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

第1篇：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摘要】电影《喜福会》取材于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四对儿华裔母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故事。影片虽然以母女关系为主线再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时空背景，特别展现了战火纷飞的旧中国时代，但是其主题在于揭示中美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本文主要以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为视角，对电影中母女情感经历透射出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进行简要探讨。

【关键词】文化 冲突 融合 《喜福会》

一、谭恩美与影片《喜福会》

谭恩美（Amy Tan，1952- ），出生于加州奥克兰，祖籍广东台山，是美国当代最为知名的华裔作家之一，自从1989年发表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以来，先后创作了《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通灵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2005）、《惊奇山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2013）等五部长篇小说，同时也发表出版了两本儿童文学作品《月亮夫人》（The Moon Lady，1992）和《中国暹罗猫》（Sagwa，the Chinese Siamese Cat，1994）以及自传体散文集《命运的另一面》（The Opposite of Fate ：A Book of Musings，2003）。譚恩美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不仅在美国赢得如潮好评，而且在中国也是拥有众多读者，并成为学术界争相研究的对象。在其长篇小说中，处女作《喜福会》最为成功，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不仅在出版当年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九个月，而且先后荣获洛杉矶图书奖、全美图书奖、国家图书批评循环奖、全美图书评论家协会奖、海湾区书评小说奖和英联邦俱乐部金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并在1993年以同名形式被成功搬上荧幕。

《喜福会》是取材于小说原著，由谭恩美和罗纳德·巴斯（Ronald Bass）担当编剧，王颖执导，温明娜、邬君梅、俞飞鸿、奚美娟等主演的一部影片。影片以吴精美的视角讲述了包括自己母亲吴素云在内的四位母亲在解放前夕移居美国后与“美国女儿”的情感纠葛故事，既描绘了解放前中国的战乱与落后局面，也描绘了战后美国的和平民主自由局面。不同的时空背景记述了迥然不同的人生命运：饱受旧中国战乱困苦经历的母亲们渴望到美国过上全新的生活，而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们渴望摆脱“中国母亲”的束缚过上自由的生活。正是不同的生活背景导致四对儿母女之间产生了激烈摩擦和冲突，其中文化差异的影响固然重大，但是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还是在情感交流中走向融合。本文拟从高低语境文化理论的视角对影片中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进行简要分析，并试以解析影片的主题。

二、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阐释

美国人类学家和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1914-2009）在谈及文化的重要性时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文化的影响，并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从交际和感知的角度指出文化具有语境性，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即是高语境文化；相反，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通过全面深入的对比研究，霍尔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注重传统习俗，而美国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注重理性逻辑。这两种语境的文化还有一些具体的差异：高语境文化中人们通常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社会结构相对紧密严格、人们之间注重情感关系、思维方式倾向于直觉、言语方面显得有所保留；而低语境文化中人们通常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社会结构相对松散、人际关系较为平淡冷漠、思维方式注重逻辑分析、言语方面倾向于直来直去等。

三、《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

影片中出生于旧中国的几个母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她们历经千辛万苦远隔重洋地来到美国后，不仅渴望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更是把对生活的美好渴望寄托于出生在美国的女儿身上，因此她们依然按照旧中国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念去塑造女儿们；女儿们尽管生活在中式教育的家庭氛围中，但是她们同时也是喝着“可口可乐”长大的，即已经习惯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母女冲突的实质是中美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

1.家庭伦理观念。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家庭中，忠孝观念很重要，长幼尊卑很明显，即孩子的生命是父母赐予，其成长的每一阶段都浸透着父母的心血，因此孩子一定要尊听父母教诲以示忠孝；而在美国家庭中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立关系，即无论长幼，每个家庭成员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拥有处理个人事务不可侵犯的权利，其他人不能随意干涉。这在吴精美小时候练琴时与母亲吴素云的对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强迫女儿练琴，吴精美说只有听话的女儿才可以待在家里，而女儿气愤地反驳说“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我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不是在中国”。女儿吴精美在通过拒绝母亲“控制”抵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同时，已经接受了美国独立自主的家庭伦理观念，这与露丝的白人男友特德因为母亲婉拒其婚姻而当面训斥母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儿女的独立自主权利已经超越了家庭亲情。

2.文化价值观念。中国文化注重集体归属感，崇尚“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等群体观念，而西方文化注重个体奋斗，崇尚独立意识，因此吴素云为了给女儿提供一个优越的教育环境，不惜免费为钢琴教师做清洁工，同时也渴望通过女儿的成才给自己带来荣耀，同样龚琳达也是借女儿下棋的成功处处炫耀从而显示育儿的成功，而女儿韦弗莱却对母亲借自己之名处处炫耀的举动异常反感，于是在深信“我就是自己”的同时质问母亲“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很明显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突。

3.言语交际方式。中国文化造就了内向隐蔽的性格气质，人们往往提倡含蓄的言语表达方式，崇尚谦和，对别人的夸耀往往礼节性地否认，更不会直接夸耀自己；而美国文化则截然相反，造就了外向直爽的性格气质，人们往往提倡直率的言语表达方式，不仅欣然接受别人的夸赞并直接表达谢意，而且能够很坦率地展示自己的成绩。这种完全相对的言语交际方式也是影片中冲突迭起的原因之一，比如韦弗莱为了迎合母亲，特意在吃饭前对男友瑞奇进行了“中国餐桌礼仪文化辅导”，但是在母亲出于谦和礼仪习惯性地说出“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时，瑞奇全然忘记了“叮嘱”，不仅没有进行顺水推舟式的夸赞，反倒是直接在菜肴上浇上了酱油增加咸味，终于酿成“祸端”。

四、《喜福会》中的文化融合

影片中的文化冲突不仅仅限于家庭伦理、文化价值观念、言语交际方式，这只是几个典型的方面而已，事实上文化冲突已经渗透到吳精美、吴素云等几对儿母女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冲突的范围多么广泛，也不管冲突的程度多么深入，这种冲突终于在时光流逝中伴随着母女的沟通而走向和解，而和解的根本在于母女之间博大深沉的母爱。母女所属异质文化的融合自然有着母亲为了儿女做出 “忍让妥协”的功劳，但是从其本质上说“香蕉人”女儿们骨子里毕竟流淌着携带着“谦虚、温顺、孝顺、服从”等中国文化基因的血液，这正是造成彼此冲突即使再激烈而依然不会“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而且这种“混杂”的血液一旦融合在中国母体之中必将流淌出汩汩清泉。吴精美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而彼此的热情相拥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这不仅仅是亲情的感动，而是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尽管吴精美并没有机会与母亲吴素云紧紧相拥诉说隐藏已久的心结，但是却用中国之行告慰母亲，实现了情感的真正和解。

电影《喜福会》的成功在于从母女关系这样一个平淡的切入点，探讨了中美两种不同文化并置引发的冲突，同时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阐释了两者的融合，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是高语境文化，还是低语境文化，只要有“爱之真情”，以中美文化为代表的异质文化必定会在不断的碰撞交流找到融合的支点，实现文化的大融合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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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焦圣华.浅谈跨文化交际中英语和汉语聊天话题的差异——以电影《喜福会》为例[J].海外英语（上），2013，08：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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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向辉.《接骨师之女》中母爱的颠覆与回归[J].短篇小说（原创作品版），2013，21：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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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亚丽，杨帆.中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从跨文化视角解读《喜福会》[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6）.

[7]Hall，Edward.T.Beyond Culture[M].New York：Doubleday，1976.

[8]Lusting Mw， J.Koester.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3.

[9]Larry A.Samovar & Richard E.Porter.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7.

作者：陶金姬

第2篇：儒家文化与大学治理：冲突与融合

摘 要：大学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与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儒家文化与大学治理在视野、立场、现实领域存在着差异与冲突，同时在价值、结构、体系方面存在着融通。儒家文化在当代化过程中在大学治理环境、规范、理念、主体、方式维度产生了文化协同，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文化协同视角下完善大学治理应在政治文化、行政文化、学术文化、校园文化、外部文化领域使治理路径与儒家文化充分融合，形成治理合力。

关键词：儒家文化;大学治理;文化协同

儒家文化是中国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传承至今的文化基因不仅是中国历史传统的积淀，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进入21世纪的今天，儒家文化在新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平台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更是被公认为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和哲学智慧。以华夏人文为背景的中国大学治理基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而建构，随着大学治理实践的不断完善，儒家文化从文化角度为大学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并在文化嵌入基础上呈现出趋同和融合。文化协同视角下的大学治理路径的丰富与完善，是儒家文化体现当代价值的有益探索，也是新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文化协同与大学治理的文化解读

协同研究最早被应用于系统学说，体现为系统各子因素之间相互协调配合以实现特定目标的一种状态。文化协同研究最早见于社会系统理论，被视为在融合导向下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体之间因文化差异冲突而产生的扩散、渗透和同化，并自发产生有序的文化结构，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适应的过程。在此基础上，Harris 与Moran 提出文化协同过程中的跨文化交流会引发协同各方的互补和完善，从而使各文化体整体实力共同提升，产生协同增效的作用。[1]截至目前，虽然文化协同理论尚未形成完整的流派和成熟的体系，但学者们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在协同主体上，文化差异是不同文化体之间产生冲突和不信任的重要原因，区别这种差异是进行协同的首要条件，也是文化之间进行价值输出与输入的前提;二是在协同对象上，在制度导向的基础上，文化协同体现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协同，但这种协同是相互的，并非单向价值输入或输出，并在同质性基础上保留核心價值精髓;三是在协同方式上，协同的任务在于探索寻求一条自组织的非强制的中间道路，文化通过协同影响并制约着文化共同体的价值支撑与制度安排，并使文化共同体呈现出对于社会的新适应和发展新动力。

文化是社会形态的产物，一方面体现为思想和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存在，另一方面外化为社会化的组织机构与制度设计，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发挥着重要的能动作用。在文化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大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应运而生，在承担起积淀、汇聚、传播文化的使命的同时实现了文化的传承和进步。从现代大学制度来说，宏观层面的办学理念、育人思路、制度规范、校风学风和微观层面的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均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化创造了大学并赋予其大学精神，这使得大学成为社会同质组织中的个性文化体，并在与社会其他组织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不断完善自身制度设计，为大学治理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理性支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治理与文化是交融一体的，大学治理应关注文化协同，并从文化的角度探索治理新路径。

以文化视角解读大学治理，应在明确大学治理的基础是制度安排与利益制衡基础上，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探索：一是立足大学治理的文化嵌入性，认知大学治理在社会文化积淀中的定位和功能，以扬弃和开放相结合的理念实现治理机制的优化和升级;二是立足大学治理的文化特殊性，考虑到大学组织特有的文化底蕴，将大学精神体现到治理体系中，凝练治理文化，彰显治理特色;三是立足大学治理的文化治理导向，搭建文化层面的治理架构，使大学文化各要素更具开放性、动态性和积极性，搭建文化共同体。

二、文化协同导向下的儒家文化与大学治理：冲突与融通 儒家文化的悠久历史证明了其较强的适应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儒家文化所依存的制度根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儒家面临着从封建正统思想到置身多元文化环境的身份转换，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实现儒家文化优良基因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协同是文化传承创新的现实需要。但从文化语境来说，儒家文化和大学治理是时空相对独立的文化体，儒家文化以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为核心，从修身养性出发探索待人接物和内圣外王，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至今仍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重要影响。大学治理则植根于理性为主导的西方社会制度，在分权与共治的原则下搭建治理体系以实现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制衡。在当前教育背景下，儒家文化的嵌入和渗透使其本身成为参与大学治理的重要因素，并在现代大学制度本土化与文化共同体的自我建构过程中与大学治理产生了对立统一的关系，成为文化协同的前提。

(一)儒家文化与大学治理的冲突

1.家庭本位与学术独立的视野偏差。儒家文化倡导“天人合一”状态下的治理格局和家国同构导向下的社会秩序，“家天下”的精神内核对于社会个体产生了无形的约束，个体的社会角色和承担的责权利被诠释为家庭伦理内部的秩序，这与大学治理所倡导的理性化的大学独立精神是相悖的。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家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大学发挥社会赋予的社会职能并承担组织使命，但当代意义下的大学制度以培育独立自主的大学品格和批判怀疑的学术精神作为根本任务。大学范围内的家庭本位思想易衍生学术近亲繁殖和功利性学术团队等不良行为，不利于维护学术研究的自由。因此大学治理的本质就是合理协调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突破本位思想在理念上对于大学自主自治的约束，界定大学和社会组织的职能边界和治理边界。[2]

