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司法制度论文

摘要：践行法治思维是建构法治中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首要问题和基本要求，没有正确和科学的法治思维，就不会深入理解和贯彻法治中国的深刻内涵，而法律信仰的培育与树立，是践行法治思维的首要命题。因此，没有对法律的信仰或没有深入科学地对所信仰之“法”做到正确理解，法治中国建设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困境。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法治思维司法制度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法治思维司法制度论文 篇1：

指向法治思维的表现性评价学习活动实践研究

摘要 指向法治思维的表现性评价学习活动，通过整合道德与法治高年级法治教育内容与学校教育活动，提炼六大法治教育主题，进而设计系列表现性学习任务。其一般流程为：发起表现性任务(明确活动主旨)→做好活动准备工作(拓展德法课堂学习)→细化评分规则(促进深度参与)→开展评价与反思活动(收集评价资料)。探索以真实任务创设实践体验情境，以反思改进整理问题解决线索，以追问启思引领正确价值判断，以情境模拟促成法治生活互动等策略，培养规则思维、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程序思维，提升学生的法治思维能力。

关键词 道德与法治课程;表现性评价;法治思维

文献编码 A

法治教育重在通过传授法律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能力，彰显法治精神，并指导其法治实践和日常行为。然而，以此反观日常道德与法治课堂，不难发现我们面临教学模式单一，课堂时空有限，法治思维能力培养空间不足和阵地狭隘等困境。为此，在思维课堂研究中我们聚焦法治思维，借鉴表现性评价思想，立足道德与法治课堂，整合学校相关德育活动，尝试设计与开展表现性评价学习活动，拓展学习时空，提升学生的法治思维能力。

一、概念分析：指向法治思维的“表现性评价学习活动”

表现性评价也称真实性评价，是在某种特定的语脉中直接评价运用种种知识、技能的人的行为举止与作品的一种方法。[1]从质性的角度，表现性评价是以能够产生思维必然性的某种情境的学习者的行为与作品(表现)为线索，对概念理解的深度与知识技能的综合运用进行的评价。[2]它不仅关注最终的结果，而且关注导致最终结果的学习与思维过程本身。这一评价方式的基本要素，包括思维情境、学生行为与作品(表现)、知识技能综合运用等，与法治思维课堂研究有诸多契合之处。

法治思维的概念于2010年10月10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首次提出，指将法治的诸多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法治思维内涵丰富，包含多种思维形式。我们进行了相关概念的研究，从中选取了与道德与法治教材内容密切相关的四种思维形式，即规则思维、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程序思维，将其作为实践指向。这四种思维形式指向清晰，规则思维是规范性思维，以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为依据来指导人们的社会行为，具备清晰规则思维的公民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及如何作为，以此维护规则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辩证思维是权衡性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强的公民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周全处世;逻辑思维强调按照法律逻辑思考、分析和解决各种问题;程序思维保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3]——四种思维能力协同发展，有助于学生成长为弘扬法治精神的未来公民。

作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重要内容，法治教育的定位是大众化、普及型法治教育。这客观上要求法治教育必须与儿童的现实生活及其行为实践相结合，让学生感知生活中的法、身边的法，并在生活中践行法律。“通过创设法治教育情境，让学生学习与反思，通过布置实践作业，让学生在生活中践行法律”“注重教学与学校整体德育活动的融合”[4]是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要求，也是当前课堂教学乃至学校相关教育活动所面临的难题。

借鉴表现性评价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其关注导致最终结果的学习与思维过程本身的特质，我们将规则思维、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程序思维作为学习活动的实践指向与目标，整合设计活动任务;围绕具体任务拓展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创设法治生活体验与探究情境;制定相应的评价规则并据此形成活动成果(评价结果、作品等)，为师生开展活动和反思(完成任务)提供指引和评价依据。我们将这一活动设计称为“表现性评价学习活动”。

