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湖北（共4篇）
法治既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和精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省第十次党代会将“法治湖北”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充分彰显了省委与时俱进、依法治省的理性思维和行动自觉，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法治在构建战略支点中重要保障作用的清醒认识和高度重视，必将对加快富民强省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一、建设“法治湖北”是时代的呼唤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为标志，我国的法治进程已经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牢牢把握湖北“黄金十年”的历史机遇，加快构建重要战略支点，必须以法治为保障。努力建设“法治湖北”，既是贯彻落实中央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也是湖北加快构建重要战略支点的题中应有之义、时代大势所趋。
1、建设“法治湖北”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治国原则，而中国几乎同一时代的韩非子也提出了“治民无常，唯法为治”的治国论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变化，法治思想逐渐成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思想。建设法治国家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追求文明进步的标志，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法治的一般特性所决定的：法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能够集中体现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意志；法治具有明确性、公开性，便于人民群众了解和掌握；法治具有平等性、公开性，任何人都不因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贫富差别和种族信仰不同而受到优惠或歧视；法治具有规范性、权威性，它以国家强制力量作为后盾，具有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一体遵行的强制效力。历史发展的经验充分证明，“法治”总是与国家的昌盛相连结，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坚定不移的方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取得伟大成就，在全社会初步形成了尊重法治、崇尚法治、厉行法治的良好氛围，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时代潮流，不可阻挡，我们理应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加快建设“法治湖北”。
2、建设“法治湖北”是提升湖北经济实力、加快富民强省进程的重要保障。法治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市场经济在其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尤其需要法治来引导、保护和规范。当前，随着全国范围内硬环境的普遍改善，软环境日渐成为决定地方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法治环境则是“关键的关键”。法律的规范化能够保障市场的安全有序，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法律的透明化能够保障利益的预期，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公正的司法制度和高效的仲裁机制能够有效裁决经济纷争，有利于平息社会矛盾。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国家越是富庶，其天然资源贡献度越低，无形资产贡献率越高，其中法治程度可决定一国57%的无形资本价值。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之所以长期保持较为稳定的经济发展和较强的竞争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具有透明、对称、公平、高效和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投资企业而言，虽然低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具有吸引力，但相比之下，企业更为看重的是这个区域内是否具有能够保障资本运营安全与效率的稳定、公平的法治环境。面对“黄金十年”的发展机遇，湖北要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更加着力于法治环境的优化，更加重视法治对经济的重要保障和积极促进作用。
3、建设“法治湖北”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时，把民主法治作为首要特征，充分说明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法治手段和良好的法治环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的基本保障。当前，全省人均GDP已经突破5000美元，既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任务十分艰巨。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实践证明，法治是以理性平和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佳途径，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和最佳模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只有加强“法治湖北”建设，才能充分发挥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才能教育和引导广大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才能增强广大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意识，提高运用法律手段调处利益纠纷、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的本领，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4、建设“法治湖北”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迫切要求。新形势下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前所未有，改革发展任务十分繁重，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依法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法执政的水平直接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直接影响各方面的工作能否依法有效推进。“以令率人不如身先”，党只有自身率先做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有效约束其他组织、团体和个人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监督机关依法监督，才能引导全体人民依法行事。建设“法治湖北”，从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发展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能够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能够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同时，通过法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健全公民权益和社会公平保障机制，让全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惟其如此，我们的执政活动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而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准确把握“法治湖北”的内涵与目标
“法治湖北”体系庞大、内涵丰富。建设“法治湖北”，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探索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有效途径，努力扩大人民民主，积极推进依法治省，使法律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则，使法治精神成为社会崇尚的普遍共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民主法制更加健全，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法治湖北”建设的主要目标是：
