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经营管理论文

摘要随着“新常态”向纵深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需求侧”两端均已发生深刻变化，倒逼着高职教育必须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以适应“新常态”的战略诉求。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高职教育经营管理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高职教育经营管理论文 篇1：

高职教育经营管理环境影响成因及对策研究

高职教育的发展目前已经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就业压力、教育市场需求调整、学校内外部经营管理环境压力的增大。全国高职院校基础设施条件指标严重下降。人才培养处于摸索阶段，质量和效益的评价体系、监控机制不够健全，教育投资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经费主要靠收取高额学费运转，融资渠道单一。面对新形势新压力高职院校如何发展，本文拟从学校内外部经营管理环境影响因素作一个全面的探讨。

一、学校外部经营管理环境影响因素

1.专业结构错位严重

据2004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中所设的19个专业大类分布来看，主要为以下三个层次：

(1)财经、电子信息、制造、文化教育4个大类，在校生规模均超过50万人。(2)土建、医药卫生、艺术传媒、交通运输、旅游5个大类，在校生规模均在10万以上，但不到30万。(3)法律、农牧、生化、资源、环保等10个大类，在校生规模均在10万以下。

专业布局结构分布呈金字塔形，大部分规模较小。各专业招生规模不均衡，冷、热专业相差百倍。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计算机应用专业。热门专业主要集中于三个大类：电子信息、财经、制造，合计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从增长速度看，最快的是物流专业，其次是数控技术、软件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总的来看，各专业大类的发展规模极不平衡，规模最大的专业与规模较小的专业招生数悬殊比例较大，生均规模差异显著。目前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供大于求，就业分布主要集中于制造、教育、公共管理、建筑4大行业。属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行业需求十分旺盛。从全国人才市场看，专业人才供求状况差异显著。职位供求比呈现波动，每个就业岗位都有2位以上的人才竞争。另外，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专业人才需求量较大，总体上市场供求两旺。

2.人口结构变化和就业压力增大

我国本世纪上叶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高峰。而且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主旋律的流动人口居高不下。流动人口的技能培训、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等难度加大。人口总量增长及其结构的转变，对教育的影响尤其深刻。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快速增长，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规模、毕业数的急剧上升，如何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将巨大的人口挑战转变成战略优势，将人口机会窗口转变为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3.教育市场需求的影响瓶颈

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提升促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3.6%，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别达到48.1%和19%;到2020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即未来5—15年，高中阶段教育将出现一个大的、历史性的跨越，新增劳动力将主要以高中文化程度和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为主。

4.个人就业意愿与能力

毕业生能否成功就业涉及到学生的择业观、家庭经济能力、毕业生学习状况及求学愿望、应聘前对公司了解不够、缺乏规范的职业指导与清晰的职业规划等原因，部分毕业生由于种种原因知识结构单一，从业能力差，不能满足相应岗位所需的技能要求，就业艰难。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希望的帮助是提供就业信息及求职技巧。

5.同行竞争

同业间的竞争体现在办学规模、学校布局、教育教学质量、办学条件、招生比例、经费投入、招生手段和方法、专业设置等。

6.社会观念

整个社会对职业院校的歧视较为严重。社会群体无奈才选择高等职业教育。社会分配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技能型人才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和学校，也没有对家长和学生进行正确的宣传和引导，甚至还迎合社会追求高学历的潮流，对高考大肆宣传，普高“三限”政策落实不到位，造成普高持续过热，职业教育步履维艰，职业教育和普教比例难以协调。

二、学校内部经营管理环境影响因素

1.学校规模与发展现状

(1)管理与发展困难重重。各高职院校的管理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①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上，处于边缘化受冷落的境地，职业教育的资源与功能不能很好组织与整合;②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定位上，受到来自本科教育职业化和中职中技教育高职化的夹击，生存与竞争压力加大;③在发展道路的目标选择上，处在十字路口;④在发展改革思路取向上，处在“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与改革的动力欠缺”的矛盾上;⑤在内涵发展目标追求上，受制于“承担繁重招生培养任务与欠缺足够的投入保障条件”的矛盾中。⑥职业院校教师评价体系上没有真正体现出职业院校的特点。⑦职业院校的学生主要来自农村的普通家庭，有超过一半的家庭认为负担较重。⑧职业院校的学生来源复杂，教学难以兼顾。⑨职业院校招生分数低，学生质量普遍不高。

(2)人才培养模式老化。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形成。部分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课、实践指导教师缺乏实践经验，职业院校的教师来源多元化，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实践经验。高等职业院校的文化课和专业知识课教师普遍缺少进入企业或生产单位进行职业培训的机会，而来自生产第一线企业的技师和高级工则难以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和教师编制。