在学习活动过程中，预定的评价规则将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规则，重在发展规则思维能力;活动任务的创设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将引导学生合作交流、探究体验，提升逻辑思维与程序思维能力;同时，借助评价的持续而及时的反馈功能，引导学生在反省中发展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能力。如此，实现法治教育与儿童生活及其行为实践相结合，拓展法治教育时空，创新法治学习方法，切实培养与提升法治思维能力。

二、活动流程：基于德法课堂拓展的主题学习及评价反思

在活动实施中，我们梳理道德与法治小学高年段四册教材的法治教育内容，结合学校育人目标、班集体建设目标、学情等因素，提炼了六大法治教育主题，并设计了一系列表现性评价学习活动(见表1)。这些具体活动将作为学习任务，指引教师拓展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进而引导学生开展相关学习活动与评价反思。其一般流程为：发起表现性任务(明确活动主旨)→做好活动准备工作(拓展德法课堂学习)→细化评分规则(促进深度参与)→开展评价与反思活动(收集评价资料)。

在具体任务的实施中，我们以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为基础，循着实践操作框架设计活动流程。以以“模拟法庭进校园”任务为例，其流程如下：

1.明确活动主旨，发起表现性评价任务

表现性评价学习活动以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为基础，立足相关学习内容，明确这一任务旨在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探究、编撰模拟剧本的过程，熟悉庭审流程，提升程序思维能力;通过编排、准备、表演等，懂得自我保护，知道搜集证据的重要性，了解维权途径，懂得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方法，全面提升法治思维能力。由此，借由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结合“法制宣传周”活动，向学生发布任务——在全校进行一次模拟法庭展示。

2.拓展德法课堂学习，做好活动准备工作

此次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实施，主要以六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法律保护我们健康成长”之“知法守法 依法维权”为依托。教材设置了“用好法律 维护权利”“守法不违法”“依法维权有途径”三大板块，其中，“依法维权有途径”旨在幫助学生掌握依法维权的方法，了解有效的维权途径，学习维权的技巧。但是，六年级学生缺乏“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经历和鲜活的学习素材，而“模拟法庭进校园”的准备过程恰是这一学习内容的拓展。借此，不仅为活动的开展做好充分准备，而且能深化学生对法治生活的认识和理解。

具体而言，首先，引导学生通过分组合作，解析任务。“模拟法庭”开庭审讯这一模拟情境任务比较复杂，我们引导学生观看庭审视频，讨论完成三个分解任务：①模拟法庭环境布置;②学习庭审流程;③学习庭审人员分工。其次，帮助学生明确完成任务后的展示要素：①提前布置场地，确认审判庭正上方是否悬挂国徽，座位上是否摆放好不同名牌等。②“审判长”“陪审员”“律师”“法警”等身穿制服候场。

3.细化评分规则，推进活动与评价反思

为有效推进表现性评价活动，促进每一个学生的深度参与，我们围绕不同的法治思维形式，根据小学生的特点和日常校园评价细则，制定了“三星级”评价标准(见表2)。

活动评价标准将与任务同时发布，为师生开展活动提供指引和评价依据。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任务，设计与完善剧本，认真排练后正式演出“模拟法庭”。学生在活动开展的三个阶段展开自我评价、小组评價，最后，结合教师评价为每个学生作出评价等第(总计三星为合格、六星为良好、九星为优秀)，并为优秀学生颁发奖状。结合全校师生的评价和建议，我们将引导学生总结收获，完善评价标准，为新一轮表现性评价活动做好铺垫;同时，促进学生进行反省。而反省意识一旦形成，学生的法治思维发展将更上一个台阶。

三、策略提炼：聚焦不同活动环节的法治思维养成解析

在学习活动实施中，我们发现不同环节对于不同形式的法治思维培养各具促进作用，并尝试提炼了如下策略。

1.以真实任务创设实践体验情境，涵养规则思维

作为规范性思维，小学生规则思维的养成与其日常行为息息相关，离不开具体规则情境的实践体验与感悟。因此，我们注重以真实性任务创设实践体验情境，并借助多元评价，激励、反馈学生行为，促进其规则思维的养成。

