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融资发展经济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地方政府融资发展经济的国际经验与启示（精选8篇）

地方政府融资发展经济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篇1

2011年08月03日 10:11:47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

【字号 大 中 小】 【收藏】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

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地方政府以城市投资公司、政府指定企业等借款人为主体的融资平台运作模式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今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也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焦点集中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增长的数量与负债规模，以及部分融资平台盈利能力薄弱、规范性管理匮乏是否积累了大量偿债风险等问题。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扩张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委也陆续出台了调查、审计、整改等监管措施。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伴随着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应运而生，其发展速度、规模、问题累积确已达到总结、完善、创新的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始终脱离不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世界范围内经济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负债融资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对规范发展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地方政府通过主动负债发展经济的模式与经验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地方政府的负债融资模式主要有两种：发行市政债券和依托平台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在中国现行的投融资体制下，关于发行市政债券的讨论历时已久，前不久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公开表示可择机发行市政债。市政债的通行政策和发行经验已经很成熟，本文不再熬述。且只先针对近年逐渐增长的融资平台问题介绍日本、加拿大、巴西等国的融资经验。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以行政控制为主，通过严格的地方政府债务计划与协议审批制度实现地方政府债务精细化管理。

（一）负债融资主体分类

1．地方公营企业。是地方政府以增进居民福利为目的而经营的企业。虽被称作“企业”，但其本身具有三大特征：首先，地方公营企业实际上是地方政府直接经营的“事业”。地方公营企业不具有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法人资格。但与一般政府部门适用于“一般会计”不同，地方公营企业适用于“特别会计”。其次，地方公营企业本身具有企业性质，是在独立核算原则下的独立的经营机构，其业务性质与一般行政事务有着很大差异。最后，成立地方公营企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地方公营企业的经济活动来直接提高居民的福利。

2．独立行政法人。是根据2003年7月出台的《地方独立行政法人法》而设立、由地方政府全额出资的法人。与地方公营企业不同，“独立行政法人”拥有与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法人资格，用以承担事务或事业，目的是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

3．地方三公社。是依据相关法律由地方政府全额出资设立的独立法人。主要包括：第一，地方住宅供给公社。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是基于1965年6月颁布的《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法》、由地方政府全额出资设立的法人，设立的主体限制为都道府县（省级政府）或人口在50万人以上的“政令指定都市”（相当于计划单列城市）。设立这类公社的目的是，作为国家与地方政府住宅政策的重要一环，在住宅不足比较明显的地区提供公有住宅。第二，地方道路公社。地方道路公社是基于1970年5月颁布的《地方道路公社法》、由地方政府全额出资设立的法人。设立这类公社的目的是用以吸引民间资金（指银行贷款）、进一步推进收费公路的建设。设立的主体限定为都道府县或人口在50万人以上的“政令指定都市”。第三，土地开发公社。土地开发公社是基于1972年6月颁布的《关于推进扩大公有土地的法律》，由地方政府全额出资设立的法人。设立这类公社原来的目的是，为了在地价上涨过程中比较容易地获取土地，代替需经议会表决通过的地方政府来灵活地先行拿地。

4．第三部门。在日本，将民间企业称为“第一部门”，将公共企业称为“第二部门”，而将官民共同出资兴办的企业称为“第三部门”。所谓“第三部门”是由地方政府出资，同时又相对独立于地方政府的企业。“第三部门”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与公社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有民间资本出资。通常地方政府的出资或资助在25％以上。根据法人性质不同，“第三部门”又可分为“民法法人”（或“公益法人”）和“商法法人”（包括“公司法法人”）。值得注意的是，当使用“第三部门等”的概念时，其实是指包括了“地方三公社”在内的“广义的第三部门”。民法法人主要以教育文化、社会福利、医疗保健为多。商法法人所经营的业务范围甚广，涉及观光休闲、农林水产、工商业、道路运输等诸多领域。

（二）资金来源与用途

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公营企业金融公库、银行和其他资金等。中央政府资金主要包括资金运用部和简易人寿保险资金两类，其中，资金运用部的资金来源为邮政储蓄资金及厚生年金、国民年金等中央事业类特别会计的积累基金和结余资金等；简易人寿保险的资金来源是邮政部门利用邮局网点开展简易人寿保险制度的闲置资金。公营企业金融公库资金是专门针对地方公营企业提供的融资资金。银行资金主要是日本城市银行（都市银行）、地方银行、长期信用银行的贷款资金。其他资金主要包括共济协会、保险公司及其他公司等的资金。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据看，中央政府资金始终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一半左右，如果加上实际属于财政投融资资金的公营企业金融公库资金，中央政府提供的地方政府债务占65%左右。1999年以来，日本政府开始改革财政投融资计划，受其影响，地方政府新增债务中，来源于中央政府资金的份额逐年下降，已经从1999年的45.37%下降到2004年的32.03%。如果加上公营企业金融公库资金，中央政府提的地方政府债务份额，则从1999年的55.52%下降到2004年的41.26%。

资金用途。主要用于建设性支出，不能用于经常性支出。具体用途包括：（1）交通、煤气、上下水道事业及其他地方公用团体经营的企业所需经费；（2）对地方公营企业提供的资本金和贷款；（3）地方政府债务转期；（4）抗灾应急、灾后恢复以及灾害赈济事业费；（5）公共设施建设事业费或这些设施的用地费用。此外，必要时可以通过制定特例法来决定发行其他事业地方政府债务。近年来，地方借款更多地用于协助财政政策的实施。

（三）风险控制

计划管理。日本对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实行计划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中央政府（主要由大藏省和自治省）每年都编制地方政府债务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发行总额、用途、各种发行方式的发债额。地方政府债务计划只作为参考资料提交国会，不属于国会审决议对象，因而没有法律依据，无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由于它是大藏大臣与自治大臣协商制定，并且规定了中央政府认购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及地方政府债务的具体用途，自治大臣在审批各地方政府的发债申请时，以该计划为依据。

审批制度。日本对各地方政府举债实行严格的协议审批制度，以控制债务规模。《地方自治法》第250条规定：现阶段地方公共团体在地方政府债务的发行方式、利率、偿还方式等方面，必须获得自治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的许可，其具体程序为：地方政府要求发行债券时，要事先向自治省申报，提出所要发展的建设项目、资金来源和需要发债的额度。自治省审查后，将各地的发债计划进行汇总，在同大藏省协商后，统一下达分地区的发债额度。如果发行公募债券，在得到地方议会及自治大臣的认可后，由大藏省、自治省、受托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召开会议，联合决定每月发行总额及分地区发行额。自治大臣与大藏大臣审批地方政府借债的重点是确定当年不批准发债或限制发债的地方政府名单。

确定依据一般有：（1）对于不按时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本金、或发现以前通过明显不符事实的申请获准发债的地方政府，不批准发债；（2）债务依存度（债务余额/一般财政支出）在20%-30%之间的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30%以上的地方政府不得发行一般事业债券；（3）规定当年地方税的征税率不足90%或赛马收入较多的地方政府发债；（4）严格限制有财政赤字的地方政府和出现亏损的公营企业发债等。

实行地方政府债务审批制度的目的在于：（1）防止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确保地方财政健康运行；（2）防止资金过分倾斜富裕地区，确保资金合理分配；(3)统一协调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间资金的供求关系等。

审计监督。日本审计机构主要由国家会计检察院和地方监察委员会构成。会计检察院是日本的最高审计机关，属于国家行政序列，但独立于内阁，不受政府干涉，负责对中央收支决算及法律上规定的会计事项进行审计监督；地方监察委员会负责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及行政行为进行审计监督，对每一审计对象，监察委员会分别出具一份审计报告，直接提交给国会或委托审计的政府部门。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监察委员会通常不会直接作出处理，而是提出改进措施或意见，建议管理部门实施处罚。实际上，监察委员会所提建议一般很受重视。

日本地方政府融资发展经济不论在融资方式、主体，还是在风险监控、审查监督方面都与我国现状存在趋同，其中有些做法有积极借鉴意义。除此之外，加拿大、巴西的做法也可借鉴。

加拿大地方政府主要融资渠道有：（1）政府每年在财政收入中（如土地出让费）单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2）可以由独立的国营集团借贷，如电力公司，偿还期为20年。

巴西地方政府借款限制。过去的几十年中，巴西经历了三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给中央政府造成了很大损失。在1998年债务危机后，参议院通过了78号法案，加强了对地方借款的监督和控制。主要规定有：（1）地方政府不允许从其所有的企业和供应商借款；（2）借款额必须小于资本性预算的规模；（3）新的借款不得超过经常性净收入的18%，偿债成本不得超过经常性净收入的13%，债务总额必须低于经常性净收入的200%；（4）政府签发的担保余额必须低于经常性净收入的25%；（5）除展期外，禁止发行新的债券。

1999年9月，巴西金融管理委员会颁布了2653号规定，对地方政府向银行借款实行了一系列具体限制，主要包括：（1）授权中央银行以监管者身份控制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的贷款；（2）授权中央银行具体执行78号法案中关于对地方政府借款监控的条款。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创新中规范发展

考虑到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和金融体系的特点及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国际经验为启示，规范发展现有融资平台，新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该具备以下特征或功能:

（一）充实资本金，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集融资、投资、建设、运营及资本运作为一体，而不仅是地方政府融资的窗口。通过整合地方政府优质资源，将经营性资源、优质资产以及未来需要资金推动的投资项目全部划拨进平台公司，以此充实资本金。平台公司拥有了质量良好的资产和稳定的现金流及利润来源，财务形象和未来预期良好，使其具备并提高募集资金和正常运营的能力。

（二）规范、明确与地方政府关系

针对目前平台公司责任人不明、运行不规范等问题，平台公司应更加专注于专业化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而政府或者政府的特设机构作为出资人负责制定国有资产战略调整方案和进行国有资产监管，而不以行政手段干预平台公司的实际运作，实现“裁判员”和“运动员”职责的分开。

同时，在积极整合地方政府各类资产和负债、研究构建地方政府模拟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改变部分平台以地方财政资金直接偿还银行贷款的做法，变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银政关系，为地方政府对平台的出资关系和平台与银行之间的银企关系，使法律关系更加清晰、明确。地方财政不再为投融资平台公司提供担保，也不再替平台公司偿还银行贷款，而是将这部分财政资金作为资本金，定期定额注入到平台公司，以此充实资本金及现金流，从而变财政还款为财政注资，以此提高平台公司自身的现金流与还款能力，同时落实土地抵押、股权质押等担保措施，实现在符合《预算法》、《担保法》、《公司法》等现行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以市场化机制来运作该融资平台。