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的用人要求不一致，与行业、企业结合不紧密;高职院校的功能定位不够科学，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目标取向不明显。从行业、企业角度看，行业、企业参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影响了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3)招生规模扩大导致教学资源紧张。师资、实验实训条件、实习基地、教学培养方案、办学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缺乏过硬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专业设置“一边倒”现象。大多围绕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而设置.偏离了工业企业等生产性行业。课程体系和课程形式停留在概念层面;在课程设置上，强调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忽视学习者未来岗位的需要以及对学生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4)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错位。政策性错位主要表现在：经费投入错位、学费标准错位、贷款规模错位。政府投入不足，高等职业教育平等享受教育经费和资源的权利目的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专业设置严重错位，且重复设置;学费标准不合理;贷款数额较大，实行“高额负债’办学，通过银行贷款来实现数量的扩张、校园的扩建。负债经营，对银行资金依赖性过大，导致高职院校的经营风险已经开始向金融机构积聚。影响教师的收入，影响教师队伍中优秀人才的稳定与发展。

2.学校组织氛围与文化薄弱

职业高职院校组织氛围与文化薄弱，难以引领当地文化及经济的发展。大学文化难以形成影响周边文化环境的优化和精神文明的契机，难以推进城市化进程。

3.预警能力弱化

市场应对能力弱化，缺乏市场与内部预警能力分析。专业设置随意性较大。仅靠感性判断专业市场前景好坏与走俏，盲目设置该专业，缺乏广泛的调查和严密科学的论证过程，因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且专业设置雷同现象严重，造成学生就业撞车。

三、对策

第一，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和社会需求，走地方特色发展之路。着眼多元化教育需求，面向多样化求学对象，高职教育同行业企业、社区密切结合，将高职院校发展成多功能中心。加强流动人口的技能培训，创办社区大学。

第二，创新高职院校学费制度，拓宽融资渠道，加强校企合作，走集团化发展之路。实行“订单”培养的新模式。完善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和证书体系。调整高职院校专业布局结构与策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走内涵发展之路，探索“2+1”培养模式，加强学科、专业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学方法、增加选修课机会，加大多学科间的辅修机会，增加高校产、学、教合作交流，提升就业准入能力。

第三，争取提供公平的教育财政政策，拓展和开发新专业。保持校际的均衡发展。建立社会民间资本运作系统，大力扶持职业培训。发展终身化、全民化职业教育。

第四，职业教育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和改善投资环境结合，实行县市级大学重构与职业教育前移;借鉴国外及台湾走专升本-硕-博模式及高职教育国际化、创建全国高职示范学校，实行“双线制”的教育体制。

第五，建立内外部信息预警系统，进行严格科学的市场需求与专业分析指导。

(作者单位：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姜智荣　彭小英

高职教育经营管理论文 篇2：

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维透视：逻辑、内涵、路径及保障

摘 要 随着“新常态”向纵深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需求侧”两端均已发生深刻变化，倒逼着高职教育必须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以适应“新常态”的战略诉求。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中，提升供给质量是核心、提高供给效率是关键、创新驱动发展是灵魂，要主动对接经济转型发展新常态、积极承接产业调整升级新使命、构建高职教育供给结构新生态，针对高职教育结构性、体制性、制度性等痼疾顽症，宏观层面要加强政策制度供给，调动行业企业等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中观层面要变革管理体制机制，破解政府集权式“一元管理”弊端;微观层面要完善现代学校制度，激发校内办学主体创新活力动力，进而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个体个性发展需求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精准供给。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质量;效率;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词，既是高职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也是高职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贡献最直接的教育类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的重任，是形成人力资本、释放人口红利的最主要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力资源的供给结构、生产方式以及资源配置形式，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体系的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整个国家供需结构的质量与效率，对推进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进行的改革涵盖所有重要领域，自然包括高职教育改革。高职教育既是供给侧改革的对象，又是承担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

一、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必然

从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角度看，我国高职教育长期与需求侧存在明显脱节、错位，存在供给结构不优、供给质量不高、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随着“新常态”向纵深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需求侧”两端均已发生深刻变化，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紧缺的现实与社会对高职教育与日俱增的诉求与焦虑之间的矛盾形成了需求侧的巨大张力，这倒逼高职教育必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自身转型升级提质以适应“新常态”的战略诉求，这是经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逻辑必然。

(一)高职教育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

一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新常态”持续发力正推动着我国三次产业深刻调整，传统落后产业、产能过剩产业必将加速退出市场，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的比重将会不断提升。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人口政策调整和人口老龄化加快，健康、旅游、教育、养老和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产业需求快速增长。受土地要素改革、城镇化建设影响，现代农业、建筑设计、家居装潢等产业必将得到加速发展。创新要素、技术要素、金融领域的改革正促进一大批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创新创意产业孕育兴起[1]。二是需求对象在悄然发生变化。人口政策调整、农村城镇化改革、产业调整、技术升级必然伴随着各类人员岗位变动、转岗培训以及再就业创业培训需求等，高职教育的服务对象不仅是在校生，还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下岗在岗转岗职工等社会人员。三是“新常态”战略增长极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双创”等“新常态”战略增长极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技能型和创新型专业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同时，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业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综上所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正引发人才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高职教育提供的教学产品与服务，必须要随着产业调整升级而重新进行结构性规划、随着服务对象的不断变化而调整。

