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竞争力理论范式探讨
摘要：农业竞争力研究起源于国家竞争力研究，逐步从产业竞争力延伸而来。因而，其理论范式沿用了从工业部门视角形成的产业竞争力理论范式，而忽视了农业与工业在市场前提、市场需求、资源配置、生产过程、产品实现等领域的显著的差异性。为此，农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范式应做出调整。其理论前提应为地域的异质性、产业的异质性和受各国进出口政策制约的不完全市场;其内涵界定应为一国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养殖业在内的农业部门保障本国经济安全，在国际市场上比他国农业更多地占有、利用生产资源，实现产品价值，并由此提高该国现在及将来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的能力;其影响因素应该包括生产资源、需求因素、相关支持产业、结构与竞争、政府政策、偶然因素;其评价体系应包括国家安全保障力、国际市场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力三个方面。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农业竞争力;理论范式
当前，世界农产品价格正呈现不断上升势头，国内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波动。在此背景之下，全球气候突发性灾害剧增，粮食供给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对世界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负有艰巨的使命。2004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农业出口竞争力现状堪忧。因此，建立科学的农业竞争力理论范式，对于正确评价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探寻当前问题及成因，增强其发展底力，从根本上保障中国经济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一、农业竞争力研究的基本范式
产业竞争力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滥觞于美国总统产业竞争力委员会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后在迈克尔·波特等学者的推动下，逐步把研究重点转向产业，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农业竞争力研究则是在产业竞争力研究基础上逐步拓展和深化的。在此，农业是广义的，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
1 理论前提与概念
农业竞争力的概念源自国际竞争力，而最初的国际竞争力概念界定，是由国家竞争力研究引发的。其典型代表是美国总统产业竞争力委员会(1985)的概念，“国际竞争力是在自由良好的市场条件下，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提供好产品、好服务的同时又能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体现在其公民实际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这一概念对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研究机构和组织有较深影响。
相比之下，世界经济论坛(1985)则偏向企业视角，指出国际竞争力是“企业主目前和未来在各自的环境中以比它们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更有吸引力的价格和质量来进行设计生产并销售货物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机会。”
自迈克尔·波特(1996)在《国家竞争优势》中从产业层面对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之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逐步转为以产业为重点。他认为，在谈论经济繁荣时，“国家竞争力”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依靠运用劳动与资本等国家资源所得到的生产力。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因此，国际竞争力是“一国在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一个国家能否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使该国企业获得竞争力。”对此，其他学者也有类似观点，如克鲁格曼(1996)认为竞争力概念如果有意义的话，也只能是生产率的代名词。此后，关于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界定日益深化，分析视角逐步转向产业层面。
国内学者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主要是从产业层面展开的。狄昂照等(1992)将国际竞争力定义为“在国际间自由贸易条件下(或排除了贸易壁垒的假设条件下)，一国某特定产业的产品所具有的开拓市场、占据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金碚(1997)、裴长洪(1998)、盛世豪(1999)的概念与此大同小异。对此，赵儒煜等(2009)进一步提出，“所谓产业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某个产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在国际市场上比他国同类产业更多地占有、利用生产资源，实现产品价值并由此提高该国现在及将来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关于农业竞争力的研究也有进展。关于农业竞争力概念的界定，《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6)》指出，农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狭义的农业国际竞争力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创造农产品产量的能力、增加农产品产量的能力及生产率水平;广义的农业国际竞争力不仅包括以上内容，也包括一国或地区给农业带来后劲的农业基础结构状况、农业科技水平、农业人口素质以及影响农业良性循环的管理体制与金融环境条件。前者直接反映农业生产成果和现期生产率水平，也反映短期内创造增加值的能力;后者更全面反映了一国或地区农业的基础条件、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的现实状况及其影响水平。翁鸣等(2005)认为，农业竞争力是在国际贸易条件较为宽松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提供的农产品所具有的开拓市场、占据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从竞争力构成来看，农业或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价格和质量这两个直接因素，即质量与价格的比值;从表现形式来看，农产品竞争力可以表现为市场拓展能力和抵抗国外农产品冲击能力。
2 理论内核
基于上述关于农业竞争力概念界定的学术沿承，有关农业竞争力形成机制分析的理论模型也是在国际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相关模型基础上产生的。
迈克尔·波特(1996)提出的“钻石模型”，是具有代表性的产业竞争力理论范式，也是引导国际竞争力理论走向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理论。他强调产业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等四个因素。
此后，各国学者在波特模型基础上逐步拓展。比如：金碚(1997)提出了结果原因分析框架，其中反映竞争结果的指标主要是产品市场占有率、固定市场份额模型指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反映原因的指标包括价格、质量、品牌、产品结构、市场营销等直接因素和成本、技术、经营管理、企业规模、资本实力等间接因素指标。Dong-song Cho(2000)的九因素模型则对“钻石模型”进行了细化，其中包括四种物理因素，即自然资源禀赋、商业环境、相关与支持产业、国内需求;三种人力因素，即工人、政治家和官僚，企业家、职业经理和工程师;外加一个外部偶然事件。
受上述研究的影响，关于农业竞争力评价的研究，则既有零散的、针对个别指标的研究，也有成体系的、多指数的研究。
国外学者多为典型案例研究，其中揭示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Chenery(1961)提出，农业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影响其农产品生产和出口的比较优势。Michael R.Reed(1994)认为，美国农产品出口能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收入水平、外汇储备、外债、国际收支余额、税率等经济因素和文化(宗教、语言、教育、家庭)、法律、政治等非经济因素。Gopinath and Kennedy(2000)则探讨了农业生产要素的积累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农业竞争力有积极作用。Osborne Stefan and Michael Trueblood(2001)指出，一国的农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是该国资源比较优势和政府行为的科学导向。Diakosavvas(2002)则专门探讨了政府农业补贴对美国和欧盟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Pierre van der Eng(2004)认为某些东南亚国家低成本的劳动力加上低产出的生产技术的组合带来比另外一些人口密集程度更高的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这就是缅甸、泰国和越南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所在。Mosoma，K(2004)发现，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空间有限，挖掘出农产品产业链潜能才是有效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关键。Janno Reiljan and Liina Kulu(2005)认为，爱沙尼亚农业生产自1991年开始持续减少是源于政府没有对农业进行保护，使之无法得到从大规模农业向小规模农业转移所需的现代技术与工具，也无法解决失去传统贸易市场、俄罗斯及来自欧盟受补贴农产品的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但加入欧盟后借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而获得活力。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农业竞争力的研究也有较大进展。许经勇(2000)等人认为，政府支持和农业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因素。唐仁健(2001)认为，加入WTO后我国应着力推进“三个创新”，即技术创新——把高新技术融入传统农业，融资创新——培育农业资本市场，组织创新——发展公司农业与农业公司，以增强农业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研究组等人认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干预、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劳动力水平等。尹成杰(2003)等人提出，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应注意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科技进步、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政策支持。程国强(2005)认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贸易壁垒、发达国家农业补贴。乔娟、李秉龙(2006)认为，影响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包括三个直接和间接因素(成本和价格、质量和安全、生产力水平)、四个基本因素(生产要素条件、国内市场需求、相关和辅助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和政府作用。辛毅、李宁(2007)以中国渔业为例，指出产量、质量安全性、产品结构、流通效率、营销能力、汇率和贸易政策是影响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并指出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提升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3 评价体系与方法
在上述理论模型基础上，各国学者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农业竞争力评价体系，采用数量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周孝味(1996)采用了灰色层次分析法;Matthew Gorton等(2001)运用了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法(DRC);Maria Sassi(2003)采用了贸易竞争力指数(TC)、相对贸易优势指数(RTA)、相对比较优势指数(ICS)和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四个指标;李选才(2005)采用了竞争实力、竞争潜力、竞争环境和竞争动态四个指标体系;陈卫平(2005)采用了包含竞争业绩、竞争实力和竞争潜力三个指标体系;赖永剑、贺祥民(2005)则在对广西14县市农业竞争力评价时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借助统计软件SPSS进行了计算;Krijn J.Poppe等(2007)采用了产业增加值、Balassa指数、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劳动生产力和整个经济实际增加值的五指数分析框架;张若昭(2008)采用了生产要素、需求要素及竞争状态三个指标体系。
二、农业竞争力理论范式的弊病
如上所述，农业竞争力研究滥觞于国家竞争力研究，逐步从产业竞争力延伸而来。产业竞争力研究本身也在不断完善之中，而农业竞争力研究受其影响，理论范式也有诸多尚待深化之处。
1 农业与工业的差异性
农业竞争力评价范式和工业竞争力评价范式的差别，源于二者在市场前提、市场需求、资源配置、生产过程、产品实现等领域的显著的差异性。
第一，在市场前提方面，工业品和农产品在进出口政策方面的约束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一般情况下，工业品面临的国际市场具有垄断竞争的特征，其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各国关于工业品的进出口制度基本上受WTO规则约束。除军工产品等特殊用途的工业品外，绝大多数的工业品主要受关税约束，而且在WTO框架下多数工业品关税都已降至很低水平。相比之下，各国特别是一些农业资源较差的国家，对国内农产品市场多有保护政策，限制农产品的大量进口;而一些人口较多的国家，出于国家经济安全考虑而往往有农产品的出口限制政策。因此，以开放经济为前提的一般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式，无法准确地评价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在市场需求方面，工业品和农产品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性。通常，工业品，无论是原材料、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都是在生命延续需求得到满足基础上的物质需求，价格的弹性系数、收入的弹性系数都比较高。同时，尽管同类工业品之间存在着一些质量、性能、文化方面的差异性，但在开放经济的推动下，这些工业品基本上具有替代性，少有因民族特征、国家特征而妨碍其产品基本功能的情况，而其上述特征往往增加了产品的品牌特征、异国情调，使其在市场更具竞争力。甚至常有专门为国际市场生产的产品设计，其产品需求全部为国际市场特定人群。
而农产品在其产品特征上是满足生理最低需求的基本消费品，因此，农产品生产首先以满足其生产者自身的需求，进而以满足本地、本国需求为目的。同时，农产品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都非常低。即便存在个人为防灾而囤积的行为，缺乏仓储条件也将制约其市场行为的规模，而且长期看也不过饱饥之别。因此，农产品市场需求在数量上是相对刚性的。而从产品差异性来看，由于人的进化过程与地域水土有着长期互动的深厚关系，使得特定土地上的居民形成了特定的饮食结构，农产品的替代性相比工业品要差许多，这使得一国一域的农产品市场也具有消费人群相对固定的刚性，替代性较差，只能在出口对象国出现较大缺口时占领对方部分市场，而难以像汽车、电视等工业品一样在对方有足够供给时仍能靠差异性实现出口扩大。当然，农产品消费也存在“棘轮效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产品产量的扩大、健康饮食知识的普及、国际饮食文化交流，人们消费结构逐步提高，大米、肉鱼蛋奶等产品需求也在逐步扩大，出现了此类国际农产品的共同市场，但不改变农产品首先满足国内需求的本质特征。因此，农产品的出口，往往或是满足了国内需求之后尚有余力，或是为进口更多粮食等基本农产品而出口国内虽未剩余但需求并不迫切的其他农产品。而无论如何，上述出口都必须以对方同类产品出现供给缺口为前提。
第三，在资源配置方面，工业品生产和农产品生产更有本质差别。工业品生产的资源，主要包括原材料、生产技术、机器设备、劳动力、管理人才及企业家等。在短期市场行为过程中，这些资源都可以视为存在充分的供给。其中，原材料往往是原产地的工业企业最易受惠的，但基本上可以实现国际调配。有强大竞争力的工业企业可以在更高的利润的保障下，通过较高的市场价格获取到自己想获取的质量和数量的资源。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从国际市场获取原材料再将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已经广为运用。而其他的工业生产资源如技术、劳动力、机器设备、企业家等，并不存在全球配置的障碍，只是出于成本的限制，工业企业大多愿意选择就近招聘劳动力的做法。而在国内劳动力等资源价格过高的情况下，工业生产则会采取跨国投资的方式，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而且更利于出口。
相比之下，农产品生产的资源则有更多的刚性限制。农产品生产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包括地理位置、土地面积、土壤品质)、气候、劳动力、农业技术、生产机械、管理人才等。其中，用于农业的土地资源在全球范围看是固定的，而和平时代各国的疆界也是固定的，由此便使得各国农业用地在面积上不仅受国土面积的最终制约，也因工业化、城市化而不断缩小;在土壤上，由于地球早期的地质形成过程和区域固有的河流等因素，形成了土壤中支持植物生长的基本元素，决定了种植业乃至养殖业的基本方式，但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加以改良;在气温上，由于各国地理位置的既定，使得其不可逆转地处于阳光照射的角度以及某种季风、洋流的影响范围之内。所有这些，都是固着于地理空间之上而无法像工业那样通过国际贸易从他国获取。劳动力、管理人才等虽然可以通过国际流动得到，但往往外来的这些人员并不及当地人更熟悉其农业用地的相关属性。上述制约因素，在各国农业生产实践中，通常通过农业技术的推进来解决。水利工程，可以改善局部地域的农业用水，弥补土壤和气候的不足，但过度的水利工程建设在长期上会因其改变地球自身的结构而导致水源减少、断流、枯竭并诱发水旱灾害。良种的培育则加快种子基因变异过程，使之更适应于当地农业环境并实现高产。化肥的使用，也可以改善土壤微量元素的供给，消除病虫害，使作物更好地生长。农业生产机械是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调节配置的，因为其自身就是专门为农业生产准备的工业品。
第四，在生产过程上，工业品生产和农产品生产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工业品的生产周期因产品加工工艺而不同，但完全可以因技术进步而缩短其生产时间。工业品的生产效率，也可以因技术及进步特别是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提高。而且，工业品生产，除采掘业的一些特殊情形外，基本上有专门的厂房，对一般天气变异带来的雨雪冰雹等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较强，不会因此而破坏生产的正常过程。特别是，在当前信息时代，工业品生产在信息化的推动下能够对市场信息做出及时的反馈和产品结构调整，从而实现相对较好的资源配置。
农产品的生产周期在各种农产品之间虽然有所不同，但每一种农产品的生产周期基本上都是固定的。粮食生产，因气候不同有一季、二季、三季之别;肉禽奶蛋，都各有相对稳定的生产周期;即便是蔬菜、花卉、水果类的生产，在温室等技术的推进下，可以实现反季节供给，但作物自身的生长周期也是相对稳定的。而且，许多农产品的速成栽培、养殖往往带来了产品质量的下降、口味和营养的降低，不能与工业品生产加速而不影响品质的情形相提并论。不仅生产周期是基本稳定的，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基本上也是既定的，以种植业为例，尽管机械化、化肥使用和品种改良等技术进步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种植业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但这种提高也是有限的。而且，种子、培育等相关技术变革较慢，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难以实现重大突破。特别是，农业生产基本上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约束，灾害应对能力极差，水旱灾害、冰雹暴雪、暖冬冷夏、极寒天气等都将对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农产品生产对信息反馈的速度也与工业品相差甚远，受上述农产品生产周期既定的影响，不论农业生产者面临多么巨大的市场变化，都无法实现产品结构的调整。
第五，在产品实现方面，由于面对最终需求的差异性，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工业品生产由于其产品具有较好的替代性和价格弹性、收入弹性，所以其产品必然是追求在其特定市场领域得到充分实现，并不断扩大规模，达到最大限度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工业品具有耐腐蚀、可长期保管的特点，可以允许较为长期的库存，以等待市场机会，也可以通过对既有产品的再改造，去适应市场需求。
农产品受其产品属性影响，价格弹性、收入弹性都较工业品相差甚远，其产品实现往往为市场固有的规模约束。同样，农业生产也不可能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无限度地扩大规模。所以，农产品的市场实现过程往往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农产品因其具体品种不同，也有着市场实现方面的差异。其中，粮食作为最具根本意义的农产品，各国都必须保存一定数量的战略储备粮食，然后出口其余部分。如果出现粮食减产不足以达到战略储备，不仅要限制出口，还需进口足够的粮食以备急需。而其他农产品虽然基本上也像工业品一样希望全部得到市场实现，但一方面受库存、保鲜等方面的限制，有销售时间制约;另一方面，农产品遇到市场销售不对路的时候，无法像工业品那样收回以在原产品基础上增减功能以适应市场需求。
2 关于农业竞争力理论范式的思考
基于上述农业与工业在市场前提、市场需求、资源配置、生产过程、产品实现等方面的差异，农业竞争力研究不应沿用针对工业部门的产业竞争力理论范式。就现有的农业竞争力理论范式而言，除计量分析的评价方法外，理论前提、理论内核、评价的指标体系都应该做出调整，以对一国农业竞争力做出正确评价。
第一，在理论前提方面，一般的产业竞争力理论前提沿用了最初由美国总统竞争力委员会(1985)提出的“自由良好的市场条件”，甚至有学者排除了贸易壁垒。基于此，现有的农业竞争力研究或默认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或明确提出其理论前提是“国际贸易条件较为宽松的情况下”。这种以“自由竞争”的理论前提，显然不符合农产品国际市场的基本特征。因此，农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前提，应为“受各国进出口政策制约的不完全市场”。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同为农业部门，各国农业因地理因素、科学技术等的不同，在产品结构、品质特征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因此，地域的异质性和产业的异质性也应成为农业竞争力研究的前提。
