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推荐8篇）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篇1

教育受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所制约，同时教育也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

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一、经济（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1）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2）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着人才的培养规格和教育结构

（3）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的发展和改革

二、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1）教育是使可能的劳动力转变为现实的劳动力的基本途径

（2）现代教育是使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的一种重要途径

（3）现代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素的重要因素

（4）教育可生产新科学知识

2.教育和政治的关系

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1）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制约教育的性质

（2）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制约教育的宗旨和目的（3）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制约教育的领导权

（4）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制约受教育权

（5）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制约教育内容、教育结构和教育管理体制

二、教育对政治的促进作用

（1）教育通过传播一定的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完成年轻一代的政治社会化

（2）教育通过造就政治管理人才，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与完善

（3）教育通过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推动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

（4）教育还是形成社会舆论、影响政治时局的重要力量

3.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一、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与影响

（1）文化知识制约教育的内容与水平

（2）文化模式制约教育环境与教育模式：

A文化模式为教育提供特定的背景；B文化模式还从多方面制约教育模式。

（3）文化传统制约教育的传统与变革

二、教育对文化的促进作用

（1）教育对文化的传递

（2）教育对文化的选择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篇2

一、政治经济学:从古典到马克思

在古代希腊,经济学与政治学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城邦学说几乎囊括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其中关于城邦管理与家庭经济的论述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初雏形。

政治经济学真正萌芽于重商主义, 公元16-17世纪,在欧洲兴盛的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1]重商主义认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 而国家政治的任务是保障财富,这时的经济和政治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1615年 , 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莱田在 《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 》一书中提出 “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 当时,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流通领域的经济问题。 17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与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获得较快的发展。

1662年, 威廉·配第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赋税论》中运用数量分析的统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2]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3]

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被称为重农学派的先驱,他反对把货币当作唯一财富、把对外贸易视为财富来源的重商主义观点,主张农业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源泉。 布阿吉尔贝尔强调按自然规律办事,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对法国国民经济的研究涉及到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的著作 《经济表》虽然没有用政治经济学作为书名, 但《经济表》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试图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被马克思誉为“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4]

配第、布阿吉尔贝尔、魁奈等人的研究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但直到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科学巨著《国富论》的出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宏大理论体系才最终得以创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国富论》为斯密赢得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国富论》以极高的才智阐释了自由市场,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石。 ”[5](P30)

此后, 大卫·李嘉图的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和弗朗茨·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都采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一称谓, 在内容上基本沿袭了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和理论体系。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逐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突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日益显露, 资产阶级需要辩护资本主义制度、美化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理论,于是致力于抹煞阶级对立、掩盖利润真正来源、否认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产生了。

19世纪40年代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产阶级利润的来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丧钟将要敲响,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本主义的枷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经济学:“去政治化”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透彻的理论逻辑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的恐惧和愤恨。 他们有意识地用“去政治化”的“经济学” 这个概念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竭力在经济理论中剔除政治的因素。 “去政治化”的实质是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永恒的、 美好的制度, 以市场的自由、财富的追逐和虚拟的公正来勾起人们的物欲,促使人们淡忘阶级的差别、利润的本质, 最终导致政治经济学走上“经济—政治”分离的道路。 对此,华勒斯坦有着透彻的分析:“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 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 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 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 ”[6]

威廉·杰文斯在1879年再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明确宣称要使用“经济学”以取代“政治经济学”。 拉尔夫·佩特曼对此评论说,政治经济学中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是在19世纪取得的,部分是由于英国理论家威廉·杰文斯的著作”。[7]

1890年 ,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在 《经济学原理》中首次使用“经济学”作为标题,正式放弃“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 马歇尔认为,经济可以脱离政治和社会制度而独立运行。 此后,政治在经济学研究中渐渐失去了应有位置, 理性经济人假设、对自由竞争的崇拜、价值判断的断绝以及泛滥的计量方法充斥着经济学领域,经济学逐渐披上了 “科学”的外衣。 巴里·克拉克对经济学“科学化”的实质进行了分析: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使“经济学集中研究个人在市场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利用个人理性假设及用货币作为衡量原因与结果的尺度,使经济学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仿照19世纪的物理学建立其理论大厦”。[5](P1-2)

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剩余价值的来源,因此“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许多作者都把‘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性分离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8]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去政治化”,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

“去政治化 ”的经济学只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研究市场运行、生产管理等经济问题。 由于缺乏历史视野、道德考量和人文关怀,经济学渐渐失去与社会结构、文化生活的联系,成为表面上与政治相分离,实际上被资产阶级政治所奴役的“官方经济学”。

三、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被华丽精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掩盖的矛盾终究要爆发。 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 结束了20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和繁荣局面。 这次大危机对以自由放任为圭臬的西方经济学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从侧面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力。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学者重新关注经济学中曾被剔除的 “政治”因素,把目光转向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凯恩斯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 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 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做的事。 ”[9]

在国家政治的强力干预下,资本主义国家克服了这次经济大危机, 这更让西方经济学饱受诟病。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不断拉近了政治与经济的距离,甚至使政治现象与经济现象出现了相互融合和相互重叠的局面。 正所谓“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10]此时,政治的经济学得以出现并受到重视。 “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决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11]尽管“政治的经济学”也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但是它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政治的经济学因此可以被视为探索问题的一种方法,它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 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 假设 , 它几乎完 全摆脱了 同更传统 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 ”[11]

政治的经济学继承20世纪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国家、政府问题进行关注的传统,而被认为是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由于他们理论观点、研究方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又存在比较大的差别,政治的经济学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关注制度环境和政治基础等政治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注重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主张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考察、分析政治问题,并且不排斥对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论的借鉴和运用。

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目前学术界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特点、研究内容基本上形成这样的观点:新政治经济学“从狭义上,主要是经济学的理论、 工具和方法在传统政治学问题上的应用;从广义上,还包括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两个方面。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从学科定位上讲,它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工具和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拓展, 但是它又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因为它关注的是主流经济学或者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关注或者根本不予关注的问题。 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都是新的。 狭义上的新政治经济学就是公共选择理论;而广义上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包括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 ”[12]

四、经济政治学:政治的经济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经济生活。 与此同时,人类的经济活动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观察到政治和经济的联系: 庞大的政府预算;大多数政府政策的经济实质; 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 私有经济企业也寻求政府多方面的帮助。 ”[13]许多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政治问题,为了研究经济政治化产生的许多新的政治现象,一些学者提出建立“经济政治学”这一新的学科。

