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精选8篇）

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 篇1

中国，一个充满朝气的国家，是我的祖国。今天我就来讲讲我的祖国是如何从一个“东亚病夫”变成一个“东方巨人”的。

1911年，在孙中山领导下，打响了“武昌起义”，发动了“辛亥革命”使中国走出了封建社会。1945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响应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同国民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实现国内和平，促成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但国民党却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积极进行内战的准备，其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949年月1日，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了！举国上下欢歌劲舞。

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祖国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在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兴建深圳、珠海、灿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之后又相继开发了十几座沿海城市，在“长三角”等地开辟经济开发区，大力推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邓小平主席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设想。1997，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从此以后，中国的GDP开始快速上升，现位居世界第二。国家大力发展便民、惠民措施，航空、高铁、地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医保系统也更加完善，解决了很多人没钱看病的问题。

此外，中国的航天事业也很“给力”：中国的火箭和卫星一次次成功，令人瞩目，也使中国成为真正的航天大国。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在2003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

从

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 篇2

一、国际石油资源格局分析

(一) 国际石油资源分布现状。

石油的分布从总体上来看极不平衡:据统计, 仅中东地区就占68%的可采储量, 其余依次为美洲、非洲、俄罗斯和亚太地区, 分别占14%、7%、4.8%和4.27%。

(二) 国际石油贸易现状。

国际石油贸易包括原油和成品油贸易。根据石油经济要素分离理论:国际石油贸易存在着“资源与消费”、“资本与需求”, 以及“科技与开发”三种矛盾。理论一方面阐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石油资源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 同时也说明了世界各国由于地域、分工等的不同对国际石油贸易的影响, 这正是当今独特的国际石油贸易格局。

二、国际石油贸易格局经历的变化

(一) 国际石油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 但发展速度放缓。

受经济危机影响,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将较为缓慢, 人口老龄化使机动车保有量达到饱和。因此, 发达国家石油需求将呈逐步放缓下降趋势。相比发展中国家, 由于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年轻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等原因, 其未来石油需求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成为世界石油需求增量的主要力量。

(二) 国际石油贸易方式向多样化、体系化方向转变。

受石油市场影响, 国际石油贸易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主要的国际石油贸易方式有长期供应合同、现货合同、准现货合同和期货交易等方式。另外, 还有以油抵债、以油换油等准现货贸易方式。在市场疲软的形势下, 还有诸如延长付款期、减免运费、保险费等折扣方式。

(三) 亚太交易中心地位的竞争日益激烈。

预计今后, 亚太地区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随着中亚管道和远东管道 (ESPO) 的建成投产, 俄罗斯和中亚对亚太地区的出口会迅速增长;非洲将原先输往北美的原油改道为亚太;拉美也会继续增加对亚太的原油出口。亚太地区是未来油气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 全球贸易重心将逐步东移。

三、国际石油贸易影响因素

(一) 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因素, 主要指突发性的政治事件, 如爆发战争、兵变、革命、政变等。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是造成国际石油贸易格局变动的重要原因, 其稳定性会直接影响到世界石油市场的供给, 进而影响到世界石油的价格。

(二) 地区发展不一致。

主要贸易地区的产销差日益扩大导致石油贸易不断发展。2012年世界三大石油消费地区依次是亚太、北美和欧洲地区, 但其石油产量却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两者差日益扩大;而消费量较小的中东、俄罗斯和非洲却是产量远远大于消费量。这种地区间的严重供需不平衡以及主要的消费区产量与消费量差距逐年扩大的趋势正是由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引起的, 该因素同样促使世界石油贸易活动日益活跃。

四、中国在国际石油贸易格局变化背景下面临的挑战

2012年我国进口石油2.39亿吨, 同比增长7%,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近十年来, 我国由于油气勘探投入不足, 新增石油储量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石油对外贸易已是在所难免。在国际石油贸易格局变动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些挑战。

(一) 公司竞争力差。

目前, 我国炼油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 产品成本远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在应用新技术及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方面, 我国企业差距更大, 目前我国有近80%的无铅柴油依赖进口。由于石油产品缺乏价格竞争力、新产品开发能力薄弱且质量性能欠缺、营销体制和市场开拓能力差等原因, 国产石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在不断下降。另外, 企业规模及盈利能力与国际石油巨头差距较大, 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资产总额之和与合计销售收入分别只有埃克森美孚的63%和33%。

(二) 在国际石油定价中处于被动地位。

石油进口只能被动接受以美国和欧洲为主导的石油供需形成的价格, 国际石油价格在形成过程中没有客观、合理地反映我国石油的供需变化。虽然我国石油贸易量增长迅速并逐渐成为国际石油贸易中的重要部分, 但这一因素在基准原油价格中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需求因素常常被错误的预期所夸大, 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国际石油价格, 而我国却只能被动地选择接受。

(三) 能源合作不强。

在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中, 石油是核心。我国重点参加了一些多边能源合作机制, 但碍于时间、制度、政治等因素的制约, 目前还未完全建立起稳定、有效的能源合作框架, 从而影响了石油贸易战略的实施。

