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论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发展论文(精选5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主体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制裁措施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厉，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十分明显的不利影响。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缓解贸易摩擦，更有效地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

第一篇：中国发展论文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1》详解中国农业发展现状

5月25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和IFPRI东亚东南亚中亚办公室联合承办的2021中国和全球农业政策论坛暨《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1》和《2021全球粮食政策报告》发布会顺利召开。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详细解读了中国农业发展现状，“当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已可满足居民能量摄入需求，不过当前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已出现过剩的现象，同时结构性不平衡问题突出。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城乡食物消费结构进一步趋同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严重冲击，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后院”，农业“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明显，粮食总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报告》指出，在未来的“十四五”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仍有保障，重要农产品供应能力也仍在增强，到2025年，粮食产量将增至6.92亿吨（1.38万亿斤），依然有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不破。

其中，口粮、谷物和粮食自给率分别为99.3%、93.4%、80.8%，猪肉自给率将回升至94.9%，大豆进口量继续保持高位，玉米进口增长迅速，食糖、棉花进口压力加大，牛肉和奶制品进口依赖程度提高。

同时，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进一步趋同，稻谷、小麦和玉米的直接消费需求继续下降，水果、蔬菜、猪肉和水产品消费总量增幅显著，人均消费量增加是主因，其次为城镇化率提高。

针对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报告》显示，2004年-2018年，三大主粮全要素生产率（TFP）总体保持增长趋势。其中，稻谷和玉米TFP增幅高于农业平均，小麦TFP增幅低于农业平均。

除玉米外，稻谷和小麦技术进步速度快于农业平均水平，技术进步对小麦、粳稻、早籼稻、中籼稻和晚籼稻TFP提升的贡献率分别为76.13%、66.92%、49.14%、14.47%和64.52%。

不过，《报告》也指出，技术效率正在下降，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面临严峻挑战。技术效率的下降意味着新技术没有得到农户的广泛应用，其主要原因包括科技供给与需求脱节、技术推广体系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新技术未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等。

膳食不平衡、浪费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全国人均每日摄入能量2200千卡-2300千卡”。

在今天，这一目标已经实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食物供给总能量为3952千卡/天，其中国内生产来源为2952千卡/天，占比74.7%。而中国居民人均能量摄入为2248千卡/天，仅占能量总供给的56.9%。

更具体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人均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分别为2248千卡/天、85克/天和79克/天，供能比分别为50.6%、14.7%和34.7%，同《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相关标准相比，当前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已出现过剩的现象，同时结构性不平衡问题突出。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表示，“中国居民的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都已经超出推荐量。所以‘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优化居民膳食营养结构，强化消费需求预测，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宣传营养健康知识，实现农业-食物系统可持续健康转型。”

另一方面，食物损耗和浪费严重，超过12%的食物能量和蛋白质被损耗。梅旭荣表示，“‘十四五’时期，要深入贯彻落实《反食品浪费法》，强化食品技术研发，减少食物浪费与损耗；进一步优化居民膳食营养结构，强化以居民营养健康为导向的消费需求预测，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水产品等优质蛋白质供给。”

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仍不强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数据显示，我国自主选育的粮食种子品种种植面积占到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猪牛羊等畜禽和部分特色水产种源立足国内有保障，畜禽、水产的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达到了75%和85%。

《报告》统计了数十年来的种业变迁数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三大主粮经历了5-6次品种更新，至今，水稻、小麦、玉米的品种增产贡献率分别为45.9%、30%和47.3%。近年来，品种增产贡献率平均水平出现下降。《报告》建议，未来仍应加大新品种选育力度，积极创制重大农作物品种，促使粮食生产方式向科技驱动型转变。

同时，我国种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普遍不高。《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种子出口份额前四位分别是荷兰、法国、美国和德国，合计占全球种子贸易额的51.6%。中国种业仍在发展机遇期，国际贸易竞争力整体较弱，但也在逐步改善，2019年，中国种业国际市场份额为1.35%，这一数字在2015年还是0.02%。

具体品种看，谷物种子市场占有率提升较快，油料作物种子、牧草种子整体不具备竞争优势，草本花卉竞争力相对弱势。

农业风险仍在，粮食还有危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是农业风险多发频发的国家，尤其当前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仍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和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了“十四五”期间中国农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气候变化影響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国际贸易中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食物系统持续的冲击”、“草地贪夜蛾危害”、“动物疫病防控压力”、“潜在的政策不确定性”等。

