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教育培训论文

农民工教育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重要途径,它对于增强农民工的职业适应性,增加农民工收入,提高城市适应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民工教育培训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农民工教育培训论文 篇1：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求现状及解决策略

摘 要 对福州市224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现状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与供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交错，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求之间凝结成复杂的矛盾关系。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需要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需求与供给有机结合，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和供给特点入手，寻求协调性的解决思路与方案。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供给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直接关系到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关系到我国产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关系到农民工的市民化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全国兴起教育培训热潮的情况下，做好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不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数量的同时，更好地提升教育培训质量，尤显迫切。

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调查概况

2011年7～8月，课题组围绕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与供给现状对福州市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以及服务业等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24份。调查对象中，男性占42%，女性占58%，其中80后农民工占70%，90后农民工占30%，60%未婚。从行业分布来看，工业领域农民工占56%，建筑业占8%，运输业占4%、商业占10%，服务业占19%，见图1，调查对象的学历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两个层次，其中也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校毕业生，见图2。

调研目的主要是全面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现状，从供给与需求双向视角综合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因此，除了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外，课题组还就教育培训供给状况进一步走访了福州市相关政府机构、企业和部分商业培训机构。

二、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求现状及影响因素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既不能单纯研究其对教育培训的需求状况，也不能片面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供给状况，而应当从矛盾双方(即需求与供给双重视角)整体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情况开展调查研究。

(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现状与影响因素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有着更为强烈的教育培训需求。调查显示：87%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作之余参加教育培训。关于“对自己的学历与知识水平是否满意”的问题，66%的新生代农民表示不满意甚至十分不满意，同时96%的人认为，当今社会青年有必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关于参加教育培训的主要目的，55.8%的人选择了知识更新。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知识、技术重要性的认知度和认同度都相对较高。

就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具体需求而言，他们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一些共同特点，也有自己的独特性。如培训方式的选择与第一代农民工相同，63%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在职培训即利用工作之余进行业余学习，29%的人选择了工作中跟着师傅学，这主要是由他们自身的经济条件和生存状况决定的。在对培训时间的选择上，由于农民工工作时间比较长，工作量比较大，参加培训的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因此将培训时间选择在周末的人占到了被调研总人数的59%。然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对培训内容、授课方式以及培训主体的选择上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在培训内容上，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教育培训的需求比较广泛而且呈现多样化特征，主要包括专业技能知识、文化知识、致富创业知识、法律知识、心理健康知识、人际沟通知识等。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技术含量高和现代管理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比较感兴趣，而对传统电工、车工、修理工、厨师等技能培训的需求比例降低，见图3。在对培训组织的选择上，也呈现多样化特点，见图4。

在授课方式上，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青睐网络教学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其中有33%的人选择通过互联网进行授课。

调查发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六方面：第一，城市化诉求与市民化意愿。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化诉求，对农村的归属感下降，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课题组所做的另一项调查表明：30.6%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大中城市生活，27.5%的人希望在小城市生活，30.6%的人选择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中小型城镇，而只有11.2%的人选择回到农村。正是这种城市化诉求使得他们在外出务工的目的上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显著区别。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了求生存，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则不仅仅是求生存，更多的是寻发展。调查表明，有36%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外出务工是为了长本领、学技能，赚钱是其次。为了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求生存、寻发展，教育培训自然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自己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第二，收入状况与培训费用。关于“影响你参加教育和培训的最主要因素”，32%的人选择收入有限，没有能力支付教育和培训费用。第三，培训效果或培训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有16%的人表示愿意花钱参加教育培训，但担心培训效果不明显，学了没用，达不到预期目标。第四，时间与精力。21%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加培训和学习。第五，教育背景或文化基础。青年农民工前期教育状况的差异直接影响其教育需求的差异，有9%的人担心由于文化基础差，学不好。第六，年龄分布。新生代农民工中，年纪越小对于教育培训的积极性越低，见图5。

总体而言，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激增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时代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在于利益吸引力[1]。竞争压力不仅来自于激烈的就业竞争，而且来自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后对劳动者素质的新要求;利益吸引力则与他们的城市梦想紧密相联，知识和技能的匮乏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层次和水平，冲击他们的城市梦想。

(二)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现状与影响因素

近年来，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初步形成了政府、商业培训机构、企业等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培训的基本格局。福州市在农民工培训方面，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运行规则和制度。如与各种技工学校、培训中心联合，建立一批定点培训机构并制定配套的监督和管理制度，制定并实施了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职业技术培训补贴政策。针对用工缺口现象，还实施了进城青年农民工订单技能培训计划。据调查，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程度地都参加过一些培训，其中由用人单位组织的岗前培训和专业技术培训分别达到57.50%和40.18%，只有29%的人表示从未参加过任何培训，见表1。