1、营造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有序法治生态。形成有序法治生态是“法治湖北”建设的重中之重。各级党委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主要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意识和能力普遍提高，领导方式趋于科学合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推动工作、促进发展成为地方各级党委依法执政的基本手段，全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管理与服务基本步入法治化轨道。法治政府建设水平跨入全国先进行列。法律成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政府履行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规范高效、公正透明、监督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行政执法体制和行政监督机制比较健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能力和水平被社会认可，基本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目标。公正廉洁司法水平跨入全国先进行列。各级司法机关认真落实司法为民的基本要求，坚持公正廉洁司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得到普遍认同和有效落实；队伍教育培训、执法管理、内外监督机制比较完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执法规范化建设水平全国领先，涉法涉诉信访率、执法人员违法违纪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人民群众对司法执法机关的满意率稳步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跨入全国先进行列。社会管理领域法规规章进一步健全，依法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保障公民权益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共权力配置和行使进一步规范，依法决策、依法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重点工作指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2、形成知法、守法、敬法、畏法的良好社会风气。通过持续不断的法制宣传教育，各类重点对象学法制度全面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培训率和非人大任命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率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自觉性显著增强；法治文化阵地基本实现市、县、乡镇和村四级全覆盖，全社会法治意识普遍增强，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创建绩效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从社会成员的角度来讲，全省公民既依法行使权利，又依法履行义务；依法办事、依法表达诉求、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自觉性明显提高；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带头依法办事、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自觉把依法办事作为行为准则，普遍养成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习惯，成为构建“法治湖北”的表率。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全省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基本形成法治信仰、法治精神、法治风尚，法治成为全省人民的普遍思想理念、工作准则和生活方式。
3、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和法治不可分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就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建设“法治湖北”，需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贯穿到民主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总体目标是始终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前提下，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通过加强法治来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在法治的轨道上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效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也是“法治湖北”建设的目标追求。
三、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
以《法治湖北建设纲要》的颁布实施为标志，近年来，“法治湖北”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省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盼还有较大差距，主要是各项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尚需加快，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良好的法治环境既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之需，也是保障改善民主、增进群众福祉之要。我们应当牢固树立抓法治就是抓科学发展、抓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紧紧围绕服务战略支点建设这个中心，统筹兼顾、坚持不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加快“法治湖北”建设进程。
1、提高立法质量，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领作用。国无法不治。建设“法治湖北”的首要环节是立法。“良法利民，恶法害民，繁法扰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表明我国已经基本实现“有法可依”，国家和地方立法已经从过去的“构建”阶段步入了“完善”阶段。当前和今后，我省地方立法应从过去的“填补空白”走向“拾遗补阙”和“日臻完善”，应当更加注重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和效益。要大力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和完善以人大为主导、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地方立法机制，努力实现“五个转变”：即由重经济立法到经济社会立法并重转变、由管理型立法向服务型立法转变、由数量速度型立法向质量效益型立法转变、由粗放型立法向精细化立法转变、由注重立新法向统筹立改废转变，不断增强法规规章的统一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衡量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省地方立法今后的任务需在结合本地实际中下功夫，突出地方特色，认真组织实施地方立法规划，着重做好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建立健全与我省“十二五”规划相配套、与加快构建战略支点相适应、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衔接的地方法规体系；要紧扣我省大的战略部署来进行立法，使我省地方立法更好地服务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五个湖北”建设、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更好地发挥法律的规范引领作用。