(二)高职教育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一是高职教育供给相对过剩。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周期性、内涵质量发展的滞后性难以适应因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而引发的企业战略转变、地区转移、服务转化，也难以满足市场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从而造成人才供给相对过剩。二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高职教育人才供给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就是例证。与此同时，中高级经营管理、高端技术技能型及通晓国际规则外向型出现“人才荒”。三是传统体制机制束缚。高职教育供给侧在体制变革、制度创新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高职院校在办学自主权、经费投入、校企合作、双师队伍建设等关键要素上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供给，僵化的体制制约着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从低效供给向高效供给、由低质供给向高水平供给转型，高职教育发展活力和供给潜力难以释放。

(三)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

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高职教育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而主要矛盾是高职教育人才供给相对过剩，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体现在高职教育专业性、地域性供需结构失调、高职院校间发展不均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匹配;高职院校同类化、人才培养同质化现象严重，造成有限的职教资源浪费、利用效率低下。一方面，沿海发达地区出现“民工荒”、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全国范围的“技工荒”，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供给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求而形成巨大人才缺口。相对过剩的本质是结构性过剩，解决高职教育供需错配、相对过剩等难题，需要大力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专业设置、优化专业结构，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以匹配经济转型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求，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高职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二、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诸多核心要素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其改革理念对当前高职教育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和指导意义。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要遵循职业教育本质属性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规律，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体制性、制度性矛盾的病根，以提高供给质量、效率及创新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改革的办法推进职教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去除供给约束，释放潜力、增强活力，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个体个性发展需要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精准供给。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把握质量、效率以及创新三个核心要素。

(一)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提升供给质量是核心

质量是教育的永恒主题，是学校的生命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2]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质量”，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会议主题确定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可见，党和政府把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既是基于我国教育现状的准确判断，也为各类教育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深化内涵、提升质量、特色发展是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题中要义和核心任务。首先，严格高职院校准入制度，建立退出机制，控制数量规模，促使高职教育由外延型(规模与数量)发展真正转向内涵型(质量与特色)建设的轨道。其次，国家要对缺乏特色、缺乏竞争力、办学条件差的高职院校进行战略性整合，压缩“平原”，多建“高峰”，高职院校要切实强化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理念，纠正“大而全”的发展思路，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再次，全面实施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工程、信息化校园建设、管理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等，全面推进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要促进改革重心下移，既要着眼高职教育理念、政策、体系、制度等宏观层面的问题解决，更要注重专业课程、双师队伍、人才培养模式等微观层面的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二)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效率是关键

教育效率就是教育的生产效率，就是教育资源消耗与教育产出成果之比，即教育资源消耗与教育产出之比[3]。教育效率包括教育投资效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教育投资内部效益等。从宏观层面看，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已完成规模布局，截至2015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1341所、在校生1300多万[4]，均已占据我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传统以规模、数量和投入为主的“外延式”发展道路显然已不适应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必须要走提高教育投入要素质量和效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因此，当前从高职教育供给侧来研究教育效率，提高有限职教资源综合使用效率尤为必要。首先，在理论上要积极开展职业教育总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系统评价和比较研究，查找制约教育效率提高的薄弱环节，采取有针对性措施科学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其次，整合统筹教育、经济、劳动三个领域的职教资源，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大职教新格局，改变当前职教资源条块分割、多头管理、供给效率低下现状，优化权力资源配置;再次，高职院校必须要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寄希望用政府、企业、行业“快钱”充实硬件设施的“需求侧”惯性思维，更加注重优化内部结构，科学规划、合理配置使用各项资源，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三)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创造是灵魂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创新发展是供给侧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改革要素之一，也是打破现有诸多发展瓶颈的最有效途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社会对高素质、具有创新创造能力并全面发展的人才需要尤为迫切。任何改革都是求变求新的过程。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创新来促发“新动力”。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更需要职业院校“自下而上”的创新实践。面对产业调整升级新挑战，高职院校必须要自觉强化创新意识，主动谋划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方面，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创新机制，完善“以校企合作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项目为载体、产学研训为支撑”相结合的技术技能创新体系，激发自身发展的更大活力;另一方面，增加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积极引进产业技术技能领军人员，加强创新人才队伍的培养，使职业教育真正做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

三、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路径

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高职院校需要改变“需求侧”视角考虑问题的惯性思维，率先强化“供给侧”理念。就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供给侧”是改革的切入点，“结构性”是改革的内容，“改革”才是核心命题，内在地体现出实现精准供给是主要目标、提高供给质量效率是核心任务、改革创新是方法手段的逻辑关系和实践路径。