然而，与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和需求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仍然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总体而言，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面临着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区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2]。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五方面：第一，制度因素。有研究者认为，以往城镇中政府公共机构设立的免费职业培训机构主要是针对城镇下岗劳动者而设的，因而针对农民工的培训机制、政策和人力物力安排明显滞后[3]。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教育培训配套保障措施，特别是没有建立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点的教育培训体系。第二，政府财政投入。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作为政府实施的一项民生工程，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有关数据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了农民工总数的60%，达到1亿人左右。因此，政府财政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供给总量。第三，政府的定位。除了增加投入以提高供给总量外，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定位是否准确同样会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供给，直接关系到有限的教育资源能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第四，用人单位责任意识与认知度。用人单位如果只从自身的成本效益出发，特别是只从自己的短期利益出发看待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必然出现投入不积极现象。第五，培训机构。培训机构是直接负责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专业性机构，培训机构管理是否科学，培训内容是否单一，是否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培训手段是否符合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等都将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实效性或供给质量。

三、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求矛盾及解决策略

(一)供求矛盾

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可以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需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突出表现在数量上的供不应求和性质上的供需脱节。

1.供不应求

由于利益吸引力(城市化诉求与市民化意愿)和激烈的竞争压力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都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但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实际参与教育培训的比例远远低于他们的需求。调查表明：87%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作之余参加一些教育培训以提升自己，但实际参培情况中，最高一项指标即用人单位组织的简单岗前培训参培比例也只达到57%，而由政府组织以及商业机构组织的培训参培比例则一般不超过20%。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潜在需求与现实供给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见图6。

2.供求脱节

所谓供需脱节，指的是在教育培训总供给一定的条件下，教育培训的现实供给没有充分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不能有效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实际需求，从而导致教育培训供给效率的下降。关于“各类教育培训存在的最大问题”，33.48%的人认为培训内容实用程度不强;15%的人认为培训形式过于单一;13%的人认为培训只停留在低层次的技能培训;9%的人认为，培训内容的难度学员跟不上。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存在代际差别。现有的教育培训制度与模式没有充分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整体性特点及其内部个体教育需求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培训的内容、方式、教育教学时间的选择等各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单一的教育培训模式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多样化的需求。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有着强烈的需求，但最终往往难以实现，其中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问题，作为供给方的政府、企业、社会培训机构也在供给能力、供给定位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从而导致部分需求的跌落[4]。

(二)解决策略

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需要正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存在的供需矛盾，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特点出发，寻求协调解决的思路与方案。

第一，畅通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渠道

教育培训从供给到受益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系列的中间环节，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必须努力保证这一过程的畅通，如果其中某一环节受阻，就会使整个教育培训供给链条出现断裂、失效。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渠道不畅通首先表现在教育培训信息传播受阻，从而导致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求学无门，另一方面是培训机构招不到学员，导致教育培训资源闲置。关于“是否了解当地政府制定的关于农民(农民工)培训的相关政策”，32%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59%的人“听说了，但是不太了解”，只有8%的人“了解”。这表明，非常有必要加大教育培训信息的宣传力度。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受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培训供给与接受之间在时空上存在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时间与地点选择上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从而导致他们最后放弃参加培训，导致潜在的培训需求无法转化为现实需求。因此有必要通过现代远程教育、社区教育、企业培训等多种方式来解决这种非便利导致培训受阻的现象。此外，教育培训环节还包括培训实效性评估与追踪，如果教育培训不能达到新生代农民工对培训的预期，也势必影响他们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总之，只有保证教育培训过程整个环节的畅通，才能使教育培训供给得以实现。

第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固然不只是供给主体单方面的事情，但教育培训主体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过程中却起着主导性作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主体主要涉及政府、企业、盈利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非盈利性技能培训机构等。新生代农民工都比较认同政府和企业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但对两者在教育培训中作用和实效性的评价并不很高，存在一定反差，见图7。

导致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评价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功能和角色定位不准，存在着角色越位、角色缺位、角色冲突和角色履行困境等问题。导致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评价不高的原因则在于企业从自身成本效益而且是短期效益出发来看待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因而投入积极性不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质量，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必须理顺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间的关系，整合教育资源。首先，政府应当转变角色、合理定位，在加大投入的同时，重点做好教育培训的规划、引导、监督和管理工作[5]。针对企业投入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应当建立政府、企业、农民工三方共同分担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以企业和农民工共同发展为目标开展培训[6]。而作为专业性的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以市场为导向，紧紧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个体教育培训需求特点及其发展动向，不断更新教育培训内容，改进教育培训手段与方法。

第三，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给模式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存在诸多矛盾关系：农民工个体教育内容需求的多元化与目前教育培训内容供给的单一化、片面化之间的矛盾;农民工个体对教育方式需求的多样化与当前教育培训方式单一化之间的矛盾;农民工学历水平多层次化与教育培训单一化的矛盾;新生代农民工高度流动性与教育培训非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问题，需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年龄层次、就业心理、就业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类、分层次的引导，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模式[7]。

