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中国力量（精选8篇）
——黄平县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纪实
卢秋米
文化遗产保护，把根留住。
也许，一片瓦、一块砖就是一段历史；一片碎石、一块残碑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几片絮语就是一个文化空间„„。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是要把昨天的历史寻找，把今天的文明延续，为明天的辉煌贡献力量。
“当一幕幕历史的面纱被一一揭开，当一桩桩神奇的传说被证实，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使者’和‘捍卫者’。”在黄平县文物局，每个人都坚定而执着地追求共同的理想。
在这份执着自豪、奉献骄傲的事业中，黄平县文物局干部职工历经了挫折、辛酸和磨难，但他们不抛弃、不放弃、不低头、不退缩，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
“干”字当头 临危受命建铁军
熟悉的人都说，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部队”，有凝聚力、有战斗力。
然而，他们却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从组建到现在还不到五年时间。
这支年轻的队伍，就是2008年4月组建的黄平县文物局。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让大家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这个团队中积聚，这股力量来自对文化的自信，对搞好文化遗产工作的激情和执着。
2006年前，黄平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由黄平县文物管理所承担，当时文物管理所办公条件差，办公及业务经费困难，办公室曾设于县城外12公里处的东坡飞云崖古建筑群长达26年。
在2005年开展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和2007年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这支队伍用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成绩来证明了他们的实力，用实际行动赢得了黄平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认可与赞誉。
2008年4月，黄平县文物局在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适应黄平县经济社会及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需要，标志着黄平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迈向一个新台阶，一下子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杨德是黄平县文物局第一任局长，虽然现在是黄平县文体广播电视局局长，但他对这项工作仍充满感情和激情。“我们现在这支队伍都是年轻有为，勇于拼搏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头人和领路人。”黄平县文物局现任局长陈兴夫介绍说。
近年来，黄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和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了黄平县文化遗产事业更快更好、又快又好地发展，县委、政府主要领导积极主动与上级主管部门联系和沟通，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2011年3月，县委书记吴克组织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及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文物局负责人一行到省文化厅、文物局进行黄平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情况专题汇报。省文化厅、文物局领导对此深为感动，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通过上下互动，不断地增强了上级对基层工作队伍工作情况的了解，同时也是对一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精神鼓励。
4年多来，临危受命的黄平县文物局团队骨干基本上均参加过国家、省、州文博系统举办的各种业务培训。他们培训回来后，在繁忙的工作实践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很快提高了全局职工的专业技术技能和业务水平，使这支新生的文博队伍在短时期内走向成熟，并能胜任各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任务。这支能征善战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团队，就是我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各项优越成绩的根本保证。
一步一景皆文化、一路走来见精神。走进黄平县文物局，时时处处感觉到每个人对文化遗产工作的激情和干劲，大家都说：“在辛勤拾回‘沧海遗珠’的环境中，让人总是有一种只争朝夕、向上攀登的渴望，人人都是文化遗产保护战场上的“尖兵”。
“敢”字为先 攻坚克难齐奋进
在乡村田野、阡陌小巷，在每一个文化记忆被发现的背后，总有他们忽明忽暗的背影，或深或浅的脚印。
一支信念执著、坚忍不拔的专业队伍，踏遍面积1668平方公里的土地，风餐露宿、冒雪迎霜，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山泉„„。
自2005年开展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和2007年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来，黄平县文物局在时任局长杨德的带领下，放弃双休日和节假日，带着对这份工作的执着和热爱，连续作战。
他们，用汗水和执着去打开文化记忆，用认真和专业去守护历史传承。
有人说，他们是“工作狂”；有人嘲笑，这是“一群疯子”。
但，他们却总是沉浸在幸福和快乐中。
在发现和调查周瑛墓过程中，为有效鉴定和甄别周瑛墓，该县全国文物先进工作者，退休老干部，80多岁高龄的解培九主动请缨前往现场参与调查。
由于周瑛墓坐落在半山腰上，山路小道，崎岖难行，解培九行走极为困难，为保护解培九安全，普查队员杨德毅然地主动背起解培九来回行走在崎岖的山道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协作下，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周瑛墓的田野调查任务，谱写了一曲爱老敬业、团结互助的动人乐章。
在“大关岩洞穴军事设施遗址”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更是惊险万分，扣人心弦。
大关岩民初洞穴军事设施遗址，为天然喀斯特溶洞，洞口距地面垂直距离150余米，洞口处于悬崖绝壁之中，独一崖壁小径可达，陡峭处需匍匐爬行。当田野调查工作小组到大关洞洞前观望时，大家顿时面面相觑，人人生畏，如何完成大关洞内的调查任务，是摆在队员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
面对如此险峻的环境，出于安全考虑，普查组组长杨德召集大家现场召开“诸葛亮会议”，研究最佳方案。
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议，没有主持人，没有办公桌，大家席地而坐，议题就是要不要进洞考察取证？如果进去，又采取那些措施保障安全？
最后讨论决定：进！
队员们自告奋勇，经过商议，由胆大心细、经验丰富且无恐高症的当地向导和队员罗朝凤、潘盛宇、姚元祥四人执行大关洞内的调查采集任务，其余人员作好安全警戒、应急及后勤保障等工作。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是短暂的，可是对于在悬崖峭壁的小道上匍匐爬行执行任务的四位队员来说是漫长的。
“小心点，注意安全啊„„！”队长杨德手心全是汗，他知道，如果中间出一点问题，队员就可能坠入百米深的谷底，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在悬崖峭壁的小道上匍匐爬行，队员们忍着全身关节疼痛、指掌起泡的痛苦，到达洞内完成了调查采集任务。
“那是一段难忘的探险历程，是勇气、力量和责任感的考验与比拼。”后来队员们在回想此事时，人人都还心有余悸，感慨不已！
在调查刘伯龙“澄清环宇”摩崖过程中，同样经历过一番惊心动魄、别开生面的惊险历程。“澄清环宇”摩崖处于一陡峭的崖壁之中，距地面高度50余米，崖壁藤萝盘绕，灌木丛生，给普查队员的测绘、拍摄等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为了弄清摩崖内容，队员们用镰刀劈荆斩棘，开出一条通往摩崖之“路”，在实施摩崖测量时，杨德、陈兴夫、杨光景三人利用藤条帮助，全身匍匐于壁，双脚几乎悬空，犹如高空杂技演员在进行高难动作表演一样，惊险至极！在拍照与摄像过程中，队员陈兴夫、盛国建分别爬上摩崖对面20余米高的树干枝桠中进行冒险拍照与摄像作业。
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为这些勇敢的普查队员的敬业精神喝彩。象这样的生动实例，在黄平县的“三普”工作中实在太多太多，为了国家文化遗产资源的发现和保护，为了普查工作者心中的那份责任感，工作中哪怕再苦再累，再险再恶，甚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
每当有了新的发现，一身的疲惫会随着欢呼声飘向山谷，那是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物工作者最轻松的时候；
每当新的发现，历史重现世人面前，使文物工作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重视，那是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物工作者最欣慰的时候；
