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新闻（推荐8篇）
一、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新闻法制的基本概念、我国新闻法制的基本原则及渊源。
2．熟练掌握新闻法制的核心问题、类型和主要内容。
3．掌握特殊新闻和信息的发布需注意的问题。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新闻法制的基本概念
1．法及其基本特征
2．法治与法制的区别与联系
△3．我国新闻法制的特点
4．新闻法制与新闻职业道德的区别联系
第二节 我国新闻法制的基本原则及渊源
△1．我国新闻法制的基本原则
△○2．我国新闻法制的渊源
第三节 新闻法制的核心问题
1．依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2．依法限制滥用言论出版自由
3．新闻界本身的自律
第四节 新闻法制的类型
1．以立法形式正式颁布的《新闻法》
○2．判例法
3．在特殊领域涉及新闻媒体法制
4．在宪法、刑法、民法以及其他法律中包含有关新闻媒体的规定
第五节 新闻法律关系
1．什么是新闻法律关系
2．新闻法律关系的类型
第六节 我国法制的主要内容
1．新闻传播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
2．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利
3．新闻事业行政管理
4．特殊新闻和信息的发布
第二章 新闻法的历史发展
一、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新闻法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2．了解英美等国新闻法制的历史发展状况。
3．了解我国当前新闻立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4．了解如何加强我国当前的新闻法制建设问题。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新闻法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1．经济条件
2．思想条件
3．政治条件
第二节 英美等国新闻法制的历史发展状况
△1．美国新闻法制的历史发展状况
△2．英国新闻法制的历史发展状况
3．其他国家新闻法制的历史发展状况
第三节 我国当前新闻法制状况
1．我国当前新闻立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2．我国当前新闻法制之状况及新闻立法的进程
3．我国当前新闻法制建设方面值得肯定的成绩
△4．我们当前新闻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5．如何加强我国当前新闻法制建设
第三章 新闻事业的行政管理
一、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我国行政管理机关对新闻事业的管理状况。
2、了解我国关于报社记者站管理暂行办法。
3、了解关于新闻从业人员的管理办法或制度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关对新闻事业管理的主要表现
1．新闻事业实行批准登记制
2．新闻行政管理机关对新闻机构的日常工作行使管理权
3．新闻行政管理机关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违法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使行政处罚权
第二节关于新闻从业人员的管理办法或制度
1．报社记者站管理暂行办法
△2．实行新闻从业人员资格制度
△3．中国记者网
第四章 特殊新闻和信息的发布
一、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特殊新闻和信息的发布问题。
2．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3．了解广告法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二、教学内容
第二节 特殊新闻和信息的发布问题
1．什么是比较特殊的突发性信息
2．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媒体应负的职业使命
3．当前我国新闻媒体在比较特殊的突发性信息发布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
4．突发事件报道的原则和方法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1．广告与中国广告法律
△2．《广告法》具体内容
3．《广告法》与广告法规
第五章 新闻传播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
一、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何谓危害国家安全罪。
2．了解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3．掌握重大军事报道中记者的行为规范。
4．了解淫秽色情出版物的认定标准及其法律责任。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新闻传播活动与国家安全
1．何谓危害国家安全罪
2．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危害国家安全的主要罪行
第二节 新闻活动与保密制度
1．什么是国家秘密
2．什么是泄密罪
3．中国媒体军事泄密现象透析
4．重大军事报道中记者的行为规范
第三节 新闻传播活动与维护社会秩序
1．淫秽色情出版物的认定标准及其法律责任。
2．“法轮功”为什么被称为邪教
第六章新闻传播与公民权益
一、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舆论监督和新闻维权、侵权之间的关系。
2．掌握新闻侵权的构成要件。
3．熟练掌握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
4．掌握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
5．掌握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构成要件。
6．了解新闻侵犯著作权的表现、原因、危害，以及解决侵权问题的对策
7．了解其他新闻侵权的形式
8．了解新闻侵权的预防问题。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现代社会中的新闻维权和新闻侵权
1．舆论监督和新闻维权
2．舆论监督和新闻侵权
第二节 新闻对公民权益的侵害
1．新闻侵权行为及其特点
○△2．新闻侵权的构成要件
○△3．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
第三节 新闻侵害公民权益的常见形式
△1．新闻侵害名誉权
△2．新闻侵害隐私权
△3．新闻侵害著作权
4．其他新闻侵权的形式
第四节 新闻侵权的预防
△1．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2．善于化解新闻官司
3．正确认识新闻官司
第七章 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理论
一、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什么是道德、职业道德和新闻职业道德
2．掌握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规之间的关系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道德、职业道德与新闻职业道德
1．什么是道德与职业道德
2．什么是新闻职业道德
第二节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规的关系
△○1．二者的辩证关系
2．法律、道德与传媒、司法
3．我国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法律根源
第八章 新闻职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
一、教学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与规范。
2．了解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意义。
3．了解什么是有偿新闻以及如何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4．了解虚假新闻的表现形式、危害、产生原因及防止虚假新闻的道德诉求。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与规范
1．新闻职业的道德原则
2．新闻职业的道德规范
第二节 新闻职业的道德规范
1．忠于职守，勤奋敬业
2．正确导向，注重效果
3．报道真实，客观公正
△4．清正廉洁，遵纪守法
5．尊重群众，尊重同行
△6．团结协作，公平竞争
第三节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1．新闻选择的标准
○2．重视舆论导向，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3．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4．不断探索，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
第四节 反对和制止有偿新闻，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职业道德
2．在深化新闻改革中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第五节 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杜绝虚假新闻
1．虚假新闻的表现形式
△2．虚假新闻的危害
3．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
○4．防止虚假新闻的道德诉求
5．严守规章制度，堵塞失实漏洞
一、新闻监督权法律属性探索
新闻监督权的法律属性究竟应当界定为一种权利抑或权力?学界和实务界对此有着针锋相对的立场, 而新闻监督权法律属性之理论界定, 对新闻监督的立法建构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一) 新闻监督权法律属性之理论争鸣
新闻监督权的法律属性存在两种观点:权利说和权力说。
权力说认为新闻监督权是一种权力 (power) 。第四种权力是西方学界原因舆论监督性质最普遍、最流行的说法。第四种权力认为新闻监督作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1]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生命、自由。幸福,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组织政府, 而为了防止政府的专权和腐化, 除了实行“三权分立”来制衡之外, 最根本的一条是要让政府接受人民的监督, 而人民的监督主要是通过新闻舆论媒体即新闻监督来达到的, 因而新闻监督成为第四种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西方对新闻监督权作为一种权力去看主要表现在新闻监督对权力的制衡方面。而我国有种观点把新闻监督作为行政监督看待, 作为党政权力的延伸的观点。如有观点指出:“中国的舆论监督不是独立的传媒力量和根据法律对政府进行监督, 而是由政府控制的, 根据当前政策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有管理的舆论监督, 在本质上是一宗行政监督。”[2]“媒介监督在我国某种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延伸或对这种权力的补充。”[3]
与之相反的观点即权利说则认为新闻监督权是一种权利, 是宪法赋予人民 (公民) 的权利。他们认为, 新闻监督权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宪政下的具体实现方式。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 并不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 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职权和职责, 不具有强制之力, 即新闻媒体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延伸, 是出版自由与民主监督权利的发展。具有派生性特征, 与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关联, 因而被定位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4]一般认为这种权利的主体是个人, 甚至被认为是新闻工作者的个人权利, 是个人言论自由权的特殊行使方式。[5]如果认真阅读斯图亚特法官的那篇著名的讲话, 我们会发现他在文中所一再强调的是, 新闻自由不同于言论自由, 新闻界有权利及特权或责任 (the rights and privile ge s, or the re s pons ibilitie s, of the organize d pre s s) , 也就是说, 在斯图亚特法官眼里, 新闻自由是一种权利 (right) , 不是一种权力 (pow e r) 。[6]
(二) 权利与权力之间:新闻监督权法律属性之定位
笔者以为上述权利说和权力说之争, 并没有正确揭示新闻监督权的法律属性, 新闻监督权应界定为在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复合属性。