作者：李群山，孙霞

农民工教育培训论文 篇2：

论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是其农民工权益保护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系统梳理了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发展历程，深刻阐述了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当前城乡发展实际提出了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胡锦涛 农民工 教育培训

教育培训权是《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业教育法》赋予农民工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政府、企业等责任主体必须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致力于保障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权，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阐明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背景、依据、意义、内容、方式等内容。研究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既是丰富其思想内容的根本途径，也是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工教育培训权益的重要举措。

一、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发展历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产业升级的加快，农民工文化素质低、职业技能弱已经成为制约其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为推动我国农民工群体健康向上的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这不仅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了指导思想，还为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发展历程包括提出、形成、发展三个阶段。

(一)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提出

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是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提出的，《规划》对农民工培训规划的制定背景、指导思想、具体目标、实践路径等内容做了详细的阐述。《规划》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提出对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镇转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在于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规划》认为农民工教育培训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目标任务，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规划》强调政府要综合运用财政扶持、减税等措施调动企业、教育培训机构、农民工等责任主体的积极性，以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多途径、多形式、多层次地发展;要坚持政府扶持、齐抓共管、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按需施教、注重实效的基本原则，以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统筹、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此外，《规划》还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了各级政府的考核内容，设定了具体的工作目标，明确了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责，给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资金投入、制定激励政策、建立劳动预备与就业准入制度、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加强服务管理等实践措施。

(二)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形成

《规划》颁布实施后，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这一思想内容在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并在十七大报告中得以正式形成。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突出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内容的安排要符合市场和企业要求，方式要协调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的利益，要求是培训资金或补贴得以保障、强制有偿培训等错误做法得以避免。同年，农业部、财政部等六部委共同启动实施了“阳光工程”，按照“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的原则，通过依托学校教育资源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示范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2006年3月，《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意义，强调农民工问题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细化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原则，强调要坚持公平对待、服务管理、规划引导、着眼将来、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工作理念;指出了做好农民工就业服务与培训工作的具体措施，即要实行城乡平等就业制度、落实农民工教育培训责任、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效等。同年4月《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则依托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课题组调研报告丰富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地位、作用、结构、特点、数量、趋势、现状、问题及其原因、对策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认识，强调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是农民工转移就业、流动就业的基本途径，是增强农民工能力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阳光工程”建设、充实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健全培训体制、提高补贴标准是推动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有效途径，强调从农民工中培养出一批中高级技工是适应制造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和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强调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关键在于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和建立规范统一的人力市场，这表明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已经上升为党的意志和执政理念，也标志着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正式形成和最终确立。

(三)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发展

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中央统战部、建设部于2007年3月共同印发《关于实施“温暖工程李兆基基金建筑业农民工培训”项目的通知》，决定利用李兆基基金对广西、山東、重庆、贵州等13个省(区、市)的2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建筑业技能、职业道德、安全生产、务工维权等知识培训，并为其解决就业问题，创建了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农民获益的培训新模式，对于提高农民工职业能力素质和增强其就业潜力也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细化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内容，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实施细则，强调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要继续做好阳光工程、星火科技培训、雨露计划等培训项目的实施工作，教育培训工作要突出特色和抓住要点。2009年1月，人社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名印发《关于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的通知》，将失业返乡农民工实用技能培训纳入积极组织开展四类培训范畴。同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等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重要性，提出了继续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和充分利用职业学校、成人学校教育资源等实践举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并要求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一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全国总工会通过长期的、大范围的调研，形成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将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进行了全面的对比分析，强调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知识水平高、接受能力好、培训需求强等特点;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观念上的“六个转变”，并从就业动机、劳动权益诉求、职业角色认同、对务工城市状态、维权意识、生活追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明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难，强调教育程度低和职业技能水平发展滞后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实现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给出了改进和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对策，建议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和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由此可见，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发展具有与时俱进、观点鲜明、特色明显的优秀品质，其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和理论内容的创新。

二、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主要内容

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涵盖指导思想、实施原则、责任主体、教育客体、培训内容、实践路径等方面，但是本文主要侧重对其主要内容的探讨，认为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健全教育培训体制，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丰富教育培训内容，创新教育培训形式;明确政府企业职责，切实增强教学质效。

(一)健全教育培训体制，营造良好制度环境

健全农民工教育培训体制是解決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短缺、组织不力、管理混乱、监督不严等问题的关键，是营造良好制度环境、提高培训效率、提升农民工能力素质和保障农民工教育培训权的必要条件。健全农民工教育培训体制应该包括责任承担制度、政府支持制度、经费管理制度和保障监督制度等内容，具体如下所述：

责任承担制度。考虑到农民工教育培训涉及多地域、多主体，因而要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责任承担制度，理顺政府、企业、农民工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各农民工教育培训实施主体及其责任义务，建立多元投入体制，依据各主体的实力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担教育培训成本。