虽然我国目前正积极加强能源合作, 但仍是困难重重, 例如中国与苏丹合作石油进口项目中, 由于苏丹出现政局混乱进而导致石油资源分配矛盾, 使得合作计划悬而未决。这都说明我国目前能源合作不够充分, 仍处于发展和改进阶段。

(四) 对外依存度过大, 石油安全问题严峻。

供应安全一方面来自于产油国的政治动荡。中东、非洲、拉美这些资源集中区的政治经济不稳定, 宗教、民族冲突、叛乱、政变以及与西方的抵抗关系使这些国家的石油供应和出口存在变数;另一方面则来自运输, 未来进口油气运输仍以海运为主, 陆上管道运输仅能作为补充。未来10年我国对中东油气资源的依赖仍接近一半, 中东航线运输安全最重要, 其主要线路有三条, 当中任何一条线路出问题都将影响我国近一半的进口量。

五、中国经济发展应对国际石油贸易格局变化的策略

(一) 提升贸易企业竞争力。

我国应逐渐打破国有贸易一统的局面, 在竞争中促进我国企业国际贸易能力的全面提高。此外, 我国石油企业在国外也应积极获取权益油, 当然, 在国外取得权益油并不是直接的国际石油交易, 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取得的权益油运回国内, 但这提供了一种关键时刻的战略选择, 提升了中国石油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讨价还价的能力。

(二) 提高中国在国际石油定价中的话语权。

随着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 中国国内石油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市场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应该从世界石油市场的高度出发来看待国内市场建设对保障国内供给的作用。我国应逐步完善国内实货交易市场, 有步骤地推进市场建设, 形成现货、远期、期货为重点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允许国际大石油公司、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等参与国内石油期货市场的交易, 提高国内石油市场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地位, 争取成为全球性石油定价中心之一。

(三) 营造有利的国内外合作环境。

积极发挥国家在争取国际石油供应中的作用, 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 发挥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 将石油合作纳入全方位的合作中, 积极参与地区性、国际性的各种对话和交流。此外, 在合作的产油国开展先进技术展示, 进行产业交流, 以市场换取稳定的石油供应, 也是稳定与产油国关系的重要方式。在稳固现有石油进口来源渠道的同时, 要逐步拓宽石油进口来源地, 以降低由于石油进口集中度过高可能带来的风险。发展石油外交, 中国对于世界石油市场如此敏感, 直接原因是缺乏对世界石油的定价权, 因此建立积极的石油外交, 与中东地区、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家进行经济、政治、石油等战略性的合作有利于中国石油进口来源的稳定及安全。中国的石油贸易方式以现货贸易为主, 为了走出“高买低卖”的尴尬局面, 中国需要通过建立石油期货, 争夺国际石油市场的定价权, 最终与世界达到共赢。

(四) 提高国内石油开采和冶炼水平, 增强安全性。

在建立以中东原油为主的多元化进口原油格局面前, 我国石油进口国以中东国家、俄罗斯为主, 为使我国的原油供应更加稳定, 必须使原油进口实现多元化, 从而减少对中东原油的过分依赖, 保障石油安全。另一方面, 更要加强我国石油的开采和冶炼水平。通过国家政策扶持, 加大资金投入, 来提升石油行业的开采技术, 使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逐渐减弱;同时, 要提升石油的冶炼水平, 提高石油的使用效率, 节约石油资源, 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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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卫国, 郑垂勇, 徐增标.浅析我国石油安全体系的构建[J].生态经济报,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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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邹海民, 丁志青.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石油贸易[M].中国地质出版社, 2010.

中国：气候变化中的经济转型 篇3

在采访路上，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有时候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的车子一夜间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小颗粒，几乎变成了黑色。在雾霾严重的日子，他几乎无法呼吸。

包括居住在北京的人们在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经历这位唐山出租车司机同样的噩梦，这促使政府正式向污染问题“宣战”。但迄今为止，并未看到污染减轻的迹象。在东北城市哈尔滨，因燃煤取暖，衡量空气中最有害细微颗粒密度的PM 2.5指数在11月8日飙升至1400，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定的每日安全标准的56倍。

在唐山所在的中国钢铁生产大省河北，当地经济已开始感受到治理污染问题所带来的痛苦，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从2012年的高达9.6%，跌至2014年的6.5%。随着经济向更清洁、更高效的增长模式转型，中国这个拥有逾13亿人口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作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这些挑战已迫使中国在近几年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努力。中国政府需要与美国和欧盟等其它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以寻求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既帮助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提升产业水平，防止经济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联合国历史性的“2015巴黎会议”（又称COP21）于11月30日开幕。在20多年的相关谈判之后，该会议旨在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最终将全球温度升幅控制在高于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以内。在设定减排目标、确保必要资金支持的全球讨论中，中国可以（并且应该）起到重要领导作用。

积极的改变

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一直不那么积极。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拒绝接受合法减排目标的约束，认为富裕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它们制造污染的历史更久。过去10年，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由于缺乏“资金、技术、能力以及政府政策”，中国未能拿出足够过硬的自身数据来用于讨论。

但近几年，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已变得更为积极主动。去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将中国的排放峰值定在2030年前后，或更早的时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宣布，到2025年，美国的排放量将比2005年水平减少26%至28%。

