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论文

法治中国论文（精选8篇）

法治中国论文 篇1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重点任务。

1、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既要坚定不移实施，又要积极稳妥推进，特别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全会《决定》从三个方面提出和部署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二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2、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全会强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三个更加”意味着，今后国家会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3、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会《决定》鲜明地提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就是推动两个方面的创新，一个是理论方面的创新，当然也包括实践层面的创新，目的就是要更好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作用。

全会《决定》强调：“完善人大工作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近年来，我们辽宁省人大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去年以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就教育经费支出、大气污染防治、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进行了专题询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

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论断。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践，从而更好地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那么其次就是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有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确保各级党委和政府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最后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还有助于我们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

全会《决定》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明确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系统阐述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制度要求。“法治中国”将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的依法治国思想进行了重大提升，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

1、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法治中国”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综合版”和“升级版”，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和法治基本精神的“具体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具体平台。

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法治中国建设，应当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意味着“法治中国”建设将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系统工程。

2、行政执法体制：权责统一、权威高效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两大支柱。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是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全会《决定》针对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提出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3、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权威

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改革主要侧重于立法的审查、执法的监督和司法的独立，做到这三点创新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我们司法的公正，让老百姓在整个司法的过程中、执法的过程中体会到对他们权益的保障，体会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助于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全会《决定》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三个方面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了具体明确的部署。

4、劳动教养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实行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历史上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它的弊端非常大。中央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央对人权的高度尊重。”

法治中国论文 篇2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推动经济发展需要法治, 深化改革需要法治,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法治, 遏制腐败需要法治。习近平总书记在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 加强法制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树立法律权威, 成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内在根本动力。美国法学家哈罗德·铂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指出,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法律信仰是法治文明的源头, 是人们对法的一种尊重、信赖和认同感。中国古代汉语中的“法”与西方的“法”的区别就在于西方的“法”含义更丰富, 在西方文化观念中, 强调“法”具有维护权利, 促进正义的属性。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艰巨性,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文化因素造成的, 比如, 很多中国人不信法, 不守法, 选择性执法, 选择性守法等, 缺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来源于法的正义性, 而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在今年的两会上, 就有学者提出“法治信仰托起中国梦”“当全社会都把法治当作信仰, 进而当成一种习惯的时候, ‘法治中国’就会形成”。因此, 树立法治意识,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发挥着日益深远的影响。

第一,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增强全社会例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意味着法治教育将成为一种全民性教育、全程性教育和全方位教育, 其实质是要把法治变成国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坚持法治学习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 广泛开展公共性、公益性和专业性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例如, 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活动、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养成、加强各类人员学法用法、积极开展专项普法活动, 以多种形式有机结合, 努力掀起学习宣传国家法律法规新高潮。

第二,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社会规范反映了一个群体的共同意见, 即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 个体要在群体中生活, 必须掌握这种价值标准, 有了社会规范, 便有了满足个体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标准, 对于一个社会的存在、稳定和发展而言, 社会规范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越完善、越充分, 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发展, 社会规范的健全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例如, 乡规民约要发挥其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作用,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 遵从社情民意, 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发挥其积极的教化、规范、引导、评价作用, 推进依法治理社会。“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各种社会规范只有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基层, 才能得到人民内心的认可, 才能够真正地贯彻执行。

第三, 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了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两个关键点:一是要扩大覆盖面;二是要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人民权益靠法律保障,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真诚信仰,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因法律资源分布不均而导致的“找律师难”、因法律服务渠道不完善而造成的“诉讼难”、因法律援助体系不到位而形成的“赔偿难”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 让法律服务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也成为法治中国的题中之意。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不仅需要“量”的扩大, 也需要“质”的提升, 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法律规范, 让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能够切实发挥作用, 同时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一个系统的民生工程, 涉及司法、财政、民政以及社会力量等多种环节。需要更为具体的制度来保障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社会纠纷机制写入公报十分罕见, 表达了决策层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 四中全会此举就是要解决权大于法, 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权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 为有效维护群众利益提供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 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表达维护机制, 加快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法治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 而是矛盾纠纷出现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解决的社会。在长期实践中, 我国已经建立了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纠纷解决制度, 为适应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实际需要, 需要进一步完善各项纠纷解决制度, 建立健全不同纠纷解决制度运行顺畅、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第五, 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 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安居乐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所在。要着力构建党政主导、综治协调、部门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格局, 健全以源头防控、动态防控、重点防控、科技防控、网格防控、区域防控和网络防控为主要内容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网, 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要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 依法强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影响安全生产、损害生态环境、破坏网络安全等重点问题治理, 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打方针, 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绝不允许其形成气候。同时, 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依法运用好“宽”的方面, 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抗, 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法治中国论文 篇3

关键词：法治中国区域法治准区域法治关联性区域法治综合性区域法治

党的十八以来，建设法治中国被党和国家提到了更加重要的战略高度，这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开展区域法治研究和建设，是深化依法治国方略、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的必然举措。由此可见，怎样从法治中国的高度来开展区域法治研究和建设，就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笔者愿试作一探讨。