对于如何界定“经济政治学”这门学科,刘德厚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经济政治’和‘经济政治学’ 是要在一国内和世界范围内,以社会经济发展所直接引起的社会政治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经济的政治功能形态、性质和特点,揭示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过程中政治发展的规律性,探讨解决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对策和手段的政治科学。 ”[14]刘俊祥后来对经济政治学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 “经济政治学是以广义的经济政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内容的政治科学。 ”其中的“经济政治现象”“是指存在于各个时代和各个政治社会的国家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经济性质的政治现象。 ”[15]

经济活动是人类所有社会活动的起点和基础, 离开对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研究,而仅仅停留在国家政权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分析,政治学的发展将逐渐失去动力和根基。 经济政治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体现了政治与经济关系互动的新特征。

如果说新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的经济功能,那么经济政治学强调的是经济的政治功能。 在经济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经济是自变量,政治是因变量。 经济政治学致力研究经济改革、发展和体制变迁对国家的政治实践和权力模式产生的影响。

虽然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政治学都是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但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主要侧重于经济领域, 解释经济现象, 而经济政治学侧重于政治领域, 解释政治现象,抑或是在政治学的视野中展开经济分析。

五、现实启示

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是社会生活中政治实践与经济发展关系变动在理论上的反应。 对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变化过程的考察,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这对于我们今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与经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政治与经济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在马克思之前,它们的关系一度是颠倒的。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16]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也奠定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关系是用以最终说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个上层建筑———法律的和政治的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的基础。 ”[17]因此,割裂或者颠倒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挫折。

第二,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要借鉴国外优秀成果。 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变迁、体现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产物,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关于经济运行与国家调节的概念、措施和分析方法值得学习借鉴。 然而,“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 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 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 ”[18]西方经济学毕竟有其固有的阶级性倾向和哲学基础,所依据的也是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 因此, 在学习借鉴西方政治与经济相关理论时,应注意鉴别区分,辩证扬弃。

第三,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要为实践提供前瞻性的指导。 理论不应是实践之后亦步亦趋的 “解释”,而应为实践提供前瞻性的指导。 马克思把哲学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宣称“当一切都准备好时,高卢雄鸡就会宣告德国的新生。 ”[19]相反,黑格尔将哲学看作是“密涅瓦的猫头鹰”。 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待哲学的不同态度启发我们, 理论源于实践,但又要高于实践。 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不应仅仅是对政治实践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总结和归纳,更应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与经济发展提供前瞻性理论指导。

经济、政治、文化与股市关系初探 篇3

因此，尝试构建一个系统框架，将上述各项因素与股市的关系统筹考虑，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对于解决认知冲突和思维混乱，进而有效分析它们对股市的综合作用，就显得极为必要。

股市作为股票流通和交易的场所，由投资主体和投资客体两部分组成，其中投资主体是指股票市场的资金供给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内；投资客体是指各种股票，其实质是上市企业股权。对于投资主体的研究主要涉及投资者群体心理等主观因素，这些会通过估值水平的高低反映出来；对投资客体的研究则主要涉及上市企业客观经营状况，其直接衡量指标是每股收益。完整的股票市场未来趋势研究，必然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即股价等于每股收益乘估值）；但本文限于篇幅，所做的研究仅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上市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分析。

对三个概念本质的分析

人们之所以不能将经济、政治和文化与股市统一起来，原因首先在于对“经济”、“政治”和“文化”本质内涵的理解和定义角度不尽相同，从而无法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具体而言，认知的不统一存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由于对同一概念的定义角度不同而造成对这一概念认知上的不统一。

第二个层面则是由于对不同概念的定义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不同概念之间认知上无法纳入统一的框架。

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就需要找到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概念所共同具有的核心出发点，并围绕这一共同出发点从各自侧重的方面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界定、明确这三个概念各自的特性。

由于不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其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某种现象，不管人们对其具体定义如何，其描述的内容都是与人相关，不能离开人这一要素。基于此特征，笔者从“人”这一共同核心出发，分别从“人的需求”、“人的关系”和“人的行为”角度，对“经济”、“政治”和“文化”做出定义（如图1）。

人无疑是经济的根本意义所在，没有人经济的概念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的需求，经济活动将失去目的；没有由人的劳动转化而来的各种供给，经济的概念将缺乏实现渠道。也正源于此，“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等诸多经典经济理论在论证经济增长时也都将推动经济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人口因素。基于上述认识和理解，笔者从满足人的需求角度将“经济”定义为“人的各种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的过程和结果”。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绝大部分的物质需求和相当大部分的精神需求得以满足。

当然，人的需求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除了人的主观意愿之外，劳动生产率水平代表着满足需求的客观能力。即需求含有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两方面。由于人的主观需求意愿弹性较大（即较少内在的自我克制，欲望无止境），所以人的需求满足主要受制于客观条件，人们通过能力的扩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满足其需求的主观意愿。

人无疑也是政治的根本意义所在。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并集中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脱离人这一核心因素，政治的概念将失去其解释的对象，若不包含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读，则政治的概念将丧失自身特性。从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将“政治”定义为“人与人之间、人群之间关系的调整过程和结果”。当然，并非全部人与人的关系均由政治来调整，但人群关系却主要外化为政治关系。

文化更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文化的形成源于人们的生存发展和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作为基因的“载体”在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若有人不接受某种主流文化，那么他将被自然和社会淘汰，相关的文化基因也因此消亡，其结果就是生存繁衍下来的人们对该文化基因上的适应性）。而文化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接受，就会以“潜意识”方式作用于人们的行为，进而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来自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对文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都会涉及文化对于人们行为倾向的影响。从影响人们行为倾向的角度将“文化”定义为“在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人们主观意识中所具有的某些行为倾向作用于其客观行为”。

三者与股市联系和作用机制

在完成了从“人”这一核心因素角度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定义后，接下来将解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而揭示三者如何作用于上市企业整体经营业绩。

一 经济涵盖并决定上市企业整体经营业绩

作为股市投资客体，上市企业本身就是经济中各行业的优秀代表。根据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观点，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器官，从根源上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因为它体现着某种社会特殊要求，而这种要求就是创造顾客；换言之，企业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来发现人们的潜在需求并设法给予满足、从而推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前面所定义，由于经济就是满足人的需求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上市企业实际上就是经济实现其功能的载体之一，投资客体（即上市企业）包涵于经济之中。

从影响上市企业经营业绩的诸多因素来看，它们即使不是来自于经济内涵，也必然要通过作用于经济内涵来间接影响上市企业，从而决定上市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单个上市企业在经营状况上存在差异，但作为整体的上市企业，其总体经营业绩很大部分取决于经济环境）。