中国还主动承诺出资31亿美元，帮助其它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该金额超过了奥巴马总统向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承诺的30亿美元，后者属于发达国家承诺义务的一部分。根据相关协议，发达国家每年需向该基金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然而，美国的出资是否能得到其国会支持目前仍不明朗。10月31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敦促发达国家要履行出资承诺，他表示，这一点对巴黎会议的成功与否将至关重要。

全球变暖的危害

如果全球变暖得不到很好的遏制，它将加剧干旱、疾病和可用水资源等问题，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也将十分显著。研究人员在《自然》（Nature）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称：“如果人类社会未来的适应状况与过去相似，那么到2100年，相对于气候没有变化条件下，持续的气候变暖将导致全球平均收入水平下降约23%，加剧全球收入不平等，从而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预测，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1%，这一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8倍。

美中合作

从贸易、投资到外交政策，美国和中国在很多领域仍然是竞争关系。奥巴马总统已将亚洲视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支点”，谋求制衡中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壮大的影响力。美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在10月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中国被排除在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并在亚洲和欧洲启动了“一带一路”计划。

尽管存在竞争，气候变化却已成为让两大经济体在共同利益下关系更加紧密的关键议题。任何一国不积极参与，联合国希望减缓全球变暖的目标都无法实现。中美应在《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Ten Year Framework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的基础上，深化在空气质量、水资源管理、数据分析和技术共享等领域的合作。

挑战和机遇

根据2016至2020年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至少实现6.5%的年经济增长率。因国内产能过剩且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今年第三季度GDP更是跌破7%，低于过去十年平均约10%的速度，因此，十三五规划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经济转型旨在更加注重增长质量，而规划中的高目标可能会让转型问题更加复杂。这将需要深化结构性改革，以鼓励创新并升级价值链。这方面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降低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竞争性行业。

中国政府还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减排政策的顺利推行。作为加强法制的举措之一，政府在强化监管的同时，还应该对高排放企业进行惩罚。

中国还必须改进统计制度，确保更精确地估算能源消耗。政府对煤炭年消耗数据的最新修正显示，中国的煤炭实际使用量比此前公布的多出17%。这一修正是改善其数据系统迈出的良好一步。不过，政府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以保证数据收集的透明和可信。

中国领导层已经在遏制排放方面做出了明确承诺，因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也是中国强化其负责任的全球领袖形象的一个良好机会。

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 篇4

政治心理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改革开放前中国公民的政治心理呈现政治冷漠、简单盲从、权威主义盛行等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政治心理呈现以下发展变化：

一是政治态度趋于积极。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属于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权威结构，群众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不介入也不关心政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的逐渐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让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能感觉到，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自己或本阶层的利益是能够得到维护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政治生活，主要表现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各项改革、政治责任感增强、爱国意识浓厚等方面。

二是政治情感趋于理性。传统社会的人们不是默默屈从就是起义造反，政治心态呈现出两极摆动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大民主”、“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非理性政治活动又造就了一种“激进”、“狂野”的政治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摆脱“文革”中那种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逐渐从狂野向理性迈进。当前，人民群众已经学会更多地用理性的思考来分析看待现代生活、权衡中西方文明、观察社会的转型、迎接面对的困难。

三是政治价值观念趋于现代。主要表现在的人们的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自由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开放意识等现代政治观念的逐渐形成。随着作为法制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识逐渐增强。与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人们的法制观也得以增强，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由找“市长”转向找“市场”。随着人们民主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国法治政治的权威结构肯定会早日实现。

四是政治参与意识趋于自主。在传统政治文化条件下，由于缺乏政治参与的利益动机，人们长期处在“响应政府号召”的被动状态中。改革开放后，人们的个体自主意识开始复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自主。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人们的政治参与表现为较大的不均衡性，各阶层政治参与的要求、参与的动机、参与的形式各不相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

【摘要题】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权力分放和社会利益转让的基本形式及特征进行剖析，进一步论述了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剧变及民众社会心理发生嬗变的三个阶段，即社会心理的驱动阶段、社会心理的失衡阶段和社会心理的调适阶段，并根据对改革开放的实际运作方式及特点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改革开放时期民众社会心理及行为表现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更多地是与社会的生产、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形态及社会的实际运行操作的体制结构形态方面的变化相联系的，受这些方面的变化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才由心理行为的嬗变转化为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意识的转变。

【正文】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已经历了17个年头，其间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和改观。从社会的层面来看，这种改变表现为社会的构成、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整体转型，由传统的以上下隶属的层级关系为主干的一元集权伦理型社会转变为以相互依赖的契约关系为主干的多元分权法理型社会。与此相应，社会民众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无论是人们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及行为表现都伴随着社会的全面和深刻的转型而转变，新的观念、心态和行为方式不断更新替代着人们久已习之为常的传统的观念和心态及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剧变时期，中国民众社会心理的这种变化从现象上来看，更多地与社会的生产、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形态及实际运行和操作的体制结构形态的变化相联系，更多地受这些方面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且以形象直观的形式生动具体地反映和再现了社会的这种剧变，进一步才影响到由观念意识、精神风气所构成的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