2.隆礼重法与法治根基的立场对立。儒家文化在政治方面推崇贤人政治，主张为政在人，并以“明德慎罚”为理念构造出以礼为中心的法律思想，将法作为维护礼治的附庸和手段，置刑、讼、狱为代表的法理于政之末位，这与现代大学制度所提倡的依法治校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对立。从当代法治体系来看，法律的存在不仅是工具价值，更多体现为对社会主体权利的保护和约束。大学治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基础上衍生而来，校园规章制度不仅规范治理过程，也是大学运转和发展的保障。传统的礼治在当代大学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作为校风、学风、教风以文化协同的形式承担辅助功能，但不能以此来稀释法治在制度层面的支柱作用，以法治的形式实现治理的有序化和规范化、降低合作成本仍是大学治理的应有之义。

3.保守倾向与创新驱动的现实困境。儒家思想植根于以文治国的政治传统，在文化基因中渗透着以中庸适度和克己复礼为代表的思想行为方式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这种道德和责任导向下的文治为先与封建专治的糅合使得保守主义成为儒家传统的意识形态与信仰，突出体现为对于权威的服从和对于变革的规避，在社会生活中影响了个体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稳定性的倾向对于大学治理的环境不可或缺，但大学作为知识创新的内核和社会风气的引领需要与时代精神结合，大学治理也应蕴含锐意创新的观念和与时俱进的勇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和探索治理结构、机制、保障、形式等核心问题，扬弃传统文化中对于创新性的禁锢和束缚，这是大学治理面临的现实课题。

(二)儒家文化与大学治理的融通

1.以民为本与人文精神的价值嵌入。仁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仁政爱民思想是儒家治世的重要守则，主张民贵君轻、节用薄赋而实现民心的归顺一贯为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遵循，而得民心成大治的有效途径就是重民生、兴民教，最终以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来构筑大同社会。大学治理的制度基础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和自主，体现了人文精神在高等教育范畴内的延伸和落地，中国大学在“大学之道”的文化嵌入下，同样升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个体价值，倡导“以师生为中心”，重视群体的和谐和集体利益的体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总体到个体的制度设计，大学治理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修己安人以实现垂拱而治的过程，从而与儒家文化产生共鸣。

2.恭己修身与互融共商的体系相关。重视德行是儒家文化的内在品格和特性，儒家是治己和治世同构的哲学，主张德性的内在修养和践行，注重道德的内生和自省，将德性为上、公而忘私的君子品格作为得道之人的人格特征，将个人的社会价值实现作为人生追求，并提倡以德服人、树德化民来实现天下大治。大学治理的前提是治理主体之间人格的独立自主，主体内部以统合和协调实现内涵发展，在共商决策的协商互动过程中，主体之间遵循为政以德和反求诸己的道德原则，以道德趋向和德行标准在治理决策中的主导地位，注重彼此之间基于共赢的磋商、利益的融合和结果的悦纳，从而使治理过程与儒家文化的德治思想并道而驰，实现治理主体间依赖与合作的动态均衡。

3.崇仁尚礼与权力制衡的结构牵系。以礼治国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方略，具体做法是将价值观浓缩到礼制中，使个体受到礼乐的教化并使之成为调节人际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守则，个人应隆礼、崇礼、敬礼、循礼，进而在参与社会生活过程中明确定位和身份，使整个社会伦理格局呈现出上下、内外、亲疏、远近的有序状态。这种秩序感与大学治理的本质和目标不谋而合，治理理念下的大学制度强调公共利益目标下的权利制衡与利益协调，在避免制度性冲突的基础上融合静态的共存和动态的共治，在稳定的制度规范基础上充分考虑治理过程中的复杂影响，使调和利益、联合行动成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相似的结构价值取向也使得大学治理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呈现出传统礼治与现代治理并存的特征。

三、儒家文化协同视角下大学治理的文化特征 近年来，国家层面对大学治理提出了方向性要求和制度性规范，大学渐变完善式的制度变迁也影响到了作为弱文化参与大学治理的儒家文化。在文化冲突与通融的基础上，儒家文化在高等教育领域呈现出了对强文化一方的大学治理的协同，这种协同体现为大学治理对儒家文化的交互价值输出和儒家文化自我的适应与定位，在多个维度实现了文化协同到治理协同的嬗变，在不同协同维度下使得儒家文化与当代大学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趋同化，从而使中国大学治理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

(一)治理环境协同：校园环境的 “礼乐一体”

大学治理需要依托一定的物质基础开展，这种治理视角下的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办学环境、建筑设施等有形的、实体的外在构建，也涵盖了办学特色和育人风格等无形的内隐理念。礼乐文明是儒家文化制度性根本，兼具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性价值。在儒家文化秩序等级与同乐共鸣的双重导向下，大学物质文化以合理协调治理主体间的空间秩序为导向，并呈现出既重视校园整体布局和谐同时体现办学个性的格局。一方面坚持现代大学语义下的办学硬件与仿古建筑美学的有机统一，兼具时代与传统气息;另一方面实现大学当代目标与办学传统的充分融合，并外化为自身独特的校园地标和特色校园景观。[3]这种环境维度的协同使得中国大学校园往往成为醒目建筑和优美风景的代名词，在治理基础和载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往往也带来物化载体与教育角色期待不相符而引发社会争议。

(二)治理规范协同：制度规范的“德主刑辅”

大学治理需要依靠特定的规范秩序进行，治理过程要在制度的边界内开展。大学内部的规章制度在宏观层面体现为涵盖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制度体系，在具体层面细化为倡导或者约束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规范。“德主刑辅”是儒家文化在政治层面的重要观点，提倡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地位，而将刑罚为代表的法律作为治理的辅助手段。在大学治理本土化的进程中，这种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延展。大学制度在高等教育规律的导向下构建了以激励为主、以惩罚为辅的校园法规条例，注重利益相关者的内在认同和自我反省，以规章制度的完善、机构设置的健全、公共场合的宣传和文本条目的灌输作为规范建设的主要形式，缺乏对逾矩行为的深入追究和违法成本的追讨，在为大学治理构建和谐制度基础的同时缺乏对外在约束的强化。

(三)治理理念协同：大学精神的“仁义礼智信”

大学精神是大学内在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引导大学治理的内在灵魂，内化为价值共识和行为追求，外化为大学的教风、学风和校风以及校园文化。“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修身理念，深入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中，是中华民族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五常”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美德和行为准则是开展大学治理的重要引导，作为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判断标准，在治理层面形成了利他、爱国、求知和诚信的正能量文化，促进治理主体之间在保持立场的基础上互相关怀和换位思考。“五常”是个体处世与社会文明的重要参照体系，以稳定秩序为导向，在与大学治理的实践协同过程中有求稳和偏保守倾向，如何將儒学品格与大学精神中的担当、创新、批判等内涵进行深入融合，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四)治理主体协同：师生关系的“有教无类”

大学教育是建立在基本的教学行为基础上的，大学治理的发展带来利益相关主体的多元化，但教师和学生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始终贯穿于治理过程中，师生关系也是关涉大学治理成效的重要参照。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网络知识资源的普及，当前高校师生关系呈现出对儒家“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回归，尊重每个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在重视师德师风的基础上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注重师生地位的平等与教学过程的民主，并以现代教育方法和科技手段建立师生间的共情，以达到人人皆可成才的教育目的，这种宽松相容的师生关系符合利益相关者之间平等参与决策的需要。需要关注的是，在当前利益诉求多元化背景下，师道尊严呈现出泛化和弱化态势，在强调师生平等的同时，也应对尊师重道文化予以关注。

(五)治理方式协同：行为取向的“修齐治平”

治理方式是大学办学目标、宗旨和价值追求在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对内表现为大学的总体治理水平和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对外通过师生个体的言行来树立大学的形象，展示办学成就特色。“修齐治平”是儒家对于个人修为与自身价值实现的渐进层次描述，是个体提高个人修养和承担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体化概念。家国同构的理念与协同共商的方式充分结合，大学治理各主题能够自觉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广阔的视角认准宏观形势，同时从自身着眼，树立责任感与使命感，明确自身定位，恰当处理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将自我责权利与整体利益统一起来，但囿于儒家文化的整合倾向，在保证大学治理的整体运行同时欠缺对公共性前提下差异化思想和权益的考量。

四、儒家文化协同视角下大学治理路径的丰富与完善 与西方高等院校不同，我国大学是在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社会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文化的包容性和建构性在大学制度内部存在着很深的制度烙印。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文化的协同不仅是文化的传承和革新，也是中国大学治理与文化不断交织和融合的过程。在社会飞速进步、高等教育大发展和社会文化多元性发展并存的今天，单纯从制度、结构或者设计来谈大学治理都不能涵盖其内涵和本质，要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并完善大学治理路径，丰富和完善大学治理的内涵和外延。

(一)政治文化治理：统合思维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共生

大学的政治文化是大学治理理念的外化和延伸，也是大学治理得以顺利开展的内在驱动力。当前我国高校政治文化依托于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结构，并按照功能性和专业性搭建起以业务为导向的科层制体系，这种体制呼应了儒家治理思想对于自然协调的追求。以此为基础，在有效协调治理权利分配和主体利益诉求的前提下，充分结合“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运用制度和机制手段对政治文化进行优化治理：一方面要明确党委集中统一领导的核心地位，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础上，理顺治理主体内部和校内各二级单位内部的治理规则，实现纵向治理的规范化;另一方面，要在党委领导下搭建协同并治格局，引导各利益相关者在权力边界内依规履行责权利，实现治理主体之间目标一致、信息共享、利益均沾、责任明确，完善协调整合机制，实现横向治理的有序化，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状态。

(二)行政文化治理：服务观念与“以人为本”思想的融合

在治理视角下，行政文化与学术文化往往是作为对立统一的两种亚文化而存在的。中国大学与政府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组织和高校的科层制结构造就了大学的行政职能，随之而诞生了行政文化。行政文化具有整体性、强制性、责任性的特征，是保证大学组织有效运行的有效载体。理想治理模式下的大学行政文化是“服务学生、服务学者、服务学术”理念下的协调一致，这恰与儒家文化追求的民本思想相契合，并在治理层面延伸至以人为本的境域。大学治理目标之一是落实学术力量的主导地位。伴随着中国大学治理的不断发展，行政文化服务于学术文化并在治理中心的部分让位和整体弱化是大势所趋。应树立服务观念，将文化建设重心与人本思想充分融合，在明确行政部门的服务角色的同时，推动以组织结构扁平化、关键岗位职业化、从业人员技能化、服务流程现代化为标志的去行政改革，从而提高服务效率，建立精干高效的行政体制。

(三)学术文化治理：学术自由与“学无止境”思想的互连

学术是大学的核心品牌，学术自由是大学追求的永恒目标，因此，学术权力是大学主导权力，对学术文化的治理是文化协同视角下的大学治理应考虑的首要问题。当代的中国大学在学术领域延续了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求学和钻研态度，在学术评价体系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认同大学学术文化的目标追求是学术创新并产出原创性成果，并将“学无止境”作为学术探究的重要遵循和终极追求。大学学术自由与学术至上是大学制度的根基。在协调学术与行政力量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推动学术力量制度化，通过教育法律的完善和大学章程的规范明确“教授治学”，使学者在学术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应完善学术组织建设，探索大学学术委员会结构的优化和创新，使学術文化真正成为大学主体文化的关键部分。

(四)校园文化治理：优良校风与“君子之道”文化的交汇

校园文化成型于师生日常学习生活，是大学教育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育人为最高价值导向，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师生的品格和素养。青年学生是大学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也是治理主体中思路活跃、视野开拓的年轻一代，是校园文化的主要倡导者、参与者和受众。中国大学校园文化在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引下，以作风、教风、学风、班风为基础的优良校风建设得到了普遍重视，以德育为先的文化建设理念继承了儒家道德思想的精髓，注重引导青年向以君子为代表的传统理想人格靠拢。儒家文化与中华传统美德紧密相连，深入推进君子修身之道与校风建设的同步，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凝练爱国主义、民族情怀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其次要以学生自我修身为途径，发挥共青团和学生组织的带动引领作用，突出自我教育和实践，开展互动性强的文化活动，使其主动接受并自觉践行;此外还应各部门协调配合，打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以当代大学生的风采体现大学底蕴和治理水平。[4]