每当看着从遗址采集到的满地的陶片、石器标本，那是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物工作者最快乐的时候。
风险危险面前不退缩，困难挫折面前不低头，是勇者的表现——黄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勇者！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感受到了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三敢精神”。
“拼”字求胜 蓄力砥砺铸丰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涵养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源泉。
“跋涉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道出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造福千秋万代。”在黄平县文体广播电视局局长杨德看来，做不到“五千”，就做不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黄平县文物局在多年来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敢于与一切文物违法行为和犯罪分子作斗争，他们依靠文物法、刑法等法律法令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成功地处理和解决了一些破坏或影响国家文物安全的事件。
瓮湄桥又叫瓮埋桥，亦称乌梅桥，位于县城西南的上塘乡乌梅河村，桥为双孔石拱桥结构，为滇黔古驿道的重要桥梁之一，由清初当地邰姓义士以大铁链扣右肩骨募化修建。1989年列为黄平县文物保护单位。
几百年来，当地村民们视桥为命，爱桥如家。2007年4月，当地政府和交通部门准备在乌湄河新建一座桥梁，以解决一些交通隐患问题，可能在建桥选址上，基于经济条件考虑，决定拆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瓮湄桥，利用其桥墩基础新建公路桥。
当年6月，在工程队进场开始拆桥施工时，引起当地村民百姓强烈反对，并自发组成护桥队于瓮湄桥两端排列，坚决阻止工程队拆毁该桥，同时将这一情况紧急电告县文物管理部门。黄平县文物管理所接到拆桥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并及时收集现场相关材料，迅速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县政府主管领导到现场调查核实后，认为县文物管理所汇报情况属实，应停止施工，支持文物保护。
经县委、政府研究后，作出了“保护古桥，新桥择址另建”的决定。县委、政府的正确决定，使“瓮湄桥事件”得到圆满的解决。
此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州古建筑群仁寿宫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重安万寿宫被他人长期占用经营和居住，致使这两处文物保护单位产权难以落实，对文物部门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造成极大的障碍。对此，黄平县文物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相关规定，反复耐心地对占用住户进行解释和说服，最后，成功地促使了这些占用住户主动地搬出了仁寿宫和万寿宫两处文物保护单位，圆满地完成了依法保护文物安全的工作任务。
如今，保护下来的古桥成为当地百姓纳凉闲谈之地，修缮的仁寿宫已免费对外开放，当地群众在闲暇之余，充分享受到了文化的魅力。
这，就是黄平县文物局在工作中所倡导的：让百姓成为文物保护的主人翁，让百姓成为文物保护的受益者。
文物是一种文化的具体符号，也是一个民族的根，如果失去了文物的支撑，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将失去应有的依托。黄平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遗存丰厚，文物勘探、发掘、保护工作至关重要，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件件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雨烟云中，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中遭到损毁、破坏，变成永远的遗憾。
黄平县文物局局长陈兴夫一直这样认为，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仅是文物工作者的使命，而且是每一位公民的神圣责任和义务。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黄平县文物局完成了341处不可移动文物实地文物调查和登录上报工作，其中新发现文物258处。由于成绩突出，受到省、州、县各级主管部门的多次好评。
根据田野调查资料，黄平县文物局汇编出版《黄平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资料汇编》、《黄平县民族文化村寨》、《黄平县文物分布地图集》、《黄平县新发现文物画册》、《黄平文物》（第一集）、《黄平县枫香革寨文化生态保护区调查报告》、《黄平县“三普”工作简报汇编》及《黄平县“三普”工作制度》等成果专辑。
在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中，黄平县文物局将新发现的《重安江三桥》、《岩门土司城》、《重安江水碾群》、《岩灰洞大跃进冶炼址》及《黄平旧州飞机场遗址》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文物维修保护工作中，黄平县文物局派员参与完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州古建筑群仁寿宫抢险维修方案的编制与维修管理工作。仁寿宫抢险性维修工程，是贵州省人民政府2010年10个绩效目标考核内容之一，是省内文物古建修缮样板工程，2011年贵州省文物局将全省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单位资质和个人职业资格培训拿到黄平县办班，并将仁寿宫作为范例供学员学习。
这是一群记录历史、追寻文化记忆的人，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挫折面前不退缩！
这一刻，他们在追寻和记录着什么？
追寻且兰古国的城垣巷道、飞云崖的历史及风貌，记录黄平这块神秘美丽富饶土地上的人和事„„。
这，就是文化自信的力量！
一、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必然诉求与深切呼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自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对继承弘扬中华文化进行系列重要论述的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也要坚定和提升文化自信。
1. 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的关系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是“三个自信”蕴含了文化自信。道路自信, 就是坚定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包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理论自信, 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这个理论体系具有系统性, 它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制度自信, 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三个层面。文化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坚定“三个自信”, 本身蕴含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人们选择、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过程,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人化”和“化人”的过程。
二是“三个自信”的根源在于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2]“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选择、创新和发展, 都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之上。因此, 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根基、血脉和源泉, 为“三个自信”提供智力支持、价值支撑、精神动力。没有文化自信, “三个自信”便失去了立足发展的土壤。我们要分析和挖掘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所以成功的深层底蕴。
三是“三个自信”需要升华为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西方国家执政当局、新闻媒体和学者, 都不得不给予认可。比如, 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 也逐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认同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长足发展。
2. 文化自信的价值所在
