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论文

摘要：意识形态通过“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相联结。意识形态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为政治认同的生成提供稳定环境，为政治认同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近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渐变以及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均对其所在时代的政治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论文 篇1：

浅析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正相关性

[摘 要] 随着经济的进步和时代的飞速发展，无论在哪一种政体制度下，民主化问题都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之一，也是被学术界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之一，多年来越来越受关注。什么才算民主，如何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如何巩固民主，这些都是20世纪以来政治学界理论家们不断探索的热点话题。直到现在，众说纷纭，而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与民主化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因素之一。本文试图解释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是正相关的关系，即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转型与巩固，通过对该领域内几位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的观点阐释，对亨廷顿《第三波》一书的理解与分析，并总结出自己的一些新看法和观点。

[关键词] 经济发展;民主化;《第三波》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22. 067

1 相关文献综述

现代西方学者关于经济对民主化影响的观点各不相同，基于20世纪出现的民主化兴起、之后的专制回潮以及随着各国发展，再转变为民主化复苏的种种现象，学术界多位学者当中，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化转型起到了决定作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化转型和巩固没有多大影响，有时候反而起到抑制作用，之后更多学者反驳了以上观点，并有力证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

1.1 1965年之前的民主化兴起

现代西方政治学者大多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实现民主化的几率就越大。1959年开始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可谓是当时轰动一时并对之后乃至现在还被大量引用的民主理论，其中，李普塞特算是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他在《政治人》一书中指出：“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有利于建立民主制”。并且论证了财富的积累与民主化进程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达尔也认为“一种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它所造成的社会，它所引起的，为它所特有的经济增长，这一切对于发展和维持民主政治制度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所以，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迅速传播，涌现了一大批经济决定论者。

1.2 1965-1980年间的“专制回潮”

拉斯特在《民主过渡：一个动态模式》一书中，极力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他强调的是民主化在不同政体背景下的进度和发展可能性完全不同，认为政治主张的行动主题是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也许会在民主准备阶段发生，但是说明不了经济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其他因素也可能引起相同的情况发生。海格德和考夫曼从另一个角度来批判，在《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中，他们两人通过研究当时27个转型国家的民主进程，反驳了经济发展的理论，反而推出经济危机对转型的意义的命题。他们了解到，在27个转型国家里只有3个国家在转型期间发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其余国家均发生了经济危机。

在量化研究方面，挑战现代化理论的成果也逐渐出现。其中最系统的反驳李普赛特命题的是普沃斯基等。当时他的《民主与发展》一书出版后，引发了互相争论的两大派别。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民主化进程中的内生化因素;经济因素可能更合理地被称为是促进民主巩固的因素，而非转型的有利因素。基于这两个观点，他承认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正相关关系，但不是必要的关系。普沃斯基用大量的国家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经济发展不一定引发民主和经济发展可能巩固民主的论调。

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复苏

著名学者波伊克斯的《内生性民主化》一文最先对普沃斯基的“外生性理论”进行批判。通过对普沃斯基的数据来源进行分析，他得出普沃斯基的数据存在选择性问题。选择的国家当中，一些是1950年之前就已经民主化的国家，那选择它们还有什么意义，他指出，应该选择那些还没有民主化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通过对1950年之前的国家数据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关系，且经济发展对民主巩固基本不存在影响。换言之，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内生性解释比外生性解释更具有说服力。波伊克斯的论证可以说是对盛极一时的“外生性理论”的重创，也是对李普赛特命题的一次有力挽救。

英格里哈特等也对普沃斯基的观点提出质疑，反驳普沃斯基的分析忽视了穷国和富国政权稳定性的不同。普沃斯基虽然论证了很多高收入的国家是专制制度而非民主制度的国家，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更多的高收入民主国家几乎没有民主倒退的趋势。该书指出，“在人均收入1 000美元之下的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次数仅仅是向专制倒退次数的1/10。但在人均收入7 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次数则是向专制倒退次数的28倍。”另外，肯尼迪在《重新概念化民主的社会条件》 一文中与英格丽哈特的观点相似。他指出，在1950-2000年间的116个国家，发生的348次民主转型的事实依据说明了“在经济发达国家里，转型更容易向民主而不是专制方向发展”这一结论。