第二，在基本概念方面，前述《中国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1996)》的概念强调“农业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不仅远离了产业竞争力以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为核心的本意，而且其狭义、广义的概念不过汇集了农业内部、外部影响生产力的要素而非市场竞争力本身。相比之下，翁鸣等(2003)的概念更注重“开拓市场、占据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基本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内涵，但没有考虑到一般产业竞争力中包含的在国际市场上争夺资源的能力。而事实上，除土地外，农业生产资源也可以像工业那样通过国际贸易从他国获取。为此，我们认为，农业竞争力是一国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在内的农业部门保障本国经济安全，在国际市场上比他国农业更多地占有、利用生产资源，实现产品价值，并由此提高该国现在及将来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的能力。其中，保障本国经济安全，是农业不同于工业部门的核心特征。考察一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也应考察其保障国内需求的能力为前提。
第三，在理论内核方面，农业竞争力研究基本沿袭了产业竞争力理论的相关内容。这些研究涉猎的影响因素繁杂，层次不一，但大多数研究是专注于一个或几个因素，即便是自成体系的研究也没有全部涵盖农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为此，我们认为，农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应该包括生产资源、需求因素、相关支持产业、结构与竞争、政府政策、偶然因素。其中，生产资源包括土地、气候、劳动力、农业技术、机械设备、企业管理、农业设施等因素;需求因素包括国内需求、战略储备需求、国际市场需求;相关支持产业包括农业科研及推广、金融保险服务、销售、运输、信息服务等产业;结构与竞争包括农业内部结构、农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国内外同业竞争;政府政策则包括政府补贴等扶植政策、农户管理政策、土地管理政策、进出口政策等;偶然因素则是指突发性气候变化、地质灾害、战争、政策突变等因素。
第四，在评价体系方面，已有研究对国际贸易领域的产品实现关注较多，也注意到农业发展潜力。但是，由于农业具有首先必须满足国内需求的产业特征，用于衡量一般产业竞争力的指标“国际市场占有率”，不能充分衡量一国农业的实力。考察一国农业竞争力，更应该注重其生产能力，以满足消费人群的多寡为其竞争力的判断基准，辅以考察其满足本国需求之余的过剩生产能力与他国过剩生产能力的竞争结果。因此，考察农业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应包括国家安全保障力、国际市场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力三个大的指标，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
三、结论
长期以来，农业竞争力研究一直沿用主要针对工业部门的一般性产业竞争力的理论范式。但是，农业部门有着与工业部门差异较大的产业异质性，其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范式必须进行调整。为此，我们认为，农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前提应为地域的异质性、产业的异质性和受各国进出口政策制约的不完全市场;其内涵界定应为一国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在内的农业部门保障本国经济安全，在国际市场上比他国农业更多地占有、利用生产资源，实现产品价值，并由此提高该国现在及将来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的能力;其影响因素应该包括生产资源、需求因素、相关支持产业、结构与竞争、政府政策、偶然因素;其评价体系应包括国家安全保障力、国际市场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力三个方面。这样，就可以全面考察其与工业部门在市场占有方面有着重大差异的国内市场当期及战略保障需求的满足能力、在此基础上其剩余农产品与工业部门在国际市场占有方面基本特征相同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在上述前提下持续为一国创造福利的能力。
责任编辑：张旭
作者：赵树宽 刘冠宏
二十一世纪跨过第一个十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稳步推进，世界历史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它正驶回正常的轨道。“中国梦”将圆，润物细无声中，眼看就要“换了人间”。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中国的发展、承认中国的进步，更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中国道路所体现的高度理论蕴含与深邃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及其所可能给全人类带来的贡献。小小寰球，仍然杂音萦萦。那么，我们如何跳出陈规旧范，在国际宽荧幕和历史长时段中为中国发展找到更准确定位;如何以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来理解中国发展，将一个好的中国发展故事呈现给世界;如何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强大的理论创造力，在中国发展所为人类带来的物质文明丰富之上，进一步发掘中国道路在治理机制和思想理论上所可能蕴含的普遍性典范贡献，从而惠益于全人类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精进;以及，如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把握中国发展中所蕴藏的风险与缺陷，[1]从而绳弊纠顽、革故鼎新，就成为一系列重要而又亟待进行的课题。但是，这不是被动辩护，而是希望以平等讨论来深化认识;不是消极迎合，而是试图以中国智慧去贡献人类。
一、发展奇迹：中国道路与贡献
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开初步核算数据，2012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193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8%，虽低于往年，但高于预期，也高于其他所有重要经济体。自2010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三年超过日本，稳固了世界第二的位置;民生问题上，更是硕果累累，10年里我们废除了近9亿农民的农业税，堪称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短短十几年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建立与完善，人类发展指数大为提升;普及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促进高等教育，国民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人民受教育程度极大提高。国家各项政治制度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宪法制度得到有效实施和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在全面落实，政府依法行政水平逐步提升，公民各项权利得到越来越好的保障。
中国发展震动全球。201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将其著作《日蚀》的副标题确定为“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在这本引发无数关注的作品中，他根据1870年以来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包括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和资本进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等不同指标，认为中国已经处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引导地位的关键阶段。203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全世界的25%，而美国仅占12%。[2]2012年，美国《外交政策》和全球顾问公司麦肯锡下的一个自主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根据模型，列出了2025年可能最具活力和实力的75个城市，其中有29个会在中国大陆，而居于第二位的美国只有13个。[3]
2012年9月28日在台湾大学的演讲中，著名政治学家朱云汉语重心长地提醒台湾社会精英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认真地理解中国大陆的兴起。他指出，中国的兴起正在引起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组，要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超越单一现代性的坐标，适应多元现代性的格局。[4]这一年的除夕，台湾《旺报》发表短评，也提出“放弃价值优越感”，台湾应该谦虚，“应该开始从大陆的体制寻找自我更新的养分”。[5]
可以说，经过6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环境中，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成就。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相比，中国的发展在绩效上更显著，在道德上也更突出。它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在深度上前所未有。中国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人民民主、依法治国、市场经济、权利保障等制度逐渐健全，社会和谐呈现大好局面。我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民生、教育、军事、交通等各领域全面深耕，获得极大发展，并在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国家繁盛、人民生活自由而富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希望，并必将为人类和平和发展做出伟大贡献。
第二，在广度上无与伦比。在人类历史上，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个以13亿人口之众、在长达3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日本韩国，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大多只相当于我国一个省份的规模。我国港台地区和新加坡也曾有过经济迅速发展，但规模更小。印度虽然在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起始条件上与我国类似，但其国内生产总值现在仅约为中国的1/4，[6]且其国内种族、宗教矛盾尖锐，极端社会冲突频发，[7]妇女地位低下，强奸犯罪高发。[8]过去3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9]不仅如此，朱云汉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工业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那么大的范围进行工业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以那么短的时间进行越级式、跳跃式晋升。这是史无前例的。
第三，对内稳定平和。中国是世界上极少主要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得到发展的大型经济体，在发展中不存在对外依附和依赖，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更难得的是，中国在急剧的社会发展变化中，维持了社会稳定，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和按劳分配政策，发展成果惠及到了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穷，使4亿多人脱离联合国所界定的贫穷线。面对重大自然灾害，中国在救援上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人道精神。比如，同样是大地震，日本东北海岸的垃圾还没有清理干净，中国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重建了一个汶川，完成了540万套房屋的新建或整建，解决了1200万人的居住问题。[10]与法国酷暑、美国奥尔良飓风等灾难相比，中国国家领导人总是第一时间亲临一线，指挥最具效率和成效的灾难救助工作。
第四，对外和平包容。与西方发展中的对外贩卖奴隶、贩卖鸦片、屠杀印第安人和土著居民、殖民统治和剥削、以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巧取豪夺，甚至发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和世界大战，以及对内的圈地运动、镇压罢工、宗教迫害、种族屠杀等相比，中国发展对人类展现的却是和平、包容与分享。虽然今天中国也存在着贪污腐化、贫富差距、血汗工厂、道德滑坡等，但中国的改革成果迄今为止对内惠及了大部分国民，对外惠及了全世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是中国的努力与牺牲维护了亚洲繁荣;2008年金融危机，又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希望，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最慷慨地从经济、医疗、救灾、基础设施、减免债务等各方面援助第三世界，为非洲建设了大量现代化的铁路、公路、体育馆和医院，并大量减免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积极在全球开展人道主义援助。[11]中国一直强调要实现包容性增长，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发展之路比西方更道德。当然这里的所言之“道德”是有前提的，是与西方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说我们自己的发展已经真的“道德”了、在道德上令人满意了，实际上我们“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13]也非常严重，朝野“失德”也已经极其严重，只是我们的发展道路总体上比西方更有道德而已。或者说，两者的发展在道德上都不令人满意，但我们比他们要更好，他们在发展的很长阶段，也同样存在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血汗工厂、压榨欺骗等问题，不然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横空出世了。
可以说，人本、和平、稳定、共享、包容，就是中国几十年发展道路的最大特色。和平发展，包容性增长，与全球共分享，这在人类有史以来大型经济体的发展中是极为少见的。
二、罢黜百家：西方神话与混话
然而，中国的发展成就与对世界释放的善意，得到的并不全是肯定和赞美，也有蔑视、敌意，甚至诅咒。事实证明，流行于这个世界的，并不仅仅是宽和与友善，还有傲慢与偏见。甚至连不少中国人自身，对中国发展的伟大含义都缺乏充分的认知、认同和理解，因而既无对中国制度、理论和道路的自信，也无以中国经验向世界做出思想贡献的理想。
明辨深思的研究者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一部西方史就是一部政治分裂史，也是一部宗教屠杀史。与当代西方的物质发达和文化繁荣不同，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大多数时候都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人民相对安居乐业，而大致相同的欧洲版图上却遍布着上百个分裂小国或政治势力，种族仇杀、宗教屠戮、政治仇恨、诸侯征伐、阶级奴役、海盗猖獗，以至文明断裂数百年，[14]到处流行的是贫穷、瘟疫、战乱与绝望。
即便进入近代之后的西方世界，工业和科技在带来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争、杀戮与灭绝。自16世纪起，英国、西班牙王室先是入股海盗，接着与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各国一起开启了血泪斑斑、罪恶累累的殖民劫掠史;到了17世纪，不列颠人忙着“革命”，一手消灭自耕农、镇压工人运动，一手剿杀君主势力，直至将国王砍头;18世纪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法国国王授首，各派势力拉锯角逐，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高潮一浪盖一浪，美国则开始西进运动并继续着屠杀印第安人、灭族抢地的“伟大”征程，直到19世纪中叶内战之后达到贪污腐化、贿赂公行、道德沦丧的“镀金时代”。[15]不能不提的还有德、意两国的不懈折腾，意大利“文治武功”上历来乏善可陈，[16]德国则普鲁士军刀闪亮，马靴践踏之处，鲜血四溅，遍野哀鸿。好不容易熬到了20世纪初，却依然没有“幸福”来敲门，“客人”当然有，却是“一战”、“二战”。
简言之，欧洲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将近五百年中，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忙着贩毒、贩奴、殖民、劫掠、屠杀;而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更是只忙两件事：世界大战和准备世界大战;中间还夹杂着令人绝望的大萧条。“二战”之后，则是先有六十年代几乎遍布全球的反抗运动，紧接着是黑人等有色人种在西方内部争取种族的平等权利、殖民地和前殖民地艰辛争取和捍卫独立自主以及半个世纪黑云压城的两大阵营冷战。实事求是地讲，西方过上好日子，不过是最近三五十年的事儿。[17]
幸运的是，悲惨的历史也给了西方深刻反省的机会。因为宗教冲突和屠杀，他们反思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确立了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因为政治专制与迫害，他们重新反思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重新发现民主、强调宪法、建设法治;因为封建割据和苛捐杂税，他们重新思考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强调了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因为小国征伐甚至世界大战，他们重新思考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确立了主权独立原则与民族国家体系;也因为这种种的杀戮与苦难，他们愈发重视自由，强调平等，保护人权。
不可否认，苦难中的反思使近代西方为人类贡献了杰出的政法制度与智慧，其中还有不少可资他国借鉴的制度和思想瑰宝。然而，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变成了谬误。由于某些历史的吊诡，近代工业和科技首先在西方发轫，在给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于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傲慢也应运而生。在西方列强用剑与犁寻找阳光下的土地并以坚船利炮叩开亚非拉广大国家的大门，建立起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进行掠夺和剥削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自己的侵略行径及整个西方文化进行美化和正当化的工作。
于是，18世纪中叶之前伏尔泰式对中国文化的称羡[18]开始成为绝响，传教士、外交官、学者以及殖民侵略的士兵开始用信件、著作与照片来重新为中国和东方塑造一个封闭、落后、愚昧和野蛮的形象。[19]同时，通过有意识的意识形态操作，将东西方之间在物质和军事实力上的强弱关系，转化为价值上的是非关系，殖民侵略者是“强”的，因而就是“对”的，被剥削和掠夺者是“弱”的，也就成了“错”的;接着，再将这种是非关系推向深入，强的之所以“对”，因为它是新的，是“现代”，弱的之所以“错”，因为它是旧的，是“传统”，于是东西之间原本在地理空间上的并列关系，就被转化成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然后，既然中国和东方是传统的、落后的、野蛮的、错误的、孱弱的，那么人类就只剩下了唯一强大、正确、文明、先进的西方现代之路，于是本来属于地球一隅的西方的特殊经验，就成了人类的普遍道路。[20]在这种本质上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意识形态操作中，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道路，与基督教末世论教义结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直线史观和以实力为标准的文明优劣观。
但问题更关键的地方在于，这种深藏文化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一元直线史观，凭藉先进的科技、丰富的物质与强大的军事而向全世界的扩张中，并不总是以真面目示人。它在依靠物质诱惑、科技吸引和军事打压的同时，更多时候，操作的却是一套在国内运转尚且磕磕碰碰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话语，最终完成了体现基督教末世论教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一元直线史观之根本理念、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以及自由民主政治的“理念·技术·制度”的三位一体。一如基督教中的圣父圣子圣灵。其后，西方主流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管多么丰富绚烂，也无论如何辞藻优美，大多不过是对这个“三位一体”的注释而已。
只是，历经五百年苦心经营，凭藉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西方知识界逐渐将其“成功之路”裁剪为历史，进而将历史简化为传记，传记提炼为经验，经验升华为理论，理论浓缩为真理，最终提炼出不可违逆的金科玉律，并试图推行全球，无远弗届。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西方理论，实际上不过是西方“成功之路”的“传记”而已。于是，自由民主及其有限政府、选举民主、宗教自由、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乃至多党轮流的诉求和设计，一方面被西方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古今而不移的所谓“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被树立为优良治理机制的理想典范，作为纠弊绳顽的药方，试图全球推广，供第三世界借鉴移植。亦步亦趋的顺从者，就是民主、文明、先进、正确;自立门户的背离者，就是专制、野蛮、保守、错误。
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兴盛，担心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败，不甘心丧失五百年来凭藉武力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攫取的不义权力和利益。尤其是，中国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崛起，自成模式，自立门户，更引起他们文明竞争的忧惧。[21]所以，他们更加不遗余力地鼓吹和输出价值，以所谓价值观划分阵营;唱衰中国，轮番以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恐吓世界，煽动对抗、蛊惑人心;[22]从理论上围剿中国，降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与理论价值，认为中国崛起并没有什么意义，并没有超出西方模式的框架，甚至将其贬低为“自由经济+政治专制”，从而试图继续维持其文化上的超越地位与文明傲慢，以继续合“法”、“正当”地从全世界攫取不正当权益。
既然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有数据为证，不容置喙，那么从理论上贬低其意义，甚至将其收编为西方发展框架的一个例证，就成为西方的巧妙选择。因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固然对西方形成竞争，但更大的挑战还是这种发展背后所体现的制度、智慧与文明模式。如果支撑起中国发展的是一套不同于西方框架、理论、模式和制度的道路，就将表明，人类面前并不是只有西方模式这“华山一条道”，而是有着丰富的选择与发展的可能;那么，西方多年以来苦心编织的以“普世价值”为顶层，以所谓选举民主、多党轮流和市场经济等为支柱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都将面临竞争、质疑、扬弃甚至抛弃。这种后果，对于人类而言，固然是思想与制度的丰富和发展，但对于编织西方话语并从中渔利的欧洲中心主义者来说，却不啻于文明的天崩地裂以及可怕的权力转移。因此，从理论上讲，否定中国(以及伊斯兰等非西方世界)发展所具有的文明意义及其所体现的政治智慧，就成为“独尊”基督教-自由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而究其本质，不过是现代西方在其现代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罢黜百家”而已。如著名法学家强世功所论，这场从17世纪开始的“罢黜百家、独尊西方”的漫长历史努力，直至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标志着西方正统意识形态建构的完成。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在这种“大一统”背景下宣布所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努力以及相关的制度创新已经终结，剩下的工作，就是西方原则与道路的适用与推广。[23]