(一)主动对接经济转型发展新常态，实现人才供给精准化

随着“新常态”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新常态”的战略增长极倒逼着高职教育必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自身转型升级提质、扩大有效供给、实现精准供给。一是对接产业变化，优化高职专业结构布局。针对专业供给“结构性浪费”和“结构性缺失”难题，做好专业建设“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第一，淘汰落后专业，停办不符合市场与民众需求的“僵尸”专业;第二，改造传统专业，注重设置跨界复合型专业，以适应“互联网+”传统行业转型新业态;第三，孵化新专业，面向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行业职业以及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工程项目新需求，培育市场急需的新专业。第四，打造优势专业，对能够促进产业技术革新的专业加大投入、重点建设，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转型升级能力。二是配合“一带一路”战略诉求，助力优质产能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需求旺盛，这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方面，依据世界范围内新兴产业的发展、新技术的掌握、传统产业的新突破、相关职业资格标准的变化不断调整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需的海外生产经营本土人才。另一方面，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探索在沿线国家设立“鲁班工坊”，配合“走出去”企业面向当地员工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和学历职业教育。三是重拾“工匠精神”，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将工匠精神的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贯穿于人才培养始终，推进现代学徒制改革，着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专注执着、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为社会培养出素质优良、技艺精湛的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为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二)积极承接产业调整升级新使命，实现服务社会精准化

随着供给侧改革政策加码落地，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正面临着落后产业、产能过剩企业加速淘汰带来的下岗、转岗职工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就业创业培训等历史使命，同时，“精准扶贫”也为高职教育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因此，当前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一是创新办学模式，开辟服务社会新渠道。政府要鼓励支持高职院校在落后产能的工业园区、大型产业聚集区、进城务工农民相对集中的地方以及待安置分流下岗人员的企业开设集中教学点，采用夜校、周末课堂等灵活弹性的方式为以上人员提供精准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建议政府将“去产能”“去库存”过程中清出的国有闲置厂房、土地、设施、设备用于职业教育与培训;凡是涉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制式、大规模、成建制专项培训经费，不计入教育经费总量，而计入国家与地方供给侧改革成本。同时，可以采用政府购买职业院校培训服务形式，向特定群体例如进城务工人员发放“教育券”，这也是落实教育公平均衡、优化配置资源的一项惠民工程。二是构建“互联网+”职业教育与培训新业态，助力扶贫脱困。当前，高职教育并没有在扶贫攻坚中充分发挥“最后一公里”的作用，每年超过百万农村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无技傍身走上社会，回乡几年后便成为扶贫对象，甚至可能成为“问题青年”。职业教育主要面向成年人，“互联网+”模式更易于被年轻人所接受。同时，在线教育模式能有效缓解资源配置不均、降低教育成本，适合扶贫群体消费需求。因此，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要深入研究“互联网+”职业教育与培训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进数字资源开发和共享，扩大优质网络资源覆盖面，缩小校际和区域资源配置差距，助力精准扶贫。

(三)构建高职教育供给结构新生态，满足消费需求多元化

面临传统高职教育模式、教育资源“产能过剩”以及学生成长路径受阻、教学形式单一、教学过程封闭、考试评价僵化的现状，高职教育亟待构建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因此，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应当将贯通思维、“互联网”思维充分融入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全过程，构建共享、绿色、协调、持续的高职教育发展“新生态”，为各类服务对象提供多元化的成长成才路径。一是融入贯通思维，为各类人员开发多元化的成长成才路径。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打通职业教育“断头路”。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和学分互认制度，搭建各层次职教与普教、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及职业培训通过学分银行实现互认的多层次、体现终身学习理念的职业教育“立交桥”，畅通职业人才成长渠道。二是运用“互联网”思维，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探索“互联网+”在职业教育教学、实训、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全方位应用，开发慕课、微课、虚拟仿真实训等优质网络教育资源，利用微博、微信、教学APP随时随地开展教育教学，增强对学生学习的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发展潜能。三是运用创新思维，为学生搭建多渠道的创业平台。一方面，积极开展创新、创意、创业教育并将其贯穿于专业学习、实习实训、创业实践等环节，为学生创造力的提升提供“软”资源。另一方面，要整合行业、企业等资源，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联合机制和创业实践及项目孵化平台，并给予相应的激励措施，比如设置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以及创业效益分红等，为学生创业提供“硬”条件。

四、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保障机制

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并非简单地增加供给或减少供给，关键是矫正职教资源要素配置的扭曲状态，核心是激活生产要素[5]。同时，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方方面面，既有体系内部问题，也有体系外部问题。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以及机制创新予以保障。因此，高职教育结构性改革对内应当激发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的主动性;对外需要激活企业、行业的参与积极性，以提高高职教育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既是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保障。