另外，在量化研究方面，很多政治学家也对这种“经济促进说”和现代化理论作了支持的论断。其中有波伦的《政治民主和发展的时机》，该书驳斥了“早期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可能被后发国家所重复”的观点，通过统计分析他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是衡量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后发民主化国家的民主道路与先发民主化国家的道路也是有差异的。杰克曼的《论经济发展与民主表现的关系》一书主要是支持了民主的“经济门槛”说，他利用线性回归的经济测量方法得到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之后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与民主巩固呈边际递减关系。还有政治学者伯克哈特等人的《比较民主：经济发展命题》一书，首次利用“自由之家”数据库来测试李普赛特命题。之后的许多政治学家再次论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普遍认为，影响民主转型的一个显著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而其他因素都是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随之改变并间接影响的因素。

2 对亨廷顿《第三波》中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理解

2.1 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呈正相关关系

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并可能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因素对民主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并不是说它是决定民主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说经济的发展是必要或充分条件，经济发展对政治民主化只是促进作用。从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就可以看出，影响民主化的因素每一个时期都不同，发生浪潮的原因在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是，必须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发展不管对哪一次民主化浪潮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即两者具有正相关关系。

亨廷顿认同西方政治学学家们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民主转型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化的国家一般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阶段的国家，因为在贫穷的国度里，人民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国家和政府以及公民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如何民主化或者是否要建立民主政体的问题。他们首要紧迫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而相对地，那些富裕国家基本上都是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不管是否仍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顺利前进，其之前都是经过民主化改革的。通过经验型的归纳和数据统计显示，1989年除了3个石油输出国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新加坡外，在人均收入6 010美元(西班牙)到21 330美元(瑞士)之间有20个高收入国家均为民主国家，而40个非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情况是从130美元(埃塞俄比亚)到450美元(利比里亚)不等，即它们都是低收入的非民主国家。这样在两者之间，我们会想到，那个促使民主化发生的人均收入临界点在哪里?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转型带”(transition zone)。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带时，它就会出现向民主化过渡的前景。

2.2 经济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

从书中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分析来看，亨廷顿所说的经济发展的涵义有三：①该国经济发展不只是像单凭产油国家那样的经济增长，而是要涉及工业发展，并且具有广泛的基础。②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的变迁，从而便会推动民主转型。这里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会推动社会中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一个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也会直接地对民主化产生有利影响。因此，在第三波的民主化运动中，“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是来自中产阶级”。③经济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但不包含经济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平稳增长且不发生经济危机，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实现就指日可待。亨廷顿总结到，在第三波中，经济发展超过转型带，达到实质水平，且只伴随短期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是实现民主体制转型最易成功的时候。

为什么说经济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对此亨廷顿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首先，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的积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因此，会导致更多的经济体系出现，这样经济体系的增多会使国家的权利难以集中，并且各种利益集团也会争取话语权，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因经济地位的显赫而提升。这就要求国家要开始权利分化，决策权分散开，这些现象将有助于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其次，他认为，经济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升，一些除了温饱问题以外的要求和权利随之产生，这样就不得不推动社会结构变迁和民众对自己身份的价值观的态度转变，社会中组织之间的信任度增强，人民生活的满足感提升，这些都会间接促使民主转型的发生。再次，亨廷顿研究了从1960-1981年间，发展中国家每个家庭中人民接受教育上中学的年龄团体的比例，认为更多的人接受了教育，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水平较之前大大提高，这与民主化存在高度的关联。另外，亨廷顿还分析到经济发展会推动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使更多的公共资源和个人资源都得到更合理有效的分配和利用，这样互利合作的经济模式是符合民主精神的，是与政治上流行的融合和妥协策略相似的思想观念，会同时促进民主化的发展。最后，尽管经济发展常常在短期内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的严重化，但从长期规划来看经济发展将更有助于更加平等的收入和分配。民主并不代表绝对的平等，彻底的经济平等是不存在的，而经济发展最终会降低经济上的不平等，从而有助于民主的出现。

3 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发展是有助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这是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得出来的一条通则。可以说，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是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备受瞩目，然而发展的同时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些改变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可以看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过度的控制得以放松，各项决策权得到了分散，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话语权、选择权和自主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这些都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显然有利于民主化的发展。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中，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只有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为中国民主化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我们不能相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某一天，民主化会自然降临的荒谬假设，而应该加大力度，在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适宜地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Juan Linz，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4]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

[5]Carles Boix，Sebastian Rosato.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1800—1999[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2001.

