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海子的诗歌资源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创作到1989年去世，诗人海子7年间的创作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仅长诗就有《太阳》系列七部、《河流》、《传说》、《但是水，水》等完成或部分完成的作品，而短诗更是多达近百首，再加之文论作品数篇，整个海子作品全编竟达到了千页。在现存的对其进行研究的近百篇论文中，针对海子诗歌的生命观、宗教观等的诗学资源研究均已齐备，但其与海子的亲身经历、心理变化和阅读接受过程往往处于相对独立隔绝的状态，若能以诗学资源探究为契机，将诗学资源的转化、接受与其个人经历结合起来，将会进一步拓展海子研究。本文试图以发生学的方法，结合海子的成长经历、生活体验以及阅读接受经历，探究海子的诗学资源来源与转化情况。

一、海子诗学思想中的西方资源

(一)存在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馈赠

“对诗人来说，一种诗歌风格的形成绝不仅仅代表个人的成就，而是体现了一个时代诗歌变革的足音，反映出诗人对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氛围的解冻使得西学东渐之风再一次吹拂这个古老的国度，西方现代主义等思潮泥沙俱下般地涌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存在主义因对于“存在”本身的强烈关注、对于人本主义的伸张而成为了当时的“显学”，并由此完成了一次接续五四文学传统的新启蒙。“就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话语蕴含而言，其结构性要素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因为两者都承接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概念从而确立价值理性原则的西方启蒙精神，同时又具有现代超越性的启蒙后话语特征。

“海德格尔无疑是对海子影响最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以致于海子的一生都把‘注重生命存在本身’作为诗歌理想，对人类和诗歌处境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等经典作品认为，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误入歧途，错误之处在于“对存在的遗忘”——过分关注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存在时常处于遮蔽状态，而艺术作品可以去除遮蔽，使存在澄明，从而使真理显现。

海子的诗歌则同样以直接切入生命、生存本质为风格，究其原因，贫困在很多时候是把他引向对生存本质的存在主义探索与思辨的一把钥匙。“1964年的中国乡村，人们仍然在温饱线上疯狂地挣扎，他们用最辛苦的汗滴换取最廉价的温饱。此时查裁缝已经意识到儿子的降生给这个家庭生活带来的严峻性。读过海子诗歌的人都知道，他极为擅长描写贫穷与饥饿：“平原上有三个瞎子/要出远门/那天夜里/摸黑吃下高粱饼。”(《民间艺人》)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记忆让存在主义为海子所接受，在他心里发生为自己的诗学资源。此外，存在主义所主张的“探索存在的主体性”这一命题始终笼罩着海子的诗歌创作，他曾在《寻找对实体的接触》一文中提及“其实，实体就是主体，是谓语诞生前的主体状态，是主体沉默的核心，我们应该沉默地接近这个核心。

如燎原先生所论，海子与那个时代诸多诗人及文学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对任何一派思潮或学说做过多的停留逡巡，他快速掠过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后就直奔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而去。作为德国古典主义哲学辩证法的开创者之一，黑格尔宣称世界的本源来自于“绝对理念”。“绝对理念是绝对精神或心灵，是最高的真实，是概念与存在的辩证的统一，也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辩证统一。而这种诗性的统一也是海子毕生所追求的目标，海子在诗歌创作中显示出了包罗万象、不断运动变化的结构与意象，而自己却又想要成为诗歌王子，也就是成为那个诗歌世界中的“绝对理念”，并使之感性显现。在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海子自小生活在农村，父母的出身、家境与自己优秀的学业成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想要出人头地的愿望始终伴随着这位内向的诗人，加之自己敏锐的感性思维，使得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理念”被他所接受，并发生为一种向往无限却又傲然孤立的诗性思维，这一点，从其“大地、黑夜、太阳”等意向系统中也能有所窥探。