2、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的力量在于依法办事和严格执法。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80%是由行政机关负责实施的，因此，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将政府行政行为系统纳入法治轨道是“法治湖北”建设的重点任务。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深入实施《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将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工作细化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与考核指标，为整体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不断提升政府执行力。要改革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依法调整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深化政务公开，加快建设政务服务体系，努力实现从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省份向全国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转变。要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合理界定执法权限，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明确执法责任，减少执法层级，推进综合执法，积极构建职能集中、管理规范、上下协调、运行有效的综合执法体系。要改进和完善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体系，严格行政问责，严肃查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失职渎职、滥用职权、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切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政府行政行为的公信力。
3、坚持司法为民，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建设“法治湖北”，必须切实发挥司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特殊作用。要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清除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紧紧围绕公正廉洁执法的目标要求，切实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完善司法各环节的工作规范。进一步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所务公开，把公正司法的要求落实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制裁违法、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全过程，以公正促公信、以公信树权威。要加强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打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司法队伍。要完善法律援助和司法求助制度，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让所有公民平等享受法律保护和法律服务。要加强各级党委对司法工作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积极营造有利于公正司法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4、弘扬法治精神，积极培育法治文化。“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最重要的“法律”往往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弘扬法治精神，积极培育法治文化，不断强化全民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是建设”法治湖北“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多年来，我省先后实施五个法制宣传教育五年规划，对提高全省人民的法律素养和全社会的法治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一些干部群众还存在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法律信仰缺失，甚至信“访”不信“法”、信“网”不信“法”的现象。人民群众既是“法治湖北”的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建设“法治湖北”应当突出共建共享，紧密结合“六五”普法目标任务，深入持久地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全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党政机关和机关干部运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能力，不断提高公民通过法定程序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要紧紧围绕“法治湖北”建设的各项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注重各行业专业法的宣传，切实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普法宣传重在“普”字上下功夫，必须加强重点层面、难点群体、盲点区域的法制宣传教育，分门别类地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普通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必须坚持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宣传作为重中之重，从群众需要出发，为保障民生改善、促进社会和谐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积极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理念、制度、方式、载体的创新，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法治文化设施，积极创建全省公民有序参与“法治湖北”建设的载体和平台，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人大依法监督、政府组织实施、全社会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法治湖北”建设工作格局，推动“法治湖北”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其实, 早在2013年, 省委省政府就将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确定为省直7家法治建设试点单位之一, 赋予了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先行先试权, 要求住建厅为法治湖北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健全工作机制是先行要务。湖北省住建厅成立了由厅长任组长、有关厅领导为副组长、机关各处室、厅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无论领导人员如何调整变动, 机关体制机构如何改革变更, 但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始终建立完善, 主体责任始终明确清晰。厅党组将普法依法治理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使其成为领导关注的重要工作。全省性住建工作的总结部署, 普法依法治理都占有重要位置;综合性住建工作的表彰交流, 普法依法治理方面的典型都能立得住叫得响;年度目标责任考评,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了兑现的硬指标硬要求。
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管行业就要管法治”的原则, 湖北省住建厅建立健全了普法依法治理责任制。机关各处室、厅直各单位自觉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融入到日常业务工作中, 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 做到年初有计划、年中有检查, 年底有考核, 形成了普法责任主体明确、普法资源有效整合、普法任务全面落实的工作格局。
为了增强普法依法治理综合协调机构的力量, 厅党组在人员编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逐年为法规处增配了工作力量, 现在, 厅法规处人员已由过去的3人增加到了5人。对普法依法治理所需的工作经费, 做到了应保尽保, 并逐年递增。
抓住关键, 增强法治宣传实效
领导干部是法治建设的关键少数。湖北省住建厅坚持结合中心工作和行业实际落实“六五”普法规划, 坚持党组中心组学法和无纸化学法用法考试制度, 坚持在群众路线教育、政风行风评议等重大活动中安排法治教育内容, 坚持采取专家授课、典型交流、案例评析、以会代训等形式, 组织全省住建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和法治骨干开展法治教育。
