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教育培训制度

法治教育培训制度（精选9篇）

法治教育培训制度 篇1

一、法治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XXX 副组长：XXX 成 员：XXX、XXX、XXX、XXX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XXX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事务。

二、法治创建领导小组工作职责

1、认真贯彻县、乡依法治理工作指示和部署，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水平。

2、认真研究依法治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及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主动进行调研，提出相应对策。

3、大力宣传法治创建工作的先进典型、先进经验。

4、认真抓好本单位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干群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法治创建办公室工作职责

1、负责起草法治创建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及其他有关文件。

2、定期检查法治创建工作中实施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领导小组反馈信息。

3、负责有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4、负责法治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和处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法治创建工作目标

根据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工作目标要求，完成组织、规划、学习、宣传、动员大会、分工、责任分解等前期工作，建立健全领导机构，落实领导责任制，加大宣传力度，加强人员培训，制定动员部署工作方案和中长期规划，形成全村上下积极投身法治新民建设的浓烈氛围；根据上级部署和本村实际，分阶段、分步骤地落实本实施意见所确立的各项目标、任务。

五、法治创建工作措施

1、加强宣传，统一认识；

2、形式多样，开展活动；

3、预防为主，群防群治；

4、对照标准，明确职责；

5、积极投入，提供保障；

6、强化领导，实现目标；

7、严格标准，考核到位；

8、奖惩落实，赏罚分明。

六、法治创建工作例会制度

1、法治创建领导小组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针对阶段性的曰常工作进行总结分析，提出具体措施，对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决策、部署实施。

2、创建办每月召开一次碰头会，汇报交流工作情况，梳理分析阶段性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下一步工作措施及解决办法，部署落实下一阶段工作。

法治教育培训制度 篇2

一、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的深刻内涵

依据教育行政法治理论, 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有三层涵义, 或者说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首先, 制度化意味着, 与行政权力的影响相对, 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居于主导地位, 排除了政府质量督察方面的专擅、特权乃至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1] 。其次, 制度化意味着在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面前的平等, 或者, 意味着所有的高校平等地服从制度;此一意义上的制度排除这样的观念, 即, 博士生教育质量必须承担服从制度化管治的行政法义务。最后, 制度化可以用作一种表述事实的语式, 这种事实是, 通过构筑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 决定博士生精英教育的本质和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讲, 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是一个社会的、实践的概念。因为规则在本质上依赖于社会场合和重复性的人类行为。无论是被认为业已形成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 还是正在走向制度化的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 其制度化运作都会面临一些具体场合下的特殊问题。如果从教育行政法理学角度观察并与现代法治理论相比较, 我们或许会发现, 通过制度化的质量保障安排, 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控制将由宏观的战略构想变得明确而具体。

对我国博士生教育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当前的博士生培养质量, 实际上远不只是一个“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更主要更迫切的还是一个在数量泛滥背景下, 如何尽快遏制其质量“迅速下降”的问题[2] 。构筑质量制度化空间也许是一条走得通的路。珍惜质量, 提高教育的价值回报, 这是博士生教育避免更大价值危机的途径之一。当然, 治本之道还在于大刀阔斧的改革, 且须在整个高教改革的一揽子框架内才能进行。

构筑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 作为法制理想, 教育行政法治为制度化注入了锻骨强魄的理性, 为学术活动提供了激浊扬清的活力, 然又因承载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 以致培养质量时常被曲解。构筑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不仅强调了制度的稳定性, 而且潜在地提出了博士生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组织系统, 自然不能游离于法治的触角之外的问题。根据教育行政法理, 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的秩序功能使博士生教育质量监控群体和组织的制度完备与规范统一, 将会促进整个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教育行政法对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所依循路径和树立法治的规诫和价值的命题, 通过张扬行政权利, 为确立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探讨质量保障过程中权利冲突的解决方案开辟了一条路径。

现代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 教育活动的层次及范围在不断拓展, 教育行为的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主动选择构筑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 并努力实现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是与时俱进的明智选择, 而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培养单位与博士生各自责任的理性化制度, 进一步理顺并明确博士生教育的基本主体——培养单位、导师、博士生三者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这对于提高博士教育的质量, 调动学校办学的主动性、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以及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教育行政法理的角度, 考察质量制度化能有效地克服博士教育中的行政权力化, 增强教育和学术的自主权, 特别在事关基本教育自主权的博士招生制度、培养制度, 事关学术自治、避免“学术行政化”和“行政学术化”的导师遴选制度方面, 把决定权还给博士生培养机构的高校, 避免外在的行政权力或权力化的内部管理机制, 从制度上消除学绩政绩化、教育功利化, 消除重观赏轻实际, 重数量轻质量的官场弊病。