一、法治中国的横向之维——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现代认同和制度构设

要全面深刻地理解法治中国的深广涵义，笔者认为，必须把握这样两个维度——其一是纵向维度。例如郭道晖教授就指出：“‘法治中国是一个更广褒的概念：它涵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是一个与‘法治世界相对应、相衔接的大概念。” 〔1 〕张文显教授也指出：“法治中国建设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2 〕因此需要层层深入地进行剖析，而且法学界就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以及实现条件和途径等纵深地进行论述颇多，兹均不赘述。其二是幅幅广延横向维度，即指在大中华范围内，在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整个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内都需要厉行现代法治，都要以法治的方式、手段和程序来进行治理、解决各种问题以及争议。而这里所说的“法治”，既不是全盘西化的“法治”，也不是精芜杂存的中国古代传统“法治”，而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客观需求，既吸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又借鉴和吸纳当今发达国家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和经验的现代法治，即是要努力进行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现代认同和制度构设。这是与区域法治研究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都可以视为是不同的区域。香港、澳门和台湾我们一般称为“境外”，那么就可以视为是“境外区域”；而相对于香港、澳门和台湾这类“境外区域”的中国大陆即可以视为是“境内区域”，而且中国大陆这个大区域内又可以区分为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涵盖范围的许多区域。无论是“境外区域”或是“境内”的各个区域它们均有其各自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法治发展状况，即均有其各具特色的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机理，又都具有之所以构成本区域的共同之处，而且同属于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范畴。因此都需要通过损益古今、权衡中外来进行现代认同和制度构设，以深化和丰富法治中国的内容，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梦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因此很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

例如，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法律分属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但它们都延续中华法系的传统，同时台湾地区法律又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而与属于社会主义法系并含有大陆法系的因素和成分的中国大陆法有所不同。不但如此，根据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由于享受高度自治权，不仅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而且其立法权也不完全等同于我国大陆的地方权力机关（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所行使的地方性法规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权。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只受中央权力机关的有限监督，它显然比中国大陆地区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权的权限要大些，范围也要宽些。因为特别行政区权力机关凡属自治范围的事项均可立法，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其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均属有效。在法律解释方面也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以香港为例，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遵循英美法系的判例原则，法律解释一律由法院在审判案件中作出。也就是说，我国香港只存在司法解释，而不存在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其法的渊源也出现了判例法、习惯法。不仅如此，由于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其法律体系和法律适用也具有独立性和独特之处，全国性法律基本上不在这些地区实施（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的主要体现国家统一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法律外），香港原有法律和澳门原有法律均基本保留（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各自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这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香港原有法律（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与习惯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澳门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些都使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或是守法、护法等都颇具有特殊性，因而所产生的与大陆及它们相互彼此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及其解决办法和方式也更具有复杂性。但是香港、澳门以及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都是中华民族血肉的载体，因而在法律文化上都具有中华法系的传统，都属于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范畴；同时它们又都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在法治属性上都含有不同于社会主义法系的多元法律文化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它们的特点和共性都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以利于深化和丰富法治中国的内容。

总之，应该在法治中国的视阈范围内，以博大广阔的胸怀和气度来认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来研究和审视他们各自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度构设，并应习惯于在大中华范围内对多元文化的认可，这才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

二、区域法治研究——区域科学发展与区域开发理论和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般说来，区域是指跨越于民族国家或行政区划的，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问题上既具共同性又固有其特点的地域统一体。那么所谓区域法治，简单说来就是为顺利进行区域开发和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法治保障办法和措施。应该深切地认识到，区域法治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以及建构世界法治秩序中的一种新的路径探索。开展区域法治研究，可以使法治建设、地区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为全面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提供切实的法治保障，并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和研究展现了新的视野。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加强广泛交往和联系中不断扩展相应的地域空间。在此过程中，日益加强各个国家或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联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与编织地域纽带。当今社会，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区域主义共同崛起，使区域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区域政治”以及“区域行政”研究的开展。特别是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以及其它各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经济研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是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而无论是区域经济、区域政治以及区域行政的建设和研究的顺利进行和深化发展，都需要区域法治的研究来提供法律保障和配合促进。

而且区域法治研究乃是目前我国区域科学发展中亟待拓展的新领域。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审视“区域法治”、“区域法学”的提法是当前区域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已有的研究表明，开展区域法治建设和研究不但不影响法治中国建设，而且有利于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化落实和深入贯彻实施。这是因为：（1）我国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决定了各地的法治建设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框架下不得不具有其地方或民族特色，并呈现出法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如果忽视这些地方差异，不注意从各地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及文化传统和背景的实际情况出发，各地的法治建设就收不到应有的成效，更不可能进行制度创新。（2）宏观制度是由微观或具体制度构造而成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细微的甚至是琐碎的‘小制度合力构成的，仿佛滚滚长江本是由无数支江细流汇聚而成。离开了具体的法治，那种宏大而高扬的法治只不过是引起空气振动的口号而已。” 〔3 〕（3）区域法治和法治中国建设两者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区域法治研究应该是区域法治建设的当然随行，并且区域法治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法治建设丰富法治中国建设内涵，只有在区域法治实践中才能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法治中国制度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区域法治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载体，是法治中国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与此同时，法治中国建设又为区域法治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和方向性指引，并将区域法治经验和成果整合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框架中来。

