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推荐8篇）
第一篇 树立法治思维，建设法治政府
（每次考试略有不同，这里包含第一篇的大部分题目）
一、单选题
1、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学法是前提，首要学习的是（D、宪法）。
2、建设法治政府的首要标准是（C、职能科学）。
3、法治思维是以（B、权利义务）分析为线索展开的认识活动。
4、落实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B、初任法官、检察官）由省法院、省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
5、（D、1982124）年、月、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处理社会矛盾要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如果没法达到完美状态即三个效果统一，按照法治思维要求哪个效果优先？（C、法律效果）。
7、抓住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突出（B、政治标准），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8、关于法治思维以下哪种说法最为准确（A、底线思维）。
9、把（D、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10、建设廉洁政府，釜底抽薪之策是建设（D、有限政府）。
11、党的哪一次会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B、十八大）
12、在所有的国家权力中，最具有扩张性、最需要灵活性、最难控制的权力是（C、行政权）。
13、（C、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4、法治思维的价值取向应该是（A、公平正义）。
15、法治思维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C、合法性）。
16、在我国历史上反腐败手段最为严厉的皇帝是（B、朱元璋）。
17、提高全民族的法治思维水平要抓的关键少数是（B、领导干部）。
18、完善（C、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
19、（B、前海法院）被业内寄希望于打造成为“中国未来法院样板”。
20、最高人民法院在（B、深圳、沈阳）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
二、多选题
1、关于政府信息公开说法准确的是（）。
A、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B、国家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要受到合理限制
C、国家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到同等程度保护，否则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D、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争议可提起行政诉讼
2、关于反腐败的形势说法正确是（）。A、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
B、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不敢腐初见成效 C、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 D、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3、关于腐败的说法准确的是（）。
A、人类社会共有的政治社会现象 B、多党制是解决腐败的良方 C、限权、分权有利于遏制腐败 D、北欧国家相对廉洁
4、政府信息公开的重点是（）。
A、财政预算 B、公共资源配置
C、重大建设项目批准与实施 D、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5、关于法治思维说法准确的是（）。
A、基准性思维 B、弹性思维
C、优先性思维 D、柔性思维
6、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是（）。
A、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B、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C、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D、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7、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
A、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B、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C、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D、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E、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8、纪检监察队伍的要求是（）。
A、忠诚 B、干净 C、高效 D、担当
9、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是（）。
A、合法行政 B、合理行政 C、程序正当 D、高效便民 E、权责统一 F、诚实守信
10、法治政府应该是（）。
A、民主型政府 B、责任型政府 C、服务型政府 D、有限型政府 E、透明型政府
三、判断题
1、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对
2、中纪委开展巡视工作时，对巡视组组长是一次授权长期有效。
对
3、城管协管员、公安局辅警也有执法权。
对
4、党规党纪高于国法。
对
5、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进入到了精细化、科学化的阶段。
对
6、建设法治政府要求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
对
7、行政决策是所有行政行为的起点。
对 错
错
错
错
错
错
错
8、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首要的是维护宪法的严肃性。
对 错
9、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对 错
10、建设法治政府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对
错
11、法治思维是效率最高的治国理政思维方式。
对 错
12、党规党纪高于国法。
对 错
13、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意味着德治与法治地位平等、同等重要。
对 错
14、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将于2015年5月1日实施。
对 错
15、法治思维强调众人的智慧和规则的权威，而人治思维强调领袖的权威与智慧。
对 错
16、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法治政府。
对 错
17、反腐败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把党风廉政建设一步步引向深入。
对 错
18、在提名、考察程序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书记、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中央管理领导班子的企业纪委书记，由中央纪委会同省级组织部提名、考察。
对 错
19、“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真命题应该是“权大还是法大”
一、法治思维的概念
具体地说, 就是以合法性为前提和基础, 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 按照法律逻辑和法律价值观来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模式。
作为体行政主体而言, 在具体工作中, 必须首先树立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理念, 这是树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础, 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遇到的问题或要处理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推理、判断、调查、总结、评估, 最后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
二、法治思维的发展阶段
具体地说, 法治思维主要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一) 认知判断阶段
也就是运用法治的概念及原理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认识并得出初步的判断的阶段。就是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对社会中的一些行为或现象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断, 例如酒后驾车是不是违法行为。这个阶段的法治思维, 是普通社会成员都可以做到的。
(二) 逻辑推理阶段
就是运用法治原则、规范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推理, 根据自己对法律认知程度得出结论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思维是以通过法律解决个案为主要特征。执行法律职业者的思维多为这一层次。比如, 公安机关办案要求程序合法、适用法律要合法。在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中, 我们也要求程序要合法、要依法征收。