而当通过冷战搞垮苏联之后，西方话语更是达到了荣誉上的巅峰，也进一步增强了其说服力。一时之间，“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罢黜百家、独尊基督教文明的普世价值论的影响力达致巅峰。[24]西方从苏联崩溃中体验到了输出价值、把持话语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好处，增强了自身的文明傲慢，加快了价值观输出的步伐。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05年2月17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才悍然在美国参议院充满傲慢地宣称，中国是一个“我们希望和祈祷它以有序方式进入文明世界”的国家。2006年11月30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专题讲座上，以《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拓宽的日本外交地平面》为题发表演讲，明确提出要把欧亚大陆外围兴起的新兴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开展外交，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方针。2007年 8月22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向印度“推荐”了日本的“亚洲自由之弧”计划，抱着所谓的“拥有自由、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期望与印度联合织就一个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网络，建立“大亚洲”。[25]尽管因日本对二战始终缺乏歉疚和正确的认识无法取信于众，麻生和安倍的价值观外交毫无建树。但2013年初，再作冯妇的安倍，仍然继续强调强化(日本)与具有同样价值观国家的关系、建立自由之弧，显然是意在沛公，孤立和包围中国。这种把日美欧共享的“普遍价值”渗透到欧亚大陆外围呈带状相连的国家，并借此形成“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有价值外交”，显然是追随美国输出“自由、民主”的外交战略。
中西关系也相应发生变化。近二十年来，从西方政要频繁接见中国异议人士到强力推行价值观外交， 从印度一再宣示基于自由民主理念的对外政策到我国与荷兰、挪威、波兰等国因价值观差异而外交插曲不断，从安倍、麻生曾倡导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到奥运火炬全球传递所受的空前冲击以及中国与法国间相应的外交争议等一系列现象，一时间“价值观外交”成了西方名利双收的选择。[26] 而出于配合政府或者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学者也不断抛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哪怕越来越被证明为漏洞百出，贻笑大方。[27]
然而，孤掌不鸣。值得重视的是，由于近代以来在殖民侵略压迫下第三世界国家求富求强热切愿望下的病急乱投医，以及诸多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不应有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失误所导致的内部不满，加之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煽动，这套西方话语还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即便是在发展势头如日中天、处于发展战略关键期的中国，垄断性的西方话语仍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笼罩上了阴影。五百年来，在传教士、殖民者和西方知识界的合力下，西方话语在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界也经历了深刻变化，显现出一个从鬼话、童话到神话的嬗变过程，值得重视，也必须深思。
实际上，在近代中西遭遇之前，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极高层次，也因此有着极强的文明自信，在交通不便、相对闭塞的古代，甚至也与近现代的西方一样，一度产生不应有的文明傲慢，视外来文明为落后，贬外来之人为鬼怪禽兽，“鬼子”之说，即此之谓。红毛、罗刹、东洋西洋，不一而足，都是“鬼子”。异域学说，哪怕其中有值得借鉴之处，往往也被视为“鬼话”。而后来随着列强入侵，山河破碎，在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自强求富中，中国人开始一方面敞开胸怀，迎接西洋新知;同时，菁华之士，更积极远赴海外，负笈游学，以图富国强兵之道。毫无疑问，直接到西方考察学习，的确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途径，实际上也所获良多，产生了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家，借鉴了不少对中国救亡图存和建设发展有所助益的新知良策。但国内知识界在接引西洋新知时亦有颇多误解与生搬硬套，而“西天取经”者也并不总是能谋得真谛。如果做不到与当地社区水乳交融，而只能如《围城》里的方鸿渐般油浮于水，那么他们所描述的西方、他们习得的一套西方话语岂非不过是玻璃瓶里的“童话”?
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简单化和自我迷失。学习西方本身不过是为了自我强大的手段，现在却目标错位，学习西方本身、甚至西化变成了目标。本来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道，是为了救亡图存，与西方平等地并存于世，但结果却是国家还未站起，国格却已倒下，成了匍匐在西方脚下的精神附庸。学习西方的目的蜕变为变成西方，因为西方本身被等同于富强、民主、先进、文明了。固然光辉灿烂，但却本属于世界一隅的西方，就被当成了价值上的“正确”，时间上的“先进”，以及空间适用性上的“普遍”。尽管这并不合逻辑。西方，开始成为中国甚至全世界非西方人心目中高山仰止的目标，光荣的榜样，人类未来的唯一必然归途。正如美国华裔学者蔡爱眉教授所言，在许多人的眼里，市场和民主成为包治欠发达国家百病的万能药方;市场资本主义是世上已知最有效的经济体系;民主是世上所知最公正的，也是最尊重个人自由的政治体系;市场和民主携手并进，将会把人类带入胜境。原因很简单，这些东西是来自西方的，并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因此成为“必由之路”。[28]就这样，西方成了传说，成了上帝的代言人和在人间的化身，最终成了神话。而神话的特点是，人们对它不敢置疑也不会置疑的盲目崇拜与迷信，但实际上却未必真的理解它。
就这样，中国和第三世界自强求富的强国之路，在西方话语的强大宣传与国内一部分人的曲意迎合下，开始滑向了迷信西方、神化西方、全盘西化的歧途。西方话语，最终经历了鬼话、童话而终成神话。而我们已经知道，那实际上不过是真假掺合的混话。[29]
三、优良政道：
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
并不是所有人都丧失了判断。在事实面前，就连清醒的西方人，也在不断地戳破西方的神话与混话。美国著名记者弗尔切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和利比亚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下已经变得满目疮痍，破败不堪。但是，那些人却说我们应该惧怕的是中国。”[30]西班牙政治评论家胡里奥·里奥斯在《从中国的角度看危机》一文中指出：“面对全球危机，中国已经向世人展现了它强大的应对能力。危机证明了中国具备在不利国际环境中进行发展模式转变的手段和能力。”美籍学者李淯指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运转良好，为世界其他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澳大利亚政客陆克文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自从英王乔治三世以来，将首次出现一个非英语、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来主导全球经济秩序”[31]。陆克文认为，中国经济正与东亚大部分国家深入地融为一体，如果中国经济明天停止，则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天就会陷于崩溃。这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上的事实。[32]
而且，在成功的道路上，“中国是与众不同的。它按照自己的模式发展，而且正在开拓和创造出自己的道路”[33]。“历史终结论”的倡言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访华时，火热的中国经济让他不得不承认：“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异常复杂的社会转型，从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转为充满活力的开放经济，并且体现了惊人的政治能力——坦率地说，比最近美国领导人处理宏观经济的能力要高得多。许多人现在倾慕中国体制，不只是因为其经济成就，还因为该国能够及时做出宏大而复杂的决策，这与近些年美国和欧洲令人气恼的决策无能现象形成鲜明对照。”有一句话非常有道理：“现在急需严肃的思想大辩论。”[34]福山越来越认识到，面对危机，“美国奉行的是‘否决政治’”[35]。美国曾经被仿效，但21世纪前10年，人们对不同政治经济模式的看法发生了巨大逆转，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中国人的。[36]不仅如此，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在其新书《让我们做一天中国》中，对美国体制存在的很多严重问题也忧心忡忡，痛心于美国体制的折腾与不断的内耗，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真正有效地面临21世纪的挑战，希望能够做一天中国，革弊鼎新。[37]
显然，“中国崩溃论”在中国发展的事实面前崩溃了，“历史终结论”在中国前进的道路面前终结了。面对中国奇迹，世界上许多明辨慎思的头脑都在思考：中国这种快速的、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兴起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标准或两个视角。一个是理论先导的西方话语的视角，以选举民主、自由主义等抽象的西方政治、社会理论及所谓普世价值来作为判断标准，这种标准要么对现实视而不见甚至裁剪事实，要么将现实生拉硬拽进西方话语的框架，然后唱衰现实;而历史将证明，虽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以开放的心胸学习和借鉴西方，但她也在坚持走自己的路。另一个是实事求是的创新思维与中国视角，强调从实际出发看待中国兴起及其所具有的制度与文明意义，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与客观需要来理解这种发展，并试图提炼出不同于西方但又惠益于全人类的新的发展理论。而两者的判断标准，固然可能非常丰富繁杂，但实际上可以归纳为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为解放思想，所以能够以创新和动态的视角去理解中国发展，及其所可能为人类带来的制度进展与文明进步;因为实事求是，所以能够抛弃理念的固执与束缚，以客观的眼光承认中国成就。
而实际上，只有以实事求是的创新观点与中国视角，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在艰难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实践，并真正认识到这种发展及其所体现的中国道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实与未来所具有的典范性的制度价值与文明意蕴。因为，第一，中国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她是在充分与世界交往，大胆利用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物质文化财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发展中对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学习和借鉴，并且因此既取得了与西方类似的成就，也犯下了与西方类似的错误。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第二，中国的发展又是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在学习、借鉴全人类的经验教训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中国也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也正是在独立自主、不断挖掘内在潜力中，中国不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也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当然还付出了某些沉重的代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闭目塞听。第三，中国在发展中，既大胆借鉴和利用了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物质文化财产，又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中的诸多缺陷(尽管不是全部)，从而才可以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迄今为止发展最为成功的巨型经济体之一，同时还维持了政治稳定、社会有序，实现了人民安居乐业、权利得到相应保障。因此，这里面也就体现出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道法理，中国的发展很可能为人类再探索一条新的、既包容西方又超越西方的发展道路，有可能为人类探索出一个新的在西方之外的优良治理机制。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就是积极投身于中国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中，总结经验，促进这个优良治理机制的生成，同时发现其道理，提炼出理论，凝练成思想。没有这种认识，就说不上解放思想，也缺乏应有的理论理想。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需要这样的理论努力。理论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实践，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任务联系在一起，从而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而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所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具体来说，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或者说四个阶段来认识中华民族的命运、任务与理论工作的使命。
首先是“自强”，这是一个解决“挨打”问题的任务;其次是“求富”，这主要是一个解决“挨饿”问题的任务;然后是“讲理”，这主要是一个解决“挨骂”问题的任务;第四个是和谐，也即营造和平环境的任务。经过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西方殖民者在东方海岸架起一座大炮就能征服一个民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挨打问题;同时，经过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最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从1979年迄今，国内生产总值至少增长了18倍，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比较低，但全国也已经基本不存在挨饿的问题。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自强和求富这两个问题解决得都比较好。而且无需讳言，虽然我们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也充分利用了国外的资源与智慧。中国的发展，是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而绝不是闭门造车，盲目排外。至于第四个问题，营造和平环境，正是中国人的期盼。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38]
因此，对于当前而言，最主要任务和难题，就是解决“挨骂”的“讲理”任务。虽然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和伟大发展，但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下，西方及其信徒却始终不愿承认，甚至造谣中伤。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正如贝淡宁所言，“民主制度在欧美国家已经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教条”[39]。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的政权合法性还没有建立，你的体制还在转型，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甚至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40]自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中国的形象在西方就开始逐渐蜕化，甚至成了野蛮、愚昧、落后的象征。对中国的批评、指责甚至妖魔化，在在多有，连绵不绝。中国三十年来的成功之路，虽然在实践上西方政客和政府对中国的发展不断表现出艳羡，要求中国分担发达国家的责任，甚至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要求中国出手为它们救市，但在自诩为一个“文明世界”的西方，中国发展与中国道路却始终得不到真正的认可，也没有受到严肃的理论对待。本来可以写出惊世理论的中国实践对全世界的杰出思想家和理论家都应具有无比的吸引，但西方的理论界却几乎在整体上装聋作哑，苦苦抵御，甚至泼脏水和污名化。虽然金融危机之后情况开始有所改观，但结构性的变革却远未到来。而反观自身，即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自己却依然讲不出独立于政治宣示之外的学术理论与道理，既不能令自己信服，收拾人心;也不能让世界接受，获得理解和认同。因此，如何讲清楚中国发展所体现的政道法理，及其所具有的制度贡献与文明意义，讲出一个好的中国发展故事，就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所不能逃避的责任。
当然，探索还是有的。英国学者肖恩·布雷斯林指出，许多国家的政策精英都在试图找出中国成功的原因和它们可以仿效的方式。他认为，中国经验的特征表现为“渐进性”、“自主性”和强政府，其中稳定是第一要务。[41]张维为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至少包含了8个特点：一是实事求是。二是民生为大。三是稳定优先。四是渐进改革。五是顺序差异。六是混合经济。七是对外开放。八是有一个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42]
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迷信，不盲从，讲真干，重实效，是中国道路的显著特点。但在认识逐渐深化之后，中西理论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朱云汉认为，中国大陆成功的原因首先就在于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在其他一党国家所难以克服的继承危机和个人独裁问题，中国大陆却通过任期制和选贤任能的接班制解决了它。这一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执政能力问题，通过人才筛选和创造人才内部竞争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和能力的人，能够在这个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而且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在自己方面的不断创新。当然，中央本身还扮演一个核心的统筹角色，仍有强大的协调和制衡的权力机制，包括大军区制、人民银行大分行制，控制基本能源、运输、通讯、国土资源，控制宣传工具，控制人事任命权。但另外一方面，它又为地方发展和竞争留足了空间，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试验创新，从而使得中国大陆整个巨大板块能够进行区域竞争，不仅是省和省要直接竞争资源、人才、投资资金，甚至一个县和一个县之间都要竞争。中共的执政地位好像与西方不同，但它却真正建立在“民心”而非选票之上。而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更富有特色，既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因此能够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又有计划经济的因素，允许多种所有权并存，促进它们之间的共同发展和相互竞争。在土地问题上，中国政府更是保持了难得的清醒，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避免了失地农民在失业时被抛向社会，流离失所。[43]
无独有偶，新加坡政治学家郑永年在探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时提出的两点原因，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是内部多元化实现开放性。在中国，政治开放性是通过内部多元化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政党的开放性。当社会上出现不同利益群体时，执政党向他们开放，吸纳他们加入政权，通过各种机制来体现他们的利益。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加入中共政治过程是表达自身利益的最有效途径。二是精英有序更迭、自我更新，既避免了个人独裁专断，也使得政治能够以极大的速度自我更新。[44]
实事求是地讲，西式民主在一些发达国家有着不错的运转，或者曾经有过不错的运转。但从整个国际环境来看，它在大部分国家都难言成功，往往被资本和政治实力者操弄，沦为狂欢、泄愤或者换汤不换药的卸责工具。而半个世纪以来的伟大中国实践在21世纪之后将越发被人认识到是一个学术富矿，从而甚至能够滋养全世界的知识界和理论界。美国著名学者菲利普·克莱顿认为，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推进中国成为“生态”文明国家，这就使中国有可能跳过西方过去200年间在发展进程中所犯的错误，采用后现代组织发展的原则进行国家建设。因为中国有巨大的传统文化资源可以使用，“一旦成功，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中国将是一盏明灯，照亮世界，给所有国家展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和生态文明”[45]。张维为也认为，中国经验中体现的实践理性哲学观使中国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震荡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西方式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实践理性就是我们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哲学起点。[46]
从根本上说，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就是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近代以来形成的世界强国版图基本没有改变的事实警示我们，中国如果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亦步亦趋地爬行，根本就没有在一个日益被全面垄断的世界中获得发展机遇的可能。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杀出西方强国重围、取得发展进步根本的和惟一的正确道路。如果中国能够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成功发展新路，那么，中国的探索，就不仅是中国自身强国富民的功绩，而且是对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贡献。
四、思想竞争：
理论也是生产力和竞争力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45年到1990年，美国对外进行的较大规模战争和军事干预有124次，年均2.8次;从1991年到2003年，美国进行了40多次海外战争或军事干预，年均4次。60多年来，美国一直迷信和滥用武力、热衷于向外输出战争，甚至曾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但它却还能同时扮演世界“人权法官”的角色。[47]这是为什么?
