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问题（精选12篇）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这是年末岁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年终工作会议上的“发飙”，也是尹蔚民面对全国几十名厅局长的发问。我国农民工大约有1.5亿左右，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高发期。(1月3日中国广播网)虽然尹部长的发飙很“给力”，但因工资被拖欠而过不好年的农民工最需要的不是部长的声援，而是劳动保障部门帮助他们讨回血汗钱的实际行动。对黑心老板的道德谴责，远不如实实在在的处罚措施更有效。劳动保障部门年年查欠薪，但农民工讨薪事件仍然年年上演。如果监管力度不加强，处罚措施不到位，明年、后年乃至更远的将来，如何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仍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每年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当然，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都归咎于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不力也有点不公平。
讨薪难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一些农民工法律意识不强，因拿不出足够的用工证据而无法通过法律维权。有的虽然手握证据，却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错过了两年的追索劳动报酬的诉讼时效。这就需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加大对农民工的普法力度，让他们知道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出打工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没有劳动合同，至少也要保留考勤记录或上岗证、工号卡、胸牌、工资单和工资卡（可以查到银行代发工资记录），或者是包工头和厂方打的欠条。一旦遭遇欠薪应第一时间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以免错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不仅外来工流入地的劳动保障部门要做好相关宣传，农民工输出地的劳动保障部门也应该主动把给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发放维权手册，让他们人手一本，避免因不懂法而吃亏上当。很多时候，基层劳动保障部门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并不是不尽力，但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加上黑心老板的故意拖延，致使农民工的讨薪成本大增，必须按规定走完法律程序的劳动保障部门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帮助农民工讨回血汗钱。一旦黑心老板在此期间出逃，农民工想拿回被拖欠的工资就很困难了。
2013年1月10日11时,130余名农民工以下跪的方式在富平县人民广场进行上访,希望行政部门出面帮助处理好薪资问题。本文选择富平农民工下跪讨薪事件,是因为其属于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众多且影响较大;并且因集体下跪的极端方式而获得了较多的关注。本文将这些报道进行梳理,并根据报道时间、内容、来源等方面进行列表(表1),从而能更加直观地进行分析。
通过事件报道的梳理,纵向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该事件的发生有3个阶段:
2013年1月10日—1月11日为开始阶段,此时媒体的报道不多,事件最初被网友发送到微博上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之后南方法制网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将事件的起因、现场状况、讨薪人员和欠薪单位做了一定介绍并配以现场图片,该新闻被转载4次。
1月12日—1月14日为发展阶段,此阶段报道和转载的媒体逐渐增多,报道数量达到高峰。此阶段中国新闻网、华商网等都对事件的发展进行了报道,主要介绍了富平县政府采取的举措,展现了政府积极应对的态度,该类报道获得了74次转发。此外,此阶段华商网还曝出了欠薪开发商曾花费130万请张柏芝走穴8分钟的新闻,此事一度引起关注,引发了读者对欠薪企业有钱请明星却没钱发工资的质疑,该报道获得了58次转发,将事件的关注引向了高潮。
1月15日—2月1日是结束阶段,此阶段人民日报对农民工领到1 365万拖欠工资进行了报道,并发表了“愿讨薪不再成为岁末焦点”的评论,对事件进行了安抚和定调,随后中国新闻网报道的“官方称欠薪已全额兑付”为事件的最终结尾,在政府的帮助下农民工最终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工资。可以看到在2013年8月20日,中国经营网发表了一篇追踪报道,对富平讨薪案的开发商进行了追踪,并大篇幅的讲述了对开发商吴栓牢的调查,但由于已经不在事件的发展期间,未获得关注,只有3个媒体对其进行了转载。
横向从报道主题来看,媒体对富平农民工讨薪事件的报道主要有在“对事件的总体介绍”“政府帮助追讨工资的过程”“农民工下跪背后的无奈”“开发商曾花百万请明星”这几个方面。