作者：李雪君

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论文 篇2：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视域分析

摘 要：意识形态通过“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相联结。意识形态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为政治认同的生成提供稳定环境，为政治认同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近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渐变以及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均对其所在时代的政治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利益分化、虚拟网络化、社会思潮多样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乏力等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和生命力，对政治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为此，应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推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巩固和发展。

关键词：政治认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合法性

当代中国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利益结构分化、社会阶层复杂化、政治文化变迁、思想观念多元化，这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导致了既有价值共识的消解和政治认同的削弱，维系公众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共同体遭受了多方面的挑战。为此，大力加强政治认同建设，巩固政治认同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提升全体成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当前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是政治认同最原初的构成因素，也是较为持久的因素[1]。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它通过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提升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国家繁荣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缘由，是推进中国政治认同的基础和保障。基于此，本文以意识形态视域管窥当代中国政治认同，梳理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的内在关联，回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互动的历史演进，审视当前政治认同弱化的意识形态归因，并探讨我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逻辑。

一、理论缘起：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的天然内在关联

意识形态由18世纪法国学者特拉西首次提出，其后经历了不同视角的阐释，成为了公认的内涵飘忽不定、难以界定的概念之一。概括来看，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它与一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并有助于说明统治阶级的合理性。政治认同即如何使政治取信于民，主要指一个政治实体中的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认知、评价和情感倾向，它关乎政权的稳定和政策的实施。通过“合法性”这一概念，意识形态与政治相联结，并成为政治认同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意识形态能够科学地引导和提升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情感归属和认知水平，通过合理的整合为政治认同提供稳定的环境，通过满足现实诉求为政治认同的维系提供动力。

1.意识形态能够维护阶级利益，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政治合法性是维护社会制度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关键因素，是政治认同的情感来源。现代政党政治中，统治集团应重视对自身合法性资源的挖掘，“唤起并维持个体或团体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从而‘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2]。实现合法性的资源有很多，如传统的世袭制、法律规则、领袖的独特魅力、执政绩效、意识形态等等。然而，传统的世袭制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已经失去存在的根基;法律也只有建立在公意基础之上，才能具有合法性功能;领袖魅力对于统治合法性的保障具有不穩定性;高水平的执政绩效可以在短时期内保证执政权力的稳固，而从长远发展来看，一味追求政绩的增长而忽视民众的政治诉求，将不利于政治稳定。于是，意识形态在众多合法性资源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意识形态是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种价值观念，是影响人们对政治权力的价值判断的核心因素，是合法性资源中最深层次的因素。任何一个清醒理智的政治集团，都会重视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正如波朗查斯所说：“合法性里面特别包括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影响，在分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时，不能低估主要依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3]

2.意识形态能够进行社会整合，为政治认同的实现提供稳定的环境。社会整合是指统治阶级运用多种手段对多样化、异质化的社会成分进行协调和统一，从而实现凝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社会整合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国家政治力量为载体实现社会整合，如政治制度、权力结构配置、社会管理体制等;二是以意识形态的教化为手段实现社会整合，如思想政治工作、新闻媒体传播、公民道德教育等。比较而言，国家政治力量的发挥须以暴力的国家机器为保障，具有强制性和压制性，而意识形态的教化则更具柔和性，能在润物细无声中达到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效果。统治阶级通过对自身意识形态进行理论的阐释和论证，将其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向人们进行灌输，使人们形成与社会相一致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弱化现实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政治认同。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述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社会中多样化异质化的成分得到了有效的整合，政治体系会获得稳定的发展。