1. 新闻监督对权力的偏离。
首先, 权力在国家行政中表现为一种强制力, 是国家政策法律制度得以实施的最后保障。对应于权力的一般是职责, 而这种职责与权力的对应关系是现代对权力界定的重要依据。职责及职权不能放弃, 只能服从和执行, 这也是新闻监督权行使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基础。但新闻监督权却并不如权力一般具有直接的支配力和强制力在内。新闻监督权只是通过行使监督权而吸引公众“购买”, 从而实现影响力, 对当局进行舆论压力, 从而实现其目的。因此, 新闻监督权在形式上表现出权力的外衣, 但在实质上却偏离了权力之本质要求, 与权力本身属性不甚相符。而且, 如果把新闻监督权界定成权力的话, 则使得新闻监督成为权力的内部监督而失去其应有的公正性, 正因为如此, 欧洲人权委员会没有接受英国反诽谤委员会提供的通过制定法来授予报纸有限的特权的提议。他们认为, 这种提议中的特权“会把报纸、广播及电视机构放在一种特殊的位置上。而我们反对创设这样一种地位。”[7]
2. 新闻监督权界定为权利的局限。
权利一般表现在对权利背后利益的保护上。利益作为权利的追求, 它是权利的目标和方向, 也是权利行使的动力源泉。而权利又具有自主性特征, 即权利主体有可为、可不为的决定自由, 权利可以放弃。这与新闻监督所要实现的目的不同。新闻监督权不能放弃, 这里体现了新闻监督权背后所体现的社会责任及公共利益之层面。因此把新闻监督权界定为权利具有局限性, 并不能体现新闻监督权的本质属性, 也不能有效地在法律上界定其法律性质。
3. 新闻监督的法律定位:
权利与权力之间。由上分析可知, 新闻监督在法律地位上应当具有不可放弃的当为义务, 但又不符合权力之特性。若把新闻监督在法律上界定为权力, 也会出现诸多问题。依据现代法治社会“权力与责任相伴生”原则, 新闻监督界定为权力, 则必须有相应的责任承担。由于权力越大, 责任越大, 权力所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 新闻监督活动一旦借助权力让度而进入权力范畴, 其责任将极大提升, 新闻监督风险也将空前增加, 更何况, 传媒被赋予的新闻监督权力仅仅是一种边缘化的权力, 是基于权力让度而形成的权力, 而非法定的权力。[8]权力让度下的新闻监督存在的固有风险, 并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之权。再者, 新闻监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及政治权利的延伸, 若界定为权利, 不能实现新闻监督之目。新闻监督存在两个环节:一是传媒向公众和有关机构传播的信息和舆论;二是公众和有关机构对一定的政府机构或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规约。这两个环节环环相扣, 第一个环节是舆论监督所以成为传媒的“制度性的功能”的原因, 第二个环节是传媒的报道和批评能够产生“监督”作用的原因, 也是舆论监督成立的原因。[9]权利本身可以放弃, 而新闻监督之性质要求其不能放弃, 这样不仅会弱化新闻媒介的其它功能, 也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在我国, 新闻监督是一种宪法权利, 是履行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的基础。因此, 新闻监督在法律属性上, 应当界定为一种介于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公共权利 (力) , 是一种不能选择放弃的兼具权力属性与权利属性的社会公共权利 (力) , 他主要以公共利益为内容。
马克思精辟指出:“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 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 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10]马克思这一观点表明了传播媒介权力 (利) 介于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 天然地承载着双重使命, 即使公权力实现其影响力的平台, 又是公众舆论监督政府危害公民权利的重要阵地。这一界定表现为新闻监督权在规范层面上, 应当立足于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理性及公共领域, [11]也是对权利本身的一种超脱;而新闻监督权又兼具权力之特征, 新闻之监督权力性质来自于宪法明文规定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这种对政府公权力制约和平衡的新闻监督权表现为社会权利 (力) 对公权力的制约, 对公共范围内享有各类权力的人具有强大的制约和威慑力。
二、新闻监督之运行规则探析
新闻监督权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权利 (力) , 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则。
(一) 新闻监督的权利 (力) 主体:谁来监督?
从实质意义上而言, 人民是新闻监督的主体, 但人民不是法律上的概念, 不能成为新闻监督的主体。成为新闻监督的主体必须是能够独立享有法律权利和独立承担法律义务与责任的主体。新闻监督权利的行使主体一般认为是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和其他公民与法人等。[12]而舆论监督主要通过新闻媒介进行, 任何一位公民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即使完全争取也只是个别人的意见, 是不能称为舆论的;只有经过传播, 取得众多人的关注和认同, 成为众多人的共识 (社会集合意识) , 才能形成舆论, 产生精神上、道义上的力量。在形成舆论的过程中, 新闻媒介具有关键性的作用。[13]因此, 新闻媒体是新闻监督不可缺少的主体之一。而新闻媒体行使监督一般是专业的记者来落实其监督权。新闻记者通常是指新闻媒体中从事新闻采访权的专业人员。新闻记者具有采访权等特权, 比一般的公民更能适应其工作。因此新闻媒体作为新闻监督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 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崛起, 极大地拓展了新闻监督主体的范围, 美国学者丹尼斯指出:“新闻界曾一度垄断了新闻。要想出现替代性的、竞争性的出版者或电子媒体, 从技术上、经济上讲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 在此期间, 新闻媒体变得越来越专横, 越来越傲慢。对于大多数报纸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竞争。而现在情况变了, 传统新闻媒体可能甚至已经被互联网抢了新闻。这一点, 再加上新媒体能够持续地、即时地提供可行的替代信息, 这一事实促使旧媒体变得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14]因此, 笔者认为若网络发帖者 (普通民众) 提供了新闻, 并且其发帖在具有权威的网络新闻媒体上, 符合新闻监督主体之条件, 应当作为新闻监督的主体。若网络发帖者其帖子没有发表在网络媒体上, 即使是新闻记者所发之帖, 也不能归为新闻监督主体, 作为个人自由言论, 只能归为社会监督。
(二) 新闻监督的客体:监督谁?
新闻监督作为维护党的纯洁性、发扬民主、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手段。新闻监督从其诞生那一刻起, 就是对权力的监督, 其主要对象应该是公权力。新闻监督的对象是与公共权力、公共利益相关的政府公务行为或者其他公务行为, 而新闻监督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涉及到公共利益等方面, 对政府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审视。新闻监督应该监督公权力之行使, 应当界定如下问题, 确立其关系。
1. 公权力监督范围之界定
新闻监督作为言论自由及公民社会的知情权的延伸, 他依赖于公民知情权的表达和言论自由的实现, 与新闻监督客体——公权力形成了此消彼长的态势。对新闻监督主体而言, 作为监督客体之公权力, 主要关涉到公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合理性的监督与考量, 但公权力的运行, 有可能涉及到国家秘密等政府需要保密的信息存在, 如果对保密及政府信息内容限定过多, 必定对新闻监督的严重削弱, 公民知情权的轻视。因此, 新闻监督的实现, 必定要让公权力的行使具有可监督性, 政府信息及国家保密内容的科学界定, 需要与当前的宪政要求相适应, 也需要与十七大所提倡的建立服务性政府、有限政府相适应。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建立阳光政府、法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为公民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保障, 从此, 公众可通过参与政府信息公开, 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这也为新闻监督提供了监督的可能性, 对新闻监督的监督客体提供了监督之界线。然而,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往往有诸多国家秘密条例及其他涉秘的限制性规定。因此, 对政府信息公开应当与国家秘密相衔接, 并界定好国家秘密具有重要意义。而新闻监督权的法律边界的设定, 当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家保密条例相适应, 在宪政话语权下, 为有效行使新闻监督权, 切实实现新闻监督的效果。
2. 公共利益之法律界定
公共利益一词由“公共”和“利益”两部分组成。“公共”一般是指属于社会的或公有公用的事物。“利益”是指权益, 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条件, 是人基于自身的需要对社会条件进行的选取。我国除了宪法, 当前有50多部法律涉及“公共利益”, 但公共利益的含义和范围均无明确规定, 只有少数法律对其范围作了列举, 并规定了兜底条款。新闻监督的客体如果涉及到公共利益, 那么就应当行使其监督权利, 传达涉及公共利益的客体, 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实现。但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这也导致新闻监督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方面问题陷入无所适从的困窘之地。其实, 对公共利益应当是新闻监督的客体, 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使监督权出现了空缺。因此, 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对其进行新闻监督具有法律依据, 实现依法监督。涉及公共利益界定的两个关键问题就包括:公共利益的范围以及公共利益由谁来界定。
理论界对公共利益之内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 公共利益代表着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具有主体上的整体性和内容上的普遍的特点, 它是社会全部或者部分成员所享有的权益, 同时又与个人利益紧密关联着。如果将公共利益的界定权交由行政机关, 恐有滥用权力、侵犯权益之虞。公共利益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界定能保证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行政机关作为法律实施主体, 只能依据法律之规定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 通过实施法律的方式来实现法定的公共利益目标。如果行政机关仅以“公共利益”的名义, 却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来证明其所实施的限制或者剥夺公民财产权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那么这种行为就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我们认为,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公共利益的范围应该包括: (1) 社会救助; (2) 国家机关用地; (3) 国防、军事设施建设; (4) 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5)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6) 社会公用设施建设; (7) 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 (8) 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3. 合理保持与个人私权利之间的距离
新闻监督的界限应当止于个人私权利, 不能以侵害个人名誉权、隐私权等关于个人私权利, 而新闻侵权却在对个人私权利侵犯方面引起纠纷, 不仅不利于新闻监督目的的实现, 也是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因此, 新闻监督权的界定, 必须保证个人合法私权利。当然, 这里的普通的个人私权利常常与从事公务人员的私权利的范围并不一致。对于从事公务的人员的个人私权利应当做出限制, 因为从事公务的人员, 其权利代表政府的行政行为, 其个人的权利如隐私权就应当限制, 而应当在法律范围内给予界定, 保证新闻监督权利的有效实施。
(三) 新闻监督的规则:如何监督?