(三) 综合决策阶段
就是在前面所提以的法律性的认知、判断、分析和推理的基础上, 还需要结合自身的其他因素, 进行衡量, 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判断。
三、树立法治思维, 增强法治观念的途径
(一) 坚定信仰
2012年, 大家可能看过一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信仰》。这部纪录片通过讲述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中涌现出的很多优秀共产党员的感人故事, 阐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去年纪念党的七一活动, 中央电视台披露, 从1921年到1949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 其中牺牲的烈士有名可查的达到了370万人, 这在世界革命历史中也是很难找到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 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 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信仰的存在。
在和平时期, 已经不用再经历血雨腥风的考验。但是, 和平时期, 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 仍然需要我们坚定信仰。特别是要清醒的认识西方普世价值的侵蚀, 认识到和平演变的阴霾依然笼罩在我们周围。这一点, 在群众路线教育的党课上, 我们已经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今天不作为重点。
(二) 严明规矩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中国古代在治国理政方面, 首先是礼治, 后有德治, 再有法治。礼治、德治主要是一些不成文、约定俗成的规矩, 约束法律框架意外的人的行为。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没有这些繁琐的礼仪规定, 但还是讲规矩的。一个人, 没有规矩, 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 没有纪律和规矩, 就注定成为一盘散沙。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的政治规矩并不是指某一条具体的规矩, 而是对党员干部政治标准的总体要求, 是对党员干部政治坚守的总体概括, 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可以说各行各业各类组织团体都有自己的规矩, 我们既不能破坏规矩, 也不能不守规矩。要达到这个目的, 不仅需要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 需要全党成员的高度自觉, 也需要制度约束—这就是纪律和规矩的作用。
(三) 严守法律
在依法治国大方针确定之下, 作为党员干部如果不学法、不懂法, 有的甚至连一些基本法律常识都不清楚, 怎么可能做好党的各项工作。特别作为主要领导干部, 在学法方面必须起到带头示范作用, 因为领导干部比普通党员拥有更多的资源条件和更大的影响力, 带头学习法律知识, 懂得法律的原则、原理和学法的价值、精神。通过学习, 知道法律授予了什么权力, 这些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权力行使的原则、程序是什么, 不依法行使权力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举个例子, 社会抚养费征收, 随着群众的法治意识增强, 社会抚养费确实存在征收难题, 过去可以抓人, 可以拆房子、搬家具、办学习班。现在, 必须依靠法律进行征收。
法治思维的养成特别是法治能力的提高, 关键靠实践。学法守法, 关键是要学会用法, 我们必须学会用法治理念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养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习惯, 注重用法治思维去分析解决问题。作为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必须首先想到按照法律办事, 遵循法律规定;没有法律规定的, 遵循法治原则、法治原理。同时, 还要善于从个案中总结经验教训, 从而不断提高自身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阿拉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实证分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民守法、社会依法自治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一个地区公民是否能够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反映出一个地区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方式的实然状态。笔者立足于阿拉善盟本地，通过走访、问卷调查等形式取得了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调研获得数据比较分析，力图准确把握本地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的实际状况，找到阿拉善地区建设法治社会的现实途径。
一、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的含义
1.法治意识的概念
学界对法治意识的概念所下定义主要有三种表述：
（1）法治意识是法律意识的最高级形态，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治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法治意识是反映公民对法律的认识水平以及基于这种认知所形成对法律、法律的效用和功能的基本态度和信任、依赖程度。
（2）法治意识是指一定社会主体对法治的思想、观点、心态和对由法治所形成的一种良好社会状态所孜孜追求的理念的总称。
（3）法治意识是指公民、社会团体以及政府等社会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生成的对依法治国、依法治权的认知、观念、评价和思想体系的总和。法治意识以具有独立人格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为内容的公民意识为基础和前提，意最能体现、概括现代法治意识精神因素的规则意识为核心要素。
对以上三个概念进行比较笔者认为：法治意识的主体是人，而不应该包括没有生理机能的社会组织，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基于对法律规则本身、法律的效用和功能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法治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
2.法治思维的概念
学者们给法治思维下定义的时候，一般都从与人治思维相比较的角度，认为法治思维的主体是执政者，公权力的行使者。他们认为不掌握公权力的普通个人的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处理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的思维活动只是“法律意识”。笔者认为：给法治思维下定义时将主体偏重于执政者和行使者是合理的，但是将普通个人排除在法治思维的主体之外是失之偏颇的，说到底是法治思维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的准绳，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
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都属于法治文化的范畴，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法治意识是对法律规则本身、法律的作用和功能正确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自觉遵守规则观念，处于法治文化的最低最基本的层面。法治思维表现为人们的内心对于法治的认同和尊崇，表现为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把法律内化为自己的信仰，是法治文化的最高层面。因此，法治思维是在法治意识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
二、对提高我盟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水平的几点建议
1.强化社会主义法律形成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提高我盟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水平，应从法律意识形成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入手，通过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共同促进我盟法治建设的水平提升。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力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发展市场经济，把市场能够做好的事情还给市场，为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中按照法律和规则办事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使市场主体按照市场领域的法治规则办事，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
2.政府、行政机关严格执法提升执法水平