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即所谓硬实力，另外一个就是软实力，主要是用一系列形形色色、貌似非常学术的美妙理论所包装的国际话语霸权。冷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其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国际政治话语;二是在具体国际议题或国际问题上的国际话语;三是一系列有关国际政治的新概念、范畴和表述。第一种类型的话语，包括“自由世界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化波次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邪恶轴心论”、“失败国家论”，以及直接针对中国的“黄祸论”、“东方专制论”、“中国威胁论”、“霸权挑战论”、“在非洲新殖民论”、“国强必霸论”、“中国责任论”，等等。第二种话语，包括气候变化、碳政治、反恐论、反核扩散，以及直接与中国有关的“美国重返亚太论”、“南海自由航行论”、“自由繁荣之弧论”，等等;第三种包括，软实力概念、权力转移论等等。[48]这些概念和提法，尽管根本上属于政治形态话语，逻辑上可能颇多漏洞，但体现了西方学术界对自身政治的认同，而且大多却是以学术的方式出现，有时候还颇具一定的解释力。
硬实力可以解释美国为什么热衷于战争以及哪怕犯下战争罪行也可逍遥法外;而软实力则能解释为什么穷兵黩武的美国在声誉上尚未破产，甚至还一直颇能迷惑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公知”和“精英”。其中，软实力所体现的话语霸权与理论霸权所具有的力量，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也许，这些话语权和理论体系不能够使美国“狼”入“羊”群，但它却能够让狼成为羊的“法官”，一边对羊群肆意凌虐、大快朵颐，一边却还能享受着羊群的信仰与供奉。原因一目了然：哪怕是为美国的穷兵黩武涂脂抹粉甚至为虎作伥的美国话语，也是以“学术”和“理论”的名义和外表出现的，甚至在羊群(第三世界国家)里一纸风行，成为“先进”、“正确”、“伟大”的理论。
可见，理论也是话语权，是软实力，更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生产力与竞争力。中国正以发展的事实，打破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而且重要的不仅在于中国是否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欧美的道路，还在于中国的发展是否为以后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展现了可能，并作好了准备。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书中进行了区分，他说“政府可以服务于全社会，或者是可以服务于它自己的利益”。这也就是区分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因素之一。既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机制能够保证了发展和成功，同时确保了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那么，为什么它不能是优良治理机制或政治制度呢?福山也认识到，并不是所有选举民主都能对人民负责。虽然他对中国模式仍有疑虑，但中国经验让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49]而我们之所以目前还面临着讲理的任务，也是由于我们一直没有讲清楚这个道理。
但幸运的是，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发展，软实力与话语权的建构也摆到了重要的议程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应该“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2012年，李长春同志曾指出：“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他提出，要“深入开展对外交流，努力扩大我国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50]。在一篇重要的长文中，云杉同志富有前瞻性地指出：“在国际社会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自己的文化力量。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更应当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以后要干什么’的问题，把文化改革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真正做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同推进，尽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建设文化强国。”[51]这实际上也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文化自觉体现觉醒、使命与担当，文化自信带来传承、开放与超越，文化自强要求清晰的方向、目标与路径。
而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真正讲一个好的中国发展故事，讲清楚中国发展的政道法理，提炼出基于中国实践而又具有普遍意义、对全人类都具有典范性贡献的中国理论，我们就必须果断行动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慎思明辨，勇于创新，积极用中国词语、中国概念与国际学术界对话。[52]
首先，理解和认识到世界体系与范式要发生的变革。已故著名学者弗兰克指出，真正的世界体系不是沃勒斯坦的“500年”资本主义体系而是“5000年”世界体系，它的中心不是欧洲而是东亚(或中国)。[53]韩毓海也有类似引申。[54]2009年10月 26日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曾在封面以极其醒目的方式印了一个标题：“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提醒美国人丢掉陈词滥调，重新认识中国，因为他们之前的理解很可能是错的。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前《新闻周刊》的总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在2008年就在探讨这个大历史变化和大趋势。他描绘说，当前的转折是过去五百年来人类历史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的崛起，主要是指西欧;第二个是美国的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55]
朱云汉认为，解读中国崛起一定要树立大历史观，没有大历史观根本看不清楚。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元现代性历史格局在消失。中国发展的道路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它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传统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朱云汉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有可能在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版图上拥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体现得非常明晰。朱云汉预测，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中国有可能会开创第三条道路。[56]
其次，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认识到今天中国发展与西方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及其所蕴含的制度价值与文明意义，其中的核心是一个选贤举能、中立、无偏私的先进政党的领导。如果要讲清楚中国发展的政道法理，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这样的文明自信。正如温铁军所认识到的，我们今天谈的现代化是特殊时代西方文化的产物，它其实是一个三百多年的长期殖民化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向殖民地转移出过剩的人口，化解了老欧洲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为资本原始积累提供宽松的资源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占有殖民地的丰富资源，西方国家从殖民地大量向本土回流资本收益，使之得以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因此，西方的现代化实际是以殖民化为实现手段的资本形成、资本扩张的过程。而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这种发展路径实际是不可重复的。[57]美国著名学者柯布进而指出，“这个‘现代化’是个西方版本的现代化，根本不具有什么普世性。可惜的是，许多人依然把他看作普世的，一门心思模仿它”。“这是一种建立在掠夺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是一种不义的现代化。”[58]如果离开了不义的殖民压迫、掠夺以及战争、屠杀，西方还一定能够取得今天的现代化成果吗?如果没有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掠夺的财富作为支撑，西方式民主所体现的低效“否决政治”还能够运转下去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发展的成就，就在于她敢于打破，并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的旧有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体现出了极大的制度优势，其关键就在于先进、中立和无偏私的执政党。中共通过自身高效灵活的选贤任能体制，不断选拔任用优秀干练的干部充实到政府中去，是其制胜的一大法宝。[59]中共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堪称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具自我革新勇气和能力的政治组织。[60]“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所具有的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先进性意识、纯洁性意识，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注重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在制度上，依法执政，推进党建，加强执政能力，重视组织干部、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在行动上，既重视总布局和总任务的规划，又重视条分缕析的具体行动，既有大局观，又有实践感的掌控能力，它才成为中国发展之路上的指南针与压舱石。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力而又灵活实用的政治，这是中国动力的真正来源。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中央政府会尊重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与能动性，而一旦发现地方上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创新，又能够利用中央权威很快推广。贝淡宁认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慢的时期，美国的联邦制或许有效。但今天，技术和全球化几乎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灵活的体系可能更合适”。[61]
因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反腐拒变。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习近平同志尤其强调腐败问题，他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62]
第三，中国理论必须体现“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的政治价值，将5000年中国政治文明与近代以来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政治智慧融会贯通。具体而言就是包容多元、和衷共济、德教仁政，以及民本政治与人民民主、依法治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机结合。“中国继承了两千多年的高效行政系统，历史悠久，令国人自豪。”[63]
翻开史书就可发现，在政治上，一部西方史就是一部分裂史;在宗教上，一部西方史就是一部迫害史。所以西方讲求对抗性竞争;而我们讲求合作性竞争;西方讲求分权，我们讲求分工。中国的发展依靠一个强大的政府，这个强政府也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政府，因而能够将全民族团结和凝聚起来，和衷共济，包容合作。但“一个强大的政府并不是罕见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发展，它对人民负有道德责任”。“这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文化系统的历史遗产，即政府必须要为公益服务。中国的文化遗产有个很有趣的特征，那就是政府(至少是政府的上层)会关心自身权力的正当性，他们明白，这种正当性取决于政府能否为社会带来福利，特别是经济上的福利。因此一党制国家的许多问题在中国都被压缩到了最小。”[64]要言之，这就是传统中国的行德教、布仁政、重民爱民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结合，同时坚持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参与权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因此，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65]同样，在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凝练自己的从政心得时，李克强总理用“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66]九字也表达了同样的政治诉求，体现了传统中国政治价值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第四，中国理论在继承传统、与时俱进的同时，还须有尊重历史的态度，不仅要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六十年的新中国建设结合起来，并完整理解九十年来的革命建设史，还要将之放到5000年中国文明史中来进行理解。云杉同志说：“一个家族要敬仰自己的先人，一个民族要礼敬自己的历史。”[67]在2013年3月17日上午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了最为精辟的总结：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理论如果不能接续5000年中华优秀文明的源头活水，它就难以具有面向未来的理论勇气。比如，在国际关系理论上，近年来，一些有理想和前瞻性的中国学者开始结合传统中国“仁”、“德”、“大同”、“和而不同”、“礼”的精神，提出更富有理论张力和道德感召力的、具有充分中国思维主体性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68]
第五，还要戒虚文，去矫饰，要有开物成务、科学求实的精神。理论界要真正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避免坐而论道，将科学、求实的精神贯彻在我们的研究中。理论是知识系统，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实际上，由于中国迅速发展的实践以及悠久文明所带来的自豪，我们理论自觉的意识从来不曾中断。而在中国取得重大发展成就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去认真分析中国、研究中国，以图探其奥妙。[69]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多元化、新中国在发展和建设中客观出现的实际问题，却使得今天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主导思想的提供者，但对主导思想的社会需求却又特别强烈的阶段。而由于我们自己还不存在能够解释自己或者整个世界，也难以对国内外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又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思想或知识体系，才使得各色西方思想乘虚而入。其中有些思想固然有助于我国的建设和完善，但也不可否认导致了思想界的混乱，形形色色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堂而皇之地占据了人们的书斋和头脑。
“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的实质是西方中心论和文明优劣论，而西方中心论的实质是一元论、命定论或决定论。他们在现实上闭目塞听，根本不相信、也不愿意接受中国可以找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比西式政治制度更好地应对危机和挑战;在理论上固步自封，不愿意、也不接受，中国在西方之外展现更杰出的政治智慧，提炼出更优越的政治理论，发展出更深刻的政治思想。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操作的花花绿绿的各种论断，却在很大程度上多是以严肃的学术理论的面貌表现出来。
因此，我们对它们的回应或批判，就不能限于泛政治化或者泛道德化的口水战，而是有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在深入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实践(包括成就，也必须包括弊端和失败)的基础上，既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又能深入研究、充分理解和翔实比较西方话语与理论，经过认真、仔细、绵密的学术思考与论证，提炼出对实践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对问题具有极强的解决能力，对未来具有极强的前瞻能力，同时又具有逻辑上的论证力，道德上的感召力，从而真正具有与西方话语进行平等竞争甚至犹有过之的中国理论。“立”是最好的“破”，“破”是为了真正的“立”，只有高质量的中国理论，才能使我们实现对西方话语权的解剖、对话、包容、吸纳以及反驳和超越。而这就要求，必须破除知识分子对行政权力和商业利益的依附，人格完整的知识分子，才能创造出自觉、自信、自强的中国理论。同时还要进行研究和论证方法上的转变，切实贯彻走转改的精神，改变教条的官话、套话，扭转空洞的道德说教，以丰富的实践素材、翔实的实证资料、科学的求实精神、严密的论证逻辑，来提炼出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中国理论。
第六，提炼中国理论并不是提倡闭目塞听和盲目自大。“泰山不拒细壤，故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就其深。”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开放包容、善于学习取经的民族，人类古往今来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不必扭扭捏捏，更不能讳疾忌医，而应该提倡真正的思想解放，提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中国、西方以及全世界。我们固然应该抛弃鬼话、破除童话、戳穿神话，但其目的却不是排斥西话，而是为了让“西话”成为“真话”，从而为我所用，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做到不隐其善、不匿其恶、实事求是、客观呈现。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一方面将西方弄懂、弄细、弄透，从而真正的了解西方，并因此不再迷信西方，因为破除迷信最好的方式就是彻底将它弄清楚;另一方面，也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以丰沛的文明自信更好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让“西话”不再是粗暴的意识形态论断，而是形成中国理论所必须的养分和材料。因此，我们就应该提倡在认真研究西方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包容西方、超越西方，而不是贬斥西方的态度，真正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不是排斥西方，而是深入细节，实事求是、弄懂弄透;不是反对西方，而是放开胸怀，解放思想、同台竞技。既然我们反对的是西方的文明傲慢以及我们对西方话语不加辨识的迷信、追随以至丧失自己的创新与自信，那么就必须明白，盲目迷信是一种封闭，盲目自大也同样是一种封闭。中国理论应该是对全人类优秀智慧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它既是基于中国实践并且参考西方经验的创新型提炼，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西既有理论的升级版。
最后，提炼中国理论，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要求中国知识界必须具备制度理想、理论理想与人类理想。理论从来不是冥想的产物，而只能来自于实践。为了构建中国理论，理论界就必须投身于祖国轰轰烈烈的伟大建设事业中，参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良制度的型构之中，要有在吸纳西方、包容西方、批判西方、矫正西方的基础上，为人类再探索一条可与西方平等竞争、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取而代之的优良治理机制的理想;中国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良治理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也将为中国理论的形成提供最佳的实践环境和制度基础，因而理论界和学术界也要有摆脱蒙昧、破除西方迷信，从而提炼出中国理论的理论理想;最后，我们还要有强大的文明自尊、自信和理想，坚信中国也能为人类贡献具有普遍性，或者至少具有可资镜鉴意义的优良制度与理论贡献的能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良治理机制与提炼中国理论不仅是为了中国自身，也是为了全人类，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良制度及其背后的中国理论，将是中华民族在政治制度上为全人类所做出的智慧贡献，也是为人类迈向更美好明天而探寻的新路。我们要有在全人类的高度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深度关怀!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 比如贪污腐败、奢侈腐化、贫富悬殊、道德滑坡、血汗工厂、区域失衡、技术落后、效率低下、能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领域所暴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所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和老老实实地解决的。
[2] See ArvindSubramanian，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eptember 16， 2011).