新闻监督应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披露, 让公众知晓, 从而影响决策者或者政府不当的行政行为或者其他事物。新闻监督主体的监督形式主要是通过新闻记者专业主体及其他公民等行为主体在新闻媒体上发表新闻, 进而影响公众的判断力, 对政府的不当行为形成影响。因此, 新闻媒体就是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载体与平台。传媒为了履行监视、监测环境的职能, 有必要在舆论监督中适当转变监督主体的身份, 为公众参与监督铺设较为畅通的沟通渠道, 让公众积极、自愿地承担起舆论监督的主体角色, 而传媒, 则悄然退到背景烘托和议题设置的位置上。[15]也有学者认为, 舆论监督在本质上并不是新闻媒体的监督, 而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监督。[16]但新闻媒体这种承载新闻自由的载体与平台, 具有审查义务, 应当对在新闻媒体上刊登的内容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具体新闻记者及其他公民应当对其新闻的真实性负责, 从而形成了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其他公民的在表达自由时的责任连带。
新闻记者及其他公民在行使新闻监督方面应当遵循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首先, 新闻记者具有采访权这一专有权利。采访权就是采集信息和访问。包括, 观察、聆听、体验、记录、查阅及摄影录像等手段, 其具有民事权利或职业权利的法律属性。而新闻记者及其他公民、法人等新闻监督主体还有知情权、报道权、传播权及其个人的人身人格权。这些权利有助于新闻监督主体行使新闻监督的权利与义务。但新闻监督主体的监督行为应当遵守上面所述的规则即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对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新闻, 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披露信息;正确处理好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尊重司法独立的义务及尊重其他公民、法人的人格权的义务, 这些限制性规定要求在相应的法律界限内行使新闻监督, 在保障行使新闻监督的同时, 维护其他主体的正当权利, 避免新闻侵权的发生。
三、新闻监督之立法构建
国内针对新闻监督的专门立法并未出现, 只是零散与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之中。而国外虽然没有“新闻监督”一词, 但“这些国家, 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是很强的, 至少在理论观念和法律规定上是如此。”[17]借鉴国外理论, 立足我国国情, 对新闻监督立法构建过程给予分析。
(一) 新闻监督之立法原则
中外立法中对新闻监督存在着差异, 而新闻监督立法同其他任何立法过程一样, 都不能故步自封。而新闻监督的立法原则, 为新闻监督立法提供准绳与指导。
1. 新闻自由及新闻党性原则
西方国家中特别强调在新闻立法中的新闻自由, 把其作为新闻监督的先决条件。新闻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延伸, 在国外的立法中具有居高的地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剥夺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的法律。这成为美国处理新闻法律与道德的最高原则。新闻自由, “按美国媒介法学者的说法, 在美国, 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概念, 而且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观念形态。”[18]其他西方国家也把新闻自由视为新闻监督的圭臬给予引进, 指导新闻立法。随着我国的以法治国理念深入, 把新闻自由原则引入我国新闻监督法中, 成为新闻监督法的重要价值理念和立法原则, 具有重大意义。对保障新闻监督的实效具有重要作用。但是, 结合我国新闻历程及实践经验, 更要坚持新闻党性原则, 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 随着党的执政法治化的不断完善, 探寻在法治上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监管。这有利于确保新闻监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坚持新闻党性原则的, 发挥新闻自由原则中积极的合理内核, 汲取社会责任理论的合理成分, 有利于确保新闻自由发挥其新闻监督的作用。
2. 新闻监督“保障”与“约束”并重原则
任何法律都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应当具有对等性。但新闻监督立法中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具有更为现实的要求。媒体的新闻自由、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基本权利、法律的公正等都是值得珍惜的基本价值和利益。它们之间在某些时候又是相互冲突的, 必须通过充分的利益协调、价值平衡, 使之都受到最大限度的关怀和尊重。新闻监督立法涉及到宪政话语下的诸多方面的平衡, 必然要求在法律设定权利义务中, 更加注重两者的统一, 实现平衡, 达到社会效果。因此, 新闻监督立法要注意以下几点依据:一是新闻监督主体的监督国家公权力运行的权利与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统一, 必须保障监督主体实行监督权而不受到不当限制, 也要保障监督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监督, 而避免监督权的任意扩大。这就要求实现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与国家保密条例的有机结合;二是新闻监督权的行使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要明确法律界限, 协调与平衡新闻监督权一公民名誉权和隐私权等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要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实现价值的理性平衡;三是新闻监督权的发挥与保障司法公正的平衡。在新闻监督立法中, 要处理号媒介和司法公正的关系, 要通过对媒介报道的介入、内容、方式等几个方面给予适当的限制, 以利益权衡为原则, 在媒介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 寻求某种平衡, 从而最终达到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两种价值的最大化。[19]
3. 民主公开原则
新闻监督立法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 根据博弈理论, 使各方利益得到表达。要把立法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和专家结合起来, 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新闻立法,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增强立法的透明度, 提高立法质量, 保证新闻监督立法的公正、科学。
4. 法制统一原则
新闻监督立法应遵循法制统一原则, 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来起草、论证、审议, 不得超越法定权限和程序, 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二) 新闻监督之立法模式
1. 英美新闻监督的立法模式
英美法系中对新闻监督的法律规定, 往往散见于案例之中, 这是由于其没有成文的新闻法。然而英美法系对新闻监督的法律规定由于其新闻界在经济上比较独立, 这就使得英美法系国家舆论监督的氛围要比其他法系国家要浓厚, 受法律保护的程度也要高, 而其立法模式也有其独特性。如英国法律中通过制定零散的法律来规制新闻监督过程中涉及到的法律纠纷。例如, 通过制定《诽谤法》, 用其来调整新闻监督权与公民名誉权之间的冲突。处理新闻监督权与公共利益、公民个人名誉权等人身权利之间的规范;通过《官方秘密法》、《叛逆法》、《煽动法》、《政府档案法》等单行法律来综合规制涉及新闻监督权与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律问题;又通过制定《藐视法庭法》, 作为规范新闻监督与司法审判权的法律。上述的这些单行法律有些是法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创造的判例, 这些法律在整体上对新闻监督权与监督对象给予规范,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新闻监督法。美国对新闻监督权的规则也表现了同样的旨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认了“新闻自由原则”, 为新闻监督的行使提供了宪法保障。而《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中, 进一步确立了新闻媒介对诽谤指控的宪法性特许权或者宪法抗辩理由。通过制定单行法律法规及司法判例, 确立了新闻监督权与司法审判及政府信息公开等制度。纵观英美法系涉及到新闻监督法律规范可知, 其新闻监督没有制定专门规制新闻监督的法律规范。这种立法模式与其法律传统相适用的。
2. 大陆法系新闻监督的立法模式
大陆法系关于新闻监督的立法与英美法系不同, 其主要表现为制定专门的新闻监督法。法国新闻监督立法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 新闻界的舆论监督虽然由于历史、法制的、经济的原因而显得相对功能薄弱, 但在新闻舆论监督立法方面比英美完备。瑞典1766年制定的《新闻自由法》, 开创了新闻监督方面的单独立法的先河。法国现行《新闻自由法》颁布于1881年7月29日, 它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部完整的新闻法典, 它宣布了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 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而《葡萄牙新闻法》作为新闻监督立法比较晚的关于新闻监督的专门法律, 因而也较完善的一部的关于新闻监督方面的法律, 是葡萄牙新闻领域的法律圣经。而亚洲如越南于1990年制定的《越南新闻法》, 为越南公民和新闻界开展新闻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 也是世界社会注意新闻监督立法的重要成果。而这些专门法律的制定, 为我们制定新闻监督的立法提供了借鉴。
(三) 新闻监督之立法框架
根据国外新闻监督立法模式, 结合我国新闻监督实践经验及法律传统, 制定新闻监督法势在必行。下面就新闻监督法之立法框架简要概述之。
1. 新闻监督的功能及范围、对象
对新闻监督的功能界定, 指明新闻监督法的监督范围及对象, 必不可少。法律功能是指法律作为一个体系或者部分, 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 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 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造成一定客观后果, 并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 从而体现其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20]因此, 新闻监督立法的功能应当给予限定, 指引新闻监督功能的发挥。
新闻监督的范围依据上述的分析, 大致涉及到:党和国家的政策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和社会公众人物的社会行为;国家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违反法律、法规党纪的行为;对违背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败坏设和风气, 给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严重损害的不良行为等等这些行为及内容都应当成为新闻监督的内容而给予监督。而新闻监督的对象, 主要涉及到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及其他主体, 如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非公有制企业法人, 及公众人物和一般公民。如果其行为涉及到公共利益等与公众生活有关的事项的, 都成为其监督的对象。
2. 新闻监督的原则
新闻监督的原则, 是新闻监督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贯穿于新闻监督的整个过程的原理和准则。主要涉及到合法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客观真实原则及自律性原则。合法性原则为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的实现, 也是减少监督的随意性、片面性, 避免导致传媒对司法的干预和对公民、法人名誉权的侵犯。公正性原则是新闻监督的灵魂, 是新闻监督吸引公众“购买力”的基础, 发挥其影响力的力量源泉。新闻监督主体, 应当确保舆论监督的公正性, 把公正性原则作为新闻监督追求的价值之一。客观真实性原则要求新闻要用事实来说话, 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而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也是司法实践的基础。传媒监督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 在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或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而自律性原则是新闻媒体必须通过自律当好信源与受众之间的“守门人”。
3. 新闻监督方式界定
新闻监督是新闻监督主体通过新闻的发布, 揭示事项之真实, 从而影响公众, 实现舆论压力。因此, 记者及其他公民在新闻媒体上发表新闻性质的言论成为重要方式。当前网络媒体继报纸、电视、广播之后的第四大媒体越来越现实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因此对在网络发帖者必须在相关网络媒体中发帖者才为作为新闻监督的方式给予规制。因此, 新闻监督法必须考量网络方面的新闻监督方式, 限定监督方式。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为例, 新闻媒体在行使监督权时, 对可能造成司法公正负面影响的监督方式, 应限制使用。如贬损法官的言论、乱下结论的报道等。
4. 新闻媒体和记者权利与义务
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权利与义务是新闻监督法中的重要内容。应当包括:知情权、采访报道权、批评建议权等;新闻媒体和记者的义务包括:不得妨碍社会安定与国家利益的义务;不得损害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的义务;不得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名誉权级潜艇合法权益的义务;更正的义务与后续报道的义务等等。但对新闻监督的上述义务必须与其权利进行理性的考量, 要在维护公共利益与具体个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有效实现其权利的行使。
5. 新闻侵权与妨碍新闻监督权责任与责任承担方式
2005年4月，深圳罗湖区公安分局原局长安惠君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原拟在可容纳近千人的最大审判庭进行，但在深圳市有关部门与法院进行交涉后，最终选择在仅能容纳二三十人的法庭审理，并以发放旁听证的方式限制媒体采访。
记者有进入法院采访的权利。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等不宜向社会公开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外，其他案件均需公开审理，允许记者旁听。刑事诉讼法有“公民持身份证可自由旁听公开庭审”的条款。安惠君案只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又是公开审理，凭相关部门的意见作出限制记者旁听的规定明显理据不足。