积极研究构建省市县平台之间的股权纽带关系，将省级政府对市县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由原来的拨款关系转为注资关系（投资与被投资关系），使县级平台在发展初期就可获得外部注资现金流，从而可间接做大做强县级平台。

（三）采取主银行贷款制

由银行业监管部门组织协调，根据平台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及已有的贷款来源和规模，确定融资平台贷款的主办银行以及银团贷款的牵头银行，这样可有效解决由银行间的不正当竞争而引发的多头授信、管理失控等问题。

（四）融资渠道多样化

新型平台公司不仅要继续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对接与合作，而且可运用企业债券、中期票据、信托计划、产业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登陆资本市场等多种方式实现融资，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新型平台更加注重社会民间资本的作用，通过政策优惠、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注资入股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或参与平台公司的具体项目。

地方政府融资发展经济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篇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与民生相关的科教文卫、农田水利、保障房建设等公共基础项目也不断发展, 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据审计署公报显示, 至2013年底, 地方政府负偿还责任债务10.89万亿元, 负担保责任债务2.67万亿元, 可能承担救助责任债务4.34万亿元, 因此, 如何有效解决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成为一大难题, 面对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 创新地方政府融资的方式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地方政府融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权限获批之前, 我国地方政府一般通过卖地或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 但都不能解决地方政府对资金的大量需求。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 为了配合4万亿元项目建设资金的地方配套资金的需求, 中央启动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联合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银监发[2009]92号文) , 致使融资平台可以从银行获取大量贷款, 进一步加大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潜在风险。自2010年欧债危机以来, 地方政府债务增速过快, 在中国经济面临通胀压力的情况下,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2010]19号文) , 为预防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提出了许多改进措施。目前, 地方政府获取资金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 规范的直接融资。主要是中央政府规定的国外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债转贷等。 (2) 通过融资平台融资。目前, 融资平台已进入高风险阶段, 据银监会统计显示, 至2009年上半年末,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平均债务率已达到97.8%, 少数平台公司的债务率已达到200%。地方政府债务按保守数字估计4万亿元, 年利率5%计算, 每年需支付的利息就高达2 000亿元之多。 (3) 通过卖地获得资金。目前, 国家保障房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 房产调控政策日益严厉, 土地财政很难保证其持续性。由于缺乏统筹规范的管理, 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总体来说, 目前地方融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 地方政府融资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 地方政府在法律上不具有融资权,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在法律约束方面几乎是空白, 而且地方政府也无权通过新设税种、调增税率的方式增收。

(二) 地方政府融资缺乏相应的规划

我国地方政府融资缺乏相应的规划, 在融资过程中, 为了达到融资目的而采取非正规或变通手段, 导致地方政府负债过度。2008年金融危机后, 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 融资平台大量涌现, 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不断高涨, 融资风险也不断加大。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考核, 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期限短、见效快的面子工程上, 使得地方政府投资缺乏效率。

(三) 地方政府融资缺乏相应的监督与管理

我国地方政府的融资效益考评体系不健全, 对于融资决策及资金使用效益与风险控制没有一套完善的追责制度。地方政府通常以事权、财权不对等为由向中央政府申请转移支付或再贷款的方式解决问题, 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举债过度, 加大道德风险的产生。

(四) 地方政府融资缺乏相应的预警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融资缺乏相应的预警机制, 导致融资过程中的风险难以控制, 各种间接的非常规及变通融资方式蕴藏着相当的或有负债风险, 融资平台的参差不齐不仅加大监管难度, 而且风险也变得难以预测。对于大量游离于财政预算之外的资金, 对其风险监测更是难上加难。

三、地方政府融资的国际比较

(一) 波兰地方政府融资特点

很多国家在从集权制向分权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 会带来地方政府融资的巨额债务无法偿还的问题, 但波兰在地方政府融资过程中, 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体制及行为规范要求最为严格, 因而波兰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康度最高, 是中欧地区经济转型的典范。波兰对地方政府监督体制及行为规范要求的经验:

1. 波兰建立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制度。

国家财政财务管理的基本大法———《公共财政法》管理政府的预算编制、执行及控制, 全部年收入必须在国家总预算中进行汇总, 年收入不得被分流, 预算一年一定, 中央财政拨款在年末时失效, 预算支出分成经常性、资本性及负债偿付三部分。

2. 波兰建立限制地方政府债务总量制度。

地方政府负债的流量与存量受到限制, 财务担保额与年度偿债额不得超过税收收入的15%, 累计未偿负债总额不得超过该区税收总收入的60%;另外, 地方政府举借外债受到限制, 如果国家总举债 (包含担保) 超过GDP的50%, 那么将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借新债。

3. 波兰建立地方政府财政公开透明制度。

波兰地方政府年度预算必须公开刊登, 公布下一年度的收支信息及投资规划信息, 地方政府具有自己的预算管理委员会及财务分析单位, 财务分析单位更新预算实施的相关信息, 预算委员会向上一级提供预算实施报告。地方政府每季向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和16省会计局报告, 以确保地方政府财政管理及预算编制合法。

4. 波兰建立地方政府融资的信用评级制度。

波兰加入欧盟以后, 其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相关法规与欧盟基本一致, 波兰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也采用模仿欧洲财政法模式的国家, 采用BIS比率对地区信贷风险进行评价, 因此, BIS比率在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 法国地方政府融资特点

法国地方政府收入主要来自国家拨款、发行长期债券、城市规划税和开发税、地方税收、经营开发与分摊税、私人机构投资、企业投资、保险公司及老年保险等基金投资。法国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特点就是明确分工各级政府的责任, 特许经营权的授予由政府掌控, 另外,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可以采取租赁的方式建设。

(三) 美国地方政府融资特点

美国地方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使用者收费、财产税及市政债券的发行收入, 由于预算不足, 资金缺口很大, 美国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券募集社会资金, 主要通过债券银行, 把众多的小型贷款组合成一定规模, 使其满足当地信用市场并易于销售, 不仅具有规模效应降低成本, 还能为增信措施的应用提供依据。

(四) 加拿大地方政府融资特点

1.加拿大建立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每年都会从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费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2.加拿大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借贷, 也可以由国营集团借贷, 还可以由私营公司借贷以及开发商自行筹款开发等。

总之, 加拿大地方政府融资特点主要是把城建资金来源与房地产融资有效结合起来, 以完善房地产增值制度。通过不同融资方式的创新, 极大调动人民群众对公共事业的关注, 并吸引大量社会闲散资金, 降低融资成本, 促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良性发展。

(五) 日本地方政府融资特点

1.日本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地方政府具有融资的权限, 例如日本的《财政法》、《地方财政法》、《地方自治法》等对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资金用途进行明确规定, 并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融资规模进行控制, 对地方政府融资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

2.日本不仅设立专门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实施监管, 还接受社会第三方评级公司、中介机构的监督, 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

四、国际经验对中国地方政府融资的启示

(一) 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规范地方政府融资体制

稳定的地方政府税收及中央政府转移拨款是地方政府进行举债的前提, 而严格的地方政府融资规范是地方政府融资的健康保证之一。该规范体制应包含融资目的、严格审批制度、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提供担保以及建立登记、披露、审计制度等。

(二) 重组融资平台, 地方政府统筹规划融资

通过对融资平台的规范化管理, 关闭一些盈利能力差、管理不规范的融资平台, 从公司的治理、内控、运营到风险补偿等多角度择优培育基础设施融资平台, 实施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等融资的统筹管理, 解决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监管问题, 达到提高政府投资与建设效率的目的。

(三) 预算管理地方债, 加强财政预算管理

加强对地方债务的切实管理, 将地方政府的各类债务性融资纳入预算管理, 实现债务总规模的有效控制, 避免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产生。

(四) 创新项目融资模式, 拓宽融资渠道

地方政府承担了城市的主要基础设施建设, 但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民营资本的进入受到了一定的约束, 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又具有超前性, 不能等到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再筹资建设, 因此, 通过引入PPP等融资模式, 利用民营企业在人员、资金、管理及技术设备方面的优势, 来实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也可以培育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采取发行债券、短期融资券等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扩大地方政府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风险。

参考文献

[1] .马静婷, 王淑梅.国外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商业会计, 2010, (3) .

地方政府融资发展经济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篇3

【关键词】国际融资租赁；交易费用；一带一路；制度经济学

根据《国际融资租赁公约》第1条的规定，融资租赁交易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要求与供货商订立供应协议，依此协议，出租人将取得符合承租人要求的租赁物；同时与承租人订立租赁协议，依此协议，承租人以支付租金为条件，取得租赁物的使用权。

一、国际融资租赁

国际融资租赁是含有国际因素的融资租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国际融资租赁指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从事的跨国性融资租赁。广义的国际融资租赁是指上述跨国性融资租赁和国际性间接租赁的合称，包括一国融资租赁公司通过其海外的下属法人企业与其下属企业所在的东道国承租人之间从事的融资租赁。我国目前有关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国际融资租赁采取广义立场。

當前，站在我国经济转型关口，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金融产业，推动实体经济，促进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企业“走出去”日益受到关注。与其他金融工具相比，国际融资租赁集国际融资和国际融物于一体，在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布局中优势明显。

二、国际融资租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新制度经济学

在科斯看来，新制度经济学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科斯指出：“交易成本依赖于一国的制度，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教育文化等诸方面的制度。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这正是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家所给出的重要结论。”交易费用和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在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不可能在零成本的情况下达成，这是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交易费用的存在增加了市场机制的运行成本，降低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马修斯认为交易费用不同于生产费用，可以将交易成本看作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执行合同所花费的费用，交易费用是履行合同所花费的费用。通过学习、选择或创造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发生。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事实上它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学者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科斯认为：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前提是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人们之间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力。界定产权，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做什么，然后通过权利的交易达到社会总产品最大化的目标。

（二）新制度经济学下的国际融资租赁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及其研究方法为国际融资租赁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解释工具：交易费用范式和产权分析。

仿照物理学的摩擦力理论，可以将交易成本分为静止成本和运动成本，其中静止成本为达成交易或者启动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可以称为启动成本；运动成本为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可以称为执行成本。国际融资租赁作为国际多方参与的交易方式，在能否有效降低交易总成本上，视不同区域、时间和交易对象而定。尽管如此，在降低启动成本、促进初始交易上，国际融资租赁的效应明显。