二 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总体而言，经济、政治和文化是通过共同作用于“人”这个因素而有机联系在一起，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服务于人这个核心因素并对人施加影响，进而彼此影响。

首先，经济和政治的联系机制在于，政治作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利益来实现，即人们的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换言之，要想调整人们的关系就必须满足他们的某种需求，通过利益引导来促使人们接受这种关系上的调整。所以政治要想通过满足需求来调整人们的关系，最现实的途径就是依靠经济手段，这就把政治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另一角度看，为了保持某种满足人们需求经济状态的稳定性，会产生相应人群关系上的调整，以确认和保持某种经济状态，这就产生了对政治的需求。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将会要求政治也相应发生改变。在两者之间，逻辑上是经济先行，即人们的需求先发生变化，再调整关系以适应需求的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时，即使人们有较高的满足需求的主观意愿，但却没有满足需求的客观能力。此时政治上很难发生变化，因为缺乏相应的调整人群关系的迫切需要。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的人的需求被满足时，随着经济变化，对政治变化的要求也随之产生。

在一种经济状态相对稳定的时期内，政治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主政者能够利用政治权利来干预经济，由于人的主观需求意愿难以琢磨，所以这种干预主要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影响来实现，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

其次，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机制在于，经济涉及人的需求，而人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认知所塑造的，前者代表了需求的客观能力，后者则形成需求的主观意愿。文化对人需求中的主观认知因素产生重要影响并决定人们的需求习惯——即以何为自己的需求、在这些需求中哪些更重要等。从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经济。按照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层次需求理论，人必须在具备一定经济条件时，在满足了较低层次需求的前提下，才能向较高层次的需求发展。而较高层次需求更多地具有文化活动属性。而文化一旦改变，就将对人们的需求习惯产生重要影响。

再次，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机制是，政治在调整人群关系的过程中，哪些关系更重要、选择怎样的政治工具进行调整等问题，很多都是从主观角度进行判断决策，主观决策往往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样从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政治。

三 三者与上市企业之间的联系

由于经济决定上市企业之整体业绩表现，而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又相互作用，因此政治和文化也会通过经济对上市企业施加影响，而具体影响方式由于时间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从短期来看，文化因素在三者中最为稳定，它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它受两者的影响。它影响上市企业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通过作用于政治、进而影响经济及上市企业，另一种则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并影响上市企业。文化因素作为人主观意愿的需求偏好和行为倾向，构成了经济和政治的可行边界，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内涵和政策选择。

政治因素短期内则具有一定的变动性，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但受经济的影响不大，它主要通过经济对上市企业产生影响。政治在短期内受文化的影响形成各项政策的优先次序，并以政府既定经济目标对经济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到上市企业。

经济因素短期内变动性最大，除了经济自身的波动之外，还受到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因此经济因素在三者中的短期变动性最强。（见图2）

从中长期来看，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之间的互相影响更趋复杂，它们对上市企业的最终综合作用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作者是华西证券研究所策略研究员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篇4

本学期，我学习了《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课程，值此期末之际，对本学期的课程学习情况作一简单总结。

首先，我能按时按质地来上课，不迟到早退；当然，作为一名以经济学为专业的学生，我都会对上课内容做深入了解。

再次，能够尽我所能认真学习老师上课的内容。比如在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基本趋势这一章节的学习中，对于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及发展进行了深入的了解。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关于战后初期两极格局的形成，分化与瓦解的演变过程。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播放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相关视频，结合时事政治与热点新闻的上课，这种上课方式是我十分喜欢的。

最后，我在一个学期的课程学习中是有收获的。正如上文所说，我喜欢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具有现实意义的上课方式。作为《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课本身，很容易上成我们所熟悉的中学政治课，但在这学期中，我很高兴能接触很多跳出条条框框的对现实世界、政治、制度等的评述与考量。这也与当初我选修这门课想要了解更多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发展的总体情况、分析解读、新式观点等项符合。

当然，在一个学期的学习中，我也是有所不足的。比如对本门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不像从前那样能够搜集很多与所学课程相关的资料进行自我拓展学习，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思考。其实我深知，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学习和理解绝对不仅仅是一学期的课程而已，而应该作为人的一生的学习内容——尤其对于一个经济人来说，更是将来做好研究的根基和前提。

通过这门课，我觉得自己在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有了一个大概而全新的理解。以前看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之类的一些东西时，往往觉得是套话空话，很无聊，现在通过这门课，我倒是开始能在这些言语中读到一些弦外之音，让我自己也感觉很欣喜。而上课时，并不是仅仅讲制度，老师也讲了很多制度现状，说实话，真的有很多东西是以前没有接触过，或者说有些东西，以前并未能联系起来看，现在通过上这门课，打破了这种区隔化，使得我对世界政治有了更深层次的看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以前那种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状况。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篇5

潘广云

冷战后,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俄罗斯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本文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对俄与东盟的关系进行分析,对中国参与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进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意识形态和国际格局的影响,苏联与东盟的核心国家之间有较大矛盾,东盟在调解次地区复杂的国际问题时也不愿与苏联合作,致使双方的合作没有开展起来。尽管如此,一贯务实而灵活的东盟,为了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于1991年7月邀请苏联政府代表团以东盟主席国嘉宾身份出席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苏联与东盟间的政治对话由此开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东盟的合作关系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一)探寻有发展前景的合作方向:1992~1997年

尽管俄罗斯与东盟开始了政治对话,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双方并未把发展相互合作视作各自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当时,东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努力适应东亚地区出现的两种新情况,即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强,且越来越呈多样化趋势,以及相互经济合作在东亚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开始凸显。上述两项任务决定了东盟国家需要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全地区的多边对话。

这客观上促使东盟对外联系的多元化,也促使其探寻深化与俄关系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俄被吸收到东盟安全问题地区论坛。