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在提高政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公信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法律的权威，更能增进全社会和全体公民对法律和法治的认同感。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法治教育活动，并且这种法治教育活动更权威、更高效，因而对于提升我盟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水平的效果就会更好。这就要求执法人员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首先要求执法人员能够做到按照法律法规来处理案件，在执法当中不能带有个人感情，要做到秉公处理，虽然人们常说法律不外乎人情，但是我认为作为执法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违法人员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人情应该要建立在违法人员对自身行为负责的前提下。执法人员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份是执行法律的人而并非执掌法律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次，政府、行政机关等执法部门应该做到以身作则，执法人员可以说法律的象征，是法律的体现，假设我们的执法人员都不注意自身形象，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甚至一副痞子相，我想谁都不会选择去信任他，因此执法人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严于律己，要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言谈举止都代表着法律。
3.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既要科学普法，又要形式多样
法律的专业性很强，误解、误读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就会走向提高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水平的反方向。从调研情况显示我盟公民接受法治教育的渠道比较单一，因此电视等新闻媒体在普法教育宣传中的强势地位不能削弱。此外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活动，利用好法制宣传讲堂、黑板报、标语等宣传形式，法制宣传应当做到内容科学，形式活泼更容易被接受。此外，也要注重利用好“宪法日”、“环境保护日”等国家法定的活动日，搞好群众性的法治宣传教育。最后，还可以利用时代发展的便利，使用互联网对网民进行宣传，当前网络的发展已经非常完善与先进，网络依托于其强大的网民数量，不可不谓其舆论的强大，因此我们可以以网络作为平台，开通法律专栏的微博账号，通过一些转发活动来快速获得网民的关注支持，每天在微博上更新一些有趣的生活中常见的法律小常识等等。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宣传可以尽量采取软性宣传，如果标语等顯得过于强硬很难引起公民的共鸣，甚至可能会产生公民的叛逆心理，反而不利于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律思维的建立。宣传标语应该尽可能的以一种诙谐的幽默的方式来体现，要让公民明白，法律是在公民身边保护公民而并非凌驾于公民之上。
参考文献：
[1]柯卫.法治与法治意识[J].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04期
[2]吴高庆.论法治意识与法治[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2期
[3]韩进华.法治意识探析[D].西南政法大学.2009
作者简介：
同志们：
按照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工作安排，今天我以法治建设为切入点，与大家共同学习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的艰辛不易与非凡成就。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基本标志，更是现代文明强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历程，有利于推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利于深化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理解，有利于纵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一、坚定法治信仰，深刻把握百年来法治建设历史进程脉络
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与运用，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能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掌握法治建设发展规律和总结法治建设实践经验是基本前提。
第一个时期是1921年至1949年，法治建设的开端期。本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零散到比较系统的过程，是党在局部执政的根据地进行的初步探索。当时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中央苏区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的根本法，集中反映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参加国家管理的意愿，为后来建立革命政权和法治建设提供了经验。应抗日战争大势，《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产生，并提出边区政府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是，“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的目的，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等自由权。”在解放战争时期，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是1948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集中解决了民主革命最重要的土地问题，极大地激发了贫苦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党领导亿万农民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切身最大利益的满足让农民真心实意把共产党看做自己翻身求解放的引路人，并在党组织动员下，踊跃参加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根本的民心基础和物质基础。总的来看，以政策为主、以法律为辅，是当时党领导革命的一个特点。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在处于被围剿、迫害的情况下，仍然通过法治来管理政权，这件事本身就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不同于旧式革命者的新型先进政党，对承担的艰巨历史使命有高度的自觉。
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至1978年，法治建设的奠基期。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重要成就而又遭受挫折的时期。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政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制建设选择了一条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法制彻底决裂、全新地构造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首先，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以临时宪法的形式奠定了新政权的宪制基础和框架。其次，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了根据地与解放区社会改造的核心实践，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为195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惩治贪污条例》，前者是人的解放，后者是土地的解放，最后者是公权力的约束。最后，逐步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制度，仅1949年到1957年，中央颁布的法律法规共有九百多部。但随着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发酵，匈牙利事件的冲击以及整风运动的变化，中共八大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被否定了，大踏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新中国又被拉回到了革命语境中，在不断革命论之下，群众运动全面取代了法制。在十年“文革”期间，司法机构受到严重破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议，没有制定过一部法律。