例如，“争做校园文明调音师”活动以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下册“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一课为“蓝本”，体现了“和谐校园建设”“公共生活参与”两大法治教育主题。在实践中，由学校大队部发起这一表现性活动任务，并作为“共同建设有序生活”篇章的核心实践活动。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教师结合学校倡议，引导学生对0—4级音量获得感性认知，理解在校园这一公共生活中“争做文明调音师”的必要性和责任;接着，引导学生在自评表的敦促下反思改进自身的校园生活行为。

真实性任务为学生规则意识的养成创设了良好的促生环境——全体师生携手共创文明校园的氛围。在具体活动中，建构以学生、班主任、值周老师为主体的多元评价体系。班主任引导学生每日自评，值周老师手持分贝仪检查各班课间活动情况，记录评分;一周后在周一晨会总结表扬“校园文明调音师示范班”，并反馈学生践行的主要问题，鼓励学生共同进步;班主任反馈学生一周自评情况，引导学生反思问题，讨论改进方法。借助多元评价体系的灵活反馈与及时引领，规则思维自然在学生的文明践行中生长，公共空间意识与良好的文明习惯也渐渐养成。

2.以反思改进整理问题解决线索，培育逻辑思维

法治思维强调按照法律逻辑思考、分析和解决各种问题，它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以逻辑分析、判断和推理作为内在的逻辑构成和表现。[5]引导学生直面评价结果，继而作出反思改进，在此过程中，学生规范自身行为是其逻辑思维能力的外显，也是法治思维能力得以提升的证明。因此，“结果反思”便成为整个活动流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在“争做校园文明调音师”任务的最后，我们引导学生结合评价反馈展开反思讨论，最终形成了一条解决问题的逻辑线索：课间活动音量太大一直是个问题→课间活动存在不文明行为，如追跑打闹、失控尖叫等→我们尝试用文明的活动方式代替不文明的行为来解决这一问题→怎样解决?教室门口的走廊很宽敞，适合玩踢毽子、挑皮筋、跳房子等传统游戏→不如我们发起“传统游戏PK赛”!

在此过程中，学生明确了课间文明休息是为了维系身处同一公共空间的全体同学的共同利益，如果有人“犯规”就需要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其讨论思考的逻辑中有两大亮点，一是判断正确：音量为什么小不下去?背后是不文明的行为在作怪;二是分析、推理合乎逻辑：不文明的行为不会凭空消失，用文明的行为去替代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表达了想要改变现状的自觉诉求，可说是从“他律”到“自律”的飞跃。

3.以追问启思引领正确价值判断，提升辩证思维

法治思维需对各种价值观和正当利益进行合理平衡，在这种思维的观照下，学生才能处理好长远与当前、局部与全局、个别和一般等关系，学会做人与做事。[6]而辩论赛正是优质载体，可引导学生“以问为始”，在自主探究中“追问启思”，在思辨中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提升辩证思维能力。

五年级下册“我参与 奉献”一课指向“公共生活参与”主题，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普遍认同“公共生活中应当与人为善”。但是，新闻中频频爆出“善心反被嫁祸”的事例，引发了不少学生的困惑。学生提出这个问题需要辩一辩，并讨论决定以“雷锋精神离我们近还是远”为主题举行辩论赛。这一表现性评价学习任务源自学生真实的生活问题，由学生自主发起，更具德育价值。于是，我们先通过道德与法治课堂学习，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公共生活参与”，以及辩论的流程和规则;之后，由正反双方各自组队，做好现场辩论准备。

在现场辩论中，正、反两方观点激烈碰撞，辩手的不断追问和应答，“二辩”和“三辩”选手的互相追问尤其精彩：

几轮回合的追问论争体现了学生对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和辩证思考。每个人在真实的道德情境中都会作出自己的道德判断，而经过辩证思考所形成的价值观更具自主建构的意义。