作为法律制度的一种品德, 构筑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是符合教育行政法治所要求的若干规诫的。在表面上看质量制度化的确带有工具性, 但是倘若细加推究, 便不难发现, 它们是以若干重要的实体价值为支撑的。也就是说, 博士生教育质量本身在价值上并非全然中立。因此, 以健全的制度构建框架, 以良好的法治保运转, 以诚信的道德作支撑, 把法治的强制力和制度化的空间构筑结合起来, 互动促进, 统一发挥作用, 这样建立起来的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才能有效、持久, 才能有力地发挥规范博士生教育质量行为, 维护精英教育、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的社会作用。

二、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的实践探索

1.坚定不移行法治双管齐下抓制度

要从宏观上去把握质和量两个方面, 完善相关的质量保障制度, 建立起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博士生完整的评价、监督制度, 坚定不移地贯彻博士生教育依法治理的基本方略, 构建起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管理的新格局。在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构筑上, 要大力推进入口处的学位点授权审核, 培养过程中的学科点评估、创新工程等, 要认真落实出口处的答辩、审核, 优秀论文评审等, 尝试建立真正独立的第三方博士生教育评价机构。要注重质量监督各项权力的分工和相互制约, 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把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和教育行政的法治化有机结合起来, 双管齐下, 在关注博士论文质量的同时, 认真抓好博士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质量保障措施, 使之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相互加强。这应该是符合中国教育行政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构筑的正确途径。

首先, 在政府部门的质量监控制度层面上, 要用法律的形式体现政府对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的重视, 这是教育行政法治主要特征之一。目前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主要以《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为政策依据, 由于该《规定》制定较早, 其基本框架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 国家应以《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为法律依据, 并吸收欧美发达国家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的经验, 制定有关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法规, 对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的目的、组织、程序、周期、结果公布、保障对象及类别、保障结果的使用等做出明确规定, 使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在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构筑上, 除了要克服政府政策的随意性或政策失误造成不良影响与后果的情况外, 还要对制定政策的教育行政机构缺乏对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改革的科学认识加以关注。必须区分类型, 建立分层次的多元化质量评估标准, 使实践中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并获得应有的尊重, 在学术上, 确立博士生教育崇尚质量之理念并继承移植世界先进法律文化。

其次, 博士生教育质量监控应置于法治之内。一是要确立共同的博士生教育质量法治观念。通过宣传教育, 促使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群体与组织的成员认清其利益, 树立一致的价值取向, 建立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规范体系, 加强个人对组织的认同, 并融于组织之中, 以增强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群体的凝聚力。二是要制定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规范。共同的价值观需要有规范来支持。根据共同的价值需要而制定的规范, 把博士生教育的行为纳入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的固定模式之中, 它注重的是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标准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三是要建立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机构。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的实施要由组织机构保证, 制度化过程也是博士生教育质量组织机构建立和健全的过程。另外, 博士生教育质量空间的构筑, 应通过正当程序控制, 规范权力的运行秩序, 使权力的行使遵循教育行政法治精神的规范步骤和方式, 避免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运行的无序性、偶然性和随意性, 保证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高效性。有关监督机关必须依法对博士生教育行政主体的管理活动实施监督, 并尽快确立全国独立、自治的专门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估机构, 对各培养单位博士生教育质量进行认证和监督。

2.高校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的建构

以学科建设制度为龙头, 以导师遴选制度为契机。为体现“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学科建设理念, 博士生教育要对重点学科实行倾斜政策:根据重点学科承担的任务和建设目标的需要, 调整编制, 充实力量, 完善学科梯队;赋予重点学科点带头人相应的权利;优先保证重点学科点建设对人才引进的需要;加大对重点学科科研经费的投放力度, 注重仪器、设备和支撑条件的建设。在导师的遴选上, 要建设一支既富有创新精神, 又把握世界科学前沿的研究生导师队伍。为保证导师队伍的战斗力, 提高导师“导航”的水平, 走出“把博导当作教授中一个固定职称层次, 终身不变”的误区, 坚决贯彻“德、能、绩、需”原则, 能者上, 庸者下, 建设一支能上能下、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动态导师队伍。利用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 充分吸纳国内外优秀学术资源, 积极吸引各研究所的优秀学术人才兼职指导博士生。通过设立“大师讲席”, 建立固定的学术交流和协作关系, 着力改善导师队伍的知识结构, 提高学术层次, 使博士生们的视野得到开阔。