产权具有可明确性、专有性、可操作性和可转让性等属性，这使国际融资租赁交易的发生成为可能。产权理论认为，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益报酬结构。在多方收益结构下，国际融资租赁交易各方被赋予不同的产权安排，从而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租赁物的使用效率，实现承租人、出租人、供货商以及其他交易方的共赢。

著名的国际融资租赁专家阿曼波提出融资租赁的四大支柱：法律法规、会计处理、税收政策、政府监管。这四大支柱构成国际融资租赁的基础制度安排。如上文分析，交易成本不仅包括启动成本，还包括执行成本，交易各方在低启动成本的吸引下，参与到国际融资租赁交易中。不过要使交易各方持续利用国际融资租赁的方式进行交易，还要降低交易的执行成本。在国际融资租赁交易中，交易各方不仅包括出租人、承租人和供货商等，还包括转租人、保险人等交易主体，同时交易还涉及所得税、折旧、关税、汇率等，交易复杂，法律法规、会计处理、税收政策、政府监督等制度安排对执行成本高低的影响明显。

从欧美日等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来看，各国国际融资租赁在法律法规、会计处理、税收政策、政府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为本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保障。总体来看，欧美日等国家的国际融资租赁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三、欧美日国际融资租赁可鉴经验

在促进本国国际融资租赁业的不断发展中，欧美日等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度安排，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对于欧美日等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长期形成的制度安排上的可取之处，我国可以也应该“拿来”借鉴参考。

（一）法律法规

统一、规范的法律法规制度是国际融资租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约束国际融资租赁交易各方行为、保障各方合法权益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作为前提。世界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都有完善的民法、商法、税法等体系，以此应对国际融资租赁所涉各种法律纠纷。

第一，在是否单独立法上，大陆法系的德国并未对融资租赁单独立法，融资租赁受《民法典》支配。除《民法典》以外，《信贷业法》、《环境责任法》、《破产法》等也有融资租赁的相关规定，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英美法系的美国也没有制定专门针对融资租赁的法律。与德国、美国不同，芬兰将转移所有权的租赁交易成为“租购”，并颁布《芬兰租购法案》，俄罗斯于1998年出台专门融资租赁法。

nlc202309081112

第二，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上，美國与融资租赁相关的法律法规散见于个别法律中。税收政策参考《投资税负减免法》、《经济复兴税法》，会计处理适用《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3号：租赁会计》。此外，政府部门及法院的法律与规定、解释和判例也对融资租赁业务产生影响，如《资产折旧年限法》、《经济复苏和税收法》等。

第三，在国际融资租赁法律法规统一上，《国际融资租赁公约》综合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租期届满后处置租赁物的相关规定。不过，公约回避了两个法系在最终优惠选择权上的争议。大陆法系给予承租人可以在租期届满后优惠购买租赁物的权利，但是英美法系则将该项优惠权利作为区分融资租赁与实际租赁、分期付款买卖、贷款等其他安排的依据。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有关国际公约要求各国对融资租赁合同进行符合国际标准的立法规范，但这并不是督促各国对融资租赁制定符合统一要求的管理和监督法律法规。

（二）会计处理

国际上，融资租赁会计制度呈现逐渐统一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原则，并加入致力于统一国际会计制度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当然，一些国家仍保持“形式重于实质”的会计观念，如捷克、意大利、巴西等。

第一，在融资租赁认定上，英国1987年颁布《租赁及租购交易会计标准——21》，对融资租赁从税收及会计准则角度加以定义和规范。美国会计准则较为具体、量化，如规定：融资租赁租赁期大于或等于租赁资产使用年限的75%，最低租赁付款额大于或等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90%。

第二，在会计处理基础上，1971年和1975年，德国财政部制定了两个针对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确定按“经济所有权”归属来确定会计处理基础的规定。德国融资租赁合同分为全面摊消和部分摊消合同，在全面摊消合同中，包括资产购买、管理等费用在内的全部成本可在首次租赁期间全部摊消；在部分摊消合同中，首次租赁期内仅摊消租赁货物购买成本的一部分。

第三，在国际会计准则变化上，2010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征求意见稿——租赁》，对有关租赁的确认原则、计量方法、列示项目和披露信息等内容进行了规范，其目的是确保租赁引起的所有资产和负债能够在财务报表中得到确认。

第四，在国际融资租赁促进上，俄罗斯允许融资租赁企业计提准备金，并可税前扣除，计提标准比照金融机构呆账准备金。在进行跨境融资租赁时，入境租赁物以每期缴纳的租金为税基，分期缴纳租赁物进口环节的税收。同时，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协商确定租赁物记在一方的资产负债表名下，不过银行类的融资租赁公司要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记账。

（三）税收政策

国际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国家的税收支持，纵观世界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历程，通过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产业发展较为普遍。

第一，投资税收减免。1962年，美国税法开始执行投资税收减免，出租人可以从应纳税的收入中抵免设备投资的部分支出。《投资税扣除法》规定，出租人对其用于租赁的设备投资可以按10%折扣税款。1970年，英国实施“第一年减税”的投资税收抵免制度，并根据形势调节投资减税税率。日本政府出台投资减税制度，针对IT设备、机器装置等不同设备实行不同的减税额度。德国规定企业使用一年期以上贷款需要缴纳长期债务利息税，但是以融资租赁方式获得资产不需要缴纳该税。

第二，加速折旧。美国税法规定，融资租赁的期限比法定折旧年限短10%～25%，并允许在租期内足额折旧，同时租赁公司对出租设备进行计提折旧时可以在直线折旧法、双倍余额折旧法与150%折旧法中进行选择。日本税法规定，租期一般为设备年限的60%～70%。俄罗斯允许融资租赁资产以低于正常折旧年限三倍的速度加速折旧。

第三，其他税收政策。一是租金税前扣除。在美国，采取“真实租赁”的承租人，可以将总成本在缴纳所得税之前扣除。在日本，承租人可将租赁合同中一般为合同额60%的金额的7%用来扣除税款；二是呆账准备金制度。在美国，出租人可以自定呆账准备金比率并自主提取，损失部分可以免税；三是对杠杆租赁的特别规定。美国税法规定贷款利息可以在税前作为财务费用列支，出租人相对减少所得税支出，可以选择通过降低租金的形式使承租人分享该优惠。

此外，在流转税上，芬兰、俄罗斯、瑞士等都有增值税抵扣政策，即以租金收入扣除租赁设备的购买成本和相关价外费用后的差额计征增值税，还可以按货物每期缴纳的租金为税基，分别缴纳进口环节的税收。

（四）政府监管

在国际融资租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监管是重点，也是难点，重点体现在能否进行有效监管关系到行业的发展，难点体现在在监管到什么程度、遵循何种原则等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世界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在充分考虑本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基础上，选择、采取了适合本国的监管模式。

第一，市场调控模式，即不监管模式。以美国为例，融资租赁市场完全开放，基本没有政府监管，国际融资租赁交易中涉及的贸易、税收、信贷和债券发行等事项由相关部门按照规定进行监管。英国将融资租赁视为一般交易，是委托契约的一种形式，受普通商业合同法的调整，其对融资租赁实行类似于美国的不监管模式，但英国融资租赁协会发挥一定作用。

第二，适度监管模式。适度监管介于不监管和严格监管之间，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德国政府监管部门主要通过监管融资租赁公司股东中的金融机构来实现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此外银行类的融资租赁公司依法接受监管，没有银行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不接受监管。日本的政府监管类似于德国，对有银行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实施严格监管，对一般融资租赁公司很少限制，不过日本有租赁事业协会，以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

第三，严格监管模式。融资租赁在法国等国家被视为信贷委托或担保贷款的金融业务，具有一定金融衍生产品的属性，融资租赁机构的设立、经营活动的开展等都受到金融法规的严格管制，此外相关部门还对融资租赁的信贷、风险等进行严格监管。

地方政府融资发展经济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篇4

一、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信用管理经验发达国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方面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各国国情和立法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以美国为代表，一种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