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至2014年，法治建设的发展期。这是中国共产党确立依法治国方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认识日益深刻并形成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之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目标任务。至此，新时期法制建设走上快车道。1978年3月宪法恢复人民检察院，1978年5月正式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1979年9月决定设立司法部，1982年制定了新宪法，相继通过了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新婚姻法在内的一批基本法律，涉及各个领域。其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依法治国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使之上升为一项宪法原则。标志着党在治国理政方式上实现了由过去主要依靠政策、依靠行政手段，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的根本转变；标志着我国正式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经过30多年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第四个阶段是2014年至今，法治建设的完善期。本时期是以十八届四中全会为起点，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新阶段。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第一次专门召开的研究法治工作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6个领域、30个方面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等各方面提出190项重大举措，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具体部署，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新阶段。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审议通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全面实践和辉煌成就，顺应党心民心和时代要求，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树牢法治思维，全面客观总结百年来法治建设的实践探索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我们党经过100年摸索，从根本上找到的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有效路径。
第一，法治优于人治。人治与法治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治国理念和制度。与人治条件下统治者个人意志至上及其多变性、随意性相反，法治则强调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最高规则。纵观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由于在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加之革命胜利后没有及时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并使之制度化，个人崇拜开始滋长，人治取代法治。195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政治上的一系列错误，都与此有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逐渐对发展不那么重视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训十分惨痛！”实践表明，一般性地承认法律重要还远远不够，只有时刻警惕以人治取代法治，牢固树立法治的至高权威，在法治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才能把依法治国方略贯彻下去。
第二，“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一论断抓住了党和法关系的要害。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具体而言，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以党自居，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第三，法治与改革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南方谈话”、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等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彻底打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制度的严重束缚，逐步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全体中国人民勤劳致富、创业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改革的红利就是制度的红利、就是法治的红利，改革和法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既是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鲜明特征，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执政兴国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当今之中国，正处于改革与法治的共生期、共进期、黄金期，做好改革与法治有机结合这篇大文章，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必须始终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三、深化法治实践，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广阔前景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物，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每一步的成就奠定了法治的基石。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更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一是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忠实信仰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真诚信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生动力，是建设法治中国的精神支柱。要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做到学思悟贯通、知信行统一，正确理解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到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二是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坚定捍卫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坚固的路基、最鲜明的底色、最大的优势。只有运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法治之力才能强化，法治之效才能彰显，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依法之治才能更好推进。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党员干部要自觉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加强对法治领域错误思想观点的辨析批驳，坚决同诋毁、攻击甚至妄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行为作斗争。
三是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模范践行者。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道路的权威性在于践行。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按照全面依法治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等部署，加快推动应急管理领域地方立法、依法行政、社会治理等工作任务向纵深推进，重点解决好法治宣传教育实效不高、煤矿及工贸等行业（领域）行政执法不规范、政务信息公开频次和服务效率不高等现实问题，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
为贯彻落实海门市普法办的有关文件精神，我认真学习了《开展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学习宣讲活动》的所有内容，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更好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直指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我国的治国基本方略,并成为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常识。法治思维的形成,不能依靠几个文件和会议,而是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实践,在“倒逼”机制下,培育和形成法治思维。就我们卫生院而言,应重点抓好以下重要环节: 第一，要真抓实干，做到说实话、办实事。
习近平同志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就要求我们要避免说空话，说大话，否则就会像赵括一样，只能是纸上谈兵，最终兵败而亡，误己误国。我们抓管理创新，就是要做到说实话、办实事，在法律的框架下，在法治的轨道上，在创新卫生管理上真抓实干，努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维护医院和谐稳定。