3.意识形态能够回应现实感召，为政治认同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从现实存在来看，意识形态并非是一种“乌托邦”，它依赖于实践，是以理论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实践要求，并在与实践的结合中获得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人们对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否根源于该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现实的感召。意识形态不仅能够为当下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而且通过对社会发展的合理预见，使民众以积极的情感接受政治发展的蓝图，将民众的信仰系统与认同系统有机连接，为政治发展提供现实力量。从未来发展来看，单纯依靠经济发展的社会很容易陷入亨廷顿所说的“政绩困局”，即“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5]。这是因为政治认同过分依赖于执政绩效可能会导致民众在经济增长停滞时产生对政治的怀疑和否定，而且物质条件的满足必然会导致民众精神需求的增长，如不能得到满足，会导致政治共识的破裂。因此，政治认同的发展和巩固不能单纯依靠绩效性资源，更不能忽视意识形态资源的重要性。意识形态以其独特的渗透力塑造和影响着民众的价值观念，为政治认同的生成和政治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动力。

二、历史回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关系的动态演进

作为一种本原性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广大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文化最核心的体现是主流意识形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从古代的儒家思想到西学东渐之中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历史演变。意识形态孕育着其特有文化情景下的政治模式，意识形态的异质与流变也预制着政治认同的不同样态。

1.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认同的稳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其主流意识形态，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诞生于春秋时期，经历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世之显学”到秦朝时期的“焚书坑儒”遭遇重创，再到汉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折发展，逐渐从众多哲学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统治阶级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根基。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与其本身所具有的关照现实、顺应时代发展的理论品质密不可分，但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条件相契合。首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形态，土地是主要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较为简单，男性家长是主要劳动力，由此形成了安土重迁以及对男性家长的依赖心理，这种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社会契合了儒家学说“礼乐仁义”的基本要求。其次，宗族制是古代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宗族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通过家族构建起的具有聚集性、等级性的社会网络。儒家学说是宗族制的系统化的理论学说，反之稳固了这种社会结构，符合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理念。再次，儒学适应了古代专制王权的统治需要，儒学倡导的尊君抑臣、礼制等级、德治仁政等思想，维护了君主的权威，实现了治国安民、维护统治的目的。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将儒家思想中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规范教条化、简约化，并对民众进行灌输，使民众接受和认同，君主专制统治获得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综上所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维护政权稳固、巩固社会秩序、实现政治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中国近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渐变与政治认同的消解。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击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着多重压迫和剥削，为了救亡图存，各阶级纷纷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良方，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各种主义、学说、思潮纷沓而至，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纷繁复杂。无数仁人志士对救国救民道路苦苦探索，但无一例外的以失败告终：封建地主阶级以自救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中宣告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展了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戊戌变法，最终在顽固派的镇压中宣告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给了封建制度以致命一击，但仍然没有使中国走出军阀割据、战争混乱的局面。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广泛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遭遇重创，“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回望近代以来我国的发展历史，民众对于清朝政府的认同危机伴随着国家危机而不断加深，并开始触及传统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和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均遭到了质疑，在这一阶段，儒学思想日渐式微，意识形态领域混乱无序，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逐步削弱，由此导致了政治认同的消解殆尽。

3.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与政治认同的理性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束了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但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党的方针路线一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左”倾化的严重后果，给党和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浩劫过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反思历史，最终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得以重新确立，并在不断结合中国实际中得到了发展，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理论需求，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和认同，提升了民众对于国家发展中的政策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等，维护了社会稳定与政权的稳固，成为了实现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三、省思审问：当前我国政治认同弱化的意识形态归因

省思审问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流变，不难发现，当既有政治认同所依附的意识形态被其他因素所消解之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式微和政治认同的弱化不可避免。身处变革时代，利益分化的加剧、网络社会的延伸、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马克思主义创新不足等，成为了政治认同弱化的意识形态归因。