(一)宏观层面要加强制度供给、凝聚共识，形成高职教育改革合力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成功实践和共同规律。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只停留在松散的结合面上、仅满足于部分专业实训、少数学生就业需要，究其根源，在于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供给。《职业教育法》自1996年颁布实施20年以来，职业教育的内外发展环境均已发生深刻变化，但《职业教育法》至今仍然没有修订完善，且20年间国务院没有颁布任何有关职业教育专门性法规。尤其是与职业教育联系最为紧密也最为重要的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目前还是空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作为跨界合作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尤其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调解、规范和推动。因此，一是加快校企合作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调动企业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当前迫切需要修订《职业教育法》，尽快出台诸如《校企合作促进法》等，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及实施细则，从财政资助、税收优惠、社会荣誉等方面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政府、企业及行业、学校在法律框架内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为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一方面，通过推行统一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完善职工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积极发展规范职业教育与培训市场，培育壮大“第三方”教育服务机构，多形式调动和保障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积极性，提升职业教育整体供给水平;另一方面，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及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建立基于“第三方”的职业教育人才需求和预测制度、毕业生跟踪调查制度、质量监测和评价制度等基础性服务支撑系统，为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精准服务[6]。

(二)中观层面要变革体制机制，释放高职教育创新发展活力

在我国高等教育集权式管理体制下，政府“一元管理”的体制机制障碍致使行业、企业、社会等其他利益主体难以深度参与高职教育治理，这已成为制约高职院校高水平发展的难题。因此，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重塑政府与高职教育利益相关方关系，关键在于转变政府在高职教育治理中的职能和作用，建立边界清晰、权责匹配、相互制衡、执行有力、接受监督的政府行政权力和职教资源科学合理配置机制，最终在政府、市场、学校和社会各主体间形成清晰的高职教育治理体系。而当前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要简政放权，为高职教育“松绑”。一是“确权”，即明确行政权力归属，在涉及高职院校行政审批、人事任免、人员编制、职称评聘、资格认定、经费保障等关键问题上要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建立权力清单、明确责权利，改变高职教育资源条块分割、多头交叉管理、管理效能低下等局面。“分权”，即将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职能，如办学水平、人才培养、教育质量评估等转移给社会中介性评估机构等。“放权”，即将专业设置、招生考试、课程建设、“双师”评聘等职能归还高职院校，矫正高职院校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扭曲状况，以保证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专业性和灵活性。“让权”，即将一些专项教育决策、教育培训、重大教育项目等委托给有资质的专业教育服务机构或行业协会，让用人单位、家长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监督和管理。

(三)微观层面要完善现代学校制度，激发高职院校内生动力

要以当前学校章程建设与实施为契机和抓手，创新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激发内生动力。一是建立健全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探索实践职业院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等，积极探索公办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构建校企利益相关体和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校企无缝对接，促进高职院校多元化发展、高水平发展。二是激发教职员工的活力。一方面，打破铁饭碗和平均主义。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教师队伍这个“关键力量”深化人事管理改革，重构分配制度，重塑激励机制，引导教师注重提升自身双师素质和技能。另一方面，要探索创新教职员工以知识、技术、管理等入股办学，形成自我造血的良性机制，真正激发教职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要激发二级单位的活力。目前高职院校普遍采用院系两级管理体制，人财物相对集中、基层单位缺乏办学自主权，压抑了二级单位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因此，要推动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型，简政放权，促进管理重心下移，突出对外职能需要，以便二级单位更加主动灵活地适应经济环境与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同时，建立健全目标监控、结果控制体系和奖惩机制，真正实现二级单位权责利相统一，激发二级单位自主管理、创新创造的活力。总之，要破除当前公办院校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落后藩篱，让学校接地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深入推进的必然选择，是经济转型发展、产业调整升级“新常态”的逻辑必然。“中国高校转型发展实质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7]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块短板，补齐了这块短板，我国的人口红利才能真正充分释放出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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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家峰，张洁.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教育新视角[J].中国高等教育，2016(10)：22-26.

[6]吕景泉，马雁，杨延，等.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0)：15-19.

[7]袁贵仁.高校改革实质是中国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EB/OL].(2016-3-10).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6-03/10/content_37990226.htm.