区域法治建设为区域开发提供法治保证。区域开发必须要靠区域法治建设来保驾护航，才能排除各种阻力，健康、顺利而有序地进行。区域法治建设其基本原则和要求，就是必须把区域开发自始至终都纳入法治中国建设轨道之内，使该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受到法律的规范性调控及调整，以便为促进该区域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治理、文化繁荣和生态环保等提供制度保障。对此，笔者认为，只有将区域开发纳入到制度的框架下，才能避免在区域开发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短期行为。具体说来，它至少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区域开发必须以法治开路，使法治先行，力戒走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2）区域开发必须同法治中国建设同步推进。排除各种法治建设阻力，使区域开发的各项措施都有切实可行的法治保障。（3）区域开发的进行必须同努力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等软实力紧密结合。硬条件、硬环境建设可以一蹴而就；而软环境的建设，尤其是良好的法治环境则需要渐进的方式进行推进，更应注重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特别是执法环境）和条件。〔4 〕（4）区域开发必须以法治来保障和巩固制度创新及其成果。在区域开发中不能单靠“输血”机理，而一定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培育各地区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形成“造血”机能，以增强开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而顺利地实现制度创新就必须规范化、程序化，这就要靠法治来保障和促进，而且制度创新的成果也靠法治来巩固和强化。（5）立足区域特点和实际，因地制宜推动区域法治保障体系生成。推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法等环节在本地区落实和完善，正确运用各种法律方式和程序来调整经济和社会关系；及时有效地利用法治资源和非法治资源化解各类纠纷、冲突和矛盾，以保障、激励和促进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尽快地进入良性状态。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开展区域法治建设即采取的一系列实行地区开发的法律保障措施，从而力求使其开发政策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确保和推动其开发国策的有力贯彻实施。这些成功的经验是：重视并实行地域开发方略和政策的法治保障。〔5 〕总结国外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区域开发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的做法主要包括：通过法律确认和实施区域发展规划，并制定专门法；国家成立权威的开发机构，专司统筹、协调和监督；依法规划开发重心，因地制宜，分步推进；依法实施国家援助；依法实施优惠政策五大方面。

随着我国区域开发和区域法治的发展，我国区域法治建设和研究也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我国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已经率先提出了开展“区域法治建设”的问题。例如2004年7月，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区域法治建设纲要”的《法治江苏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颁布出台和实施。《纲要》中提出：2006年至2015年，基本实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法治化目标；2016年至2020年，巩固全省法治化建设成果，全面提高江苏区域的法治化水平。之后，从沿海到中东部一些省区也注意到了区域法治建设问题，例如2005年5月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地方税务局通过协商制定的《泛珠三角区域地方税务合作协议》中提出了“坚持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优化纳税服务，营造泛珠三角区域法治、公平、文明的税收环境”等有关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法治概念。与此同时，2004年以来许多地方兴起的区域法治论坛又初步展现了我国区域法治研究的可喜局面，诸如“长三角法学论坛”、“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法治论坛”以及“西部法治论坛”、“东北法治论坛”、“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中部崛起法治论坛”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跨区域的法治和法学论坛，如“长江中游城市群法治论坛”、“京津沪渝法治论坛”、“粤港澳法学论坛”等。我国一些学者还相继发表出版了一批关于区域法治建设和研究的著述。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三、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机理探析

如前文对区域的界定，凡是具有这些属性的地域统一体，无论其大小都是“区域”。而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区域科学的研究领域就可以在两大层面上展开：其一，国际性的区域科学研究。即从国际化的眼光来看，如何促进地域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并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加强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和互动，已成为国际间区域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和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作出了示范。〔6 〕开展国际范围内的区域法治研究，为区域内以及区域间国家的合作与发展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并为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有效可行的制度保证。这在当前中国和平崛起、建设和谐世界 〔7 〕的新形势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我国所处于的亚洲、亚太、东亚及南亚地区，都是当今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潮流中最活跃的地区，其区域组织及活动都必须要以法治来保驾护航，都亟待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因此都亟需要开展相关区域法治建设研究。其二，各主权国家国内的区域科学研究。即就我国而言，如何消除国内不同地区（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促进其协调、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促进落后地区（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区域法治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等战略，给我国区域科学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学已呈现了勃兴之势，随着我国区域开发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肯定又必将带动区域政治以及区域行政研究的发展和兴盛；尤其是赋予了我国区域法治建设和理论研究以光荣、艰巨而紧迫的历史使命，展现了法治中国建设全新视野和诱人蓝图。

值得注意的是，开展我国国内的区域法治研究，乃是在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区域法治研究，以有利于用法治来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保驾护航，使之做到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国内区域法治研究和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我国区域间协调、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而开展我国国内的区域法治研究也是十分复杂的，在法治中国视阈下其不仅内涵深邃，而且外延广袤，是多层次、多板块，因此其文化机理也是多姿多彩的。它们至少可以层层递进地分为以下若干板块和层次：

首先，不能忽视境外的区域法治研究。即如何梳理和认同香港、澳门以及台湾这些地区的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机理，认清它们各自进行法治建设的特点和成效，总结和借鉴其有益经验（当然也应吸取其教训），以有利于“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的深入推进和顺利进行。其特点前面已有所阐述，这些特点形成它们特有的法律资源以及成效，如香港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和制度建设已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其许多经验（如廉政建设成效显著）以及教训都值得我们吸取；至于当前一国两制深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乃至争议，则都必须要以法治的方式、手段和程序来妥善解决和处理。实现我国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也是一样，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就自然意味着并必然要求必须以法治的方式、手段和程序来解决和处理一切问题和争议。既包括处理两岸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和争议，又包括将来统一的大中华国家宪法、国家结构形式等这样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在法治中国的视阈范围内认真地进行研究和讨论，平心静气地磋商和谈判，通过求同存异来达成共识以得到解决。

进而，就需要着重探讨一下如何开展我国大陆地区的区域法治研究和建设问题。首先应当看到，我国大陆地区区域法治情状也是有不同类型的，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型：