如气象问题，“十四五”期间，气候变化总体弊大于利，降水的区域性和季节性将更加不均匀，高温热害也将产生较大影响。下一个十年，灾情加重的风险可能更大。

疫情影响也仍在持续，《报告》指出，2020年，不少国家启动国家库存计划。在未来，疫情的持续流行，可能带来进口源不稳定的加剧，国际市场价格可能出现大幅上调，也会显著提高我国农产品进口的成本。

此外，草地贪夜蛾、动物疫病等病虫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仍不可轻视。《报告》提出，未来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加，风险和挑战也在加大，清醒认识、准确判断“十四五”期间中国农业农村面临的重大风险，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生猪恢复超出预期，已有养殖户亏损

《报告》还预测了近期生猪产业形势，认为当前生猪产能恢复超出预期，但同时也应警惕“猪贱伤农”。

综合信息显示，全国非洲猪瘟防控已经取得明显成效，2019年四季度以来，生猪产能快速恢复，大规模生猪养殖企业产能扩张迅速，出栏量大幅增长。2020年1-11月份，全国以生猪为主的牲畜饲养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到110.7%，2021年一季度末生猪存栏已恢复到2017年末的94.2%，能繁母猪存栏恢复到2017年末的96.6%。

《报告》援引国家统计局数据并指出，当前能繁母猪存栏量与正常年份差距只有3.4个百分点，但产能增长率大概率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在恢复正常年份水准之后，短期内将很难停下增长的步伐，很可能使得生猪产能恢复过度，导致市场供过于求。

调查显示，部分购买仔猪育肥的养殖场已经出现了亏损。据粗略估算，2020年，仔猪均价为每公斤1600元左右，购买仔猪的养殖户其生猪出栏平均成本为每公斤24.6元。但到2021年4月上旬，生猪价格已跌到每公斤21.1元。

为此，《报告》建议，应准确研判形势，加强预警，做好逆周期调控，谨防出现新一轮“猪贱伤农”。

作者：周怀宗

第二篇：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分析

摘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时期是一个关键的过渡和发展的过程，对于此过程中的现象分析可以为我们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提供可贵的借鉴经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传统的城乡二元化结构的打破，如何在机遇和挑战中生存发展是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

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城市化”这一历史必经阶段中涌现出一些中国特有的现状。当人口流动不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当城市化的发展程度日新月异，当许多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我们要看到自己的成功，也要发现自己的不足。成功的典型实例值得被借鉴，不足之处需要被及时补救。全社会各阶层的紧密联系，政府政策的全面出台，有利于中国城市化的稳步发展。

关键词中国城市化城乡双赢不良现象分析相关政策

作者：储盛蔚 方少明 于苗苗

第三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分析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主体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制裁措施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厉，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十分明显的不利影响。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缓解贸易摩擦，更有效地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

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特点

1、贸易摩擦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多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产品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并不突出。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对中国反倾销立案数量比例占全部案件的97%，发展中国家的立案数量比例仅占3%。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截至2005年底，在世贸组织成立后的11年里，针对中国的469起反倾销案件中，发达国家发起165起，发展中国家发起304起，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占总数的64.8%。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2005年，中国遭遇各类贸易救济措施64起，其中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案件超过60%。2006年，欧盟和美国之外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或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总共有19个，其中发达国家3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16个，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39起，调查的产品包罗万象。这说明，使中国出口屡屡受挫的反倾销壁垒主要不是来自发达国家，而是来自印度、阿根廷、土耳其、南非、秘鲁、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印度是全球使用反倾销措施最频繁的国家，1995年至2005年印度对其他国家共发起反倾销立案425起，印度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诉讼案也是最多的，涉案金额也最大。目前已累计对中国发起了90多起反倾销调查。2006年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8起。目前，印度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主要有化工产品(25种)、药品、焦炭、石墨、瓷砖、电池、灯具、手电筒、玻璃、卷尺、生丝、帘布、运动鞋、传真纸等。由此可见，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贸易摩擦将会愈演愈烈。