（一）美国的做法美国是世界信用交易额最高的国家，也是信用管理行业最发达的国家。因此，对美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框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成熟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基本状况。1．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二战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信用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伴随着信用交易的增长和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征信数据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诸如公平授信、正确报告消费者信用状况、诚实放贷等问题，其中特别敏感的是保护消费者隐私权问题。鉴于信用市场的发展状况，有关方面对国会出台信用管理相关法律提出了强烈要求，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在原有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订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美国基本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框架是以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其中一项被称之为“信用控制法（Credit Control Act）”的法律在80年代被终止使用。其他和信用行业比较密切的法律包括：平等信用机会法（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 Act）、公平信用结帐法（Fair Credit Billing Act）、诚实租借法（Truth in Lending Act）、信用卡发行法（Credit Card Issuance Act）、公平信用和贷记卡公开法（Fair Credit and Charge Card Disclosure Act）、电子资金转帐法（Electronic Fund Transfer Act）、储蓄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Garn-St 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 Act）、银行平等竞争法（Competitive Equality Banking Act）、房屋抵押公开法（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房屋贷款人保～（Home Equity Loan Consumer protection Act）、金融机构改革－恢复－执行法（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Recovery,and Enforcement Act）、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信用修复机构法（Credit Repair Organization Act）、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ey Act）等。上述法案，构成了美国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而且几乎每一项法律都随着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进行了若干次修改。在美国生效的与信用管理相关的基本法律中，直接规范的目标都集中在规范授信、平等授信、保护个人隐私等方面。因此，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房产、消费者资信调查、商账追收等行业受到了直接和明确的法律规范与约束，而对征信行业中企业资信调查和市场调查行业则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于1971年4月开始实施，是规范信用报告行业的基本法。该法所规范的主体是“消费者报告机构”和“消费者信用报告的使用者”。FCRA规定，消费者有权充分了解任何一家信用局对自己信用状况的评价及依据，消费者具有对不实负面信息的申诉权利。对于消费者资信调查机构，最重要的规范是限制了消费者资信调查报告使用和传播的范围。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取得自身的资信调查报告和复本，其他合法使用消费者资信调查报告的机构或个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否则即使当事人同意也属违法行为：(1)与信用交易有关；(2)为雇佣目的；(3)承做保险；(4)与合法业务需要有关；(5)奉法院的命令或有联邦大陪审团的传票。对于消费者资信调查报告中的负面信用信息，法律规定在指定的年限后，可以在资信调查机构的调查报告中予以删除。该法案对负面信用信息保存年限的规定是：破产记录保存年限为10年，其他信息（偷漏税和刑事诉讼记录等）保存7年。对信用状况判别的主要依据是一系列的信用信息记录，因此，建立有效的信用制度首先需要有充分客观的信用信息。美国的法律对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共享、特别是对有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这在《公平信用报告法》和《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等法律中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其中1999年《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的颁布，改变了对信息共享的要求，这将对信用行业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该项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向消费者告知它想同第三方共享的有关消费者的信用信息，让消费者决定该信息是否可以共享，如果在30天内，消费者没有表示不同意共享，则金融机构有权将消费者的信息同第三方共享或向第三方机构“出售”消费者的个人金融信息。《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的颁布，意味着信息共享的范围会比以前更广泛，效率也更高（以前金融机构的信息若同第三方共享，必须取得消费者的同意），但同时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共享范围也开始主要由消费者个人决定。2．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信用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完善的信用制度必须有健全的信用服务机构作为组织保障。美国有许多专门从事征信、信用评级、商账追收、信用管理等业务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个人资信服务领域，全国有1000多家当地或地区的信用局（credit bureau）为消费者服务，但这些信用局中的绝大多数或者附属于Equifax，Experian/TRW和Trans Union等3家全国最为主要的信用报告服务机构，或者与这3家公司保持业务上的联系，这3家公司都建有在全国范围内的数据库，包含超过1.7亿消费者的信用记录。信用局每年会提供5亿份以上的信用报告，典型的信用报告一般包括4部分内容：个人信息（如姓名、住址、社会保障号码、出生日期、工作状况）、信用历史、查询情况（放款人、保险人等其他机构的债务拖欠资料记录，以提高股东及会员的信贷风险管理能力。80年代末期，香港的金融业兴旺，信用贷款及信用卡市场迅速发展，香港资信有限公司的服务显得愈发重要，因此数家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相继入股该公司。到2000年底，该公司的资料库已有100多万份档案，每月平均提供38万份信贷资信报告。印度、泰国等国家信用中介机构的出现则是资本市场发展的迫切要求。在尼泊尔，重建信用信息局已作为尼泊尔金融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墨西哥，1994～1995年金融危机后，为增强金融系统运行的有效性，墨西哥政府向议会提交了《公平信用保障法》（Federal Credit Guarantee Law）的草案，此外，参议院通过了新的《公司破产法》（Corporate Bankruptcy Law），两部法案的颁布表明始于1995年的墨西哥银行系统的管制和法律框架的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目前，评级机构、信用局等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墨西哥金融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中央银行在信用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往往其商业银行系统所承担的信用风险最大，因此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都是由银行推动的。比如：泰国第一家资信评级机构——泰国评级和信息服务公司（TRIS）就是由泰国银行发起设立的；孟加拉国的信用信息局则是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而形成的。菲律宾信用信息局（CIBI）最初是由菲律宾中央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菲律宾金融学院在1982年联合建立，创立之初是作为一个非股份化、非盈利的公司。后来，政府赋予CIBI在金融系统中建立并维持一个有效的信用评价和监督制度的义务，于是该公司从1985年开始发布对当地公司的信用评级商业报告。1997年，CIBI将它的主要业务分为两个独立的公司——CIBI评级公司（现在称为菲律宾评级服务公司philippine Ratings Services Corp.）和CIBI信息公司，继续提供信用报告和在线数据服务。CIBI提供的信用信息包括公司信息和消费者信息两方面。其中，公司数据库的文件超过5万份，包含个人信息记录的数据库有15万条信用记录。印度等国家的信用中介机构也是在银行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在发展中国家，不仅信用信息局等信用中介机构是由（中央）银行发起设立的，而且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也多是由中央银行推动的。比如，印度中央银行工作组提出了信用信息局法案的草案，准备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扩大市场对信用评估的需求，在政策上也给予一定支持，有些国家甚至有强制性规定。例如，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规定公司债券的发行必须经过资信评级机构的评级，以提高债券透明度，增强投资者信心。

（三）市场中介机构的建立模式发展中国家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包括信用信息局和资信评级公司两类。其中，资信评级公司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增强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透明性，促进其健康发展。信用信息局的建立更多地是为了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在发展中国家，信用服务中介机构一般由银行发起设立，主要股东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业务主要包括信用评级、征信业务、咨询业务等。其中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服务通常是分开的，即由不同的机构运营。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信用中介机构同时提供企业资信和个人资信服务。信用中介机构一般采取公司制的运作模式，有的信用中介机构还成为上市公司（如印度信用评级信息服务公司CRISL）。随着本国市场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的信用中介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股权改造，引入更有实力的新股东，以增强自身实力。在信用中介机构建设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同国际上的大公司进行各种合作，或者允许这些公司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引进这些公司的管理和技术、进行战略合作或组建合资公司。比如，TRIS最初在发展其资信评级方法和管理模式方面得到标准普尔集团3年的技术支持；而在拓展新的债务工具的信用评级的知识和技巧方面、以及在发展对投资者的利率研究方面，TRIS与Fitch IBCA也有一个为期3年的战略伙伴协定。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信用中介机构在发展的初期也都同标准普尔等国际上的知名公司进行战略合作，有些中介机构还引入这些公司作为股东。同国际上大公司的合作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信用中介机构的技术、管理和服务水平，但由于征信信息的敏感性，国外公司在合资企业中所占的股份通常并不高。在信用中介机构的数量上，各国的做法有一定的区别，比如在资信评级（Credit Rating）行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资信评级机构的数量都不止一家。但在许多国家，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该国内只建立一家资信评级机构。

（四）注重信用管理的法律体系建设，但信用立法仍不完善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发展阶段所限，法律体系并不完善，有关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对缺乏，因此，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建立和完善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在一些国家，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就是依法设立的。比如，在斯里兰卡，信用信息局（CIB）是根据《斯里兰卡信用信息局法案》建立的，该机构的发起股份51％由货币委员会持有，30％被商业银行持有，其余的19％由其他的放款机构持有。该法案规定，除中央银行外的所有放款机构，有法定义务向信用信息局提供信息局希望搜集的任何信用信息。未按照信用信息局的要求提供信息将受到处罚。泰国则是在银行的推动下，逐步完善信用立法工作，1998～1999年，泰国银行家协会建立了信用局委员会，泰国银行（Bank of Thailand）起草了《信用局法案》，目前，《信用局法案》草案已被下议院批准，正在上议院讨论，2001年有望获得通过。而数据保～案（Draft Data protection Act）预计会在2002年获得通过。随着各项相关法案的相继颁布，泰国的监管框架已基本建立。尼泊尔的实践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在尼泊尔，由于没有法律条款约束银行不提供信用信息的行为，这使得信用信息局的工作缺乏效率，这也是为什么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尼泊尔已经有了10年的历史，但却始终处于初级阶段的原因。从各国的实践看，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难点并不在于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建立，也不在于

政府如何对信用行业进行有效管理，而在于相关法律法规比较缺乏。由于法律未对信用中介机构的权利与义务作出明确规定，这些机构在信息采集和使用等方面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不仅信息采集的全面性和连续性受到制约，而且信息使用的范围很可能引起法律争端。从各国的实践看，不论信用中介机构建立的时间长短，各国常常在法律方面面临相同的问题，这也是信用中介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与作用仍比较有限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此，目前各国都在推进有关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

（五）对信用行业的管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信用行业的管理一般都是依据一定的法律法规进行。在多数国家，金融监管～或中央银行常常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斯里兰卡，该国的信用信息局是根据议会通过的法案由中央银行发起设立的，中央银行的副行长担任信用信息局的主席，并派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参加信用信息局的董事会。由于各国信用行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信用信息局的核心资料主要来自银行等金融部门，因此对信用行业的管理通常由中央银行承担（特别是在信用管理的基本法律法规尚未建立的国家）。

三、对我国的启示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信用制度的过程有很大不同，但社会信用制度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从各国的经验看，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信用管理相关法律的建立与完善；二是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信用数据库的建立；三是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四是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管理。

（一）加快信用立法工作完备的信用管理法律体系是信用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的基础和必然要求。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信用立法工作是一个长期过程。从实践角度考虑，我国的信用立法工作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但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客观又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从两方面推进信用立法工作：一是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以比较完备的行政管理规定的形式颁布，尽早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奠定制度框架。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还有一个特点，即法律处于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先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也将为今后正式法律的出台积累经验。二是抓紧研究、率先出台与信用行业直接相关的基本法，如可先出台《信用报告法》，对信用行业的管理定下基本的制度框架，以促进信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二）加快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信用数据库的建立各国的经验表明，征信数据的采集和使用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各国都通过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一般来说，采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银行内的借贷信息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公开记录等，由于信用信息包括正面数据（positive data）和负面数据（negtive data）两部分，各国对共享信息的类型通常都有规定，一些国家限制正面信息的共享，比如在西班牙，信用信息局不能够共享正面数据，澳大利亚信用索引公司的运作仅被限定在负面信息。而美国、加拿大和智利等国家则允许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都共享。此外，由于各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对信用信息（主要是涉及到消费者个人的信息）的采集和使用范围的规定也并不一致。我国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建议对此应加快立法步伐。我国对信息数据开放的立法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数据开放程度低，很多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一定正规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息目前尚未开放，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部门和机构中，使信用信息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约束。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对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公布应采取相对审慎的原则。这两个方面的立法都应尽快提上议程。同时，由于对信用的评价主要是建立在信用历史记录基础上，因此，功能完善的信用数据库就成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备的基础设施。各国的信用中介机构一般都建有自己的信用数据库，记录企业或个人的相关信用信息。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一般也都建立了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但数据库规模普遍偏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一方面要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自身信用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中的部分内容提供给信用中介机构或与信用中介机构共享，为我国信用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荷兰奶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5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俊玲

荷兰位于北海之滨，疆土狭小，国土面积仅4.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600万，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但荷兰却是世界上奶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奶类人均占有量约700公斤，年人均消费量约300公斤，奶制品年出口总值可达25亿欧元，其中一些重要的奶制品出口额约占世界的1/6。其奶业发展以单产高、质量好、效益可观而闻名全球。