4.以情境模拟促成法治生活互动，启发程序思维

程序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合理且可实践的理性，具有公开性。[7]程序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要素之一，法律必须遵循既定程序，才能彰显公平正义。但对于小学生而言，它显然比较抽象。创设情境模拟法律程序，促进学生与真实的法治生活展开互动，从中感悟程序思维的内涵和意义，能化抽象为具象，可说是有效的法治思维养成路径。

例如，“庭审程序的探究梳理与演绎”这一环节是“模拟法庭进校园”活动的难点，旨在达成《青少年法治大纲》所要求的“初步了解司法制度，了解法院、检察院、律师的功能与作用”目标。在具体实施中，我们先通过六年级上册第5课“国家机构有哪些”教学，让学生对法院有初步认知，并引导学生观摩庭审视频后进行小组合作。其中，“程序正确”是学生程序思维得以发展的前提，但“庭审程序的探究梳理与演绎”过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于是，我们邀请法治(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副校长全程参与，听取学生汇报，及时点评指正，引领学生理清庭审的基本流程。

我们还带领学生走进法院旁听开庭审讯，启发学生通过观摩记录、对比思考，更好地理解庭审程序，完成表演任务。从自主探究到排演到展示，学生通过体验学习真正理解了程序思维的现实内涵和意义，这将为其程序思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这一实践研究提供了小学高段法治教育的新样态，我们将继续探索与改进，做好学生的引路人。

参考文献：

[1]松下佳代.真实性评价：评价儿童的思维与表达[M].东京：学文社，2014：367.

[2]田中智志.教育方法论[M].东京：一艺社，2014：131.

[3][5][7]湖北经济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心.[经典词条]法治思维及其内涵[EB/OL].(2018-09-26)[2019-09-08].http：//szpjzx.hbue.edu.cn/a7/d7/c5922a174039/page.htm.

[4]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小学德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义务教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5-16.

[6]湘江新语.李雅云：法治思维究竟包括哪些思维[EB/OL].(2016-07-07)[2019-08-16].

http：//www.xhfm.com/2016/0707/3158.html.

(作者单位：杭州市抚宁巷小学浙江杭州 310009)

责任编辑 毛伟娜

作者：董舒萌

法治思维司法制度论文 篇2：

法律信仰：践行法治思维的首要命题

摘 要：践行法治思维是建构法治中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首要问题和基本要求，没有正确和科学的法治思维，就不会深入理解和贯彻法治中国的深刻内涵，而法律信仰的培育与树立，是践行法治思维的首要命题。因此，没有对法律的信仰或没有深入科学地对所信仰之“法”做到正确理解，法治中国建设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困境。文章以司法队伍建设为研究视角，从而正确厘清所信仰之“法”与践行法治思维的关系。

关键词：法律信仰;法治思维;整体法律观;司法制度队伍

作者简介：王鑫(1987-)，男，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法哲学。

一、引言：树立法律信仰，建设法治中国

“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be not work.——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

这句来自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的法学格言，如今，在不断孜孜追求现代性的中国人的信念中，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中，也迎来了我们自己的春天。法治思维是建构法治中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首要问题和基本要求，没有正确和科学的法治思维，就不会深入理解和践行法治中国的深刻内涵，而法律信仰的培育与树立，应当是我们贯彻法治思维的首要命题。因此，没有对法律的信仰或没有正确科学地信仰真正所谓之“法”，法治中国建设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困境。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法治在中国的生成与实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的确，培育法律信仰，树立法治意识，应当是全民更应当是法律工作者在法律践行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坚守法治思维之基本问题：所信仰之“法”之法理界定