“三个自信”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表现。我们需要对“三个自信”所蕴含的文化性质进行升华和提炼,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新成果塑造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引导和鼓舞人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上做出更大的成就。
二、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性使然与优势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4]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中华文化在当代的集中体现,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自信, 强调的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这一自信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规律及其成果的文化, 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一是具有民族性, 它扎根于中国大地, 是中华民族的创造, 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二是具有科学性, 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指导, 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潮流。三是具有群众性, 它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 是群众创造、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的文化。四是具有时代性, 它成长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而与时俱进。五是具有实践性, 它来源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并用于指导这一实践。六是具有开放性, 它注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 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势
与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具有腐朽、没落的一面相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富有朝气的、蓬勃向上的、具有美好发展前景的先进文化。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顺应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要求, 有利于保持、激发党和国家活力, 调动全社会的能动性, 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有利于激发人的潜能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民主和谐, 有利于凝心聚力、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考验, 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和支撑下, 我们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3.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坚持文化自信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先进文化, 我们必须坚定自信。要主导和引领多元文化发展,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离不开文化自信。批判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潮, 抵御外来腐朽文化的侵蚀和演变,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也离不开文化自信。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树立良好国家形象,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同样离不开文化自信。
要真学、真懂、真用、真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必须首先要真信。要实现文化的自觉和自强, 必须坚持文化自信。这一文化自信体现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的过程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5]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根本和基因, 文化自信必须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6]坚持文化自信也离不开与其他优秀文化的对比, 只有在与其他优秀文化进行交流、发生作用的过程中, 才能对自身文化进行正确的认知, 才能让自身文化与时俱进, 才能真正发现自身的特质和优势。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因此, 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在坚持文化自信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 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7]这就从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强调了坚定文化自信、推进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延续、经久不断的根本特质, 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 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当今世界,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深入推进,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 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竞争更加激烈, 文化与经济、政治、科技的结合更加紧密, 经济、科技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 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当前中国, 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 文化越来越成为凝聚民族意志和激发创造活力的重要源泉, 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相比于经济、政治、科技, 文化更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 其他方面都应该围绕文化进行谋划、布局和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更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期待。
“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 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坚持文化自信, 这将有利于我们汇聚万众力量、鼓舞精神斗志、克服艰难险阻、不断创造辉煌, 为我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
摘要：在新时期, 文化已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 强调文化自信, 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使命要求, 也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是“三个自信”的必然诉求与深切呼唤,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性使然与优势驱动,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
关键词：文化自信,三个自信,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戚义明.文化自信壮行复兴路——学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继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论述[J].瞭望, 2014 (23) .
[2]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 2013-08-21.
[3]习近平.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3-03-17.
[4]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 2014-01-01.
[5]云衫.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J].红旗文稿, 2010 (15) .
[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9-25.