第一类，准区域性法治建设，即同一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区域性法治建设。如上述的江苏省南京市及其下辖区、县等同一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法治建设举措。因为如果仅此而言，严格说来还应属于“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区”、“依法治县”等的范畴；而如果就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的区划内或区划间相关单位的协调和互动所采取的办法和措施，那么就显然具有了区域法治建设的属性，所以称为准区域性法治建设。开展这类准区域性法治建设也有必要，它不仅可以提升“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区”、“依法治县”等的水平，而且可以丰富其内涵、拓展其外延。

第二类，关联性区域法治建设。如“泛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京津冀三角区”、“环渤海经济区”、“三峡库区”、“北部湾经济区”，还有以重庆为基地的“‘四省五方经济协作区”等区域法治建设问题。由于这类区域是因关联某些江海或某些省市而形成的，因此其法治建设称为关联性区域法治建设。而且这类区域性协作和法治建设问题其内涵和外延还可能不断更新和拓展。例如国外对大河大湖流域的开发与治理采取了许多行政管理和法律手段。如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科罗拉多河流域和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治理，英国泰晤士河的污染及其治理，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治理，欧洲多瑙河与莱茵河流域的治理，非洲尼罗河流域的治理，美加共同治理伊利湖等等，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为我们展现了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治理关联性区域的广阔远景和丰富内容。至于现在我国提出的要建设长江经济带以及一系列城市群经济圈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实际上也存在必须用法治化的方式和手段来保障和促进。但是这类区域毕竟还是比较松散的、具有一定因时性的区域，因而可以将它们视为“柔性”区域，其法治建设必然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第三类，综合性区域法治建设，或可称为大区域法治建设，即针对西部开发战略以及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支持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等发展战略的区域法治建设。它是服务于我国落后地区开发或特定大区域发展，并以实施我国区域开发和发展战略为背景的区域法治建设，显然这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法治建设。因为这类区域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并现今在国家建设和发展规划中仍然需要特别关注的大区域，它们各自既具有同一区域内许多相对稳定的共性，又存在其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状况的诸多固有的特点和特殊的发展要求，因而可以将它们视为“刚性”区域。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它们乃是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亟待解决和跟进的薄弱环节和重要部位，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国家建设和发展全局战略，寄寓着实现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这种综合性区域法治建设更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四、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区域开发和发展法治保障体系探究

区域法治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探寻如何建立和健全契合区域开发和发展特点和实际的法治保障体系，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法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来推进。为便于在法治中国的视阈下来进行探索和讨论，笔者特抛砖引玉地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构想和设计——即应该在坚持规范政府行为与规范市场行为并重原则，制度构建和制度创新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针对本地特点和实际、因地制宜原则，综合性和系统性原则以及以人为本、富民为主原则等五大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做好以下一系列重要工作。

首先，需要建立和健全区域开发和发展法律体系。区域开发和发展法律体系是多层次、多向度的，需要经过分阶段、有步骤、分轻重缓急地逐步建立和健全的复杂过程。仅从纵向上讲就应包括基本法、综合法、专门法等几大层次，以便具有系统性、灵活多样性和适应性，并使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发挥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来健全和完善区域开发和发展法律体系。区域开发和发展的“基本法”，即可称《区域开发和发展法》，或可称《区域开发促进法》、《地区协调发展法》等，以鲜明地确立区域开发和发展的法律地位，使国家对区域开发和发展的优惠政策法制化，把国家实施区域开发和发展战略的总方针、总政策、总目标、基本原则、实施步骤和手段，各有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各省、市、区（民族区域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之间的法制协调，以及区域开发和发展的领导体制与开发机制，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关系，东、中、西部的协作关系等予以明确的规定和界定，使全国人民和各级干部均一体遵行。区域开发和发展的“综合法”和“专门法”，如《国土综合开发整治法》、《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法》、《地区开发规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及《投资者产权保护条例》、《环境影响评价法》、《防止荒漠化法》或《防沙治沙法》及《退耕还林条例》和《退牧还草条例》，还有诸如《黄河法》、《长江法》、《保护和利用水资源法》、《招标投标条例》以及《地区移民条例》等。并将土地、资金、人才、财税金融、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文化文物、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政策规范化、制度化，使之具有法律权威和可操作性。并应处理好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以及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间以及它们的立、改、废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它们相互彼此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既坚决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又应鼓励地方立法的制度创新。

其次，应加强各省、市、区之间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协调与合作。加强各省、市、区（民族区域自治区以及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协调与合作，既能为顺利进行区域法治建设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也是为处理好国家法治统一性与区域法治建设特殊性的关系所必须。区域开发和发展中各省、市、区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利益，使各地方都有各自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等不良现象客观存在，而且各方权利义务的不明朗和不确定性，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司法和执法标准的差异等都必然使各地方政府间政策标准不同，难以形成统一的区域市场，并导致法制不统一、法律冲突加剧和执法成本加大等弊病突显，从而严重阻碍区域开发和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和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在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在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种权限、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各省、市、区之间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协调与合作机制。诸如通过常设立法协调机构，以立法协作会议或联席会议、立法信息交流（包括建立各区域的地方立法信息网站）等途径实现立法协调；推行行政机关间的行政合同或协定，采取磋商谈判方式，实行执法信息公开和通报制度等实现执法协调；加强司法协助，由各高级人民法院共同制定跨行政区划案件的法律选择规范，并推进司法改革（诸如可考虑设置“大区法院”，跨行政区划的争议案件由大区法院直接受理）等实现司法协调。而且还应注意在区域开发和发展中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协调等。