1.社会分层利益分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利用率，与此同时，伴随着简政放权、开放搞活，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改变，原有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内部分化，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模式被打破，出现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阶层的竞相登场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必然导致其价值选择的多元化，比如获得市场经济发展先机的社会阶层会在短时间内积累起丰厚的物质财富，由此成为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在财富和地位的熏陶之下，该群体内成员较易产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低俗价值观。中间阶层和底层群体会更加关注切身利益，为了获得实际利益，他们往往以实用主义的标准来决定意识信仰，不同阶層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构成挑战。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利益差距的拉大容易导致利益受损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取向产生偏差。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获利能力有着天然的差异性，大量的社会财富往往会聚集到少数群体手中，在较大的利益差距对比之中，无法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群体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一种否定甚至排斥的心理，这种消极情绪极易在群体中传染，并最终发展成为群体共同的情绪，严重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能力。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来看，利益分化导致了认同主体的多元化和关系的复杂化，社会异质性成分和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加剧了政治认同主体价值选择的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下降，人们原有的政治认同在多种价值观念的杂糅中逐渐消解，从而削弱了我国政治系统的权威合法性，滞缓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

2.网络社会的延伸弱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现今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每一个国家内部结构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网络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密切了人们的思想交流，促进了信息的有效传播，使得不同的思想观念相互碰撞，取长补短;另一方面，信息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霸权性、交互性、平等性等特征，造成了舆论导向的虚假性和思想管理的复杂性，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首先，网络社会的开放性限制了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性作用的发挥。在传统媒体时代，党可以通过主导较为单一的主流传播媒体实现社会舆论的统一。然而，网络社会赋予了民众接受信息的快捷性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遭受挑战。其次，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信息霸权地位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网络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大力倡导“西方中心主义”，致使发展中国家原有的价值观念逐步被边缘化，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被大肆传播和模仿，对我国文化安全产生不良影响。再次，网络社会的平等性使得传统的意识形态“灌输”方式受到质疑。网络交流注重的是信息，任何身份、地位的网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获取、提供或是评述信息，传统社会中的具有高度目的性和身份性的“灌输”方式在网络社会之中已经日趋乏力。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来看，网络时代下认同主体的个体性特征彰显，权利意识逐渐苏醒，政治认同对象也伴随着网络的平等性和开放性而更加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下降，“信息茧房”使得不同的价值观念被不同的群体所认同和固化，对现有的政治认同产生强烈的冲击。

3.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流日益扩大，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和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双重作用下，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蔓延，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包括鼓吹私有制的新自由主义、妄想以改良主义消融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贬损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主张以儒学代替马列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等。与此同时，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警惕性的增强，西方国家更加注重隐性渗透，规避公开的、显性的意识形态输出，如在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形式上，以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观念”为标签，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美化为全人类意识形态，以放松人们的警惕。在输出内容上，资产阶级往往将其意识形态嵌入到学术著作和大众文化产品之中，打着“价值无涉”的幌子让别国民众在阅读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其意识形态渗透。西方意识形态宣传途径的多样性和隐蔽性为我国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国内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泛滥使得一部分人抛弃了原有的价值理念和政治认同，转而寻求别样“主义”的精神慰藉，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消解了民众的政治认同。

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不足、创新乏力弱化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并在实践中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体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意识形态的发展策略，保持了其生命力和吸引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核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不足，政治认同亦无从谈起。然而，在多元文化冲突、马克思主义创新乏力、意识形态话语权疲软的三维危机笼罩之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认同危机，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弱化。首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回应多元文化冲突之下的质疑、冲击甚至边缘化的声音乏力。在多元文化冲突之中，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无用论”，共产主义“破产论”“死亡论”等等言论沉渣泛起，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削弱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其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相较于经济发展而言仍较为落后，比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重视体系设计，忽视体系的宣传，在民众中的认同感仍有待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发展中更加强调以政治权威为保障，忽视了说理论证的理性权威，通过灌输的方式在民众之中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理论缺乏号召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敏感性较弱等。再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应对错误观念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话语权疲软现象，在西方文化话语权的强势压迫之下，一些人“言必称欧美”“张口闭口谈西方”，削弱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际地位，消解了政治认同得以实现的深层文化支撑。

四、逻辑重构：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形塑

1.在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认同的目的是寻求同一性和稳定性，以给自身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同一性强调的是用一种主导性力量包容和整合多种差异性因素。面对我国社会中存在的纷繁的意识形态和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政治认同实现的首要条件是用主导性意识形态引领多样性意识形态的发展，以实现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意识形态领域若缺少主导性会导致民众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的无序，若缺少多样性则会导致社会万马齐喑、一潭死水，失去生机与活力。苏联的意識形态领域中就曾出现过斯大林时期的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反对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两个极端，给苏联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时代，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深入发展，加速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多样性，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张力扩大，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了社会基础和传播空间。因此，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始终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不仅仅是通过法律、行政手段来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具有人文性的意识形态宣传来实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如同葛兰西认为的“文化领导权”的实现以人们的“认同”和“同意”为条件。在坚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努力达成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佳契合点，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弘扬主旋律，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达到全体成员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