2016年3月28日至4月13日, 湖北省住建厅在全厅副处级以上干部中采取全覆盖、全封闭的形式进行了法治住建集中教育培训, 由厅主要领导作法治建设专题辅导, 组织开展学法用法的集中交流, 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国家基本法律和住建行业的专业法规, 引导大家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努力成为法治型干部, 让“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有权不可任性”的理念和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执法人员法律素养的高低是决定执法水平、影响执法效果的关键因素。去年, 按照“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训什么考什么”的原则, 湖北住建系统组织开展了法规知识大培训活动, 仅省厅就直接组织了8期培训班, 参加培训考试人员达1400余人。通过系列培训, 进一步增强了行政执法人员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观念, 提高了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
建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处在生产经营第一线, 是促进企业依法生产经营的关键。为了提高他们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湖北省住建厅先后举办了多期培训班, 对全省建筑业重点企业的700多名经营管理人员进行了法治培训。各市州住建部门还通过法律进工地、开办农民工夜校等形式, 每年对上万名建筑业从业人员进行了法治培训教育, 为湖北建筑业打造“万亿产业”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这些年来, 湖北省住建厅还坚持以深化“法律六进”为抓手, 充分利用“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公积金宣传日以及专业法律法规颁布日, 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
筑牢基础, 提升依法治理工作水平
在人大、政府立法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湖北住建系统主动作为, 争取支持, 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住建行业的立法项目列入省人大、省政府的立法项目计划。
2016年, 《城镇供水条例》即将出台, 《物业管理条例 (草案) 》将提请人大审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实施办法》已完成审议前的各项工作。
为加强制度建设, 湖北省住建厅集中组织对正在实施的所有住建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理, 保证了住建法治的统一和完整, 做到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在此基础上, 编辑印发了《住房城乡建设依法行政工作手册》, 为方便住建从业人员学法用法提供了遵循。
在此基础上, 着力划清权责界限, 确保依法履职尽责, 积极探索建立了“三个清单”制度, 即:拿出“权力清单”, 明确该做什么, 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经过近年来的反复清理、审核, 湖北省住建厅向社会公布了行政权力和服务事项清单, 共291项。给出“负面清单”, 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 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以投资项目为重点, 及时清理出了禁止、限制投资的领域。理出“责任清单”, 明确住建部门该怎么管市场, 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
针对一些地方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宗旨意识淡化、群众意识淡忘、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 湖北省住建厅制定出台了规范住建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行为规范》, 着力规范执法行为, 着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执法队伍。
多方探索, 开辟执法普法服务新路径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导下, 全省各地纷纷探索, 开创了许多新的做法、新的路径。
武汉市住建委结合城建系统农民工多和工地分散的特点, 开展送法律进工地活动。积极利用农民工业余学校这一平台开展“送法进工地”活动, 宣贯刑法、民法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三次邀请专业的培训老师为一线作业人员上安全课, 讲解安全生产标准规范, 指导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积极推进法律进工地工作, 到工地现场解答法律问题, 提供法律援助, 受到农民工的广泛好评。
武汉市城管部门探索的“举牌执法”、“微信执法”、“鲜花执法”等亲民的执法举措, 使得执法更加人性化, 极大地改善了城管执法的形象。
襄阳积极探索律师顾问团制度, 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为建设系统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确保建委系统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合法性, 有效防范行政管理活动中的法律风险, 切实提高全系统依法管理水平。目前, 已于3月底召开了律师顾问团评审会, 确立了合作律所, 筹备正式建立律师顾问团制度。
为确保所作行政决策的正确性, 荆州市2015年专门聘请了律师, 在涉及建设与管理重大事项决策方面, 都采取了事先在基层部门形成基本方案, 而后通过法规科室认证, 律师参与复核, 再拿到行政办公会上集体讨论或集体会签的方式决定, 杜绝了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例如, 在研究玉桥公园特许经营协议、国华时尚公寓、中山国际广场、图审事务所章程等重大事项时, 都遵循了事前评估、法律认证、律师复核、集体讨论、结果公开的行政决策程序。
天门市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和网站等平台, 开展法制宣传、法律资询、法律知识竞赛、图片展览等活动, 不仅让群众更加了解规划、遵守规划、支持规划, 更强化了责任意识,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对来访者、投诉人员做到热情接待, 认真登记;对所有的电话投诉逐一登记, 并详细调查处理, 做到了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结果, 按《信访条例》的要求及时给予答复。
鄂州市房管局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白蚁防治、房地产经纪等九个方面, 52个小项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进行量化, 避免了执法的随意性。五年来共立案66件, 下达整改通知单90件, 下达处罚告知书65份, 听证告知书36份, 处罚决定55件, 没有发生一起错案。
宜昌市推行“阳光征收”, 从有利于征收行为有效实施的角度出发, 建立了“重心下移、以区为主、市区联动、合力推进”的征收工作机制。制定《关于做好征收现场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 明确规定征收部门在现场必须公开的房屋征收政策、房屋调查结果、征收补偿方案等14项信息, 以及可以公开的实施单位工作人员信息、安置房源基本情况等5项信息。征收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征收补偿信息公开透明, 打消了被征收人的疑虑, 使得房屋征收工作得到了更多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十二五”圆满收官, “十三五”大幕初启。下好“十三五”先手棋, 法治建设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 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 推行综合执法, 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今年初,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年) 》。如何贯彻落实好《建议》、《纲要》的精神, 成为摆在各级施政者面前的一件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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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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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便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环境下的文明社会推崇不已，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引进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再加上中国自身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条学习之路异常缤纷但十分艰辛。其间思想流派杂陈观点互相辩难，而经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态甚至自相矛盾，不仅难以与我国国情相契合而体现出先进性，反而有淮橘为枳的尴尬甚至流祸无穷。