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真正实现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是着意于“化人”，还是急功近利“化钱”？是着意于养心，还是止于养眼甚或乱心？是着意于引领大众，还是一味迎合市俗趣味？关键在于文化上是自觉还是盲目。文化建设者倘陷入盲目，势必误人子弟；文化领导者倘陷入盲目，势必酿成灾难。而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觉，才不至于陷入文化建设上的盲目。譬如，新时期以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道引人瞩目的亮丽景观。从《长征》到《延安颂》，再到《解放》及至《解放大西南》，可以说完成了荧屏上的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形象历史，表现出了创作者对继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传统的充分自信与高度自觉。相反，我们也看到由于对以艺术方式把握世界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自信不足，因而在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创作、鉴赏上，出现了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从过去一度把文化艺术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思维取代文化艺术思维去把握世界的“形而上学猖獗”的极端，又走向把文化艺术笼统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思维取代文化艺术思维去把握世界的“形而下学泛滥”的另一极端。又如，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能力缺乏自信，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美学观缺乏自信，因而又出现了从过去一概排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极端，走向违背唯物史观、美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在创作中混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界限的极端，走向随意解构历史、戏说历史、消费历史、杜撰历史的另一极端。再如，由于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生命力与独特魅力不自信，一些影视作品又从过去一度忽视受众视听感官的愉悦快感的极端，走向误把营造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快感当成艺术的唯一旨归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盛行的“高大全”式英雄塑造的极端，又走向将“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非英雄主义”当作创作时尚的另一极端……其重要缘由，皆因文化上自信不足、理论上定力不够、思维上左右摇摆所致。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理论思维层面上充分自信，自觉坚守全面辩证、协调和谐的科学发展观。
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真正通向文化自强。文化自强就是通过文化建设的自身力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建设之路，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而要真正通向文化自强之路，就必须充分肯定自身文化价值，合理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坚信自身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倘若对优秀传统文化不自信，就会陷入认识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就会因失去民族的文化之根而漂浮；倘若对外来文化缺乏吸纳、消融、再造能力的充分自信，往往就会在行动上出现全盘西化或闭关锁国。毋庸讳言，当下有的文艺创作正由于缺乏文化自信，才呈现出一些不是自觉走向文化自强而是盲目造成文化自弱的现象。一是颠覆经典作品。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确认的经典作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操是构筑民族精神大厦的支柱，是民族身份认同的基因，是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凝聚力。由于缺乏文化自信，这些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操遭到了盲目追随西方文化思潮者的无端怀疑，一些支撑民族精神大厦的典型艺术形象遭到肆意解构甚至颠覆。二是盲目背弃民族优秀美学传统。中华民族拥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优秀美学传统，有独特而严密的审美体系。一旦摒弃民族美学传统和审美个性，背弃民族美学的引领精神，舍弃民族美学的评价标准，势必丛生一些花眼乱心、伤神蒙智的现象和作品。譬如，错把某些假经典、伪大师和平庸之作捧上天的文化现象；以“收视率”和票房收入为“唯一标准”，迎合和刺激了大众审美情趣中的落后消极的东西，反过来催生品位更加低下的作品，这种恶性循环极严重地加剧了文化建设上的不自觉和不自信。三是对外来文化缺乏吸纳、兼容和再造的自信。可以说，较之历史上任何文化融合的时期，当今的中国处在外来文化最为多样、最为复杂的时期。只有以开阔的眼光去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方是充满自信地对待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费孝通先生在谈到“文化自觉”时提出的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兼容观值得珍视。所谓“各美其美”，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要美自己最美的东西；所谓“美人之美”，就是要以开放的眼光，善于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有利于本国、本地区的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所谓“美美与共”，就是立足于我们改革开放的现实土壤，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同世界的优秀文化交融、整合、创新，创造出既富民族特色、又富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真正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全面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不仅仅需要政治优越、经济强大、社会和谐，还需要有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因为只有靠自觉与自信的文化把人的素质、境界“化”高，才能依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要义。而“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文化建设要靠天长日久，日积月累，才能水到渠成。任何急功近利，操之过急，都有悖于文化发展的规律，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文化自信，归根到底，就是要以充分的自信力为国家、为民族营造出一种健康向上、繁荣兴旺的文化生态环境。而优良的文化生态环境是涵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丰厚土壤。只有通过文化自觉、自信，达到文化自强，才能建设与大国、强国地位相称的先进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进一步向世界展示独具魅力的民族生存发展智慧和文化建设策略，使中华民族在伟大的复兴之路上前进得更加坚实。
1、每个人都应把读书和学习作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态度。
正确
2、“中国梦”的实现须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正确
3、“中国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理想和不懈追求。
正确
4、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代代仁人志士不断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正确
5、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选择的一条正确道路。
正确
6、“中国梦”的实现不必坚持“三个自信”。
错误
7、儒家理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这句话出自《论语》。
错误
8、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含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半部《论语》治天下”传说是关于北宋宰相赵普的故事。
正确