第二,各种制度和规章,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容符合宪法和法律法规要求,让全院的各项工作步入到正常、有序的法治化道路上来。任何医务人员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触犯法律底线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既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又要有“作茧自缚”的精神,按章办事，规矩自我。
第三, 加强卫生院的法治教育,开展一定时间的法治教育活动；要加强全院医务工作者的法治教育培训,鼓励参加法学课程学习,接受系统法律思维训练。
改革与法治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将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主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全面深化需要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伴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进行。改革为法治发展注入了动力、指引了路径，法治又为改革提供了依据和制度保障。实践当中，改革的任务常常就是法治的任务，改革的难点通常也是法治的难点。
改革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改革，本意是“改变”“打破”和“革除”，指的是改革和突破旧制度和旧事物，最大限度解放人们的思想和生产力。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改革就是要“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改革的特点是“变”，是对既有制度和现实状态的一种“改变”。就此，有人说，改革就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相形之下，法治是要对一种稳定、成熟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化、确定性、权威性和可预期的调整。换言之，法治的特点是“定”，是要把某种社会关系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显然，法治与改革之间必然存在“定”与“变”的矛盾。
正因为此，一些领导干部认为改革与法治二者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要改革创新、跨越发展就不能讲法治。还有人鼓吹“改革要上，法律就要让”，要“超常规”发展就要突破法治。这种认识误区常常使得一些人打着改革创新的旗号，理直气壮地绕开法治、背离法治。其实，这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一种片面理解。法治之于改革，不仅是规范和控制，而且也有积极的引领和保障。从法理上说，改革与法治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改革是法治的先导，法治是改革的重要条件。没有健全的法治，改革将缺乏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外部秩序，改革的经验和成果也难以得到巩固和确认。改革的实践还有可能陷入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反之，如果没有改革，法治的发展也会缺乏所必需的经验、现实基础以及可预见的方向，因而也就失去了进步的必要性和动力。
从“政策推动”到“法律引领”
从改革开放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出发，通过大规模的国家立法引领和推动各项改革，通过不断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以法治建设来引领和保障
各项改革事业，是当代中国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的一项主导原则和重要策略，也是我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和法治工作的经验总结。可以说，改革开放，不仅是我国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转折，也相应是法治建设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与起步，意味着以大规模立法为先导的法制的恢复与重建的开始；改革开放的有序推进，带动形成了“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法治工作格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立法高潮；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一言以蔽之，改革持之以恒地推动着我国法治的进步。我们的法治发展渗透着一种强烈的改革精神。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我国常常是以政策而非法律来推动改革的进程。很多重大的改革往往是在没有宪法法律依据甚至是在“良性违宪”或“良性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政策推动型改革在法治基础贫乏、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它能够以政策的灵活性、见效快、针对性强等特点及时回应改革事业的各项要求。但是，毋庸置疑，政策推动型改革容易蜕变为主要依据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来推动改革。改革的进程也主要仰仗于领导人的个人智慧及其对特定改革事项的关注程度，改革的目标实现必然也充满了各种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是造成一些地方的改革“新官不理旧账”“人走政息”，改革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现实当中，通过政策来推动改革也造成了政策与法律、改革与法治关系的扭曲与错位。在政策推动型改革模式之下，人们逐渐形成了重政策、轻法治的观念，而且强化了参与改革实践的政治精英的人治意识，造就了许多改革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轻视法治的机会主义。由此，也就造成了全社会的规则意识欠缺、法治意识淡薄。可以说，不论是改革的受益者还是被边缘化者，不管是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多由于自身经历和社会经验缺少对法律的敬畏，缺乏对法治权威的足够尊重。
理性认识法治之于改革的贡献与不足
时下，改革与法治都处于共同推进的过程之中。我们需要正视法治所处的当下的客观历史环境，理性认识法治对于改革与发展的贡献与不足。当务之急，我们要坚决摒弃关于法治的可有可无的“虚无主义”态度，务必认识到只有在一个法治昌明的社会，才有可能做到各项改革事业的全面、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法治底线一旦被突破，就有可能导致国家解决社会纠纷正式机制的失灵或失效。社会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紊乱局面，社会公平正义无法实现。改革与发展也将成为痴人说梦、可望不可及。故此，在实践中要充分重视法治之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升法治权威，充分认识法治的主导型功能，强化法治发展的动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破除关于法治的不切实际、过于理想的“万能主义”幻想。在我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之时，在还没有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化之前，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目标冲突与矛盾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存在。这主要表现为：法治的保守性、确定性、规范性与改革的创新性、突破性、越轨性之间的矛盾；法治的统一性、原则性与发展的地方性、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法治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与稳定的社会控制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法治所内涵的社会公平正义与改革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效率优先的价值准则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与已进入现代化成熟与稳定发展时期的西方国家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法治与改革的内在冲突、法治之于改革的从属性与工具性，以及法治所调整之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等因素，都会使得当代中国法治将不可避免地带上各种各样的缺陷与不足。在很多情况下，法治手段有可能会显得无力甚至是失灵。