土耳其也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占其全部反倾销案件的37.6%，2006年土耳其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4起。特别是2004年3月，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即将取消之前，土耳其等国的纺织行业组织提出《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世贸组织继续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实行配额管理，得到50个国家的90个行业组织签名，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50%以上，尽管这一提案未能获得通过，但从中可以看到国外对中国纺织品的抵制态度。目前土耳其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产品有彩电、轮胎、钢丝绳、管件接头、闹钟、文具、打火机、门锁、锅盖、合叶。

2006年巴西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达到9起，超过印度和土耳其这两个对华反倾销传统大国，位列发展中国家之首。主要涉及机械、电器、工艺品、机电产品等诸多产品类别。

2、涉案金额日益攀升

在某些领域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摩擦在涉案金额上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诉讼案中的大案要案开始增多，个案涉案金额逐渐增大，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个案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印度对我国立案频繁，数量居高不下，但以往每笔反倾销案的涉案金额并不高，远远无法与欧盟和美国对华反倾销案动辄上亿美元的涉案金额相比。2002年，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3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6400万美元：2003年对中国产品发起的6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也仅为2830万美元。但近两年，特别是2005年，印度对华反倾销案的涉案金额大幅攀升。仅2005年5月18日发起的丝绸反倾销案，涉案金额就高达1.8亿美元(据我海关统计，调查期2003年4月～2004年9月内，我国对印出口绸缎总额为1.8亿美元)，为印度历来对我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最高的个案，也是纺织品一体化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纺织品发起的涉案金额最高的反倾销案。

2004年12月，土耳其对原产于中国的编织绒纤维和绳绒线纤维进行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7700万美元。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案金额最高的一起。

3、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概率高

由于各级政府及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反倾销诉讼案重视不够，对其反倾销法律制度缺乏了解，应诉不积极，加上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法案有一些不规范和不合理之处、以及困扰我国出口产品多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案的大多数案件都实施了贸易保护措施，加征了反倾销关税。

巴西作为南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反倾销诉讼审理过程中，对美国产品反倾销诉讼调查的立案多，但实施保护措施的少：而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诉讼调查的立案多，实施保护措施的也多。据巴西贸易维护局统计，截至2002年，对美国反倾销调查有25起，只有8起执行反倾销税，占立案总数的28%;巴西对中国产品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18起，12起征收反倾销税，占结立案总数的60%。

在非洲国家中，南非和埃及是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两个国家。截止2004年底，南非共对中国产品发起31起反倾销调查，尚未完成调查的涉案产品有12项，但对中国产品已征收反倾销税的就有17类产品，占已结案的89%。在1996年至2004年，埃及对中国发起了12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其中有11起实施了贸易保障措施，加征了反倾销关税，占诉讼案的92%。

4、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明显居高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对我国反倾销平均加权税率来看，美国为99.9%、澳大利亚为51.8%、加拿大为49.9%、欧盟为36.9%。如2005年欧盟对中国自行车的反倾销税率是30.6%～48.5%，2004年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的木制卧室家具征收反倾销税是1%至5%。而同期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关税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一般在50%～250%之间，墨西哥为273.3%、巴西为110.2%、南非为96.6%。如在2004～2005年期间墨西哥对来自中国的26种商品征收了反倾销税，其中有19种产品的反倾销税是105%—533%：1993年墨西哥对我国出口的鞋类征收1105%的反倾销税率，这在反倾销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税率如此之高，比发达国家的制裁措施更为严厉，迫使许多中国商品退出其国内市场。

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加剧的主要原因

从现实来看，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急剧增加的原因有很多，既有来白发展中国家的因素，也有我国的原因：既有与发达国家反倾销案件相似的问题，也有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问题。

1、中国出口贸易的迅猛增加冲击了发展中国家原有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对外

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速度接近30%。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大幅提高，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在1980年仅为第26位，而自2004年开始上升到第3位。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不足1%增加到6%，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总额则从3%上升到20%。

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对世界各国的原有利益格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自上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低迷，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持续缓慢，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又严重依赖发达国家，这严重地制约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大量增加，不仅挤占了发达国家本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严重威胁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地位，而且也挤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