(五)外部文化治理：兼容并包与“日新月异”思想的统一

文化传递理论将社会文化划分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大学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校园为边界的大学文化具有内部性，因而与社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主导和从属关系，相较于外部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稳定的文化体系而存在。在中国社会复杂性和文化多元性的背景下，大学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渗透和制约关系，社会文化因素通过嵌入和协同机制影响着大学治理，而大学文化在明德至善的同时也引领着新文化元素的革新和外部渗透，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前进，统一于儒家文化所倡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哲学。在这一导向下，大学治理应秉承兼容并包的原则和日新月异的创新导向，在弘扬社会正向文化，积淀中华传统文化，吸纳优秀外来文化的同时，充分利用大学知识聚集点和人才集散地的文化创新优势，构建适合中国大学特色的文化体系和制度架构，在营造良好大学治理氛围同时实现对社会文化的促进和辐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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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柯

第3篇：文化冲突和融合与体育文化发展的关系

摘 要: 从对待体育文化全球化的两种态度入手,阐述了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体育文化发展的 动力,文化冲突是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文化融合是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促进了体育文化的发展;明确了体育文化全球化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带来 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提出了正确对待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态度,并指出了在文化冲突与融合过 程中要深刻了解冲突与融合的是什么,进而提出掌握好冲突与融合的尺度,是体育文化全球 化时代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要旨。

关键词:体育文化全球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文化冲突;文化融合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flict and Convergence of Culture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Culture

HU Zhaohui

(Sport College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Jilin Chi na)

Key words: the globalization of sport culture; culture of national trad itional sport; culture conflict; culture convergence

不管你是否愿意,是否应经准备好迎接它,文化全球化以巨大的力量扑面而来。面对着它的 到来,有人欣喜,有人彷徨。伴随着文化的全球化,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而来。中国传 统体育文化汇入体育全球化进程已不是理论探讨问题,而是必须应对的实践问题。对此有人 大声疾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也有人大声惊呼:“狼来了!”体育文化的全球 化对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来说,是福兮?还是祸兮?是在冲突中保持自立,还是在融合中得 到发展?是以消极保护态度来避免流失,还是以积极创造的态度发展传统?是我们现在必须 要思考的问题。

1 体育文化全球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关系的观点

在对待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关系上存在两种观点。“那些赞成全球化的人往往批评认同 民族传统文化的人过于保守,跟不上时代步伐和世界潮流,不能够与时俱进且眼光狭隘,没 有世界的胸怀;而认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人则批评前者是数典忘祖,没有文化上的根,是 全盘西化,自毁长城。”[1]体现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领域中,表现为两种观点, 第一,全 盘西化;第二,“对本民族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体育文化充满自豪感,认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在各方面都很优秀,因此应该得到尊崇与发扬,同时又担心自己的传统体育文化会被西方 现代体育文化所同化,因而从理智的自我保护出发,他们提出要维护、发扬本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优秀传统,以避免使之落得销亡的境遇。”[2]因此,在对待体育文化全球 化问题上 ,大声呼吁“狼来了”——棍棒伺候,祖宗之法不可变,否则成为民族的罪人,期待着“三 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轮流坐庄”,担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殖 民地”。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事关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2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体育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2.1 文化冲突是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伴随着人类交往空间的扩大和联系形式的多样化,人类的冲突会越来越复杂,这是一个规律 性现象。文化冲突指不同文化的性质、特征、功能和力量释放过程中由于差异而引起的互相 冲撞和对抗的状态。文化是以人的生命体验为基础的,因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相对的独立性 ,不同文化背景对人的塑造存在差异,因此不同质的文化相遇时,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二 者之间的冲突。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社会历史动力,它是文化发展多样化过程中的必要和 特殊的形式,对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发达国家的文化开始通过各种媒介进入世界的各个角落,于是,落 后国家担心自己被西方发达国家控制,担心自己的文化被西方文化“格式化”和被取代,因 而强调本土文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实际上,本土化是伴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出现的一种必 然现象,只要文化全球化存在,文化的本土化就不会消失。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的冲突 是必然的。但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会因遭到本土化的抵制而改变 其历史进程,“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 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 ”[3]因此,要全面而深入地看清文化全球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之间的冲突,必 须要弄清 文化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弄清二者之间冲突的深层原因。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东方文化 强调的是和谐,西方文化强调的是斗争,这句话深刻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的 差异与冲突。体现在体育文化上,东西方存在诸多不同。

运动目的不同:东方主要表现为人的修身、养性和内部完善;而西方则表现为技术和技能的 完善;运动依据不同:东方体育文化上哲学思维,而西方体育是科学思维;运动形式不同: 东方体育强调“天人合一”的“内外兼修”,西方体育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可见 中国是哲学体育,西方是物理体育,“中国体育中见不到西方体育那种完整的田径特质,而 西方体育中则根本不存在中国体育诸如气功、太极等方面的特性;中国体育中从不以跑、跳 、投这种方式进行比赛,因此显得十分柔稳平缓,而西方体育中则难以觅见中国体育那种“ 非周期性”动作,且从不以力度、速度为主要标志的特殊质态。”[4]因此,不同 价值观的 体育文化相遇时,发生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但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恰恰为人类文化的存 在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发展动力。

2.2 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的融合,总体说来,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不断创新和融汇贯通的过程 。融合体现了在互补和互惠关系中寻求平衡的倾向,是文化发展演进过程的必然步骤。融合 是必然的,尽管有时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洪流是挡不住的,它的到来必 定改写历史,必定会给世界各民族体育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它的势头是如此之猛烈,以至 于一些人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已经被它的巨浪所淹没了。

多种文化的共存中必然有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冲突中包含着文化的共存与融合。文化在产生 统一性的同时也必将产生多元性,二者密不可分、互为前提,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文化 融合体现了在互补和互惠关系中寻求平衡的倾向,是文化发展演进过程的必然步骤。人类历 史的经验表明,不同传统文化只有相互借鉴才能共同繁荣。随着人类文明的前进,任何一种 文明都不可能大度发展或孤立存在,东西方文明和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成为无法阻挡的世 界主流。

对于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来说,民族传统体育是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体育文化 ,它发芽、开花、结果,源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营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是一种文化,那么它就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自我更新的能 力,使其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全球体育文化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来说,并不意味着“狼来了”。“如果说文明的冲突对加强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国际化发 展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那么文明的共存则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走国际化发展的基础。” [5]因为从本质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发展壮大,其实就是文化融合的过程。“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体系愈是整合了不同的文化特质,那么,其文化体系就愈丰富 ,愈有生命力,而一个文化体系愈丰富,愈有生命力,它的整合能力就愈强。”[6] 但“文化的融合 不是整合形成单一的另外一种文化,而是一个赋予原有文化生命力和发展动力的有层次性的 互动过程。文化的融合在物质技术层和制度行为层显得流畅和自觉,先进对落后的影响 既具有普遍性,其融合的结果就是落后向先进靠拢。但是,文化的融合在核心层——精 神观念层面上,则显得力不从心。因为,文化的精神观念层最具内在性,是文化难以把握和 渗透的灵魂所在。不同文化相处往往会表现出对自己“灵魂”的坚持和其他的排斥。正是由 于文化融合过程中各种文化要素的取舍、组合及各种矛盾的运动和调适,人类丰富多彩的文 化才更具生命力,才能流传到今天。”[7]文化融合的方式和途径有三种:文化的 交流和传 播、文化适应和外来文化本土、文化的转型,这三种形式都是原有文化的更新和进化,而不 是产生一种完全独立的不同于原有文化的全新文化。所以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不会湮灭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准确找到体育文化全球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融合点及融合的尺度与分寸, 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2.3 冲突与融合促进了体育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两个辩证统一的矛盾方面,它们既是对立的,又是统 一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人类文化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源泉和直接动力。由于文化的交流 和传播,所以由此引发的冲突和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有冲突就有解决,因此,文化冲突的过 程,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融合的过程也是解决冲突的过程,也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国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之间的冲突、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先冲突后融合的顺 序也是不可避免的。文化就像物种一样,能够在与外界相互影响的接触中得到丰富和加强。

文化冲突并不是目的,在文化冲突的背后,往往存在文化的分化和融合,只有文化分化和融 合,才能最终导致文化新形态或新结构出现,才能促进文化的淘汰和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就人类文化的整体而言,如果离开了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整合,就有可能将一种文化的缺 陷放大为整个人类文化在总体上所普遍具有的共同缺陷,从而危及到人类文化的持续存在。 ”[8]体育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正常的现象,也是体育 文 化发展的重要过程,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这是体育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源动力之一。

3 文化全球化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带来的影响

文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了积极的和消极两方面影响。作为民族传 统文化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同样也面临着两种命运。

3.1 积极影响

3.1.1 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的机会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 化文化全球化本身是各种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存在的过程,是文化差异、文化 多 样性、文化多元化的过程。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来说,在此过程中,各种体育文化可以取 长补短,优势互补,可以吸收世界体育文化的优秀成果而获得长足的发展;另外,体育文化 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具有共同的体育文化诉求,因此,那些最初与它赖以产生的地 理生态环境与民族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将突破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去面 对和回应体育文化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共同实践。这个过程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化过程 。

3.1.2 加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 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是对自身文化身份和地位 的一种自觉和把握。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之一。“本土文化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是一个在不断创新中保持自己和巩固自己的过程。它不是一种静止的、凝固的存在 ,它只能在对外开放中保持自己、在文化碰撞中发展自己、在文化冲突中证实自己。”[9] 全球化在使一部分物质器物层面的文化逐渐趋近的同时,也增加了地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意 识和加强自我认同的机会。“体育全球化的进程是西方体育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强势输出, 冲击了民族体育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使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体育文化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但这种文化的强势输出,并没湮灭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民族体育文化,正是对民族体育文化 边缘化的忧患才激起了本土人民抵制与反对现代体育的热情,从而反身认识自己的文化,强 化文化的认同,维护文化与民族的自尊,发展民族体育并积极融入到全球体育文化中来。” [10]正是由于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使得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成为民族国家的共识 。

3.2 消极影响

3.2.1 加剧了二者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泯灭了民族本土文化的个性 “全球化过程本身 所具有的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不同传统文化的自我防卫机制的发挥,使民族传统文化 丧失自我保护的机会陡然增多,极易沦为被动的弱势一方。”[11]全球化虽增进了 世界体育 文化之间的普遍交往与融合,但以奥林匹克文化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之间在利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民族的个性特征要求它是异质的,不 被其他文化所同化的,而全球化则要同化这种个性,泯灭这种个性;各国的文化应是民族的 、本土的,但全球化又要把它变成世界的,而如果不能变成世界的,它就面临边缘化甚至消 亡的命运。”[12]奥林匹克文化是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它反映的是西方的价值 观与逻辑 ,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他文化的参与,进而压制着包括我国在内的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发展。

3.2.2 可能造成文化入侵甚至文化殖民主义现象“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各种文化平等交流 、 融合互补机会的增多,也会导致外来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一方面由于 文化力的强势与弱势,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 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交流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出现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主义现象。” [1 3]“西方体育向全球‘输出’之初,一则是以体育为缓和与被殖民国家之间关系的手段 ,二 则是以西方宗教的心态,向‘愚昧落后’民族渗透‘文明’,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也无不 深深打着这样的烙印。”[14]

4 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4.1 明确冲突与融合的到底是什么在体育文化全球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对话过程中,我们除了要弄清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和 消 极影响之外,还要深刻了解二者冲突的是什么,融合的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冲突 和融合的原因,才能够避免体育文化全球化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而避免 盲目的抵制二者的冲突与融合。

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实践,使带有民族文化基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 对其作出本能的反应,因其二者的文化基础、文化价值观念不同,从而发生二者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是“自然的冲突”;文化之间存在着“势差”,因此强势文化国家借文化全球化 之机推行包括体育文化在内的“文化霸权”甚至“文化殖民主义”,这必然会遭到民族国家 文化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这种冲突是“人为的冲突”。