9、“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由顾宪成撰写的名联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曾激励过多少爱国志士为理想而奋斗。这副对联所在地是湖南岳麓书院。
错误
10、家有家风，校有校训，校训是一所学校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的凝练表达，既沉淀着长期形成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又标注着鲜明的时代气质。我国很多大学的校训都不同程度地汲取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精华，如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于《周易》乾坤二卦，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源于《大学》。
错误
11、“四风”问题必须要解决，“四风”除了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还包括（）。
奢靡之风
12、“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出自（）。
《论语·子张》
13、“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出自（）。
《荀子·大略》
14、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敢于向他人提意见更需要有不凡的勇气。党员干部应该有向他人提意见，特别是向上级组织或官员提意见的胆识。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敢于提意见的人物，下列历史人物敢于以死进谏的是（）。
伍子胥
15、人才是治国安邦的基础。中国古代的选人用人之道，给今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这句话启发我们在用人方面要坚持（）。
量才适用原则
16、理想树立后，最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将其转化成现实，否则理想就会成为空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名言警句指导人们如何将理想转化成现实。这些名言警句与作者对应正确的一项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17、诚实守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诚信的典故，“一诺千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典故与哪位历史人物相关？（）
季布
18、党员干部在帮助社会上弱势群体的时候，应当坚持助人自助的原则，使弱势群体自己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比较丰富的助人自助的思想，下列句子体现这一思想的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9、党员干部要具有创新的精神，从而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与创新相关的名言诗词，例如（）。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20、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特质，下面有关忧患意识的警句与出处对应正确的是（）。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
21、“事贵善始，尤当善终”。善始善终、善做善成是成就任何事业的根本要求，反之，半途而废、知难而退必将一事无成。古人曾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做人、做事、做官未尝没有善始的，却少有善终的。这句话出自（）。
《诗经》
22、《论语》中记载：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段话的意思是为政必须（）。
图谋远大，不急立功
23、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往往具备坚定的信念、爱国的情怀和高尚的情操，从而成为今天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下面诗句与所吟咏的杰出人物对应正确的是（）。①报国何曾惜此身，中原北望自伤心。②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③墨疏辞成雷雨势，霆惊可否裂霾天。④清白才能持悬日，淡宁成性著宽衣。
岳飞/周瑜/海瑞/于谦
24、谣言的整治是社会的一个热点。作为党员干部，要带头不信谣不传谣，让谣言止于律，止于真，止于防。下面哪个成语与“谣言”无关？（）
诽谤之木
25、德行是一种凝聚人心的力量，可以形成强大的驱动力。自古以来，为政者大多看重道德的力量，讲究以德服人。我党干部崇德向善，才能让党风正、政风清、民风淳。“为政以德”的思想出自哪本典籍？（）
《论语》
26、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形势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首先要求党员干部要关心群众疾苦。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曾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下列名言俗语没有与此句表达相同理念的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7、“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理解为“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这个词最早出自哪本典籍？（）
《礼记》
28、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它是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来源，也是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需要培养的一种精神。“和谐”两字最早同时出现于“和合故能谐”一句，此句出自（）。
《管子》
29、王国维先生在论述治学时提出过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习近平同志曾指出，领导干部读书学习也应该有这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引用词句的作者分别是（）。
晏殊、柳永、辛弃疾
3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实现中国梦，要有一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认同，这种自信指的是（）。
文化自信
31、理想的人格包括（）等。
讲仁爱 知羞耻 有敬畏
讲诚信
32、中国共产党人所追逐的“中国梦”，其本质内涵就是（）。
民族复兴 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33、“三个自信”是指（）。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34、“中国梦”的实现还必须（）。
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
切忌空谈
依靠每个人的努力
35、和谐的人际关系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一直推崇“仁者爱人”，注重以“仁爱”思想处理人际关系。下列语句体现出这一思想的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兼相爱，交相利
36、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这就要求广大党员要努力使自己成长为德才兼备之人。下列成语，哪几个是形容德才兼备的？（）斗重山齐 方正贤良 明扬侧陋
37、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既要靠干部政策来引导，也要靠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来保障。下列哪些古代名言体现出古人在用人方面的智慧？（）
使人者，器之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
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
38、自古以来，立志就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一个人要有所成就首先必须树立远大的志向。中国古代有很多激励人们树立远大志向的名言警句，值得党员干部细细品味。下列名句，属于这一话题的一项是（）。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39、从古到今，清正廉洁的官员一直受到百姓的爱戴，而贪污腐败的官员则受到百姓的讽刺。下面这些古代官员的称号属于美称的有（）。
汉代杨震被称作“四知太守”
汉代刘宠被称作“一钱太守”
唐代严升期被称作“金牛御史”
清代于成龙被称作“于青菜”
40、古人十分重视官员基层经历，历来有“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等传统。以下名相，谁当过地方官？（）
狄仁杰 范仲淹