本文试图对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实际进程进行分析，并据此深入探讨中国民众社会心理在这一社会剧变和转型时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一

改革开放十七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经历了明显的几次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动和变化[1]，伴随和反映这种波动变化的社会变更不仅包括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新的方针政策的出台，还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的纷争、社会矛盾的对立冲突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的凸现。对此，经济学家、从事社会研究的历史学家以及从事政策研究的政府官员各着眼于不同的问题和现象，根据不同的尺度和标准将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划分为不同的几个阶段和时期[2]。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改革开放时期这种社会变更的反映和体现主要表现为社会的构成、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又集中地表现为国家权力和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转让。权力的分放和利益的转让是促使和导致社会巨变的深层内在的核心动因，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也始终是围绕这一主题不断地尝试摸索逐步向前推进的，从最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后来在城市企业中推行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及至股份制和产权改革；从最初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农贸市场到给城市职工干部一次又一次提薪补贴发放奖金；从缴利提成到利改税及至实行分税制；从计划经济为主的单轨制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及至现今“分权式的混合经济”[3]，等等。在所有这些社会变革过程中，权力的分割下放和利益的转移出让始终是事情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经济的大起大落周期性变化及相应的新政策和新措施的出台实施，都伴随明显的利益的再度转让和权力的重新分放。正是这种权力的分放和利益的转让直接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新的经济成份和社会组织的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准则的确立以及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产生，由此而进一步影响到社会民众的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变化。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民众所普遍关心注意并对之作出强烈凸显行为反应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如社会分配不公、权钱交换的腐败、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等，无不与权力和利益有着直接的和密切的联系。二

在改革开放的十七年中，国家权力的分放和社会利益的转让大体上经历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变更，即从以单纯生产经营权的逐步分放发展到生产经营权和国家行政管理权相结合的双重分放，再进一步转变为生产经营管理权的逐步全面放开和国家行政管理权的重新分割适度回收。利益的转让则经历了从最初直接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实施让利和平均分配，逐步转变为集体个人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国家权力捷径获利和差序分配，再进一步发展到利益转让的制度制约、政策指导和逐步的公平分配。

