliation System），主要是计算出各账户年终要扣除的许可证数量。三是许可证跟踪系统（ATS，Allowance Tracking System），主要是为环保局提供自动监测各参加单位是否达标的，为许可证市场提供许可证持有者、交易日期等信息。”单就许可证审核环节来说，在美国联邦环保局对交易体系中参与的每个部门都会定期对许可证进行审核、调整、检查，并密切监测各排污部门当年的子账单是否有足够的许可证用于污染物排放，通过对搜集数据的分析进行相应的管理措施。相较而言，我国现有的监督管理系统还有缺陷，监测技术的落后进一步导致环境容量监测、污染物排放量的下放。

五、排污权在初次分配中要注重公平

目前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方式主要是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和无偿分配相结合，但是具体的哪类排污权应采取什么方法需要国家统一标准。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就应选择不同的分配标准，增强理论的可操作性。随着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越来越完善以及法制的进步。以上三种方式中公开拍卖和标价出售都免不了让企业产生抵触心理，这也使得有偿分配的方式不够通畅，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各个行业的差距也都会导致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这也是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因此削减各个企业的排污指标，将排污权建立在真实有富余的排污指标上，保证政府交易行为在阳光下进行。

排污权交易制度在中国的现实障碍主要存在于科学技术和社会支持的各方面，同时本人认为将其他学科与环境保护相融合，更深入地介入环境立法、环境保护中去更有利于该项制度作用的最大发挥，也会成为研究的新方向。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经济环境的刚刚起步，尽快使排污权交易理论实践与我国实际才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大量学习研究发达国家治理环境的优秀成果时，我们也应避免盲目求新，应当逐步探索，使得排污权交易制度本土化。

参考文献：

[1]李恒远.中国环境法治[M].第一版.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2]杨厚智.我国排污权交易的建议[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09.

[3]冯瑞.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浅析[N].法制与社会，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