以提高质量制度为核心, 以满足需求制度为目标。在拓宽博士生知识结构方面, 培养单位要按一级学科设置培养方案, 编写教学大纲;同时还要为博士生开出一系列拓宽知识面和应用性的选修课程, 为博士生提供较宽广的选课范围。为了锻炼博士生的科研能力, 启迪他们的创新思维, 要定期举办多学科的“研究生学术交流会”。针对目前博士生教学资源不足、教学方式单一的现状, 要不断升级与完善博士生教学信息管理系统, 积极进行网络教学改革尝试, 博士生英语、政治等公共必修课可实行网上自学与课堂讲授相结合的互动教学模式。为保证博士生能做出创造性的科研成果, 要鼓励博士生论文选题投向交叉学科领域, 瞄准学科发展前沿, 立足于国家、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 同时在制度化空间的构筑上要建立学位论文选题风险制度、中期开题报告制度、导师集体指导制度以及优秀论文奖励制度。在学位授予过程中, 要加大送审、答辩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和监控力度, 实行导师、学位点、学位分委员会及校学位委员会的层层把关制度。要逐步建立有效的质量监督和激励机制, 成立学位与博士生教育评估中心, 对博士生学位论文的质量进行抽样评估等, 使博士生学位授予的质量得到切实保证。另外, 博士生教育不仅要培养能够对国家发展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基础科学和高技术领域的高层次学术研究型人才, 也要培养面向经济建设第一线的高级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要进一步更新观念, 明确定位, 严格自律, 充分发挥学校基础研究、学科交叉的优势, 大力开展社会急需的高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提升博士生创造力开发价值。同时, 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着力点, 努力改善博士生培养结构, 从学科未来发展和社会需要出发, 从科研体制、学术队伍、研究条件等方面着手进行规划与建设, 从而形成博士生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综合实力。

以互联网络制度为媒介, 以所系结合制度为纽带。为适应网上教学的需要, 可开发稳定可靠、安全实用的博士生网络教育平台系统, 以满足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的工作需要, 使之制度化构筑初步实现质量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信息化、规范化、网络化, 以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在制度化空间的构筑上, 为减少资源浪费, 实现数据共享, 发挥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信息网络系统应有的作用, 可对各系统进行整合, 将构筑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和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动态网页无缝链接, 真正实现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的网络化。同时, 要学习借鉴国际博士生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质量保障模式, 以“所系结合”为纽带, 开创博士生教育的“两段式”模式, 即博士生入学后, 在学校读基础课程和学位课程, 研究工作则到科研院所去做, 使高校和研究所各自的优势在培养博士生中得以充分发挥。这种模式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构筑, 不仅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同时也提高了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在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的开辟上, 如:合作招生、联合培养、短期培训、共同承担课题等, 根据国外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的经验,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另外, 学位与博士生教育评估工作, 培养单位组织资深教授、学者, 做好博士生教育质量的监控和评估工作, 也是构筑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好方法。

摘要：构筑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空间,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法治化道路, 把教育行政法治的精神、理念、原则和一些必要的制度, 引入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的具体工作中。

关键词：博士生教育,质量,制度化,法治

参考文献

[1][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市场需要法治化制度支撑 篇3

两大问题

目前经济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各种矛盾暴露。从资源的短缺到生态的灾难，到宏观经济，不动产价格居高不下和泡沫破灭的可能，到通货膨胀压力的凸显，一直到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各方面暴露出来的麻烦非常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据我观察，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到了一个临界点。小平同志1992年讲话以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2003年，党政领导意识到我们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体制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离我们原来在20世纪80年代设立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任务。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经济转型，十七大以前叫做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转变说得很笼统。特别是2010年中央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胡总书记提出刻不容缓，这一年下来，投入很多，有些地方力度也很大，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主要原因还是在体制方面，还是联系着一个所谓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包括转型也是政府主导的。2011年末，好几个重要的新兴产业都爆发危机。

前两天一个无锡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光伏，还有物联网等等。当然，我们有些方面有进步，可是成本太高。要持续用这样的办法实现我们的转型，想转型上一个大台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增长的方式转变，成本就太大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程度深入到我们的基层。大众对于这种状况是很有意见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愤怒。面对这种形势，在大众层面上都认识到不改变不行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变？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大众，另一方面是领导。从大众来说，各界人士，从普通农民工一直到知识界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意见很不一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有很不同的认识。

另一方面，理性深入的讨论不足。互联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让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可是它也不利于人们做深入的思考，而且容易浮于表面，造成一种形式化的讨论。特别是这些年来，不管是有意图地还是自发地形成的民粹或者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很容易阻碍问题的深刻思考。

两种意见

我们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劳动者的收入比重降低，储蓄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并不是居民储蓄。为什么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增长的模式，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提高储蓄率就提高了政府的收入。让劳动力变成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让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他们的储蓄率就提高，这样才能扭转过来。所以，怎么转变增长方式，减少贪腐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到底准备怎么办？

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即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从生产上说，高铁就是个例子。从地方政府可以看到，现在全国普遍是在提高投资长度，报刊上说温州模式破产了，因为它们现在这个模式不是温州模式。全国增长最好的地方，强政府、大国企这个战略应该到了极致。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继续按照这个目标？

期待突破

当前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与自由裁量权过大，造成腐败难遏而效率低下；在行政权力保护下的垄断央企愈发强势，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实业极端虚弱；在实业难为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本脱实务虚，从炒房到炒蒜、炒字画期货，经济出现泡沫化趋势；实业缺乏资金，民间资本无处可去，这对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资金成本的急剧上涨令民间金融的危机在灰色地带中爆发，今年江浙一带出现了系列民企老板跑路事件；在分税制之下，庞大的政府投资造就了巨大的地方性政府债务，地方融资平台爆破风险成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同时，这些年来，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发展越拉越大，但政府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并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最基本的教育、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保障极度缺乏，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民众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引发了社会矛盾。