政府支持制度。各级政府要将农民工教育培训列入财政预算和新农村建设人才规划，切实加大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要成立农民工教育培训领导小组和明确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切实增强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实效性;要坚持农民工获益原则和制定免费职介、培训补贴、技能鉴定补贴等惠民政策，切实为农民工转移就业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经费管理制度。资金问题是做好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核心问题，因而要建立健全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应该包括经费筹措、经费使用两个方面。各级政府要在财政支出中安排相应的专项经费，建立政府、企业、农民工的多方经费投入机制;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要做到专款专用，确保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效果;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的筹措和使用应该纳入法律规定，形成一定的条款细文，确保其得以强制执行。

保障监督制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成立专门机构，制定各类培训单位管理考核体制，监督推进各项培训任务的贯彻落实;建立企业用工信息监测点和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据库，积极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切实做好农民工就业择业管理服务工作;切实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研究制定涵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内容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办法。

(二)丰富教育培训内容，创新教育培训方式

农民工教育培训内容应该是多方面、多类型的，要依据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需求开展订单培训和定向培训，以增强农民工的竞争力;要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和企业改造升级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强农民工的适应力;要紧抓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趋势开展创业培训，以增强其的自主创业创新能力;要依据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的发展需求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以增强农民工的农业生产能力;要对青年农民工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以保证培训质效和企业用工;要依据返乡农民工特点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设定相应的专业、课程，以提高培训的实效性。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方式应该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各级政府应该注重社会上各类教育资源的整合优化，特别要重视成人技术学校在农业技术推广上的作用，以开展针对农民工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市县应该组建农民工科技示范培训中心、农民工维权中心等机构，聘请相关专家教授、社会名人、律师、专业技术人员对农民工开展实用技术、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和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使每位农民工能够掌握一门以上的生活技能和自觉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他们的转业、转岗、转产、自护能力，以营造有技术、有文化、有思想的新型农民;县、乡(镇)还应该组建各类农业讲师团，通过与相关高校和企业的合作，整合农业、科技、建筑、法律、卫生、工会等社会资源，以村为单位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重点培养各类“务工能人”和“科技示范户”，构建点对点、一对多、长期化的服务格局;有条件的乡镇可以由政府牵头创办多功能的民工学校，向农民工传授职业道德、社会道德、法律法规、择业就业、行业技术、权益保护等知识，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技能和智能，从根本上拓展农民工的就业选择空间;各高校应该积极参与到农民工教育培训中来，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实验研究”课题组在上海嘉定区的永盛公寓——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建立了一个学习中心实验基地，采取成本“协商”分担模式，既解决了教育培训所需的资金、场地、设备、人员等问题，也为周边教育机构“服务上门”创造了条件。

(三)明确政府企业职责，切实提高教学质效

做好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和切实提高教学的质效，仅仅依靠市场的推动是不行的，因而要明确政府企业的职责。究其原因，一方面政府企业是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两大主体和责任承担者，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和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管理混乱、企业参与率低、教学质效不强等问题，迫切需要有效解决。

政府是农民工教育培训最重要、最关键的主体，扮演着引导者、服务者的角色。作为政策制定者、实施者、监督者的政府，既要平衡各方的利益关切和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也要考虑自身在制度安排中的职责问题和切实增强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应该出台一些倾向于保障农民工教育培训权的法规政策，采取宣传教育、制定实施细则、加强监督管理等措施来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督促农民工流出地、流入地政府建立农民工流入登记制度、用人单位雇工制度和企业农民工双向选择网络服务系统，保障农民工就业信息的咨询权和降低他们就业成本与风险，改变目前农民工“投亲式”“靠友式”的就业趋向和引导他们理性择业、安全就业;采取不同形式给予农民工一定的资金支持，合理照顾各方需求和利益，拟定各方都能接受的资金投入机制;坚持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有机调节的原则，引导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多元投资的农民工教育培训格局。

企业作为农民工生产生活的直接管理者，承担着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主要职责。企业应该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认识，转变旧时的教育观念，了解自身的主体义务，积极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坚持技能教育和素质教育并重的原则，统筹兼顾、着眼将来、注重实效，增加培训内容，扩大培训覆盖面，以提高教育培训的系统性;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依据农民工实际需要，设定相应的培训课程、专业，选取相关的培训教材和师资，以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做好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对取得合格证书的农民工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和晋升鼓励，实现教育培训的规范化、稳定性运作，以提高教育培训的实效性;结合企业发展目标，制定农民工中长期教育培训规划和实施计划，确定年度培训目标，将农民工培训经费纳入企业财政预算，以提高教育培训的稳定性。