与此同时，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量也不断增加，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失去国际市场的同时又面临着来自国内市场的冲击。例如2004年上半年，广东彩电企业对土耳其的出口同比增长1倍以上，土耳其彩电市场基本上被中国彩电企业所占据，直接导致2004年8月土耳其对进口的原产于中国的彩电进行反倾销调查。

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相似

目前中国与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接近，出口商品结构相似，都主要集中在纺织品、玩具、鞋等劳动密集型以及资源密集型两大类工业制成产品，比较优势趋同，经济互补性较差。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加工贸易发展迅速，超过了贸易总额的一半，相当部分尚处于典型的简单加工和组装的发展阶段，加工贸易出口也是以服装、纺织和机电零部件等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且低价竞销现象普遍存在，给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的机会。显然，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很容易与发展中国家同类出口产品发生冲突，并且冲击到的可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对其产生实质性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有可能使其整个工业体系陷入困境。比如，中国的纺织业整体水平大大高于印度、斯坦兰卡、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斯里兰卡的纺织品出口占该国全部出口的95%。但其纺织业很难同中国竞争，中国的纺织品大量出口到世界市场，很容易使斯里兰卡的整个纺织行业遭遇困境。

由此，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目的，必然对来自中国的产品频繁发起反倾销诉讼和超出寻常的保护措施，使我国出口商品的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最终被挤出这些国家市场。

3、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诉讼案的应诉率偏低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重视开发发达国家市场，关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对美国、欧盟的反倾销的应诉率几乎是100%。但对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应诉率非常低，据测算，目前还不到40%。

中国企业不积极应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大企业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市场重视不够，而小企业则不愿承担或者承担不起昂贵的应诉费用。对发起国裁决程序的公正性缺乏信心也使不少企业放弃应诉。

在国际上，各国审理反倾销案有一项基本规则，在立案审理过程中，如果被调查方或被诉讼方不应诉、不提供可靠的资料、不提供有效的证据，审理机关只能听信申请方的资料，并依此作出裁定。不积极应诉必然会招致严重的惩治性后果和频繁的反倾销诉讼。这是促成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频繁地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的主要根源之一。

不仅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并不健全，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违反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而政府机构又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此促成了这些国家更加频繁地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三、应对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对策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在我国继续注重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的同时，也应重视加强协调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尽可能减少贸易摩擦，有效地利用这些国家巨大的市场潜力，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一直在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摆脱出口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降低出口贸易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的增加，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出口贸易对发达国家一直保持较高的依赖程度，不仅导致了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而且使我国出口受制于发达国家经济景气状况。另外，我国很多产品在欧美市场遭受反倾销后，便开始转移到亚非市场。如果在亚非地区再次遭受反倾销，那就可能意味着我国出口商品全球市场的丢失。所以，如何有效地应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加快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是我国对外贸易策略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1、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宣传，在合作中实现双赢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差异和全球化背景下竞争和开放的矛盾心态。同时，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失业、贫困等共同的挑战，很多国家的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对政府保护的依赖程度很高，对“中国制造”和“中国价格”心存恐惧。因此，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时，应加强对自身优势的宣传，让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在市场经济地位这个方面，也应使用外交手段促使发展中国家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待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帮助，妥善处理双边贸易或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充分利用国际援助带来的机遇，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务和商品出口：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以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经济的共同繁荣：组织培训项目，介绍我国发展经济的经验，这样也有利于扩大和提升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地位。

2、建立并完善敏感商品的出口预警体系

构建有效的预警机制是避免贸易摩擦发生及减少贸易摩擦影响的重要途径。这需要政府贸易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之间密切配合。政府主要提供政策和信息，在国家层面上协商解决争端;行业协会随时提供国内外的动态数据和分析报告：大企业成立国际市场信息研究部门，小企业则可通过自主聘请咨询机构以跟踪国内外市场。对这些国家主导产品的生产、供求、价格、产能、技术革新、产业结构等系列问题进行跟踪和研究，确定主要产品的预警线，当出现反倾销指控迹象时，立即采取紧急保护措施，保证本产业不受冲击。

3、积极应诉，灵活抗辩

一旦我国出口产品被立案调查，企业应依照法律程序积极应诉，这样才能保住现有的出口市场，同时为开拓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奠定基础。