但经济羸弱的俄罗斯没有融入东盟国家间关系的“地缘方向”中。当时的俄罗斯试图与美国和欧洲国家接近,以期得到大量的资助和投资。而俄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对外政治战略方向是发展同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关系。而俄在东亚地区南部的利益则是在越南保持其有限的军事存在,然而受资金不足所困,维持这种军事存在变得愈发艰难。同时,东盟国家领导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与俄合作将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将逊于与美、日、中的合作。换言之,在后冷战时期的最初几年,俄显然不能奢望充当东盟有吸引力的伙伴国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东盟国家摸索出唯一能与俄合作的领域——军事技术合作。在东盟国家看来,发展与俄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因为:其一,当时东盟大部分国家认为,用俄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中国是东盟国家安全的最主要威胁。为了保持地区力量平衡,东盟国家必须有可以比拟的武器装备。其二,冷战后东亚地区出现的战略上的不确定局势,客观上促使东盟国家采取武器进口渠道多样化的策略。因此,同俄军事合作进入东盟国家的战略优先体系,并很快显现实际效果。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例如,早在1995年,马来西亚就同越南一道加入东亚6国(俄武器的主要买家)的行列。而在这之前,马来西亚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只能购买美国的驱逐机。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俄战斗机也表现出兴趣。俄开始成为东盟国家最新式武器和高技术展览会的常客,俄与东盟的军事技术合作因而快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 1996年上半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即1996年4月美日签署《关于21世纪安全联盟的联合宣言》, 1996年5月中国批准《联合国1982年关于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领海面积得以扩大),使东盟国家领导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东盟实行的平衡大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政策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为了避免在分配大国对东亚事务影响力方面可能出现的“歪斜”,以及为了部分抗衡美国和中国,东盟国家于1996年7月吸收俄罗斯为东盟对话伙伴国。这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不谋而合,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和政治的交往进程开始了。

此后,俄罗斯与东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积极的发展。1997年7月成立了俄罗斯—东盟共同合作委员会、俄罗斯—东盟合作基金,以及一系列协调经济和科技合作具体计划的贸易和合作工作组[1]。俄工商会和东盟工业联合会成立了俄罗斯—东盟商务委员会,其任务是在贸易和经济信息合作方面进行协调,协助实施具体的商务活动措施,组织参加在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博览会等。组建了俄罗斯—东盟商务委员会俄罗斯常设委员会。1997年10月,根据俄政府决议成立了俄联邦东南亚事务委员会,以保证俄机构与东盟间的相互合作和协调。同年11月,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出访越南,这是冷战后俄总理级别首次对东盟国家进行访问。总之,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俄同东盟关系的发展状况看,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一是在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东亚国际关系出现“地缘经济变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对东盟而言,双方的合作都不在各自对外关系中占主要地位。换言之,考虑到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加强,以及东亚同俄经济联系的不景气,双方对扩大相互间合作的热情并不高。

(二)活跃对话的“第二次尝试”:1998~2004年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痛定思痛的东盟更热衷于推进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加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然而,在东盟从“全球主义”向“地区主义”的转变中却明显地遇到了两个问题的困扰,即作为国际组织的东盟实力急剧削弱,以及东盟国家无力制定协调一致的摆脱危机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给予东盟国家最有力的支持,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极大改善。而此时的俄罗斯正被本国的金融危机搞得焦头烂额。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关系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总之,金融危机和双方对克服危机后果的担忧,客观上决定了俄与东盟关系的离心趋势。

然而,由于美国在东南亚国家军事存在的 逐渐增强、日本在美日战略伙伴关系体系中作用的提升,以及中国同东盟经济合作的加强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2],打破了东盟同东亚大国关系中原有的力量平衡,也促使东盟国家在地区国际舞台上开始建立新的“战略遏制和对抗”体系。这其中表现在东盟国家试图优化与俄罗斯的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东盟国家仍继续把同俄罗斯的合作看做是同美、日、中关系的“战略补充”。所不同的是,此次双方找到了共同点,而反恐合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共同点。因此,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双方一再表明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但政治合作依然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方向。21世纪初,俄罗斯和东盟所通过的一系列主要文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 2003年6月俄外长同东盟外长签署的《关于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的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合作,文件中表述最清晰的部分是在反恐以及反对各种跨国犯罪领域中可能采取的共同措施。2004年7月2日,俄联邦和东盟签署了《关于双方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合作的联合宣言》。俄与东盟还商定就成立俄罗斯—东盟反恐工作组问题进行讨论。仅隔两个月,双方又就联合宣言中所提出的措施举行了磋商。可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 双方合作的主要方向。而俄与东盟研究的其他问题主要涉及双方在预防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和由技术引发的灾难后果方面的相互协作、科技合作,以及在旅游、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合作。2004年7月28日在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俄罗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确保俄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在这一阶段发展势头较好的依然仅是双方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联系。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国防部的代表多次访问俄罗斯,商谈购买俄武器的可能性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2001~2002年,马俄签订了金额分别为3 000万美元和4 800万美元的“Метис-2”反坦克火箭设备和“Игла”(9К-38)机动地对空导弹的供货合同。2003年,马俄又签订了金额为9亿多美元的“Су-30МКМ”歼击机的供货协定。同年4月,印尼与俄签订了军事技术合作等一系列协定,签署了购买苏-27和苏-30战斗机的合同。泰国向俄提出了一长串军工产品供货清单。东盟国家已成为俄武器的新兴市场。应当指出的是,自2000年起,俄与东盟的军事技术合作明显趋于稳定,俄武器对东盟国家的供应已不再是一次性的行为。总之, 1998~2004年,尽管俄与东盟的关系实现了某些突破,但俄依然将地缘政治安全视作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重点。从东盟国家看, 1998年后,与俄罗斯仅仅是在反恐领域有合作前景,而不像与中国合作有很强的经济合作动力,并且能给东盟国家带来实际利润。换言之,在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合作重点是,双方都希望在地区建立多极世界秩序,以及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签署的许多经济协议没有实现,双方通过的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宣传意味,而不具实际意义。

(三)调整并进行实质性合作:2005年至今随着东盟地位的不断提升,俄越来越重视

发展与东盟的关系,深化与东盟的合作成为俄亚洲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特别是在普京第二个执政期,俄已意识到唯有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才能根本解决俄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俄开始把发展地缘经济同保障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结合起来,这说明俄罗斯的亚太政策思维已发生重要变化。这一重要变化体现在2005年12月13日在吉隆坡举行的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上。此次峰会是东盟和俄罗斯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及“突破口”。它标志着俄与东盟开始进行调整,转向实质性合作,这也是现阶段俄与东盟关系的主要特点。作为此次峰会的具体成果,双方签署了《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东盟—俄罗斯全面合作联合宣言》、《2005~2015年推进东盟—俄罗斯全面合作行动计划》(简称《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有助于推动俄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合作,把俄罗斯—东盟关系推上一个新水平。根据《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全面对话,以进一步加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信息交流、经济研究和招商引资活动,并为各国政府机构及其他相关经济单位参与这些活动创造便利条件。该协议还提出了双方合作的具体领域:即中小企业、科技、能源、矿产资源利用、交通、环保、体育和文化等。