媒体拥有对公众关注的案件的采访权，因为公众知情权是司法公正的重要来源。限制记者的采访，客观上限制了公众的知情权。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法院有义务及时、有效地向媒体披露信息。
目前，我国媒体在维护社会公正、促进法治建设方面的作用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究其根源，主要是由体制因素造成的。具体说来，一是在我国特定的国情条件下，媒体的定位并不清晰，甚至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二是媒体的法制基础还不健全。媒体的根本任务是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但如果这种定位被僵化，缺乏对新闻自身规律的认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媒体的监督功能。2001年7月在广西南丹锡矿发生的灾难性事故导致多人死亡，当地有关部门及矿方却层层封锁消息，千方百计“捂盖子”，还向当地媒体“打招呼”。虽然事故最后还是由外地媒体披露了出来，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处罚，但这种以权力干预新闻媒体的做法表明了官员对媒体监督的某种态度：当被监督的问题涉及到自己与所管辖地区的利益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对舆论监督进行干扰、破坏甚至报复。这种做法，必将影响新闻媒体监督。
另一方面，新闻工作缺乏法律保障的状况也有目共睹。法律对新闻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保障新闻自由，二是防止这种自由被滥用。而今天，新闻法制的缺失使这两方面的问题同时存在，反过来影响了法治建设的步伐。《新闻法》迟迟未能出台，导致新闻采访权、报道权等得不到有力的保障。我国目前已有的关于新闻媒体的法律法规重在管理而不是保障，一些地方政府关于新闻工作的规定尤其如此。这些规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媒体不偏离方向，有其必要性，但人治的色彩较浓，而且新闻传播主体权利方面的内容存在不应有的缺失。
媒体对法治进程的正面影响
从理论上说，新闻与法治之间并无天然的矛盾。众所周知，法律的核心价值是公正，媒体也应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行事，传媒与法律在其本质精神上是切合的，二者之间完全有良性互动的可能，即通过法律规范新闻传媒，通过传媒监督法治进程，从而共同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结合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情况，媒体可以在三个方面对法治进程施加正面影响：一是增加透明度，二是提升社会关注度，三是法治教育功能。而我国传媒也正在这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首先，大众传媒对增加法治的透明度具有重要意义。说出真相是进行公众判断、施加影响力以及法律解决等全部工作的基础，而作为媒体，客观报道事实是它的基本任务。在许多地方，许多案件往往是由传媒披露的。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和前几年克林顿“拉链门事件”都是如此。1971年，当尼克松政府涉嫌派遣特工潜入民主党总部水门大厦窃取竞选资料的事情被曝光后，《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此事穷追不舍。他们所揭露出来的空前政治丑闻令美国举国震惊，并导致尼克松的下台，充分证明了新闻媒体对政府权力的无可替代的监督作用。因此有人把媒体权力称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当代中国，一些优秀的电视节目和平面媒体也在维护公众知情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央视“法治在线”，通过对大案要案的及时报道，让社会获知事实真相。一些平面媒体、网络等也都着力挖掘出大量相关细节，为公众的判断和法院审判工作走向深入提供了帮助。媒体、公众、政府、法院之间的良性互动标志着法治文明的“透明”走向。媒体提供的信息越丰富、越准确、越全面，法治建设的透明度就越高。
其次，客观、公正的传媒不但可以揭示事实真相，而且更能提高社会对法治的关注度。在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情况下，法官、当事人都必须慎重对待案件，无形中也使发生司法腐败的可能性变小。特别是当案件还在审理时，传媒的关注会引起社会的进一步关注，对后期审案进程产生积极影响。许多案件就是在媒体介入后，才较顺利获得了基本符合法律和事实的判决结果。佘祥林“杀妻”冤案就充分展现媒体重要的监督力量。据报道，法庭重新审理这一冤案时，上百名记者赶往当地，以致宾馆人满为患。从冤情揭开盖子到重新判决，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4年，湖北“钟祥贺集二中投毒案”也是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报道后才得以迅速纠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媒影响方式基本上是“间接”的，即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再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才最终得以解决。实际上还有着“权大于法”的味道，留下遗憾，但无论如何，媒体和社会的声音能通过合法渠道对司法行为产生有效的正面影响，已经是一大进步。
此外，随着近年来法治建设的深入进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法治只有在全体公民的参与下才能实现，而公民参与法治进程、表达意见的重要渠道就是大众传媒。人们对公民权的重视和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媒体的传播。一些公民权利保障机制被普通人了解，一些普通公民维权成功，都是最好的公民教育的教材。传媒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促进个别案件得到圆满的结果，还可促使法律法规本身进行改良。几年前的孙志刚案，由于媒体的披露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收容遣送条例》终被废除。这进一步说明，在一个转型社会中，法治进步有赖于传媒所反映的公民意愿的表达和参与。
帮助了司法公正还是干扰了司法公正
当然，所谓传媒所反映的民意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传媒所激发起来的社会关注，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司法公正，又在多大程度上干扰了司法公正，这些还难下定论。有不少案件最后形成比较公正的判决都是在舆论的压力下作出的。严格说来这是外界干涉司法独立的表现，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模式。因为司法的独立，既要独立于政府的干扰，同时也要独立于社会的偏见和错误舆论的影响，它秉承的是法律的精神和已经确立起来的正义原则。无论受何种因素干扰，司法独立都会受到损害。但是，今天我们谈传媒对司法进程的“干扰”，倒是有意义的。因为对司法来讲，原来也许只有一个东西——权力干扰它，顶多再加上金钱，现在传媒、民意也来干扰了。有这么多东西“干扰”司法，这应视为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司法的独立恰恰在于有很多东西要来干扰它，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取得绝对的优势，这个时候司法反而可以取得一种超然的地位，获得独立，何况传媒所反映的“民意”，即使真的是一种“干扰”，也总比金钱的干扰离公平、正义更近一些。
总而言之，虽然媒体本身没有干预法治进程的义务与责任，但在一个法治有待完善的国度，媒体公正有时的确可以补充司法公正的不足，并促进司法工作排除其他各方面的干扰。更重要的是，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所反映的人民的意见不断参与司法过程，将使法治建设在适应社会进步的同时自身也得到长足的发展。美国著名新闻人普里策说，“一个民族就像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船，而新闻人就是这艘船的瞭望者，要及时发现激流、险滩与暗礁，以保证航行的顺利和安全”。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传媒理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一篇 树立法治思维，建设法治政府
（每次考试略有不同，这里包含第一篇的大部分题目）
一、单选题
1、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学法是前提，首要学习的是（D、宪法）。
2、建设法治政府的首要标准是（C、职能科学）。
3、法治思维是以（B、权利义务）分析为线索展开的认识活动。
4、落实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B、初任法官、检察官）由省法院、省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
5、（D、1982124）年、月、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处理社会矛盾要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如果没法达到完美状态即三个效果统一，按照法治思维要求哪个效果优先？（C、法律效果）。
7、抓住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突出（B、政治标准），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8、关于法治思维以下哪种说法最为准确（A、底线思维）。
9、把（D、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10、建设廉洁政府，釜底抽薪之策是建设（D、有限政府）。
11、党的哪一次会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B、十八大）
12、在所有的国家权力中，最具有扩张性、最需要灵活性、最难控制的权力是（C、行政权）。
13、（C、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4、法治思维的价值取向应该是（A、公平正义）。
15、法治思维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C、合法性）。
16、在我国历史上反腐败手段最为严厉的皇帝是（B、朱元璋）。
17、提高全民族的法治思维水平要抓的关键少数是（B、领导干部）。
18、完善（C、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
19、（B、前海法院）被业内寄希望于打造成为“中国未来法院样板”。
20、最高人民法院在（B、深圳、沈阳）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
二、多选题
1、关于政府信息公开说法准确的是（）。
A、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B、国家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要受到合理限制
C、国家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到同等程度保护，否则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D、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争议可提起行政诉讼
2、关于反腐败的形势说法正确是（）。A、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
B、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不敢腐初见成效 C、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 D、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3、关于腐败的说法准确的是（）。
A、人类社会共有的政治社会现象 B、多党制是解决腐败的良方 C、限权、分权有利于遏制腐败 D、北欧国家相对廉洁
4、政府信息公开的重点是（）。
A、财政预算 B、公共资源配置
C、重大建设项目批准与实施 D、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5、关于法治思维说法准确的是（）。
A、基准性思维 B、弹性思维
C、优先性思维 D、柔性思维
6、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是（）。
A、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B、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C、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D、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7、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
A、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B、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C、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D、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E、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8、纪检监察队伍的要求是（）。
A、忠诚 B、干净 C、高效 D、担当
9、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是（）。
A、合法行政 B、合理行政 C、程序正当 D、高效便民 E、权责统一 F、诚实守信
10、法治政府应该是（）。
A、民主型政府 B、责任型政府 C、服务型政府 D、有限型政府 E、透明型政府
三、判断题
1、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对
2、中纪委开展巡视工作时，对巡视组组长是一次授权长期有效。
对
3、城管协管员、公安局辅警也有执法权。
对
4、党规党纪高于国法。
对
5、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进入到了精细化、科学化的阶段。
对
6、建设法治政府要求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
对
7、行政决策是所有行政行为的起点。
对 错
错
错
错
错
错
错
8、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首要的是维护宪法的严肃性。
对 错
9、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对 错
10、建设法治政府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对
错
11、法治思维是效率最高的治国理政思维方式。
对 错
12、党规党纪高于国法。
对 错
13、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意味着德治与法治地位平等、同等重要。
对 错
14、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将于2015年5月1日实施。
对 错
15、法治思维强调众人的智慧和规则的权威，而人治思维强调领袖的权威与智慧。
对 错
16、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法治政府。
对 错
17、反腐败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把党风廉政建设一步步引向深入。