任何一个民族，必然有其众多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逐渐形成了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诞生了不同的思想，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意识认知，最终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在这众多文化特质中，音乐就是其中重要一环。
中国音乐约起源于7﹑8000年前，这一时期的音乐尚处在蒙昧时代，它的主要作用是祭祀捕猎、求偶、以及劳动等，尚未作为一种单独的审美活动从生活中脱离出来。在两千余年后，中国音乐中极为重要的乐器—琴诞生了。在这之后，中国音乐逐渐从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转向了审美应用，这一时期的音乐表现的主要是对自然祖先神明的崇拜和对贵族享乐生活的描述。同时，音乐还承载了政治意义，比如《韶》《大夏》等歌颂类音乐都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的。再往后便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除了表现上述内容外，还增添了对个人悲欢的表达以及对教化的承载。例如诗经中的诗歌就来源社会的各个阶层，表现了他们的感情，孔子学生子游为武城宰时，曾以弦歌教化民众，同时，这一时期的声乐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士大夫阶级还以编钟为乐器创造了大量的精美乐曲。到秦汉时，乐府音乐兴起，其特征为相和，这种形式对隋唐音乐发展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同时，汉代还发展了律学，为魏晋时新律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魏晋音乐大量融合了羌胡音乐的乐器及表现手法，为隋唐时各族音乐融合奠定了基础。同时，围巾时在律学上的成就也使其解决了许多音乐难题，如黄钟不能还原问题等。唐代音乐融会各族音乐之长，并取得了极大进步，其主要表现是歌舞大曲的发展。其代表成就是《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舞》等。其后宋元时，市民音乐的勃兴，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戏曲理论著作，成为后世戏曲理论的基础。戏曲的发展最终在明清达到了巅峰，戏曲种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随地区不同而发展出不同的戏曲门类，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这一情况最终催生出中国国粹—京剧。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音乐入侵之后，戏曲才逐渐衰落下来。这一情况也直接造就了西方音乐的流行，催生出了学堂乐派以及新式的音乐学院，它们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启蒙者。由以上对中国音乐的回溯可知，中华音乐源远流长，历数千年时代变异不改其香，反使愈远愈醇，品味绵长。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短短三十余年内就变成了落后文化，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所不齿，其原因何在？不自信耳。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国就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自大又极度自卑的心态中。自大是因为天朝大国、万国来朝之梦未醒，自卑则是因为偌大一个国家，倾全国之力，竟敌不得一个人口不足其十一以至于百一的弹丸小国，所以那些自大而无能的大人老爷们便神话西方人，流毒一至于今。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后来救国救民的先贤们为了医中国毒疮，便全用西药，凡西方文化不论出处，一概为先进，凡国内文化，不论其用，一概斥为愚说，甚至有全盘西化之论被提出，并为一时显说，亦非无端也。在这之后，又经战乱，文革变迁，华夏文化精粹十散其九，到改革开放时，中国几成文化真空，此时外国文化大举入侵，中国文化如以疲敝之卒应虎狼之师，如何能挡？所以新时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就是一个完全的崇扬西方文化的环境，如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何会有中国文化自信？这一点从音乐上便可略窥一二，现在年轻人在长大的过程中听过几次戏？听过琵琶曲多还是吉他曲多？日常生活中听闻的钢琴演奏会多还是古琴演奏会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自信了，这是好事，可是文化自信不是喊喊口号就行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想建立起这些没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不可能成功。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环境，在一个以懦弱为荣的国家里是不可能有勇士的，在一个为剽窃为荣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学士的，在一个以欺诈为荣的国家里是不可能有君子的，在一个以诚信为痴傻，以贪腐为志向的国度里，谈什么礼仪，谈什么自信呢？那会被人笑话的。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涉及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的重要课题。三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其中文化自信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树立文化自信，才会有坚守的从容，才会有奋发的勇气，才会有创新的活力，才能让文化真正获得强大的世界影响力。
想象一幅画面：当最后一个音符从黑白琴键上滑落，澎湃的掌声从四面八方涌上了舞台。这掌声来自阿根廷科隆大剧院和智利圣地亚哥市政剧院的5000多名观众，其中有1000多人是站着听完了整场音乐会。而在舞台中央享受这殊荣的，是一位80后中国钢琴家。
想象另一幅画面：百年历史的科隆大剧院，门外摆放着一人多高的广告女高音歌唱家芮妮弗莱明、男高音歌唱家乔纳斯考夫曼、指挥大师祖宾梅塔，与这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家并列的，同样是一位80后中国钢琴家。在智利，音乐会的全部门票提前半年便已售罄。当地媒体称，中国的明星大使来了!
这些画面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发生在万里之外拉美大陆的中国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钢琴家郎朗。
古典音乐界和西方媒体堪称热爱郎朗。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及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等世界一流乐团长期合作;《纽约时报》称他为古典音乐界最闪亮的明星，英国《泰晤士报》称他是正在创造新的古典音乐观众的超级明星为什么出身古典音乐这一小众艺术的中国钢琴家，在海外享受到明星般的待遇?
此次中拉文化交流年给了我寻找答案的机会。很显然，郎朗是极具感染力的演奏家，将演奏技巧与个人风格熔为一炉，热情洋溢的台风与亲和阳光的性格相得益彰;他把勤奋与天赋置于艺术的天平之上，坚信手中没活，台上心慌的朴素道理;他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做品牌经营，从演出到基金会再到周边产品，一手抓商演，一手抓公益。
更根本的是，郎朗品牌的塑造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命运紧密相连。他是我们时代的产儿，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身影，丰富了世界对中国故事的想象，回应了世界对中国故事的好奇，也展示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出生于普通家庭的郎朗，从国内崭露头角，到古典音乐的重镇深造，又从握有古典音乐话语权的西方走向了世界。这样的人生经历，客观上受益于中国主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代机遇和社会潮流，主观上又给了他更开阔的音乐视野和融通东西方文化的契机。
但作为非古典音乐迷的大众如何知道这位中国钢琴家?在国外，人们向我谈起了北京奥运会。许多人是从这届奥运会才逐渐告别那个遥远又神秘的中国印象，认识这个现代、真实、自信的中国，也从那场无与伦比的开幕式喜欢上了郎朗。如果说，奥运会代言了当代中国的形象，郎朗则成为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和青年形象的一个文化符号。
而这样的文化代言，在中国不断走上世界舞台的当下，具有紧迫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驻智利大使李宝荣告诉我，在智利有句民谚，你只要在地上挖一个洞，坚持不懈地挖下去，就能到达中国。智利每年对外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输出到中国，中国每一个经济指标的变化都牵动着大洋对岸的智利。而经济的联系越是密切，越急需从文化层面增进彼此的理解。中国驻智利文化参赞贺踊曾把我们的京剧、木偶戏、民族音乐等民族艺术带入智利，但他依然感慨：文化艺术是反映人的思维最直接的方式。民族艺术固然具有非凡的魅力，但智利人更期待也更容易接受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更期待看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假如在世界舞台上有10个郎朗呢?我们的文化形象一定会更加深入人心。