政府和商会协会要引导、鼓励和支持企业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包括资金支持)。政府应加强同发起国磋商，商会和协会帮助企业进行分析案件，指导企业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发起国的当地法规制订具体的应对方案，并在专家、律师的协助下，就具体应对措施和谈判细节做好准备。

对于某些国家的歧视性做法，尤其是几家反倾销大国不公正裁决，中国应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迄今中国还没有向该组织提出过任何诉讼)。我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应诉反倾销调查时还应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要寻找既熟悉当地法律又与当地反倾销当局关系密切的律师，还要主动争取进口国利益关联体的支持，如当地进口商、产品受益者、进口国的学者等，他们能帮助我方企业获得更多的信息和举证材料，这有利于我方争取较好的审查结果。

4、鼓励企业到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

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我国经济摩擦比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战略性直接投资，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缓解经济摩擦。发展中国家一般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具有优势，但缺乏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国企业可以将适用技术和成熟产业转移到市场潜力更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从事加工贸易、建立生产制造装配企业，不仅可以较大地满足东道国扩大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释放我国国内产业中的过剩产能，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缓解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

5、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产品比较优势趋同，这要求我们既要重视对其市场的开发又要把握进入其市场的节奏，同时注重研发投入，尽快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努力实现出口产品由低端向中端甚至高端升级，注重实施名牌战略，改变低价竞争的策略，避免中国出口产品对进口国支柱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产品的低价形象。

作者：李廷华

第四篇：总结中国经验 创新发展中国政治科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为普通民众和学界所公认且多有褒奖。但对当代中国政治领域的发展变化，则是众说纷纭，如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无”和“程度”等基本问题上，学界至今争论不休，更别提涉及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评判等问题。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变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一项紧迫的现实问题。《理解中国政治》一书，从特定的视角提炼并梳理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用中层概念梳理的方法对其进行学术化的解释，这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它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

中国政治学研究将迎来一个 “经验主义”阶段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偏重政治哲学研究，而政治科学研究不足。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既影响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政治哲学研究水平的真正提高。一方面，面对当代中国快速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的伟大的、丰富的实践，置身其间的中国政治学者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并给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解读，尚未做出全面系统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支撑，或囿于固定的习惯的认识范式，中国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也未见有长足发展，徘徊于传统话题和论域之中。

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对政治学术的呼唤，抑或政治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乃至参考国外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以为中国的政治学会有一个“经验主义”的阶段，即以实证研究、经验性研究为主，系统研究总结本土社会实践和总结经验的发展时期。也就是说，从学理上，中国的政治科学会与政治哲学适度的分家，形成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平行发展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素材。从认识论角度讲，“实践-经验-理论”是科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过程，政治学也不例外。中国政治学必须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经验总结概括和理论提炼升华。如果不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系统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有全面精准的理解和认识，更不可能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对策性建议。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便会逐渐地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发展的现实基础，有沦为象牙塔中的空泛之论之虞。

如何从经验层面推进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我的体会是要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两个层次”即国家层面的政治实践和基层的政治实践;“一个视野”是指政治研究的国际比较。对于普通治研究者，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具有难以避免的障碍。在无法“到场”的情况下，我们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研究主要是通过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观察分析和对重要政治文献的文本解读、语言分析，以帮助理解和认识中国政治的宏观发展。相比国家层面的政治，基层政治研究比较容易“到场”、容易入手。政治学者可以通过现场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基层政治实践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和分析，这对于我们了解某一政治实践的具体发生机制、运行过程十分有益。同时，由于在中国政治场景中，基层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国家层面政治问题，做好基层政治研究，反过来又有助于认识和了解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此外，中国的发展需要参考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比较政治研究可以为更好理解中国政治提供有益启示。

政治科学研究也要“三贴近”

就科学研究而言，政治学研究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但过于强调政治学研究的顶层设计功能和理论指导作用，则有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终极理论”或 者“宏大命题”的徘徊，绝非科学研究者所愿，更无益于政治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乃至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相比，政治学研究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政治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关联性。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而这往往超出政治研究者的能力范围之外。其次，从研究对象角度看，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科学研究需要研究对象具有稳定性和重复性特征，而这恰是社会政治现象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认识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会重复出现或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再现。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易逝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往往缺乏明确、稳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势必大打折扣。