(二)荷尔德林与诸多艺术家的自比

海子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拿一个西方文学艺术家来自比或发表一番感叹，这恐怕与他的阅读经验有关：《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梭罗这人有脑子》、《给安徒生》、《给卡夫卡》……从海子创作的诗歌文论上看，凡高、叶赛宁、尼采与荷尔德林对他的影响最为广泛持久。海子是一个相信天才和短命的诗人，他将自己崇拜的艺术家做了“王”与“王子”的区分，“王子是旷野无边的孩子”(《上帝的七日》)，海子在《王子·太阳神之子》中定义了诗歌“王子”，他认为“王子”具有疯狂才华、力气、纯洁气质和悲剧性命运，只有少数“王子”可以成为“王”，而大多数都止步于王位的角逐中。在他眼里，那些短命的王子更具有悲剧意识，故而更值得同情。这种认知使他将凡高、荷尔德林、雪莱等人看作自己的先行者和精神指向标，他自己也有意无意地钟情于这些人的诗学及文学理论，并对短命、自杀做出了某种暗示。

若要研究海子与西方文艺思想家的联系，荷尔德林是必须要单独拿出来论述的。海子对荷尔德林的喜爱贯穿其创作期始终，不仅留下数篇诗歌咏唱荷尔德林的诗作，更写下论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从诗歌风格上来说，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的一座桥梁是外界对荷尔德林的普遍性评价。而海子，如西川先生所说，也正好是从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的高速进发中落到了“荷尔德林身上”的作家，实际上也正是未能成为“王”的“王子”所处的一个阶段。海子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曾表达了自己向往的诗歌不是以一种片段、碎片化的流动呈现，而是以一种主体力量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感受为特征的文字。荷尔德林无疑也拥有这种主体突入自身的能力，其大量诗歌描写的是景色，却把景色与主体自我当成了一个实体、一个灵魂来进行雕刻。他的诗句总能与海子所向往的一种“完型”的能力不谋而合，把景色上升为一种元素，在“元素”中发现人类的秘密。而在这两位作家都崇尚的“景色与元素”、“完型能力”等等这些指称中，又有些许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子，可见东西方思想文化在海子身上呈现的是一种相互交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共生关系。

总的来看，海子身上那种对生存主体的观照意识以及深邃、忧郁、沉郁中又孕育着万钧之力的性格让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及浪漫主义在他那里发生，成为了自己的诗学资源，他们有的直接以诗歌中抒情对象的形式呈现，有的则隐含在海子的诗歌架构与诗歌主题中，杂糅交错。

二、海子诗学思想中的中国文化资源

(一)南方河流气质与北方土地气质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敞开国门的中国又重新走入了世界民族之林，一股文化寻根热在社会上蔓延，海子的诗歌创作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文化寻根热的追随，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在用“民间立场”这一利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身份焦虑进行着有力的回应。“海子、骆一禾等诗人则在反叛声中捍卫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在诗歌里唱出了来自民间的麦地、草原……渗透在他们作品里的生命意识超越了以个体为特征的生命存在。

迟子建曾说过，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可以受用一生，海子的早期作品必然难逃童年与故乡的痕迹。早期长诗《河流》便可以视为他对家乡安徽——南方水文化的一种变形和发生。“到海子的诗里，思乡的情怀在表现上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故土情节引入深层，实指变为实指之上的泛化，闲雅宁静变而为乡土的质朴。这种泛化与象征同样与海子的生长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生长在农村的他很清楚水和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人类文明大多发源于中纬度大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地区，海子在这里所写的河流其中也泛化、象征着对人类生命的孕育。

《河流》之后，海子紧接着创作了长诗《传说》，此时的海子已在昌平定居下来，昌平县城位于北京北部，北方的平原腹地早已不是南方苍翠秀丽、河网纵横的景色，它更多地给人一种沉重和苍茫之感。“我写了北方，土地的冷酷和繁殖力，种籽穿透一切在民族宽厚的手掌上生长。于是《传说》读起来便少了些《河流》中的柔美，带上了一种具有坚硬和燃烧质感的平原属性。北方平原与南方水系杂糅所带给人的文化心理感觉很复杂，其中既有东方人一代代耕读传家、忠义孝顺的柔性，又不乏土地深处厚实、冰冷、暴烈的刚性。土地、河流与平原这样的实体就以复杂的形态进入了海子的内心，诚如木心先生所说的“温吞又酷烈”。