在问题涌现之时，各界在本世纪初爆发式地开始呼吁顶层设计。有一种声音将日益涌现的问题归咎于市场化，为顶层设计填进了“大政府”的内涵。在这种声音的呼喊下，到处可见政府的身影。但货币超发、政府过度投资反而令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只有市场失灵时政府才应进行干预，而如今却是政府无视市场状况不断干预。

政府干预市场使得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没有完善，甚至有的时候出现了恶化的迹象。然而，顶层设计并不是一种新的概念，将其内涵理解为“大政府”更是一种误读，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已确定顶层设计即为市场经济改革，而十四大给市场经济下的明确定义正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另外，我们这个市场本身也要发展。我们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是沿海地区，这个市场是很低级的市场，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叫做人格化的市场；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熟人之间的本地的小规模的市场。它对于制度的要求，对于法治的支撑，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顶层设计不是照搬原来，而是在原来基础上要有所突破。

法治教育培训制度 篇4

1.法律文本赋予地方人大重要地位和职能，但实践中人大职能地位实现程度受制于极其复杂的因素。要从“文本—现实”坐标定位地方人大的地位和作用。

30年来，地方法制建设在不断推进，地方人大也在不

断创新。但是，无论做出多大的努力，文本上的制度设计和现实中的制度运行总是有很大的区别。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大应该担负宪法法律规定的诸多重要职权，但如果仅从理论逻辑或法律条文出发，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过于理想化的，而现实中人大职能的行使却又很不理想。如何恰切地认识和把握地方人大的职能作用？从30年乃至50年制度建设的实践观察，得出的结论是，置于文本与现实两个维度构成的坐标系中，既从理论层面思考，又从实践层面观察，才能较准确地把握地方人大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方位[1]。

国家政权机关的地位和职权必然由宪法和法律所规定。法律上赋予地方人大诸多重要职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也表达了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但是，实践中地方人大地位和作用的实现程度，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某一职权的行使程度、行使方式、行使的绩效，受制于体制的、机制的、观念的，甚至经济的和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党政关系法治化的程度、特定时期党的政策主张等，对其影响更直接；有的时候与权威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以至作风、威望等也有很大关系。突发的社会和政治**，也会强烈地影响到对局势的主流判断，从而影响到人大制度的建设发展。如果对政治发展进程和制度变革的节奏难以自如把控，可能引起某种既定平衡以至政治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使行动者（包括决策者和执行者）不会单纯追求抽象的理念或强调落实法律文本之规定，而更倾向于采取规避风险的策略。由是观之，地方人大的某些文本权能，在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现实中依然受到很大制约[2]。

从这样的角度审视地方人大的历史和现实方位，就是不仅要坚定地方人大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也要理解人大制度前进的渐进性和阶段性。人大制度建设既得符合人民民主发展的方向，也得考虑其现实的可能性。这样才能清晰认识人大工作和人大制度建设中哪些是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得更好的，哪些是需要继续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的，哪些是超越现实许可暂时无法做到的，从而使地方人大的探索创新更有成效，更能发挥出它的价值[3]。

2.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的力度和效果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有很大区别，很大程度上缘于地方经济政治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地方人大建设有待进一步稳定化和法制化。

正因为人大职能实现程度受制于复杂的因素，所以地方人大各项职能的行使在实践中并不平衡，有的职能如立法权行使得相对充分，有的职能如对财政预算的监督事实上存在很大的伸缩性，有的职能如监督权的许多规定能否落实取决于各种环境因素而非人大自身原因，甚至有的职能被长期搁置在文本中或仅限于形式上行使。很大程度上，地方人大制度创新能否产生理想绩效，与经济社会条件成熟度相关。如果不能产生预想的绩效，可能意味着不甚符合政治社会现实，或者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尚未成熟；如果地方人大进行的创新产生了预想的绩效，必定是某一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已相对成熟。

回顾上世纪80~90年代地方人大创造出的那些监督方法，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制度“创新”大都回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而主要运用宪法和法律以外的方式，回避“刚性”的监督手段而采用相对柔和的手段。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方式，如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计划和预算多限于形式上的“行使”，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和罢免等基本被“搁置”不用。这曾经被戏称为“走小路不走大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现实中地方人大在地方国家政权中的定位并不如宪法法律文本中那样“清晰”，现实中党政关系也不比“理论上”那样容易理顺，不仅仅是法律对地方人大监督职权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最关键的是地方人大行使宪法法律规定的“刚性”的监督手段的社会、政治条件尚不具备，把法律上的东西落实在现实中尚有很大的障碍。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加强监督，根治腐败，建立廉洁、透明、高效政府，保证司法公平公正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为此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在现行体制和现行法律状况下也能运作，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法律监督，保证法律的遵守和执行的形式，这就有了监督制度“创新”。而地方人大“创造”的这些监督方式，灵活性较大，可软可硬，一般也不涉及处置，没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想出手时就出手”，这就给地方人大很大的操作弹性。正因为这样，这些“新”的监督方式一时间向全国各地方推开。