对 错
18、在提名、考察程序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书记、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中央管理领导班子的企业纪委书记，由中央纪委会同省级组织部提名、考察。
对 错
19、“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真命题应该是“权大还是法大”
王锡锌
2011-11-07 23:28:40
来源：来源：《光明日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在文化建设中，该如何弘扬法治文化，传播法治精神，推动形成法治的生活方式？在法治建设中，又该怎样加快文化立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制度轨道上发展繁荣？本刊今起开辟“文化与法治笔谈”栏目，邀请相关人士展开讨论，敬请关注。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文化建设的决定，将法治国家基本原理融汇进了文化建设的科学纲领之中，高度重视为文化建设提供优良的制度环境，强调了文化建设的社会性与人民性。
文化生产作为一种特别形式的社会生产，其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而法治本身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会得到文化的滋养，并构成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
文化的法治需求根源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生态的变迁。在改革开放之前，适应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文化系统，对新中国发展初期的社会团结与基本建设作出了贡献，但也逐渐暴露出文化体制缺乏活力的局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国内文化元素日益多元，来自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和来自西方的自由个人主义逐渐兴起，并提出了改革传统文化管理体制、拓展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同时，文化传播平台的结构性变迁也带来了文化管理的挑战，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冲击了传统纸质媒体的影响力和文化塑造功能。网络在带来便利和自由的同时，也给青少年教育、社会诚信、预防与打击犯罪、塑造负责任公民等方面带来了复杂的影响。
当前，我们的文化法治状况远不适应新时期文化发展的需要，主要文化领域的立法多以行政立法为主，既不适应保障公民宪法上文化权利的需要，也难以为文化秩序的优化提供合格的规制框架。在缺乏有效法律规制的文化市场上，常常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低俗乃至于色情、暴力文化横行，反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因素受到扭曲和压制，这一格局的负面影响已经波及到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刑事犯罪、家庭伦理、社会诚信等领域。
因此，文化建设亟须制定基本法律。该法律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公民宪法上的文化权利，落实公民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参与权，追求文化自由与文化秩序的平衡，引导社会文化有序发展。经验证明，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成就要归功于公众的经济参与，而新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同样需要强化对公众参与权的制度化保护，使得新时期的文化生产体现出明确的社会性与民族性，形成稳靠有力的文化软实力。
当然，文化的法治是否能够深入社会、形成实效，也取决于法治的文化。与30多年经济建设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运动，至2010年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在法律移植过程中，通过法律教育、法学研究、司法审判乃至于各种普法运动，法治的文化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社会基础。
法治的文化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理性，即公共治理以承载理性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是形式法治的范畴；二是公民性，即公共治理以保障公民尊严、塑造公民身份为目标，凸现“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社会属性，强化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性和公共责任性，是实质法治的范畴。文化法治本身的“文化”维度，要求我们不能将文化法治理解成简单的规制工具，而是要尊崇制度理性，以人（公民）为本，通过打造法治的文化优势来推动文化的法治建设。
1、（单选题）(D)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o A.权力监督
o B.科学决策
o C.权力分工
o D.权力制约
2、（单选题）(C)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o A.行政法
o B.刑法
o C.宪法
o D.民法
3、（单选题）(A)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贯穿于宪法始终、体现在各部法律之内。
o A.权力制约
o B.保障人权
o C.职权法定 o D.程序正当
4、（单选题）(A)正式引用“小康社会”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
o A.党的十二大
o B.党的十七大
o C.党的十六大
o D.党的十三大
5、（单选题）(B)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标准。
o A.党的十二大
o B.党的十七大
o C.党的十六大
o D.党的十三大
6、（单选题）关于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的说法，错误的一项是(D)。
o A.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o B.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成为宪法规定的治国方略 o C.2002年党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o D.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
7、（单选题）第一次提出了我国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的是(C)。
o A.毛泽东
o B.周恩来
o C.邓小平
o D.习近平
8、（单选题）把(A)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o A.法治建设成效
o B.经济建设成效
o C.经济增长速度
o D.城市工作建设
9、（单选题）(A)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行政权力来自于法律的明确授权，而非自行设定。o A.职权法定
o B.保障人权
o C.程序正当
o D.权力制约
10、（单选题）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A)。
o A.调离领导岗位
o B.开除公职
o C.追究其行政责任
o D.记大过
11、（多选题）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要依法自觉接受谁的监督？(ABCD)o A.社会公众的群众监督、相关媒体的舆论监督
o B.上级部门的组织监督
o C.人大机关的法律监督
o D.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
12、（多选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法治建设的“五项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ABCD)。o A.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o B.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o C.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o D.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13、（多选题）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ABCD)。
o A.服务公开
o B.管理公开
o C.决策公开
o D.结果公开
14、（多选题）关于我们党长期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表现的说法正确的有(ABCD)。
o A.抗战时期，为广泛调动一切抗日力量，各根据地人民政府普遍颁布和实施了保障人权的法令
o B.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党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中国要把人权旗帜掌握在自己手中
o C.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就将公民的人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o D.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其所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内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内容
15、（多选题）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管理时，除(ACD)外，都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o A.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
o B.未成年人保护
o C.依法受到保护的个人隐私
o D.涉及国家秘密
16、（多选题）我国现行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设定充分体现了权力的分工与制约原则，主要表现在(ABCD)。
o A.我国宪法为充分保证执法机关正确执法，还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本系统内实行监督和制约
o B.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o C.宪法在人民代表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关系上，规定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人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等 o D.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17、（多选题）习近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ABCD)，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o A.有权必有责
o B.用权受监督
o C.违法要追究
o D.失职要问责
18、（多选题）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ACD)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o A.决策权
o B.审批权
o C.执行权
o D.监督权
19、（多选题）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管理时，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BCD)。
o A.监督权
o B.知情权 o C.参与权
o D.救济权
20、（多选题）各级行政机关及公职人员必须强化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严格遵守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采取(ABCD)、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和办法，确保决策内容合法、程序合法，切实有效防范因决策违法而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
o A.公众参与
o B.风险评估
o C.专家论证
o D.合法性审查
21、（判断题）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成为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抓手。
o A.对
o B.错
22、（判断题）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o A.对
o B.错
23、（判断题）强调程序正义，不仅在于它是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而且在于程序正义的维护和实现有助于增强法律实施的可接受性。o A.对
o B.错
24、（判断题）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所以党的活动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o A.对
o B.错
25、（判断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o A.对
o B.错
26、（判断题）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两者之间属于法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
o A.对
o B.错
27、（判断题）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o A.对
o B.错
28、（判断题）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o A.对
o B.错
29、（判断题）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是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的最重要途径，也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形势发展，向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提出的新的最高要求。
o A.对
o B.错
30、（判断题）程序正当是社会主义法治对行政活动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
o A.对
关键词：新闻舆论监督,民主法治建设,推动力
“孙志刚事件”的出现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事件的首个披露者陈锋说:“我从来没有对媒体社会责任感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结合丧失过信心。”的确, 针对此事, 众多全国知名媒体作出了积极而又正义的反应, 推动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
1 何为新闻舆论监督?