对于体育文化全球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之间“自然的冲突”,我们要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 ,客观地对待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冲突,切不可为了抵制体育文化全球化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的侵犯而抱残守缺,“从而在强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优越性的同时多少淡化了改造民族文 化这一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就使得对文化霸权的抗拒变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和对 先进文化的拒绝。”[15]

在体育文化全球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我们要有意识的去保护我们的 文化,我们要深刻知道对方的长处与自己的长处,知道对方的短处与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 才能理解我们冲突的原因,才能理解融合的原因,才能扬长避短,才能分清良莠,进而有选 择的借鉴和吸收、反对和批判;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体育文化全球化与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之间的冲突,才能在体育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吸收世界体育文化的优秀 成果来发展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才能使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国际化,进而为世界 体育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4.2 掌握好融合的尺度文化的全球化表现为一种历史的不可摆脱性,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中 ,越是整合了不同特质的文化,那么它就越具生命力。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来说,目前的 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揭示文化全球化的价值以及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如何 找准生存点和生长点,处理好与体育文化全球化的关系,而不是其他的如何逃避或全盘西化 的问题。体育文化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是从传统文化还是从西方的物质文明中寻 求出路的问题。

第一,抓住机遇,积极吸收世界优秀体育文化成果。“文化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人类精神寻 求永不满足的自由的一种表现。”[16]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随时代 的发展,它应吸收时代合理文化因素而健康成长。因此在体育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应摒 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态,抓住体育文化全球化这一契机,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与精 华,并强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价值,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冲突中获得发展,增强民 族传统体育国际化的动力,在全球体育文化体系的构建中,提升民族性,体现世界性。“体 育全球化和体育本土化和民族化是现代体育文化发展中出现的两种相辅相成、相对独立又相 统一的重要现象。这两个过程其实从来都彼此依存,而作为母体文明重要载体的中国传统体 育文化自身的发展是在冲突中融合而成,又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新更高的融 合。当体育全球化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以体育为平台的格局中时,传统体育内涵的 意 识形态和发展体制如果不能相适应,就将发生文化内核层面的话语断裂。”[17]

第二,处理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中统一与一致的问题。“发展有一个特征对于人类的未 来至关重要,那就是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对于所有的发展和进化形式来说 ,都是基本的,在自然界和历史中也是如此。一旦离开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任何 事物都不能成长和发展。”[18]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之间,若二 者之间关 系是协调的,那么一个新的体育文化秩序便会出现,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也不需要削弱民族文 化的多样性,相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体育文化全球化水平上整合的一个持久的先决条件 。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体育全球化实现平衡,就必须进入一个以统一性为目的阶段。这种 统一性只有在通过成功的整合而保持的多样性中才能存在,这种同一性是对多样性的补充, 它们发生在一个共处、共享的平台上,是平等的参与者。同一性与一致性的关系恰如建立新 的世界秩序而允许多种社会制度存在一样。

第三,在体育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避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全盘西化,并积极反对文化 霸权与文化殖民主义。一些文化强势国家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时有意识地推行文化殖民主义 ,把自己的文化融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进而进行文化扩张与文化殖民主义,“但是 我们不能因此反对全球化本身,而要对全球化及其文化发展与文化殖民主义的关系进行辩证 的分析,认识到反对文化殖民主义不是反对全球文化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出现的统一化发展趋 势,而是反对全球文化发展的西方化或美国化。总之,理智地对待全球化和西方文化殖民主 义才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唯一正确的选择。”[19]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来说,“走向世界,努力与世界靠拢是我们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民族传 统走向世界不应该是以自身内在结构体系的肢解、内在精神的丧失、内在文化内涵的丢弃为 代价。 ”[20]体育文化全球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终是寻求一种多样性的和谐协作。 若使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全盘“西化”,或完全独立于、逃避体育文化的全球化,都是不对的,“树立 既要反对西方体育独尊的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保守、复古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 [21]

5 结束语

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往往以东西方敌对的观点而不是按其内在的价值来解释文化,文化是 赋予一个社会以独特本质的那些因素的集合体。文化全球化不等于一元化和一体化,更不等 于文化殖民论和文化霸权主义。最初由于心理上没有准备好,我们和我们的文化对它是排斥 的,因此我们之间是冲突的,但冲突过后必定是相互融合,因为这是体育文化发展的范式。 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也必须在世界体育文化的冲突与共存中不断壮大和发展。若缺乏世界眼光 ,排斥接受外来优秀文化,其结果是抱残守缺,保护的往往是民族文化的落后性和劣根性, “我们应该重新选择价值尺度,应该以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民族、国家为更高的价值, 其它各种文化观念、价值追求、社会制度、生产与生活的方式与之相比都是手段,或只具有 次一级的价值,只要符合我们的利益、能够促进文化繁荣社会进步都可以拿来所用。这样我 们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都不要有什么顾虑和偏好,而应有开 放的心灵和宽广的胸怀;也不必担心什么‘中化’、‘西化’和保守激进的帽子,因为它们 都是服务于现实人的利益的手段。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心态和尺度来对待全球化和本土化问 题,那么中国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定会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实现民族文化振兴与繁荣 ,并对世界文化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22]全球文化的融合趋势,尽管要付出 历史的代 价,但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建立,有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 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循环往复,从而使文化向着更先进、更高级的方向发展,要防止那 种过分强调冲突的片面观点,也要防止那种过分融合的片面观点,应在文化冲突中看到融合 的一方面,在融合中看到冲突的一方面。

今天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的环境,是在体育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再者,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其本身就是世界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世界体育文化发生变化,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一定会发生变化,我们不能认定各国民族的体育文化就一定会被强势体育文化所同 化,甚至土崩瓦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已够惨痛,千万不要再掀起一场 体育界的文化大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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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兆晖

第4篇：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6 来源:

赵林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五个文明形态

在这样的五个文明形态中，按照今天已有的考古学的资料，最早的文明应该还是两河文明。两河文明是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就出现了城市，比如说像苏维尔这样的城市。已有的国际界的通行的标准，人们改变和告别了游牧的生活，开始过上了固定的城市生活，有了专职的国家集团，有了固定性的庙宇祭祀中心，有了文字，这一系列都有了，我们说就是到了文明了。到公元前350年左右，在两河之间就出现了文明。这是最早的。

第二个稍晚一点的就是埃及尼罗河文明，大概在3500年左右，就出现了最早埃及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之后才出现。这两个文明都可以说是5000年以上的文明史，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个是爱琴文明，主要是在克里特岛上，是地中海通往爱琴海的口上，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东北角上，这个克里克岛的文明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就出现了，而且是达到了非常辉煌的程度。克里特文明，是最早的爱琴文明，是受到了来自南边的埃及文明和东边的两河文明的共同影响。保留了很多埃及文明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神话中半人半神的人兽结合体。爱琴文明是深受这两个文明的影响。

第四个是克拉达文明，这个文明出现的时间大概也是公元前2500-公元前2600左右，在印度河流域，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土居人，是最早的当地居住者。在英国的考古家在死者的坟墓的地方发掘出了很多水平很高的文化遗体，被证明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就出现的古代文明。

最后一个就是中国的先秦文明，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帝的后人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是伪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炎黄嫡系，我们有自己的传说，大家就喜欢当真了，炎黄王都是传说中的人物，或者是部落中的人物，是一个氏族，或者是一个部落。我们说是炎黄子孙，真正的编年史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不是正史，现在翻开历史学的辞典，《汉语大辞典》后面的中国编年史也都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都是传说，真正的开始是从夏禹开始的，夏商周从这里开始的中国文明史。国际学术界对于文明的标准，它认为中国的文明史要从商代开始，而不是夏代开始，知道的理由是三代文字现在没有确证，一个没有文字的文化不被承认，一种专门用于记事的文字，没有记事的文字的文明就不被承认。 我们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在清朝末年，明朝初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甲骨文，这是商朝中期的文字，商朝早年的文字都找不到了，更别说是夏代了。如果是从商朝算起，我们的文明时代只有3500多年，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距今是3500年，推到夏禹王姑且可以算做是5000年的文明史，如果是从商朝算起只有3500多年的文化史。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这样的五个文明最初是在人类的亚欧大陆上，这样的五个文明是非常有意思，一字摆开正好是同样的纬度，可能是这个纬度的气候、雨水都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五个文明，从地图上看最早都是沙漠中的一点绿洲，在纬度上整个五个文明上下，就是在北回归线到北纬三十五度之间，这样的狭长的地带，五个文明一字摆开，每个文明所在的纬度是一个都达不到，是很小的，往往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最早的夏商周的城市就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到黄河入海口，这样的区域，珠江流域最早虽然也有原始的文化，但是还称不上是文明，只有的狭长的地带中，北纬是可以统一的，经度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文明所占的经纬度都没有小。在它们的周围基本上是这样的，在五个文明的南边往往不是大海就是一些蛮荒之地，而在这样的五个文明的北边，那是草场，是很多游牧民族。他们是过着游牧的生活，发展是没有规律性的，有自己的规律，但是在定居的农耕来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他们都没有进入到文明时代，只有农耕民族才进入了文明时代。 这样的一些游牧民族，在五个文明的北边，也包括在他们的中间，经度中间有很大的孔隙，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低于农耕的文明。南边是五个文明构成的文明地带，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南农北牧，南边是农耕生活进入了文明，北边是游牧的民族，过着原始的野蛮状态。南富北穷，南边是有大量的剩余产业，而北边的经济是发达的，他们的生活是没有计划性的，他们的整个经济水平是比较贫穷的，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同时在军事力量上，确是南弱北强，为什么呢?北边是长期吃肉形成的彪悍，机动性也是比较强，体力比较强健，养成了他们的一种凶悍的性格。 而南边的人民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春播秋收，这样的非常安逸，养成了一种惰性，某种程度上战斗力也是没有北边的人强，一切都是拼机动性，体力和勇敢，所以南边就不如北边的民族了。看中国的历史是有很好的佐证，都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商周时代开始，一代代的游牧民族都是从北边过来了，到匈奴，党项、契丹、蒙古，等等都是从西北过来的，有的甚至是颠覆南方的政权，比如说元朝。像西方世界里，希腊人首先是被北边来的特洛伊人打败了，还有罗马人都是入侵者，都是从北边来的。刚才举的例子是北方的民族不断的冲击南方的民族。

入侵效应和酵母效应 这样的冲击的结果就导致了两个效益，这个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总结。这个效益从时间上的效益，就是一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入侵，北边的游牧世界对南方的农耕世界有大规模的入侵，每次都是持续300多年，时间上就导致了农耕的文明发生了形态的改变。旧的文明形态消灭消失了，新的文明形态重新开始了，重的来看就是形态的蜕变，就有点像是春蚕了。大家注意到一开始是一个卵，然后就是不断蜕皮，然后吐丝、结茧，然后再成蛾吐丝再成茧，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但是还是一条蚕，主体还是那个主体，这个文明也是如此的。爱琴文明由于当时有一批原始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导致了爱琴文明发展成为了希腊罗马，而两河文明发展成为波斯文明，克里克文明成为了古代的一种文明。而中国古代的文明也经过了混杂的春秋战国，秦国本来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开始养马再开始富裕，最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只有的效应称之为“春蚕效应”，是一种文明形态的变化，一个旧的文明消失了，一个新的文明出现了。

还有一种叫做空间上的变化“酵母效应”，以前蒸馒头要用酵母，包裹起来的面团用了酵母，留一段酵母下一次再发面。农耕被游牧民族入侵，就导致了文明的发酵，看起来是游牧民族包围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掉了，他们生活的地方，被农耕民族以柔克刚，反过来把游牧民族消灭掉了，本来最初的五个文明都是弹丸之地，随着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大入侵，一次次的扩大了农耕民族的范围，几乎整个世界都便成了农耕民族的世界，游牧民族变了，没有了。三代以来，夏商周以来，一次次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你到哪里去找这些原始的游牧民族呢?这些游牧民族都不见了，满族人今天都没有了，而华夏文明不断的向世界扩展，今天来说，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上到黑龙江下到珠江地区，都是农耕民族的世界了。