眼中法治中国 篇4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学习中国法制

法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中华法系源远流长。直到近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才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仅仅指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仅仅指司法体制改革、依法行政等问题，而是涉及到党、人民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问题。会上提出了：（1）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问题，落实“党在法内”；（2）正确解决依法治国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不被颠覆；（3）全面解决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法律关系问题，推进人民当家作主落地；（4）全面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树立法治的权威；（5）全面推进改革“于法有据”的问题，保障改革不回潮。

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客观现实的存在，根本原因还是部分地方把党的领导凌驾于法治之上，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就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习总书记的讲话如金石之音,振聋发聩、使人警醒。要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取信于民,赢得人心,凝聚奋进的力量。

身为预备党员，自己不断被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取得的成果鼓舞着。身在法制健全的国家中，作为一名研究生干部的我将学到的法治精神运用于指导实践过程中。在担任学院研会主席期间，我带领研究生干部从维护我院每个研究生的权益出发，制定了一套《研究生监考人员推选办法》，一举替代了以往的“人治”，实现了推选方案的制度化、推选过程的透明化。

该制度的建立过程是严格经历了民主意见采集、制度编制、民主讨论、民主表决、学院审批环节。在《研究生监考人员推选办法》的制定初期，我们广泛征求了研究生同学的意见，根据研究生的问题反馈提出了一套试行办法；在该制度建立的中期，我们做到了民主参与，一起讨论制度的修订；在完善制度后，并召开了研究生代表大会，并取得了一致表决通过的好结果，并得到了同学和学院领导的高度赞扬。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家肯定，关键在于该制度体现了人性化、客观化。不仅很大程度照顾到了贫困研究生的利益、激励了研究生综合素质提高，还制定了公示及监督机制，使得权力运行在阳光下。实现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性促进，保障了所有研究生的权益。

中国古代法治格言 篇5

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商鞅

3、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刘恒

4、法者，天下之仪也。——《管子·禁藏》

5、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梁启超

6、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

7、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

8、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管子·心术上》

9、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0、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完颜雍(金世宗)

11、知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害民。(汉·刘安《说苑·政理》)

12、政令必行，宪禁必从。曲木恶直绳，重罚恶明证。——王符《潜夫论·考绩》

13、欲着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欧阳修《魏梁解》

14、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尚书·大禹谟》

15、有治人，无治法。——荀子

16、有事不避难，有罪不避刑。——《国语·晋语七》

17、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慎到

18、有法而不循法，法虽善与无法等。——沈家本

19、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作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管子·明法》

20、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管子·法法》

21、用赏贵信，用刑贵正。——《鬼谷子·符言》

22、以至详之法晓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苏轼

23、以道为常，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

24、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

25、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董仲舒

26、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饰邪》

27、言出为箭，执法如山。——李绿园《歧路灯》

28、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

29、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欧阳修《纵恶论》

30、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31、宪律制度必法道。——《管子·伍法》

32、先王以明罚敕法。——《易传·象传·噬嗑》

33、喜不可从有罪，怒不可杀无辜。——诸葛亮《便宜十六策·喜怒》

34、五权宪法。——孙中山

35、唯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唐·吴兢《贞观政要》

36、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人臣者援私以为公。——《管子·君臣上》

37、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商君书》

38、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野叟曝言》

39、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夏敬渠《野叟曝言》

40、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李悝(kui)

41、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

42、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王夫之(明末清初)

43、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子·法仪》

44、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45、太平之世不立刑。——康有为

46、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诸葛亮《论斩马谡》

47、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

48、私情行而公法毁。——《管子·八观》

49、私情行而公法毁。《管子·八观》

50、守一而制万物者，法也。——《羲冠子·度一》

51、守法为官，一生平安;守法做人，清白本分;守法处事，达理明志;守法致富，根基稳固。——田桑

52、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史襄哉《中华谚海》

53、视时而立仪。《管子·国难》

54、事断于法。——邓析

55、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刘禹锡《砥石赋》

56、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商君书·算地》

57、圣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陈亮

58、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韩非子·奸劫弑臣》

59、圣人立法以导民之心，各使自然。使生者无德，死者无怨。——《文子·自然》

60、省刑之要在禁文巧。——《管子·牧民》

61、省刑之要在禁文巧。《管子·牧民》

62、慎到：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作伪。(唐·马总《意林》)

63、设若上无道栓，则下无守法。——葛洪《抱朴子·判子》)

64、设而不犯，犯而必诛。——曹操

65、赏厚而刑，刑重而威，必不失疏远，不违亲切。——《商君书》

66、善制法者，为匠人之用矩，不善制法者，如陶人之用型。(明·庄元臣)

67、如平直必以准绳。——《吕氏春秋·分职》

68、如平直必以准绳。《吕氏春秋·分职》

69、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刘禹锡《天论》

70、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刘禹锡《天论》

71、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72、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柳宗元《断刑论》

73、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张斐

74、宁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志。——桓范《政要论·为君难》

75、明慎所职，毋以身试法。——《汉书·王尊传》

76、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王安石

77、立宪利于国，利于君，利于民。清·郑观应

78、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王安石《周公》

79、立法之业，益为政治上第一关键，觇国家之盛衰强弱者，皆于此焉。清·梁启超《饮冰室》

80、立法设禁而无刑以待之，则令而不行。——苏辙

81、立法普法执法司法依法治国，公正公开公平公道秉公为民。——卢志勤

82、历法禁，自大更始，则小臣不犯矣。——苏轼《策别第六》

83、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司马迁

84、可行必守，有弊必除。——刘禹锡

85、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丘

86、君子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全上古之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87、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管子》