(一)西方法律信仰观之变迁

“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2]纵观历史，法律之诞生，规则之创设，宗教与信仰之树立，即在于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的互动中创生与发展。法律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就在这种互动中而诞生。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达至顶点。起初，它出自于对自然法那种任其为神圣的理性和正确的规则的最高诠释的“自然法信仰观”，到中世纪形成了以对上帝之法的永恒地智性参悟的“神学自然法忠诚观”，在此期间，西方人在漫长的中世纪形成了两种人文情怀：人应当寻求征服自然还是寻求在充满上帝之爱的另一个世界中得到救赎?后来自启蒙运动至今，西方人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从而形成了与上帝权威平起平坐的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个人主义的被所谓解放了的人的“理性——实证主义信仰观”。纵观西方可以看出，它发端于对自然的忠诚，最后回归于个人主义的浪漫情怀之中。

(二)实证主义浪潮下的法律信仰危机

然而，我们试问：在经历了霍布斯式“权力创造知识”和“为了秩序的狂暴”的二元思维模式的浪潮下，我们是否陷入了实证法律观的普世主义陷阱。马克斯·韦伯也进一步指出，现代性伴随着人们对理性的忠诚，但理性不能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何在，它忠于知识，但我们无法从中得出人类该往何处去。此乃无论东方西方，见于现代性之构建之通病。

因此，我们所信仰之“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证法、实在法，更不是潘德克顿式的法律文本的静态的条文与结构体系，应当是一种超越实证主义的动态的“整体法学”观。

正如上文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所提此法律名言之“法律”观，是针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而提出的，他指出，“过去九个世纪里一再威胁着西方人整体性的二元思维模式。主体全然分离于客体，人疏离于行为，精神疏离于物质，情感疏离于理智，意识形态疏离于权力，个体疏离于社会。”[3]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传统正经历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危机(integrity crisis)。

对于中国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也同样面临着二元论问题，同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并存于制度建构与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对于从“内圣外王”、“儒外法内”一跃到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不仅需要的是外在建设或外在超越，更需要的是内在超越，即宽容与自由的精神，否则，我们不仅会感到方向上的迷失，更会丢失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三)所信仰之“法”：整体法律观

自然法强调人类理性，实证法强调国家强制力及其国家意志，历史法学重视民族精神及其经验。在人类的法律实践中，三种主导性法学思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后人展现了“非此即彼”的循环链条。然而，在当今社会，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早已被推入全球性持续性的关系当中，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交往中毫不犹豫地大谈全球经济、世界技术、全球贸易、世界通讯、世界体育等等，我们正在经历全球社会一体化的阶段，在此背景下，我们正在意识或无意识地谈到世界法，更显著的是世界习惯法——万民法。譬如，适用于商业交易的法律可能是国家法，但是国家的法院要执行合同条款，而这可能是整个商业世界中惯行的习惯条款，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世界法的一部分。同样，世界贸易法也部分地受到国际公法的调节，包括建立多边或双边条约或公约，以及国家的公共调节手段。正如边沁所发明的“国-际”一词(inter-national)，原指管理或调节两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规则。因此，谈整体法律观之前提就是世界法的共同约定和遵守，它是我们当今的“万民法”——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法，世界共同法或具体的讲世界习惯法的存在，已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

因此，我们所信仰之“法”，应当是由“非此即彼”到“亦此亦彼”的法观，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法律是分配权利与义务的程序

“法律不只是一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4]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如是说。因此，我们所信仰之法律，不仅仅是静态的纸面规则和条文，当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实施活动一经启动，这种动态的法律运动过程应当为我们所考察的范围。然而，从静态到动态之认识，不足以成为我们所信仰之“真法”，它还应当是一种正义的过程。

2.法律是正义的观念和过程

任何一个社会，即便是最发达的社会，都会拥有一个永恒的价值维系力量和对这种力量的敬畏、坚守和不同程度的信奉;任何一个社会，即使是最落后的原初状态，也会有维系该社会运行的程序规则及其支配该规则的价值信念，它或是宗教，或是迷信，或是意识形态，或是人之为人永恒价值的反映或践行。法律本身包含了两种矛盾，即秩序与自由的矛盾，在秩序内部，要维护秩序还是对现存秩序进行变革，同样，在自由内部也包含了两种张力，即权利与义务的碰撞和角逐。正义，实际就是平衡这种矛盾的价值力量，它是人类永恒价值的体现。