《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中的经济合作内容也相当宽泛,并且是以具体行动计划的形式规定了双方分阶段应完成的合作计划。目前,双方已采取了一定的实际措施。《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业已生效;俄政府为俄罗斯—东盟合作基金投入了50万美元,以支持国家方面的共同计划;确定了6个优先合作项目,其中一个就是在莫斯科国际经济关系学院创建东盟中心[3]。

与此同时,俄积极推动发展同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2006年8月15日,俄与新加坡签署了合作发展俄经济特区的协议。按照协议,新加坡将为俄经济特区的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包括为俄联邦和地方官员制定一套推行经济特区工作的专门培训课程,帮助俄发展位于托木斯克和叶拉布加的两个经济特区。此外,俄罗斯和新加坡设立了由两国部长共同领导的高层联合指导委员会,监督协议的落实并在双方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2007年9月,时任俄总统普京对印尼进行了短暂访问,这是俄领导人首次访问印尼。其间,两国签署了8项经济、文化等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审计、环境保护、贸易、投资、反恐、文化和电影等。根据相关协议,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卢克石油公司将与印尼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印尼开发新油气资源;俄铝业集团公司计划与印尼多种金属公司合作建设现代化综合铝矿加工企业;俄车里雅宾斯克锌厂计划和印尼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并将印尼作为进军亚太市场的基地。此外,印尼的通讯产业、高速公路建设、生物柴油开发和银行业也都进入俄财团投资的视野。总之,俄罗斯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充分说明俄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已经进入务实发展阶段。

二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特点

在俄罗斯与东盟10余年的关系发展进程中呈现两大鲜明特点:

(一)俄罗斯与东盟的合作日益机制化和制度化

冷战后,俄罗斯与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开始合作。尽管起步较晚,但经过10余年的发展,俄与东盟已建立如下合作机制:东盟成员国外长与俄外长在“东盟+俄罗斯”机制下会晤;俄罗斯和东盟官方全权代表会晤;俄罗斯与东盟间合作委员会;东盟地区论坛;“10+1”双边对话合作机制。此外,俄罗斯和东盟还创建了东盟—俄罗斯联合合作委员会机制、东盟—俄罗斯商业和工业家联合会、东盟—俄罗斯合作基金等。俄罗斯和东盟合作机制化的加强,说明双边关系在冷战后逐渐走向成熟。

(二)俄罗斯与东盟的经济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

俄罗斯和东盟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加强了双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双方的经济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双方关系发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而经济方面的成果还十分有限,双边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相符。

1.双边贸易额虽有增长,但规模很小。据资料统计,俄与东盟的贸易额已从1994年的6.5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23.32亿美元(俄出口15亿美元,进口8.32亿美元)[4], 2004年为44亿美元, 2005年达到50亿美元,在各自贸易中占11%[5]。

2.俄对东盟的商品出口结构低下。俄对东盟的出口商品品种有限,主要是铸钢产品、化肥、纸张、纸浆、石化产品及一些武器,机器和设备的比重很小,而在苏联时期机器和设备在东南亚地区某些国家的市场上占有不错的位置。东盟国家对俄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通讯领域、电子设备制造和机床零件生产领域。

因此,受双方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响,俄对东盟的出口额远远超过自东盟的进口额。这一趋势从苏联时期一直延续至今[6]。

3.俄同东盟国家贸易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双边贸易的发展仍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苏联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中,越、柬、老占80%左右,苏联对上述3国的出口也远远多于对新、马、泰、印尼、菲、缅的出口。如今东盟国家中的对俄贸易伙伴发生变化,居首位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例如, 2002年同俄贸易额最多的东盟国家是新、马、越、泰和印尼。上述5国同俄贸易占东盟同俄贸易的90%,其中,新占26%、马25%、越17%、泰14%和印尼8%。在俄对东盟的出口中,新、马、越三国是俄主要伙伴,这三国占俄对东盟出口的近80%;在俄从东盟的进口中,马、泰、印尼、越、新则是俄主要伙伴, 5国占俄从东盟进口的近95%,其中从马、泰、印尼三国进口占74%。而俄对东盟其他5个成员国(老、柬、缅、菲、文莱)的贸易很 少[7]。俄同东盟国家贸易在地理分布上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俄已摈弃了苏联时期那种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同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做法。当然,俄与东盟的贸易一直局限在5个国家,也说明了俄与东盟地区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俄罗斯与东盟经贸联系的滞后对俄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利影响。例如, 1997年11月,新加坡和菲律宾曾以俄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发展较弱为由,反对俄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5年12月,东盟又因俄与东盟组织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使俄未能如愿成为东亚峰会的创始成员国[8]。

造成俄与东盟经济合作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一是前文提及的双方都没有把经济合作放在首位,重点考虑的是各自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二是由于东盟国家与日本、中国以及北美洲和欧洲国家的公司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而俄在同这些国家公司的激烈竞争中,经常在产品质量、供货期和支付条件等方面不敌竞争对手;三是在东盟地区的俄公司没有一个类似俄罗斯公司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来协调这些公司在东盟国家的活动,造成俄公司在同东盟国家公司的贸易中各自为战,甚至俄公司间相互竞争;四是负责俄与东盟经济关系的贸易和合作工作组,由于受俄企业状况和俄经济调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工作效率不高。

三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

随着2007年11月《东盟宪章》和《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签署,东盟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方面继续提速,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后,东盟将形成一个充满魅力的统一市场。对处于经济恢复增长期的俄罗斯来说,拥有5.6亿人口、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东盟,是大有潜力的贸易和投资地。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将对俄经济,尤其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使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俄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结合起来,而且还有助于俄在未来的亚洲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随着俄罗斯国力的增强,东盟也看好俄罗斯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巨大的市场,希望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继续打“俄罗斯牌”,平衡与美、中、日等大国的关系。此外,尽管目前俄与东盟的经济关系还处于低水平,但双方都认为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大有潜力。首先,从能源领域合作看,尽管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铝土矿等矿产资源相当富有,但这些国家工业基础比较落后,而俄企业在资源开发加工方面则具有很强的优势。其次,从工业机器制造、科技领域合作看,按照俄专家的观点,东盟国家目前是俄高科技产品、汽车和航空技 术、机床和设备等为数不多的有前景的市场之一。这是由于近年来东盟经济快速增长,对俄某些产品的需求呈增长态势。例如,越南等国的工业大多是原苏联援建的,现均已进入技术改造期;致力于发展航天事业的马来西亚等国,在宇航员的培训等方面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最后,从农业、旅游等方面的合作看,东盟国家是热带农业区,农产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质量上乘,许多产品对俄有吸引力。俄罗斯特别是东盟国家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双方的旅游合作前景看好。鉴于上述分析,俄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不断向前推进。