The Four-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for Supplying Lateral Constitutive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Logic， Connotation， Route and Guarantee

Zhang Xugang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stitutive reform; supply-side reform; quality; efficiency; innovation

Author Zhang Xugang， lecturer of Anhui Technical College of Industry and Economy(Hefei 230051)

作者：张旭刚

高职教育经营管理论文 篇3：

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维透视：逻辑、内涵、路径及保障

摘 要：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新常态”的迫切需要和逻辑必然。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把握质量、效率和创新三个核心内涵，主动对接经济转型发展新常态、积极承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新使命、构建高职教育供给结构新生态，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高职教育结构性、体制性、制度性等痼疾，加强政策制度供给，变革管理体制机制，完善现代学校制度，激发高职教育创新发展活力动力，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个体个性发展需求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精准供给。

关键词：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质量;效率;创新

作者简介：张旭刚(1978-)，男，安徽无为人，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圖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词，既是高职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也是高职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教育类型，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贡献最直接，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的重任，是形成人力资本、释放人口红利的最主要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力资源的供给结构、生产方式以及资源配置形式，这一特征决定了职业教育体系的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整个国家供需结构的质量与效率，对推进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高职教育既是供给侧改革的对象，又是承担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

一、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必然

从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角度看，我国高职教育长期与需求侧存在明显脱节、错位，供给结构不优、供给质量不高、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随着“新常态”向纵深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需求侧”两端均已发生深刻变化，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紧缺的现实与社会对高职教育与日俱增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需求侧的巨大张力。

(一)高职教育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

一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新常态”持续发力正推动着我国三大产业深刻调整，传统落后产业、产能过剩产业必将加速退出市场，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的比重将会不断提升。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人口政策调整和人口老龄化加快，健康、旅游、教育、养老和医疗等生活服务产业需求快速增长。受土地要素改革、城镇化建设影响，现代农业、建筑设计、家居装潢等产业必将得到加速发展。创新要素、技术要素、金融领域的改革正促进一大批中小微、科技型、创新创意产业孕育兴起。[1]二是需求对象在悄然发生变化。人口政策调整、农村城镇化改革、产业调整、技术升级必然伴随着各类人员岗位变动、转岗培训需求等。三是“新常态”战略增长极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双创”等“新常态”战略增长极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技能型和创新型专业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同时，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综上所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正引发人才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高职教育提供的教学产品与服务，必须要随着产业调整升级而重新进行结构性规划、随着服务对象的不断变化而调整。

(二)高职教育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一是高职教育供给相对过剩。一方面，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周期性、内涵质量发展的滞后性难以适应因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而引发的企业战略转变、地区转移、服务转化，造成人才供给相对过剩。二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高职教育人才供给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就是例证。与此同时，中高级经营管理、高端技术技能应用型及通晓国际规则的外向型人才“荒”。三是传统体制机制束缚。高职教育供给侧在体制变革、制度创新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高职院校在办学自主权、经费投入、校企合作、双师队伍建设等关键要素上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供给，僵化的体制制约着高职院校难以释放发展活力和供给潜力。

(三)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

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高职教育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而主要矛盾是高职教育人才供给相对过剩，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体现在高职教育专业性、地域性供需结构失调、高职院校间发展不均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匹配;高职院校同类化、人才培养同质化严重。相对过剩的本质是结构性过剩，解决高职教育供需错配、相对过剩等难题，需要大力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匹配经济转型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求，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二、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

供给侧原本是经济术语，是相对需求侧而言的。需求侧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生产要素的持续供给和有效利用实现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率;供给侧主要通过充分配置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创新这六大要素实现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2]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诸多核心要素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其改革的理念思路对当前高职教育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笔者认为：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要遵循职业教育本质属性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规律，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体制性、制度性矛盾的病根，以提高供给质量、效率及创新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改革的办法推进职教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去除供给约束，释放潜力、增强活力，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个体个性发展需要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精准供给。而此关键在于把握质量、效率以及创新三个核心要素。

(一)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提升供给质量是核心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进内涵式发展”。[3]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教育质量”。可见，党和政府把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既是基于我国教育现状的准确判断，也为各类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提升质量是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题中要义。首先，严格高职院校准入制度，建立退出机制，控制数量规模，促使高职教育由外延型(规模与数量)发展真正转向内涵型(质量与特色)建设的轨道。其次，对缺乏特色、缺乏竞争力、办学条件差的高职院校进行战略性整合，压缩“平原”，多建“高峰”。再次，全面实施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工程、信息化校园建设、管理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等，全面推进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要促进改革重心下移，既要着眼高职教育理念、政策、体系、制度等宏观层面的问题解决，更要注重专业课程、双师队伍、人才培养模式等微观层面的改革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唯有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才能真正提升高职教育的供给质量。

(二)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效率是关键

教育效率就是教育的生产效率，简言之，即教育资源消耗与教育产出之比[4]。从宏观层面上看，目前我国高职教育以规模、数量和投入为主的“外延式”发展道路显然已不适应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必须要走提高教育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效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因此，当前从高职教育供给侧来研究教育效率，提高有限职教资源综合使用效率尤为必要。首先，在理论上要积极开展职业教育总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系统评价和比较研究，查找教育效率的薄弱环节，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其次，整合统筹教育、经济、劳动三个领域的职教资源，建立大职教新格局，改变当前职教资源条块分割、多头管理、供给效率低下现状，优化权力资源配置;再次，高职院校必须要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寄希望用政府、企业、行业“快钱”充实硬件设施的“需求侧”惯性思维，更加注重优化内部结构，科学规划、合理配置使用各项资源，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三)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是灵魂