总结该事件的报道可发现,媒体基本能顺应事件的发展及时发声,能比较全面客观的将事件发展的主题报道出来,可见媒体在此类新闻报道中有较为成熟的模式。但仔细研究报道内容,又不难发现媒体报道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新闻数据前后不符。在该事件的报道中,存在着夸大事件参与人数和欠薪金额不符的现象。在最初南方法制网的报道中下跪讨薪人数高达上千人,在之后多家其他媒体的报道确定为130人左右,媒体为了造大声势,吸引更多的关注而夸大事件参与人数,不仅是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违背,也容易夸大事件影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此外,最初报道农民工被欠薪高达6 000万,在之后新华网的报道中变为4 900多万元,但最终中国新闻网刊发报道中写到的结清所拖欠工资约3 600万。不难发现,在媒体呈现报道中拖欠工资的金额一直在缩水,但并没有媒体对此做出相关追问,为什么欠薪工资总额几次变化成了谜题。
第二,缺乏同一媒体对事件的持续和深度报道。在富平农民工下跪讨薪事件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报道媒体,其中华商报、中国新闻网以及人民日报承担了对事件发展过程的主要报道。华商报作为陕西地区日发行量超过66万的陕西地区第一媒体,并不是事件的最初报道者,相反,对事件发声较晚,1月10日事件开始,1月13日才进行报道,其他陕西本地媒体在此事件中更是仅有个别转载,并没有第一手的采访报道,可见当地媒体一是没有抓住报道的先机,二是存在报道缺位的现象。后续的报道中国新闻网和人民日报加入进来,两报的陕西记者站记者发挥了作用。但总的来说,该事件的报道全程并没有出现一个媒体对事件进行持续的报道,这或许也是上述报道中欠薪金额几次变化却无人问津的原因之一,缺乏连续的报道也导致了报道浮于表面,缺乏深度的挖掘和进一步思考。
第三,报道的引导方向存在一定问题。通过对报道内容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媒体对政府的行为基本持认可态度。除了事件开始的报道外,后续的发展中每篇报道都包含政府的处理措施,报道的立场是客观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感受到政府的高效和权威。但这种对于政府行为肯定性的报道,实际忽略了事件背后政府监管失职的事实。在中国建筑新闻网和中国经营网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拖欠工资的开发商吴栓牢不仅是政协委员,其所开发的项目存在着手续不全、违法售卖等行为,这些都是政府监管不力的事实,这也是农民工讨薪难背后的深层问题,但这样的报道并没有得到关注,只有两三篇的转发量,且都并非有影响力的媒体。此外,报道集中于对于政府帮助农民工讨薪成功,可能会使得讨薪者以为只有依靠媒体将事情闹大,获得了政府的关注,依靠政府的权威力量才可以解决平民所解决不了的困难。所以在之后的新闻报道中也不难发现,农民工讨薪一跪不起,类似事件屡屡发生。
一、明确农民工与建筑企业、包工头之间的关系
包工头、农民工、建筑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目前存在较大争议。建筑工程承包人用工方式不符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第15条规定，理由如下：一是《意见》所指的承包人一般以企业的名义招工、用工，沿用企业的管理制度。而目前建筑工程承包关系中，包工头一般以私人名义招工，自行对农民工进行管理。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明令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建筑企业把工程转包或分包给包工头的行为违法。在建筑工程承包人用工关系中，农民工由包工头以个人名义招用，由包工头管理不受建筑企业规章制度的约束。而包工头往往承包了某项分项工程支付给农民工计件工资或者工天工资，因此包工头和农民工之间便形成了雇佣关系。
农民工和建筑企业之间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解释明确了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只要发包人没有将工程价款清偿，不管发包人将工程如何转包和分包，发包人依法都应当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清偿债务。
二、建筑企业农民工讨薪艰难的原因
由于建筑市场的竞争压力大，工程造价标准(即定额标准)偏低、压缩工期和清理概算困难等各方面原因。很多建筑企业自有人员不能满足现场施工需求，而且考虑到日后公司发展，不能过多的增加人员。于是建筑企业中标后会将部分建设工程承包给一些没有资质的包工头。从此给自己的施工生产中的安全质量和农民工稳定都埋下了隐患。
1.包工头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差。包工头是没有承包资质的个人，没有多少抗风险能力,一旦发生伤亡事故或工程亏损，往往是血本无归，根本支付不了农民工的工资。有些包工头连法院的判决也无力执行。如包工头李某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自己承包的工程将要亏损，在项目部借支下一个月的工程款后携款潜逃。
2.农民工成为包工头暴力讨薪的工具。包工头从建筑公司领来的工程款最后支付的往往是农民工的工资，而且当他们发现自己所承包的工程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时，就会采用偷工减料、停工等方式要挟建筑公司。条件一般也会有两种：继续干活提高单价、解除合同归还所有的前期投入，支付预期利益。否则就会带着没有发工资的农民工围堵施工现场、围堵政府。这个时候已远远超出讨薪事件的本身，从而转化为包括民工、媒体、企业、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了。