在现代法治视角之下，法是一种符合正义标准和客观规律的行为规则。依法办事，表面上看会束缚手脚，但从长远看是成本最低、矛盾最少、最为理性平和的处理方式。脱离法治、急功近利地谋求改革与发展，尽管可能得到暂时、立竿见影的好处，但只能适应一时一地，无法长远、难以持续。没有法治保障的改革如同脱轨的火车，可能“欲速则不达”，最终可能不是有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却可能以改革之名破坏改革事业。故此，必须牢记，要把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与民众的可理解程度、社会秩序的可承受度结合起来，把改革的路径和手段与法治的限度和底线结合起来。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来引领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更加要求各项改革举措的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和协调性。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宏大背景之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实现有法可依的历史目标之后，在执法、司法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并取得巨大成效以及民众的法治意识普遍提升之后，我们以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引领和推动改革的基础更加坚固，以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的条件也更加成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偏离法治轨道大搞“短、平、快”的改革，甚至是公然进行违宪改革或违法改革，必然会遭到社会各界的诟病指责，也必然会使改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遭受到严峻挑战和普遍怀疑，自然也会加大改革的风险与阻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改革与创新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同时，法治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改革的需要。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引领改革，是构建改革与法治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义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做到：首先，要把握好改革进程与法治进程的同步性和互动性，将改革决策与法律的立、改、废结合起来。对于滞后
于社会发展、阻扰改革进程的陈旧之法要做到及时废止，为改革扫清道路。对于已经被实践验证的成功的改革经验与成果也要及时通过创制新法确定下来。其次，改革要尽量避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直接冲突。如果确实要突破或变通宪法和法律规定，应事先获得权力机关的特别授权或专门授权，以便为改革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和依据。再次，对于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改革行为，对于打着改革的大旗破坏法治的行为，应予以及时纠正和阻止。对于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违法改革，要通过司法途径判决其行为无效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法治发展已经百年之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建设已有6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这一治国基本方略、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认这一治国基本方略以来,中国的依法治国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部署,在未来5年中,将加强执政党建设,继续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高依法治国理政、依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为此,在立法上将加快重点领域立法,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在行政上,将强化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推行综合执法,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在司法上,将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强化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在守法上,将努力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着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氛围和法治习惯。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客观现实必然会提出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依法治国要得以全面推进,必须在谋划工作时运用法治思维。在全国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我们必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法治思维。第一,必须具有法律至上的思维。法律具有崇高的地位,必须牢记法律的红线不可触碰,法律的底线不可逾越。把法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加以尊崇,自觉遵从法律,服从法律。第二,必须具有法律程序思维。程序本身就十分重要,不以规则不成方圆。但中国历史上法律程序观念淡漠,因此在当今中国特别强化程序意识就具有独特意义。法定程序必须遵从,不可或缺与遗漏,必须步步到位,全面落实。第三,必须具有法律平等思维。要自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以待人,平等以律己,不耍特权,不谋求法外利益。任何人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承担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法外特权,也不能被歧视。第四,必须具有权力制约思维。制度上要为依法用权提供法律制度,推进依法用权。权力拥有者要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将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约束,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第五,必须具有法律责任思维。用法律责任机制倒逼严格执法和普遍守法。法律责任意识中包括对失职责任与渎职责任的认识。任何失职或渎职的违法行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了法律责任思维,就能够更好地自觉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依法治国要得以全面推进,必须在处理问题时运用法治方式。各级领导干部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亟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可能作出方式上的选择,所有的选择都必须符合法治要求,而不能违背法律、破坏法治。首先,只有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才可能符合法律的程序要求,做到程序合法。在一个法制完备的国家或社会之中,对许多问题的解决,法律除了具有实体规定之外,都有程序要求。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就首先要依照法定程序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不得违反法律的要求。其次,只有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才可能得到当事人和相关主体的认同。当事人之间要协调某种法律关系,或者要解决某种矛盾纠纷,都必须具有某种共同认可的制度规则和解决机制。只有这种规则和机制都得到了各方当事人的认可,才可能得到各方当事人的拥护与支持,才可能息讼罢访,彻底化解或者消除矛盾纠纷。法治能提供那种共同认可的规则和机制。再次,只有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问题才可能被彻底解决。既要解决问题,又要不留后遗症,使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依法解决。否则不断地上诉、申诉、上访、控告就会随之而来,反而会占用我们更多的时间,使国家和社会支付更大的成本。最后,只有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领导干部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有许多领导干部解决矛盾纠纷的出发点和目的追求都是好的,但方式违法,结果事与愿违。不但问题解决不了,甚至还将自己置于了违法境地乃至被追究法律责任,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为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必须学会并很好地运用法治方式。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情形。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经济是市场经济,所面对的社会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都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要求。