两个效应，一个是文明时代时间上的突变，还有空间地域上的扩张，西方工业化文明崛起之前，整个人类文明世界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15世纪之前，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结合图表就简单的把这个过程拉一个线，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刚才说的是一般性原则，从公元前2000年初期开始，比如说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000为止，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南方的农耕民族大入侵，入侵之后统治了农耕民族，被农耕民族潜移默化同化了，看起来是征服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被农耕民族同化了，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发展的。游牧民族是很彪悍的，久而久之是接受了你的文明生活方式，改变了野蛮的原始文化，而接受了你的文明。满人的八旗子弟，入关之后，久而久之，基本上就变成了文人了，多尔衮那些子弟兵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各大文明圈都是这样的，彪悍的民族来了，几百年之后，全部没有了，都被弱化了。 文明的发展过程

简单的对于几个文明的发展过程做一个讲解。在3500年的时间中，一共是发起了三次大入侵，第一次是一批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到18世纪的时候，西方的语言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西方的语言学家就吃惊地发现，从西班牙语到法语、英语，包括了波斯语、拉丁语这些所有的语言中都有一个同源性，具有共同的词根，相似的语法变化规格。有学家就假想了，最早这些语言有一个母体，是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一块地区，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亚历安那地区，就把这个地方的语言称之为亚利安语。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首先是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游牧民族向三个方面大入侵。一个是向西南，一个是向正南，一个是向东南。西南这一支入侵之后，就冲入了西欧的半岛，后来我们说的希腊人，意大利的祖先罗马人，西班牙的祖先高卢人，都是这一支向西南冲入的雅利安人。所以第二个文明，希腊的罗马文明本身就是由一批最早的入侵者，当时原始的爱琴文明创始人融合的，本来这些都是入侵人，希腊人最早就是荷马诗史中所描写的，这是一批，所以我们今天说的那些西欧人的祖先，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凯尔特人，都是今天欧洲国家的祖先，是作为游牧民族第一次对于文明世界冲击时来到的。经过了几百年的黑暗时代之后，创建了新时代的罗马文明。往正南的一批，包括了波斯人，他们在入侵之后，和两河流域相结合，最后开创了波斯文明，这是最后的文明，但是最强大的，这是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建立了强大的波斯文明。

往东南的这一支往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这一批人被征服了，沦为了奴隶。印度语中这就是没有“鼻子”的意思，征服者都是鼻子比较高的，当地人说是没有鼻子，其实是鼻子比较扁平，就被称为印度的贱民，有身份的人的四大种姓，其他的都是贱民，这样的四大种姓是征服者，在古代的印度文明，是他们的宗教文明，印度成为了一个宗教的万花筒，和民族的杂交和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三支分别的向西南、正南、东南入侵，导致了前面的两个文明，发生了变化，新的一代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应运而生，完成的这种嬗变。

刚才说到了秦就是西南的游牧民族，这样的混杂进入了春秋战国之后，出现了强大的秦汉时代，汉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强悍时代，唐汉是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唐代有博大的胸怀，是一种繁盛，而汉代是雄兵重武轻文，这个时候是很强大的。经过雅利安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时代的入侵之后，引起了文明的蜕变。古希腊的文明是由于当时的地理位置，那时候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好的，北边有地中海，游牧民族往北边来的时候，往往是侵入不到它，一碰到水他们就傻眼了，不会划船，埃及文明在当时是比较幸运的，在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入侵中幸免遇难，他们没有发生文化的毁灭。

一个生物学中一个生物过于纯种系是不太容易生存的，这个埃及文明的命运就是太“纯洁”了，埃及文明的两个象征，一个木乃伊和金字塔，文明成为了木乃伊和金字塔了，那只是一个地理位置叫做埃及而已，先后被波斯化、罗马化，伊斯兰教化，基督教化，只是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而已了，已经没有了文明了。已经绝后了，没有了传承，古代的文明经过了第一次入侵之后，就变成了四大文明了。波斯帝国也是非常不得了，喜欢打仗，发起了三次战争，始终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谁来征服它都不能改变它的信仰，这是第一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冲击之后导致的结果。紧接着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入侵了，这次是由中国西北部的匈奴人是冲击的发起人，匈奴自从汉高祖的时候就开始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威胁，在今天的山西大同附近的山脚，对当时的匈奴王四十万大军围困了，当时贿赂了单于的妻子才放了刘邦一命，后来就有了和亲的策划。当时就开始打匈奴了，打到了后汉的时期，由于汉朝主动的打匈奴，打匈奴他们就往西跑，平静的游牧民族被挤压着草原上的其他的人往西跑，逼迫这些人打不过匈奴人，他们是形成了比较大的部落集团，就逼着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往南跑往西跑了，这些人跑到南方的农耕世界，就导致了第二次的大入侵。到了公元五世纪，日耳曼人入侵为什么会到那边去呢?日耳曼人虽然是凶悍，但是打不过匈奴人，所以不得不去打罗马帝国了，西罗马帝国被一批日尔曼蛮族，一直进入到罗马帝国，把这个罗马帝国分得七零八落。这是在西边，东边的秦汉帝国灭亡的时候，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因为匈奴等五支游牧民族来了，把整个中原占领了，建立了蛮族政权，这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大入侵的结果。中国经过了几百年的混乱，一直到隋朝的崛起才开始统一，到了唐代这个时候开始文明了。第二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大入侵，导致了这几个民族的改变，罗马帝国，秦汉时期，还有唐宋元明清，都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印度那个时候，虽然是没有受到大的入侵，但是也是受到了北匈奴的影响，还有阿拉伯人，这是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进行入侵的奠基，这是一支在沙漠中崛起的帝国，对周围的农耕世界进行了大入侵，结果是对波斯王国进行入侵，出现了一种大的改变，成为了统治当地人民的意识形态。 四大宗教文明

这样的四个不同的宗教，分别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儒家文明，这样的四大文明，大家知道基督教是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产生的，我们是非常的熟悉，这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儒家的文明是从孔子的地方算起，这是春秋时代，但是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的时候，独尊儒术，都是第二个文明出现了，第三个文明时代才形成了气候，因为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伦理体系，被官方所接受，到深入民心，成为所有这个地区人民自觉加以奉行的价值观念，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基督教真正的成为普遍的宗教，是在蛮族大入侵之后，公元前7世纪之后，成为了自己的安生的原则，全部都接受了基督教。到了公元前7世纪以后，西欧的所有的文明都受到了基督教文明的思想影响，欧洲是一个封建社会国家，中世纪有很多个国家，德国还有几百个国家，是无法用国家的形态来解释那时候的状态，只有一个是统一的，就是大家都是基督徒，不管你是生活在今天的法国、德国、北欧还是南欧，不管是哪一个贵族的领地，你从生到死都是基督教的教民。东汉之后就乱了，佛教也是顺势而来了，唐宋之后，儒家思想才真正的深入。唐宋之前，这个思想是比较混乱的，儒家、佛、道，三教互补合一，在唐宋之后，才形成了新的儒学，真正的深入人心，从唐代以后，科举制度使儒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你要成为人上人，就要读儒家的思想，只要把儒家的思想参悟透了，才有可能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当官走上仕途。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才真正成了中国人真正奉行的安身立命的思想。 阿拉伯帝国出现的问题，我的国家的宗教信仰到哪里，我的阿拉伯人就到哪里，全部都是伊斯兰教。印度有一种宗教思想，婆罗门教，印度人坚决相信的是印度教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公元前4世纪印度教产生之后，很多的游牧民族来入侵，特别是阿拉伯人一次次的占领和控制了印度，但是在数千年的时间中，印度人的基本信仰印度教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四大宗教，中国是伦理，并不是宗教，儒家是一种伦理。四大伦理确立之后，意味着各大文明圈的人有了自己不倒的精神脊梁，从此以后，不管是暴力入侵还是和平渗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那以后，差不多近1000多年的时间，从公元前七世纪以后，西方人都是在基督教的理念支持之下，开始发展的。 启蒙运动，科学民主精神的高涨，告诉大家，基督教在西方人的心中是怎样的地位?美国人有70%的人是基督徒，在全体的人数中，这是占了很大的分量。尽管是科技发达的地区，基督教仍然是西方人安身立命之本，每个人到周末都要去做礼拜，因为是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我是渺小的，跟一般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到今天仍然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往前推100年，1910年的时候，西方基督徒是95%以上都是基督徒，现在是比较自由化的时代，美国是80%，西欧是70%，而北欧是80%都是基督徒，到今天经过了启蒙运动，仍然是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是穿得非常整齐的去教堂做礼拜祈祷，尽管可能是科学家，学问家，但是仍然会去向基督祈求。一天是

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室中的做科学实验，但是星期天的时候，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罪，这个问题要由上帝来解决，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是不可以缺少的。这就是基督教。 而伊斯兰教，今天中东所有的伊斯兰都是伊斯兰教的教民，在伊朗如果你不信伊斯兰教，不是穆斯林的话，那么你的命运就很难说了。这是国家立法规定的。印度教世界，虽然说佛教是由印度教产生的，这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宗教，已经有3亿7千人的佛教徒了，这个佛教不容易统计，这个组织化不强。印度教在公元四世纪产生的，有多少印度教徒呢?有8.5亿印度教徒，印度有10亿人。上一届的印度总理在就职演说的时候，要以印度教的精神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这跟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相似。

文明的冲击 中国儒家的文明就不多说了，这一百多年是受到了多次的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是认为的批得很臭了。现在主要是倡导了儒家文明，儒家是主干，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000多年，儒家文化是深入人心的，从唐代开始，更不要从秦汉和春秋了，真正的有影响，是从唐宋到五四运动，1000多年的时间，儒家的思想是深深的深入到中国人的心脉之中，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这四大宗教，一旦形成，很难改变。这样的世界，文明就是以这些东西为基本的依托和纽带，有了这个东西，再往下看，紧接着后面的第三次的大入侵，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这由中国西北部的蒙古人开始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在整个中亚、西亚，一直到了小亚细亚和俄罗斯的南边的中亚，建立了四大王国，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所有的文明就全部的占领了，这样的时候，四大宗教已经确立了，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只能是昙花一现。 蒙古人为什么很快就完蛋了，就是因为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拒不接受中国的儒家文化，当时忽必烈是比较开放的，之后的接班者就不一样了，希望在马背上打天下，也要马背上治天下，这是行不通的，金国之后就是汉人，还有偏南方的南人，这里的南人的文化程度是最高的，是南宋子民，这个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都是很高的，我们杭州这个地方，沪、宁、杭这个地方，上海是不算的，是洋鬼子来了之后逐渐的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发展起来的就是金陵、杭州这个地方，是在南宋时代发展起来的，整个的中国文化中心南移，金陵、杭州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经济文化中心，蒙古人把南人列为最底下的，所以不可能长久。多尔衮入关之后，就采取了汉治，一系列的用汉人的字，接受汉族人的文化，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在其他的四大蛮国，不是被伊斯兰教改造就是被基督教改造，不然就完蛋了。这样的四大宗教是根深蒂固的，不可改变的，这样的一两百间，这些国家是昙花一现，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对于西方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黄祸，不仅仅是蒙古人，还有突厥人，这些突厥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人。 当时是建立了奥斯曼帝国，把基督教的堡垒君士坦丁堡在公元前4世纪建立之后，就成功了抵御了伊斯兰教的一次次入侵，1453年终于被土耳其人打下来了，这样一下子就退缩到了欧洲的心脏地区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就成为了抵制土耳其人的前线，最后一次围攻维尔纳的时候没有成功，一个新兴的西北欧开始崛起了，然后很快的开始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全球化，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的殖民化浪潮。把所有的非西方的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阿拉伯地区全部被法国人、意大利人占领了，印度成为了殖民地，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地，这样的全世界都变成了西方的殖民系统，这样的分野就被掩盖住了，这里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东方和非东方，这是一个工业世界将传统的农耕世界一下子抹掉了。农耕文明的底盘拿过来之后，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地球上几乎就没有了什么游牧民族的立足之地了，已经不能构成自己的世界了，今天已经成为了旅游观赏的对象了。 紧接着从18世纪开始，第二次的殖民化，亚非拉所有的有人居住的地区，都变成了工业世界。工业世界征服农耕世界的故事，现代化就是殖民化，中国的工业化也是在殖民化中开始的，如果不是洋务运动就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制度，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这个主题就变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还有政治形态的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也是西方内部的冲突借助全世界的舞台来展开，所谓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两大阵营的冲突，是西方内部冲突的地域扩大化，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是西方内部的人。马克思主义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设计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 从近代以来，18世纪之后，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第一个是通过海洋途径，在全世界建立了西方的传统国家的殖民地，比如说像印度，和中国香港都变成了殖民地了，像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还包括中东，通过海洋的方式占领了这些地区之后，变成了殖民地国家。西方用一只手抱着半个世界，另一只手抱着另外半个世界，然后两只手打假，这是西方世界自己的事情。随着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前殖民地的地区纷纷获得了政权，文化一定会复苏，这个文化的保守就是回到自己的根，建设现代化的根基。一个方式就是像拉丁美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南非，这些地方由于西方殖民者来到之前，这些地方还是蛮荒状态，南美洲过去基本上没有什么文明了，印第安人生活的地区，还没有进入到文明，来了之后进行了殖民化，灌输了西方的文化，最代表西方的并不是西欧，而是美国，美国最早是印第安人的地方，是殖民地，今天却成为了西方的带头人。成功的进行了西方的殖民改造，来之前这个地方没有文明，所以很容易被同化，被殖民化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长大之后的举止思想都是美国式的了。这些地区当西方的殖民者来之前，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好像西方的殖民者已经把这些地区的人民殖民化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文化是根深蒂固的，表面上已经改造了，但是到一定时候会枯木逢春，重新焕发出生机。 文明的回归