在1978～1984年这段时期内，改革的基本思路在于针对旧体制权力过集中的严重缺陷，实施放权搞活，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此时期内国家权力分放和社会利益转让的主要特征即是单纯生产经营权逐步有序地下放和运用行政手段及措施向社会民众转让利益。在农村中所实行的包工到组包产到户及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是此时期内国家权力分放的典型表现，与此同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农贸市场，给城市职工干部提薪补贴发奖金，则是此时期利益转让的主要表现。生产经营权的下放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激活和启动了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4]，然而基于平均分配构想的普遍范围的让利则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锐减，进而影响到经济建设的投入和增长[5]。但是人民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显获益，尝到了改革旧体制的甜头。在七十年代尚为人们生活消费普遍需求的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纽机）在改革到来的最初几个年头(1983～1985)就迅速地被彩电、冰箱、洗衣机所组成的新三件所淘汰。改革初期的这种分权让利使社会民众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重新激起人们心中长期以来被压抑和排斥的对富足充裕物质生活的憧憬，增强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使经受了十年文革浩劫磨难变得涣散疲困的社会各阶层民众重新振作和聚集在一起。这一时期作为十七年改革开放的初始启动阶段，其社会效果就在于团结聚集全体社会成员支持拥护并参与投身到改革之中，因而可以称之为社会聚合时期。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社会民众心理的嬗变突出地表现为心绪情感的舒朗渲畅、欲望渴求的萌动驱涨，人生态度的乐观奋发，以及社会观念和行为的活跃宽放，近乎于一种人们盼望已久的新世纪到来之时所表现出的获得新生般的“世纪初心态”。扬眉吐气，开朗乐观，意气风发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民众精神面貌的明显特征。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颁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时开始，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改革开放逐步进入了全面推开和深入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内，国家权力分放和社会利益转让的整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伴随市场调节观念的产生、市场机制的发育和面临着全面开放，单纯生产经营权的下放已难以满足日趋明朗的计划和市场双轨体制并存的形势需要，仅仅拥有生产经营权既难以保证计划的执行，更难以较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发展，同时，人们对改革初始时期着手政策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改革策略也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地方、部门、集团的利益驱动日益强烈，所有这些导致了对下放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强烈呼声和迫切需求。其结果即是伴随生产经营权分放的进一步扩大，国家行政管理权力也开始逐步被分割成为地方、部门、系统、单位所拥有的权力，国家的计划经济开始转变为地方区域的计划经济，在改革初期被分解为二区别对待的国家权力的行政、经济的双重职能，此时又在新的起点上重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权力涉足经济、权力进入市场开通了前进的道路。与此相应的则是利益获取的权力捷径和“红色通道”的形成与利益分配的权力差序和条块差序格局的形成。权力分放和利益转让的这种新格局使地方、部门的集团利益急剧膨胀，而社会民众所得到的则是相对剥夺，从而引发了尖锐的社会分化。这种社会分化既表现为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标志的国家权力的弱化和地方化，表现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鞭长莫及、疲软乏力和市场微观调节的失范和失度，同时也表现为社会各集团、阶层和普通民众在资源占有、利益分享上的两极分化的趋向，社会民众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同地方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大幅拉开急剧扩大[6]。制定规则和参加游戏的合二为一所导致的无规则竞争以及权钱交换的腐败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瓦解了改革开放在社会民众中间所产生的凝聚力，动摇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稚幼质朴的认识和期望，激化了人们极端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现。这一时期从1985年起至1989年发生全国大范围内的社会震荡时止，可以称之为社会分化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众的心理嬗变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心理的失衡。少数人的先富暴富和伴随全面开放而起的进口消费之风使人们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欲望急度膨胀，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造成的两极分化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竞争和失去制约的权钱交换又使得人们致富的期望和梦想化作水中泡影空中楼阁，社会的日益分化更进一步打乱了社会民众原有的身份、地位、权力、声望的判断尺度和价值内涵，“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不三不四赚大钱。”社会民众心理上的失衡由此产生，并进而导致行为、心态和观念上的极端倾向。失去理智的超前消费，疯狂的股市热潮，全民下海经商，人才劳工跨地区打工淘金，追求金钱财富和物质享受的行为活动漫溢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盲目冲动的攀比心态、比上不平比下不甘的怨愤心态、投机博彩的淘金捞世心态等应时而生，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观念空前盛行。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转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从八十年代以政策改革为导向的阶段转变为以体制改革为导向的阶段，诸如财政、税收、金融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国有资产管理等宏观层面的改革排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劳动用工、人事管理、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等社会层面的改革也开始逐步展开。由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经济行为的失范无序导致了社会的急剧分化并引发了较大范围内的社会震荡，所以在九十年代初期改革的基本思想以整顿治理为主线，信贷、投资、物价、流通等方面成为整顿治理的主要对象。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目标，使改革的理论指导有了新的突破，但由于经济社会双重二元体制的长期并存，彼此间的利益唇齿相依，彼此间的关系犬牙交错，因而在实践中体制的改革和转型仍困阻重重，步履艰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新体制与旧体制的磨合，旧体制对新体制的顺应，最终才能走向合二为一，实现体制的全面整合和转型。在这一时期，伴随经济秩序的整顿和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深入，国家权力的分放逐渐转变为依权力的垂直隶属关系重新进行分割组合，宏观决策控制权力适度上收，微观管理调节权力随市场的发展完善逐步规范化和有序化，以扭转前一阶段权力分放的块状分割所导致的权力失控和无序化，例如取消财政税收的包干制而改为分税制。同时，通过加大社会层面体制改革的力度来强化国家、政府对社会利益分配的指导和制约，实施有倾斜的利益转让，以建立公平分配的新秩序。在这种发展形势下，社会整体逐渐显露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企业的生产经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金组合，到社会的管理运作；从社会事业的发展到人们的就业谋职和个人收入所得的增加，多元化成为谋求发展的首选之路和标志发展的重要特征。在这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时期，社会民众的心理嬗变则主要表现为心理的自我调整和行为的积极适应。面对着个人无法逆转的社会发展和难以把握预料的社会剧变，社会民众所能够作出的唯一选择即是心理的自我调整和行为的积极适应，这是一种近乎顺时应势式的理性抉择。认知的重新定向和观念的多元组合成为获取心理调整的重要条件，对环境刺激的积极回应和对环境变化的主动顺应成为实现行为适应的主要方式。在这种心理定势和行为倾向的支配之下，讲求功利的实惠心态，标榜“潇洒走一回”的即时享受心态，强调机会把握的赶车心态以及标新立异赶潮流的弄潮玩世心态应时而生，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和认命信天的世界观组成为一股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社会的观念意识和生存形态的世俗化日趋严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多元化时期社会自身整合的不断加强，社会民众对社会变革的承受能力和辨别能力日渐加强，浮躁不宁的心态渐为稳定求实的心态所替代，追求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望转化为对现实人生不同道路和生存方式的个人偏好和自主愿望，对分配不公及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情绪激愤逐渐转化为认知的理性分析和行为的自律自择，社会观念意识的主流化和个体化趋向开始形成。所有这些都表明，在社会日趋多元化的时期，社会民众的社会心理日渐成熟和稳健。综上所述，与改革开放十七年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三个时期相对应，社会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社会心理的驱动阶段、社会心理的失衡阶段和社会心理的调适阶段。预计伴随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整合的逐渐加强和提高，社会民众的社会心理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调适之后会逐渐地获得平衡协调。三