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角度看，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抑或说，政治科学研究者的基本功是还原生活、“复制现场”，在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一如刑事侦查中的“重构现场”。而政治学者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则需要深厚的社会经验和经历，而深厚经验与经历的获得则需要长期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与感悟。而这又有赖于政治学者长期艰苦的政治科学研究的实践磨练，需要政治学者贴近社会、贴近实践、贴近群众。

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历程是一项前无古人、旁无摹本的创新过程，其重要特征或者说成功之处在于它是“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探索。与之相对应的是，当代中国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就是对这一摸索过程进行准确的描述并加以解释，因此相关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发展必然也是一个渐进的探索过程。中国的现代化是干出来的，政治学的学问是“看出来”的。食洋不化的照抄照搬、天马行空式的思辨、屠龙之术的臆想，不仅无益于政治学，无益于政治学者，甚至会损害我们的声誉。我们哪怕是沙滩拾贝，哪怕只有点点滴滴，但却是建立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的理论认识、学术积累，都是在进步，非此则有浪费资源、浪费生命之嫌。

中国的政治实践需要规范的学术语言加以描述和表达

总结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经验，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还必须以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虽然是以中国政治为特定研究对象，但既然是研究政治现象，就必须遵守政治学的通行范式，符合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规范，参与世界政治学的对话与交流。

这就涉及学术发现和理论成果的表述问题，科学严谨的表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研究对象的了解，还有利于国内外同行之间沟通和理解的达成。在此问题上，中国政治学者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要处理好“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者间的关系。我们既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和概念体系，来描述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也不能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特殊性”和夺取政治理论的话语权为由，空泛地论说叫“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作为专业的政治学研究者，我们的主要任务应是秉持科学理性的原则，运用符合政治学规范的学术语言和方法，对来源于政治实践和政治文本的信息进行相应的解读和转换，以达到认识和理解政治现实，揭示政治发展规律的目的。因此，中国政治理论体系的特色应该自然地体现在运用规范学术语言所概括出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条件和实践内容的特点上，而不是理论和语言本身的标新立异和独树一帜。否则，徒有构建中国话语的美好愿望和理论想象。此外，我们也应认真学习和研究国外政治科学，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没有离开世界。中国的政治发展既有个性、特殊性，也有共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更没有自我陶醉的理由。吸收国外政治科学的有益营养，掌握和借鉴国外政治科学的观念工具，不仅有益于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对话，促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了解。

近代以来特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广袤而肥沃的研究土壤和极具挑战的研究课题。同时过于广阔的研究空间也不免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对此，我以为，我们不妨从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做起，从全面观察和厘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事实入手，进而探索其中的经验与规律，逐步深化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和理解，增进相关的知识积累，促进学科的发展。这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编辑 谢宁)

作者：房宁

第五篇：简论中国发展要靠中国方式

摘要：中国历史、地理环境、传统文化、文明、人性、地域资源决定了中国人与别的民族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中国人的思维、决策、行为等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而中国人自己的问题需要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方式应当是建立在中国文明、历史、人性基础上的一种解决方式。中国方式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去提炼、去研究。