所以你看中国、印度、伊斯兰教地区，一旦获得了独立，国家的政治独立，马上向传统文化开始回归。今天了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教义，代表了穆斯林的呼声。当代的国际格局中，我们做了一些分析，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混乱是西方造成的，本来是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然后被西方分割成了一个个酋长国，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这个矛盾是西方制造的。在亚洲，比如说美国的意义很清楚的，中国的发展对于他来说是不宜的，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讲功利的国家，不相信别人的道义承诺，所以大力的扶持日本和印度来牵制中国，形成了一个制衡关系，不能让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国家做大，这是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半径的，这是很聪明的做法。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区向北回归线回归，印度总理的本身就宣扬了用印度教的教义来发展印度。在19世纪的时候，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老百姓说是印度语，俨然就是英国的风格的印度官员。1834年，英国派驻印度的迈克先生写备忘录的时候，我们在印度正在培养这样的一批人，除了肤色和血缘之外，其他的都是英国人，把印度的上流社会改造成了英国社会。但是在20世纪的时候，圣雄甘地恢复印度教传统，印度总理本人就是大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印度的发现》，到今天来说，印度教是在印度全部的复兴，占了整个人口的85%都是信印度教的，在公开的场合都不穿西服了，穿自己的民族服饰了，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复兴。

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是振兴民族文化发展，然后提出了我们两岸三地放弃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不讲我们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讲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实际上是也是一种文化，现在还不好公然的说复兴儒家文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儒家文化的恢复是需要批判，批判是需要批判地，还是要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原理，不可能被同化，其情况就好像，把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送到美国去，很快就变成了美国人，把我这样的人送去美国，二十年、三十年，我还是一个中国人。对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印度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儒家世界，不管是暴力的入侵还是渗透，都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信仰。两大阵营对抗之后，四大文明之间的分野肯定会再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一个多元文化的分野也会出现的，会导致冲突也会导致和平的分野。

1996年出了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现》，是提醒了世界文明关注这种可能性，从而把文明冲突的范围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之内，我觉得这是很负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冲突，在事实判断上是有道理的，指导了人类文明的批判。盲目批判的历史学家是不懂文明史的，要了解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必须要了解世界的昨天。

第5篇：专题八：《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教案

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等篇目的学习，使学生领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融合却是必然的。

(2)通过东西方文明发展史和文化特色的比较，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各具特色的文化样态，并学会思考文化的差异所能带来的文化互补共融的可能性  教学重点：

(1)熟读《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篇目，理解其思想主旨

(2)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融合的可能性

 教学难点：

东西方文明在其悠久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品格，这些差异既是文明冲突的潜在因素，同时也是文化融合的有利条件，学生在文明冲突和文化融合两种进程的理解中，往往容易走极端，陷入片面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中，引导他们认识和理解文化碰撞的真谛是教学的关键。  教学工具：多媒体课件  教学方法：理论讲解，看图片资料，课堂讨论  教学内容：

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性

引题：从古代文明的起源处来看，世界上存在着四大文明古国，就地球这个纷繁人种聚居的地域来看，世界上存在着五大洲，目前共有232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2000个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在语言、信仰、价值观、生活习惯、思维习惯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尽相同的差异，正因此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今天，我们要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新的专题，关注的正是我们所身处的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世界，我们从中西方文明的视角，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差异，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面对差异，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责任。

(一)解读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 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从文化表象上同学们很容易就能罗列出很多方面，比如，中国人的节日文化，中国人的休闲文化、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此处可以让学生参与讨论：中国人过年与西方人圣诞节的差别;中国人喝茶与西方人喝咖啡的不同;中国人餐桌上的觥筹交错与西方人的自助餐等等。

影像展示奥运开闭幕式中中国的表演和伦敦八分钟的表演，请学生通过影像资料谈谈对中西文化表现差异背后的文化内涵。

当奥运会开幕式中那幅中国味极浓的大型卷轴缓缓打开的时候，我们仿佛走进了中国文化的气场中，以身体为笔，只是非常简单的勾画、铺陈，一副山水泼墨图便在我们的眼前捭阖开来，它或许没有白描那么讲究细节的逼真，也没有绚烂的色彩点缀期间，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到一种天地混沌朴素自然的大美在心中氤氲。而颇有现代气息的伦敦八分钟，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动感而又极具个性的时尚味道，舞台上扮演路人的舞者随心所欲，没有统一的着装也没有整齐的舞步，他们更多的是在表演自己，不管城市的街道如何车水马龙，霓虹灯如何闪烁，他们都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踏着自己喜欢的节奏舞蹈。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通过一次表演呈现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力，它们一个喜静，一个好动，一个追崇天地间的大美，一个追逐尘世间独享的自由;它们一个注重整体和谐，一个关注生命的个性。其实，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时时处处不在显露它们鲜明的特色，比如中国建筑讲求的是对称、和谐、秩序、天人合一;西方建筑讲求的是非对称、对上帝无限超越精神的礼拜;中国山水画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恬静自在的人生追求，西方雕塑突出的是人与自然的抗争(背景雕塑展现的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拉奥孔是当时特洛伊城的一个祭祀和预言家，他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将木马引人城中。这触怒了雅典娜和众神要毁灭特洛伊的意志，于是雅典娜派出了两条巨蛇将拉奥孔父子三人咬死，画面上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人面对巨蛇奋力一搏的挣扎，当个体的生命将一腔热血投诸于比自己强大的客体时，他变成了人性的英雄);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体现的是人伦关系、群体关系，与之相对，西方人的生活观念体现的是个人自由意志和自我完善(这一组图画是一个德国人绘制的中西世象百态：在图片中，第一副画中那个放大的人的形象代表西方人，而那个被缩小的人是中国人的代表，当然这里不是指中国人是弱小的，而是指中国人的个体形象的注重不及西方人;第二副图画对应第一副画告诉我们中国人是在群体中生存的，而西方人则是个体性的存在方式;第三副画显然是一副三代同堂的角色，中间那个白色的小一码的人代表家庭中的孩子，很显然，孩子在西方家庭中是和所有成员并排站立，也就意味着他们与成年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而中国家庭中，孩子居中，是众星捧月的对象，这就意味着他是被保护的，这种保护甚至是可以倾注成人世界的所有，以不计代价的方式进行的，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牺牲精神叫做爱的无私，但同时这种爱会使孩子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自我成长的历练。无庸讳言，通过前三组图画，我们很明显感到中国人是在群体中生存，注重集体感的人群，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维系上我们更倾向于家国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当国家有难时，中国人总是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齐心协力精神，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族之间总是潜意识里将后者视若一种崇高的目标。当然，也正是因为我们对亲情的注重，所以才会有最后一组画中的西方人老了只能与狗同乐，而中国老人更愿意享受天伦之乐。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的家国意识，亲情观念就是绝对完美的，毕竟为此我们也要牺牲个人一定的独立和自由，而同样个性的自由也应该是被尊重的。)

(二)中西方文明差异的形成

通过中西文化表现形态的呈现，我们已经发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虽然同属一个物种，但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形态却有相当的差别，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西方文明之间会有如此的差异，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走进上古时期的文化起源处，来试着分析中西方文明格局的形成历史。

首先，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最初的经济形态，最终促成了生存理念上的差异。爱琴海区城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克里特岛、爱琴海中的各岛屿和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在这块不大的区域中，海陆交错，山峦重叠，海洋占了大半面积，无数的小岛星罗棋布，象跳石那样密布在海面上，这给古希腊提供了极好的海上交通。爱琴海区域又是一个多山地带，今岛西北部有品都拉斯山，东北部有著名的奥林匹斯山，中部有巴那撒斯山，南部有太吉特斯山。群山造成了贫瘠的土地，可耕面积受到极大限制。农业无法在希腊半岛上大显身手。陆地把贫穷送给了希腊人，大海却赐给希腊人以财富。人们谋求生计、获取财富主要依靠海上的贸易。海上的贸易，促进了古希腊手工业.航海业和商业的高度繁荣。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中心雅典，冶金、造船、武器、皮革、工商业最为发达。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城邦为中心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古希腊地理环境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平坦广阔而肥沃的土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场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这里耕耘收获，繁衍生息，农业经济得到了高度发展。从最早的文字记载甲骨文来看，农业生产被放在极重要的位置。这种特殊而极端的地理位置，也使古代中国不可能利用对外贸易来刺激和促进国内商品生产。因而中国古人重视的便是农业生产。

在商业性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土壤和气候中，培育起了古希腊人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尚个人自由平等和个性的发展，个体的创造，个人的奋斗，祟尚个人的发财、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以及个人英雄、个人冒险。排斥外在的人为的束缚，将物质利益作为言行取舍的准则，将自我利益放在核心地位。总而言之，从古希腊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中陶冶出来的民族特征，是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这种民族品格，在著名的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型经济与宗法制政治，则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民族品格。封闭式的农业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乐于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凡是敢于违背这种基本宗法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人，一律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不仅天子可以兴师讨伐，而且可以“人人得而诛之”。宗法政治反对个人的自由，反对贪图私利，越礼享乐，而极力强调天子的尊严，国家的统一，血亲家族的融洽，尊卑等级的神圣，品德修养的重要。提出“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克己复礼”(《论语•颜渊》)，提倡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匹夫不可夺志”、“贫贱不能移”的气节。从西方文学实践来看，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其价值并不在于对君主的忠贞和品德无暇，而在于他们个人的毅力，勇气和智慧。足智多谋的阿加门农，尽管为了一己之私利，夺走了别人心爱的女人，但仍为一个英雄。敢于冒险的奥的修斯，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拜伦的长诗《唐•璜》，前半部分完全是讴歌主人唐璜的浪漫恋爱史，后半部分则写主人公为个人，为自由的‘英雄”业绩。这种对个人英雄的赞颂，是西方文学的普遍现象。而中国的英雄，绝不是那种为一己之私欲夺人之爱的将军，更不是四处沾花惹草，走—处爱一个女人(甚至爱几个女人)的花花公子。而是如屈原那股品格高洁、忠心既耿的正人君子、具有对君王忠心不二，“虽九死其就来悔”赤诚肝胆。或如杜甫之忧国忧民，或如岳飞之敬忠报国，或如文天样之视死如归，或如陶渊明之归田园居。这些忠君报国贫贱不移的君子们，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其次，形而上的哲学观念构筑起了不一样的中西文化样态。同学们也许不一定解释得清楚什么是形而上的哲学观念，其实说得更加通俗一点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就是追问世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自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不管在地球的那个角落的文明几乎都是从思考这一问题开始的。对世界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国文化给出的是这样一系列的概念：道、无、气。西方世界给出的是另一组概念：理念(idea)、有(being)和实体(substance)。道，是核心，无，表明道的形而上的特征，它不是具体事物，“道可道，非常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气，说明了“道”的生成运转变化，它无所不在，却又无象无形，气之凝聚形成实体，实体之气散而物亡，又复归于宇宙流行之气。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草木，飞禽走兽，悠悠万物皆由气生。人为万物之灵，亦享天地之气以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在气的宇宙中，无是根本，是永恒的气，无是有的本源，又是有的归宿，有是暂时的，有限的。这种有无相生的气的宇宙观决定了中国人对世界整体的认知特点：不是把实体和虚空分离开来，而是必然把二者联系起来，气使得具体事物从根本上不能独立，必须依从整体。气的宇宙世界，虽也可分析，但更靠感悟，正因此中国的思维走向的不是形式逻辑，而是感性思维。《易传•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象，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周易中的取象思维的出发点同样是对物象世界的直接观察和自在体认，它并未割裂人与宇宙万象的天然联系，而是通过直面物象的方式取得物我之间的沟通和认知，这种思维方式的先导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和诗性话语。老子讲“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追求的是对万物盛衰起落的直接体悟。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大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不言”、“不议”以及“不说”正是为了凸现“观”的意义，在庄子看来对道的体悟，需要的是明心见性的直观，而不是建立在人言基础上的抽象思辨。《天道》篇中轮扁斫轮的寓言就是在讲对事物的明见，需要的是“得之于手应之于心”的直接体悟和亲身体验，从而顺应事物本然的存在规律达到对事物的体认，这个过程无关于前人诉诸于笔端的经验先导，因为所谓书中之言建立在所谓的客观逻辑建构上，它并不如亲身体验更加可信和可靠。庄子的直观体认强调的是自然万物的自显，而非人的强为。