起始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深刻全新的社会变革运动。这一运动本身实际变化发展的不同进程影响和制约着社会整体的变革和更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嬗变，同时，这一运动本身不断向前推进和展开的实际运作方式及相应特点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嬗变，从而使得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表现出鲜明的、与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联的时代特征。十七年来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以经济改革为先、为主，通过经济改革的先行和不断深化来促进和推动全面的社会改革的独特道路。经济改革的首要目标就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藉此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搞活生产经营活动，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谋取最广泛的社会支持。放权让利则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最易见效的手段措施，其作用就在于宽松对个人团体、地方部门获取利益需求的约束并使之合法化以及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因此，十七年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突显的利益驱动的特点，个人欲求愿望的满足和地方、集体、部门利益的实现成为促使改革起步并不断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力。这种实际运作的方式和导向不仅影响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同时也为社会民众心理和行为的嬗变确立下基本的环境前提和社会氛围，决定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民众心理嬗变的主要动因不是源自于理性层面的观念意识的转变更新，而是直接产生于感性的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经济利益的获得，从而使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表现出明显的讲实惠、求功利的利益取向特征，即根据社会变革对个人需求满足和切身既得利益的影响和关系来调整变更自己的心理和行为。物质利益取向的需要和动机既制约着人们的态度和观念的转变，也决定着人们外显的情绪表露和行为表现。所以，在十七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中国民众心理状态的波动起伏和行为表现的变更转化始终是围绕着利益需求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利益需求成为标志反映人们心理和行为变化的“寒暑表”，成为影响和制约人们心理和行为表现的内在深层驱力。十七年来不同时期内所进行的众多的社情民意调查的结果也都具体和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民众心理嬗变的这一基本事实[7]。

十七年的改革开放还表现出以尝试摸索性的不断实践作为改革开放的探路石，根据“排除法”的逻辑和“效果律”的原则来寻找正确的、行之有效可行的改革举措和发展道路的特点，而不是根据依赖理论的先行探讨和发展进一步来指导和推动改革开放的进行。与此相应，在十七年的改革历程中，政策层面的微观变革就先于体制层面的宏观改革，从政策层面的改革入手逐步实现向体制层面改革的过渡，以微观局部的变革发展来启动激迫宏观全局的调整变革，就成为谋求短期内改革实效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政策的变更、调整和导向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明显地大于体制的制约调控作用。改革开放时期的这种实际运作的方式在作用于社会群体、组织和集团并转化为每一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时，就促成了个体行为的计策性和试误性的实用特征，先行而后知，不知仍可笃行，只求行之有效，行为的转变先于、快于观念的转变，外显的行为及其结果成为指导内在认知观念的主要依据，他人行为的示范则成为自身行为调适的重要判断尺度。因此，在十七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中国民众社会心理嬗变的实际过程基本上就表现为由外向内的逐步转变，外现行为表现和活动的转变先于、快于、大于内在认知观念的转变，并成为引导内在认知观念转变的主要依据。

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 篇5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劳动关系的变化与调节机制

劳动关系,也称劳工关系、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下重要的`经济关系,它反映了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之间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涉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利益的各种关系,特别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工作环境等制度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相互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作 者：董克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100872刊 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PKU CSSCI英文刊名：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年，卷(期)：“”(4)分类号：F1关键词：

中国 的变化 篇6

连云港市赣榆县沙河镇中心小学六（3）班顾芯指导教师：单芝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每一个人都永远铭记住了这个日子。

但那时的中国的领导人面对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经济落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我国却仍然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农业国，党和中央又因此发展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行的过程中，我国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换成投产，第一辆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生产，武汉长江大桥，川藏、青藏、新藏公路的建成，第一部宪法的颁布，东北工业基地形成这一切都预示着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当时的中国经过三大改造之后，政府与人民都雄心勃勃，认为经济建设速度可以更快一些，于是巨大的失误就这样产生了，“超英赶美平常事”“种出的玉米比人还高”“一亩田地收获上万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这些轰轰烈烈的口号声中开展起来，这一切也带给了全中国人民极大的困难以及灾难性的后果。紧接着，由于毛泽东晚年思想偏左，又极为错误的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林彪等人趁机作乱夺权，又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陷入危难中整整十年，再加上美国与日本的仇视、敌对，我们国家曾一度混乱无比。

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 篇7

1986年, 中国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2001年,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入世不仅使得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得以更成功的实施, 还大大降低了中国的主权风险, 从而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成本。过去十年, 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低,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导致内需不足。而人力成本低廉使得企业利润上升, 从而更加愿意扩大规模。当内需不足, 内供过剩时, 中国的贸易顺差自然而然地产生。然而,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人力成本不断上升, 环保日益得到重视, 人民币不断升值, 使得“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逐渐丧失。而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 货物贸易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例, 故想通过研究近年中国进出口货物贸易的变化, 发现其规律以及货物贸易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2 理论分析

从数据中可以观察得出: 1990—2002年, GDP货物进出口总额均缓慢增长, 2002—2008年GDP货物进出口总额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形势一片大好。2008—2009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导致货物进出口总额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GDP保持增长, 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三者在2009—2011年均有较大幅度上升。由此我们可初步判定货物进出口总额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可以观察得出: 货物进出口总额/GDP在波动中缓慢 上升, 2006年始出现 较大幅度 的下降, 2009—2011年开始回升。由此可见, 我国在2006年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开始呈现较快下降势头, 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条件下, 为了避免本国经济过多地受到世界经济衰退阴影的不良影响, 我国自主进行结构调整, 进口增速超过出口增速, 显示国内需求比起国外需求来讲, 仍显强劲, 且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我国国内货物种类日益丰富, 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更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 消费者对国产产品更加青睐, 国内需求日益旺盛。