法治教育计划 篇5

----2014年“12.4”法治教育周系列活动总结

为开创“六五”普法工作新局面，切实加强法制教育，引导学生学法、守法、用法，全面提升学生的法律素质，强化学生的法制意识，根据教育局《关于开展金平区2011年“12.4”法治宣传教育周系列活动的通知》的文件精神，我校已于十一月中旬开始在全校举办“学法守法、法伴成长”校园法治文化活动，现将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和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活动计划，精心部署，周密实施，确保各项宣传教育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让活动开展的过程成为提高广大学生法制意识、巩固法律权威、维护法律尊严的过程。让学生在活动中健康成长。

首先，我们要求老师们把此项教育融入到各个教育教学环节中。我们策划一期法制宣传栏，充分发挥校园宣传橱窗等宣传阵地的作用，整合各类宣传资源，形成宣传声势，营造浓厚的普法氛围。再利用红领巾广播讲话，号召学生学法、守法、用法，争做守法小公民。学校图书室设立法治文化书柜，有目的地指导学生阅读。电脑课上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让学生在网上学习有关法律知识。各班以法制教育宣传为目的出版一期主题为“学法守法、法办成长”的黑板报。

其次，十二月二日我们还特地请来了工作在最前线的派出所民警到学校为全体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民警叔叔通过一些案例，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学法守法的教育，防范于未然。

最后，我们将组织学生观看一次法制影视片，五、六年级学生撰写一篇观后感，年级组组织评比。

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成长成才需求，坚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紧密结合，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紧密结合，充分挖掘社会各方面潜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学生法律意识、法律素质，有效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切实优化学生成长成才环境，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突出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教育广大师生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高广大师生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加强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禁毒法等相关法律宣传，引导学生远离社会陋习，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突出治安管理和刑事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围绕维护校园和谐稳定和平安校园建设。

附：开展本次活动的有关照片共20张。

《唐六典》的行政法治制度探析 篇6

一、建立行政独立立法制度

《唐六典》直接渊源于《周礼》。唐玄宗以《周礼》的“六官”体制, 确立了《唐六典》“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的编撰指导思想, 其目的就是要仿照周公制礼, 创立治国经邦的唐代法制, 这样将行政法与刑律分离立法, 既可以“文饰太平”, 展现唐朝繁盛景象, 也便于征引行政管理, 强化专制统治。比《唐六典》更早一些颁布的《唐律疏议》, 是一部集中华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刑事法典。当时的统治者将《唐六典》与《唐律疏议》分别制定, 笔者认为, 这应该是创新行政法与刑法分别立法的一个重大突破, 从而开创了我国行政法的新纪元。之后的《明会典》、《大清会典》, 也都是承袭于此。

纵观《唐六典》的立法体例, 律、令、格、式俱全, 按照“以类相从”的编撰方法, 以卷、目、小目进行分类归纳, 规定了当时封建国家的行政体制, 甚至细化到每个部门的人员编制, 非常之详尽。同时, 《唐六典》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官吏的各项管理制度, 如选拔、任用、考核、奖惩、退休等, 也非常之具体。另外, 注文作为当时封建法典的一个重要形式, 在《唐六典》中也得到了展现, 其作用主要是进一步解释说明行政机构的具体规制, 以及职官沿革及职掌要求等。仔细归集这些内容和立法方面的细节, 都属于行政法律制度的内涵。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唐六典》应该是一部典型的“封建国家行政法典”[1]79。

二、严格官吏的选拔制度

唐代的官吏选拔, 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设立了两个通道:一是科举考试, 为天下所有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竞争、择优的平台;二是门荫入仕, 迎合了当时皇亲权贵们的世袭利益, 带有极强的封建政治色彩。

在科举考试方面, 《唐六典》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 并予以了完善和丰富。在唐代, 生徒 (各类私塾和学馆的学生) 和乡贡 (参加过地方州县考试过的人员) 是科举考试的应试主体, 礼部是科举考度的主持单位。《唐六典》给科举考试设置了内容比较繁杂的制度, 如将考试科目设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 将“正经”确定为大经 (《礼记》、《左氏春秋》;中经 (《毛诗》、《周礼》、《仪礼》) ;小经 (《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 , 并明确规定了考试的方式, 如报考条件、考试程序等, 给全国应试考生以指引, 这也充分说明了唐代对官吏选拔的高度重视, 表明了统治者相对开明的人才观, 有利于人才的普选和社会阶层的演进。

当然, 科举考试只是一种资格考试, 通过者只是获得了为官入仕的资格, 至于是否任实职 (古代有实职和散官之分) , 还必须通过吏部“铨选”这一道关口, 相当于能力测试和实绩考核, 通过者才会给予发展的实际平台。由此可见, 通过《唐六典》的规制, 唐代的科举考试和官吏选拔制度是比较严格的, 能够更大范围、更严程序地选拔优秀人才, 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才能的发挥, 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2]卷四。