88、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无。——《三国志》

89、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90、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上不行法则民不从彼。——《管子·法法》

91、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三国志·诸葛亮传》

92、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汉·王符《潜夫论·述赦》)

93、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

94、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沈家本(清)

95、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欧阳询《艺文类聚》

96、功同赏异则劳臣疑，罪钧刑殊则百姓惑，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汉书》

97、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所与天下划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新唐书·魏徵传》

98、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王符《潜夫论·断讼》

99、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韩非子，诡练》

法治中国观后感 篇6

8月18日，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全景展现依法治国恢弘篇章，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该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成就为主线，内容涵盖法治建设主要方面，既有权威、严谨的理论阐述，突出思想性和理论深度，又有丰富、生动的案例故事，体现人民群众因法治进步而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抉择，不断开辟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新境界，显著增强了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该片紧紧围绕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景式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统筹谋划，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13亿中国人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征程。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着力推动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解决，使法规成为维护群众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和谐的最大公约数。从今年的两高工作报告可以看出，截至2017年6月底，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新制定法律20件，通过修改法律的决定39件、涉及修改法律100件。颁布民法总则，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预算法等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法律法规，司法与民意的契合度越来越高，从依法严惩校园暴力、暴力伤医，到严惩电信诈骗、互联网金融犯罪，再到对失信被执行人宣战，解决判案容易执行难等，都是民众十分关切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让人们感受到了司法的实效，感受到了法治中国的力量与温度。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推进全民守法，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普法微信、微博、微电影等新媒体载体方兴未艾，崇尚法律、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观念正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在这里，法治精神渐入人心，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学法用法守法蔚然成风，崇尚法律、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这部政论专题片的推出，将进一步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心和信心，继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不断谱写全面依法治国的崭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就坚实根基、汇聚磅礴力量，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提供舆论支持、营造良好氛围。专题片站位高远、案例翔实，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历史意义，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成就的全面总结。

法治中国与市场经济 篇7

建设法治中国

专栏小编:三位专家好,欢迎做客“深度”栏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整体部署。我想,这一期的“深度”主题我们也谈一下法治,请三位专家谈谈各自的看法吧。

夜雨观澜:在这个栏目中,我们讲物流业问题最多,把物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归结到环境上,并提出要给物流业一个好的发展环境,那就要建设法治社会。这个观点我们在这里已经讲了多年,今天看到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我很高兴。治理国家不能靠人治,靠权力,要靠法规制度。前些日子看到中央电视台由白岩松主持的“新闻1+1”节目,主题语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我觉得这个提法说得好。信仰法治并推行法治,应该成为一个理念,尤其是掌握权力的官员,要对法律有畏惧感。对于公检法人员和律师来说,信仰法治尤为重要。唯此才可以摈弃“权大于法”的思维习惯,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金玉其中:过去我们强调“法制”,重在法律及制度,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四中全会指出,实现“法治”还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相较于“法制体系”,“法治体系”内容更加明确,表明国家在各项工作中要法治化。从法制走向法治是一个飞跃,是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

把酒临风: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法制完善,比如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表述是否科学准确地阐明了当下中国的国家性质?我感觉已不合时宜了。当下中国不能以阶级来划分,都是国家主人,都是共和国公民,怎能划分成三六九等。中国人的目标是实现中国梦,是构建和谐社会,显然这个表述不符合当下中国人的目标。另外,人民民主专政表述也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在任何“专政”之下都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因此,从法制迈向法治,首先要完善法规制度。

专栏小编:完善法规制度是实现法治的基础,三位专家对此有何考量?

金玉其中:“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一个新颖且重要的论断,良法的概念也是首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被提出。从根本上来说,“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本质,也是法治精神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从二者关系来说,“良法”是法治的价值标准和理性追求,“善治”是法治的运作模式和实现方式,“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现代法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和精髓。依法治国必须是依“良法”,此外,良法还必须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只有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法律,才能被人们从内心信仰。

把酒临风:当今中国有两大主题,一个是改革,另一个是法治。法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保障,改革必须在法治框架下进行,这样才能对改革形成保障。回顾近30年中国的情况,我们也在不断制定法规,但有些法规很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且负面影响很大;有些方面还缺少立法。比如,你们新闻界至今没有一部基于宪法的新闻法。比如,全国普遍存在的强拆,闹出了很多群体事件,社会影响极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缺少保护私人财产的法规。所以,只有依靠良法善治,社会的公平、公正,公权的制约才能得以完全实现。

夜雨观澜:中国的良法善治是随着经济发展、时代变迁而实现的。以前有一项罪名“投机倒把”,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商品流动起来了,这项罪名也就废除了。当然,有些恶法的废除付出了很大代价,譬如,收容遣送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所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一定要体现自然法的理性,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点,以自然权利为核心内容,把自然法所包含的一些平等、博爱、自由、善良的精神融入立法过程中。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体现自然法的平等精神,博爱精神。在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的设置上,要体现平等的要求,给人以相同的待遇,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只有立法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良法”要求,才能给我国带来“善治”。

专栏小编: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那么,如果现行法规与改革相悖,你们认为该怎样处理?