从市场经济来看,它是法治经济。其一,市场经济的体制需要法律来确立。经济体制是一国经济运行模式的制度性概括。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方式来加以确立。我国经历了漫长的试错过程,最终才在宪法和法律中确立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其二,市场经济的规则需要法治来提供。市场经济中各种法律行为都需要法律调控,各种法律关系都需要法律调整。面对纷繁的市场经济,必须由国家提供一套完备的行为规范来引导市场经济中人们的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其三,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治来确认。市场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元素,它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实践者,是市场经济运行中最首要、最重要的因素。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多元的,多元的主体具有怎样的法律地位,具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都需要法律作出具体的制度设计。其四,市场经济的纠纷需要法治来解决。在市场经济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纠纷,有时甚至会有大量的经济纠纷发生。如果能够及时解决,经济就不会因此而受到阻碍,甚至会因此而得到更好地发展。法律为解决矛盾纠纷提供了最为有效的司法手段。事实上,在一切纠纷解决机制都失效之后,法律将是最迫不得已而且是最为有效的解决手段。其五,市场经济的成果需要法治来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这些成就一旦获得就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为其继续发展提供新的基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必须法治化的保障。对合法者予以保护,对违法者予以制裁,是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重大作用和重要使命。运用正确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进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不二选择。
从现代社会来看,现代社会理应是法治社会,内容十分广泛。要建设法治社会,首先,必须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社会管理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没有社会管理,就无法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主要由政府来担负和完成,政府管理行为必须纳入法律制度中加以统一。严格依法管理,切实执行法律,也就是依法行政,使之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构成部分。实现政府对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其次,必须实现社会自治的法治化。社会总是需要自治的,凡是社会能够自治的,政府权力所不能及的领域,都应该交由社会自治。良好的社会自治是和谐社会的构成部分和基本要求,也是保障社会自由和保持社会活力的必然要求。社会自治的组织、方式、行为都是极其多样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既保障个体自由而又井然有序。这样的自治社会,只有依赖法治才能得以建立并良好运用。再次,必须实现社会行为的法治化。行为是特定主体与他人、与社会之间建立联系、进行沟通的桥梁。每个人、每个组织的行为都具有社会意义,都会对他人或者公众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些社会行为,虽然并不一定都由法律来规范,但是都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都不得违背法律。否则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最后,必须实现社会秩序的法治化。自从人类进入法律社会以来,良好的社会秩序首先就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将社会秩序法治化,使社会秩序能够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是保障人们安全、自由的最基本需求。法治是维系现代社会秩序的必须。
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交汇,必然更加明确而强烈地呼唤法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作为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双重要求下,只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才可能使经济社会获得应有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正是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双重法治需求的积极回应。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领导干部都应当具有的法治能力
法治能力由具有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式两个方面能力构成,包括特定主体对法治思维素养的具备和对法治方式的选择。法治能力要求相应主体,一是要具有法治思维,二是要运用法治方式。法治思维应该是一定主体常备的思维模式,它是指运用法律的原则、精神、制度、规范来进行分析、判断、推理,最终做出决定的思维模式。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经济思维、文化思维、道德思维等并列。它不取代其他思维模式,但其必不可少。领导干部在具有其他思维模式的时候,不可缺少法治思维这一思维模式。法治思维应该是常备的素养,不可能临时具有。但是法治方式却是可以面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选择的。法治方式很多,在社会生活中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人们可以运用相互协商来解决,也可以请求调解来解决,还可以申请仲裁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这些方式都可能解决矛盾纠纷,都是选项,但具体选择什么,当然是基于各自不同的情况,由相应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这就是法治方式的可选择性。不同方式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法律程序要求、法律效力状况和法律后果情形,因此如何选择最好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纠纷,就成为相应主体法治能力的体现。
法治能力的培养日益成为全社会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在现代社会,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具有一定的法治能力。至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法治能力,就无法担负起应有的职责和使命。法治思维能力,是各级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构成部分。要推进依法治国,领导干部是重要力量;要建设法治国家,领导干部是坚强的支柱。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提升自己的法治思维能力。领导干部在立法、执法、司法乃至各种社会组织中担负领导重任。在立法上,担负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任;在执法上,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在司法上,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确保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上感受到公平正义。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必须提升自己的法治能力,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各种社会组织的领导干部,同样必须具有相应的法治能力。依法办事、普遍守法,已经成为对每一个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要求,也必然要求领导干部自觉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法治能力。这就为我们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将法学课程的设置与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提升结合起来,使领导干部因接受培训而使其法治能力得到提高,能够很好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完成自己的领导工作。
法治在根本上是依法治权,落实到领导干部身上就是依法治官。但是法治并不仅仅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法治最深刻的根基在社会,法治最伟大的力量在人民。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法治的建设者和实践者。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否依法办事,能否自觉服从法律,是一个社会能否法治化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作为一般的社会成员,要很好地从事社会活动,参与社会生活,也需要具有一定的法治能力。没有这样的能力,作为公民自己的活动能力、法治水平也会受限。法治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任务,也是法治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法治能力是一个公民在法治社会中依法办事、享受权利、幸福生活的必须。这也为我们普遍的社会文化建设提出了要求,必须将公众的法治能力的培养作为其重要内容加以强化。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体现了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要求