在此基础上, 《唐六典》从封建专制统治的实际, 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威, 也设置了门荫入仕制度。基于门荫入仕制度从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和科学性来看, 远远比不上科举制度, 为此, 《唐六典》明确并严格规定了门荫入仕制度的适用办法, 对父祖的品阶以及其子、孙、曾孙门荫的品阶, 均进行了界定和限制。当然, 也不可否认皇亲权贵的后代从相对优越的教育环境下, 也产生了一些优秀人才, 但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来看, “门资取士, 日渐式微”, 科举考试相对来说是当时比较好的官吏选拔手段和方式。

三、明确官吏的职掌制度

封建社会等级非常森严, 唐代同样如此。唐代的官吏主要分有职事官和散官两种。前面也述及, 职事官主要是指有一定实权的官员, 其职务也比较明确, 例如三省、六部、九寺等, 均有实际的权责。而散官则更多的表明一种身份地位, 有品级, 但没有很明确的职权。至于勋官、封爵, 也基本属于散官的范畴, 主要是一种荣誉称号或封赏等级。基于不同类型的官吏均具有一定的品级, 唐代共分为九品三十等, 这些都在《唐六典》中进行了明确规定, 也是源于《唐六典》“以官统典”的立法模式。

在此基础上, 《唐六典》还规定了官吏的编制, 重点明确了官吏的职掌所在, 这样就能够很好地促进官吏们谨记职责, 防止推诿, 以法行政, 同时也为监察机构提供了监督依据和衡量标准, 有利于监察机构对官吏进行有效的行政监察。

此外, 针对与官吏职掌有关的休假、薪酬、奖罚, 甚至包括升迁, 《唐六典》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通过这种法律固化的方式, 进一步彰显了唐代以法行政、以法治官的理念[3]153。

四、完善官吏的考核制度

《唐六典》对官吏的考核, 采取的是“四善二十七最”标准。所谓“四善”, 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烙勤匪懈。通俗点讲, 就是要德高望重、清廉谨慎、断事公平、勤劳不懈。所谓“二十七最”, 则是将官吏分为二十七种类型, 根据职位的要求, 分别规定了各自在才能方面的具体要求或标准, 即“一曰献可替否, 拾遗补阙, 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 擢尽才良, 为选司之最……二十七曰边境肃清, 城隍修理, 为镇防之最。”虽然每个职位的标准均为区区八个字, 但含意广泛而深远。如第一条“近侍之最”, 要求侍卫官在向统治者进言时, 一定要建议可行的方法, 补正别人遗漏的内容, 不可行的方法就不能进言, 更不能进谗言。

更难能可贵的是, 《唐六典》为了加强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设置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考核复审监督制度。被考核的官吏首先要通过工作总结的方式, 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 然后由其上级官吏进行初步考核并初定等级。初考结束后, 吏部考功司作为官吏考核的主管单位, 还要对各级官吏进行复考。复考的环节主要由各级官吏的长官向吏部逐一解释初考结果的事实依据, 如果吏部发现事实依据不足, 可以直接修改考核结果, 并启动责任追究制, 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同时, 在吏部每年度公开复考时, 皇帝还会派出两名具有很高公信力和权威的大臣, 对吏部的复考标准进行校正, 另外中书省和门下省还会各派一名监考使到现场进行监督, 有时还会邀请普通民众旁听和察观, 其目的就是为了全力保障官吏考核程序的公开性和结果的公正性[4]卷二。

由以上程序可以看出, 《唐六典》在官吏考核方面, 非常重制度, 重程序, 重证据, 重监督, 从而促进了官场的清正之气, 也促进了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

五、强化官吏的监督制度

御史台是唐代的监察机构。《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中, 对御史台的机构设置及其官吏管理等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御史台设有台、殿、察“三院”, 通过各自不同的分工范围, 监察对象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 上至宰相下至普通官吏, 甚至包括御史台自身。也就是说, 除了至高无上的皇帝, 所有官吏都在御史台的监察视野之下。同时, 《唐六典》赋予了御史台独立的纠举百官的监察职能, 以及专折直接奏报皇帝的权利。为了更好地实施监督官吏的职能, 《唐六典》将御史台的职掌定为“六察”: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 籍帐隐没, 赋役不均;三察农桑不勤, 仓库减耗;四察妖猾盗贼, 不事生业, 为私蠹害;五察德行孝悌, 茂才异等, 藏器晦迹, 应时用者;六察黠吏豪宗, 兼并纵暴, 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六察”既是御史台监察的范围, 更是官吏行为的规范。

在唐代, 还有一种特殊的监察制度, 即谏议制度, 主要是通过直接向皇帝谏议, 纠正朝政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谏官的职能在《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中规制得相对明确, 即讽谏、顺谏、规谏、致谏、直谏等“五谏”。谏官 (主要包括给事中及左右谏议大夫、散骑常侍、拾遗、补阙等) 在对政令执行进行监督外, 最难能可贵的是, 也可对皇帝规谏, 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丰富了监察制度的外延。唐太宗时期, 魏徵直谏作为一段佳话, 一直传颂至今[5]62。