然而,双方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也将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第一,多国竞争的加剧。东盟战略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力量。随着东盟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对该地区的利益角逐也将愈演愈烈,这不能不对俄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造成影响,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由于历史和传统原因,在东盟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优势,对俄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必将构成挑战。1993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东盟最大的区外贸易和投资伙伴,日本是东盟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为了减少对美日经济的依赖,东盟会不断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但在短期内美日在东盟的经济地位很难被其他国家所取代。近年来,中国、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新兴市场对东盟的意义也日益突出,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这些国家也将会不遗余力地加速推进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第二,俄罗斯与东盟拓展经贸合作的优势并不明显。虽然俄罗斯2/3的国土在亚洲,但其政治、经济中心在欧洲,同东盟国家贸易存在相距遥远、交通不便的劣势。而亚洲部分的远东和西伯利亚除能源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并不强。不仅如此,东盟国家在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经济水平和安全政策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老、柬、缅等国的经济规模较小,使俄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发展不平衡问题难有实质性的改变。第三,俄罗斯经济实力的制约。尽管目前俄经济已进入恢复性增长,但在未来10年内,由于内需相对不足,以及世界市场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为了实现GDP翻番目标,俄仍会追求经济的粗放增长。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难以改变,俄经济很难有质的提升。据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的报告,按汇率计算,俄到2010年能成为经济大国, 2015年能成为经济强国[9],但按可比价格计算,俄要10年内实现GDP翻番目标却非易事,实际增长速度并不快。因此,俄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现代化中心之一,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这就使俄仍不能在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俄罗斯对东盟政策的定位。由于俄亚洲部分特别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除几条大河外缺少天然的地理屏障,因此,确保远东地区地缘政治安全是俄地缘政治近乎于永恒的主题,也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此外,“三股势力”在俄罗斯和东盟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反恐是双方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自2005年以来,俄同东盟转向调整实质性合作,但双方的政治合作仍将强于经济合作。因为在双方签署的《2005~2015年行动计划》中,最清晰和最详尽的内容是关于双方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跨国犯罪领域的合作,有关经济合作的内容尽管也相当宽泛,但这些内容要想真正地得到落实还为期尚远。显然,双方经济合作的实际效果在短期内难以显现。

总之,俄罗斯要想使同东盟的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可预见的将来,双方的经济关系仍将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

(责任编辑:李丹琳)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教授、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1]А.Лосюков,Начал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диалога//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ь, 1997г.,№11.[2]三个具体因素是: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东南亚定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第二战场”,使美国与次地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具有额外的动力;美日关于21世纪联盟与安全联合声明和美日在国防领域合作的指导性原则的签署,实际上意味着日本“保证整个东南亚和平与安全”责任的扩大;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3]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 02.08.2007.[4]http: //www.ivran.ru [5]http: //www.made4u.ru/18.01.2006 [6]苏联时期,虽然俄同越、柬、老三国的贸易呈顺差,同新、马、泰、印尼、菲、缅的贸易呈逆差,但总体而言,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呈顺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顺差额超过了20亿卢布。

[7]Е.Канаев,АСЕАН иРоссия: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холоднойвойны//Ми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 2007г.,№2,с.69.[8]东盟认为,在参加首届东亚峰会应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俄具备了前两个条件。因此,俄罗斯只作为嘉宾列席了东亚峰会。参加首届峰会的国家有:东盟10国、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篇6

叶亚南(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摘要

从引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认识二者之间的关

系。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 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能割裂。在完善 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中, 协调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

改革的关系和前进的步伐, 使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使之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

关键词

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提出, 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但此时是把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 他方面的改革笼统而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 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 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作为独立的 任务提出来。1980年8月,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 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文中系统地论述了 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政领导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规划 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

一

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 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 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 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 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越来越 大, 原来为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已不再 适应新的形势, 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 出来。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在认真总 结我国的历史经验, 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 同 时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 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后。中央认为, 必须按照 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 进一步解放思想, 走自己的路, 建 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促进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 主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财富 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 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 要。

二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 别, 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 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 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 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 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改 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 政治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甚至是在阻碍经济 体制改革的进程。1986年9 月,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关于政治体制 改革问题时指出: # 现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开展, 使我们都深深感 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 就不能得到经济体 制改革的成果, 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就会阻碍生产力的 发展, 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三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从进行经济体制改 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及改革的历程中可以窥见端倪。所谓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现 代化需要市场经济来实现, 而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合 理、高效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来保障。邓小平同志提出# 政治体 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 相互配合∃。具体来讲可以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上层建筑的改革是为了适应相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而进行 的。从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不难看出: 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 任务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每一次认 识的深化也必然会带来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 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对现有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 使之 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例如: 1982 年 政府机构改革是建立在#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经 济形式认同基础上。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是建立在# 公有制基础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经济形式认同基础上。1993年以后的政 治体制改革是建立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形式认同基础 上的。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政治是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担负 着极其重要的职能和功能。它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它 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反作用, 甚至一定条件下与 经济相比占据首要地位, #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对社会的 必要的协调和管理。对中国当前情况来说, 政府是经济改革的倡 导者和推动者, 正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 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得 以建立。所以邓小平深刻指出: #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 不搞政治体 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不 能割裂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篇7

关键词：旅游,国际关系,目的国政治,影响

旅游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舒适的休闲活动, 在一些研究者的讨论中, 旅游被完全限制在刺激经济举措的范畴。然而, 本质而言, 旅游乃是对人异化劳动的某种解放, 正是过度劳动, 使公民的时间被生产所占据, 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权的改善, 劳动者自由支配业余时间的增多, 旅游逐渐向服务于人性的本质回归。国外政治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旅游政治学的概念, 而中国国内对旅游与政治、外交及国际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 成果较少。本文试图就旅游通过国际关系对合法性建构与解构过程施加影响进行初步的讨论, 以引起学界的注意。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 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更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维系和增进合法性, 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维护自身存在和延续的重要内容。旅游通过国际关系来对政治施加影响力, 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也对其外交和国际关系具有一定影响力。2010年发生的“8·23菲律宾劫持香港游客事件”菲方的态度蛮横激怒了香港特区与其交涉并引发对其制裁, 影响到中菲关系的发展。