一、荷兰奶业发展的经验

1、立足资源现状，政府大力扶持和引导奶业发展

荷兰地势低平，有1/3的土地海拔不到1米，1/4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地下水位高，气候温和湿润，适宜种花种草。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为荷兰的草地建设和奶牛的高产创造了条件。荷兰政府顺应这种资源条件，对奶业发展给与了大力的扶持和引导，为奶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如荷兰制定了鲜奶和乳制品的基本定价，然后通过政府部门确定采取输出收税或输出补助的措施来平衡价格的波动；对饲料粮的购入、供给尽量以欧盟确定的最低价供应，而奶油、脱脂奶粉的收购以确保养牛户有个稳定合理的价格为目标。不仅如此，荷兰政府还不断增加对包括奶业在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创汇农业产业的投入。如荷兰政府为围海造田，改善条件发展畜牧草场花卉，每年用于水利建设的投资近50亿美元，政府还负担奶业的技术政策研究、教育培训、示范推广、市场开发、出口补贴和国际交流的大额资金，荷兰政府对华的无偿援助项目北京畜牧培训中心和河南奶业示范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荷兰政府对奶业发展的大力扶持和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奶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为荷兰奶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国际奶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2、以适度规模的家庭奶牛场为经营主体，奶农素质普遍较高

家庭奶牛场是荷兰奶牛生产的基本形式，而且其规模中等，大部分是30~70头。这样的生产形式和规模是荷兰奶业经过多年的市场磨练、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而发展形成的，也是与荷兰各草场的最佳载畜量相适应的。如1970年荷兰有奶牛场116000个，奶牛总数190万头，平均每个牧场饲养16头奶牛；到1999年时奶牛场总数减少至31800个，奶牛总数为160万头，平均每个牧场饲养50多头奶牛。奶牛的单产水平也由4700公斤/头/年提高到现在的8000公斤/头/年，在奶牛场和奶牛数量减少的同时奶牛生产水平大大提高，牛奶产量仍保持原来的水平（作为农产品过剩的欧盟成员国，荷兰的奶产量是限额的，超过限额会被罚款）。

荷兰奶农的素质普遍较高。荷兰十分重视对农民的培训，大部分农场主或农民都是经过高等教育之后才去经营农场的。荷兰还有很多职业技能的长、短期培训学校，十分方便农民继续深造学习。荷兰奶农的素质普遍较高是荷兰奶业高度发达的一个基本要素。高素质奶农的科学生产和市场竞争意识都十分强烈和先进。在生产方面，荷兰奶农十分注重科学饲养管理奶牛，1

比如他可以根据奶牛的生理状况、生产性能和生产季节配置科学合理的饲料配方，使奶牛的生产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在市场竞争方面，荷兰奶农强烈的竞争意识使得他们不断地追求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荷兰奶农十分注重和追求应用新技术，这使得各项新技术能够得到迅速应用和普及，从而有力地提高了荷兰奶业的竞争力。例如，荷兰的劳动力价格很高，雇人挤奶的成本很高，近几年很多奶牛场都采用了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挤奶机器人来给奶牛挤奶，这样虽然购买机器人的一次性投入较高，但由于不受工作时间的限制（而雇工加班挤奶要付高额的加班费），而且机器人的挤奶效率很高，挤奶量更多，挤出的奶受污染的几率更小，所以生产效率是大大提高。奶农对新技术包括新设备的热情和积极应用使得荷兰奶业的技术进步很快，从而推动了其奶业的快速发展，现在荷兰奶牛业的年生产总值达到75亿荷兰盾以上，成为荷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3、合作社在奶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受到欧洲合作社传统的影响，荷兰农民的合作意识很强，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在荷兰农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奶业发展亦然。荷兰奶业的经营模式虽然以家庭为主，规模不大，但各种合作社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专业群体，奶农借助这个群体的力量来获得各种各样的服务，如产品销售和加工、贷款、获得技术服务、获取信息、获得法律保护等，可以说合作社是荷兰奶业稳定协调运转的枢纽。

在产品销售和加工方面，由于牛奶是易腐品，所以其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或协调运营对奶牛业的重要性大大超过其他农产品，而合作社模式就可以将奶业产、加、销各链条上主体的利益很好地协调起来，达到最佳的经营效果。荷兰1886年就创立了乳品加工合作社。奶农志愿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有自己的乳品加工厂。奶农加入后，所生产的牛奶必须全部交给合作社的乳品厂加工，合作社的乳品厂也有义务收购社员生产的牛奶，这样既可以解除奶农售奶的后顾之忧而使奶农可以专心搞好饲养管理，提高牛奶质量和生产水平，又可以使合作社的乳品厂获得数量稳定和质量较好的原料奶，可以均衡地组织生产加工和乳品销售。奶农合作社使得奶农和乳品加工厂之间的整体利益一致，关系易于协调，为促进荷兰奶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贷款方面，著名的荷兰拉博银行（Rabobank）就是农民用自己的力量筹资建立起来的合作银行，它服务于农业及食品部门，为荷兰全国农场主提供了90%的农业贷款，有力地支持了荷兰农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

在技术服务方面，荷兰也有各种不同的合作社组织提供各方面的服务。荷兰皇家养牛总合组织就是一个为奶农提供奶牛注册登记、牛奶产量记录、体型评级和人工授精登记服务的合作社，它存放着荷兰每一头奶牛的完整记录，奶农参加该合作社可以在育种指导、改善经营方面得到帮助。荷兰国家育种公司也是一个为奶牛场提供优质、低价的育种技术的合作社，荷兰90%的奶牛场主是其成员。

4、高度市场化运作和健全的奶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

在荷兰，整个奶业生产社会化分工十分精细并且配合密切，奶业的生产经营和技术服务高度市场化运作。

首先，荷兰的家庭奶牛场与市场紧密结合，以市场为导向，自我积累、自负盈亏，促使奶牛场主高效、节俭、高产、优质地做好奶业产销的每一个环节。而荷兰奶牛饲养的专业化也为奶农高效、优质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荷兰拥有十分健全而发达的商业化网络服务机构向奶农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奶牛育种、奶牛繁殖技术服务、兽医服务、饲养技术指导服务、饲料、牧草种子、肥料供应服务、机械设备安装维修服务、牛奶测定服务等。所有这些服务，政府既不干预也没有补贴，完全是奶农与技术服务部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奶牛育种公司、种公牛测定站、农民协会、研究所、饲料公司等单位都是私营或集体的，有些是合作社性质的。其日常运转的费用都是在为农民有效服务中得到回报，农民的生产需要就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这些服务机构的专业性都比较强，而且由于荷兰的交通和通讯极为发达，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做到十分及时。荷兰健全的多层次（初级、中级、高级、大学等层次）的农业教育服务体系也为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奶农及推动奶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5、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

长期以来，荷兰对其生产的奶制品进行了非常严格而有效的质量控制，保障了奶制品的高质量，保证了奶业的正常发展。

为了控制和保障奶制品的质量，荷兰不仅要求最终产品必须达到各项标准，而且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也必须严格按照质量控制标准去组织生产。为此，荷兰奶业对奶牛、饲料、牧场、牛奶检测、奶制品加工、最终产品等都有严格的书面标准。这些法令、规章是在政府和行业的各个参与者广泛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或以法令或以行业规章的方式颁布，并由政府或行业授权的权威机构监督执行。

在实践中，荷兰不定期地对各奶牛场的微生物、冷冻点、氧化物、酸度、乳酸、杂质、体细胞、抗生素以及乳脂、乳蛋白等指标进行抽样分析，以按质论价、不合格处罚的办法保证原料奶的质量，对奶制品的加工则全面实行ISO9000系列标准和HACCP质量控制体系，使荷兰奶制品的质量得到世界公认。

二、启示

荷兰疆土狭小，国土面积仅相当于我国江苏省的2/5。这样的一个资源小国却能成长为一个农业尤其是奶业高度发达的贸易强国，其发展经验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1、引导和扶持适当的奶牛规模饲养和专业化饲养

我国奶牛的饲养规模普遍较小，占全国奶牛饲养场（或户）95%以上的个体奶牛饲养户平均饲养规模仅为7头/户（1997年）。这种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方式存在着很多弊病：既保证不了原料奶的质量，又因其分散性而增加了牛奶生产、收集、储藏和运输的成本；既使奶牛育种和饲养的新技术推广、疾病的防治很难进行或成本很高，又使挤奶机械和低温冷却设备的应用受

到限制，不利于提高原料奶的质量。同时，由于个体奶牛饲养户生产规模太小，无力抗拒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一旦遭遇到自然灾害或原料奶市场价格波动就随时有可能转产或在地区间流动，生产稳定性很差，很容易引起我国奶类市场供给的波动。总之，生产规模普遍偏小既会影响到奶类产品的供给质量，又会影响到其供给数量及其稳定性，从而会对奶业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后果。

另一方面，我国奶牛饲养的专业化程度还很不够，绝大部分奶农除了养奶牛外，还依靠种地或养猪、养鸡等来维持生活。兼业饲养奶牛会阻碍奶农提高饲养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的进程。

从荷兰的发展经验来看，奶业的发展需要形成一定的规模，适度的规模化和集约化饲养可以克服小规模分散饲养和兼业饲养的上述弊病，既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又有利于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同时，还容易形成合作组织。所以，我国政府应引导和扶持奶农适当地扩大奶牛的饲养规模并进行专业化饲养，逐步地提高中国奶牛的生产水平和原料奶的质量，提高中国奶业的发展水平。

2、提高奶农的素质

荷兰奶农的素质普遍较高是荷兰奶业成功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相比而言，我国奶农的素质则普遍较低，绝大部分农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而且很多奶农对科学技术的作用认识不够，质量意识差。即使有些奶农渴求科学技术，也会因文化程度低而难以应用新技术。这既不利于奶牛饲养管理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鉴于此，大力提高我国奶农的文化和技术素质就显得十分重要。在现阶段，最具实效的方法之一是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对素质稍高一些的农民，可采取集中办班、专家授课的方式，让其接受新技术的同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对观念落实、思想保守的奶农可采取参观学习、实地考察等方式，让其在新技术成果面前接受教育，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其接受科学技术的积极性，主动性。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借鉴荷兰的经验，建立包括大学本科、初、中、高级职业教育等多层次的农业教育和培训服务体系，为农业的发展输送高素质的农民以及技术服务人才。