由以上可以看出, 御史制度、谏议制度, 以及官吏考核制度, 共同构建了一张监督网, 将《唐六典》的行政法治思想展现得相当充分, 并对后世行政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六典》作为我国古代的行政法典, 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局限性, 也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集中在法典的实际执行方面还远远不够, 尽管有所实施, 但一直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正式颁布。但通过对《唐六典》内容的考查, 其严格的官吏选拔、职掌、考核、监督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了行政的公平、效率、秩序, 保证了“以法行政”、“行政控权”的行政法治思想。非常可贵的是, 《唐六典》通过独立立法, 开创了我国行政立法的新纪元, 导引着国家行政体系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1]赵剑敏.开元立法与行政法典阐论[J].上海大学学报, 2004 (3) .

[2]《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

[3]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

法治教育培训制度 篇7

一、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政府的法律顾问在政府重大决策的论证、重大项目的建设、突发事件的紧急处理以及日常事务的管理中都起到了积极重大的作用，大大提升了行政办事的效率。但截至目前，仍没有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运作机制，多数是“顾而不问”，形同虚设。

1、领导重视不够、制度流于形式

根据《中国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2013年）》统计，有23500多名律师在政府部门担任法律顾问，这仅占全国25万名律师的十分之一。这说明了我国政府机关聘请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数量还比较少，领导对法律顾问工作重视的程度还不够。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政府做决策难免会出现“重领导意志，轻法律规则”的现象，有些政府只是应要求出台设立法律顾问的文件，但长期不向顾问律师咨询，顾问律师没有参与或很少参与政府工作，面临“顾而不问”的尴尬，制度流于形式。

2、遴选程序随意、能力参差不齐

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一个年轻的制度，法律顾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政府机关在选择法律顾问的程序比较随意：更多凭借律师和政府的关系，或者是司法部门的推荐；更多关注的是有社会影响力的律师而忽视了有强大团队的律师事务所，忽略了具有相应专业特长的律师。在这种缺乏竞争机制的选聘模式下，会导致一些符合专业要求的优秀律师无法进入法律顾问的队伍，为政府依法行政建言献策；也会导致行政法律服务方面能力欠缺、专业水平不高的法律顾问无能应对政府工作中的具体事务，无法正常发挥法律顾问应有的作用。

3、服务范围传统、顾问作用受限

由于政府机关和法律顾问是契约关系而非领导服从关系，我们一些领导对于法律顾问参与重大决策等涉密事项有所顾忌，从而把法律顾问工作局限在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参与政府信访接待、陪同政府领导下访、处置重大纠纷、应对突发事件、参与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一些简单、传统法律服务事项上。法律顾问服务的范围比较窄，介入的程度不深，大多属于事后补救事宜，承担“消防员”的角色。而在法律风险事前评估与防范方面很少参与，不能全程介入政府的日常工作，律师发挥法律服务的作用大打折扣。

4、专项经费不足、缺乏制度保障

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政府法律顾问是无偿服务，我省《政府法律顾问委员会工作规则》第六条就明确规定：“法律顾问为省人民政府提供法律服务，一般不给付报酬。”主要是因为政府财政中没有设立法律顾问开支的专项经费，大部分律师在从事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中支付的劳动和获取的利益失衡，严重挫伤了法律顾问为政府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的积极性。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服务不规范”也成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例如律师发表法律意见的独立性受限、顾问职责不明确、工作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都成为政府法律顾问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绊脚石和拦路虎。

二、完善顾问制度、建设法治政府

综上分析，要实现法律顾问制度在各地各级政府的全面覆盖，并能有效运转、取得实效，确实存在诸多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突破。

1、转变政府观念，全方位多角度参与

首先，政府机关领导要重视法律顾问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法律顾问的主管部门，成立法律顾问办公室，建立完善省市县三级服务框架，推动政府法律顾问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发挥作用。其次，建立政府法律咨询专家库。向有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法律实务部门及律师事务所等选取符合条件的人选列入专家备用库，专业领域涉及公共资源、土地管理、金融保险、科教文卫等与政府日常管理工作紧密相关的各个方面。再者，扩大法律服务的范围。政府法律顾问不仅要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发挥作用，也要在政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加强创新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主要包含：为政府起草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法研究和论证；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律论证和可行性分析；为重大经济项目的谈判、重大招商引资中的涉法问题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建设项目合同、资产处置协议的起草、审查和修订；协助政府对重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以及信访事件的处理；对国企改制、企业破产清算等经济事项上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积极在新兴产业、民生领域及涉外领域拓展服务项目；参与政府日常的法律事务，接受委托代理诉讼、调解、仲裁及其他工作事项；协助政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等等，确保法律顾问能全程深入地介入政府工作，让法律顾问充分参与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形成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救济的风险防范机制，促进政府决策的合法合理。