三、建筑企业的法律风险和防范
为了防止包工头利用民工向建筑企业施行经济诈骗，扰乱施工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为了保障农民工能够拿到工资，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在此提一下建议：
1.完善司法解释和加强执法力度。《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是法律实践中：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如何判断、数额较大标准、有关部门具体是那些部门，就成了法律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农民工像包工头要工资，他们的答复就是一句話：建筑单为没有给我钱，所以我没有钱支付。而建筑公司的答复是我们已经超付了。如此就造成了双方扯皮农民工遭殃的境地，是否能够确认支付多少工程结算款后就不能再以无能力支付为理由拒绝支付农民工工资。
2、加强劳务分包管理。建筑企业把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包工头时就应该承担起农民工工资不能按时支付所带来的法律责任和安全风险。如果不想承担此类风险就应该：一是按照《建筑法》、《建筑工程法律问题解释》的相关规定将工程分包给“三证一照”齐全的劳务分包队伍。二是建立完善规范的签认、结算和支付程序，做好相关资料的留存，防范不法人员利用企业存在的缺陷进行恶意讨薪行为。三是要做好对劳务队伍的调查、评价、评审工作和信用管理，杜绝施工能力差、协作信誉差的劳务队伍进入建筑企业。
一、是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有工会的单位，可首先向工会反映情况，通过工会与用工方进行交涉;若单位还没有成立工会组织，也可直接向用工方提出协商要求;被拖欠工资的工人还可联合起来，向用工方提出集体协商要求，给他们施加压力。
二、是采用行政解决方法：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随着讨薪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各地劳动局基本都有专门处理该类投诉的部门。
申论热点：农民工维权讨薪
每年岁末年关，中国各地的讨薪潮会像定期发作的节日病一般集中爆发。为了讨薪，曾有人苦苦挣扎在讨薪“马拉松”路上700多天没有结果，也曾有人回归二次元，用近乎魔幻的行为艺术呼吁社会关注。在武汉，一群农民工曾跳起《江南Style》骑马舞“求关注”。据了解，这是因为40多名农民工没拿到工钱，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
中国现有2亿多农民工，绝大部分是背井离乡，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是城市建设和社区服务的主力军。“愁欠薪、怕工伤、无社保、工作不稳定”，是当前农民工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尤其是“愁欠薪”被摆在首位，因为这是直接牵涉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按照国家确定的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56%的指标，今后每年还会有1300万农民进入城市工作，从这意义上说，农民工所面对的问题将成为相当长时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农民工的工资经常被无故拖欠。农民工讨薪难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
法律知识欠缺是农民工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普法活动不仅可以提高民工的维权意识还可以增强其维权能力，因为农民工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用法，发生纠纷以后才能比较理性地行事，也才能降低诉讼活动的各种交易成本。
第二、完善立法，加大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农民工提供不出证明自己应得工资的相应证据，有的甚至不能证明劳资关系的存在，主要原因在于用人单位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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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建议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对于已建立劳动关系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主要责任人可处于罚款或者拘留。
第三、缩短诉讼周期，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劳动争议速裁庭，专门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诉讼周期，减少农民工不必要的负担。
第四、加大对农民工的司法救助力度，在缓、减、免诉讼费上对农民工给予倾斜，真正让农民工打得起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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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的方法将谈话内容固定下来，以备将来劳动监察或仲裁时作证据使用。此外，需要仔细分辨老板是否有协商诚意，适度把握协商期限，不要被老板所谓的承诺轻易打发走。以免将来，时间耽误了，工资还没有讨到。