通常意义上是指利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新闻媒介传播手段, 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采取揭发披露以及批评的手段给予曝光, 从而吸引群众更多的关注, 并逐渐的转化为公众所持有的广泛认识, 借助舆论的压力使上述不良或不法行为得以及时纠正, 从而确保权力的良性运行, 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新闻舆论监督对于当前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一些违规活动及不正当行为可以进行揭发披露, 将其展示在全社会审视的目光之下, 同时在此事件的基础上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形成对不正当行为的社会压力, 并最终实现对这种行为的制止与警示。
现在在我国范围之内, 随着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 新闻舆论监督已经成为社会大众体现公民主权的可靠途径, 其中监督的实现可以依靠新闻报道、事件评论、实事讨论、新闻批评等方法, 不过它最为关键的还是新闻面向社会的全面报道以及对其事件进行影响批判性质评定, 其影响范围广, 深度深。
之前, 《南方都市报》公开刊载了名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报道, 这篇报道中揭发出了孙志刚在广州市收容所死亡事件的相关消息。这篇报道一经面世, 就引发了新闻界广泛的关注, 犹如一枚炸弹般迅速的在各大新闻媒体间扩散开来, 我国一些著名的媒体还有各个地方间的报社都对此时间进行了转发报道, 同时在此报道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连续追踪。不仅如此, 在互联网领域, 很多权威性较高的门户网站也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追踪报道。一时间, 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讨论“孙志刚事件”的狂潮, 各路网友纷纷发表意见。因为各大媒体平台的广泛关注再加上形成的社会舆论, 让这一案件得到了相关政府部分的注重。
有位学术界专家曾指出, “舆论, 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 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共同意见。”其意见指向的覆盖范围广阔, 是群体性意识的集合, 影响面较大。新闻舆论有以下的特征:1.其影响所涉及的范围大2.社会公众参与的程度高3.其导向具有较强的干预力4.传播方式具有可控制性。“孙志刚事件”则充分表现了新闻舆论的影响力。
2 舆论监督引发公众思考
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有三种, 分别是公开报道、评论和批评贪污、腐败和其他各种违法行为。以上三者不能截然分开, 比如批评不可能离开报道事实和根据法律和社会公德做出评说。但通常人们说到舆论监督时就想到是批评, 这是对舆论监督的狭义上的理解。批评贪污、腐败和其他各种违法行为, 是现阶段我国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
针对“孙志刚事件”, 最初, 媒介和公众将焦点放在了“发生这一案件的真是原因是什么?孙志刚为什么会遭此毒手?”“这一事件到底该追究谁的责任?”“直接造成孙志刚死亡的凶手现在的情况?”“要给死者一个公平的交代”等等, 从本质上来看, 以上问题都存在于该事件自身多有性质的范围之内。不过慢慢的, 群众在此事件的基础上, 开始延伸出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将焦点放在了如何避免此类事情的重复上演之上, 逐渐的将关注力度转向孙志刚之死事件潜藏的讯息, 并由此引出了曾颁布于1982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这一文件的出台当初就是为了维护治理社会的秩序化发展。
随后《南方周末》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邓子滨的评论, 题为《绝对不能出第二个孙志刚》, 该文指出:“彻底调查, 严惩凶手”的办案决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 而人民进一步的意愿, 可以推想, 是类似孙志刚的悲剧不再发生。这篇评论得到网友的一致赞同, 大家纷纷转载。
最终“孙志刚之死案件”作为刑事案件在当年进行了开庭审判, 涉案人员终于得到了相应的法律制裁。
3 新闻舆论监督对民主法治的推动力
从”孙志刚事件”, 我们不难看出新闻舆论监督对法律法规修订和完善的促进作用。5月16日, 许志永、俞江、滕彪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以民间形式启动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程序, 在当代中国还罕有先例。以《中国青年报》为例, 5月16日当天就发表了题为《三位中国公民依法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报道, 报道援引上书者的话说:“这不仅是针对孙志刚的个案, 我们关注的是制度本身。应建立并启动一整套完备的违宪审查机制, 才能不断地除弊革新。”到6月18日, 媒体和社会舆论所要求的革除““制度性弊端”的要求也得到了政策上的回应。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原则通过新的救助草案。6月19日, 《南方周末》发表了题为《实现社会公正, 哪怕天塌下来》的评论文章, 喊出了废除不合理制度的最强音。2003年6月22日颁行于1982年5月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办法》终于被废除。
新闻传播具有及时性, 受众面广等特点, 一些严重违背伦理道德而尚未有法律规范的问题经新闻媒介报道, 能引发来自社会公众的强大舆论压力, 促使立法机关做出回应, 从而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解决问题。
新闻传媒是一种社会利器, 它能够捍卫真理和正义, 鞭挞腐败和邪恶, 对权力组织和整个社会起到监督作用。舆论监督是新闻传媒的基本权利和功能之一。新闻舆论监督具有传播及时、传播公开、传播持续的特点。
如果没有新闻媒介对孙志刚案的报道与广泛关注, 就无法实现社会舆论对于司法公正性的监督, 案件或许就不能真正的解决, 案件所造成的影响还会持续, 同样的惨剧还会不断的重复上演。
到底新闻媒介是如何在这一案件中发挥作用的呢?首先, 地方媒体首先披露, 互联网鸣响登闻鼓。其次, 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中央级媒体介入报道。然后, 公审引起广泛关注, 记者联名炮轰“公开”虚名。最终, 促“收容”变“救济”, 媒体助案后反思。
正确的媒体报道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媒体的介入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有助于司法机关抵制行政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干预。传媒的介入有助于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降低司法专横和武断的可能,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
但从“孙志刚事件”来看, 新闻舆论监督对民主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舆论学概论》
[2]《中国青年报》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认了“法治中国”的法治建设新目标。建设法治中国，是从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总结35年来的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一个新的法治建设目标。它是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于一体的新要求。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制度和实践问题亟待研究和破解。本刊特辟“论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与实践”专题笔谈，希望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能积极投身到法治中国的相关研究课题中来。
法治与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内容摘要：如何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并在此统治体系中形成自由秩序体系。根据政治治理方式和政治智慧的关联，可以把人类从古至今的政治智慧分为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和法治（公民）政治智慧。神学政治智慧和圣贤政治智慧，对于我们这个正在艰难地寻觅法治之路的国家而言，可视为是旧的或者传统的政治智慧。而要推进法治政治智慧的实现需要考虑以下路径：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在官方政治智慧之外，还有民间政治智慧，并且要突出民间政治智慧在法治政治中的必要性、优先性。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公民利益的获得，是公民自身参与和争取的结果，而不是任何道德的想象共同体恩赐的结果。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每位公民的主体性和个体人格，营造主体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环境。
关键词：神神学政治智慧 圣贤政治智慧 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法治中国
把肤色不同、文化各异、思维方式有别、经济基础大相径庭的人结构在统一的秩序体系中，从来是考验人们政治智慧的关键所系，也是人类所有智慧——无论是科学智慧，还是社会智慧大有用武之地的场域。一切人类智慧只有被结构在政治智慧中时，才能真正增益于交往行为中的全体人们，才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并在此统治体系中形成自由秩序体系。纵观人类历史上社会控制的方式，无论神学政治智慧（神治）、圣贤政治智慧（人治）还是众人政治智慧（法治），都以如何组织人们交往中的秩序为己任。根据政治治理方式和政治智慧的关联，可以把人类从古至今的政治智慧一分为三，即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和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一、神治 〔1 〕与神学政治智慧
如何把具有形形色色需求和行为方式的普罗大众们安排在良好的秩序体系中，让人们既有自由和效率，也有秩序和节奏地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这似乎首先是神的事业，而不是人力所能及。故古代社会的政治智慧，每每假借天神和天国的意志，来行人间的政治统治。奉行出世精神的东方佛教、道教世界是如此；奉行入世的“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世界也是如此。〔2 〕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宗教对人类交往具有绝对的控制功能和支配价值，人们的生老病死、吃穿住行、酸甜苦辣等皆取决于鬼神的左右。政治统治不过是把佛陀、上帝和真主的降示贯彻到人间，从而在人间建立所谓“神国”。神治的实践既是神学政治智慧的结果，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完善着神学政治智慧。它是人类实际控制能力低下，同时也是人类智慧普遍低下的产物。人类实际控制能力的低下，需要借助“灵异的智慧”；而人类智慧的普遍低下，容易接受“灵异的控制”。其基本特征是：政治神学智慧不但企图控制人们的行为，而且一定控制众人的思想和心智。
相较而言，中国是一个较少受神权政治和神学政治智慧影响的国家，自从西周以来似乎是一个“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的国度，〔3 〕但即使如此，并没有完全消除神灵对人间的影响。这既体现在对皇帝“德位配天”的道德预设上：施行人间统治的皇帝，理应是天之子，是上苍派往人间的使徒。因此，皇帝的统治不是人格化的社会统治，而是神化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智慧。这怕是“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的基本缘由所在，也体现在政治和家族统治中的“祖先崇拜”上。无论是国王、皇帝的家，大臣、贵族的家还是普罗大众的家，家族中的家长，都须遵从祖训而行使管理和统治。因此，家长就是祖先神在人间的代表。所谓“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之说，正是以这种祖先神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智慧为根底的。或许是这个缘由，才使毛泽东把神权称为古代中国束缚国人的四大绳索之一。〔4 〕可见神学政治智慧之于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内在关联。