附：《庄子·天道》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而与之相对，西方文化的世界形成的概念是一种实体观，idea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世界形成的“模子”，先有一个模子，人才能据此制造世间万物，于是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再到赫拉克利特，乃至中世纪的神学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数、火以及上帝等，它们都是明晰的、实体性质的，西方哲学的追问看重的是有而不是无，是实体而不是虚空。因为实体的存在，西方人总是希望用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去带动人类认知更多的事物，比如说根据能量转化原理发明了电灯，电子技术的发展才有了我们今天时刻都无法离开的电脑，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才有了克隆技术的问世，等等。当西方人不停地去用科技理性去探察我们周遭的世界，依靠逻辑和实验去不停地推演宇宙的时候，他们越来越离不开一种标准化体系化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人类的活动必须在严格的逻辑思维中展开。根据我们上述所讲的庄子的人生经验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西方人对此或许正好持相反的意见，他们不会偏信所谓个人的经验，他们更愿意相信一种被总结出来经过论证推理的技术方法，后人可以依此获得一种更加客观可循的认知。

二、文化的角力与文化的冲突

尽管在文化思维上中西方表现出一系列的差异性面貌，但在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地球两端的文明都在各自所依存的文化形态中相对稳定的发展，这种相对独立的发展局面直到近代被打破了，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清末时期最为坎坷屈辱的一段中国历史。显然，在这一时期，文化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实行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保守的政策;在军事上以固守中原、防御外敌为主，长城就成了防御政策的象征;在文化上，重道德修养、轻个人功利，形成了重道轻术，崇本息末，重伦理、轻科技的传统。当东方世界依然在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中维持着封建制的现状时，西方世界首先打破了人与土地的依附关系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而这也正加剧了东西方文明之间关于孰优孰劣的争论。西方的理性与科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伟大意义不可忽视。近代以来，物理学的声、光、化、电之发现与应用，一直到现代IT高科技所带来世界面貌之变化，可以说都是在理性与科学基础上实现的。当外国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与外界基本隔绝的时代便告结束。但是，外敌的入侵并不是为了传播文明与帮助发展，而是为了掠夺和奴役。在惨痛的现实面前，在亡国亡种的危机面前，对传统的怀疑、反思，对外来思想的学习、借鉴，促进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崩溃与重构。究竟中国应该走向何方，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东西方之间各自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力量，当力量产生悬殊之后，中西方的关系应该怎样选择呢?我们不妨先从冯友兰先生的文章说起。

(参读课本《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 请问：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别被做了怎样的比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呢?在你看来在当时的中国在哪些方面存在着和西方的差别?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文章人把进步与落后冠之以城市与乡下之别，他指出西方在世界上居于城里人的地位是从一次重要的大改革开始的，这场改革就叫做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究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怎样突飞猛进的变化呢?我们不妨看以下的一组图表，更能说明问题。

西方的现代文明

工业：机械化、自动化、技术密集(劳动密集)、 农业：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农村工业化 国防：武器装备现代化 科技：三次科技革命 政治：法制化、规范化;

价值观念：竞争意识和平等意识等等 与之相对：中国的传统文明 工业：简单的手工业 农业：个体劳作、自然灌溉、自给自足 国防：刀枪棍棒 政治：集权等级制

价值观：三纲五常，君子言义不言利 很显然，从这组对比的图表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与传统的角力，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最终形成了文化冲突的态势：经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为了占领更多的资本市场，为了不断满足他们对个体意欲的扩张需要，东西方文明的平衡状态终于被打破了，东西方文明之间从两不相干到两相对峙，讨论：在这样的强烈对比下，冯友兰先生给中国的道路指明了什么样的方向?他所谓的摆脱乡下人的局面，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冯友兰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道：“英美等国之所以能于现在世界中取得城里之地位者，乃因其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其先有某种文化。中国之所以于现在世界中流为乡下的地位者，乃因中国未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中国未有某种文化。”显然冯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向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借鉴。冯先生是一个代表，他代表了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深表隐忧的思想者的心声，于是，中国在先进的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催逼下，终于开始了自我反省的道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声，我们发现五四之后中国从被动开放大门转向主动去接纳西方文化，于是也就有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的开拓和推进。

三、文化融合的世界构想(One world One dream)

然而，当中国现代化的脚步越来越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流中时，我们耳际仍然有不绝于耳的质疑和反省，是不是西方的一切都能成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中国传统的信仰和观念已经一无是处了呢?在冯友兰先生的这篇文章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思考，但是并不意味着冯友兰先生就是唯西方论者。

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的伟大的过去，也必将造就中国人的伟大的将来。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冯先生均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用现代的眼光加以审视，用现代的方法加以分析和疏理，形成了以哲学为统率的历史、文化、政治、道德、文艺、宗教等多层次的思想理论。近一两年来，学界开始越出“新理学”的纯哲学系统，就冯先生的社会文化观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但尚缺系统之研究。我们认为，对冯先生的社会文化观进行必要的归纳和提炼，将有利于冯学的全面研究。也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发挥中华文化的优良精神，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一定参照。

——王芳恒：《〈冯友兰社会文化观研究〉前言》 从上述评价中，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冯先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主义的鼓吹者，冯友兰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就是《中国哲学史》，而他的学术方向是现代新儒家。他的思想所涵纳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他学术的开放视野。

冯友兰在中西文化间的熏陶和濡染：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10月8日)，冯友兰出生在一个当地远近闻名的书香之家。祖父虽然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却作得一手好诗。父亲是清光绪戊戌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冯友兰七岁就开始在家里的私塾读书。1903年，全家随父亲到武昌，在母亲的监督下，他读完了《书经》、《易经》。1919年秋，冯友兰来到北京，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出国留学资格考试，顺利通过。1920年1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他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 ，形成了富有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是第一个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人，也是较早地把中国哲学介绍到西方的中国人之一。从冯先生的人生经历，我们似乎在感情和理性的天平上需要重新称量关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我们的视野其实也可以像冯先生那样，更有一种反思的批判力和文化的包容性。

讨论：中国学习西方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是不是我们的文化特色就要一笔勾销呢?西方价值是否能成就绝对的普世价值呢?

机械化的生产，量化的评价体系无形中在构建一系列对人的裁策机制，日益模糊掉人的个性和人的情感需要。一切被日益物质化、商品化。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残酷竞争、人欲横流等乱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包含着平等原则的商品的等价交换使人们之间缺乏情感上的沟通。繁华的城市生活使人远离自然界，更可怕的是对大自然疯狂的掠夺加速了地球的自我毁灭速度。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和残酷，让全世界尤其是欧美震惊。许多有头脑的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怀疑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是否还能够带给人类更多的幸福，甚至对西方文化也打一个问号，个别人曾提出要从东方文明中寻求出路。大哲学家柏格森在欧洲遇到梁启超时，劝梁回国后多研究一下孔子、老子、墨子，中国这些哲人的思想和学说或许可以拯救纷乱繁杂的世界。于是在欧美掀起了一股抨击资本主义文明的后现代思潮。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理论，以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典型代表。这股思潮关注人的和谐、人格的修养、人性的回归与伦理道德的重建等，试图以此来解决欧美的社会问题。

其实，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思考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推进而消失，反而在今天讨论更加热烈，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如果各执一端，推行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导致新一轮的文化冲突，但消解差异也就意味着失去思辩的力度和碰撞的火花。因此，我们更应该很好的进行东西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提升自身的文化品格。

比如：冯友兰先生就说过，中国所以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幸福。„„如果有人仅只是求幸福于内心，也就用不着控制自然界的权力，也用不着认识自然界的确切的知识。

其实，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在推进人类认知世界微观分析上的弱点，需要在这种科学思维上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思想本身对人的个人内在修为的更高要求和对自然的和谐共处的思想，它可以弥补科技理性对人精神的戕害。

其次，一方面，我们在西方的个人主义的自由平等观上，看到人道主义的重要和可贵，纠正自古以来“存天理，灭人欲”对人性的束缚，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下，对偏激和无度的欲望进行内省性的价值规约。

这种互相之间取长补短的借鉴和对话，常常被我们用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其实未尝不可以搬到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生的历史就是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请学生评价一下赵武灵王的政治举措，并结合此文，谈谈民族振兴的出路何在。

赵武灵王大胆搁置狭隘的民族观，向对立的异族学习借鉴，看上去也许只是 一次服饰改革，但实质上是向一种思想保守势力的挑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没有绝对的胜者与败者，在绚烂多彩的世界舞台上同样没有绝对的强者与弱者，文化之间的开放程度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开放程度，而这种开放和包容也正是一个民族永远发展和壮大的精神支柱。

背景资料：

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部族，他们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破坏赵国边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加强边防，公元前三○七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鈎，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时肥义等大臣是改革的支持者，贵族公子成、赵文、赵燕等人是反对者。公子成认为不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文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赵武灵王驳斥了这些谬论，说：“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战略策•赵策二》)。后来赵在攻取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它改为“骑邑”，用来训练骑兵，牛赞又出来反对，声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武灵王当即加以驳斥，指出“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今重甲修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战国策•赵策二》)。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是逐步推广的，先是以身作则，推广于家族中和朝廷上，再推广到官府中和军队中。赵武灵王严厉驳斥了贵族中原有守旧的思想，从而提倡革新进取的政策。胡服是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推行胡服是为了学习胡人骑射的战斗技术，从而增强赵国的兵力。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亲自带头集中精力来进行的，是有计划而亲自逐步贯彻的。他不但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藉此扩大领土，而且使这些游牧部族服从;并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骑兵，藉以增强兵力，使赵国从此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之一。

公元前三○七年赵攻中山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次年攻中山到宁葭(河北石家庄西北)，西略胡地到榆中，“林胡王献马”，由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以南，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原为林胡游牧地区，因有广大的榆柳之林而得名，林胡这个部族就因游居在榆中而得名。“林胡王献马”，就是表示从此归属于赵国。“代相赵固主胡”，就是从此由赵固兼管这个林胡部族，“致其兵”就是收编林胡的军队。公元前三○五年赵大举攻中山，由武灵王亲率右、左、中三军，并由牛翦率车骑，赵希统率林胡和代的军队，会合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华阳，向南攻到石邑、封龙(今石家庄西南)、鄗(今高邑东)等地。次年攻取了榆中以北黄河上游河宗氏和休溷诸貉之地，设臵了九原郡和云中郡。“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命将军、大夫、適(嫡)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七年，《今本竹书纪年》“戍”改作“代”，“貉”改作“貂”)。因为这一带居住民是貉族，因而穿貉服。貉服和胡服大概是大同小异的。公元前三○三年又攻中山，攘地北至燕，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二九七年赵武灵王巡行新得之地，“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就是收编了楼烦的军队。次年中山灭亡，迁其君于虏施(今陕西榆林南)。赵武灵王不但推行了胡服骑射，攻取得大片胡地和中山土地，而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军队，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加强。

问题与思考： 1. 冯友兰先生将“东西文化之分”用“城乡文化之别”来做比，你觉得这种取譬的方式对表达其思想观点有何作用?