金玉其中: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法治国家,如果不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改革就有可能迷失方向。通过法律保障改革的实施,就是说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改革的方案可以很好地贯彻落实,不会迷失方向,不会在实施过程中夭折或变味。

夜雨观澜:改革步入深水区,很多时候如果不先有法,改革很难进行下去,所以,法律盲区要立法,现有的法律如果不适应,该修改的要修改,该废止的要废止。改革的精神如果和现行法律相冲突,就应先修订法律。

把酒临风:修法要依宪,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法规都应该源于宪法。然而,在现实中法律的效力有时还不及一些领导的批示。这种局面,根源于宪法实施机制的缺失。中国不仅没有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而且最高法院规定:法院的判决不能直接引用宪法来判,只能以具体的法律来判。这直接导致了宪法被虚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法规。

夜雨观澜: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就是突破现行法律。在改革初期,很多改革的实施就是这样,大家都认为是创新,当然有些法规本身就不是善法嘛,不突破改革进行不下去,但这也证明了我们不是个法治国家。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法治和改革的关系,应该让法律更多地发挥事先引领、事中规范的作用。我们看到,8月份四审通过的预算法,就是本着“立法先行”的原则展开,修改后的新预算法围绕着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硬约束,确定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引领着整个预算制度改革。

专栏小编:我们以前认为,如果先立法后改革的话,立法似乎会阻碍改革;法治重在事后作用,法律主要就是出了问题后的制裁。而现在要于法有据,在法律框架下进行改革。

把酒临风:确实如此。三中全会非常明确地规定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适时推进改革。先立法、后改革,这样推出的房地产税方案就会更科学,社会认同度更高。

专栏小编:现代国家治理最本质的要求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

金玉其中:要建立法治国家,但是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每一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都是利益的重新划分。以现行税法为例,法律规定不够细化,需要制定实施条例来明确征管,这实际上是给税务机关的授权。现在的立法就是要实现由粗到细,做到能法律规定就法律规定,不要再由国务院规定。

夜雨观澜:从立法角度看,近些年虽然有很大进展,但是与社会需求、与发达国家差距还是很大。我们很多法规比较粗略,适应不了实际的需要,遇到某些问题。法规上没有规定,处理起来就非常困难。比如,《社会保险法》都是纲领性的,原则性的,现实中有些具体问题没有涵盖进去,处理起来很难。发达国家在这方面非常细化;美国的社会保障法非常细,我们只有十几页,相关的配套条例和办法很多没有出台,养老保险至今还没有统一的法规办法,还是实行双轨制。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专栏小编:接下来,请三位专家从市场经济方面谈谈法治问题。中国市场经济法治的精神刚开始,可以说法治经济任重道远。那么,你们对此有何考量?

夜雨观澜:其实,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美国是个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它靠什么?靠得是严刑峻法。市场经济,其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而成功的市场经济,更是一种法治经济。刚才我们讨论良法,那么搞市场经济更需要良法,尽管是严刑峻法,尽管法规规定得非常具体,非常细,但你只要不碰那根“高压线”,你就不会“触电”,不会犯法。从国家管理角度讲,只有立良法以行善治,才能进一步实现制度松绑,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释放市场力量。让良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充分发力,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让良法成为所有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通过法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

金玉其中:十八大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我认为改革的核心还是经济领域“,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公平竞争的市场,而法治是确保公平竞争的不二法门。离开法治,必定出现政府包打天下的局面,权力干预经济,最终将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险途。所以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它必须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这就是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把酒临风:我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先得有个法治政府,不然的话,市场经济搞不下去,现在改革的症结摆在这儿,公权力太大了,“共和国长子”有政策支持日子比较好过,民营企业却是行路难呀。那么,法治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能改变这些吗?四中全会划出了清晰思路———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现在的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而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好,企业怎样去经营,农民田里种什么,都管得很细。可是该管的却不管,前几年出了一个地沟油,政府五六个部门都不知该谁管。权力清单制度有望逐渐结束这种情况,政府既不再越位,也不再缺位,还不会错位,实实在在地归回本位,干自己该干的事。特别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专栏小编:我们物流业对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体会很深,最典型的是“公路三乱”,路政、运管、交警等部门哪个都能把权力行使到极致,以至于罚款成了公路运输企业的一项列支并计入成本。央视对此报道多次,可见政府部门执法乱象已经严重影响了物流业。

金玉其中:现实当中,执法乱象丛生,引发了许多问题,损害了政府形象与威信。对此,四中全会有了规定,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执法有了标准,行政裁量有了限度,执法也是权力与责任同在,这将有效约束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的行为,防止因为执法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专栏小编:四中全会决定,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这就可以防止个人独断专行的问题。与此相配套,还要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样,出事不担责的现象将成为历史,可以有效遏制盲目决策的行为。

把酒临风:完善纠错问责机制,政府官员乱作为怎么办?行政执法错了怎么办?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公众监督。所以,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公开就能及时发现问题,与此相对应,完善纠错问责机制。信息公开与纠错问责相配合,可以做到有错必须纠正,有错及时纠正,防止一错再错、一错到底。