劳动监察举报需要注意什么？
答：需要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其中包括一些工资单、劳动合同、工作证、考勤记录、同事证言等相关材料。建议联合相同遭遇的同事一起向劳动部门举报，一来可以相互作证，二来可以给用人单位施加压力。如何申请劳动仲裁？ 答：在准备好必要证据材料后，向用工单位所在地或实际用工地劳动仲裁部门提出劳动仲裁申请。
申请劳动仲裁是否有时间限定？ 答：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即从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超过规定期限，则有可能无法得到法律有效保护。
企业拖欠好几年的加班工资都没有付，现在想辞职不干，能否追回加班工资？ 答：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一年时效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申请劳动仲裁后，多长时间内会有结果？
答：仲裁庭裁决劳动争议案件，应当自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45天内结束，最长不超过60天。近期由国家九部委联合推出新规，要求劳动部门在处理10人以上的集体劳动报酬争议案件时，要当天立案并在7日内结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额1000元以上的案件，应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挂牌督办。经济条件不好，没钱请律师怎么办？
答：可以向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或工会组织申请法律援助，若符合援助条件，将会指定专业律师代为讨薪。整个过程均属公益无偿性，不收任何费用。老板转移企业资产后跑了，劳动者该怎么办？
答：联合所有员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在相关部门依法核实拖欠情况后，向相关部门申请法律援助或薪金垫付。恶意拖欠工资是否构成犯罪？
答：若涉嫌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的，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老板欠薪，能否直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 答：若符合劳动关系明确无其他经济纠纷和支付令能够送达这两种情形，则就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企业支付工资。支付令的效果到底如何？
答：若企业在收到法院的支付令后提出书面异议，则支付令自行失效。劳动者需要寻求其他途径依法讨薪。
（本文由江苏欣正律师事务所贺冬编写
讨薪农民工，半路遭伏击 3月6日，赵新彪和侄子赵智明等21名广西全州老乡，到位于英德市郊的中铁十五局广乐高速T22标项目部，讨要已被拖欠半年多的工钱。
当日中午一点多，讨薪无果的工人离开项目部，不料十多分钟后，就被一伙人截住。赵新彪说：“来了三辆车，前面两辆在埋伏，后面追来一辆堵住，二十多个人拿着一米多长的大砍刀和铁棍，二话不说就冲我们杀过来。”
赵新彪回忆说，工友们手无寸铁，一下子就被打蒙了，很多人被打倒在地，之后四下逃散，待这伙人扬长而去，才发现赵智明倒在路旁沟里，血流不止。当地警方证实，赵智明被刀砍断右腿大动脉，医生到场时已失血过多休克死亡，另一名工人唐阿明被砍伤左大腿、臀部。
英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人介绍，经初步查明，当天中午带头打人者为李玉坤等4人，均为项目所在地附近城南廊步村人。其中李玉坤是中铁十五局项目办的员工，根据合同显示为该项目部的材料承包运输商。目前公安机关刑拘了4名嫌疑人，网上追逃3人。
记者从多方证实，自2013年9月起，赵新彪等人长期被拖欠工资，几经讨要，到春节后仍欠14万余元，其中赵智明应得8000元。
6日中午，讨薪工人与李玉坤发生口角，一度持刀对峙，附近派出所民警到场制止，并随同工人离开，但中途民警离去，随即发生血案。讨薪工人反映，他们和李玉坤并无宿仇，这次伏击砍杀，是对讨薪的报复，项目部对此难逃干系。
“中铁”系企业，各地惹不起？ 中铁十五局广乐高速T22标项目部副经理赵平，否认这是项目部指使报复，但称确实监管做得不到位，“我們不通本地语言，平时也请李玉坤帮着处理一些村民纠纷”。
近年来，个别参与重点工程施工的中央企业，采取暴力手段来应对经济纠纷，以致酿成血案。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几年里，仅“中铁”系的两家公司，在处理欠薪等经济纠纷中，就发生了10多起影响较大的恶性打人事件。中国铁建党委书记张宗言对此曾公开撰文表示，打架斗殴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粗放。
此次事件发生地——广乐高速，是广东省重点工程。由于管理混乱，T22标段合约工期一再被延误。
涉重点工程，拟大事化小？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案件大多涉及重点工程，地方政府有赖于这些项目，处理上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铁十五局一公司工会副主席赵永奇称：“中铁方面没有直接责任，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给予家属18万元的一次性补偿。”