创新发展是供给侧改革最为重要的改革要素之一。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创新来促发“新动力”。任何改革都是求变求新的过程。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更需要职业院校“自下而上”的创新实践。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新挑战，高职院校必须要自觉强化创新意识，主动谋划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方面，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创新机制，完善“以校企合作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项目为载体、产学研训为支撑”相结合的技术技能创新体系，激发自身发展的更大活力;另一方面，增加科技创新的投入，增加产业技术技能领军人员的引进，注重加强自身创新人才队伍的培养，使职业教育真正做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

三、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路径

就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点，“结构性”是改革内容，“改革”才是核心命题，内在地体现出实现精准供给是主要目标、提高供给质量效率是核心任务、改革创新是方法手段的逻辑关系和实践路径。

(一)主动对接经济转型发展新常态，实现人才供给精准化

随着“新常态”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新常态”的战略增长极倒逼着高职教育必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自身转型升级提质、扩大有效供给、实现精准供给。一是对接产业变化，优化高职专业结构布局。针对专业供给“结构性浪费”和“结构性缺失”难题，做好专业建设“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第一，淘汰落后专业，停办不符合市场与民众需求的“僵尸”专业;第二，改造传统专业，注重设置跨界复合型专业，以适应“互联网+”传统行业转型新业态;第三，孵化新专业，面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兴行业职业以及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工程项目新需求，培育市场急需的新专业。第四，打造优势专业，对能够促进产业技术革新的专业加大投入重点建设，提升专业服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力。二是配合“一带一路”战略诉求，助力优质产能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需求旺盛，这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方面，依据世界范围内新兴产业的发展、新技术的掌握、传统产业的新突破、相关职业资格标准的变化不断调整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需的海外生产经营本土人才。另一方面，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探索在沿线国家设立“鲁班工坊”，配合“走出去”企业面向当地员工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和学历职业教育。三是重拾“工匠精神”，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将工匠精神技术理念和价值理念贯穿于人才培养始终，推进现代学徒制改革，着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专注执着、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为社会培养出具有素质优良、技艺精湛的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为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二)积极承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新使命，实现服务社会精准化

随着供给侧改革政策加码落地，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正面临着落后产业、产能过剩企業加速淘汰带来的下岗、转岗职工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就业创业培训等历史使命，同时，“精准扶贫”也为高职教育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因此，当前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一是创新办学模式，开辟服务社会新渠道。政府要鼓励支持高职院校在落后产能的工业园区、大型产业聚集区、进城务工农民相对集中的地方以及待安置分流下岗人员的企业开设集中教学点，采用夜校、周末课堂等灵活弹性的方式为以上人员提供精准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建议政府将“去产能”、“去库存”过程中清出的国有闲置厂房、土地、设施、设备用于职业教育与培训;凡是涉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制式、大规模、成建制的专项培训经费，不计入教育经费总量，而计入国家与地方供给侧改革成本。同时，可以采用政府购买职业院校培训服务形式，向特定群体例如进城务工人员发放“教育券”，这也是落实教育公平均衡、优化配置资源的一项惠民工程。二是构建“互联网+”职业教育与培训新业态，助力扶贫脱困。当前，高职教育并没有在扶贫攻坚中充分发挥“最后一公里”的作用，每年超过百万农村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无技傍身走上社会，回乡几年后便成为扶贫对象，甚至可能成为“问题青年”。职业教育主要面向成年人，“互联网+”模式更易于被年轻人所接受。同时，在线教育模式能有效缓解资源配置不均、降低教育成本，适合扶贫群体消费需求。因此，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要深入研究“互联网+”职业教育与培训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进数字资源开发和共享，扩大优质网络资源覆盖面，缩小校际和区域资源配置差距，助力精准扶贫。

(三)构建高职教育供给结构新生态，满足消费需求多元化

面临传统高职教育模式、教育资源已经“产能过剩”以及学生成长路径受阻、教学形式单一、教学过程封闭、考试评价僵化的现状，高职教育亟待构建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因此，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应当将贯通思维、“互联网+”思维充分融入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全过程，构建共享、绿色、协调、持续的高职教育发展“新生态”，为各类服务对象提供多元化的成长成才路径。一是融入贯通思维，为各类人员开发多元化的成长成才路径。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打通职业教育“断头路”。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和学分互认制度，搭建各层次职教与普教、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及职业培训通过学分银行实现互认的多层次的、体现终身学习的职业教育“立交桥”，畅通职业人才成长渠道。二是运用“互联网+”思维，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探索“互联网+”在职业教育教学、实训、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全方位应用，开发慕课、微课、虚拟仿真实训等优质网络教育资源，利用微博、微信、教学APP随时随地开展教育教学，增强学生学习的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发展潜能。三是运用创新思维，为学生搭建多渠道的创业平台。一方面，积极开展创新、创意、创业教育并将其贯穿于专业学习、实习实训、创业实践等环节，为学生创造力的提升提供“软”资源。另一方面，要整合行业、企业等资源，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联合机制和创业实践及项目孵化平台，并给予相应的激励措施，比如设置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以及创业效益分红等，为学生创业提供“硬”条件。