夜雨观澜:说到纠错问责,这使我想起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对于过去出现的国进民退和民营企业家在参与国企改制中被判刑等问题,包括最为典型的“顾雏军案”,许多学者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在一次召开的顾雏军事件与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上,包括袁绪程、胡德平、陈有西、周放生、张文魁、张剑荆、保育钧、赵晓、任玉岭、张曙光等学界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对顾雏军案和如何保护民营资本的合法权益发表了看法;经济学家吴敬琏亦表示重审该案有利于梳理民营企业信心。始于2005年7月,终于2008年1月的顾雏军案件,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该案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案件涉及主体的本身,同时也被认为是“国进民退”开始的标志。顾雏军事件后,相继发生了陕西私人油田国有化,山西煤矿重组事件,也相继出现龚家龙、兰世立、李纯、曾成杰等有争议的民营企业家司法案件。

专栏小编: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个法治不健全的问题,在法律上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缺位,缺乏法治的市场经济必将会步入险途。

夜雨观澜:讨论当前中国的问题,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自古以来没有私法。在法治的法律体系中,私法是整个体系的基础。私法是规范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原则上不涉及政府,主要包括产权法、合同法、企业法、破产法、金融法等。全球决定市场和经济运作的法都是源于私法。公法是制约政府、政府与个人关系的法律,主要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等。宪法治理的核心是保证私法运作的基本环境,以分权的制度安排保证政府不能侵犯产权、私法。从监管角度,宪法治理是保证公法辅助私法,而不能取代私法的条件。产权的性质由财产的最终控制权来界定的,绝对私有产权是私法、宪法治理的基础,其具体含义是,个人可以拥有财产的权利是天生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公民对其财产有完全的控制权,宪法治理决定政府无权侵犯私有产权,同时保证私法运作,这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也是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

把酒临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中国经济还不是完全市场化经济,很大程度缘于法治不完善。建设法治中国必须直面私法缺失和薄弱问题,必须通过建立依宪治国的制度,保护私法独立运作。即用宪法制度来约束政府的权力,来保护私法私权。为什么这么讲呢,以金融为例,只有在保护产权、保证合同能够执行的环境下,才能实现金融市场的发展。实际上金融市场是以金融的方式来交易产权和交易合同的机制。因此,放眼世界,早期世界上所有金融市场实质上是完全依赖私法运作的,而不是依赖公法。今天我们应当意识到,作为公法的金融监管的有效机制,其基础仍然主要是私法。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宪法治理是保证保护产权、执行合同的必要机制。

专栏小编:保护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而依宪治国的制度是避免政府干预私法独立运作的保障。习近平多次强调“宪法高于一切”,四中全会也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那么,在接下来的建设法治中国,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你们认为,哪一点最重要?

金玉其中:当初,我国确立走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很多人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十多年过去了,国家的经济总量上去了,但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法治的不完善,导致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进而又进一步加剧了法治的边缘化,这也是人们所说的政治改革停滞了。于是我们看到,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你们看,国家发改委居然成了贪腐重灾户,他们收受企业了巨额贿赂,能不对市场造成影响吗?因此,必须对公权力进行法律上的制约。

把酒临风:维护社会秩序不能没有公权力,但如何驾驭公权力,确保它不侵犯公民的私权利,这是法治所要面对的核心命题。一旦公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其“恶”的一面就容易膨胀。例如,过去十年,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各级政府不断卷入征地、拆迁、工程项目、招商引资、乱收费、设租寻租、干预司法等等。约束政府行为,首先要立法,要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制化。

夜雨观澜:依法治国就是要打破经济发展的司法瓶颈。李克强总理多次把法治用一句话来概括: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依法治国”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公平的机会。四中全会后,我想对于私法与公法的重新认知,有助于“良法”的制定,那样的话,我国市场经济必然会走上法治轨道,民营企业和境外投资者将拥有更多公正的机会。这样有助于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

法治中国的阳光指数 篇8

但是我们面对现实也不能盲目乐观，当前，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还很突出甚至很严重，这些现象的形成虽然有众多的历史原因，但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公正、人民幸福的主要因素。例如，当前的户籍制度、退休制度、教育制度、劳教制度等，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对国民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与法治所主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差甚远。这一情况直接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长期堆积、积压就容易演化成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定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党和政府很关注这类有违法治精神的制度，积极采取了措施，逐步缩小直至谋求在条件成熟时取消这些制度上的差别对待。中国的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建构起来，但“纸面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经济发展领域，还是社会治理领域，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法律的完善，并不代表法治的施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目標，在于良政和善治的实现。依法治国，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当前，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法治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规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不仅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也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及个人的梦想联系紧密。

正因为这样，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确定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改革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以及“五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六个方面的重大任务，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做出了全面部署，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件。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必将以此为依据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法治建设描绘具体清晰的路线图。

依法治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由今上溯一百年，梁启超就曾发出过中国何时可以建成法治国家的历史之问。百年来，无论宪政进程，还是民主法制，抑或民权民生，无不历经坎坷挫折。然而，再深沉的暗夜，也终遮不住正义的光芒，人民对法治的孜孜追求从不曾放弃或泯灭。改革开放以来，拨云见日的中国终于行进到了法治建设的快车道上。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思想，凝结着人类智慧，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期盼和追求。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法治乃规则之治、良法之治。

我国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和进步，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不仅早已是全社会共识，更成为执政党一贯、既定的方针和目标。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任务，适逢全面深化改革广泛展开、反腐败纵深推进之际，法治中国建设便迎来了全面推进的最佳历史契机。

中国的进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法治的同步发展，法治兴则中国兴，法治废则中国危。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

公平、正义、阳光……这些宏大叙事式的语汇，只有具体到每一个中国的社会成员身上，才能体现出真实的温度。法治中国的宏图已经徐徐展开。让我们凝聚一切智慧和力量，沿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指明的方向，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