英德市基层干部反映，中铁十五局项目组拖欠民工工资多年，但地方政府却无可奈何。因为广乐高速项目是英德市的“一号工程”，为了早日通车，一味息事宁人；另一个原因，中铁十五局属于央企，当地不愿惹这个麻烦。
“案发后中铁公司和当地政府互相推脱，我们不得不到桥洞下住了三天。”赵智明的姑姑赵莲秀说，他们担心地方政府为了保工程“和稀泥”，将此案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摘自《西海都市报》
一是农民工分不清法律关系，寻求正确的救济途径难。
到法院起诉，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属于劳动关系争
议案件，需先通过仲裁程序解决的，农民工就认为法院不想管他们的事，向外推卸责任，因而对法院不依不挠，法院不处理就不走。雇佣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本身就有极大的相似性。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如果是劳动关系，则受劳动法等专门法律调查。因此，用人单位除了要支付农民工工资外，还要为农民工购买各种社会保障，比如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等。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法院对这样的案件不能直接受理起诉，应先经劳动仲裁部门处理，如果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是雇佣劳务关系，则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调整。而且劳动者享受到的权利就没那么多，主要是取得劳动报酬与安全卫生保护权利等。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种关系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由于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律知识也欠缺，往往分不清，弄不明这两种关系。
二是农民工举证、法院取证困难。
按照原告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证据对待，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而原告诉讼时往往是经过较长时间自行索要或经过多个部门处理没有结果后才起诉，导致因时间过长，有的证据灭失，证人难寻，证言失真，给法院查证带来困难，使法院裁判无据。农民工为雇主提供劳务，大多有不成文的规定，即没有订立书面合同，像工作量，劳动报酬等合同的重要条款也都通过口头约定来完成的。在完成劳务时，农民工平时只从雇主那里借取维持本人基本生活的费用，工作量及工资都是农民工与雇主分别记帐，年底结算时进行总对帐。由于这种记帐方式平时没有经过双方确认，年底对帐时雇主的记帐数量往往少于农民工的记帐数量，双方容易发生争议。而且，往往不论雇主何时与农民工结帐，雇主不会给农民工出具欠款条或结算清单，当农民工起诉时，就缺少了讨要工资的重要证据。按照民事诉讼法举证的有关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农民工负有进一步举证证明雇主有继续付款的义务。否则，农民工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按农民工举证不能裁判农民工败诉，无疑是将法院推向与农民工矛盾的对立面。
三是法院裁定先予执行困难。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往往发生在春节前或农忙季节前，正是农民工急着回家之时。农民工起诉时往往申请先予执行，期盼尽快拿到部分现钱回家，法院面临的困难一是被告不在家，或无价值较大的财产可供执行；二是农民工无法提供财产担保。因为一旦案件经过审理后的判决结果是雇主不负有给付工资的义务，先予执行款就得依法执行回转，那么要将已经发到数名农民工手中的执行款要回来，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四是诉讼文书送达难。
一些热点案件在短期内不能及时启动诉讼程序，必然导致农民工与法院的对立情绪激化，并可能产生上访，带来不利影响。原告起诉的义务主体不准确，或者有的承包主体在工程施工期间有住地和管理人员，但工程完工后，管理人员离开施工地点，组织机构也已经撤走；有的施工单位在施工结来后，通过有关部门在较短时间内将原单位注销或撤并后，在异地成立新公司等等，都给法院送达文书带来困难。
五是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难。
面对已经陷入经济困境不能自拔的政府部门，法院无法执行。造成这种后果的一部分原因是有的用工单位或雇工恶意侵占农民工工资。一些雇主或企业负责人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为达到侵占的目的而隐匿或转移财产，或纠集众人公然阻碍，抗拒法院执行。另一种原因是政府工程项目上拨款不到位，出现大量的资金缺口，短期内无法缓解，导致政府欠承包商，承包商欠包工头，包工头欠农民工的局面，形成恶性循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而适跃在全国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农民工则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乡村文明，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生力军。