关键词：中国;发展;文明;人性;中国方式

一、中国历史证明中国发展要靠中国方式

自1840年，英国利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来，中国在不断地寻求富国强国之路，不断地寻求自身的方式。洋务运动是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来发展大清帝国，让它走上强国之路，历史事件证明模仿西方的方式在中国并不能取得成功，“百日维新”则想利用日本的方式来变革，最终也是失败了。孙中山先生利用“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模仿西方的三权分立的共和模式也没能在中国取得成功，毛泽东主席则利用马列主义同中国文化、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方式让中国走向了革命的成功，但在经济模式上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最终没能让中国走向富裕之路。改革家邓小平利用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进行改革，尝试让中国经济逐步模仿西方方式之路，部分激进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全盘西化之路，最终导致了“6·4事件”的发生，社会出现了混乱，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模仿西方方式不能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其后，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逐步放开的改革，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步入小康社会，但是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医疗、教育、环保等问题也困扰着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中国挺住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经济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而西方国家则陷入了危机之中，西方方式受到了质疑与挑战，中国方式引起了全球的注意。《2012》这部影片就表达了中国方式救了全世界的观点。在影片中代表俄国的大佬为自己的下一代牺牲了，代表欧洲的意大利总理殉道了，印度科学家做完外包的活儿就被抛弃了，几百号国家直接被忽略了……至于传统的救世主么，美国总统被自家的航空母舰以极富隐喻的方式“击沉”了，只有中国的表现堪称完美，在影片中中国方式体现为集权决策过程、稳定至上的社会管理方式等。中国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发展下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新制度流派的经济学家主张中国应当继续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模仿西方市场经济方式来进行下一步的改革;郎咸平等学者则认为中国不能完全地按照西方方式来发展，要预防跨国公司对产业的垄断与控制，防止跨国公司危害中国经济的安全，中国政府应当制定恰当政策来扶持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喝洋墨水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任何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一直想将他们的西方方式强加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西方方式是以西方文化与基督教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它同中国文化[1]、中国人性是不相融合的，强行将西方方式与其他方式应用到中国只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在这方面已有历史经验的证明。佛教是基于印度文明产生的宗教，在佛教没有同道家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时有过快速的发展，但由于佛教教义与中国人性与文化的不合产生了社会的混乱与经济衰退，从而出现了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之灭佛、唐代武帝之灭佛、后周世宗之灭佛事件。基督教很早就传入中国，但由于基督教同中国儒家、道家思想的格格不入，同中国人性的不吻合，因而一直没能在中国获得发展。同时，阿根廷、俄罗斯等完全按照美国方式来发展的国家都遇到了救灾效率低、经济安全性降低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的繁荣、富强有赖于本民族精神的弘扬与振兴。在经济全球化、西方强势主导国际交往话语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出现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中国需要在审视自己的文明与人性特征的基础上探寻适合自身生态位的方式。

二、中华文明的特性决定中国发展靠中国方式

中华文明是一种源于自然的文明、归于自然，符合自然生存规律的文明。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为基础的，象形文字是一种图腾文字，依据自然界物体的形状来形成文字，很容易通过视觉进行识别，文字的特征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的视觉思维方式，信息的传递、决策方式等都以视觉为基础，因而形成了中国人注重仪式、注重可视、美观化的思维特征与决策模式。中国书法讲求结构美观与整体的相互呼应，讲求运笔的流畅与气势，围绕一个核心来谋篇与布局，视觉的思维[2]方式促进了我们人性中的集体观念、等级观念、威权观念的发展，同时视觉思维的决策模式也使得中国人在进行决策时不是靠理性的计算与分析，而是通过观望、模仿、改进来进行决策的。因而，中国爱搞运动也有搞运动的基础，中国的发展也是依靠各种重大的运动与理论推动进行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发展不能依赖于理性思考[3]的西方方式来推动，而应当以中国的方式来解决。正如李铁映[4]同志所说，“抓中国的老鼠，要靠中国的猫”。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通过对自然的观察、思考，总结自然界的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哲学模式。诸子百家通过对自然与社会不同角度的观察、不同角度思考提出了不同的哲学理念。《易经》通过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之间要保持和谐的关系，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验证了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关系的重要性。老子通过观察自然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思想，指出了宇宙的本原是无。而这一思想直接源于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观察，在植物的繁衍过程中，万物都是靠一颗种子发育而成，一颗种子在最初发芽过程中会出两个叶子，由两个逐渐变为三个，直至无穷;人类社会的繁衍也是如此。孔子的思想也源于自然，源于易经的乾卦，他认为君子修得应当向天体运动一样自强不息。自然的哲学是人类思想的本原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取向，符合自然与社会的进化趋势。在人性这一问题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围绕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在西方也有X理论与Y理论。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其实，自然哲学对这一问题很容易解释，人性是水性的，无所谓善与恶，它是中性的，人性的善与恶与环境和人的心理状态有关。人体含有50%～60%的水，人体内的水的PH值是在不断变化的，有时偏酸性，有时偏碱性，一直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当中，但不管怎样他都会趋中，靠近7这一点。人的情绪与心理受PH值的影响，也影响人体的PH值，在不同的心理状态下人性表现出了善与恶。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也是如此，在自然环境较好，受污染程度轻的时候，人们是善良、纯朴的，而在工业高度发达，水被严重污染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不断丧失，社会问题不断增多。随着对环境治理的力度加大，水逐渐变的洁净起来的时候，人性又向好的方向转变。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哲学思考方式[5]，造成了中国人[6]与西方人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是适应自然的决策方式，而西方是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决策方式。不同的哲学思考方式决定了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中华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是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它具有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的特征。农耕文明也是一种善的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无须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在农耕文明影响下的中国人形成与人为善、不好侵略、居安思危、关注内部问题、关注家庭利益的思维方式。而西方文明是一种游牧业发展而来的工业文明，强调与自然争斗、向外发展、尔虞我诈、自由贸易的线性思维方式。不同的文明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式，完全将其他文明的成功方式复制到一种新的文明上，注定是不相融合、不相适应的。中国[7～8]自农耕文明发展而成的工业文明注定了中国的问题需要由中国的方式来解决，完全套用西方的方式注定不会成功。