[3] See Richard Dobbs， JaanaRemes， Postcards From The Future： Most Dynamic Cities of 2025， Foreign Policy Sept/Oct. 2012.
[4] 朱云汉：《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ZhuYunHan/2013_01_21_122289.shtml，浏览日期为2013年1月24日。
[5] 《放弃价值优越感》，《旺报》2013年2月9日。
[6] 阿什瓦尼·塞思(Ashwani Saith)教授对中印发展曾做过非常精彩的比较研究。参见 Ashwani Saith， China and India：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Differential Performance， 39(5)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08) ，pp. 723–757.
[7] 比如，2010年11月8日，印度反叛武装“博德解放阵线”在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屠杀了18名讲印地语的外来人员，杀伤8人;该邦在1983年时，即曾因为地方议会选举，引发种族冲突，导致2191人丧生。2012年7月，阿萨姆邦土著与穆斯林爆发种族冲突，到8月中旬，造成约80人死亡，400多个村庄化为灰烬。因为到处群发的“穆斯林群体将报复东北部外来移民”的短信，更导致40多万人流离失所。
[8]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印度记录在案的强奸案件由1971年的2487起增至2011年的24206起，增长率为873.3%;谋杀案件在从1953年至2011年的近60年间里的增长率为250%。平均3分钟有一起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每20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强奸案，新德里因为每18小时就有一名女性被强奸而有“强奸之都”的恶名。但因顾及颜面，大约只有40%的被强奸女性会选择报案，因此实际的强奸案可能会更多。2012年底，因“巴士强奸案”印度掀起反强奸社会抗议运动;但情况并未好转，其后又有针对中国女性和瑞士女性的强奸案发生。参考，《印度为何沦为“强奸之国”》，腾讯网“今日话题”，http：//view.news.qq.com/zt2013/busrape/index.htm;《瑞士游客印度遭轮奸印每2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遭强奸》，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18/c_124469925_2.htm;《瑞士女子印度遭轮奸背后的“强奸文化”》，和讯网，http：//opinion.hexun.com/2013-03-18/152178223.html?from=rss，以上浏览日期均为2013年3月18日。
[9] 张维为：《一个奇迹的剖析：中国模式及其意义》，《红旗文稿》2011年第6期。
[10] 同注释4。
[11] See Babette Zoumara， China in Africa： ‘Imperial Power’ or ‘Altruist’?， in Pambazuka News， http：//www.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86485， last visited at March，18，2013.
[12] 胡锦涛：《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2010年9月16日)。
[13] 《温家宝痛斥染色馒头瘦肉精等事件：道德滑坡严重》，《京华时报》2011年4月18日。
[14] 比如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时代的著作，在欧洲一度失传、湮灭，后来不得不从阿拉伯文重新译回。
[15]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梅森大学Carlos D. Ramirez教授对1870-1930年处于高度经济发展与转型时代的美国的腐败，与今天同样处于发展转型阶段(1980-2011年)的中国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与美国在1870年代，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相似时，中国的腐败程度远低于美国。美国的腐败程度是中国的7到9倍。Ramirez教授认为，中国在过去十五年的发展与美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发展状况相似，而以2005年的美元计价实际的人均收入，中国在过去十四年取得的成就在美国要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参见，Carlos D. Ramirez：《中国的腐败失去控制了吗?——中美两国腐败的历史比较》，在第二轮“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上的发言(2012年10月17日，北京清华大学)。
[16] 意大利在今天的表现，无论从经济活力还是政治腐败来看，都与很多转型并不成功的第三世界国家相似。甚至以前为国人所称羡的部分欧洲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等五国，因为经济表现差，被某些国际债券分析者、学者及国际经济界媒体侮称为欧猪五国(PIIGS)。现在，甚至有人还将英国纳入，称为欧猪六国。另外，经济学家还点出，法国、比利时、奥地利也有可能步欧猪五国后尘。参见Juliane Von Reppert-Bismarck， Why Pigs Can't Fly， Newsweek， July 7-14， 2008。
[17] 提出这些不是为了比谁更坏，不是为中国所存在的问题辩护，而是为了凸显发展之艰难，问题之复杂。
[18] 参见，[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蒋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一章。
[19] 尤陈俊：《代跋：“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收录于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512页。比如，当中国在1905年废除酷刑时，法国士兵却以大清最后的酷刑行刑照片和明信片，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的“残暴”、“野蛮”与落后。在凌迟酷刑已经被中国废除的情况下，在中国的外国人却通过最后的凌迟照片，形成定格的想象，中国人也因此被想象成是冷漠、对酷刑无动于衷的民族。参见，陈惠馨：《清代法制新探》，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80页。
[20] 支振锋：《变法、法治与国家能力——对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再思考》，《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4期。
[21]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8、12章。
[22]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卢汉超：《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学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3] 详见，强世功：《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
[24] 最典型的代表是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终结论、西式自由民主与黑格尔哲学和基督教末世论教义之间的关系。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本书翻译组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序论”，及第4、5、13章。中国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精彩论述，参见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章。
[25] 刘江永：《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日本学刊》2007年第6期。
[26] 李建华、张树义：《价值观外交与国际政治伦理冲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27] 典型的如章家敦、卡朋特等。参见，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2001). Ted Carpenter， America’s Coming War with China： A Collision Course over Taiw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28] 参见[美]蔡爱眉：《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刘怀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29] 参考，支振锋：《鬼话、童话、神话与真话——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话”》，《红旗文稿》2012年第12期。
[30] [美]安德烈·弗尔切克：《对中国非理性的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恐惧》，《起义报》(西班牙)2013年1月7日，转引自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AnDeLieFuErQieKe/2013_01_09_118981.shtml，最后浏览日期为2013年1月20日。
[31] Kevin Rudd，China and the World， BBC News( 9 November 201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china-20217333，最后浏览日期为2013年1月23日。这种论断，好像实事求是，但却从骨子里透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偏执：为什么中国成了“非民主”的国家?为什么非英语、非西方国家就不能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经济体?
[32] 陆克文：《亚太期盼新<上海公报>——在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演讲》(2012年12月28日)，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LuKeWen/2013_01_18_121538.shtml，浏览日期为2013年1月23日。
[33] 同注释30。
[34]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未来》，朱新伟译，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2_01_05_70603.shtml。最后浏览日期为2013年1月25日。
[35] [美]弗朗西斯·福山：《要民主专政不要否决政治》，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1_12_02_70604.shtml，最后浏览日期为2013年1月25日。
[36] [美]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2_04_24_70599.shtml，最后浏览日期为2013年1月25日。
[37] Tim Graham， Tomas Friedman’s Power Lust： Let’s be China for a Day， News Busters， November 21， 2008， http：//newsbusters.org/blogs/tim-graham/2008/11/21/thomas-friedmans-power-lust-lets-be-china-day， 最后浏览日期是2013年1月30日。
[38] 《习近平：统筹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求是理论网，http：//www.qstheory.cn/yw/201301/t20130130_209049.htm，最后浏览日期为2013年1月23日。
[39] 鞠靖方芳：《洋教授贝淡宁的中国观：“需要民主，也需要‘贤能政治’”》，《南方周末》2013年1月19日。
[40] 张维为：《“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红旗文稿》2011年第2期。
[41] [英]肖恩·布雷斯林：《“中国模式”与全球危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国治理模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
[42] 张维为：《一个奇迹的剖析：中国模式及其意义》，《红旗文稿》2011年第6期。
[43] 同注释4。
[44] 郑永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参考消息》2012年9月16日。
[45] [美]菲利普·克莱顿：《中国如何避免西方的现代性错误》，《红旗文稿》2013年第2期。
[46] 张维为：《在哲学上终结西方话语霸权》，《求是》2011年第9期。
[47] 郭纪：《究竟谁在践踏人权?——世界人权领域道义辨析》，《求是》2012年第12期。
[48] 参考，张志洲：《提升学术话语权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红旗文稿》2012年第13期。
[49] [美]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模式代表集中高效》，《社会观察》2010年第12期。
[50] 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6月2日)，《人民日报》2012年6月4日第2版。
[51] 更详细的论证请参考，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红旗文稿》2010年第15期;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红旗文稿》2010年第16期;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下)》，《红旗文稿》2010年第17期。
[52] 相蓝欣：《不要用西方的词讲中国的理》，收录于氏著：《2025，中国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3] 参见[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54]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三版)》，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55] See FareedZakaria ， The Post-American World，(W. W. Norton & Company， May 4，2009).
[56] 同注释4。
[57] 温铁军 [美]柯布：《西式现代化不是普世价——温铁军教授与美国柯布博士关于现代化道路的对话》，《红旗文稿》2013年第2期。
[58] 同上。
[59] Eric X. L， The Life of the Party：The Post-Democratic Future Begin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3.
[60] 同上。
[61] 同注释39。
[62]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63] 同注释34。
[64] [美]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模式的特征与问题》，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1_04_15_70610.shtml，最后浏览日期为2013年1月25日。
[65]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1版。
[66] 赵承、张旭东、雷敏、何雨欣：《“行大道 民为本 利天下”——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侧记》，《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2版。
[67] 云杉：《文化的非洲》，《光明日报》2012年3月16日第13版。
[68] 请参考杨发喜：《从“协和万邦”到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底蕴与现实追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高尚涛：《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张志洲：《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兼论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与学术性》，《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09年第3期;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3期。
[69] 如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宋鲁郑：《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北京：红旗出版社2012年版;[美]库恩：《中国30年：人类社会一次伟大的变迁》，吕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支振锋
一、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出的背景
2008年，始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并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市场需求的急剧下降，冲击了我国部分依赖出口的产业，某些产业的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这一现象提醒我们：一国某产业可能在某阶段具备产业竞争力，但面临外在环境的急剧变化，这一竞争力也可能会迅速消失。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持续保持产业的竞争力，我们需要探索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能力，即产业核心竞争力。
国内学者根据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启示，拓展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鲍永华(2005)概括产业核心竞争力为某产业所拥有的、关键或者潜在关键因素的组合。李明中(2003)认为，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区域产业所特有的，不易被其他区域模仿或学习的特殊组织能量和素质。然而，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哪些关键因素组成?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区域如何培育自己的产业核心竞争力?这些问题还亟待理论探索。
二、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与形成机理
本文尝试定义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区域产业以区域环境为基础，在该产业的研究开发、生产经营和产业文化上形成特有的关鍵因素的组合，使该产业能持续地在区域产业竞争中具备优势。这一概念的内涵包括：(一)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是以区域环境为基础的，是众多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二)产业核心竞争力表现在技术创新能力、生产经营能力和产业文化上。是这三方面关键和潜在关键因素的组合在发挥作用，它为该区域产业所特有，不易被模仿或学习：(三)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能使区域产业持续地具备竞争优势，而较少受到外在环境变化的影响。
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是一个区域通过产业环境的营造，不断培育和重组关键因素组合的过程。区域主体可结合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机制及原理，通过正确的方法和路径。培育本地区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形成机理
本文尝试构建了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机理图(如图)。技术创新能力、生产经营能力和产业文化是在区域产业环境中培育和发展的。区域产业环境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产业组织结构、相关产业：需求条件、政府行为和生产要素，五个因素相互作用的机理如图所示。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应从区域产业环境人手，把握技术创新能力、生产经营能力和产业文化的不同培育途径。
三、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可通过产业创新系统的构建来培育。产业创新系统包括创新政策系统、技术系统、环境系统和评价系统。创新政策系统引导产业创新需求，规范并保障产业创新供给，提供并优化产业创新环境，加强和实现产业创新效果。创新技术系统是产业创新系统的供给系统和核心部分。该系统要有能力对系统内产业技术的性质进行准确评估，并确定相应的扩散机制，不断培育系统接收相关技术的能力，畅通产业技术的流动渠道。在技术系统内建立并形成一系列充满活力的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保障技术供给系统的高效运行。创新环境主要包括贸易和研发活动所需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环境以及创新主体的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文化环境。创新评价系统能对其他系统和创新效果进行评价，为科学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保障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区域可构建此四个子系统，促进产业创新系统的形成，进而培育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了知识的加工与创新，而产业的生产经营能力是把积累和储备以及加工与创新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实现经济效益。影响产业生产经营能力的因素指标比较多，有生产设备配备水平、业务者技术熟练程度、资源调配能力和管理者管理水平等。区域可从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相关产业建设等方面着重打造该能力。
产业文化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不同层次的文化在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过程中将发挥不同的作用。总的说来，精神文化是最重要的，它将通过影响产业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来影响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作者：汪 敏
摘要：在将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产业自生竞争力的概念及特征。通过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等分析，进一步说明产业自生竞争力的理论来源以及产业自生竞争力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优势 ;竞争优势;自生竞争优势
Industry Spontaneous Competition Theory and Theoretical Sources
ZHOU Feng-bin, JIANG Ming, SHEN Wei-li
(Harbin Commerce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28，China) [GK2!2]
This paper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features of industry spontaneous competitio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bsolute advantage theo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element gift theory, it illustrates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functions of industry spontaneous competition.