因此，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便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在我党以大无畏的精神拨乱反正并毅然选择了法治的治国之路后，这种探讨尤为重要。当然，笔者并非对民主与法治做一个系统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几本厚厚的专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点力所能及的阐述。
一
民主，永远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语。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它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含义众多，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公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
法治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西方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源于梭伦变法，至亚里斯多德时已经基本理论化。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的发展，法治的观念开始广泛传播，并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得到明确肯定和宣布。“法治包含着多重含义。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法治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人为轴心的统治方式，它奉行„人变道不变‟的哲学原则。”[1]（第99—100页）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但是人们对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却各不相同。然而，无论如何理解，我们都可以发现它们的立足点和价值追求并非完全一致。并且，它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也迥然有异。
（一）民主与法治并不天然统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把“民主法治”相提并论。许多学者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法治社会必然是民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也必然不是民主社会；反之亦然。但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民主也可能产生专制，即使是我们所推崇的西方式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沦为工具，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于这一点，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早已发现。杰弗逊曾写道：“一百七十三个暴君必然与一个暴君一样具有压迫性……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专制政府并不是我们奋斗所寻求的目标……集权民主制中的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它控制除了与代议民主制有关的条件之外的所有方面，它既是实际的，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2]（第114、263页）事实上，西方式的民主确曾导致过“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语）或“多人的专制主义”（孟德斯鸠语），如一百多年前美国妇女和黑人的处境，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由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授权美国行政当局将日本裔的公民关进集中营。而康德则坚持认为，民主是“18世纪的人们理解专制的必要词汇”[3]（第151页）。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的专制比不加掩饰的专制更为可怕。甚至还有人认为，“通过人民定期普选产生领袖的体制称为„民主制‟（democracy）。民主制虽言称„民治‟，却也是少数领袖在统治，是人治的一种。正因为„人民‟无法行使„治权‟才需要政府，需要领袖。”[4]这段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民主与法治并不自然的相生相存，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权力来源于神。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学说深入人心。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原来的学说受到批判，认为“人民”是一个集合主体，“人民”的概念不断抽象，也成了神一般的字眼。而权力来源于法律这一学说二战后逐渐被接受。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统统来源于法律。这样现代法治才有了它的逻辑起点。“法律精确的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普遍正义和抽象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基本法的源泉不是„人民‟，更非人民代表的票数可以任意更动。……”[4]因此，如果法治希望减少法律中的专断因素，那么公众的参与本身也必须服从审查和批评。我们可以发现，人民之所以对民主如此心向往之，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民主，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时代，受到了太多学说的鼓吹，或只是对自己崇拜的偶像话语的迷信罢了。贡斯当乃至其后的托克维尔、伯林对民主可能产生侵犯自由的暴政都有过发人深省的论述。
其次，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更是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
（1）民主社会也并不一定都是法治社会。现实中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美国的成功，使它变成了民主的象征，似乎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亨廷顿在谈到这一点时说：“人们愿意模仿取胜的典范”，这多少有点成王败寇的味道，但如果把民主政治简单等同于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不顾世事的变迁和自己的国情而盲目追求，后果则令人担忧。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效仿西方，大搞党派政治，却不顾民主自身的弊端和本国实际发展情况。经常是几十甚至上百个政党争权夺利，结果是“民主政治秀”作足，法治却进展缓慢，甚至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和民生遭殃，更使人民对民主产生幻灭感。二战后，一些国家模拟西方模式，建立起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国家，大国如俄罗斯，小国如阿尔巴尼亚、卢旺达。民主不仅没能给他们带来秩序安宁，相反却是官员腐败、治安恶化、争辩频繁，社会秩序、民主制滑向崩溃，法律被束之高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何谈法治！
（2）同样，法治社会并不一定都是民主社会。反观亚洲一些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民主的水平并不甚高，可以说是“有法治少民主”的社会，如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法治发达，法度严谨，在西方人眼里是个严刑峻法的威权国家，但其经济成就无法否认，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并且逐步发展出了自己的民主选举制度。世界各国公认香港回归前是一个法治社会，却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回归前，统治香港的是英王委任而不是香港居民选举产生的港督。港督作为英王统治香港的代表和象征，在香港享有最高的、绝对的权力。当时的立法局、行政局也都只是港督的辅助和咨询机构，其主席由港督担任。但它在有法治少民主的情况下却能维持社会繁荣、稳定。虽然，民主是法治社会的追求，但它们的融合发展却是阶段性的，需要时间的。