四、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保障机制

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并非简单地增加或减少供给，关键是矫正职教资源要素配置的扭曲状态，核心是激活生产要素。[5]同时，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方方面面，既有体系内部问题，也有体系外部问题。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以及机制创新予以保障。因此，高职教育结构性改革对内应当激发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的主动性;对外需要激活企业、行业的积极参与性，以提高高职教育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既是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保障。

(一)宏观层面要加强制度供给，凝聚共促高职教育改革合力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成功实践和共同规律。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只停留在松散的结合面上、仅满足于部分专业实训、少数学生就业需要，究其根源，在于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供给。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作为跨界合作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尤其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调解、规范和推动。因此，一是加快校企合作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调动企业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当前迫切需要修订《职业教育法》，尽快出台诸如《校企合作促进法》等，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及实施细则，从财政资助、税收优惠、社会荣誉等方面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一方面，通过推行统一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完善职工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积极发展规范职业教育与培训市场，培育壮大“第三方”教育服务机构，多形式调动和保障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积极性，提升职业教育结构整体供给水平;另一方面，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及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建立基于“第三方”的职业教育人才需求和预测制度、毕业生跟踪调查制度、质量监测和评价制度等基础性服务支撑系统，为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精准服务。[6]

(二)中观层面要变革体制机制，释放高职教育创新发展活力

在我国高等教育集权式管理体制现状下，政府“一元管理”的体制机制障碍致使行业、企业、社会等其他利益主体难以深度参与高职教育治理，这已成为制约高职院校高水平发展的难题。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重塑政府与高职教育利益相关方关系。而当前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要简政放权，为高职教育“松绑”。一是“确权”，即明确行政权力归属，在涉及高职院校行政审批、人事任免、人员编制、职称评聘、资格认定、经费保障等关键问题上要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建立权力清单、明确责权利，改变高职教育资源条块分割、多头交叉管理、管理效能低下等局面。二是“分权”，即将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职能，如办学水平、人才培养、教育质量评估等转移给社会中介性评估机构等。三是“放权”，即将专业设置、招生考试、课程建设、“双师”评聘等职能归还高职院校，矫正高职院校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扭曲状况，以保证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四是“让权”，将一些专项教育决策、教育培训、重大教育项目等委托给有资质的专业教育服务机构或者行业协会;让用人单位、家长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监督和管理。总之，政府要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能，即“只掌舵，不划桨”。

(三)微观层面要完善现代学校制度，激发高职院校内生动力

要以当前学校章程建设与实施为契机和抓手，创新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激发内生动力。一是建立健全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探索实践职业院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等，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构建校企利益相关体和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校企无缝对接。二是激发教职员工的活力。一方面，打破铁饭碗和平均主义。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教师队伍这个“关键力量”深化人事管理改革，重构分配制度，重塑激励机制，引导教师注重提升自身双师素质和技能。另一方面，要探索创新教职员工以知识、技术、管理等入股办学，形成自我造血的良性机制，真正激发教职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要激发二级单位的活力。目前高职院校普遍采用院系两级管理体制，人财物相对集中、基层单位缺乏办学自主权，压抑了二级单位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因此，要推动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型，简政放权，促进管理重心下移，突出对外职能需要，以便二级单位更加主动灵活地适应经济环境与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同时，建立健全目标监控、结果控制体系和奖惩机制，真正实现二级单位权责利相统一，激发二级单位自主管理、创新创造的活力。总之，要破除当前公办院校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落后藩篱，让学校接地气。

“供給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什么时髦的概念和口号，而是改革深入推进的必然选择。“中国高校转型发展实质上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7]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块短板，补齐了这块短板，我国的人口红利才能真正充分释放出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EB/OL].(2016-4-7).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shishi/201603/ t20160318_800052557.html.

[2]王一鸣，陈昌盛，李承健.人民要论：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人民日报，2016-03-29.

[3]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7/29/c_12388942.htm.

[4]方法林.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质量、效率和创新[J].教育现代化，2016(4)：23-25.

[5]梁家峰，张洁.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教育新视角[J].中国高等教育，2016(10)：22-26.

[6]吕景泉，马雁，杨延，刘恩专.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0)：15-19.

[7]袁贵仁.高校改革实质是中国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EB/OL].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6-03/10/content_37990226.htm.

责任编辑 刘扬军

作者：张旭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