3 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货物进出口总额 /GDP的关系, 我们用货物进口总额/GDP ( Y) 对货物出口总额/GDP ( X) 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在10% 置信度下保留, 使用Eviews, 得到估计方程为:

模型反映了货物进口总额/GDP的短期波动如何被确定。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货物出口总额 /GDP短期波动的影响, 从我国货物贸易结构上看, 我国是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 是工业制成品的净出口国。另一部分是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

由模型可见, 进出口总额变化密切相关, 而其余外生变量对其影响相对较小。由此可见, 我国在通过稳定物价, 缩小贫富差距, 减少对外依赖, 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宏观调节措施扩大内需的同时, 也应重视我国的出口。为提高我国的出口总额, 我国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 以提高我国自主研发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尽管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海外市场需求疲软, 但反观i Phone仍然风头不减。故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是提高货物贸易总额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由于人民币汇率上升, 劳动力价格升高等因素, 提高出口显然并非易事。

从出口方面看, 眼下中国最大的出口地区欧盟仍身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 经济发展前景暗淡, 而出口占GDP的比重太高, 使得中国的经济周期依赖于主要出口目的国的经济周期。虽然美国经济的初步复苏迹象以及“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给投资者带来些许信心, 但伴随着中国2014年2月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 ( 达到314. 8亿美元) 以及外汇储备增长放缓等指标说明, 我国的出口正以较快的速度下降, 而我国是工业制成品的净出口国, 这势必会对我国的工业产业造成不良影响, 而事实确实如此。2014年头两个月 中国工业 企业利润 相当疲弱, 同比下降5. 2% , 其中国有企业下降10. 9% 。和其他新兴市场一样, 2012年中国股市在经历1、2月的上涨之后, 3月上证指数大幅走低, 从时间上看, 出口疲软无疑是导致投资者看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外汇上看, 中国出口疲软导致的外汇储备增长放缓,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热钱流入, 减缓了通货膨胀, 从2月CPI同比增长3. 2% , 创20个月新低就可一览无余。通胀的放缓一方面有助于某些企业降低成本, 提高利润, 推动企业发展, 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内需。

从进口方面看, 我国是个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到2011年年底, 投资占中国经济的比重, 已经达到了50% 。在第二产业中, 与投资高度相关的重工业占比达到了70% , 各地钢铁、建材和水泥等支柱型产业纷纷上马。随着这些产业的发展, 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口大宗商品。中国从2004年至2011年, 铁矿石和原油的进口分别上升了13倍和60倍, “中国需求”也推动了大宗商品国际价格的疯狂上涨, 以石油为例, 中国的石油消费在过去10年中增长将近1倍, 但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却将近250% , 铁矿石更是出现了数十倍的价格上涨。而近些年的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购买上具有比较优势, 故中国进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在2014年2月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出口。但从能源角度上看, 去年全年, 我国汽车产销分别为1826. 47万辆和8106. 19万辆, 同比增长32. 44% 和32. 37% , 我国石油需求进一步扩大。而全球石油需求量进一步扩大以及伊朗问题导致油价飙升, 同时2011年我国石油产量不及需求一半, 对石油进口依赖程度加大, 油价的上升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不良影响。为减少我国经济受国际不利经济因素的影响, 必须降低石油等能源占进口总额的比重, 开发新能源, 并通过政策控制大排量汽车的生产及销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 2012年中国3月出口同比增长8. 9% , 进口增长5. 3% , 实现贸易顺差54亿美元。由于出口部门对中国整体经济依然重要, 出口增长加速可能被视为是积极信号, 但进口数据不佳, 可能意味着内需不足。由模型知两者为同向变化关系, 意味着进口增速下降也可能预示着出口增速放缓, 因为中国进口中, 很大一部分是原材料和其他可以加工成成品并重新出口的商品。2012年第一季度, 中国对欧出口同比下降1. 8% , 对第二大出口伙伴———美国的出口增长了12. 8% , 而对俄罗斯出口增长了14. 6% , 而进口则增长了49. 2% 。同期中国对巴西出口增长了19. 2% , 进口增长7. 0% 。可见, 与发达国家贸易相比, 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虽然基数小, 但是迅速增长。可见, 即使在中国诸多生产要素日益上涨的大背景下, 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具有竞争上的优势, 这主要是由我国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所带来的产品创新和规模经济效应所导致的。

4 结 论

虽然我国正经历经济转型, 但毕竟绝非一朝一夕, 在逐步摆脱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的同时, 为避免陷入衰退, 我国仍需高度重视进出口增长, 尤其是货物出口总额, 应避免形成较长时间的贸易逆差局面, 同时也避免形成较大数额的贸易逆差局面, 从而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较大不良影响。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近年来中国进出口货物贸易的变化规律以及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理论分析阶段, 本文主要从货物进出口总额/GDP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实证分析阶段, 我们得到了货物进出口总额/GDP之间的关系, 最终分析得出相应结论。

关键词：货物进出口总额,GDP,通货膨胀,贸易顺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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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杰.中国贸易开放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数量研究[D].四川:西南财经大学, 2011.

[4]张世忠, 孙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发展研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 2013 (6) :28-33.