2.在“灌输”与“对话”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认同是在不同主体的交互之中以及自我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之中形成的，认同强调的是个体与自身之外的他者的对话。政治认同的实现依赖于政治认同主体通过特有的传播机制实现与权威阶层的交流与对话，进而自愿地接受和服从其意识形态。在传统社会之中，政治实践过程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公共话语权由执政党所掌握，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国家主导之下的社会学习行为灌输至民众的思想理念的形成之中，民众是单方面的被动接受。然而，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产生与传播不再是完全受制于执政党的设计，而逐渐下移至社会力量的手中，形成了以网络虚拟空间为主的新的话语中心。我国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应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将单向灌输与网络对话结合起来，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不断创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思路，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传统媒体建设。传统媒体对政治方向的把握、社会责任的承擔，以及对政府服务的延伸，要比新兴媒体更有优势，且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应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理论解析能力强、社会公信力高的有利条件，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阵地。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健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站，提高网络舆情的管理和引导水平，建立相关的监控机制，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技术等手段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控，丰富网站内容，创新网络沟通形式，实现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转换。

3.在建构和批判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各种力量互动的产物。在建构认同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他者”的建构，因为认同必须通过对“他者”的排斥而得以体现[6]。政治认同所具有的“排他性”要求认同主体对偏离政治系统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之外的任何思想都要保持警觉性和批判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西方国家凭借其优势话语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为了抵御其消极影响，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批判是相统一的。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批判”不是简单的抛弃、拒斥，而是一种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是理性的分析与取舍。一方面，应重点对我国社会上存在的西方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进行批判，批判的重点是揭露其虚假性和危害性，同时应对其合理成分和普遍因素进行分析和借鉴，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和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富有说服力，还应具备进行自我批判的勇气，自我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纠正，以求获得不断发展、完善。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应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及时清除自身潜在的落后因素，以保持活力和创造力。只有在建构与批判的互动之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才会获得提升，并自觉规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消极腐蚀。

4.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本源性基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弱化的现实诱因[7]，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推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重要进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二者的有机统一。否认继承、背离坚持，盲目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走向邪路，如苏联的剧变很大程度上源于戈尔巴乔夫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和更新。离开创新和发展，只讲继承和坚持，就会导致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和僵化，使其合法性遭到质疑，如苏联早期意识形态的刚性化使得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从本本出发，失去动力。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应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为此需要做到：一方面要推进理论创新，提升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理论的创新应与实践相一致，并根据实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试，不断提高自身适应性。另一方面，理论的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彻底抛弃，它是在继承原有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老祖宗不能丢。只有在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方能凸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与解释力，进而夺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播高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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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付龙，胡志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国政治认同本原性基础[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1)∶92-98.

【责任编辑：宇 辉】

作者：张红建

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论文 篇3：

我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研究

[摘 要]文章介绍了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概况，分析了我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特点，阐述了我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格局，同时提出了几点发展的建议，旨在不断改进我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促进我国地缘经济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关键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发展

随着在全球化的推进，国家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任何国家，其生存与发展均受周边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影响。我国的持续发展，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繁荣的周边经济。了解我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梳理与各国的复杂关系，并结合具体的情况，采取针对性的发展措施，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昌盛的基础。

一、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概况

(一)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概念

地缘政治又称为地理政治学，它主要是指相关的地理与人文要素共同影响国家政治的现象，具体因素包括地理位置、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等，只有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对外战略方针才能具有针对性与有效性。根据地缘政治的概念可知，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选择结盟或对抗，以此实现生存条件或空间的获取。地缘经济主要是指国家或区域间逐渐形成的有关资源供应、商品市场与技术交流等的竞争、结盟与合作的关系。