3、奶业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合作组织和制度

由于奶牛业对产、加、销一体化或协调运营的要求更高，所以要推动奶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合作组织和制度来协调好产加销各方的利益。荷兰通过奶农合作建立乳品加工合作社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对中国来说，协调好奶农与乳品加工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尤为重要和关键。因为目前困扰我国奶业健康发展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协调好奶农和加工企业的关系，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屡屡发生的奶农倒奶事件就是奶农和加工企业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未处理好的结果。在现阶段，要协调好我国奶农和乳品加工企业的关系，提高奶农的市场地位，就必须有一定的合作组织与制度，通过组建生产资料供应合作社、奶牛改良合作社、牛奶销售合作社等形式，来缓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减少单个农户的生产风险与交易成本。

4、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奶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加强，奶牛饲养场（户）对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依赖

也必然会越来越强，尤其是分散饲养的农户，其依赖性更强。荷兰及其他奶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健全、完善而周到的服务可以使奶农专心养牛，达到高产优产的目的。由于目前我国奶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如很多地方的奶农根本就得不到与饲养管理有关的技术培训和指导，有些地方的奶农即使得到服务，服务的质量也不高，部分服务收费不合理和不透明的现象屡有存在等等。所以我国应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为原料奶生产服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良种供应、配种、疾病防疫、饲料供应、技术指导、原料奶收购、储运及市场研究与预测、市场行情通报等等，使奶农或奶牛场能够安心生产、专心生产且不盲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奶业的发展需要有科技的支撑，因此健全和完善我国奶业生产的技术服务体系尤为重要。如良种繁育技术的推广可以大大提高奶牛的产奶量，改善饲养管理条件、加强疾病控制，使奶牛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此外，牛奶处理加工等技术又可以为产品的质量提供保障等。

5、采取措施，大力提高奶类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地方政府融资发展经济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篇6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截止到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1.77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大大高于国际老龄化标准10%，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养老地产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既是老年化商品经济时代特有的房地产业和养老产业整合的产物，也是房地产企业转型和追求可持续发展而进行市场细分的结果。发展老年地产不但能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还能够缓解政府的社会保障压力，满足不同需求层次的老年人的特殊要求，改善老年人居住环境。因此，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市场需求的养老地产发展模式，是房地产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一、发展养老地产的国际经验

养老地产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需要,国外养老产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18世纪后期至二战前，三代同堂的传统养老方式较为普遍，养老产业并未兴起；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各国都趋于老龄化，社会福利性质养老机构开始兴起；20世纪70年代至今，社区养老服务业逐渐发展，形成了包括老年用品、老年医疗、老年文化、老年休闲、老年公寓等多种业态的服务业和配套产业。从发展阶段来看，国外养老地产逐渐从机构照顾服务向以社会形式、社区为基础的照顾服务过渡，政府的直接参与度降低，商业的、非盈利及非正规的机构发展迅速，养老地产配套服务更趋灵活性、全面性、个性化。但是，老年地产开发运作模式与各国对老年问题的政策、制度有关，同时也与其文化背景有关，因此，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各国的老年地产各具特色，经典的案例成为新兴国家发展老年地产经验的源泉。

1.美国

美国老年地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比较成熟，其主体是美国的社会营利机构，政府和教会为辅。在开发运营过程中，不但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层次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还以爱为名注重为老人营造家与爱的氛围，满足老年人对归属与爱的需求，而超级综合老年社区是实现上述价值的最佳选择。

太阳城是美国、也是世界上著名的专供退休老人居住和疗养的社区。由Del Webb公司于1961年开始建设，已陆续在美国开发了20多个以太阳城命名的老

年社区，成为美国开发老年社区的著名品牌。该社区有如下特征：

1）属于住宅开发性质，社会盈利机构为开发主体，政府提供周边基础设施

建设；

2）盈利模式以住宅销售为主，出租为辅；

3）消费者限定55岁以上的老人；

4）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商业设施作为太阳城发展的关键；

5）没有医疗护理等配套服务，主要依赖社区等所在城镇提供的大市政基础

配套；

6）一般位郊区区位，占地大，容积率低，住宅形式多样化，满足不同老人

需求，以独栋、联排、复合公寓、独立居住中心等住宅产品为主；

7）兼有旅游、度假等功能，目标客户分为长住和旅游度假两种。

可借鉴之处：首先，太阳城以住宅立项，利用销售住宅迅速回现，保证开发商资金的正常运转；其次，以健康活跃老人为主要客户群，为其进行产品定位，满足其特殊的生活、交往、活动等需求；最后，在市场和产业链日趋成熟时，与度假管理公司合作开发，将旅游地产与养老地产相融合，增加产品竞争力。但是，太阳城社区医疗护理配套依赖于城镇市政基础配套，在我国显然无法实现。

2.日本

日本的社会养老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践，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完善的体系，推行以社区化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方式，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室内外环境设置，保证其与社会的接触交流，尽可能长地保持其独立生活能力，因此有人形容日本养老地产强调自助料理。此外，日本的老年住宅模式基本都不是采用出售产权的经营模式，出租是其主导经营模式。其中，“机构设施”模式就是由开发商建造一所适合老年人居住的设施，设施内配置以护理为主的各种服务；而“住宅”则是房东通过收取租金得到投资回报的模式。我国规模不大的老年公寓其实可以参考日本的这种模式。

二、我国养老地产发展现状与创新

当前我国养老地产尚处于初步试验阶段，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老人对养老意识的态度还是认识不够高,主要停留伴子养老,陪孙养老的初级阶段,储蓄意识及消费能力制约了老人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设施配置多、专业化程度高、成本回收慢、效益利润低等因素, 成为企业猛进之后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银发”观念的逐渐改变，全国范围内各路开发商中嗅到了“夕阳工程”的商机，纷纷投入养老地产行业，数据显示约有20~30家房企已经进入养老地产领域，其中包括房产大亨万科、保利、绿城等。虽然，出现了不少“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众多养老地产项目中不乏创新想法和案例。

1.连锁经营走入老年公寓

美国太阳城走品牌路线，杭州长寿村老年公寓提出把连锁经营引入老年公寓，在国内甚至国际建立网点，各网点内的老人可以互访。青岛市福利院采取了置换服务与连锁经营两种模式，和北京太阳城国际老年公寓合作，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置换服务，使双方的老人可以有机会进行异地旅游、疗养，并免费享受住宿、饮食、娱乐、观光等方面的服务，并且将这种运营理念逐步推广至西安、大连、天津等地的养老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连锁经营置换服务。北京太阳城也应用了连锁免费置换的理念，免费提供与国内其它城市连锁型居住疗养的置换式服务，免费提供与国外连锁型居住疗养的置换式服务，在与太阳城建立连锁置换关系的国外老年期居住疗养，免收食宿费用。

2.“以房养老”

早在2007年，全国首个租赁式老年社区试行了“以房养老”倒按揭这一种新型模式，可是由于符合条件者少，报名人数不足十人，这项新型模式无奈“搁浅”。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又兴起了“以房养老”，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养老机构和公积金管理中心等机构纷纷推出“以房养老”业务。南京的一些老年公寓，凡在本市有60平方米以上产权房、超过60岁以上的孤残老人，可以将房产抵押给养老机构，自己则免费入住老年公寓，老人去世后房屋产权归养老机构。

3.“亲情住宅”注重以人为本的亲情关怀

澳洲康都是北京首个以家庭的需要为核心的全功能亲人社区，虽然不是养老地产，但是其设计理念可以为老年地产的发展提供借鉴。澳洲康都住宅主体以全然不同的功能设计规划CONDO公寓、乐龄公寓和青年公寓，和家人毗邻而居，提案家庭新生态，解决了同堂之家既需要相互照顾而生活习惯又各不相同的矛盾。“亲情社区”是一种以维系和增进家庭亲情为主的、老年住宅和普通住宅混合布置、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新型社区，比起纯粹的老年地产这种新型社区的利润

空间更大，操作运营也没有太多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能够迎合老年消费者独立养老、年轻人尊老多元化需求。

4.养老地产与旅游地产有机结合随着养生旅游的日益发展成熟，养老地产的潜在商机，养老养生地产因其“养生+旅游+房产”三管齐下的开发模式备受开发商的青睐。近年来旅游养生地产在养老地产中成为发展最迅速的一支。北京·太申祥和山庄是中国传统文化打造的集养老、度假、健康的中和度假村，推行会员制新型养老模式的国际敬老院，采用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形式和传统的中医医疗饮食文化，与养老事业相结合，创立了中医药健康养生新模式。另外，太阳谷·椰风海韵、三亚·海棠湾、万宁·兴隆爱晚中心等都是国内养老旅游地产叫出名的项目。

三、促进我国养老地产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下国内外养老地产已经积攒了不少实践开发的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不论是盈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养老地产做的红红火火，相比之下，虽然有不少新想法、成功的案例，我国养老地产的发展却不尽人意。今年来，各大企业纷纷试水，不乏有企业冲着政策优惠，借“养老”名号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圈地，然后“挂羊头卖狗肉”。有先进的理念、成熟的开发运营模式，没有规范养老地产市场的政策、制度支撑，养老市场的健康发展依然只是停留在规划，无法实践。

1.“量体裁衣”——分层次、分地区发展不同模式养老地产

所谓“量体裁衣”就是指要有针对性的开发，不能“一刀切”盲目跟风。从实践经验来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量体裁衣”。一方面，针对不同层次的老年消费者，选择不同的开发模式，根据中国高收入阶层的养老需求，开发个性特征显著的商业化养老地产项目，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养老需求，由政府牵头开发保障性养老地产项目。另一方面，城市中心，依托已有的市政基础，开发老年公寓，近郊或是临近旅游地开发综合老年社区，如美国的太阳城还有我国的诸多旅游地产项目。

2.严格的准入制度

由于养老地产的开发对房企的资金实力以及养老配套服务经营者运营能力要求非常高，针对开发商及服务经营者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必不可少。应该综合考虑资金实力、运营能力、实践经验以及抗风险能力，让有资质、有能力的企业

进入养老地产行业，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优惠，将以“养老地产”招摇撞骗的企业拒之门外，坚决打击“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实践中,我国目前多依据国家对房地产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宏观政策来对房地产开发市场主体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入市场的资格进行限制,而缺乏比较稳定具体的实体法律，从市场准入制度实践效果来看,有的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地方利益考虑,出台各种名为市场准入,实为市场封锁的规定,让房地产开发市场经营者“望市兴叹"。此外，由于房地产开发市场经济政策本身不明晰不稳定, 重程序轻标准,现实工作部门和人员缺乏对实体标准的明确把握,也加剧了准入工作中的任意性。因此，严格的准入制度，外加规范的审批流程是规范养老地产业关键环节。