虽然神学政治智慧是一种低级的政治智慧，但在文化传递意义上，由于在“先来后来”的自然法则中，它占据“先来”的自然优势。因此，对所有“后到”的政治智慧都天然具有一定优势，即“后到”的政治智慧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受神学政治智慧的遗传和影响。例如，人治和圣贤政治智慧总是借助对人间精英的神化而完成的，从而精英们被人为地赋予了某种神性。连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奇迹，全靠我们自己”的一场波及全人类的人的世俗化解放运动，结果仍然推出了被称之为“个人迷信”的无数神圣精英，导致人们一脚踏出神学政治智慧，另一脚又不自觉地踏入带有神学的政治智慧。
至于法治，它作为一种更加后起的政治统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虽然越来越世俗化、大众化，但在这里仍然不难发现神学政治智慧的深刻影响。在实践上，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乃至信仰，都多少带有神学政治智慧的烙印。特别是选民经投票的狂欢后所选出的领袖手摁《圣经》或者《宪法》宣誓就职，法庭上证人为其证言进行发誓等等，都明显地受到神学政治智慧的深刻影响。而在理论上，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法治主义的政治统治及其成功，归结为基督教信仰的结果，以至于伯尔曼在谈到法律秩序的形成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时，振聋发聩地告诫人们：“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休成为僵死的法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5 〕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完全符合近代法治主义政治统治的事实，但其对现代法治和神学政治智慧间具有一定勾连关系的论述，不仅得到了学界的体认，而且客观上表达着法治实践的事实。
二、人治与圣贤政治智慧
无论古今，一个有效的社会统治，都不能缺少富有组织能力、创造精神和管理才华的精英人才。神治及神学政治智慧，自身是圣贤们替天行道、代天立言的结果。因此，形形色色的使徒、天子、先知，就成了神灵行使人间治理的不二法门。如果说神学政治智慧表达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统治思维的话，那么，对圣贤们在政治治理中杰出作用的关注，甚至把人类交往和秩序委托于圣贤的主张及实践，表达了另一种政治智慧，即圣贤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的特点是对现世精英人才价值的尊重。因此，与神学政治智慧相比较，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它把社会交往秩序从神的天国拉回到人的世俗国家。
人治的政治智慧在东西方“轴心时代” 〔6 〕的思想家那里都有丰富的表达。在中国，孔子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 〔7 〕；孟子的“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8 〕等论述，人们可谓耳熟能详，并且也实际地支配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统治。尽管自从董仲舒的思想支配中国政治以来，所谓“阴法阳儒”成为中国政治统治的实际学术根据，把儒法思想杂糅融合的荀况思想，发挥了“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的实际功能，但儒家学说对圣人贤哲的追求，仍弥漫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中。道德温情主义的治理诉求，不但盛行在古代中国，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至今遗传、绵延不绝。
而在古希腊，那位对哲学王情有独钟的大圣贤、不遗余力地强调并推行哲学王治国的人治主义者柏拉图则坚定地声称：“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都将是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我们前面描述的那种法律体制，都只能是海客谈瀛，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 〔9 〕尽管柏拉图的哲学王诉求，没有在西方世界推出一个他所期望的人治国来，但这种对哲学王智慧的追求，却成为西方政法传统中重要的一脉。即使在今天法治主义大行其道、精英只有经过公民的投票选择才能更大地发挥其社会治理能力的时代，人们依然心存哲学王的情结。所以才有德沃金的如下诉求和期望：“如果哲学家们愿意的话，制定法律自身的目标，即在我们的法律之内或法律之外制定更完美的法律形式，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哲学家们身上。” 〔10 〕
圣贤政治智慧既是人治的产物，又在人治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在实质上，它是把人们对神灵的信仰位移到对人间圣贤的尊崇上。因此，它必须以完人道德来要求圣贤并包装圣贤。只有如此，逻辑上圣贤才能对亿万斯民予以教化、发号施令。在此意义上，圣贤政治智慧是对宗教政治智慧的超越，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政治智慧。统治社会和他人，而不能够以德服人，就只能“播其恶于众”，就只能是桀纣之徒，自然属于暴君之列，人民只能对其予以“放伐”。
然而，这种圣贤政治智慧，在支持并激励政治家从事政治统治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暴露出其预设前提的虚妄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样的格言，古已有之。这一格言一方面将圣贤位移到与神灵比肩，另一方面，也证伪了圣贤政治智慧的虚妄无凭。正因如此，如果对圣贤本身没有必要的规范制约，仅仅靠圣贤们的道德自觉，则圣贤政治智慧虽能缔造人治的历史，但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把政治家的疥疮也视为鲜花，脓包也视为清泉，从而使社会治理陷入圣贤的恣意擅行中。此种事实，在中外历史上在在多有、绝不鲜见。
尽管随着法治的生成和发展，纯粹倚赖圣贤政治智慧所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治理越来越罕见，但即使在法治国家，圣贤政治智慧并非销声匿迹。其中法治本身作为一种理论设计，不仅仅是哈耶克意义上的扩展秩序，〔11 〕或者不仅仅是进化理性主义的产物，同时也凝结了不少政治哲学家们的个人心智，从而具有一定的建构理性主义色彩。即使在特别强调经验进化的英美国家，也无可例外地存在着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学说、洛克的分权学说、穆勒的自由学说、潘恩和密尔的代议制学说、培根的归纳逻辑学说、休谟的人性学说、边沁的功利学说、联邦党人的分权制衡学说等。正因如此，法治并不一般地反对圣贤政治智慧，反之，它还必须借助圣贤政治智慧以构造把法律凌驾于一切个人之上的制度设计。所以，法治所反对的，仅仅是把圣贤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圣贤政治智慧。
如上两种政治智慧——神学政治智慧和圣贤政治智慧，对于我们这个正在艰难地寻觅法治之路的国家而言，可视为是旧的或者传统的政治智慧。既然有旧的、传统的政治智慧，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或寻求新的政治智慧。
三、法治与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商业经济和市场贸易的长足发展，被结构在市场中的普罗大众必须以知识来应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不但提升了其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能力，而且萌动了人的主体性。政治不再仅仅是神灵支配或圣贤独制的事业，而必须是人民公开参与的事业。但是公民的参与，如果没有共同接受的规则，就是能是类似“大民主”或街头政治的民粹主义、情绪宣泄，它不但不能带来有效的秩序，而且还会是人间一切秩序的解构者和破坏者。所以，如何既能保障国之大事由拥有投票权的、自由的人民决定，又能保障国家处于社会有序、人民合作、政府有效的状态下——是在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时代，政治家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政治思想家理应贡献出全新政治智慧的实践领域。
这种政治智慧，就是在众人（公民）政治智慧基础上凝结的法治智慧。众所周知，法治并不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概念，也不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政治实践。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学术思想领域的法家学派，笃力倡行法治，所谓“令尊于君”、“君臣、贵贱、上下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12 〕、“法不阿贵、绳不绕曲” 〔13 〕的古训，对照着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理想，仍会令人荡气回肠。尽管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并没有为这种法治学说提供足以展示其优势的舞台，但回过头来当我们真的要寻找当代法治建设的椽棒砖瓦时，这些学说绝对不应被刻意忽略、视而不见。因为它们可以让国人喜闻乐见地以之架通现代法治的治理理念和方式。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理论上首先和乃师柏拉图分庭抗礼，“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名言，惟妙惟肖地诠释了师徒两人分别在政治治理理念上的分道扬镳——一个钟情于哲学王的人治，尽管其晚年对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有所纠偏，而另一个则笃信法治，并在彼时提出了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法治二要素理念：“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样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14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念，不是其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其在总结希腊诸城邦政治统治之经验得失基础上的结论，因此，这是所谓“实证”的结果。在古罗马、西塞罗及其后来的学术继任者们，对法律理论深挖细掘，不但拓展出对后世西方、甚至也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法律学说，而且直接指导、构造了古罗马的法治实践，使得罗马法律制度和原则成为近代商品社会用以规范人们交往行为，并经创造性转化后制约国家权力的制度母本！
当然，尽管法治政治智慧有古人的伟大贡献，但它的系统论述乃是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市场运作所引发的知识普及、主体性勃发后才得以呈现的，是与作为法治主体的公众（人民）不但有资格参与政治，而且有能力参与政治相伴随的思想成果。这些思想成果在新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之中、之后 ，如井喷般爆发出来。其中格劳秀斯、霍布斯、密尔、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美国联邦党人的贡献，既是影响后世的学术经典，又实际地推进法治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实践，从而将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政治实践规训在法律的框架里，使人类在交往行为中用普遍的理智支配、衡量其情欲、物俗和权俗。这样的法律和法治，秉有了某种神性、表达着人类理性，“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 〔15 〕。