很显然，土地与河流，刚与柔也并非在文化上呈现完全对立的形态。伴随着“阴阳相济”的中国传统诗学思想，海子在创作《但是水，水》时找到了二者的协调点，“后来我觉得：大地如水，是包含的”。此时最能体现海子诗歌文本中水与土相契合的意象便是“龟王玄武”，玄武是蛇与龟的合体，蛇与龟皆为水生动物，但玄武却代表了以土地为主旋律的北方。燎原先生对此论述“作为诗歌的意象和哲学思想存在的，都起码有这样两个事物在南北方并置，并把两者集合在一个点上，这就是村庄和老子的道。他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似乎又从沉重而苍茫的土地回归到柔美的水与民间的村庄。其实只要考证海子此段时间的生活便可以发现，海子再次在内心中接纳“水”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处在热恋中，精神浪子的孤独感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二)道家与藏文化

身为地地道道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海子在诗歌创作中，老庄思想的影子总若隐若现。《道德经》全篇都有一种拒绝建构、回归本源与本真、万物混同而归一的精神，这种境界和精神恐怕不是海子，而是所有的文学艺术家都在追求的境界。“他把水与老子的道相结合，依据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法则，其长诗《但是水，水》除最后的神秘故事六篇之外，大致可以表述为：水生鱼，鱼生人，人生三，三生万物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图示和诗歌结构海子毕生都在固执地追求一种极限，同样，道家在追求万物之终极奥义的“道”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极限的追求。“老子的‘道’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老子》全书中我们找不到关于‘道’的精神性的明确规定。审美观照必须从‘象’的观照进到对于‘道’的观照，把握事物的本体和生命。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典对于万事万物常以一种诗性的象征作为其言说方式，追求在文字表达中使用“象与境”来结构“道”的“有与无”。“‘道’是超现实的，它不能通过描绘现实来体现，这种超现实的境界，只能借助于暗示、象征的方式让人们去领悟。这一点也在诗歌文本的写作中影响了海子，无论是早期风格的纤秾、自然还是后期的苍凉、旷远，他的诗歌总能给人带来丰富的意境。但问题在于海子是一个对诗歌极限不断发起加速度冲刺的人，这使得原本清净无为的道家在他那里变成了西川先生所说的“道家暴力”：“海子把道形象化为了一柄悬挂在头顶的利斧。但海子毕竟是海子，他没有把这利斧挥向别人而是挥向了自己。

除了农耕文化对海子影响深刻之外，少数民族文化在他的诗歌创作后期慢慢成了主调。在这些海子到过的地方中，西藏似乎更能引发研究者们的关注，海子曾经两次到达西藏，他在第一次游历西藏后便对藏传佛教和密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生死观问题上，海子迷恋上了藏传佛教有关人的生死轮回学说。诗人凭着满腔的宗教精神去企盼着拯救人类精神的祈望，这是一种对人类精神宗教式的终极关怀。海子的确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类精神的疲软表示过痛心，“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替代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大地本身恢弘的生命力只能用欲望来代替和指称，可见我们已经丧失了多少东西”。1988年，海子的创作和生命历程都已进入末期，对西藏文化的接受不仅仅是一种对人类精神拯救的祈望，还有着寻找自己精神家园而不得、希望有所释然的苦闷以及一种逃亡的冲动。“海子清醒地意识到他给予自己及他人生存以幸福承诺的虚妄性质，这种理想与现实无比尖锐的冲突与对立使海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逃亡冲动

三、结论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诗学资源来源，海子也不例外，他有着与许多诗人相似的特点，关注生存、关注生命、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独有的一些特点，他的性格敏感而脆弱、固执又偏执……可以说，什么样的性格吸引什么样的思想，麦子、黑夜、荷尔德林、存在主义……不仅是海子选择了他们，更是他们选择了海子。

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海子偏爱那些生养万物、生机旺盛的诗学思想和意象，这些思想和他心中的理念相契合，被他当作朋友，赋予生命，他对任何一个诗学思想或意象的接受几乎都经历了：发现、认可、接受、泛化变形这几个阶段，他会在接受一个诗学资源后对其进行时空广度上的扩展和内涵意义上的延伸，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拉伸自己的诗学资源，往往拉伸到了人类生存、民族生存的广大维度中去，但也因此使诗人摆脱了一切，最后堕入了生命的自燃，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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