旅游偏重个体感受, 而国际关系主要是群体或虚拟化个体:国际组织、国家、非政府组织、政治人物, 旅游通过国际关系对政治产生影响力, 主要是由于在国际关系交往中, 游客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独立的自然人, 而是受国际关系准则的管理与干涉, 因而成为国际人。一方面, 国家会有意识地设置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进行特殊的意识形态教育;另外一方面, 国家也采取某种对外国游客开放的措施来达到政治目的。如2009年、2011年, 中国西藏邀请一些海外媒体到西藏参观旅行, 目的就是使国际媒体能够了解到真实的西藏发展情况。

随着国家间交往的频繁, 旅游成为各国人民相互交往的重要方式。但是通过国际关系, 旅游也对政治发生着重要而长期性的影响。以上的案例, 是旅游对政治影响较为极端的案例, 但却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旅游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影响到目的国的政治, 这种潜在的文化干预特点如何。

二、旅游施加政治影响的主体

旅游对一个国家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首先是基于通过旅游受惠的人群, 形成了一定的旅游得利集团。而通过国际关系来影响外国旅游者, 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可以说, 国内的旅行者影响国内政治,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

旅游者的身份、行为关系国家的形象与世界地位。作为旅行者的附件社会身份, 具有决定性的政治意义。一是影响政治与国际关系的重要人物, 如政治家、记者、知名知识分子等公众人物。中国的兵马俑、长城、天安门、桂林, 都是国外政治家来华顺道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二是普通人。普通人的集体行为、特殊行为以及相关性行为, 都会影响到政治与国际关系。

行为方面, 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目的国如何对待外国的旅游者;二是外国如何对待目的国的旅游者;三是其他国家的旅游者在目的国如何表现。第一个方面体现在旅游法的政策性规定及目的国民间力量如何应对旅游者。第二个方面是对待某个特殊国家的旅游者, 国际社会或多个国家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影响举措。第三个方面是外国游客自身是如何表现的。例如, 中国的一些官员通过旅行的方式躲避国内的司法, 形成国际事件, 影响到国家间旅游协议的谈判。

三、发挥作用的渠道

旅游通过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建构或解构发挥影响的渠道是多元的, 但是可以观察到的渠道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 旅游通过影响国家形象来影响政治议程

2014年2月, 北京市连续7天的雾霾被列入wikitravel旅游的全球旅游警告, 与委内瑞拉示威, 乌克兰、克什米尔、耶路撒冷冲突并列。该事件影响了北京创建世界旅游城市的形象, 直接影响到2014年春季中国两会的议题。朝鲜不断通过网络途径宣传其美女拉拉队员、美女第一夫人, 更换电视台主持人为美女主播, 就是算准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观众心理, 为朝鲜的国家形象加分。

(二) 旅游通过改变世界观来影响政治进程和方向

旅游通过国家间人员的往来和相互交往, 改变人们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观点和看法, 从而反过来影响本国政府的行政和决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通过出国旅行, 很多人改变了看法。有一些政治家通过出国考察, 回国来支持改革开放的议题, 促进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在金正日去世之前, 金正日到中国各地旅行, 初步表达了朝鲜变革的意愿。最为知名的案例是有关和平演变的, 在反和平演变者的字典里, 外国人来本国旅游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渗透渠道。对苏联遭受和平演变的教训进行总结, 促使朝鲜冻结西方旅行者前来朝鲜的通道。

(三) 旅游通过国际文化交流的民间外交方式, 改变敌对方的印象, 从而推动外交事业的发展

中国20世纪70年代和美国的乒乓外交, 开启了中美建交的大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2013年三次邀请美国前篮球明星罗德曼访问朝鲜, 并邀请其在朝鲜旅行, 通过这种手段朝鲜意图和美国直接对话, 如金正恩通过罗德曼向奥巴马总统发出了通电话的呼吁。最系统运行该方式的是前苏联。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苏联大量地邀请西方的知识分子、记者访问苏联, 通过安排其行程力图使这些旅行者形成对苏联的良好印象并返回本国来发挥正面影响力, 改变苏联面临的艰难国际处境。当然, 该手段的运用可能会适得其反, 例如罗曼罗兰参观苏联后写下的日记就记录了真实的状况。

(四) 旅游通过国际经济贸易来影响政府的施政

旅游者是一个消费者, 具有高消费能力的消费者是拉动目的地经济的争取对象。台湾地区欢迎来自大陆的观光客, 看中的就是大陆客人的消费能力。西方国家的高档消费品争相对中国游客开放, 也是惊讶于中国游客庞大的奢侈品消费能力。2013年上半年中国内地赴泰游客突破百万, 达到112.4万人次, 中国首次成为泰国最大旅游客源国。与此同时, 中国游客的负面形象, 也使得中国人成为泰国八成清迈人的厌恶对象。2014年2月, 泰国普吉岛国际机场两拨中国游客因为在即将起飞的飞机上发生争执并打架, 成为国际新闻的热点。泰国的一些旅游热点地区, 提出了给中国游客额外收取费用的政策性建议, 意图限制中国游客。2014年2月, 埃及极端组织“耶路撒冷支持者”在造成3名韩国人和1名埃及人遇难之后, 在互联网威胁对外国游客发动更多袭击, 目的就是作为重要支柱的旅游经济, 向政府施加压力。

(五) 旅游者在目的国所接受的待遇, 关系到目的国的世界形象与对外关系

例如, 俄罗斯光头党袭击外国游客就是排外和不友好的表现, 影响俄罗斯的国家形象;2013年印度屡次发生性侵外国女游客的事件, 使新德里背负了“强奸之都”的恶名。

三、旅游通过国际关系影响政治的若干特点

在政治议题的设置和去除面前, 旅游具有工具特性, 而不是服务于人的本身需求。在设置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和解构的议程上, 旅游始终带有手段的色彩。具体而言, 旅游影响合法性的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 隐蔽性

旅游对政治的影响通常是润物细无声的。多数人对于旅游的关注, 通常关注其乐趣和美学的一面, 而对于隐藏在表象之后的工具特征, 却较少去论及。

(二) 间接性

旅游对政治合法性发挥影响, 通常是一种间接的渠道, 即要通过中介来对政治发挥作用。例如, 一个国家的旅游设施糟糕, 是通过影响旅游者的政治观感从而通过人们的政治参与来影响合法性的。

(三) 长期性

旅游的本性是文化, 文化对政治的建构或解构, 通常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影响通常难以度量, 只有通过长时段的积累, 才能彰显并为观察者所了解。较为清晰的案例能够被媒体所报道, 通常是某个特殊事件的激发和促动。

(四) 混合性

旅游既体现了个体对于某种景观的感受, 也带有集体聚合的特性。既有作为国际政治特殊个体的政治家、知名记者、著名知识分子通过发挥职业影响力来对目的国的政治合法性产生影响, 也会通过旅游者的群体性活动或特殊性质的活动来参与政治。