最受农民工关注的拖欠工资问题的解决仅靠法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建立长效机制，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给农民工打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一广泛宣传，普及劳动法等基本法律知识，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增加自我保护能力。众多的农民工的工资之所以被拖欠，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在择业时警惕性不高，或被用人单位蒙蔽。所以，要在广大的农村，通过加大对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广泛宣传，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如何解决，让他们知道只有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才有可能成功地维权，讨回自己的工资。
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大监督力度，经常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严肃查处。政府有关部门对存在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要严厉处罚。劳动行政部门应积极履行劳动监督职责，及时有效地制止和纠正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必要时应及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劳动行政部门可以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经常开展突击检查活动，以有效地遏制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发
生。
三、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对于涉及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相关规定，做到有法可依。有关部门可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适当完善和进行必要的扩大解释。比如可以增加劳动法中与农民工工资有关条文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扩大其适用范围，以适应目前难以遏制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经常发生。对于难以处理的转包或是承包工程最后由谁来负责农民工工资发放问题，明确确定最后的责任人，以防止相互推诿责任，对于农民工申请劳动报酬先予执行而不提供担保的，应该通过司法解释等形式，作为执法活动中的一种例外，允许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变通财产保全的方法，便于案件审结后执行等等。
2015年1月19日上午，河北省冀州市初二女生袁梦为了替父亲讨要拖欠7个月之久的工钱，纵身从冀州市凯隆御景楼盘17楼跳下，不治身亡。
每到岁末，农民工讨薪的新闻都会屡见报端。“年年岁岁花相似”，用这句话来形容每年岁末年初农民工讨薪难的现象并不为过。
2015年1月21日，近百名在长沙市岳麓区卓越麓山别墅项目二期工程务工的农民工，为“讨薪”围堵售楼处，而本该负责结算工钱的承建方却已经“失联”。
2014年12月10日，由于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通乡油路工程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处理，多名农民工前往巧家县委“讨薪”，在与副县长理论时，一名“讨薪”者喝下了农药。
……
2014年8月，《经济》记者也接到一起拖欠农民工薪资超过千万元的新闻线索。记者就此展开了解，关注事件长达半年之久，但截至发稿日，该事件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农民工讨薪难，这是一个历久弥新并且为全社会所关注的话题，虽然经过多年治理，仍不见缓解。农民工“讨薪难”何时才能不成为年关的辛酸“话题”？谁又来切实保障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农民工群体的利益？
拖欠农民工千万薪资何时还
去年8月，《经济》记者接到江西青龙安泰劳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杨青龙的电话：由于开发商长期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该公司承建的福建省漳州市华安经济开发区“佳具群家具交易城E1#-E12#、5#-8#商务楼建设项目”已经于2013年底停工。在多次向开发商漳州宏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及发包方福建宏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讨要欠款未果之后，该公司找到华安县政府。经调解，开发商同意于2014年元月10日前支付余款2900万元，但时至今日仍有1080万元未付。