(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世界政治与经济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重要性日渐显著，在世界范围内，各国为了保证国家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在制定各种战略政策时均以其为主要依据。二者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多极化的地缘政治。自冷战后，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崛起，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日渐显著，在此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均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通过各地区、各国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即美国、欧盟与东亚三足鼎立;同时，金砖五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升，而众多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经济缓慢发展情况下，其国际影响力有所减弱，进而地缘政治发展呈现出了多极化。其二，局部地区的战争与冲突。近些年，虽然未出现大规模的地区战争与冲突，但局部战争与冲突却未能避免，如科索沃战争、阿以冲突、反恐战争、朝核问题等。此类战争与冲突的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但作为不稳定因素，直接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其三，亚太地区的快速发展。在地缘政治中，亚太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11年，美国调整了自身的发展战略，针对亚太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同时，欧盟转移了自身的战略重点，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坚持以亚洲为核心。日本对东亚及东南亚等进行了重点投资。由于中国的崛起与安全直接受亚太地区地缘环境的影响，因此，也十分注重该地区的战略部署。其四，地缘经济的长足进步。在各国发展过程中，面对着日渐激烈的竞争，均注重合作模式，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关系日渐紧密，各国为了预防与控制全球化风险的影响，均积极推进人才、资本与商品的交流，进而有利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据调查，在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高达100多个，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近几年，各组织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其影响力也逐步增强，在此基础上，地缘经济的一体化、区域化与全球化特点愈加明显。

二、 我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概况

(一)历史及特点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地缘政治环境较为恶劣。由于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在1950年，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对解放台湾给予武力干预，同时采取了经济封锁，在此情况下，我国地缘政治发展困难重重。1960年，美国发动了侵越战争，而中国的援越抗美，使我国南部边界安全备受威胁，同时，此时期，中苏关系也日渐松散，甚至在东北及西北地区发生了冲突事件，在此情况下，我国北部与西北部的安全也受到了一定的威胁[1](P3-10)。

这一时期，我国地缘经济借助良好的中苏关系，通过合作，实现了众多项目的发展，如东北重工业，此时内陆地区在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沿海地区发展相对缓慢。随着地缘政治局面的变化，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我国积极调整自身的发展，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其一，三线建设，促进地缘政治环境较为安全地区的发展;其二，内陆项目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发展布局。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均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影响因素主要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缓解了中美关系，使我国地缘政治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改革开放;1991年，冷战结束，国际上更为关注经济竞争，同时，在现代化科技的支持下，经济发展倾向于全球化、区域化与一体化，国际合作愈加频繁。

在地缘政治趋于缓和的情况下，我国地缘经济稳定发展，在改革开放战略指导下，我国沿海地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经济迅猛增长，为我国现代化、工业化与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西部大开放，也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此环境下，我国地缘政治环境也更加安全与稳定[2](P1259-1267)。

(二)现状

当前，我国地缘政治发展呈良好态势，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渐紧密，在诸多方面均保持着深入的合作，如经济、科技与文化等。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美国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其利用军事遏制与围堵战略，对我国逐渐形成了新的包围;同时，亚洲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与民族分裂组织不断破坏着我国的和平与稳定;再者，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等也亟需解决。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各国经济实现了高度的相互融合、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根据相关数据，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基本维持在50%左右，特别是重要战略资源的集中进口，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安全与发展，因此，在日后发展过程中，战略资源的安全性与及时性需要给予高度关注[3](P37-40)。

三、我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格局

(一)在北部方面

我国北部紧邻蒙古与俄罗斯，边界均为陆地，通过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保持了紧密的地缘政治关系，同时也促进了地缘经济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谈判，中俄边界问题得以全面解决，进而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随之解除，此后，在21世纪，中俄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特别是在中俄哈吉塔五国首脑会议上，对各国的合作展开了探讨，同时为了保证地区稳定与和平，对三股势力实施了联合打击。在和谐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中俄、中蒙的地缘经济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展开了积极与广泛的合作。

新时期，我国北部地缘政治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俄的良好关系，不仅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影响着世界的多极化与民主化。与此同时，地缘经济合作范围的扩展，为我国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但在良好的环境下，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俄罗斯实施的务实外交政策，它通过与印度、越南等国的军事、政治与经济联系，以此实现了对我国的牵制。同时，美国、日本等与蒙古的联系也逐渐增多，二者在政治、文化与经济等方面的交流较为频繁，因此，我国应正确认识北部地缘问题[4](P129-136)。