从此，法律支配欲望、驾驭权力的理性智慧，取代了欲望支配法律、权力驾驭法律的既有格局。人们对复杂交往行为的政治治理，不但保障了以投票选择为基本手段的公民自由，而且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敌得一个诸葛亮”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公民投票选择的结果成为人们有序交往的支点。从此，“自由秩序”的人类生活道理和基本需求，就被定格在法治之中。法治政治智慧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政治治理效果，端在于它本质上是公众政治智慧的结晶，是放手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公民博弈的结果。且这种博弈不是博弈一次，便一劳永逸，而是根据法律的正当程序，不断博弈，从而不断保持政治新鲜、防止政治腐败、保障“自由秩序”的过程。
自然，法治政治智慧也不是艳若桃花，一片绚烂。众所周知，无论在柏拉图的笔下，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它都不是最完美的智慧，而是次优的、残缺的智慧。因此，笔者曾称其是“断臂的维纳斯” 〔16 〕。法治从来不否定人——无论是杰出精英还是普罗大众的智慧，反之，法治必须依赖人的智慧。对此，又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以穿透性洞见给予冷静、深刻的分析：“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定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 〔17 〕尽管亚氏的众人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但已笃定众人智慧优于一人智慧。
如今法治的政治智慧如同自由、民主、正义、人权、博爱以及和谐一样，因具有普世性而传遍世界，既是全体人类交往的规范工具，也是人们相互信任的价值基础。撇开法治而捡拾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以治理国家，即便不是逆历史潮流，但至少是借去年皇历。
四、中国法治与新政治智慧
法治之于当代中国，既格外重要，又任重道远。格外重要是由于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体系，因此根据世界通行的治理规则安排国家政治治理理所当然。而任重道远是因为中国政治惯性地运行在“有权能使鬼推磨”的“权治”体系中，而权力之与规则、之与法律向来抱着工具主义的姿态，把法律视为至上的准则，作为信仰的内容，在权力主体看来，不过是天方夜谭。尽管法治在政策上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根据，在观念上，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法治的实践不尽人意，权力对法治的破坏时有发生，公民不习惯于法治的治理还时有表现。我们的基本政治智慧虽然逃脱了神学属性，但仍属于圣贤政治智慧。特别是近代以来“思想导师”和“政治领袖”合二为一的新传统，〔18 〕更加剧了圣贤政治智慧对社会的控制。因此，我们的法治进路基本上是政府建构和推进型的，〔19 〕而不是社会演进和进化型的。这一法治转型之路上的一波三折，也正是因为法治（公民）政治智慧尚未培育和建立所导致的。
所以，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极其复杂、文化传统十分独特的大国里笃行法治，实现法律至上的治理格局，以“法律文明秩序”替代“道德文明秩序” 〔20 〕，不直面以公民智慧为前提的新政治智慧，不实现政治智慧的现代转型，而仍以圣贤政治智慧、甚至长官政治智慧来操纵法治建设，所谓“法治”就可能退化为防范公民参与、保障特权恣肆的基本手段，而不是政府坚决信守、公民心悦诚服的信念体系和行为准则，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型社会中人们交往行为须臾不可分离的观念基础和规范凭证。为此，理应坚守如下诸点：
其一，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在官方政治智慧之外，还有民间政治智慧，并且要突出民间政治智慧在法治政治中的必要性、重要性甚至优先性，放手让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容许公民为了其正当利益和信念所进行的政治博弈。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不断积累以公民政治智慧为底色的法治政治智慧。自然，法治政治智慧有一个从发生、发展到逐步长成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纯粹靠孙中山所设想的那种“训政”理念，〔21 〕显然并能不完全实现。民国以来直至今日的政治实践对此做了极好的注脚。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它把法治政治智慧位移并道德化为圣贤政治智慧，从而人民的“法治”理念似乎是圣贤灌输的结果，而不是人民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即便对人民有这样的教育，但教育结果如果不能具体地落实为公民在法治实践中的切身体验，则无法实现行动中的公民政治智慧，而仅仅是纸面上的公民政治智慧。这种情形，不但不能推进法治的实现，并进一步光大法治政治智慧，反而只能引发公民的内心焦虑、怀疑甚至对法治的否定。
其二，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公民利益的获得，是公民自身参与和争取的结果，而不是任何道德的想象共同体恩赐的结果。特别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尤为如此。某次一位法学院院长和笔者一道接待外宾，见餐厅领班非常优雅地和伙伴们一道切磋如何更好地、更有礼貌地服务于客人，这位法学院院长说：市场经济自然具有塑造规范的功能。只要国家真正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对规范的依赖和遵从会自然而然地生成，因为这与每位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
信哉斯言！市场经济就是要把所有市场主体推到开放的市场世界，自己寻求其利益的盈取和积累。这一过程，是市场主体——公民和法人切身地进行利益博弈、体会其群己权界的过程。所谓“一分钱、一分货”，“一份耕耘、一分收获”，“买卖争分毫”等民间谚语，所表达的正是在利益博弈过程中人们权利义务观念的形成和实际权利义务兑现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要有公民作为市场主体在市场上的利益博弈，只要对这种利益博弈能够提供一整套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就一定会把已经结构在法律中的公民（法治）政治智慧发扬光大。
其三，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每位公民的主体性和个体人格，营造主体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环境，并推进每位公民参与法治、自谋福利的文化自觉。法治政治智慧，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智慧，属于文化范畴。但是在一个法治政治智慧本身匮乏的文化传统中，要培植并发展法治政治智慧，除了前述公民的政治参与、市场参与之外，还需要从文化入手，放手公民的文化参与，并最终形成公民的法治文化自觉。
法治既是一种制度规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梁治平在论及法律时，强调要“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 〔22 〕。法律之为文化，一方面是它提供了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生活样本，另一方面是它以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规定性为蓝本和规范原型。因此，它既需要人们以法律为行为依托甚至精神依托，也需要把它内化为人们行为必守的规范根据和信仰内容。对法律的此种文化解读，是进一步在文化层面促动公民参与法治，并培育和缔造法治政治智慧并反过来以之滋润、涵养法治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法治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公民层面都必须关注法治（公民）政治智慧，没有这一新政治智慧的涵育和培养，法治或者陷于政治工具主义的泥潭，或者只能在道德意识形态宣教中作些点缀。而作为近现代国家治理一般理念、根据和路径的法治——依法控权和依法管理，反倒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1〕对有关“神治”的具体论述，参见谢晖：《法治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9页。
〔2〕除道教之外，上述其它宗教都缔造过辉煌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或地方政权。如藏传佛教在我国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基督教建立的罗马帝国以及伊斯兰教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迄今为止，梵蒂冈、伊朗等国家仍然奉行政教合一的神学政治统治。
〔3〕参见张广志：《西周史与西周文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46页。
〔4〕“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5〕［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译者序言。
〔6〕这是宗教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这一时代的详尽论述，参见［英］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孙艳燕等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
〔7〕《论语·卫灵公》。
〔8〕《孟子·离娄上》。
〔9〕［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4—215页。
〔10〕［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11〕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论虽然强调人类秩序的自然生成，反对建构主义和“致命的自负”，防范政治统治“通往奴役之路”，但它自身的理论，也毋宁具有建构主义的特征。事实上，只要人们以符号应对实践，就注定了符号的建构属性。当然，这和建构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建构有所区别。
〔12〕《管子·法法》、《管子·任法》。
〔13〕《韩非子·有度》。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寿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167—168页。a
〔15〕同上书，第169页。
〔16〕参见谢晖：《法治：断臂的维纳斯》，《法制日报》2000年5月14日。
〔17〕前引〔14〕，亚里士多德书，第171页。
〔18〕相关具体论述，参见谢晖：《政治家的法理与政治化的法——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对“宪政”的支持关系及其变革》，《法学评论》1993年第3期。
〔19〕参见蒋立山：《中国法制（法治）改革的基本框架与实施步骤》，《中外法学》1995年第6期；《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上、下），《中外法学》1998年第3、4斯。
〔20〕於兴中把人类文明秩序分疏为三：即“宗教文明秩序”、“道德文明秩序”和“法律文明秩序”。参见於兴中：《法治与文明秩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3页、第52—62页。本文所谓“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和“法治（公民）政治智慧”的析论，与上述论断有沟通性。
〔21〕“所谓训政者，即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权也。”《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