公开资料显示：华安县坐落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市北端，境内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闽南地区最大的林业商品材生产基地。而华安经济开发区则位于华安县南大门的丰山镇，前身是2005年开始筹建的华安工业集中区。在2008年和2009年，该园区被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和国家商务部、科技部先后授予“福建省光电产业园”和“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称号。2010年12月被福建省政府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7.23平方公里，重点发展光电和新型建材等产业。2011年1月，福建当地媒体《海峡导报》报道：该开发区已有90个项目落户，总投资140亿元以上，占全县工业投资总额的70%以上。
杨青龙告诉《经济》记者，他最早开始接触华安经济开发区家具城项目是在2013年7月。当时，挂靠在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康高彬、朱德保二人找到他，自称是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开发区家具城E1#-12#、5#-8#商务楼建设项目的总承包方，拟把此项目转包给他承建。
但杨青龙万万没想到，从2013年8月动工开始，开发商就一直在拖欠工程进度款。“8、9月分文未付，到10月支付了1100万，12月底，拖欠工程进度款已达3400万。”
在此期间，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因故撤出该项目，康高彬和朱德保改为挂靠海峡金岸集团有限公司漳州分公司，但二人一直没有参与工程管理，有关资料及签证都是由杨青龙与发包方直接签署。
2014年春节临近，杨青龙多次找到承包方，要求其协助讨要工程款。然而，承包方避而不见，开发商及发包方又推说没钱，杨青龙只好找到了华安县政府。
在开发区管委会介入调解的过程中，开发商始终称“没钱”，不得已，青龙安泰劳务有限公司做出了500万元的让步，随后，两方签署了第三方调解协议书：开发商同意支付工程进度款4000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100万元，余款2900万元定于2014年1月10日前由开发商直接支付给青龙安泰劳务有限公司。但时至今日，开发商尚有1080万元逾期未付。
春节过后，杨青龙又多次前往华安，要求开发区管委会出面敦促开发商按调解结果支付余款，却一直没有结果。
开发区负责人避而不见
接到杨青龙的电话后，《经济》记者启程前往漳州。2014年8月21日上午，华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安经济开发区维稳办主任刘素秋向记者介绍了杨青龙及其施工队农民工讨薪的调解情况，与杨青龙所述基本吻合。
当记者询问开发区家具城项目的有关具体情况时，刘素秋称不了解，并提出可以由宣传部安排后续采访。当天15时许，华安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人员把记者一行带到了县政府办公楼。
15时20分左右，华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汤永生接待了记者。但一提到采访，汤永生就推三阻四，说必须由宣传部安排处理，且百般推托，阻挠记者采访县长沈建平。
17时许，汤永生提出：可以把需要了解的问题留下来，由他转交给开发区主任叶文辉，再由叶文辉回复。记者于是以书面的形式留下了12个问题，要求公开包括“开发区审批文件”、“家具城开发商进入开发区、兴建家具城的合法手续”等诸多信息。
9月，华安县政府及开发区管委会领导召集开发商、发包方、承包方、承建方开了一次协调会。会后，杨青龙告诉《经济》记者，协调会提出，要对工程进度重新做全面结算，结算后再商议偿付欠款等事宜。
9月15日上午11时，记者致电叶文辉，询问其对8月21日留下的12个问题的答复。叶文辉称自己才担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不久，需要时间整理材料。
9月19日，记者短信提醒叶文辉，要求其回复提出的问题。但直到9月26日，华安方面仍然没有动静。记者致电叶文辉，座机拨打未接，手机拨打也未接。此后记者多次致电叶文辉，但该号码一直处于无人应答的状态。
此后，事情发展似乎渐入僵局。
开发商、发包方实为失信单位
另一方面，重新结算的进展也十分缓慢。“最开始，开发商承诺，决算书7-10天审核完毕，到后来审计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音信。”杨青龙告诉记者，直到11月4日，开发商漳州宏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南和召集了发包方、承包方和承建方的负责人及发包方、承建方双方的预决算人员，召开了决算核对会议。会上，陈南和宣布：授权福建宏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林长清主持双方的全面决算工作。
按照新的决算结果，开发商拖欠青龙安泰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含停工期间的人工、材料损耗等）高达5238.7万元，其中约有50%是工人的工资。然而，林长清却“失联”了。
当杨青龙最终联系到林长清后，“林长清居然说：‘审核结果不算数，我的授权10月31日就被开发商取消了。’还拿出了宏业公司取消授权的通知。”
2015年1月，杨青龙再次联系《经济》记者。“我方多次找到当时参与协调和监管的部门，他们要么互相推诿，要么口头应承，就是没有实际行动。现在，开发商、发包方还找了30个身份不明的人员，对外扬言‘专门对付江西施工队人员讨薪’，如果发生流血事件，我们又该怎么办？”
记者通过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发现：漳州宏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注册资本1200万元，陈南和实缴出资额550.8万元，持股比例45.9%。工商注册信息显示：2015年1月8日，该公司法人代表由陈南和变更为兰震东，但陈南和仍担任公司经理职务。而福建宏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则成立于1995年8月，注册资本8200万元，林长清实缴出资额4264万元，持股比例为52%。