这或许就是答案：郎朗品牌的背后，正是世界所期待的中国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今天的中国接续历史又承接当代，积淀深厚又活力充沛，更加自信也更加开放。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个性鲜明、造诣突出的艺术家乃至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正不断走向这个舞台的中心，自信地为中国文化代言。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代言着含蓄典雅的中国京剧，导演王家卫代言着意蕴深厚的中国电影，作家莫言代言着瑰丽多彩的中国当代文学，音乐家谭盾、艺术家蔡国强代言着奇崛不俗的中国当代艺术，以及刚刚获得雨果奖的科幻作家郝景芳、在里约奥运会上感动世界的中国女排在这些代言的背后，埋藏着深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埋藏着中国人的当代精神。
自2004年全球第一家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创建以来, 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艺术的跨文化传播已提至文化战略的高度。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 不论从国家文化的发展需求, 还是从艺术学的学科建设角度来看, 中国民族艺术的传承与传播都势在必行。此时的文化交流与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已远远超出文化贸易的经济层面, 而被看成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沟通以及相互竞争的重要方式之一。1因此, 中国民族艺术在本土之外的推介, 尤其是西方人对中国民族艺术的态度与评价, 其意义早已被放大到单纯的艺术和艺术市场效应之外, 而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塑造国家整体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
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 文化艺术各领域、各门类的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以汉语为桥梁, 以民族艺术为文化载体向世界范围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国家和平崛起、构建国家整体形象的重要文化战略。在西方文化主导的国际格局中传递中国文化声音, 自主构建、修正中国“形象”和中国“面貌”, 与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文化、艺术进行交流和对话, 实现文化的融通与共享;同时, 民族文化、艺术的输出与传播也是在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背景下, 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 寻求多元文化的自主互动, 增进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
随着近年北京舞蹈学院在英国成立了第一所舞蹈孔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在丹麦成立的音乐孔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在美国成立了戏曲孔子学院, 文化部设立的海外各国中华文化中心;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和北京服装学院四所高校联手协作的“中国民族艺术传承与传播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的艺术研究院力推民族艺术的海外传播等等着力有效的国家行为来看, 我们有努力把中国民族艺术带向世界的祈望, 通过艺术输出为中国文化、中国形象与中国艺术做出自主的文化解读、在世界艺术文化之林确立自我的文化地位。
当下的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新形式、新途径, 其意义早已超越了民族舞蹈传播本身, 她指向的是更深层次跨文化的人类共同的审美追求和文化沟通。朱光潜先生曾指出:没有其它东西比文艺能给我们更深广的人生关照和了解。2中国民族舞蹈在文化交流与跨文化传播中有着不同于语言和其他门类的民族艺术而独特的传播价值与传播优势:
(一) 跨越语言障碍
语言文字是跨文化传播的首要障碍, 舞蹈则由于其自身的非语言文化符号本质顺利地绕过了这个礁石, 它利用身体语言承载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观念, 跨越了表层的语言障碍, 易于被文化背景不同的族群所接受和把握。
(二) 美的教育
“艺术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重新感受生活。”3艺术教育一直以来被世界各国视为完善素质教育的基础和根本, 我国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 , 拟通过艺术教育来培养理想的人、完美的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中, 联邦政府更以行政手段颁布法令承认艺术是一门核心学科, 在教育中具有英语、数学、历史、公民与政治、地理、科学和外语同样的重要地位。可见艺术教育在国际教育格局中具有普世性的教育价值和文化地位。
(三) 艺以载道, 一举多得
中国民族舞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视为一种中国文化的全息元, 与其他文化信息与文化系统发生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可以说, 中国民族舞蹈在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全部信息的同时, 也反映、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通过对中国民族舞蹈的学习和了解, 不仅能够直观、便捷的触摸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更能对中国各民族地域、人文、风俗、音乐、服饰有一个整体而清晰的认识与了解。
二、中国民族舞蹈在跨文化语境中传播什么
中国民族舞蹈作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文化关照下的艺术产物, 从舞蹈姿态、动律步法、伴奏音乐、服饰道具、表演时间、表演目的、表演场地等各个方面无不体现出“以天地为本”和道自然的艺术理念, 以舞蹈形态反映出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人们信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将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看成是具有生命、具有灵性的有机体, 无论是“万物有灵”观念下的“相看两不厌, 惟有敬亭山”, 还是“物我相融”艺术关照中的“我看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看我亦如是”, 无不体现着人们以“天人合一”、“物尽其性”的艺术态度和文化思维在创造艺术。早在西周时期, 古代宫廷即用《六代乐舞》中的《云门》祭祀天神、《大咸》祭祀地神、《九韶》祭祀四望、《大夏》祭祀山川、《大濩》祭祀妣祖姜嫄、《大武》祭祀周始祖, 人们期冀用最高礼制的乐舞形式礼祭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以求得“天地之和”。中国古代乐舞服饰中的“天冠地履” (出自:司马迁《史记·日者传》) 更以“天地之象”为冠履, 把人立于“天地”之间, 通过服装配饰的审美追求折射出“天人合一”的文化影响。
中国民族舞蹈擅长以舞明心, 借以人格化的自然山川、花鸟虫兽影射人生与大自然的生命哲学, 通过舞蹈描绘天地万物、四季更替所潜藏的自然之道, 以舞蹈“体道”自然、生命和宇宙所蕴含的深刻哲理, 从而激发人的“向善”向美”“向仁”之心。这种超越高蹈的精神追求是保证中国民族舞蹈实现跨文化有效传播的基础, 也是实现中国民族舞蹈从技术层面的实践体验走向舞蹈文化意义共享的目标所在。在这种“取道自然”又“极天地之和, 融万物于身”的有机宇宙观的支配下,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充满变化, 又错落有致的“阴阳”美学与“和而不同”的文化思维, 以这两组为基础的整体、动态、平衡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国民族舞蹈最基础、最本质的哲学观与艺术观。中国民族舞蹈以艺术的形式凝结、体现着“阴阳推荡”与“和而不同”的文化思维, 它们凝聚着中国民族舞蹈中最具文化意义的美学追求与思维方式, 符合中国民族跨文化传播所要传递的文化精神。
三、中国民族舞蹈怎样进行跨文化传播
当逐步厘清“为什么传播”和“传播什么”后, 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之间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正是一种“转向他人”的传播行为, 它所指向的不仅仅是信息的共享, 而是通过“对话式”的传播共同创造一个更大的人类认识的空间。在这个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对话过程中“传播主体”和“接受受众”不再是传统意义中的绝对概念, 而是一个互为主体、互为受众的动态而开放的角色观念, 我们不仅需要“说”出我们的舞蹈和文化, 同时需要根据受众的信息反馈“听”到她们的文化声音, 以调适自我的传播经验, 达到文化“交响”的理想状态。