三、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的现实意义

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理论上实践和发展了科学发展观，实践上则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加强农民工市民化建设和促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三大基本特征，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做了進一步的阐述。他强调，民主法治就是依法治国方略得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得以充分发扬和各方积极因素得以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利益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公平公正公开大范围实现;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管理民主、秩序井然、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农民工这一群体，只有切实解决好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才能推动农民增产增收、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村繁荣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之间、农民与市民之间、工农业之间统筹发展，才能带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实现。

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有效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思想强调要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法制建设工作，建立健全责任承担、政府支持、经费管理和保障监督等体制，充分调动农民工参与工业生产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要通过各种培训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带动他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推动城乡一体的教育保障体系建设，确保农民与市民之间在享受教育服务时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保证城乡人民的利益诉求都得到适当照顾;要通过开展农民工法制教育，帮助他们了解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让他们遵纪守法和自觉维护社会秩序;要注重培养高素质、多技能的农民工，这样既可以提升他们的劳动层次和技术层次，也能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和带动家乡的建设;要将农民工教育培训与城镇化有效结合起来，鼓励受训农民工就近就业、转移就业或自主创业，解决好农村人多地少矛盾，带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建设。

(二)有利于加强农民工市民化建设

加强农民工市民化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由农民向市民的职业、地域、身份的同步转变，而却经历着由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市民的发展路径。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制约。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了这一思想内容，并强调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特别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建设。农民工市民化既包括数量上的市民化，也包括质量上的市民化;既包括身份、工作性质的转变，也包括工作方式、生活习惯、城市心态、价值观念的转变。教育培训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重要途径。胡锦涛农民工教育培训思想强调农民工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增强，注重解决农民工进城后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难，强调对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

通过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可以切实加强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设，具体而言：开展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开展农民工心理健康教育，切实解决好他们的心理问题，建立相应的心理干预机制，提高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开展农民工科学文化教育，教授他们科技知识，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操作能力;开展农民工法律知识培训，帮助他们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他们守法维权意识，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强调他们操作的标准和质量，增强他们的竞争意识和爱岗意识，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开展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帮助他们认识评价自己和设定短中长期发展目标，引导他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自身的利益。

(三)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是我们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通过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切实开展又能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这种带动作用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外在表现，但是在这一进程中却存在着农民工能力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伴随着经济和科技地位与作用的提升，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能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因而只有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才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工业化建设要求农民工应该是多技能、高熟练的技术工人，城市化发展则要求农民工必须具有与市民同等的科学文化素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就是提高农民工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就是提高他们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能力与水平。二是适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高成本、高消耗、低含量向结构优化、技术创新、高质效转变的需要。这一增长方式要求我们要想方设法地实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大于物资资本的贡献率，而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教育培训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通过教授他们各类知识能够提高他们的能力、素质和增强他们的竞争力。三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知识经济强调的是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在知识经济激烈竞争中保持产品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提高从业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而这离不开教育培训的支持。四是适应农民工自身发展的需要。不少农民工有着融入城市、落户城市的愿望，他们对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身却又缺乏相应的条件和能力，因而对其开展教育培训就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建设研究”(项目编号：DL13CC08)，主持人：李军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社会公正与农民工权益制度保障研究”(项目编号：11YJC810021)，主持人：李军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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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责编：贾伟)

作者：李军刚 李文杰 孔垂海

农民工教育培训论文 篇3：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政府责任与对策研究

摘 要：农民工教育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对提高农民工技能和素质，以及对新时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在农民工培训和提高农民素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文章试图从经济、政治、人口等多学科角度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进行必要性分析，探讨政府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相关责任，并从现实角度对农民工培训提出了一些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农民工培训;政府责任

作者简介：尹纪梅(1985-)，女，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2009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整体素质问题，而农民工素质是农民整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就成为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

自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近10多个文件均涉及到农民工就业与培训。其中2003年农业部、劳动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提到：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而针对农民工推行的一系列培训计划，包括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阳光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星火科技培训、雨露计划等。[1]2010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均衡发展水平，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国家重视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来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也是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的一项重要举措，由此可见，国家对农民和农民工教育培训十分重视。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相关研究

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十分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认为“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据测算,在当今发达经济体系中，物质资本投入每增加1美元,产出增长为1-3美元;而人力资本投入每增加1美元，产出便增长3-10美元。[2]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的时间每增加一年，一个国家的GPD就会增加9%。因此，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尤其是现阶段增加对我国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投资意义重大。

20世纪以来，我国许多学者开始了对人力资本以及农村人力资本的研究，于洪平等人认为人力资本增长的贡献潜力大于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人力投资是一种最基本、最有价值的生产性投资;所以人力资本投资应该优先进行(于洪平，1997);丁栋虹提出了异质型人力资本和同质型人力资本的概念。前者是指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后者是指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丁栋虹，1999);魏敏论证了劳动者质量与个人收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明确指出职业培训对于提高农民工职业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魏敏，2005);李宝元认为教育培训是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和形式，也是一个人或社会获得全面自由发展能力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李宝元，2006);张世伟、王广慧基于2006年吉林省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调查的数据，对两千多个个体样本采用倾向分匹配法分析了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得出农民工接受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将使其每月工资收入分别增加161元和36元,即分别增加21%和5%左右(张世伟、王广慧，2010)。