(五) 差异性

旅游在不同的个体身份对政治发挥的效力也是不同的。例如, 一个普通旅游者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参观瑞典的感受, 与一个国家参与直接大政方针的政治家参观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对政治的影响是显著不同的。旅游交流产生的政治对比, 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宣传, 也足以破坏一个政权原有的意识形态自信。

四、旅游与政治关系的启迪

旅游人通常是一种工具, 而不是政治的目的。但是政治的最高尚目的, 却是使每个公民获得不加入目的性的自由旅游。

一方面, 旅游在国际政治中容易成为隐形的国家间较量的手段。旅游的目标是传达一种正面的信息, 这个信息通常是被人为塑造好的。旅游公共外交的本质是通过美的事物改变或巩固人对国际关系本体的印象, 从而改变世界观, 是旅游设置者隐性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桃花源记》传递的是一种积极的理想主义信息, 是一种世界观。格瓦拉就是青年时代去美洲旅行, 看到贫苦人的疾苦才决心投身革命的。

另一方面, 在国内政治中, 到境外旅行也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这一点重在沟通信息, 还原真相。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两地人民的相互旅游、探亲开放之后, 两地人民的相互了解加深, 能够大大促进两地的和平统一。

气象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篇8

关键词：气象；国家政治；关系

1 气象与国家政治关系研究简介

1.1 气象与国家政治关系的提出

恩格斯曾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气象资源是人类农耕文明时期的基础性自然资源，由于这种资源分布具有季节性和灾变性的特点，人们既要认识这种资源利用的季节特点，又要掌握这种资源的一些灾变规律。而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出现在产生阶级对立和产生国家的时候，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特别是气象灾害对政治的影响比较复杂。因此，社会学研究社会生活规律应当包括研究人类政治活动与自然气象相互联系的规律。气象与国家政治的研究，就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研究气象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并认识其规律，以指导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协调人与气象环境和气象资源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2 气象与中国政治关系的研究历史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古代农业问题就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政治.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而农业又受制于气象变化，因此气象一直受到古代政治的重视。早在东周时期形成的《月令》中，就提出了按季节施行政令的办法，把不违农时当作一件政令大事，如“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管子》说：“天时不祥，则有旱灾；地适不宜，则有饥馑；人适不顺，则有祸乱”。战国时期孟子从政治的高度提出了不违背气象规律，国计民生就有可靠保证，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关于气象灾害与国家政治兴亡，中国古代也早已经有过研究，如《国语·周语》一“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篇日：“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山崩川竭，亡之征也”。根据伯阳的预见，果然在那一年泾、渭、洛三川涸竭，第十一年西周灭亡东迁。

1.3 气象与我国政治关系的近代研究

气象灾害与社会政治稳定的关系研究，是我国近现代社会学者研究的重要选题。1937年，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出版，这是一部主要研究气象灾害与社会经济生产，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关系的专著，著者充分研讨了中国历代的“治荒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气象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泛，形成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有许多成果更加突现了气象环境、气象资源和气候变化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

2 气象与国家政治行为

2.1 气象与政治的联系

政治现象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社会力，而且诸多自然力都可能对政治造成影响，与其他自然力对社会政治可能造成的影响比较，气象灾害对政治的影响具有经常性、重复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因此，政治对气象也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能动反映。气象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发生，是社会力和自然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气象现象被人类政治生活所反映，这种反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为了利用政治力量抗御气象灾害、利用气象资源和保护气象环境的自觉行动。人类在处理自身与自然气象的关系中，逐步认识到既要依靠个体力量，更需依赖集体力量。特别在国家出现以后，人类学会了运用政治力量开展与自然气象灾害作斗争。气象与政治的关系就这样联系起来了，特别是防御气象灾害，实施气象灾害救助就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国家政治任务。但人类社会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各个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气象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会有很大差异。

气象作为一种自然经济资源，尽管分布极其广泛，人们都有平等享受利用气象自然资源的权利。但是，气象环境、气象资源的享有始终与一定的地理和空间相联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争雨水资源、争光照资源、争有利气象条件空间、争空中云水资源、或因人为原因造成局部气象环境恶化等而引发各种纠纷，调整这些社会关系需要国家制定相关法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涉及气象资源、环境的社会活动大量增加，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和法律纠纷明显增加。近20年来，国际主权国家之间因大气环境状况恶化，国际政治矛盾也因全球气候环境恶化而发生冲突。由此，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上升为重大国际政治问题。

2.2 气象灾害与国家政治行动

气象变化和气象灾害涉及到国计民生，我国历代都非常重视气象防灾工程建设。根据《史记一河渠书》记载，“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这说明在国家刚刚形成的初期，防灾治水就受到高度重视，由此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气象防灾抗灾的历史。

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条件下，采取工程措施防御气象灾害，必须依靠国家力量，是国家利用政治力量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采取工程类预防措施以抗御气象灾害，先后兴建了许多著名的气象防灾抗灾建设工程。早在战国时期，先后修建了漳水十二渠，据《史记一河渠书》记载有“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的事迹；修建了都江堰，《华阳国志一蜀志》说，都江堰建成以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府也”；还修建有郑国渠、白起渠等许多重要防灾抗灾水利工程，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灵渠、郑国渠、坎儿井等经过历代修整，直到今天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把水利建设视为农业命脉，把稳定发展农业作为基本国策，因此组织兴建了许多防御气象灾害的水利工程。根据统计，到2000年底，全国累计新建、整修和加固堤防27万多公里，兴建大中小型水库8.5万余座，有效灌区面积达到2449万公顷，初步形成了大江大河大湖的防洪排涝工程体系，有效地控制了常遇洪水，多次战胜了大洪水和特大洪水，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确保了黄河50多年的渡汛平安。开展了七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和一大批防洪、水资源和水土保持等专业规划，有效地指导了全国水利建设。

3 进一步完善国家气象防灾措施的建议

3.1 目前我国气象防灾存在的不足

我国是一个气象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家，特别是洪涝、旱灾每年都有发生。虽抗灾取得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不足：第一，社会气象灾害防御的思想意识还不强，组织合作上还比较弱化，没有形成社会合力。第二，气象部门对各种气象灾害的监测和预警预报能力以及应急反应能力还比较薄弱。第三，社会公众气象信息发布能力还不强，对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气象信息接收仍然存在着传递信息慢、覆盖范围窄的问题。第四，气象防灾减灾法规和标准化体系还不够健全。

3.2 完善国家气象防灾措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