中国的认知方式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认知方式，中国人在思考问题与决策问题时大多是基于过去的经验，中国的企业家的决策很多是拍脑袋、凭经验做出的，因而中国人在决策时不太重视数据，而是通过数据看本质的经验。西方的认知方式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认知方式，是在给定假设的基础上通过推理、证明进行认知的。西方的认知方式适合于解决线性的、数据导向性的问题。不同的认知方式、决策模式也导致不同的国家需要利用不同的方式来发展。历史的经验与实践证明自由放任的发展方式不适合中国，自由放任会导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中国“文革”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蔑视权威、自由放任的发展方式，但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大动乱、经济的大衰退。改革开放后的广东，是一种弱政府、强企业的发展方式，人们只关心赚钱不关心政治，这种相对自由放任的发展方式在一定时期推动了广东经济的发展，但广东的社会治安很差、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问题增多，使得广东的投资环境恶化，直接导致一批台湾老板将企业迁移到强政府、弱企业的上海周边城市进行投资。

三、中国人性决定了中国发展要依靠中国方式

在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受地域环境、传统文化、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性格，这些性格使得中国人与西方人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在决策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总体来说，中国人在性格上面存在以下的特点：注重面子问题、节约持家、注重礼节、忽视精确、爱搞社会风暴、信仰不专一、缺乏公心、性格内敛、好窝里斗、尊重权威。这些性格特征决定了中国人在决策是大多会以感性决策为主，在人际交往方面以关系为导向而不是以利益为导向;尊重权威、好搞社会风暴的特点也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大事与运动来推动，在大的自然灾害、社会灾害等方面，中国人的这种性格特征能很好地适应并解决问题。中国人忽视精确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中国人注重感性认知忽视数据与逻辑推理，因而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往往难以深入。中国人勤劳、节约持家的性格特征使得中国人能居安思危，能很好的适应复杂多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适应力。

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人的性格与心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儒家文化与法家文化自身所带有的自卑心理使得中国人天生具有自卑性与依赖性，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模式助长了中国人的依赖心理。在当今社会中国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靠父母养着，形成了“啃老族”，这种社会现象是中国人天生具有很强依赖心理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浓浓的思乡情绪与落叶归根的想法，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是一种对自身能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与居住环境的一种不自信，这种自卑心理的补偿就依靠衣锦还乡来进行。这种自卑性与依赖性性格特征使得中国人爱热闹、爱聚群，形成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性格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成就导向的性格特征是完全不一样，而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社会问题的处理方式都是基于西方人性特征上建立起来的。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方式同集体主义导向的性格相矛盾、相冲突，不能完全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中国人的性格决定了中国发展要依靠中国方式来解决。

四、结论

中国历史、文明、人性、地域资源决定了中国人与别的民族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中国人的思维、决策、行为等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而中国人自己的问题需要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正如李铁映副委员长所说中国的老鼠要靠中国的猫来抓，中国的猫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猫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应当是建立在中国文明、历史、人性基础上的一种解决方式。中国方式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去提炼、去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介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2] 汪振城.视觉思维中的意象及其功能——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理论解读[J].学术论坛，2005，(2).

[3] 章颖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思想初探[J].同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91-96.

[4] 李铁映.抓中国的“老鼠”要靠“中国猫”延安会议精神讲话[N].中国青年报，2010-08-23.

[5] 汤一介.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7] 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8] 张海花，杰夫·贝克.向中国人一样思考[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5.

[责任编辑 吴高君]

作者：赵昌平　时建人　王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