采取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战略，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以怎样的方式来促进经济振兴，理论界观点各异。笔者在将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自生竞争力的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产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
一、产业自生竞争力的客观性
(一)产业自生竞争力的理论内涵
从研究企业战略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开始，波特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竞争优势是超越其意识中的比较优势全新的概念，其定义是反映市场细分、产品差异、基础差异和规模经济等丰富的竞争概念，其竞争优势是以取代和超越比较优势为目的的[1]。自生能力理论是由林毅夫教授近年提出来的，以解释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观点。他给出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所谓自生能力是指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与其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占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企业获得自生能力的基础是要顺应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2]。
笔者提出产业自生竞争力的概念，是指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产业具有自我成长、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决定了该产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分工格局中拥有竞争力。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正常的管理，一个产业具有的自我成长、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具体体现为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另一方面，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政府对产业的干预作用独立出来，强调的是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产业对其需求要素的选择及组织能力，使得产业获得最大的利润。
(二)自生能力转化为产业自生竞争力
一个产业能否获得自生能力在于其是否能适应当地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自生力如何才能转化为竞争力的问题就是该产业如何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结合进而获得产业自生竞争力的问题。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结合。比较优势涉及的是各国间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关系，而竞争优势涉及的是各国间的同一产业的关系。比较优势最终归结为一国的资源禀赋，或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而竞争优势更加强调产业内企业的策略行为，有利的条件未必能使一国的某产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相反，一国的逆境往往成为刺激一国特定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意义是论证国家间产业分工与产业互补的合理性，而竞争优势理论则论证了国家间产业冲突或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
他们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表现为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易于形成较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即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内在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竞争优势，促进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一国的产业发展中，一旦发生对外经济关系，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会同时发生作用[3]。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本质都是生产力的国际比较，所不同的仅仅是比较优势强调的是各国不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的比较，竞争优势强调的则是各国相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的比较。
产业自生竞争力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竞争优势体现出来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易于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比较优势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内在因素和动力，促进特定产业自生竞争力的提高[4]。也可以说，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该产业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即使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缺乏自生竞争力，也无法实现其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常常是相互依存的，正是这种互相依存和互相结合进而获得产业自生竞争力。
(三)产业自生竞争力的特征
产业自生竞争力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客观性。产业自生竞争力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对产业的发展都进行过干预。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自生竞争力的产业，政府更是制定了很多的政策用于支持其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对这些产业的自生竞争力状况进行评估，继续发展那些具有自生竞争力的产业，同时淘汰出不具有自生竞争力的产业，以适应竞争规律的要求。
内在性。产业自生竞争力研究的是产业内部发展的自我盈利能力，产业的外部环境只是在研究国家政策效果特别是量化政策效果时才加以考虑。
动态性。一方面由于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另一方面，因为产业的价值链战略环节随着产业技术的进步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产业自生竞争力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流动性。产业自生竞争力的要素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也是产业自生竞争力研究的重要前提。
盈利性。产业自生竞争力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产业自生竞争力最终就是要通过产业的自我发展，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都是理性的，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最多的利润。各产业经过竞争，追求的也是产业的发展和延伸，并获得最大的利润。
(四)产业自生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及指标体系
产业自生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资源配置能力。产业发展需要一定资源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拥有一定资源基础产业才能具有基本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产业的资源配置力是指产业内的资源在时空上按相对一定的规则动态地组合在一起，资源的配置表现为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定位即确定产业资源的分配方向(领域)，二是资源整合即按一定规则使相关资源有机组合起来形成推动产业发展的有效力量。所以产业资源潜力被激活和放大的程度取决于企业对资源定向整合的能力，可称这种能力为产业的资源配置力。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提高产业自生竞争力和产业技术水平、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及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产业技术创新涉及到产品、生产(工艺)、组织和管理、市场等方面的创新，即是以系统的方式全方位的技术创新。产业技术创新使整个产业技术水平实现质的飞跃，即产业主导技术产品和生产技术达到崭新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产业技术创新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整个技术体系的发展。同时产业技术创新建立起了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使产业技术有了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整体上提升了产业自生竞争力[5]。
产业组织效率。产业组织效率包括了产业内各产业环节按产业链分工与合作的优化程度，产业内生产企业的数目和规模的合理程度，以及生产要素在产业内的流动成本、流动速度等因素。产业组织效率是产业自生竞争力的基础，产业组织效率对产业自生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竞争性组织结构，理论与实践也已证明，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是增强产业自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二是规模经济效应，有效的产业组织可以促进产业资源的优化。
产业自生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构建一个地区产业自生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其主要因素有：产业内微观企业的盈利能力、高级要素、产业集聚、市场影响力。这些指标体系较之国内外的许多研究竞争力的文献所提出的指标体系有许多共同点，但其分类的方式和基础都是不同的。这是我们将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结合起来的结果。此指标体系引入了竞争优势理论的要素。但由于关于产业集聚等要素的量化研究国内外都尚处于初级阶段，其指标体系也不可避免地有不全面之处。指标体系是通过实证分析表现的。
二、产业自生竞争力的理论来源
产业自生竞争力理论是集有关经济理论综合研究分析得出的，它所涉及的有以下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斯密最早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即各国在生产同样产品时，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所导致的各国之间生产优势的不同，因此各国专门生产本国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品。从而揭示了竞争力形成的相关问题，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竞争力的问题。绝对竞争优势理论的优势是指生产成本或产品价格上的绝对有利地位。该理论虽然开拓了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研究的先河，但无法解释“若一个国家在任何产品生产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该国能否参加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问题，进而演化和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在斯密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市场机制会把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到那些具有相对较高生产率的产业中去。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产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机会成本小于他国的商品，那么在这种产品生产上就具有比较优势，就可以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6]。比较优势理论基本描述了区域间的产业竞争状况，说明竞争力的来源是各产业的相对优势。但是它对竞争力与生产成本优势的因果关系并未给与清晰界定。同时由于模型的高度抽象化，在加入技术、规模报酬、外部性等约束条件后，其竞争力的来源更加模糊不清。随着现代产业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竞争特点也将发生变化，需要新的理论加以补充。
竞争优势理论。波特提出竞争优势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突破，是产业自生竞争力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优势上，因此，分析这一问题应从产业入手。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那些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新技术发明和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中领先，国家的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就会以高于其他国家的速度发展，这样的国家就是有竞争优势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采用比较优势分析方法的局限，为产业自生竞争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7]
要素禀赋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即在同一产品不同区域的生产函数相同的前提条件下，同一区域生产不同产品的各部门所使用的技术不同，因此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中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比例也不同。产品的劳动成本占其价值的份额较大的，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使用资本较多的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同区域各种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供给量丰富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较低，密集使用这一要素的产品相对成本必然也低，相反亦然。
资本丰裕的国家具有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劳动资源丰富的国家具有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的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其相对丰裕要素，而较少使用自己稀缺要素的产品，以换回其要素比例正好相反的产品，按照要素禀赋基础上的地域分工原则进行分工与贸易，各方都能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尽管要素禀赋理论存在诸多问题，但它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8]。此外还有，产业组织理论，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关系及竞争理论等。
三、产业自生竞争力的作用
产业自生竞争力作为客观存在具有以下作用：
有利于产业资源配置和组织结构的优化。 产业自生竞争力不仅仅是立足于本产业资源优化配置，而是通过侧度一个特定的产业内微观企业在特定的环境中是否具有自生的竞争力，从而决策企业经济定位以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从而形成产业内适度集中、企业间充分竞争，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
是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础。 产业自生竞争力可以测度一个特定的产业在特定的区域里的地位，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优于其他产业生产要素禀赋条件，从而制定适合自己的战略，并对企业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进行谋略。从企业发展要求的竞争、发展、营销、技术、人才、信息化、融资等需要，制定营销战略、技术战略、人才战略、信息化战略、融资战略等。
是衡量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依据。 一个特定的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取决于产品信誉高、成本低、销路广和服务意识强。企业获利能力是生存和成长的关键，具备产业自生竞争力在于找出立足点，并持续不断地改善自身，获得独特的竞争地位，同时还在于持续不断地提高生产力和产业部门的不断创新。
是检验产业内微观企业是否具备其过程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企业自生竞争力来源于各种竞争优势是否能够恰当地匹配在该产业中，企业要最大限度获得利润，管理过程必须合理、有效。这种能力反映在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产业的影响、竞争状况及国内的市场竞争结构、国家环境对人才流向、企业战略和企业组织形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育等企业运行过程管理的各个环节上。这种能力决定了该产业内微观企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分工格局中拥有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竞争论[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2]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J].经济学季刊，2002(1).
[3] PoterM.E.. CompetitiveAdvantage： CreatingandSustainingSuperiorPerformance[M],the Free Press,1985.
[4] PoterM.E.. CompetitiveStrategy： TechniquesforAnalyzingIndustriesandCompetitors[M],the Free Press,1985.
[5] 林毅夫.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J]，中国改革，1999(8).
[6] (美)斯坦利L·布鲁(Staniey L.Brue).经济思想史[M].北京：机械轻工出版社，2003：7.
[7] 李桂华.经济理论与产业竞争力[J] .前沿，2005(4).
[8] 樊纲.论竞争力[J].管理世界，1998(3).
(责任编辑：习文)
作者：周丰滨 蒋 明 沈伟利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发展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和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竞争力问题就一直是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热点。在竞争力理论研究中, 企业竞争力是核心,对国内外企业竞争力理论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整理, 有助于我们明确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做好理论准备。
关键词:企业竞争力;市场能力;企业知识;虚拟企业
一、企业竞争力理论的具体含义
笔者在全面地收集了企业竞争力概念定义的基础上,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把企业竞争力概念定义大致划分为三类:
一是环境观。世界经济论坛(WEF)1985年《关于竞争力的报告》中指出,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目前和未来,在各自的环境中以比它们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更有价格和质量优势来进行设计、生产并销售货物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机会。”这一定义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企业竞争力受环境影响、价格和质量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企业竞争力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机会。1990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IMD)将企业竞争力定义为它既产生于企业内部效率,又取决于国内、国际和部门的环境。罗国勋在其《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一书中将企业竞争力定义为“企业和企业家在适应、协调和驾驶外部环境的过程中成功地从事经营活动的能力”①。张志强、吴建中等人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独立经营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相对于其竞争对手所表现出来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其核心是企业合理使用其生产要素的能力②。胡大立(2001)将企业竞争力定义为: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通过自身要素的优化及其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在有限的市场资源配置中占有相对优势,进而处于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状态的能力③。该定义更为明确地突出和强调了企业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意义。
二是知识观。一般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具有比竞争对手更强的获取、创造、应用知识的能力④。这一定义将知识纳入企业竞争力的范围之内。
三是市场能力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史宾斯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一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可贸易的能力⑤。并认为,贸易流向、技术开发管理、一般的产业政策和特殊的产业政策、国内管理政策、垄断竞争等对企业竞争力有深刻的影响。该理论突出了企业竞争力的相关环境因素。美国哈佛大学的迈克尔·E·波特教授认为“(企业)竞争优势归根结底来源于企业为客户创造的超过其成本的价值。价值是客户愿意支付的价钱,而超额价值产生于以低于对手的价格提供同等的效益,或者所提供的效益补偿高价而有余。(企业)取得竞争优势有两种基本方式: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⑥ 很明显,波特教授是把企业竞争力等同于企业竞争优势,并从企业竞争优势的市场表现来理解和界定企业竞争力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认为,企业竞争力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考察:它可以被定义为是单独企业在可持续基础上保持或提高其市场份额的能力;或者它也可以被定义为是企业降低成本或提供物美价廉产品的能力;或者它还可以是来源于利润率的竞争力⑦。姜青舫从狭义上将企业竞争力定义为:企业通过有效手段始终以较低成本生产并销售能较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以使他人市场份额不断向自己转移,并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能力⑧。该定义特别强调企业竞争力的市场表现或市场结果,即企业通过提供优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更好地满足市场或消费者的需要所实现的企业市场份额与利润的扩张与增长。金碚研究员是我国较早系统研究竞争力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⑨。
二、企业竞争力理论的源流与发展
一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没有直接对企业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但许多思想涉及到竞争力的来源。(1)社会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并认为,劳动分工机制提高生产效率的原理有三个:一是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分工而日益成熟;二是劳动分工可以免除工作转移中造成的时间损失;三是专门从事一项工作,有利于劳动者寻求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⑩。根据分工理论,企业存在着内部分工和外部分工。从内部看,企业的效率源于内部的分工,企业的能力源于分工基础上知识的增加和时间的节约。但过细的分工可能引起一些问题:增加信息交流成本,阻碍知识流动、降低创新能力、产生心理厌倦。因此,分工并不是唯一的培育竞争力的途径,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分工”与“合工”应该辩证地统一起来。从外部看,企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企业从事不同工作并拥有差异的能力,企业与企业是协作的关系。社会分工理论没有说明为什么市场中存在具有相同生产过程的企业,没有说明分工是竞争的结果,没有界定竞争力概念,也就不能解释竞争力的层次性、动态性。(2)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认为,国际贸易是建立在不同国家的相对优势之上的,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商品所需劳动是有差异的,使不同的国家具有相对的优势。它仍然基于分工协作的思想,着眼于贸易双方,忽视竞争对手的活动特征,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竞争的复杂性。古典经济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竞争力的思想,并不能全面地诠释企业竞争力,但这些思想为以后的理论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是产业结构论。该理论重视环境因素,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波特认为,企业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所在产业的长期赢利潜力,二是企业在该产业中的市场地位。并指出,“决定企业赢利能力首要的和根本的因素是产业的吸引力(赢利潜力)”,而产业的吸引力取决于该产业的竞争状况,而这又主要取决于该产业中的五种基本竞争力量:潜在进入者、替代品的威胁、供方侃价实力、买方侃价实力以及同行业竞争者。因此,企业要建立竞争优势,就要进行特定产业结构分析(五种基本竞争力量分析),这五种作用力共同决定产业竞争的强度以及产业利润率{11}。从总体上讲,以波特为代表的环境学派主要侧重从环境(产业市场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竞争力问题,这些理论认为竞争力外生于企业并由企业外部的市场机会和竞争关系所决定,将企业竞争力和企业成长归于企业的市场力量(对市场的控制能力)与产业拓展,并认为这一力量与企业进行市场定位、构筑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的能力相一致,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产业内企业间绩效比产业间绩效差异更大的现象。因为该理论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部环境上面,过分强调了市场力的作用,而忽视了企业自身的一些内部因素(如资源、能力等)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三是资源论。重视资源的企业竞争力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组资源的集合体,侧重于从企业资源及其差异性出发,来寻找企业的竞争力{12}。企业应建立强有力的资源优势远胜于拥有突出的市场位势,企业成功的业绩依靠具有产生租金潜在价值的资源。早期资源基础理论以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论为代表。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论认为,各国资源的差异决定了一国的产业类型是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这些早期的资源基础理论只静态地考察了资源存量和生产相对成本的差异对各国贸易竞争优势的影响,而没有考察动态变化的影响,强调企业应从自身资源出发来理解和构建企业的竞争力,而忽视外部环境因素的重要性。
四是能力论。能力论强调从企业内部因素与条件出发来理解竞争力,倾向于将企业看成是一个能力体系。该理论还认为资源是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它们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就资源本身而言几乎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它是应生产活动要求进行资源组合和协调。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其著名论文《公司核心能力》,企业能力理论开始获得全面快速发展,并逐步取代环境学派而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战略管理研究的新主流。他们把“企业能力”归结为企业的“核心能力”,并认为“核心能力”是指“组织中的积累性学习,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13}。其后,斯托克、伊万斯和舒尔曼等学者提出了“整体核心能力”的概念,并认为正是企业的整体核心能力产生了竞争优势{14};哈默尔、贺尼等人提出了企业能力基础竞争论{15};Feurer和Chaharbaghi等认为企业竞争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表现为企业的产品与服务、企业的能力、企业发展潜力,它是由股东和客户价值共同决定的,并建立了由顾客价值、股东、企业的人力资源、技术潜力及财务实力构成的企业竞争力三维模型及相应的定性评价矩阵{16}。
五是企业知识理论。企业知识理论是近年来才出现的,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藩罗斯的企业成长论;西蒙、马奇、塞耶特的行为论;哈耶克的知识论以及纳尔逊和温持的企业进化论等。企业知识理论认为,企业的核心是知识,企业的异质性决定于企业知识的差异。企业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又称默会知识)是企业的竞争对手在经营上无法模仿的,这种不可模仿性突出地表现在:(1)过程性。企业的隐性知识往往是伴随着某个过程的知识,是体现在“干”中或实践中的知识,如果竞争对手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是很难体验到这种知识的存在,更不用说模仿了。(2)完整性。企业中显性知识是与没有意识到的隐性知识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竞争对手只能模仿他们了解的显性知识,而没有认识到隐性知识,也就根本谈不上模仿问题。(3)不明确性。在模仿过程中,竞争对手总希望发现并模仿核心因素,但实际上,某一结果是由多种原因共同发生作用的一个函数,某一方面的隐性知识往往就是起关键作用的要素,但它常常被忽略,从而导致模仿失败。因此,企业知识理论认为,企业竞争力源于企业的知识,是内生性,由于知识是流动变化的,企业竞争力是动态的,企业获得竞争力的方法就必须在企业内部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地吸收、保持、共享和转移知识活动的微观机理{17}。
三、企业竞争力理论的演进
一是虚拟企业理论。随着全球经济信息化、一体化和网络化过程的不断推进,市场变化加快,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顾客的需求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单个企业仅仅依靠自身内部资源的整合已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传统的大规模、大批量、单功能的刚性生产方式也已不能满足这种市场需要。关于虚拟企业产生的动因,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虚拟企业理论的创始人普瑞斯、戈德曼、内格尔认为,虚拟企业产生的动因是企业适应灵捷竞争的需要,在灵捷竞争中,虚拟企业是一种实用的组织工具。与大量生产不同,处于灵捷竞争中的组织的变化是迅速的,组织设计是以机会为基础的,在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对于这种暂时的、变化的、稍纵即逝的机会,运用战略思维的竞争者采取虚拟企业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肯特从传统企业的弊端出发,探讨了虚拟组织的成因。他认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虚拟组织,作为一种由独立的供应商、制造商及顾客以各自相对独立的优势为结点而组成的网络,可以解决传统企业为了开展经营活动,而拥有从原材料供应到运输、后勤、服务等一系列完整的功能所造成的企业规模过大、反应迟钝等问题。
二是社会网络理论。主流经济学回避对社会网络的研究,而社会经济学认为,任何一个组织所在的环境的主要特征是组织和外界联系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理论背后的基本假设是: 任何经济行为都受到其所“根植”(embedded)的社会背景的巨大影响,并且这些行为的结果与行为人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密不可分。社会网络在知识传播方面具有市场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从新创企业来看,创业者的知识和技能很难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知识的交换和转移很大程度上不在市场上发生,而往往通过非市场化的交流完成。一般而言,知识越密集的活动,越依赖于非市场化的交流,市场不再是知识交流的中心,各种关系在知识交流中的作用开始凸显。从社会网络的作用看,大量的资源和信息有可能通过企业家网络进行交换或流动,这在一定情况下会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保证资源的获得,甚至有助于更有效地配置资源{18}。
综观有关竞争力问题的各种理论和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提及企业竞争力,更没有解释企业竞争力的源泉;而产业结构论认为企业竞争力的来源是由企业所处的产业长期赢利潜力和企业在该产业中的市场地位所决定的,包括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五因素”论在内都把企业放在一个产业或行业范围内进行分析,认为企业之间竞争力不同是由于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不同,该理论过分强调了市场力的作用,而忽视企业内部要素的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企业理论工作者把竞争力寻找的着眼点从企业外部转移到企业内部,便形成了企业竞争优势内生论即资源基础论,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资源束组成的集合,每一种资源都有各种不同的用途,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但是企业资源不具有独占性,而且资源本身而言几乎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它是应生产活动要求进行资源组合和协调,于是能力基础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提出企业获得、配置和保护资源的能力、企业家能力等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但隐藏在能力背后的是企业吸收知识、运用知识、保护知识的能力,它决定了企业各项功能的高低,进而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大小。
注释:
① 罗国勋:《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② 张志强、吴建忠:《企业竞争力及其评价》,《管理现代化》1999年第1期。
③ 胡大立:《企业竞争力》,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④ 包昌火等:《企业情报与企业竞争》,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⑤ A. Michael.Spence and Healther A. Hazard(1988), edi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U.S.