正如李光耀在2001年3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所总结的经验：“我不认为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也不认为只有一种民主。”亨廷顿由此论述不同的文化导致不同的政治选择，政治竞争“不是日本文化，也不是中国或亚洲文化搞政治的方式。这会导致争议和混乱。”[5]（第366页）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并不是天然的相生相存，民主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反而是有其自身缺陷的。并且，它的模式也并非一种。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的权利保障，民主独立发展的结果很可能是集权主义的暴政。
（二）当然，民主与法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这也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到理性的轨道，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民主为法治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使法治为保护人权、自由，促进人的幸福生活服务。”[6]“在典型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治支持民主，民主也兼容法治。法治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保障了基本人权，支持了民主秩序。”[7]（第259页）民主与法治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二者的运用需要有先后，但在近代政治制度的整体建构上两者在探索中逐步实现了统一。
从法治的历史发展来看，法律信用是法治生成的必然要件，它贯穿着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梅因关于社会进步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的经典论断早已为世人皆知，所谓“契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诚实信用。我们不应把“信用”一词仅理解为民商法领域的特定含义，它实际上也深刻的影响着刑法领域乃至整个法治现代化进程。如果当事人之间绝对信任，就无须对方许下诺言；如果双方之间绝对不信任，那么即使怎么许诺，也不会有契约。因此，契约是“信”与“不信”的矛盾统一体。契约一经形成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除非当事人合意解除或者改变。不论是契约的提供者-国家，还是另一方相对人-公民都必须严格依契约办事。法律文本就是契约的内容，适用法律就类似于履行契约，人们可以从契约推断出自己行为的后果。契约的履行须靠双方当事人信用的维护。正是从此意义上，李斯特说，“刑法典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它同犯罪人达成一项文字保证，对他们的惩罚只是当具备法律条件时才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实施。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两句话是一道屏障，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威、多数人的权利、利维坦的侵害。”若国家一方因民众的要求突然背弃刑法典撕毁契约，另一方公民也必然不再遵守契约。这样契约便成为一纸空文，作为契约表现形式的法律也就不再具有信用。在“黑哨”问题上，如果代表国家意志的司法机关不顾罪刑法定原则把龚建平定罪，刑法的指引功能将不复存在，人们不能根据刑法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正确的预测，那刑法的信用就消失殆尽。推而广之，整个法律体系都毫无信用可言，法治失去了基础，只能等待崩塌的命运。对于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托克维尔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民主革命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以提供的好处。”[8]（第9页）这种认识深刻揭示出第一，没有法治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建设，民主政治无法立根，甚至会走向反面。第二，法治的确立有助于培养与民主相适应的思想、民情和道德。
对此，我国学者也有深刻认识，林毓生先生曾在考察西方历史的基础上认为“西方较优良的民主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它们的民主是从法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9]（第91页），并言简意赅的指出：“中国原没有法治的传统，而法治是实行民主的首要条件。”[10]（第298页）他还强烈呼吁要弄清民主与法治的含义。再反思五四一代思想家与保皇党的论战中对民主法治的认识，以及对我国国情的分析都是颇有启示的。[11]（第167-176页）
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对民主与法治的分殊与融合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引进西方民主经验的时候，必须仔细考察它特定的孕育背景，必须仔细研究它与本国国情的契合条件。同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却有着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大民主”传统，有着数千年重道德轻法治的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影响的国家来说，民主与法治的任务尤其艰巨。我们在推进民主政治时，既要以各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代替对个人完美道德的预期；又要防止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乘虚而入。在增强民主参与意识的同时增强法治观念，再扩大自由完善民主，让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中逐步实现民主政治，而不能让激情的民主淹没理性的法治。
二
在了解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一些紧张之后，我们再通过一国内法律体系的运行用法律的视角继续审视二者的关系。因为法律体系是一国建构其秩序的必需及实体外化，它的运行与走向深刻体现着各种通向文明社会的思想，民主与法治自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下面我们就以前一段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足球“黑哨”为例继续分析二者的关系。
足球“黑哨”问题前段是广大球迷乃至全国上下议论的热点，同样也引起了众多法律界、学术界人士的关注。大家对足球“黑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看法，见仁见智，众说纷纭。①“黑哨”道德品质恶劣，惹得热血球迷群情激愤。一时间，似乎不杀“黑哨”不足以谢天下。于是随着龚建平的被逮捕、高检通知的出台、人大常委会立法建议的提出，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似乎唯如此才是正义得以伸张，民主真正实现的法治国家。但从法治的含义和要求看，冷峻的罪刑法定原则却似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直令民愤难平。它不仅涉及到刑法的领域-民主与法治在罪刑法定原则面前交锋，更可以看成是民主与法治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冲突的一个缩影。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黑哨”应以贪渎行为定罪量刑。但“黑哨”问题定罪的难点却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难：“面目模糊”的中国足协性质难以界定，二难：裁判是不是法律规定的国家公务人员，三难：执哨足球是否属于执行“公务行为”。这三个问题直接决定着“黑哨”是否定罪，或者该定何罪的问题。在我国的《刑法》中，涉及受贿的罪名有两项：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两罪的主体都是特定主体，前者为国家公务人员，后者为公司企业人员，其他行业中的贪渎行为还没有经过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也就是说，如果“黑哨”裁判不属于上述两种特定主体，他就不应该受到刑罚的追究。而裁判的身份性质问题正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至今没有达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而根据法治的重要原则-“罪刑法定”的原理，则无法对其定罪。
罪刑法定原则，即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行为处什么刑罚，都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原则，或者说，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能对行为人施以刑罚的原则。[12]（第131-132页）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体现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在刑法发展史乃至整个法治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罪刑法定与罪刑擅断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也是民主与法治斗争的产物。当然，罪刑法定并不是只要写在刑法典中就能得到实现的，相反，它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法律文化的发达和法治观念的进步。它和法治中的许多原则一样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对立统一。