二、政府在农民工培训中的责任分析

(一)我国农民工培训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剩余，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到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就业。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我国经济又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对外转移，规模与日俱增，并形成浩浩荡荡的“农民工”。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中国人口总计为13.39亿人，其中农村人口数为6.7415亿人，占总人口的50.32%。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外出农民工多数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也较低。从外出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情况看，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在文盲、半文盲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6.3%，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35.5%，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占48%，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分别为54.8%和62.5%。”[3]

由此可见，这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不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而且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偏低，农民工素质参差不齐。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任重而道远。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政府责任分析

1.经济学角度：公共产品外部性的效益

(1)公共产品理论。萨缪尔森认为：“所谓公共产品就是所有成员集体享用的集体消费品，社会成员可以同时享用该产品;而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4]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特征，非排他性是指人们不能被排除在消费某一种商品之外，非竞争性是指消费者人数的增加所引起的产品边际成本等于零，这类产品应当完全由政府来生产和供给。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教育和培训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由政府公共开支安排生产提供。农民工教育培训是一种投入多、见效慢的准公共产品，一是私人部门不愿提供生产，即使生产也会存在低效率问题，二是如果用市场来调节这类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会有市场失灵和搭便车现象，严重损害这类产品的正常供给。因此，为了保障农民工教育和培训的正常运行，应当由政府和公共部门来提供生产，进行农民工教育培训。

(2)外部性。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当一个人从事影响他人的活动时，既不因此得到报酬，也不因此付出代价，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非市场性的外部影响，就是外部性。外部性包括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方面。而外部性经济是指当一个人从其活动中得到的私人利益小于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利益。

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具有外部经济性的。卢卡斯通过学校正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区分开,证明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正效应。

如图所示，纵轴P是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支出，即价格;横轴Q是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水平。假设农民工教育培训处于规模经济不变的水平下，则边际成本不变，即MC是水平线，其与边际收益曲线MR交于E1点,即MR=MC，这是政府对农民工培训所提供的最优水平，图中表现为面积OP1E1Q1。但是，如外部收益线EB所示，农民工教育培训能带来正的外部收益，其实际带来的效益是边际社会收益曲线MSB,是边际收益和外部收益相加得到的，即MSB=EB+MR，它与MC相交于E2点，培训水平由Q1增加到Q2，表现为面积OP1E2Q2。面积Q1E1E2Q2是在没有增加额外成本条件下，外部性所带来的收益水平，这就是农民工培训具有外部性。

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教育，本意是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使他们变成知识性的农民和工人，从而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但是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性，公共产品的外部经济性，还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第一，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技术指导，能激发农民工的创造精神，有助于培育农民工的创造力和创业精神。

第二，对农民工的培训，造就新型农民，而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型农业发展的基石，因此，对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由于接受了教育和培训，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从而有利于整个农民阶层的文化提高，有利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

(3)供给——需求理论。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很多国家实证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高低呈正相关的关系：受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远远高于未受教育的劳动者。[5]而农民工基本上受教育程度很低，因此收入也相对比较低。现实中，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可以根据受教育程度不同，把劳动力分为熟练劳动力和不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可以完成技术要求高、难度大的复杂工作，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专业技术人员、受过教育培训的人员，这些人员创造的价值也比较高;相反，非熟练劳动力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重复的工作，比如：未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农民、体力工以及流水线工人等，这些人员创造的价值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熟练劳动力的边际效用比非熟练的劳动力的边际效用高，由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劳动的需求曲线，所以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位于不熟练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上方。

如图所示，D1、D2分别表示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曲线，D1位于D2的上方，表明在曲线D1上，任何一个点既定的劳动需求量上，厂商都愿意向熟练劳动力支付比D2更高的工资。S1，S2表示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一般来说，熟练劳动力为了获得技术，就需要接受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因受教育培训放弃的收入、支付学费等开支，即放弃的机会成本比较高。S1位于不熟练劳动的供给曲线S2的上方，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劳动供给量下，熟练劳动索取的报酬要高于不熟练劳动，因为熟练劳动要补偿放弃的机会成本和付出的代价。

综上所得，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的投资会引起劳动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熟练劳动和不熟练劳动的均衡劳动量和均衡工资率，熟练劳动的供求均衡点是E1，工资率是W1，不熟练劳动的供求均衡点为E2，工资率是W2，显然熟练劳动的工资W1要大于不熟练劳动的工资W2，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是教育和培训。培训和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入会带来工资的差异和边际效益的增加。而现实中，我国的大部分农民和农民工等不熟练劳动力处于一个教育、培训低水平和低收入的状态，要把不熟练的劳动力变成熟练的劳动力，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2.政治学角度：构建服务型责任政府要求