3.优惠政策方面

十八大会议强调“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精神，住建部在“十二五”规划中要求“涉老工程建设与改造等方面都须积极应对”，“改善老年人居家养老条件和社区养老环境”等,为住区及住宅的适老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政策环境，国家政策风向已经偏向养老地产，关键环节仍需改善。土地使用方面，养老地产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公益性质,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养老地产用地应该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将养老地产用地都是地方政府的公建配套用地,降低开发成本。与此同时，应当出台相应的监督监察机制,确保政策性的优惠用地确实用于养老地产开发,而非房地产开发商借养老地产之名开发商业住宅项目。税收优惠方面，税收政策的倾斜会增加其对养老地产行业的积极性。由于养老地产本身投资收益率较低且投资回收期较长,针对大型的养老地产开发商与较小型的走特色养老路线的养老地产开发商应区别对待，可采用梯度的税收政策。比如，盈利性的且针对的消费者是高收入老年的项目，税收优惠幅度可以降低，而福利性质的老年公寓可以享受大幅度甚至是税费减免政策。

地方政府融资发展经济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篇7

学者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ITISA) 的研究最早源于战略联盟 (Strategic Alliance, SA) 。Mockler (2001) 、Colin Butler (2008) 研究认为战略联盟在全球范围内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企业合作形式[1,2]。战略联盟概念最早由Hopland&Nigel共同提出, 他们认为, 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 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 通过各种协议、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长、风险共担、生产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一种松散的合作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战略联盟迅速发展并成为发达国家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组织形式, 在战略联盟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3]。据统计, 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组建的战略联盟数以平均每年超过30%的速度递增[4], 全球500强企业平均每家就拥有60个主要的联盟关系[5]。但是, 目前这一定义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战略联盟的实践发展需求, 因为当前战略联盟的参与方不仅有企业, 还有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形式上除了协议、契约, 还有股权投资、既无协议又无资产关系的默契的战略联盟[6]。

进入21世纪,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快,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科技创新正逐渐取代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核心资源和关键要素,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7,8], 但是受到资金、科技人才、研发平台等资源限制, 单个企业或者企业间合作很难在创新方面有较大突破[9], 亟需一种可以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和充分利用各种创新资源的科技创新团队就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难题进行研究、开发和解决, 基于产学研战略联盟发展起来的紧密型、集约化、相对稳定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便应运而生[10]。按照百度百科 (2012) 的解释,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指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 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 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 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 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它是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的重要载体。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和发展, 是整合产业技术创新资源, 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迫切要求, 是促进产业技术集成创新, 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这一定义应该讲比较全面地界定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内涵, 但是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公认一致的定义, 国内外学术界主要从战略联盟、研发合作和标准竞争3个视角研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实践[11]。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战略联盟的一种, 是企业战略联盟在创新领域的一种具体形态[6], 正成为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新载体。

2 国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的成功经验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 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产业共性问题日益突出;80年起, 国际上的企业为了保持在全球化中的优势, 开始采用联盟形式。据统计, 1985~1992年, 美国有325家研发联盟注册成立[12], 但到了2002年和2003年, 新建立的战略联盟数量就达到5048和5789个, 技术研发型联盟超过50%[13]。70年代初, 欧洲大约有30~40个研发合作类型联盟;70年代末, 增长到100~200家;80~90年代, 这一数字飘升到600多家[14]。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等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逐渐兴起, 实现了低成本与高收益相统一的技术创新模式, 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2.1 日本

日本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这一新型研发组织形式先行者。日本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 经过几十年发展成效显著, 实践经验丰富。日本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早期形式表现为企业在研发环节合作, 80年代后, 企业在技术标准环节合作开始涌现。日本通过建立“技术研发合作联盟”来解决产业共性技术问题。这种类型联盟成员往往来自同一个行业, 有利于集中研发资源, 实现优势互补。如: (1) 1976~1979年, 在日本政府支持下, 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 日本电气、东芝、日立、富士通、三菱电机等5家在产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半导体公司建立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 合作研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VLSI) 的生产技术。同时, 该联盟还建立了一个研究基地———共同研究所, 由国立的通产省工业技术院电子技术实验室和各参加企业派遣科研人员组成。这是日本第一次由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各自派遣研究人员组成相对稳定的共同研究所。VLSI技术研究组合从1976年设立起至1980年宣布解散, 这4年里进行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开发, 从总体设计到研发高速可变电子束扫描装置等, 研制出许多新产品。VLSI技术研究组合最大功绩在于成功地开发出了半导体加工过程中的关键设备———缩小投影型光刻装置 (Stepper) 。这些技术突破为日本后来在整个半导体生产设备领域确立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80年代末, 日本半导体生产设备的世界市场占有率超过50%[15]。日本国家重大产业研发计划项目基本上都是在政府倡议组织下, 由企业结成技术研究组合, 并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组成联盟共同研究开发[15]。技术研究组合为提升日本产业技术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比较典型且成功案例有:高分子原料技术研究组合、光学工业技术研究组合 (1960s) , 原子能制铁技术研究组合、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 (1970s) , 形状记忆合金技术研究组合、激光浓缩技术研究组合 (1980s) , 太阳光发电技术研究组合、超尖端电子技术开发机构、超音速运输机推进系统技术研究组合 (1990s) , 电子商务安全技术研究组合、微化学加工技术研究组合 (2000) 等[16]。

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合作成员选择来看, 日本企业更加注重通过联盟来掌握自身所缺乏的稀缺性资源, 并通过学习、合作、竞争, 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突出表现为在联盟成员的选择上, 日本企业更愿意选择资源互补性比较强、具有核心技能的战略合作伙伴;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治理结构来看, 日本企业多采用交叉式的股权联盟, 最显著的特点是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各个主体间的合作创新;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文化建设来看, 日本企业注重创造一种融合的联盟文化, 原因在于联盟企业间的企业文化迥异, 通常会转化为经营管理理念的差异, 加大管理难度, 因而创造以“合作”为指导思想的联盟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2.2 美国

美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出现与日本有很大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美国的制造业逐渐被日本企业侵蚀, 尤其是以汽车、机械和电子等领域最为突出。美国企业界开始意识到企业之间合作竞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这推动了产业技术联盟的热潮[15]。例如: (1) 20世纪80年代, 日本通过大力发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计算机产业得到长足进步, 这深深刺痛了美国计算机产业, 美国计算机产业做出了快速应对。1982年, 美国12家计算机和半导体制造企业联合成立了美国第一个计算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公司[17]。 (2) 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 (SEMATECH联盟) 也是美国和日本在半导体行业竞争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世界范围内计算机销售减缓, 半导体存储器价格随之下跌, 许多美国企业撤出了存储器领域, 但日本企业辛苦支撑, 而随着形势的好转日本企业因此在存储器市场和技术方面占有较大优势。外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市场的成功以及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促使美联邦政府借鉴日本的经验, 于1987年组建联邦政府支持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该创新联盟被认为, 可以整合分享各企业资金资源, 分担研究开发技术和财务风险, 提升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 对抗日本在存储器领域的优势, 重新夺回美国在半导体市场的份额。同时, 发挥半导体行业的溢出效应和对经济的巨大影响。 (3) 美国Merck制药厂与生物技术公司Schering-Plough建立了协作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联合开发治疗气喘和过敏领域的新药;制药公司Genome Therapeutics拓展了与生物技术公司Schering-Plough的合作伙伴关系, 研发防止异常传染性的抗病毒药品。

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领域来看, 美国战略联盟主要分布在3个领域: (1) 化学和医药工业领域; (2) 工业自动化、软件和航空领域; (3) 电信、微电子、计算机领域。此外, 电子工业的产业技术联盟也较为突出, 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 现在美国85%的电子工业都已结成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目的来看, 美国战略联盟的主要动因包括: (1) 技术互补, 创新阶段时间跨度的缩短及获得市场[18]; (2) 减少成本、减低风险; (3) 建立和统一技术标准。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形式来看, 美国战略联盟形式包括: (1) 与同行业者在相近领域展开横向联合, 集约双方优势达到“增值效应”; (2) 与供应商建立垂直战略联盟, 通过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比较优势合作达到价值链总体增值的最大化。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治理结构来看, 美国企业多采用契约型治理方式, 其次是合资股权型治理模式。

2.3 欧盟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欧盟企业发展的一种现实需求和战略选择。二战后, 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实力赶超了欧洲各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 欧洲在高科技方面渐渐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尤其在进入80年代后, 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促使欧洲各国意识到, 想要恢复昔日的经济大国地位, 就必须要联合成一个整体应对美日挑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逐步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领域, 直接推动了欧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兴起。欧盟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要集中在航空技术、工业自动化、微电子、生物技术、高新技术等领域。同时, 各国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多集中于本国的优势领域。在此, 以英国和德国为例来说明。

2.3.1 英国

英国产学研联盟组建的主要特点是政府推动产学研合作, 鼓励企业在高新技术方面的投资, 重点支持中小型企业, 并使之通过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合作来提高竞争力。政府为科学界和企业界在产品预研阶段提供研发基金, 调节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研发行为。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 做出战略性的技术决策, 与所选中的科研机构协商并达成协议, 并指定联系人。科研机构派出导师到企业指导联系人的研发工作, 而联系人则负责将科研机构的成果转移到企业[19]。

2.3.2 德国

德国政府十分重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建立和发展, 在政府出台的诸多政策及重大科研计划战略中, 都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给予了多方位的引导、支持和资助。同时, 政府还建立了合作联盟网站, 为联盟的合作、交流、发展和服务提供了平台, 以此加强科技界和工业界的结合,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提升德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一种有交换模式, 得到了长足发展, 形成了一种由行业内企业主导、产学研紧密结合、解决产业发展关键技术、增加技术储备和培养高素质创新后备人才的新的创新模式。 (1) 在产业领域上, 近年来, 德国共建立了116个重要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涉及生物技术、交通与移动、能源与环境、现代制造、微纳光技术 (微系统、纳米和光学) 、健康与医学、新材料与化学、航天、信息与通讯等9大创新领域; (2) 在地域分布上,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8大创新区域; (3) 在企业、机构数量上, 有460家大企业和6000多家中小企业以及1600家研究机构加入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 (4) 在组建举措上, 建立佛朗霍夫联合体 (1) 和斯坦贝艾斯经济促进基金会 (2) 。