中国经济显露积极变化 篇8

4月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发布了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数据显示，3月份，制造业PMI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8%，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扩张步伐有所加快。

制造业PMI重回扩张区间

3月份，制造业PMI为50.2%，比上月回升1.2个百分点。这是自去年8月以来，PMI首次回到荣枯线以上。

从12个分项指数来看，与上月相比，产成品库存指数有所下降，其余11个指数均有所上升。在上升的指数中，生产、新订单、新出口订单等9个指数升幅超过1个百分点；采购量、购进价格、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升幅最高，超过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认为，3月份制造业PMI重回扩张区间，受多重因素支撑：首先，春节过后企业集中开工，以及近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制造业生产和市场有所回暖。其次，制造业进出口市场需求有所回升，重回扩张状态。再次，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回升以及部分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持续反弹，企业采购活动趋于活跃。

此外，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制造业继续向中高端迈进；加之近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回升，房地产市场回暖，都对生产和消费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

“3月制造业PMI指数中止了过去7个月连续低于荣枯线的局面，这与近期我国PPI价格降幅收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自2015年以来首次转正等情况也是吻合的。”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说，除春节假期因素提前在2月释放完毕外，1月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投放增长较快、更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加快落地、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明显上涨等也是3月制造业PMI表现相对亮眼的客观原因。

与此同时，近期美欧制造业回暖等外部因素对中国制造业或也有一定拉动作用。例如，3月份美国Markit制造业PMI指数小幅上升，代表中西部地区的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更是由2月的47.6%上升至53.6%；欧元区制造业PMI也达到近两个月的高位，综合PMI从53%升至53.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经济增长已初步触底企稳，而各项订单指数、采购量指数、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出现明显回升，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趋向活跃；购进价格指数持续提高，可能预示去库存活动将发生转折性变化。根据PMI指数判断，一季度经济增速不会再下降。

非制造业扩张步伐加快

“3月非制造业PMI的回弹在2月先行指标中已现端倪。”连平分析说，2月份，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从58.4%回升至59.5%，其中，建筑业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7.6个百分点至66.3%，显示年初以来建筑业活跃度明显增强。

在非制造业PMI各单项指数中，商务活动、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在手订单、存货、投入品价格和销售价格指数环比均有所上升，升幅在0.1个至2.1个百分点之间。其中，新订单指数升幅最大。从业人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下降，降幅均在1个百分点以内。其中，从业人员指数降幅最大。

“新订单指数和销售价格指数均有所回升，新订单指数升幅更为明显，意味着经济潜在增长动力有所增强，市场基本面保持向好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武威认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也认为，3月份，商务活动指数回升，市场基本面趋好。特别是新订单指数和价格指数的回升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继续增强。

分行业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增速有所加快。其中，批发、邮政、住宿、电信、互联网软件、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市场增长较快，商务活动指数处于较高景气区间。零售、餐饮、铁路运输、道路运输、航空运输、旅游等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服务性行业受春节已过等因素影响出现一些季节性回落，商务活动指数降至临界点以下。本月房地产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临界点以上，业务总量增长较快。服务业新订单指数为50.8%，比上月上升2.0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表明服务业市场需求回升。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8.0%，新订单指数为50.5%，分别比2月份上升2.8个和2.4个百分点，表明随着有效投资发力、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加快推进以及气候转暖，建筑业市场需求增加，建筑企业生产进一步活跃。

“与制造业PMI类似，非制造业PMI回升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春节假期因素提前释放完毕影响；同时，近期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升温直接带动了建筑业发展。”连平表示。

蔡进指出，3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的回升，表明经济增长呈现向好迹象，我们认为继续回升基础仍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望增强。

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

专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出现明显积极变化，呈现企稳向好迹象。前期积聚的稳增长积极因素开始发力，新的政策措施又在注入新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好不断释放，简政放权、为企业降税减费力度继续加大，预计二季度经济保持企稳向好具有支持条件。

连平认为，从3月份先行指标来看，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将从59.5%回调至59%，除服务业继续保持基本平稳外，建筑业活动预期指数从66.3%降至63.7%，这很可能与近期部分一线城市加强房地产调控的预期有关，4月或5月非制造业PMI或将略调整至53.3%～53.5%，向上突破54%或向下跌破53%的可能性都不大。

“随着中央推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制造业的带动，非制造业仍有望实现稳中求进。今年上半年，非制造业PMI有望保持在高出荣枯线3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连平说。

不过，由于当前我国新旧增长动力仍在持续，结构调整持续加快，市场在调整中正在寻求新的平衡，经济运行中短期波动的因素依然较多，后期数据仍需观察。

连平指出，五大分项指数齐升，显示制造业下行压力有所缓解，但后势仍待观察。与此同时，3月非制造业PMI指数为53.8%，环比上升1.1个百分点，中止了前两月的连降势头。尽管已回归较高景气区间，但后续不乏调整可能。

赵庆河也指出，目前，我国企业生产经营中仍存在不少困难。本月反映企业资金紧张、市场需求不足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企业比例虽比上月有所回落，但仍超过四成，尤其是小型企业反映资金紧张的状况还有所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