⑥ 迈克尔·E·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⑦UNCTAD.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Empirical Studies. Geneva: UNCTAD Secretariat, TD/B/WG. 6/10.
⑧ 姜青舫:《企业竞争力数理分析》,《科研管理》2001年第4期。
⑨ 金碚等:《竞争力经济学》,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⑩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5页。
{11} 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12} Penrose, E.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Originally Published 1959),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72.
{13} Prahalad, C.K.and Hamel, G.(1990):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6: 79-91.
{14} Stalk, G., Evans, P.and Schulman, L.E.(1992a): Competing on Capabilities: The New Rules of Corporate Strategy,Ha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57-69.
{15} Hamel, Gary and A. Heene: Competence-based Competi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Ltd. 1994.
{16} Feurer, Chaharbaghi. Defining Competitiveness:A Holistic Approach. Manage Decision, 1994, 132(2): 49-58.
{17} 徐全军:《企业竞争力理论基础述评》,《经济体制改革》2004年第5期。
{18} 孙明华:《企业竞争力理论演化趋势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作者简介:瞿艳平,男,1969年生,湖南沅陵人,管理学博士,湖南商学院讲师,湖南长沙,410205。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瞿艳平
摘要：持续的竞争力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区域旅游产业组织竞争力的形成和发展既离不开内部因素的作用，也离不开外部因素的推动促进；其形成发展过程是旅游产业竞争力要素的获取、创新与整合的过程。本文以自组织系统理论和波特竞争理论为基础，将旅游产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从区域旅游产业系统的形成与组织结构入手，探讨区域旅游竞争力形成发展的要素结构和竞争力理论范式，构建了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原发性动力、外生支持动力因素所形成的测评体系，并对我国31个省份进行了横向测评实证分析。
关键词：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自组织理论；要素结构；测评体系
一、引言
国外学者对旅游竞争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起初的研究偏向于旅游目的地市场竞争和旅游可持续发展。对旅游竞争力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是加拿大学者克劳奇(GeoffreyI.Crouch)和布伦特·瑞奇(J.R.BrentRitchie)等，他们在1992年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可持续竞争力模型。1993年阿根廷AIEST会议上，学者们开始涉及长途旅行目的地的竞争力问题，后来旅游目的地(旅游区域)竞争力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总体看来，国外学者对旅游竞争力的研究地域特性明显，对于旅游产业特性关注不多。而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也主要是迈克尔·波特的产业竞争力理论；在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方面，没有突破波特“钻石模型”这一单一的理论范式。值得一提的是Kuo-LiangWang以美国和日本游客在台湾旅游客源市场份额中的变化为例，研究了台湾国际旅游竞争力的决定因素，2004年Wan-InLee、BharathMJosiam探讨了会展旅游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和评估模型。
国内对旅游竞争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者对旅游竞争力研究内容更多侧重于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和评价方法，许多研究停留在不同区域旅游竞争力的对比、竞争力的提升对策等。研究的理论基础及评价模型也主要是借助“钻石模型”或克劳奇等的旅游目的地可持续竞争力模型，有个别学者试图构建区域旅游竞争力研究的范式，但所提出的理论范式是建立在以往竞争力分析范式的基础上，没有实质性理论的突破，对竞争力的界定还有待商讨之处。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旅游产业自身发展需要，对我国旅游竞争力的研究方向主要应体现在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因为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基础理论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而现实中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还急需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来指导，因此，基础理论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值得着重研究的方向，而建立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来源理论范式，并在此范式指导下构建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形成发展机制及提升对策，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和切入点，可以成为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的一个方向。本文引入自组织系统理论，结合旅游系统的特点和以往的竞争力理论，尝试构建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探讨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结构与测评体系。
二、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范式
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是一系列内容的研究，如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形成发展机制、提升对策等，而以往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是波特的钻石理论，这一理论主要用来指导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择和产业战略构建上.指导其他方面的研究则显得不足，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完整充分的理论分析范式，使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的内容尽量囊括在这一范式内，为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各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我们认为该理论分析范式的构建应该围绕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来展开，而旅游产业竞争力来源正是这一理论分析范式构建的切入点，因为不管研究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机制还是对策，最终都是为其竞争力的提升而服务，因此，从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来源方面考虑理论分析范式的构建更能体现最终为竞争力提升服务的这一观点。
(一)基于自组织系统理论
研究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在旅游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对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市场这对供需关系以及与这对关系有紧密联系的支持系统和出游系统诸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旅游系统是指一定区域内直接参与旅游活动的各个因子相互依托、相互制约形成的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国外学者Jafari认为旅游是旅游者通过旅游媒介到达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系统，其构成要素有：旅游主体一旅游者，旅游客体一旅游产品，旅游媒介一旅游业和贯穿这三者的旅游活动。我国学者杨新军等提出包括旅游资源、旅游区或旅游地结构、旅游生态环境、旅游路线、旅游中心城镇等五个物质性内容的旅游地域系统概念，并将旅游地域系统视为分析市场导向下的旅游规划的一个理论工具。吴必虎在借鉴国外有关旅游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旅游活动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由客源市场系统、出游系统、目的地系统和支持系统四个部分组成。国内外关于旅游目的地或区域旅游系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讨阶段，理论研究成果不多。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协同学的创始人H.Haken从组织的进化形式角度把组织分为他组织(也称被组织)和自组织两类。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或被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可见，自组织强调依靠内部力量来促进组织的形成发展；而他组织强调依靠外部力量来促进组织的形成发展。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例如，人类社会比动物界自组织能力强，因此人类社会比动物界的功能高级。
组织是指系统内有序结构或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过程。旅游产业系统的形成过程能否用自组织理论来解释呢?经过我们的研究，答案是肯定的。区域旅游产业系统的发展对旅游资源依赖性是很强的，初期的旅游产业组织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围绕当地旅游资源而自发形成的，具有自组织性，其竞争能力的提升也主要依靠旅游产业系统自组织能力，即内在动力。随着旅游产业系统的发展和周边经济的发展，其发展离不开辅助行业和部门的推动，它与其他行业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因此，旅游产业被组织性也很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部分区域旅游产业的形成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依靠的是被组织能力。例如，某些地方政府推动下的旅游项目虽旅游资源匮乏，但产业却发展
良好。因此，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既依靠内在因素，还依靠外部因素，但要注意的是，外部因素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内部因素。
自然界经过长期演化的事实告诉我们，自组织方式比被组织方式更为优秀。“然而，在人类社会中，大量的社会组织过程往往(至少在局部或一定阶段)是通过被(他)组织方式组织起来的。事实上，的确存在以被组织方式组织起来的组织事物按照自组织方式运行良好的情况。而一些一直以被组织方式运行的事物、组织则在演化中其组织程度越来越低，无序程度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不好。”许多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在旅游产业组织中，仅仅按照他组织方式形成的旅游产业系统，在其运行效率、组织适应性等组织特性方面是比较差的，甚至有的产业组织最终被淘汰出局，如依托一些盲目建设的城市主题公园、大型人造景观等发展起来的旅游产业系统。还有一部分旅游产业组织起始是通过被组织方式形成的，但通过一定的投入和文化挖掘与创造，将其改造为以自组织方式运行，便得以维持和发展下去。不难看出，只有变被组织方式为自组织方式的产业组织才能运行下去。
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把区域旅游产业界定为：一个区域内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旅游企业的总和。旅游企业包括的类型有：(1)向旅游者提供核心产品的旅游观赏娱乐业，典型企业形式是风景区(点)和有突出特色吸引力的娱乐场所；(2)满足旅游者基本需要的餐饮住宿业，典型企业形式为旅游饭店及餐馆等；(3)向旅游者提供产品组合、信息、陪同等服务的旅行社业；(4)负责旅游者实现空间位移的部分旅游交通企业和旅游车船公司；(5)旅游商品生产与销售公司等。
我们观察到，形成初期的区域旅游产业组织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1)依托当地旅游资源的旅游产业自组织系统。这往往存在于具有品质较好、特色明显旅游资源的地区，异质性强的旅游资源构成了对游客的吸引力，形成了景点或景区，围绕景点(区)逐步建成为游客提供服务的酒店、旅行社等各类企业，这便是形成初级旅游产业组织。如围绕历史古迹、独特的自然景观等旅游地旅游产业组织的形成。(2)政府和行业推动导向下的他组织旅游产业系统。这样的系统一般旅游资源相对匮乏，但其所在区域基础设施、交通等开发条件比较好，如大型城市休闲项目和某些工业旅游地和农业旅游地的旅游产业。(3)兼具自组织与被组织性的系统。这些系统既依托资源又靠外界辅助，就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现状看，这种系统是大量存在的，因为我国许多区域的旅游业是政府主导型的旅游产业。即使是前两类旅游产业系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也会演化为具有自组织和被组织双重性的系统。
(二)基于波特竞争理论
迈克尔·波特提出，某地区特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要素条件、需求状况、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机遇、政府作用等六大因素，其中前四种因素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后两种是辅助因素，并且要素条件、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内部因素，需求状况、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机遇、政府作用则是外部因素。
就区域旅游产业发展而言，其要素条件主要包括具有较强根植性特点的旅游资源即自然旅游资源、文化旅游资源、区位资源，这些是旅游产业存在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实践证明一个运行良好的区域旅游产业系统往往要依托旅游资源形成，但这种资源需扎根于本土文化，具有鲜明特色。此外旅游产业发展要素还包括与旅游产业直接相关的旅游人力、旅游资本、旅游管理等要素。没有旅游核心要素，旅游产业便无从发展，竞争力也就不存在。因此我们说，旅游核心要素是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源泉。
需求状况是游客对该地区旅游的需求。没有旅游市场需求，旅游产业也就无法发展，竞争力更无从谈起，因此市场需求是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如果说要素条件是从旅游供给方面分析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来源，那么需求状况则是从旅游需求视角来解释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来源，二者缺一不可。
旅游支持性产业和旅游相关产业是指那些为旅游产业发展而提供支持或与旅游产业互补的产业。包括承担旅游人才培养的旅游教育、旅游科研部门；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条件的基础设施部门、交通部门；与旅游休闲有关的社会餐饮、住宿企业、文化娱乐等部门；宏观上还包括部分与旅游产业能够互融的农业、工业等产业。由于旅游业的高度关联性，旅游业发展离不开其他产业的支持。因此我们说，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是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辅助和推动因素。
旅游企业是旅游产业的载体，旅游企业的发展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石，旅游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是指旅游企业以怎样的格局、方式和思路发展。因此，旅游企业竞争力也是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来源。
对于旅游产业而言，机遇带给旅游业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像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这样的机遇对于北京和上海及周边旅游产业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旅游业又是十分脆弱的产业，日本2011年大地震对于日本旅游业的重创也是偶发因素影响的又一实证。
旅游地政府能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政府通过制定各种使旅游业良性发展的政策来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政府还可以促进旅游投资，大力发展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宣传提升旅游地的形象；还可以与企业共同创造专业性强的高级生产要素，促进高科技进入旅游业，鼓励自由竞争、反对地方保护和垄断等。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往往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作用。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波特“钻石模型”所涉及的六种力量，只有提升了以上各要素的竞争能力，方能提升旅游产业整体的竞争力水平。我们依据自组织理论和波特的竞争理论构建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来源的理论范式如图l所示。
系统科学原理说明，任何系统得以顺利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系统必须具有开放性。系统的开放性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内向开放性和外向开放性。内向开放性是指内部若干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开放，通过相互间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发生自组催化作用和协同作用，产业系统演进的“内动力”。外向开放性是指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持续不断地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产生“外动力”，并通过传递机制强化“内动力”。
一个区域旅游产业系统要想具有持续的竞争能力，其内部要开放，即各组成部分要通过不断的竞争、合作、创新，推动系统产生整体新的模式和功能；其外部要开放即要不断从外部吸取能量并转化为内部力量；通过内部和外部要素的耦合互动，不断寻求突变或渐变途径。区域旅游产业系统要通过产业的集聚与扩散将旅游系统的演化推进到可能大的复杂性空间，如区域联合，大区域内旅游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要维持区域旅游系统自组织状态并促进发展演化的多样性，增加系统的有序程度和关联程度。
三、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结构要素与测评体系
国外学者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多以目的地为
对象，给出了旅游产业竞争力的不同定义，如将“旅游业竞争力”定义为旅游目的地保持其市场地位和份额以及随着时间而不断提高市场地位与占有更大市场份额的能力；或定义为旅游目的地保持相对于竞争者的市场地位，创造并整合能维持旅游目的地资源可持续使用的增值产品的能力；或认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还应当包括当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保证该目的地获得长期优势并使各利益相关者公平地获得回报的能力；或定义为在旅游规划框架下，能够系统地分析和比较处于竞争中的各旅游目的地不同特征的评价技术和方法。国内学者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界定也较多，如陈建斌将“区域旅游竞争力”定义为区域旅游竞争力是指由区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的综合水平与区域内旅游业相互作用所决定的旅游竞争力；张清明、刘超则比较直接地涉及了旅游竞争力本身，他们认为旅游产业竞争力是通过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旅游产品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力，表现为旅游产品所具有的开拓市场、占据市场并以此获得盈利的能力。
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的理论范式，我们将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定义为一个特定区域的旅游产业在竞争过程中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区域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并能够获得价值和产业持续发展的能力。
通常，区域是个相对概念，往往是指旅游目的地。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分解为：原发性动力、支持性动力、持续性发展动力和环境支持力四种力。本文依据自组织系统理论和波特的竞争理论构建的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
四、省域旅游产业竞争力横向测评实证分析
旅游产业竞争力是一个相比较而存在的概念。为全面衡量和反映省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及在全国各省市区中的相对水平，必须建立一个多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在以往评价模型的构建中，有学者从旅游国际竞争实力、旅游竞争潜力和未来旅游竞争的发展力三个角度衡量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学者构建了环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三个分项竞争力；有学者构建的省区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包括资源要素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市场竞争力、区位竞争力四个二级指标；有学者从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经济基础、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发展规模、旅游企业效益等方面进行测评。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以往对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多是从旅游产业发展的各要素或者从旅游竞争力的动态发展过程人手。我们认为，一个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动力和机制，而动力的强弱和机制的完善与否是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也将决定各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强弱。