3.法律是一种关于价值尺度的事业

“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5]伯尔曼如是说。如今，它更应当是法治中国建设中司法体制队伍的核心“事业”，更重要的是将其上升为一种价值尺度的“事业”，坚守科学正确的法治思维体系，使其成为贯彻法治中国建设的首要任务。

综上所述，树立法治思维，坚守正确科学的法律信仰观，是我们建设法治中国，在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的首要命题和应有要义。

三、贯彻法治思维之结构之维：法律信仰与司法队伍建设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6]霍姆斯大法官如是说。然而，这种赋予法律生命的“经验”不是一蹴而就的。“凭着良心的审判”造就了衡平法乃至衡平法院的辉煌，究其根源，无非是法官们对于法律、公正或是自然法的崇敬和信仰。对于中国而言，司法体制队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排头兵与孵化器，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大案要案疑案问题时，能否“凭着良心的审判”保全对法律的信仰，排除食色性也、功利之求之诱惑，做真正的法律人，是法治中国建设能否全面实施的重要议题。

从空间来看，在组织结构中，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国家权力的整合方式，是过于集中还是过于分散，权力内部之张力是否畸形，是否被滥用等;另一个问题是社会本身之存在及其内部张力关系;第三个问题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反腐败、行政放权等政策，可以看出在第一个问题上向前走了一步。对于司法体制队伍来说，无论集权还是放权，都关系到其利益关系，在现阶段条件下，在权力结构内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过早地强调司法独立，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腐败。为此，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强调法治及其法治精神，增强司法公职人员对法律的信仰，形成正确科学的法律思维，以制度和规则限制权力的滥用，将其从源头上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正如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从主体上看，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排头兵与孵化器，司法制度队伍担负着神圣而重要的使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司法队伍能否运用正确且科学的法治思维排除万难，解决问题，做到公平、公正。在当前，中国的司法队伍规模庞大，良莠不齐，因此，在技术层面上，建立一支精英化、专业化的司法队伍是当务之急，这其中，法治思维的运用和法律信仰或法治精神的坚定与否，关乎着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主体性思维来看，法治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律思维的动态运用过程。它不是考察法官们在数以万计的法条和规则的本本主义中运用三段论的方法得出结论或判决的静态分析描述，它是主观与客观，是面对双方当事人、辩护人和公诉人的利益平衡与互动过程，即是否达致“凭着良心的审判”。然而，德性、良心是飘忽不定的，有些学者认为这会导致更大的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确实，这种担心在现今体制下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舍其本质而求其他，在法律方法与技术的高超运用下若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和对人们公正之渴望的“良心”关切，我们会成为法治机器的锻造者，乃至陷入上文所提及的实证主义的陷阱，如此一来，法治中国建设离人民会越走越远，最终会陷入西方式整体主义危机的恶性循环中。与其步西方法治发展弊端之后尘，不如先发自觉地走中国自己的法治建设之路，这不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吗?此乃“中国文化之早熟”也，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7]我相信，在此基础上，中国人自己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法治道路。因此，精英化、专业化建设是司法队伍之表，在解决大案要案疑案的训练中加强法理素质与法治观念的省察自治，才是我们司法队伍建设之本源。

综上所述，“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之方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之诉求与秉持优秀传统文化之固有的中国人相结合的产物。正识法律信仰之真“法”，珍视优秀传统文化之真“理”，应当是法治中国建设队伍之“本”。法治，亦当成为国人的信仰，应当成为基于人之自然本性和理性确认的社会秩序之基本体认，明确此种信仰，尊重此种信仰、实践此种信仰，是我们这个时代有识之士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 参 考 文 献 ]