2、规范遴选机制，提升法律服务水平

政府法律顾问可以分为常年法律顾问和专项法律顾问两种。其中常年法律顾问可以采取法律顾问团的形式，由政府法制人员、法学专家以及资深律师组成。对法学专家、执业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应当设定较高的资格门槛。《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规定了担任法律顾问必须是“具有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或者获得省级以上优秀律师荣誉称号，从事法律教学、研究或者法律实务工作10年以上”，值得借鉴。其选任的程序可以采取部门推荐与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由本级政府法制部门组织，择优选录。

专项法律顾问是针对特定的事项提供法律服务，可以在顾问团内的成员产生，也可以在顾问团以外的成员产生。为保证政府法律顾问的成员的专业性强、业务水平高，必须引入竞争机制，采取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符合条件的法律顾问，提升法律顾问的服务水平。拟聘法律顾问的建议名单报本级政府审定，同意聘请的由本级政府与其签订聘用合同，向社会公示。

3、规范工作细则，予以刚性制度保障

我国山东、海南、浙江、深圳等地制定了法律顾问的工作规则。但这些规则大多只有十几条的内容，规定比较粗糙，并不能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开展提供具体的标准和依据。我们政府在制定法律顾问工作规则不应是应付形势所需，而是在于能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笔者认为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规则除了要规定法律顾问的组织结构、担任的条件、服务的范围、遴选的程序之外，还应该明确法律顾问发表法律意见的独立性和保障法律顾问的异议权，明确具体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标准、工作权责和责任承担方式、纪律要求和监督管理以及工作业绩评价考核等内容。通过制度化促使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范化、常态化。

4、设立专项经费，实行政府集中采购

要提高政府法律顾问服务的积极性和服务质量，落实经费便是当务之急。2010年吉林、上海等地在制定《政府采购目录》时，在服务类中就增设了“法律服务”项目，法律顾问的顾问费用数额较大时采取政府集中采购的方式支付。2014年4月，山东人民政府也将政府法律顾问费用列入了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并根据其提供的工作量计算费用。这些举措可资借鉴。要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服务的规范化、制度化，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规范政府采购法律服务的价值评估、质量控制、绩效考核、监督管理等機制。

法治教育教案 篇8

六 年 级 法 治 教 育 课 教 案

小学六年级下册《法治教育》教案

目 录

第一课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01

第二课

第三课

第四课

第五课

第六课

第七课

第八课 预防不良行为„„„„„„„„„„„„„„„„„„„„„„„06 你的错误谁担责„„„„„„„„„„„„„„„„„„„„„„11

求助有去处„„„„„„„„„„„„„„„„„„„„„„„„16 公共安全记心中„„„„„„„„„„„„„„„„„„„„„„21 民族团结国富强„„„„„„„„„„„„„„„„„„„„„„26 防微杜渐„„„„„„„„„„„„„„„„„„„„„„„„„31 以守法为荣

以违法为耻„„„„„„„„„„„„„„„„„„36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贯穿于我国的整个法律体系中。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的阅读，体验这一基本精神。

教学重难点

让学生树立反对适用法律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特权现象和歧视行为。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无规矩不成方圆”，法律，一旦离开了人们服从法律的习惯，也就失去了命令人们服从的威力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梦想。为了这一梦想，人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平等权利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障，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平等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不再是一个梦想。我们要学会珍惜自己享有的平等权利，认真履行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二、情景回放

《享有平等权利》《法律的天平》

三、法律在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四、交流平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残疾人还是正常人，都平等的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不管是干部还是百姓，一旦触犯法律，都将依法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平等，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我们来听听，也来说说。

五、实践天地

1、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完善，公民的合法权利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保障。这些信息你知道吗？去了解一下再谈谈你的看法。

2、我们身边有许多规则，比如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校规、班规等，在执行这些规则的时候是否做到了人人平等呢？请结合实际谈一谈。

3、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公平、非正义的现象。在我们的校园里，也可能有这些现象出现。请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些行为发展下去，会带来什么的后果，给你什么启示。

根据书上的三个现象，学生各抒己见，谈感受再讨论联系身边事例发表观点。

法治教育活动总结 篇9

一、以“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为活动主题，以“法律六进”活动为载体，开展春耕普法宣传活动。普法办工作人员将国家安全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利用戈壁地头休整时间，向团场职工群众相关法律法规。

二、团普法办利用官方微博为载体，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大力开展《宪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

三、xx普法办及时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安全法》微信有奖竞答活动的通知，要求干部职工积极参加兵团普法办举办的“《国家安全法》微信有奖竞答活动”

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日前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国家安全法》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明确要求将《国家安全法》的普法宣传纳入“七五”普法规划，作为“七五”普法重要内容。同时，将《国家安全法》的普法宣传纳入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重要内容。

据了解，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正组织录制《国家安全法》公开课。邀请专家解读《国家安全法》内容，通过中国普法新媒体平台传播。此外，司法部还会同有关部门，编写《国家安全法》普法宣传册，作为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的普法资料，还将组织开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法律知识竞赛。同时要求各地普法新媒体平台积极参与竞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