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起点，以公平正义为中心的一个逻辑推理过程。法治思维强调思想转变，突出党对法治的理念和态度。而法治方式作为方法论，是一种行为准则，是法治思维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指明了具体路径，体现了加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性和必要性。
从党的执政历程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体现了党的治国理念。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始终并愈加重视法治建设。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日益受到重视的进程，体现着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勇于担当，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自觉。
从推进发展的要求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凝聚着深化改革的法治共识。十八大报告强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改革设计了法治的最优路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则是凝聚法治共识的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使得有法可依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建设都基本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这一层面讲，改革的成效将更加体现在如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的能力上，以切实保障改革沿着法治化的道路加快前进。
从维护稳定的大局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顺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根本。要真正做到人民利益至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将利益诉求、纠纷解决纳入法治轨道，为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法治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领导干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更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保障，强化这方面的能力建设，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
法制宣传教育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中的积极作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一全新论述的提出，将对领导干部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行为准则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并使其发生深刻变化。而法治宣传教育作为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法制宣传教育是推动领导干部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平台。理念是思维形成的基础，并对思维方式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法律形式可以在短期内进行移植，而法律思想却很难移植，它是在反复的反思中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反思”、长期实践的过程。法制宣传教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平台，通过宣传教育，真正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植根于领导干部心中，并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认同。
（二）法制宣传教育是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必由之路。认知因素，即一定的知识积累，是形成法治思维、提升运用法治方式能力的必要条件。领导干部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法律信仰、自愿守法和自觉用法，是法律实现其自身价值最广泛的途径。目前，我国80%的法律、所有行政法规和90%的地方行政法规都是由政府机关执行的，这必然要求领导干部了解和掌握大量的法律法规。同时，作为法律知识的传播，还包括传授法的机制、法理知识和法律史观等内容；不仅告知着法律的既定规制，还阐述着“为何如此而非彼”的法理精神，从而在知识普及中增强领导干部对法的认知，形成法的意识，提升法律修养。
（三）法制宣传教育是进一步促进领导干部形成法治信仰的有效手段。“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从过去的学法守法用法到党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尊法”，这是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强调了法律信仰的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从内心深处对法律的认同，使法律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第一准则。法制宣传教育担负着法律规制的传播职责，能为领导干部的行为提供标准，促进领導干部形成法治思维、自觉运用法治方式，培养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信念。特别是法制宣传教育中法治文化的传播，以文化特有的引领和约束功能，影响着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传播着法治观念和对法治的价值判断，培植着领导干部的法治信仰，从而促使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
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自1986年以来，通过27年持之以恒的普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素养不断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相比，法制宣传教育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法制宣传教育必须进一步拓展其内涵和外延，扩展其广度和深度。
（一）更新工作理念。一是创新性理念。创新是法制宣传教育体现时代价值的根本所在。通过创新途径、创新机制等手段，提高法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推动领导干部在全民中带头做到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二是制度化的理念。要形成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制度体系，实现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长期性和常态化。三是求实效的理念。切实把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纳入法治建设先导区等目标的考核体系中，作为检验普法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二）创新工作方法。当前应着力构建三种类型的法治教育模式。一是导向型的法治教育模式。通过大力宣传用法治推进科学发展、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问题的典型事迹，切实在领导干部中形成良好氛围，促进领导干部对法治价值的认同。二是参与型的法治教育模式。多组织参与行政复议、旁听案件审理等实践教学，提高法治教育活动的思辩性、互动性。三是渗透型的法治教育模式。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建立机关内的法治文化阵地，使领导干部切实体会到法治就在身边，从而形成推进法治的自觉和自信。
（三）培育工作品牌。品牌具有积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涵盖内容多，可以探索以试点运行、项目化运作的方式推进。通过项目化设计和整体化的推进，逐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形成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品牌，以点带面地推动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
（四）优化工作体系。一是提升法治教育内容的时代性。要以宣传宪法为核心，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同时，注重推介当前法学前沿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成果，启迪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二是注重法治教育领域的广泛性。不断拓展法治教育工作领域。三是强化工作机制的协作性。运用纪律和组织等手段督促领导干部“真学、善用、坚守”。
（五）强化工作力量。加强队伍建设是促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要进一步发挥专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者的主导作用，同时要重视法制宣传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促进大众媒体积极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法治精神的法治舆论导向。
（作者系省司法厅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