原发性动力包括资源优势、客源市场需求和企业能力，反映的是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来自于自身动力，也是区域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的核心，省域技术制度创新的衡量相对困难，但它的实际水平往往隐含在旅游收入水平中，因此我们忽略了这一维度。支持性动力主要由相关产业支持力来反映，反映了相关产业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持续性发展动力反映了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发展的后续动力和持续性，由人力资源发展能力和旅游产业收入增长能力来表现。在具体的指标选取上，我们认为并不是指标越多越好，而是应该选取最能反映问题、最具有典型代表性并与产业关联性大的指标。另外，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的指标由于采用专家打分法等主观方法来评价并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情况，所以我们选取了有可靠数据来源的指标以保证评价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一)测评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作为评价方法，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全国31个省市区2010年的22个相关指标数据进行了计算和处理，得出主成分的特征根和贡献率，结果显示前7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83.36％。选取前7个主成分代替原有指标信息，结果有效(图表略)。
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主成分与两类指标显著相关，第一类是旅游营业收人和旅游固定资产、旅游从业人员、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创汇等，是反映客源市场、企业能力的综合指标；第二类是人均GDP、公路、铁路网密度等指标，反映的是旅游相关产业的拉动能力和旅游目的地经济能力；这两类指标也反映了旅游地的投入产出能力。第二主成分与国家森林公园个数和国家生态示范园区个数明显相关，反映的是自然资源能力的指标，代表高等级的拥有优美自然风光和良好生态环境的景区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支持作用，所以可将第二主成分视为自然资源贡献度成分。对第三主成分贡献度最高的指标是人文旅游资源的指标，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个数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个数，可视为人文景区贡献度成分。因此，第一、第二、第三种成-分反映的是原发动力指标。第四、第六主成分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旅游在校生人数相关较大，反映的是人力资源能力，可视为旅游人力资源发展能力成分。第五主成分与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相关较大，反映了国内旅游持续发展能力。第七主成分与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和外汇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相关较大，可视为国际旅游持续发展能力。因此，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主成分反映的是外生支持性发展动力状况。
(二)旅游产业竞争力差异分析
利用成分方差分析表中给出的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综合加权各成分得分，得出各省市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得分情况(图表略)。
从竞争力总分看，广东、四川和浙江三个省的得分高居前三位，并且得分都超过了15分，反映出这三个省份的旅游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江苏、北京和山东的得分在9-12分之间，处于第二层次，属于旅游产业竞争力次强的省市；河南、辽宁、河北、上海、湖南、山西、黑龙江、江西、安徽、云南10省市的得分为正，基本属于第三层次，其竞争力处于全国中游水平；湖北、陕西、广西、福建四省市的得分处于4分以上，属于旅游产业竞争力较弱的省市；重庆、贵州、内蒙古、海南、吉林、西藏、新疆、天津、甘肃、青海、宁夏11省市得分最低，属于旅游产业竞争力最弱的省市。其中宁夏得分仅为-17.78分，与其他省市有很大差距。
从第一主成分旅游业投入产出状况来看，得分最高的是广东(2.24815)和北京(2.00882)，得分超过2，说明这两个省市的投入产出状况最为合理，具有竞争力；另外上海、江苏和浙江在此项的得分超过1，反映了这三个省市的投入产出状况也较为合理。
从第二主成分自然旅游资源成分来看，四川得分最高，为1.90926分，另外浙江、黑龙江和江西的得分也超过1，说明这三个省份在自然旅游资源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竞争力较强；云南、山东、河南和辽宁在自然旅游资源方面的优势也较突出，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四个省得分比较接近，基本处于同一层次上，反映了在自然资源状况上它们具有的竞争优势较为明显。从第三主成分人文旅游资源成分来看，前三位是：山西得分1.78398，江苏1.77065，河南
1.66617，远远高于其他省份，说明这三个省份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厚，超过1的省份还有山东、西藏、安徽、河北基本处于全国第二层次的地位，这些省份所拥有的丰厚人文旅游资源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具有较强的旅游竞争力。而广东、福建得分为负数分别为-2.08914和-2.23681，说明这两个省份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极为匮乏，也与广东综合位次相比极不相称。
从原发动力得分即前三个主成分加总排名来看，江苏、浙江位居第一、第二，分别为3.50671，3.11515，其次为四川、山东、河南、山西，超过2和接近2，这些省域是旅游资源大省，旅游企业能力强，市场需求大，逐步形成了较强的原发性动力。而广东、北京、上海经济发达，但旅游资源优势不明显，致使原发性动力值不足1。
从第四和第六主成分(人力资源成分)看，第四个主成分为第三产业劳动力支持状况，得分较高的有四川、广东、北京、河北、云南，这反映出这些省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在总从业人员中所占比重较高；第六主成分为人才潜力成分，四川省得分为3.42326，高居榜首，反映了四川在旅游教育方面的优势，这为旅游产业后期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北京、天津的得分超过1，在旅游人才教育与供给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从总体水平看，目前第三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不高，使其对旅游产业的支撑度还有较大欠缺，必须加大对旅游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否则将制约旅游产业发展的潜力。
第五主成分反映了国内旅游市场的增长状况，得分最高的为西藏(2.58885)，也是得分唯一超过2的省区，广东、江苏、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得分超过1，反映出我国新兴旅游市场和传统旅游市场两旺的格局；山东的得分为0.51233，居于第6位，以上这些省份国内旅游市场发展势头态势较好，一直保持平稳增长的格局，广东、江苏等都是传统旅游目的地的省份，增长优势更为明显，其他地区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开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些省份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缺乏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景点老面孔居多，而且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管理服务不到位，造成精品旅游项目较少，旅游市场增速不高。
第七主成分为国际旅游市场增长状况成分，得分最高的黑龙江(2.23062)、新疆(1.65203)和云南(1.51515)，反映出这些省份入境旅游市场需求旺，增长速度较快，许多省份对国内旅游市场的倚重较大，入境客源市场单一，国际旅游竞争力较弱。而入境旅游市场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很大的瓶颈。
从支持性动力的第四至第七主成分总得分看，排名在前的是西藏、四川、黑龙江、北京，分别为4.7315，4.16431，3.07692，3.03108，超过1的省域有广西、广东、辽宁、内蒙古、河南。说明这些省域旅游发展支持性动力较强，发展有后劲。
由于旅游调查难于开展和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只选取了中国省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横向测评体系研究，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尽管有些指标难于获取被提出，但仍能较好地提取出上述各种力的成分。在测评体系构建中不同范围的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分指标选取应不同，以便获得更为符合实际的研究成果。
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往往是指目的地，基于自组织系统理论构建的区域旅游产业系统理论适用于不同层次范围的旅游目的地系统，我们发现该理论对中小范围的目的地系统分析更为有效，而对于省域、国家级以上旅游目的地系统分析研究具有宏观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吴彤)
作者：曹艳英 胡宇娜
产业竞争力理论分析——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分析
(一)产业竞争力概念
一般认为，产业竞争力是一国某一产业整体的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一特定产业具有的开拓市场、占据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产业竞争力的内涵较之产品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都更为复杂。本文认为产业竞争力就是在国际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本国的某一产业依靠自身资源、环境等优势，以相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更高质量、更高生产效率地提供产品并获得持续利润的能力。
(二)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分析
1992年，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钻石模型”理论。他通过对1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分析后得出产业竞争力的钻石模型(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简称PDM)。钻石模型是由四个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的决定因素和两个外生的影响因素构成的一个体系。模型内的四个决定因素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的战略和结构以及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他认为这四项要素形成的“钻石体系”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产业或产业环节能够成功的决定因素，两个外生影响因素分别为政府和机遇。钻石模型是一个动态的体系，每个因素都会相互作用影响到其它因素的表现 。。
波特钻石模型
1.生产要素条件：该国生产要素的地位，例如熟练的劳工或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必备的竞争要素。
2.需求条件：国内市场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本质。国内市场需求的细分有助于企业形成有效的竞争策略，发挥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的作用。大型的国内市场会鼓励企业大规模投资，因而有助于提高那些具有规模经济和学习经济特点的产业竞争优势。
3.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该国是否具备这项产业的支援产业与相关产业，以及这些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
4.企业战略和结构：支配企业如何创建、组织与管理国内的条件，以及该国的国内竞争性质。
5.机遇：机会是外在因素，不受模型内部因素的影响，因此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有很多，比如说科学技术的发明突破，汇率的变化，政府的重大决策，战争等。
6.政府行为：政府合适的角色应当是市场竞争的催化剂与挑战者，政府应鼓励或者推动公司提高其效率，以达到较高的竞争水平。政府的作用就是为产业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环境。
自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公司核心竞争力》一文后，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迅速被企业界和学术界所接受。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认为，公司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内部集体学习的能力，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与物质资本不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不会在使用和共享中丧失，而且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成长。按照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的观点，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核心竞争力应反映客户长期最看重的价值，要对客户的核心利益有关键性的贡献;其次，核心竞争力必须具有独树一帜的能力，并且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和替代;第三，核心竞争力应具有延展到更广泛市场领域的能力。由于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性、难以模仿性等这样的特征，对于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问题转化为获取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进而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多元化企业好比一棵大树，树干和树枝是核心产品，较小的树枝是经营单位，而树叶、花、果实则是最终产品。提供抚育、营养和稳定性的根系就是核心竞争力。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关系。
从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多元化”或“集中化”，仅仅是个形式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实际上，集中化与多元化并不矛盾。多元化决不是资源配置的分散化，而是根据集中化的原则优先配置资源的结果。“孙子”在讨论集中化与分散化时，有精辟的论述，“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孙子兵法·虚实篇》)。这不仅说明了资源不宜分散，也同时说明了集中原则的重要性。企业竞争也是如此，如果想从各个方面都获得竞争优势，而企业资源又不允许，面面俱到的全线出击就会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莫不如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上来。只有从核心竞争力出发来发展多元化，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打不倒、摧不垮，无往而不胜。我国的无锡小天鹅洗衣机，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技术开发，在微处理器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当的优势地位，该技术是支持它在洗衣机行业取得有利竞争地位的核心竞争能力。由于微处理器技术在家电产品中的通用性，小天鹅将这一优势扩展到其他存在很好技术关联性的产品领域，如微波炉、电饭锅、数码录音机等，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益。海尔自1984～1991年七年间，只生产电冰箱一种产品，坚持专业化生产，在管理、品牌、服务及企业文化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海尔从1992年开始进入其他行业，实施多元化战略，取得了成功。不论是小天鹅，还是海尔，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多元化经营是建立在核心竞争力之上的。
国内外企业的实践证明，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核心竞争力上，不仅能够培养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意识，而且企业还会在经营中逐渐获得一种产业洞察力，帮助企业不断拓展公司业务和能力，使企业有一个更加广阔自由发展的空间。尤其重要的是，实施围绕核心竞争力的多元化战略，可以使企业挖掘交叉领域的“蓝海”商机，成为新产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访谈
刘迎秋：专业化和人力资本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管理学家：近些年来很多企业家都推崇多元化发展模式，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刘迎秋：在我国现阶段，在经济发展方式还较为粗放的条件下，通过实行多元化，确实也使一些企业延缓了核心竞争力不足所可能导致的衰败。
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研究概述
但是，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从建立企业百年基业的角度讲，企业的成功发展路径则是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全方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条件下，过多地依赖多元化，难免遇到不可解脱的困境。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专业化所起的作用之大，常常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对此，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做过精彩的描述。在《国富论》中，他以自己曾经见过的一个雇用了10个人的制针小作坊为例，深入浅出地分析和阐明了分工和专业化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人，即便他竭尽全力，或许一天可以造出1枚针来，但肯定不能造出20枚针。然而，如果把制针过程分成18道不同工序，这家作坊仅仅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在这10个工人的奋力而为下，结果平均每天制造出大约48000枚针，平均每人每天造出约4800枚针。由此，斯密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只要能采用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就能成比例地增长。”对此，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他出版的《大趋势》一书中给予高度评价。在该书的一开头，他曾借用斯密的例子，对专业化分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做了生动的描述：当人们走进茂密的森林，拨开树下厚厚的树叶，能够看到的非但不是油黑油黑的沃土，而是密密麻麻的针。
管理学家：那么，已形成多元化格局的企业，应当如何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识别和确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
刘迎秋：已经处于多元化经营状态和格局的企业，一定要认真拷问一下本企业在市场中的分工和地位，要认真地看一看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到底有哪些优势，看一看在这些优势中，哪些优势是绝对的、别人不可企及的，哪些优势是相对的、别人也有但自己较强的。在弄清楚这一点后，企业即可着力从自身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包括技术、产品和产出能力)角度，来考虑本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要尽可能用多元化支持专业化，要通过提升专业化水平来带动多元化。这样的多元化，本质上是专业化，或者说是专业化基础上的多元选择和多元安排。一个产值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企业，搞几个营业额只有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多元安排，对本企业的发展不会没有多大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还是积极影响。但是，如果企业规模原本并不大，那么，过早地选择多元化，就有可能妨碍其专业化的选择与发展，从而是无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进而也是无助于企业长期成长与发展。
管理学家：说到这儿，我还是想问您，到底什么才是企业的真正核心竞争力呢?
刘迎秋：在我看来，技术、品牌和制度均可以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甚至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但是，不应将其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相混淆。如果这些要素已经是给定的，或者说，不同企业是可以同时获得的，那么，更能反映和表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将是人力资本。一个企业要获得发展，既需要有前面提到的那些基础性要素，又需要有人即劳动力。离开了劳动力，价值的创造和企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我们还仅仅把人视为劳动力，而不是把人当作资本来组织、管理和运用，那么，这样的企业虽然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于一时，但不会获胜于一世，更不会永远成功。因为，这样的企业，归根结底不拥有自己的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人力资本。
在我国现阶段，企业的人力资本主要有四种表现形态，即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企业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企业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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