当透过罪刑法定原则再去关注“黑哨”问题时，我们必须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群情激愤的民主不能越过理性的法律边界。否则，法律权威丧失，法律信用无存，结果将会是得不偿失。民主应该在法治的引领下在健康的轨道中运行以实现其终极目标。
第一、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民主的法治要求
民主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参与。为了更好的实现民主就需要饱满的热情、煽情的话语和昂扬的斗志，因此，人的因素无可避免。但法治却崇尚理性，“法律主治”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人治与法治最根本区别即在于树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权威力量。民主的激情需要法
治的理性加以引导控制。
有人说“黑哨”问题引起了极大的民愤，象这样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能依刑法定罪，那还说什么法治？说什么法律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易言之，对“黑哨”道德审判的诉求大大超过了现实法律的诉求。让我们冷静的想一想，民愤到底是不是定罪的根据？能不能因为人民气愤就以刑罚手段来处理问题？有罪和违纪、违法、违规是不同的，坏人就一定是罪人吗？国家的法律是有层次的，其责任的承担也是各不相同的。为什么会有法律、法规、条例、纪律等不同的规定，道理就在于此。如一味地因民愤极大而置刑法的规定于不顾将“黑哨”定罪，那法律岂不又沦为“防民工具”，成为当权者手中的令牌，既可以随时拿来挥舞一番，也同样可以随时将它束之高阁。人民心中原本神圣不可动摇的法律也在“民愤”面前任人摆弄、任人曲解，而显得那么的软弱无能。
法律若想在现实中真正树立起权威，除了理论的精辟分析，宣传的大力倡导外，关键还在于确立法律信用。法律无信用，法治必然难以展开，人民的权利将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法治也就很难成为民主的要求了。在当代中国，法律权威不高，人们有法不依，执法人员执法不严，遇到纠纷当事人不愿求助于法律而是寻求其他解决途径，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法律信用的缺失。
法治需要树立法律权威以维护法律信用，而民主则要求严惩不法行为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意愿，如何才能较好地处理这对矛盾呢？这就迫切需要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制度，将民主纳入法治的轨道之中。就“黑哨”而言，笔者认为最符合法治原则的解决方法就是启动刑法修正案，将“黑哨”问题及有关需要定罪的行为科学、客观、准确的加以规定，并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只对以后再出现的类似情况予以适用。毕竟，刑法具有极大的刑罚权，能直接剥夺公民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政治权，甚至生命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草率地将“黑哨”予以定罪，虽然可以一时平息民愤，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但给法治带来的危害却是深远、长久的。
第二、权力制约，权利保障-法治的民主要求
法治不单单是法律的统治，依法而治，它还“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社会价值，推行法治也就是在促进社会的价值。”[13]（第608页）这些社会价值归根结底反映在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上。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制约，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14]（第101页）在历史上权力制约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政治家、思想家对权力制约问题的阐述很多，尽管他们分析的角度、语言的表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是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基本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赋予法治以现代概念。如果法治没有民主的注入，将显得僵化而不能体现保护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大多数杰出的思想家都选择了权力制约的机制以保障权利。
围绕“黑哨”问题是否适用罪刑法定原则的争论其实也反映了法治的民主要求的现实。罪刑法定首先意味着立法权与司法权严格分工。刑事立法权只能由国家立法机关行使，而司法机关只能严格执行立法机关所颁布的刑法行使司法权，而不能介入刑事立法领域。其次，罪刑法定原则还意味着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15]（第96页）这种限制途径主要表现在：排斥习惯法、禁止类推和事后法的禁止。这样能较好的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对行为的定罪和量刑，均应严格按照刑法条款的规定，也有助于司法人员树立严肃执法、依法定罪判刑的法治意识，消除曲解法律、无视法律的错误观念，为司法公正打下基础。反之，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利，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16]（第156页）
在“黑哨”定罪的问题上，有人还想到了司法解释这一途径。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两高”的司法解释的效力是可以溯及既往的，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的话，凡是1997年刑法颁布以后出现的情况都是可以适用（当然包括已经发生的“黑哨”事件）。但不论司法解释把裁判界定为国家公务人员还是公司企业人员，无疑是将该罪名的主体进行了扩张解释甚至是类推解释。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类推解释是禁止使用的，而扩张解释一般也只适用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此司法解释将使被告人陷入不利状态，因而也是有悖于法律解释原则的。由此推而论之，在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许多新事物涌现，如果纷纷以司法解释为准，那么立法意义何在，法律权威何存？于是，在洛克的设想中原本最软弱的司法权逐渐扩张，甚至有可能改变立法者的初衷而形成司法权专断，最终造成对人权的任意践踏与损害。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法治的民主要求：权利保障。权力制约乃至法治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权利。这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民主理论认为，法律的力量在于它承认和保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为了保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最重要的是让人们通过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法律，这就是法律力量的源泉。这也随之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宪法和法律的合法性是主权人民行使自治权所授予的权威制定的。人们受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表达他们的意志。反之，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政策和法律就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法治社会中的法必须是民主的法，必须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法。黑哨问题的讨论焦点-罪刑法定原则正贯穿了民主的精神，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它明确向公民昭示了何为犯罪行为，何为合法行为，使公民的法律自由空间得以确定，行为的自由度也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从而有利于公民个人权利的充分行使。试想，如果适用司法解释而进行类推或扩大解释的话，那么，固定了民主意愿而确定了行为方式的法律轻易地便失去了它的确定力。于是，今天是他的权利明天可能是你我的权利便可能同样轻易地被解释掉了。②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法治若失去这种民主的要求便不成其为法治。同样，这当然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主要目标，并且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得到体现。如罪行法定原则的确立，使在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一般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有助于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我们应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可被一时的激情冲昏了理性。