2. 冯友兰先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他的所谓“东西文化之分就是城乡文化之别”这一观点的?你觉得这一比喻背后所表达的观点运用在当今社会依然准确吗?

3.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你觉得会导致一种文化的必然对峙，还是一种文化的对话和融合?如果文化之间能够很好的形成对话和融合局面，你觉得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4. 评价“胡服骑射”故事中的赵武灵王在当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并分析这5. 一故事背后的历史启示是什么?

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融合之间你认为有何关系，通过你的阅读和理解，请谈谈你的具体看法? 参考书目：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才勇《中西语境中的文化述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1年 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赵汀阳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

第6篇：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020-85212252

lyzh@scnu.edu.cn 1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引言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一、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建构与运行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迥异的文化基因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 2 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相向而行的体育文化逻辑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

3 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不同的宗教观念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理念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二、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选择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一)奥林匹克文化具备强者文化的特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

4 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岁。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

5 宗旨，那么，21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奥林匹克文化的支撑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 6 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和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 7 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解决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世界体育文化单一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

8 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几乎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二)中国体育文化对重建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还，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

9 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三)对“东方运动会”的殷切期待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在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欢迎它吧，一个东西方文化各领风骚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7篇：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和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的冲突与和谐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的精神积淀，关注文化、建设文化是人类走向成熟、社会走向理性的标志。然而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隐性力量，当它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它能大力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对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当文化落后于生产力或是满足不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时，它会限制一个社会的长远进步。

自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传统文化，它是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而民族精神则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德、佛教等文化形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指导方针的影响下，新兴文化的迅速崛起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新兴文化是指凭借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支持而衍生出来的，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有关的文化，主要包括新媒体、影视、动漫和网络等文化。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 “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继续”。怀特的话表明：文化的发展是内在的生长过程。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不断交替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之间有一条割不断的潜在纽带。传统文化是新兴文化的起点与基础。没有一种文化能凭空地产生出来，新兴文化只是传统文化的延伸与超越。传统是历史的，因为它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作为起点，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为发展提供前提并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被超越，由此而获得新的发展和延伸。传统又是动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不能把传统文化看作是一潭死水，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过去的历史”，而应看到它同时关系着民族文化的现在与未来。因此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新兴文化，它们都与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密不可分。

一 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的冲突与和谐

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中国道路来说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宝藏，充分认识和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涵，又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源泉。但是传统文化并非尽善尽美，其中还蕴含着不少消极的、局限性的成分与现代化相冲突。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传统义化的资源来充实和拓展中国道路，在我们看来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对其做出一种正确的价值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是建立在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基点之上的。对传统价值的肯定不能走向另一种极端，即对传统采取一种不加批判地肯定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保存着大量的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合理内核，但它又带有地域性、时代性的印记，这些东西一旦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代。则会逐渐丧失其意义，成为过时、陈旧的东西，甚至作为消极和保守落后的力量与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相抵触，妨碍社会的发展.成为民族进步的沉重负担。比如重农抑商的经济发展观、根深蒂同的血缘宗法思想、淡薄的法制观念等等都与现代化相冲突.也与我们当今构建公平正义民主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对此，我们应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从整体上看。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蕴含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有脱离现实的虚幻;既有反映历史发展方向的进步思想，又有逆历史潮流的反动理念。针对传统文化的二重性，我们必须对其认真鉴别、审慎选择， “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两。”对于传统文化中哪些是应当肯定的东西。哪些是应当否定的东两。我们不能从主观随意性出发，而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事业。

二 新兴文化与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的冲突与和谐

新兴文化作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迅速崛起的一种文化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主要表现在新兴文化是一种高时效性文化，具有虚拟性、开放性、集群性、共享性、多元性、平等性和交互性等特征，新兴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规范、教育模式、安全、法制等方面影响重大;作为新生的文化模式，在发展中还需要在技术、制度以及法律等发面加以引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其中新兴文化发展快、高时效等特点符合新时代人类的追求目标，在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提出要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网络化传播为只要特征的新兴文化产业，“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的研发，开发文化数据处理、储存和传输服务、移动文化信息服务、网上文化交易、数字互动体验服务、远程数字教育及数字娱乐产品等增值业务。”这充分说明了高科技创新新兴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极反映，表达了培育新兴文化的初步思想。同时新兴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病，比如网络问题，运用不当也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针对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的二重性，我们必须对其认真鉴别、审慎选择，鉴别出哪些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哪些是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使之更快更好的发展。

第8篇：文化独立与文化融合

从中式洋节浅析文化独立与文化融合 [摘要] 西方文化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中，中西方文化之间必然发生碰撞。文化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文化融合的前提是文化独立。本文首先从中式洋节来展示中西文化的碰撞，进而对将中式洋节视为文化入侵的片面看法进行反驳。然后探讨中华传统文化衰落的真正原因，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其次针对中华文化独立提出相应策略，最后分析文化融合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中式洋节，文化独立，文化融合，和而不同

Abstrat: The western culture comes into our life, so that there will appear cultural shock. The cultural fusion is the trend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emise of which is the ccultural independent. This paper firstly show the cultural shocck through the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 in order to refute the one-sided opinion about that the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 are regarded as cultural invasion.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ue reasons about the delin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ow to protect it. It is followed by the stratagies to Chinese cultural independent.The effect of cultural fusion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Key words: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cultural independent,cultural fusion, Harmony in Diversity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不仅局限于经济，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近几年在中国，西方快餐，好莱坞电影，洋节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中。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必然产生新的火花--文化融合。文化融合是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融合也必将对中西文化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可是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复制，同一。对文化融合的片面看法莫过于文化入侵，这种看法过于绝对，因为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将保持独立，秉持各自鲜明独特的个性，并且融合的结果是和而不同。 1.0中式洋节与文化入侵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式各样的节日也日益增多。仅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就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不胜枚举。同时，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流行过“洋节”，如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等等。“洋节”越来越多地走入中国，走近中国人。西方许多节日的庆祝方式与中国节日都有所不同，对中国人来说是新鲜的、刺激的，因此人们现在比较乐于过西方的节日。例如，西方人过圣诞节，除了大家在一起挂圣诞树、吃烤火鸡聚餐，大人们还会把孩子们向往已久的节日礼物装在一个大袜子里，在平安夜悄悄放在孩子们的床头送给他们。甚至在大街上有穿着红色圣诞服、头戴圣诞帽、脚蹬圣诞靴的圣诞老人背着大布袋分发礼物，这对孩子们说是新奇的、新鲜的，他们都非常喜欢过圣诞节。而在中国只要孩子们喜欢大人们也就高兴。

因此，有人说中国人越来越不像中国人了，马上就要全部被西化了，洋节就是文化入侵。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以偏概全的，它忽略了“洋节”已经在我们身边被本地化、中国化，发挥着文化融合的积极作用。以圣诞节为例，在中国，圣诞节与历史、传统、亲人或者礼物转送无关。西方节日在中国的盛行脱离了其原本的宗教性质，仅仅保留了其“狂欢”、“个性”、“新奇”、“张扬”的娱乐性质。有些圣诞产品是专为迎合中国人的品味而定制的：比如，吹奏萨克斯管的圣诞老人是一种常见装饰品——只因为萨克斯和圣诞老人都源于西方，中国人就顺理成章地3将两者放在一起。今年，有些商店摆出了戴着圣诞老人帽子的羊：明年2月份的农历新年将是羊年。有专家把中国人过洋节看做“集体无意识”，这就将节日文化过于意识形态化。中国人过洋节无非是一个消费放松的借口(上班族工作压力大) 、一个增强个人身份认同感的工具、一个聚会狂欢的理由(中国人喜欢节庆)、一个浪漫表白的机会”。 2.0中华传统文化衰落与保护 有专家抵制西方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造成的。将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归罪于"西方文化入侵"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是不公平的。西方大量文化的引入，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提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质量。至于我们传统文化的衰落，笔者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发展规律的原因，也就是一些不符合人们现实生活需要的"传统文化"被自然淘汰了。比如"二十四节气"(坚持抵制观点的北大某教授提出的)。由于现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二十四节气"已不能准确涵盖现在的天气状况;另外由于农业科技的发达也不完全靠"二十四节气"来进行生产活动。因此"二十四节气"逐渐被淘汰不用了。而这只能赖自然环境的变化，与洋鬼子的"文化侵入"无关。二是，按"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原因。在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与时俱进，发展与更新，而成了社会前进的累赘。比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就输在了"市场价值"面前。

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只能通过抵制西方文化来实现，那么中国就又回到了闭关锁国的时代。在文化竞争的浪潮里，保护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才是可取的做法。重视传统文化应从政府做起 政府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上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关于中国传统节文化的宣传、立法问题，政府和立法机关以及宣传部门确实应当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重现。比如所有的传统节日都应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对于传统节日，立法者怀有敬畏之心才是最根本的。传统文化的保护，除了民众的力量，行政的力量也非常重要。其次挖掘文化内涵，加强传统文化宣传与教育。其实，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要大力挖掘和宏扬。国民的文化教育让人民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让民族文化渗入百姓日常生活。最后发扬传统文化的关键是创新。在历史不断前进的车轮下，传统文化也要做到与时俱进，只有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注入新鲜活力，才能让其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熠熠生辉。 3.0文化独立

文化独立就是指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文化独立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在与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失去了文化个性，那么中华文化将不复存在。只有坚持文化独立，才能使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也是文化融合的前提，否则文化融合就变成了文化入侵。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独立可以通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第一，坚持文化自觉原则。“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要做到文化自觉，首先需要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对于文化背景，文化发展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其次是要理解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合。最后在各种文化都实现了自觉之后，多元文化各展其长、共同发展。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就是要积极探寻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的内在契合性，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人类性意义的精神特质，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世界文化转型中具有自主能力。第二，坚持文化自信原则。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分，在多元化的今天，每一种文化都是当今社会文化的瑰宝。我国的传统文化绵延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精髓，比如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深厚广泛的民众基础。传统节日反映了民族的审美情趣、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寄托着整个中华民族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憧憬，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在多元文化并存、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人应该秉持着自信的信念，让传统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人们的时代生活中延续和发扬光大，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再铸传统，有所创造性的改造，始终保持传统文化的活力。 4.0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指具有的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间接触、交流沟通进而相互吸收、渗透，学习融为一体的过程。文化融合的过程：一接触，两种文化由传播而发生接触，这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二撞击和筛选，每种文化都具有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排斥他种文化的特性，两种文化接触后必然发生撞击。在撞击过程中进行社会选择，即选优汰劣。三整合，以原来的两个文化体系中选取的文化元素，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如现代美国文化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21世纪的人类文化将是一种全球性的综合文化。这种综合不是实体性综合，不是东方文化归属西方文化，也不是西洋文化统摄东方文化，这种综合是文化生态功能意义上的综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泰山不让土壤方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包容精神。比如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含蓄，不善于表达个人情感。而父亲节，母亲节以及感恩节给中国人一个去表现爱与感恩的契机。当然，洋节入土中国，并不是说多多益善，因为这一种文化渗透也有着潜在的副作用。例如，对洋节的过分追求可能会导致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忽略和对西方文化的盲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的日常消费等。因此，我们需要用辩证的观点和理性的态度正确对待洋节，既不能一味崇尚洋节，也不能盲目排外。在理性接受西洋文化的同时，还不要忘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要运用 “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剔去糟粕，充分彰显我们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的包容与心胸。 5.0结语

文化全球化对中华传统文化是挑战，对于其他不同文化的冲击，中华传统文化要秉着文化自信，屹立于多彩的文化盛会。同时全球化也是机遇，中华传统文化借机取长补短，永葆活力。在同一文明空间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相互竞争、相互激荡中相互依存、相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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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的冲突 李廷佩

【摘要】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文化冲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1.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1 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1.2 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1.3 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 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2.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 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2 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 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2.3 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无上。 2.4 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3.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3.1 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2 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3.3 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3.4 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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