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目的来看, 英、德战略联盟的目的体现在两个方面: (1) 通过共同参与新技术开发降低成本、避免重复劳动; (2) 提高高新技术创新的风险承担能力。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合作形式来看, 英、德战略联盟的合作方式灵活多样, 开发技术时通常采用共同研究方式, 共同组建和使用研究设备。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战略目标来看, 英、德联盟的战略目标由区域化转向全球化, 原因在于区域性的战略行为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全球经济竞争的需要, 只有与区域之外的具有较强互补性或较强实力的企业或科研院所进行联合, 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同质产品在时间、价格等方面的优势, 从而为进一步占据全球性的消费市场赢得先机。

3 国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先进做法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战略联盟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 但在2000年之前一直发展较为缓慢。2004年, 我国产学研战略联盟开始发端, 并呈现出燎原之势。产学研战略联盟是我国多年来在产学研工作中探索出来的一种产学研合作新模式, 是产学研之间的战略联盟, 是产学研结合的一种高级形式, 是企业基于资源集成的自主创新的重要实现方式, 早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概念, 但在我国很多重大科技创新活动中或产学研实践工作中, 都已逐步出现了产学研战略联盟的雏形,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6,22]。产学研战略联盟是我国实质性战略联盟实践的开端, 同时又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前身。2006年, 我国政府各部门为了联合推进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首次提出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概念;2007年, 我国首批成立了钢铁可循环流程、新一代煤 (能源) 化工、煤炭开发利用和农业装备4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08年, 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2009年, 6部门又发布《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 将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和发展列为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的主要任务, 并颁布了《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与发展的实施办法》[23];2010年, 科技部印发了《关于选择一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试点工作的通知》, 公布了TD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36家首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单位[23]。在国家大力推动和产业创新体系构建下, 各省市纷纷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截至目前, 各省市围绕本地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推动构建的区域性联盟已达到100余个[19]。虽然我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并探索出诸多各具特色的组建模式和实践经验, 但就整体而言, 其发展水平还比较低, 与日、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相比, 存在较大差距。“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日、美、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的先进经验值得借鉴, 对我国的重要启示如下。

3.1 加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以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为主体的联盟, 而政府作为一个非联盟主体参与者, 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发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既要基于市场经济规则, 也要发挥政府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中的推动作用[23]。 (1) 政府应瞄准产业技术研究前沿, 在振兴重点产业和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中, 围绕不同产业, 将与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有关的所有主体聚集起来, 积极推进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建立[23]。 (2) 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 不断建立完善保障体系。日本、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或地区普遍采取了立法和计划支持等多种措施, 大力推动联盟的建立, 在立法上对联盟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如:日本1961年制定了《工业技术研究组合法》, 1986年颁布了《官民暂定合作研究制度》和《促进研究交流法》, 1998年发布了《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制度》和《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 先后制定了《国家科技政策、组织和优化法》 (1976年) 、《技术创新法》 (1980) 、《联合研究开发法》 (1986年) 、《标准发展机构促进法》 (2004) 等。 (3) 充分发挥政府在投入中的引导作用, 通过财政直接投入、税收优惠等多种财政投入方式, 增强政府投入调动全社会科技资源配置的能力。当今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都把增加科技投入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举措。许多国家通过投入巨资或提供优惠贷款, 直接支持制定和实施重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项计划, 如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计划和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计划。

3.2 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通过国际合作, 不仅可以尽快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还可以提高企业自主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1) 发挥各种合作机制的作用, 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如美国在海外寻求技术开发能力强的企业, 以自己的资金和开发优势获取其创新技能, 美国默克制药厂与瑞典一家制药公司Astra AB之间的合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 支持企业和研发机构积极开展全球研发服务外包, 在境外开展联合研发和设立研发机构, 在国外申请专利; (3) 大力支持企业跨国经营, 完善出口信贷、保险等政策, 结合对外援助等积极支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重点产品、技术和服务开拓国际市场, 以及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在海外推广应用; (4) 支持企业通过境外注册商标、境外收购等方式, 培育国际化品牌, 并加强企业和产品国际认证合作。

3.3 加快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地方政府融资发展经济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篇8

一、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概念和内涵

综合交通枢纽，一般指交通网络的中枢或重要节点，是载运工具流产生、汇集、交汇的关键区域，在研究和具体应用上，综合交通枢纽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微观的综合交通枢纽概念主要指衔接多种交通方式、承担运输作业相关功能的场站和设施。宏观的综合交通枢纽指交通网络的交会城市或某一区域范围，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概念。

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是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以航空货运为主导，汇集多种运输方式，在全球航空运输网络中具有重要中转集疏功能的机场。由于研究目的是为河南省构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在政策和操作上提供参考，因此侧重于微观层面的分析和比较。

当前，除北、上、广、深等全国性中心城市外，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也都在积极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多数机场有重客轻货的倾向，对航空货运发展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航空物流企业的发展。因此，深入研究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发展经验和启示，促进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建设，对加强河南省对外开放、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分类

（一）市场主导型

市场主导型航空货运枢纽主要依靠自身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当地强大的经济基础，形成了对周边机场的竞争优势，并依托集聚效益快速壮大。在全球排名前十位的机场中，此类机场较多。这类枢纽机场一般位于全球（区域）中心城市，是传统的产业中心、金融中心或政治、文化中心，当地经济发展对航空的需求较为旺盛。除航空货物运输外，这类机场往往也是客运枢纽，其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外部经济环境都很好，在国际航空网络中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节点作用。

（二）基地公司主导型

基地公司主导型航空货运枢纽主要是依托大型航空货运企业发展起来，其典型代表就是孟菲斯和路易斯维尔机场，前者是FedEx的基地，后者是UPS的基地。1973年，FedEx从阿肯色州小石城迁至孟菲斯，此后，孟菲斯机场的货运业务便迅速提升。1992年以来，孟菲斯国际机场一直是世界最繁忙的货运机场，其中联邦快递公司的货运业务就占机场货运总量的90%以上。2012年，其货运量略少于香港机场，居全球第二位。这类机场之所以被货运航空公司选择，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机场来说，这类机场区位优势明显，具备较好的陆路运输条件，在发展初期，人工、土地甚至税收等方面的成本相对较低，发展潜力较大。

（三）政府推动型

政府推动型航空货运枢纽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但由于当地经济不发达或某些政治原因，在发展初期客货运量较小，相对于周边机场不具有竞争优势。但随着形势变化，借助于当地政府的强力推进，这些机场迅速起步，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货运枢纽机场。在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迪拜和韩国仁川机场可以归为此类。

三、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发展经验

（一）利用或创造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有三种：一是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例如孟菲斯基本上处于美国的中心地带，法兰克福处于欧洲的中心地带，仁川机场处于东北亚地区通往北美和东北亚地区通往欧洲的航路交会点，地理位置优越。二是经济优势产生的对周边腹地的辐射优势，这带来了规模经济优势，例如上海浦东机场、巴黎机场等。三是由于在局部网络中具备一定枢纽地位后而产生的路径依赖，吸引其他机场开通至此机场的大量航班。例如迪拜处于亚洲与非洲的航线网络中心，航班较多，虽然该地并不处于欧洲至非洲的网络中心，但仍然吸引了大量的欧洲至非洲航班在此经停中转，成为欧、亚、非三大洲航线网络的枢纽。

航空运输是网络性经济活动，利用居于中心位置（具有区位优势）的节点构建航线网络，可以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随着全球航线网络加密和节点增加，需要更多的节点发挥枢纽作用，以便降低运输成本。因此，从航空运输的活动规律来看，构建航空货运枢纽不仅是地区发展的需要，更是航空运输网络建设的需要。这为其他机场发展成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创造了发展空间和条件，但只有充分利用或创造出区位优势的机场，才能在竞争中逐步凸显其中心地位。

（二）高效优质的服务

这是枢纽机场取得相对竞争优势的保障。枢纽机场一般都有强大的基地公司、充足的运力和中枢航线网络作为保障，确保货物快捷集疏。枢纽机场都装备了世界先进的仓储装卸设施，不断提高货运作业效率。最重要的是，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机场很注重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设计服务流程。例如香港机场连续多年保持全球货运量第一。与广州、深圳等机场相比，香港机场的手续和单证处理快捷简便，加上保安严密，吸引了我国珠三角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航空货物很多都到香港机场转运处理，在香港机场经分拣、并箱、汇集，完全可以在指定时间转运至欧美大城市交付，成为保持竞争优势的有力手段。

（三）政府可以创造航空货运枢纽

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支持或参与建设管理，在全球航空网络中创造出一个枢纽机场。这一经验在仁川、迪拜机场的发展中体现得较为突出。仁川机场在发展初期就秉承国家战略，将韩国的航空运输需求集中到该机场，并通过补贴等方式鼓励国际航班在此经停转运，短短十年间客货中转运量就超越日本成田机场，成为东北亚的国际航空枢纽。

四、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发展经验对郑州机场的启示

（一）郑州机场具备成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基本条件

郑州区位优势较为突出，对外交通网络发达。其地理位置与美国孟菲斯类似。孟菲斯地处美国中南部，传统上就是商贸城市，最初依赖于密西西比河良好的运输条件。随着铁路的出现，孟菲斯又成为美国中南部的配送之都。美国州际公路网的发展给孟菲斯带来又一个机遇，使其成为地面交通运输的枢纽。相比来看，郑州的陆路运输条件更加优越，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

（二）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是郑州成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必要条件

郑州、西安、武汉等城市所处地理位置相当，都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而西安、武汉在经济总量和产业国际化程度上，比郑州优势更加明显。如果在国内与之竞争，郑州会处于不利地位。但放在全球航空网络中，郑州机场与周边机场的劣势并不明显，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结合政府创造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经验，依托持续的政策支持，吸引周边货物在郑州集疏转运至其他国际航空枢纽，逐步形成路径依赖，是构筑郑州机场竞争新优势的有效方式。

（三）注重提高郑州机场服务水平

无论政策如何支持，都不能代替机场高效优质的服务给客户带来的价值。郑州机场在服务方面，与国外枢纽机场的差距还比较大。因此，在注重开辟航线、增加运力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尽快提升郑州机场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注重了解客户需求，根据客户需求改善服务流程和效率。只有达到国际化水准并满足客户需求的服务，才能在根本上持续保持竞争优势。

【本文系2013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建设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研究”（2013B15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