结语
民主与法治都是人类文明进步所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人们不能抛开民主片面地强调法治，更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使法治受到毁损。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是民意所在，才是最大的民主。为此，民主必须体现其法治的要求-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而法治也同时体现其民主要求-权力分立，权利保障。民主只有在法治的引领下才能有序稳定的运行而不致脱轨。这样，民主与法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得到最终保障。
加强公民法制教育，培养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化进程中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公民法律意识作为现代依法治国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既可呈现为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也可以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在我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主要依靠政府推进实现法治的国家，要培植法律意识，使全体公民牢固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法律的建立必然要求法律意识培养的率先确立，并且应当将法律观念内化为相应主体的自觉意识——法律意识。没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依法治国的建立。因此，塑造全社会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中国依法治国的必经之路。
对于培养公民法治意识的作用：第一，公民法律意识是立法的精神源头。立法者在进行立法活动时确认和保护什么利益、需求，限制什么需求与主张，往往根据的是自己的法律情感、法律认知以及法律理念构成的法律意识，并会自觉不自觉地受该种意识左右。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与状况意义重大，法律意识对立法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
第二，公民法律意识对严格执法、守法有重要作用。法律能否发挥作用，能否被严格地执行和积极地遵守，重要的是看它能否为人们所接受和拥护，即取决于公民法律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大至国家的立法、司法活动，小到个人的生活、学习，如公民依法纳税，签订各种合同等，都是公民法律意识支配公民做出的。因此，公民法律意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法律活动尤其是执法与守法活动的潜在原动力。
第三，公民法律意识有利于实行民主和监督机制。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和内容之一，实行民主政治，形成良好的社会监督机制。但在现实中，公民能否积极踊跃地参政、议政，行使监督权，还得看公民的法律意识，看公民在合理、合法的法律要求的基础上是否具有权利主张精神和护法精神。公民法律意识有利于促使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国家管理，有利于社会民主法治化的进程。
那么，如何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呢？
第一、随着我国国民教育和素质的普及提高和普法教育的深入发展，对全体社会成员要全面进行更深层面的法律意识教育。要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懂得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必须依法行为。
第二、要继续完善各个领域中的立法，使法律法规更具有严密性和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更加有效地规范和制约现代社会生活的运转。这种法治社会环境必然“感染”及于每个社会成员，形成普遍的、更具深层面的法律意识。建立健全现代化行政执法、行政管理机制。使执法者意识到其必须依法行政，所行使的行政权力是管理社会和为民服务的行政，消除以法治百姓的传统观念；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司法体制及其相应的监督机制，使司法人员树立严明司法的意识。为此，国家必须逐步完善公务员考试制度和司法考试制度，选拔高素质和相当懂得法律知识的人任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公职。
第三、强化民主与法制、依法治国的法律宣传机制，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形式传播于全社会。要经常不断地运用各种典型实例，有选择地借鉴国外有益的实例，向社会各个角落进行传播，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升华于这种法治氛围之中。
第四、不断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自治。要进一步消融国家优位理念，逐步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要在加强基层民主自治体制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独立于政府及其它权力机关的社会中介组织，努力建成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使公民在自治中培养民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样重要的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市场经济对规则的需求，市场主体对权利意识的发育和扩张都为法律意识的成长准备了土壤。从历史上看，正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展了市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塑造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市民社会的自治体制，促进了适合于市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形式。
基于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表明，大力培养和增强全社会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也是不可松懈的计划。法律是有一定成本的，不投入就难有回报。一个国家对执法和司法的投入毕竟要受综合国力的制约，目前我国执法和司法投入的不足，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望缓解或最终解决。因此，立法相对容易，而法律的完全实现尚需一段过程，中国的依法治国自然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 一方面, 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为中国人的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力地推动了法律意识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 社会结构的转型期所具有的矛盾性又使法律意识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过渡转型时期的特点, 具有多元性和矛盾性, 中国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在诸多方面还不成熟, 对法律的性质、功能、态度和信念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偏颇之处。在新世纪里我们应随着社会的变迁、法律文化的变迁而加大法律意识的变革力度,只有当全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养成、法律素养提升的时候, 依法治国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参考文献
1、程东：《论法律意识》1999年1月
2、李步云 刘士平《论法与法律意识》《法学研究》2003年第４期 第70-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