2006年,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要建设责任政府，要使回应性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现代政府具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四项基本职能。我国政府基于“以人为本”管理理念，来转变思想、转变职能，正在由“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具体而言，从过去的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向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社会公正等间接干预转变。公共服务职能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相对比较弱，农民工教育培训作为公共服务活动之一，仍是我国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尚处于“政府无为，市场无利，农民工无钱”的状况。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人口数量庞大，但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较少，随着外出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政府应当为这部分人群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强对农民工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这是政府发挥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职能不容推卸的责任，也是政府完善服务型责任政府的重要表现。

3.人口学角度：人口红利消失的压力

我国总体上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超过60%，我国已经进入人口红利时期，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储蓄率高,使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得以实现,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6]我国一直享受着人口红利带来的这些福利，但是人口红利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影响因素。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转变与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相重合,人口出生率已经降至0.2%以下，人口和劳动力数量逼近峰值，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拐点——人口老龄化,即老年人口比例增大，出生率降低，适龄劳动力减少等。要缓解这一现象，就需要政府加强对适龄劳动力进行培训，尤其要加强对农民工这类劳动力大军的培训，即使人口红利消失，我国仍然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来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三、农民工教育培训对策分析

政府在农民工培训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责任。基于我国农民工培训的现状，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健全农民工培训机制

农民工教育培训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是教育培训本身的问题，还涉及到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领导管理、组织协调、监督运行等各方面的问题。因此要从管理体制、协调体制、监督体制等方面来建立健全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机制。如图3所示：

首先，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管理体制。在中央，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培训管理机构或者管理小组，负责领导管理全国的农民工教育和培训问题，指导各个地方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在地方，设立与中央管理机构相对口的地方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各地方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具体安排和组织实施。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形成上下统一有效的联动机制和管理体制。

其次，健全农民工培训的组织协调体制。由于管理体制确定了中央和地方农民工教育培训机构和部门上下级之间、各个地方之间、以及地方上各部门之间的权限职责、管理范围的不同，故需要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机构之间加强沟通联系和组织协调，以便及时了解农民工教育培训开展的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正确引导农民工教育培训，促进其健康发展。

再次，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监督体制。我国的监督体制包括法制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等，在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上，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现有监督部门的监督职能，另一方面可以在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部门中成立专门的监督小组，专职监督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保障各项工作和制度有效、透明地运行。

(二)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支持农民工教育培训

农民工培训的动力机制，来自农民工个人、企业、政府三方的需求，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时需要这三方的积极配合、协调。由于农民工个人在劳动实践中，对自己知识技能的情况比较了解，在农民工个人参加培训的时候，能够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需要的、不足的知识技能进行培训;由于企业是用人单位，因此，企业在用人方面十分清楚缺乏哪方面的知识、技能型人才，从而因地制宜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企业能够有针对性地按需提供培训;由于政府不具体用工，在组织农民工培训以及培训的具体知识和内容方面，往往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因此，在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上，政府可以退到“幕后工作者”的身份上，把举办具体培训事项交给企业和个人，让其按企业和市场需求进行培训，政府自己承担起:

第一，增加财税支持，从资金上保障培训的顺利进行。2010年在“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的培训项目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共投入资金21.4亿元，对全国860万名农民工进行了全面的培训,这个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稳定就业和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因此，政府应继续在资金投入上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支持。

同时，政府出资鼓励企业和个人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比如，政府可以采取承担企业的大部分培训费用，对培训的模范企业设立“培训标兵奖识”，并给予小额资金的奖励，甚至适当地降低企业纳税税率等,通过这样的措施来鼓励那些在雇佣农民工时先对其进行教育或培训的企业。这样则会大大调动企业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积极性。

第二，制定培训政策，支持和规范农民工培训。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相关政策、文件来支持鼓励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对于我国农民工长远发展来说，这些政策文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农民工教育培训仍需要相关政策支持，鼓励支持个人、企业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政府应该制定并完善农民工培训的相关政策、文件等，并逐渐使之法规化。如《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负有培训本单位所用农民工的责任。用人单位开展农民工培训所需经费从职工培训经费中列支，职工培训经费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5%比例提取，计入成本在税前列支。”此规划虽然规定用人单位负有培训本单位所用农民工的责任，但是现实中能够真正按规定进行先培训再用工的企业不多。政府应该继续制定相关政策，硬性规定企业在用工时必先培训再用工，刚性要求企业对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这样才能保证现实中企业真正做到对农民工的“培训前置”。教育培训是对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双方都有利的措施，能够大大提高农民工培训的数量和质量，政府制定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从制度政策上保障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能够使农民工教育培训逐渐走向程序化、民主化、法制化。