[1][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美]霍姆斯.普通法[M].冉昊，姚中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

作者：王鑫

法治思维司法制度论文 篇3：

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研究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六大任务，第六项任务是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在此处指出须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根据当中央的有关政策和我国法律，笔者分析此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分析我国当前的现状，并进一步提出个人建议。

关键词：法治思维;依法办事能力;现状;对策

作者简介：郝虹延(1988-)，汉族，河南鹿邑人，中共周口市委党校助教，研究方向：法律。

一、提高基层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理论意义

(一)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由党员干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的作用决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全社会守法要抓好关键领导干部，抓好关键少数。只有领导干部法治水平提高了，起好模范带头作用，才能促进全社会守法，进而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二)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是重要的依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决定了工作的有效性，善用法治思维才能实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科学行政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人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之后开始渴望公平正义，渴望精神追求，促使党政部门要提高法治能力。

二、当前基层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领导干部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法用法守法观念淡薄

1.学习法律时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学习法律。还有的因为不懂我国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对学习法律存在着畏难情绪。

2.对于法律内心缺乏应有的敬畏感。一些领导在考虑问题做决策的时候，不是考虑法律的规定，而是尽量的使部门利益、个人利益最大化，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活动。

3.遵纪守法的意识不够强。有些领导为了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采取地方保护主义，违背法律规定做一些决策，比如说违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政府的名义禁止外地的商品在本地区进行流通。

(二)依法办事能力不足

1.特权思想存在，只求结果不问过程。有些领导干部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认为领导的一句话比法律还重要。存在着相信领导指示不相信法律的现象。把领导的地位凌驾于法律之上，特权思想存在。有些领导干部为了实现考核指标实现自己想要的目标，只问结果不讲过程，强行推进自己的意见，结果事与愿违为，造成群众的不满意，进而引爆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2.滥用权力和不作为的现象同时存在。有些领导滥用手里的权力干预司法审判，左右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的领导对自己部门有利益的事争着管，没有利益的事不管，恣意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作为乱作为现象衡生，一些机关对法院判决的的涉及自己的生效裁判文书拒不执行，也是不作为的一种体现。

三、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对策研究

(一)提升基层领导干部法治素质。通过强化干部学院的法律教育功能，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在培训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现场式和体验式等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使得干部懂得法律、敬畏法律，遇事想到的是法律，杜绝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发生。

(二)正确处理法律与党内法规、政策之间的关系。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规党纪要严于国家法律，并将党内法规纳入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系之中。所以，要求要做好党内法规与法律的衔接，对党内原有的法规进行整合之后提升其实用性。党政机关出台的政策以及规范性文件，应该符合法律要求。党政部门在制定有关政策的时候，可以要求法律专家进行论证，从而保证政策与法律相互协调和统一。

(三)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通过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的八大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的干部在重大决策中有违法乱纪现象的要进行行政问责，落实终身追责制度。完善司法制度和体系，使得领导干部在具体决策和执行的时候，能够心存畏惧，不敢乱用权力。

(四)健全传统的干部考核体系。干部考核体系就是党政领导干部的指挥棒，要想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就必须完善传统的干部考核任用体系，改变过去重视经济考核的现象，把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标准之一，将知法学法懂法善用法律的领导干部，提拔到主要领导干部岗位上来。

(五)加强法治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思想宣传教育工作是我们党的优势之一，党要管党，就要求思想要统一。要充分发挥我党是学习型政党的这个优势做好各级党员的培训工作，加强在普通党员干部中的法治宣传工作，让领导干部做到内外兼修，言行一致，杜绝表里不一的人。各级媒体作为我党的理论宣传口舌，要做好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的解读和传播工作。

[参考文献]

[1]陈金钊.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21(2).

[2]罗志坚，万高峰.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方式能力[J].理论学习，2012(5).

作者：郝虹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