(二)在西部方面

我国西部紧邻三国，分别为哈斯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也对我国有一定的影响。在亚欧陆上交通运输方面，我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中亚国家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储量相对较大。

21世纪，我国地缘政治坚持睦邻友好，并且逐渐形成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良好的氛围下，经贸合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我国与中亚五国的地缘政治关系良好，在2013年，我国主席习近平对中亚三国进行了访问，并制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同时对相关合作进行了重点强调，如经贸、科技、安全等。但中亚地区人在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仍影响着地区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各国合作过程中，应共同打击破坏地区安宁与和平的势力与犯罪[5](P12-15)。

(三)在西南部方面

我国西南部紧邻五国，分别为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与不丹，同时在地缘关系上，与孟加拉国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在1951年，中巴两国建立的友好关系，并开展了全面的合作，2005年，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合作关系，在诸多领域均实现了紧密的合作与交流，但巴基斯坦不稳定的政治及恐怖势力等问题影响着中巴关系，因此，应对其给予高度关注;中印两国的联系也追溯到千年之前，在长期交往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阴影仍存在，为了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有效解决，两国应积极交流，构建信任、友好的边境关系[6](P719-729)。

(四)在南部方面

我国南部的陆上边界与缅甸、越南与老挝紧邻，海上边界与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紧邻，同时在地缘关系上，与新加坡、泰国与柬埔寨等也有一定的联系。目前，我国南部边界上的焦点为南海问题，南海作为我国的重要海上通道，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在21世纪，此问题不断升级，各国势力的介入，制约着该问题的有效解决。南海作为我国的领土，对此问题应坚持一贯的立场与原则，我国南海主权与领土不容侵犯，通过各方协商，旨在和平解决，但在各国势力影响下，可能发生局部冲突与摩擦，应尽量避免事态升级。

(五)在东部方面

我国东部紧邻朝鲜，海上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该地区的地缘政治较为复杂，相关问题较为敏感，但地缘经济较为稳定。我国的东部地区存在的敏感问题主要为中日关系、朝核问题与朝鲜半岛局势，由于日本未正确认识自身的历史错误，并公然侵占我国的钓鱼岛，因此，中日政治关系持续摩擦，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发展，但两国的经济关系较为紧密[7](P1238-1246)。

四、我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对策

(一)确定新的发展战略

根据我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及现状，新时期，我国应明确自身的发展战略，即坚持睦邻友好原则，但在关系国家安全与领土主权问题方面，应展现自身维护和平、保卫边疆的态度。与北部的蒙古与俄罗斯加强联系，在政治上相互信任，在经济上保持合作关系，不断推进各领域的紧密合作;与西部周边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并对敌对势力给予协作打击;与南部周边国家，深化合作关系，通过沟通与交流，促进南海问题的早日解决[8](P1428-1433)。

(二)关注周边地缘经济

在地缘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发展的规模性与层次性，通过与周边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改善，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各国的资源、技术及商品等要合理配置，并且要保持自由流动。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我国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与周边发达国家构建互利发展模式，与资源丰富周边国家，加深合作以此实现融合发展;与周边欠发达国家开展综合发展，与其他周边国家采取协调发展对策[9](P723-727)。

(三)保证边疆地区安定

目前，我国西部边界的安全问题较为严重，特别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在三股势力影响下，我国出现了藏独、疆独及东突等问题，同时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暴力恐怖犯罪事件，在此情况，我国地区安定受到了直接的影响。为了保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我国应与周边国家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对相关的犯罪活动给予镇压，并加强相关群众的教育与宣传[10](P26-35)。

综上所述，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影响着我国的稳定、安全及发展，为了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本文对我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进行了介绍，在明确其发展特点、发展态势的情况下，具体分析了我国北部、东部、南部、西南部、西部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同时提出了几点发展的建议，相信，我国地缘政治关系将更加和谐，地缘经济发展将取得更为显著的成绩。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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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冒洁生]

作者：王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