(三)推行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

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基石，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这集中体现在农民和城镇居民受教育和培训的差异上。这种差距限制了农民工的自由流动和发展，严重束缚着我国福利体制的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地区一体化等，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既不利于“三农”的发展，又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帕累托改进是指一部分人境地的改进不需要以另一部分人境地的恶化为代价，卡尔多改进是指若一部分人的境地得到改进，另一部分人的境地在此同时就要恶化，但是前一部分人的境地改进之后的收益要高于后一部分人的境地恶化的成本，通过对后者的补偿即可以实现两个群体的共同改进。户籍制度的改革虽然不能完全达到帕累托改进，但它是一项可以达到卡尔多改进的改革。

政府应该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和城镇承受能力适时改革旧户籍制度，通过淡化城镇户口与农民户口的界限，逐步取消农业户或非农业户的世代传袭制。[7]并逐渐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利益。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的住所和相对稳定的职业和合法生活来源为基本的落户条件，以法治化、证件化、信息化管理为主要手段，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8]允许农民工的自由迁移和流动，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提供空间。给予农民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在农村与城市居民中传递一种平等发展的理念，才能为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设立国家农民教育基金[9]

基于我国GDP发展和现行的国家财政运行机制，从财政上“开源”来保障农民的教育培训，即在中央财政预算中基于农民受教育和培训单列一项开支，设为国家农民教育基金，按固定比例提取一定的费用专门用于农民教育培训，通过直接拨付和对地方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既可向农民提供基础性教育，又可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等，并最终以法律法规等形式使之合理化、合法化。

在国家农民教育基金项下可设农民工培训专项基金，扩大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的来源渠道，通过设立专门账户和管理部门，对农民工教育培训基金进行统一的专门管理和使用，从而保障专款专用，保证培训基金的对口使用和保值增值，利用此基金向农民工提供更好、更多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技术培训。针对农民工培训专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资金筹措方面。农民工培训专项基金应采取以“国家财政划拨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办法，但是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平衡，在资金筹措方面，不能“一刀切”，应该因地制宜，兼顾东西部的差异。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可以本着“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由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农民三方按一定比例筹措资金，建立农民工培训的专项基金;而在中西部比较落后的地区，则可以坚持以“国家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办法，来筹措培训基金，保障农民工的教育培训。

第二，资金管理方面。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农民工培训基金进行统一、专门管理和使用，保证培训基金的专款使用和保值增值。在中央设立农民基金管理委员会或者工作小组，负责农民教育基金和农民工培训基金的统筹安排和使用，在地方设立与中央对口的相关部门，具体负责落实教育培训基金的调配、安排和使用，上下对口，从行政职能上来保障农民工培训基金的正常合理使用。

第三，资金监督方面。为了保证农民工培训基金的专款专用、按时足额地使用，应加强监督和监察。首先完善审计监察制度,加强对教育培训基金使用的监督;同时完善职能监督、业务监督、大众媒体监督等多方面的监督，使农民工培训基金调配和使用在阳光下运行，透明地运作。

(五)鼓励支持民间力量从事农民工教育培训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政府社会化的转变，近几年我国的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营利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很多城市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培训服务组织，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和社会土壤的不成熟，民间这些组织发展力量薄弱、运作不规范、不成熟，一是缺乏固定资金的支持，二是缺乏优秀的人才，暂时还没能力对农民工进行系统规范的教育或者培训。在我国经济发达、农民工数量众多的大城市，出现了一些农民工NGO，这些组织不仅可以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还为农民工提供维权、讨薪、救助等多种服务，得到了农民工的广泛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鉴于我国的实践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由于NGO、NPO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主性等特征，其不仅能解决农民工维权、救助等问题，而且在农民工培训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和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和鼓励其发展。政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扶持，鼓励NGO、NPO从事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首先，制定相关政策来支持、鼓励、引导从事农民工教育培训的NGO、NPO的发展。这类NGO、NPO的发展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护，才能茁壮成长。其次，提供资金支持，虽然从事农民工培训工作的NGO、NPO是非政府性的，政府不应该干预这类NGO、NPO的发展，但是在我国，由于这类NGO、NPO作为一种新事物，其开始的发展力量弱小，而我国民间募捐力量弱，如果因为缺乏资金而导致这类具有公益性组织的流产未免可惜。从事农民工培训的NGO、NPO一旦成熟起来，不但一定程度上可以替政府排忧解难，分担政府的责任，而且在具体的农民工组织培训上可集思广益，发挥NGO-NPO等民间力量进行农民工培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权衡各方面利弊，政府应该从政策、经济上大力支持、鼓励从事农民工培训的NGO、NPO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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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敏.人力资本理论对农民工培训的启示[J].求索，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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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传江,徐建玲.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潘寄青,姜卫良等.我国农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责任编辑 肖称萍

作者：尹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