首当其中, 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需要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具备良好专业素质的合格的传播主体——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Gatekeeper) :他需要摒弃单一的民族化情节, 用全球化的视野关照中国舞蹈的文化输出, 通过对舞蹈艺术形式的筛选和再编码, 将有文化价值的舞蹈形式打造成有文化吸引力的舞蹈形式。
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大致可以为三类不同的传播主体:1.以舞蹈编导主创和演员为传播主体, 通过专业性质的舞台表演或与跨界艺术家的实验合作为主要传播内容, 目标受众定位于有较高艺术修养、审美鉴赏力和经济实力的受众;2.以国家公派舞蹈教师和所在国本土教师为传播主体, 通过提炼、加工、整理后的中国民族舞蹈教材作为主要传播内容, 目标受众定位于对中国民族舞蹈有学习和实践兴趣的受众;3.以所在国舞蹈爱好者为主要传播主体, 通过节庆表演、健身性质的广场舞为主要传播内容, 目标受众为所在区域的广大民众。通过上述高、中、低三个不同层次的传播定位, 实现中国民族舞蹈多极化的传播路径。详见下表:
其次, “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 是传播效果的‘显示器’, 没有受众的反应和评价, 就不能真正地了解大众传播媒介的效能和效率。”4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最终是否能取得理想中的效果, 受众的定位与分类至关重要。只有将目标受众群体定位准确,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 首先需要明确受众群体不是传统意义上消极、被动的学生或“靶子”, 而是积极参与到整个交流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对话人, 我们的传播不是单项的文化传递行为, 而是双向的文化沟通与互动。受众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所习得的不同文化立场、文化价值观、文化理解度各不相同, 同一社会环境的受众又因知识结构和心理构造的殊异呈现出独特的个人差异。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应针对群体差异、个性差异和不同的艺术需求, 对“现实受众“、“预期受众”和“潜在受众”调整出相对应的舞蹈传播内容与演出形式。
跨文化传播隶属庞杂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它既与社会中其它系统相联系, 又具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性, 它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与社会系统有着互动的关系。研究跨文化语境中的有效传播途径必须将传播活动放置于整体社会系统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这一“系统研究模式”, 不仅需要关注传播活动内部的微观环节和传播要素, 更需要注重考察传播过程的宏观环境, 将传播活动放置社会系统整体环境中加以研究, 重视外部环境对于传播过程的影响。可以说, 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 是一个多变量系统的互动过程。
在综合借鉴赖利夫妇“系统研究模式”和邵培仁教授“整体互动传播模式”的基础上, 为考察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新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视角。这一全景式的研究模式要求我们既重视舞蹈传播活动的各个主要环节, 同时注重考察传播系统的整体与局部、要素与因子、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的有机结合及其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整体互动, 有意识地把各个环节与要素始终归并到社会整体的互动之中。譬如: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因素有哪些?影响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外在条件是什么?在跨文化语境中传播舞蹈时, 怎样利用“意欲传播”的舞蹈信息去吸引受众、刺激受众, 使目标受众产生好感并最终形成文化认同?怎样利用社会宣传的舆论力量, 在舞蹈消费时, 促使个体系统产生从众心理强于个体的主体抉择?由此, 笔者依傍前学, 绘制出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模式图:
(C=传播者;M=舞蹈信息;R=受传者)
如图所示: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在社会系统互动模式中的子系统, 它既有自身的独立性, 又与社会系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以“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需求”的社会背景为舞蹈传播的外部动因, 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海内外华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为内部驱动力, 以中国民族舞蹈为主体传播内容和中华文化之载体, 以舞台、教学、广场等不同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向目标受众传递“符码化”的舞蹈信息, 并积极利用市场的反馈机制, 及时调整、完善舞蹈传播的技巧与策略, 在全面考察和审视社会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同时广泛而密切地与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最终顺利地完成中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这一模式强调了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能动性与双向性, 昭示了舞蹈传播过程的复杂性与多变性, 不同的传播环节相链接构成了社会活动的整体形态, 而社会的整体形态又会随着传播的流动而逐渐地改变与发展。
传播模式是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传播现象的一把金钥匙, 构建跨文化传播模式不是为了再现传播活动的全景过程, 而是帮助人们以简便、清晰地方式把握传播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与机制, 有利于人们更深刻地揭示它、研究它, 从而更好地实施传播活动。深入传播实践才能检验传播模式架构的有效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这一模式架构将在实践中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以检验批判为手段, 以有用有利为旨归, 不断完善、修改、调整以更加有效而准确地引导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切实关注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联, 从而正确、积极、主动地干预与控制跨文化传播的各个环节, 使中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得以更加有效的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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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三联书店,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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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尤里·鲍列夫周启超译.《文化范式的流变与世界文学的进程》.《文学评论》, 2013 (3) .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北京服装学院院长刘元风，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金顶奖”设计师张肇达，《大视野iLOOK》杂志出版人兼主编、薄荷糯米葱投资人洪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文化发展委员会主任张晓明，罗马时装学院常务董事LANZARA ANDREA LUPO，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主任肖文陵，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大连思凡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总裁周严，I：M品牌创始人、设计师马思彤等业内大咖分别进行主题演讲和交流对话。
刘元风表示，“复兴中的中国需要文化创新，需要民族重要的显性文化标志，作为院校，应当把文化传承贯彻到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中来，并且主动承担文化传承创新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