另有林长清家乡知情人士透露，林长清本人有房有车，其名下公司——福建宏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堪称当地的建筑、房地产、物业管理和装潢行业中龙头老大，是所在地龙岩市出名的富人。
而记者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也即“失信网”）检索后发现：陈南和与林长清仅在2014年就曾多次由于陷入借款纠纷，“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被纳入失信名单，所涉债款额度高达千万元。
1月14日上午10时，记者终于拨通了开发区主任叶文辉的手机，他称仍在准备材料。1月19日15时，记者再次拨打叶文辉手机。他在问清记者身份后，表示记者拨错了电话，拒不承认自己是叶文辉。
截至发稿时，华安县政府、华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仍未回复记者提出的12个问题。
家具城原是“烂尾”项目
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底就动工兴建的“佳具群家具交易城”，原计划分3年4期投资建设，本该于2013年完工。据福建当地媒体2011年初的报道，该家具城位于华安工业区九龙工业园，总投资12亿元，占地855亩，预计建设79.77万平方米高档家具交易城、商住及服务配套等项目。2012年，该家具城还被列为福建省重点项目“漳州交易市场建设项目”之一。
据知情人士透露，“佳具群家具交易城”确实早在2011年就已经启动，最初的开发商也是漳州宏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但由于拖欠工程款，施工队停工，导致该家具城建设“烂尾”。
记者在漳州宏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南国故宫”看到，该家具城的介绍中赫然写着：2013年5月28号，南国故宫家具城顺利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明确定位为：福建省古家具博物馆、福建省金丝楠木博物馆、福建省古油灯博物馆、福建省琉璃石博物馆、福建省古钱币博物馆、福建省翡翠玉石博物馆。同时整个家具城改称为南国故宫家具城。我司原计划2013年国庆开业，因受重新设计规划及省委、省政府的定位，现决定改为2014年国庆或者2015年元旦开业。
当记者以家具经销商的身份联系宏业公司董事长助理吴华昌时，吴华昌表示，由于工程遇到了一些问题，公司暂未开业。
“讨薪”为何这样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69亿，占全国人口的19.76%，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9.94%，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而农民工欠薪问题，也已经成为了阻碍和谐中国、平安中国建设的一大顽疾。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关注农民工“讨薪”问题的律师秦希燕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讨薪难’堪称文明社会的一个‘烂疮疤’。”
“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大，受教育水平低，就业主要依靠亲友介绍，并大量集中于建筑、加工制作、服务等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与此同时，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通常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工资却普遍少则几百，多则两三千，仅够维持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人生活。”秦希燕指出，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当农民工遭遇“欠薪”问题时，很可能不懂得应该如何维权，或者受制于自身的经济条件，难以维权。
“而欠薪单位往往是财大气粗的建设施工企业，一些企业宁可出钱聘请律师对付农民工，宁可雇佣打手威胁农民工，宁可动用大量关系阻止农民工维权，也不及时支付工资，农民工维权过程中有理讲不清，导致官司有理打不赢。”秦希燕说。
“干活拿钱，这是底线，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但是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建筑行业，却出现了‘讨薪难’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这其实是整个行业的不正常现象。”长期深入建筑工地对一线农民工进行过大量深度访谈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建筑行业的包工体制，也即建设单位不直接雇佣工人，反而将建筑工程层层转包、层层扒皮，甚至普遍性地不与雇工签署劳动合同，才是“讨薪难”问题的根源。“建筑公司没有自己的工人，4000多万建筑工人也没有相对固定的雇主。本来是一个正规的行业，但是从用工这个层面看，是一个全行业的非正规化，如果这个根源问题不解决，工资拖欠的问题很难根除。”
解决“讨薪难”，需加强联动执法
“其实咱们国家的《建筑法》早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层层转包，但是劳动部门、人事部门是不是真的做到严格执法了？有没有监管工程单位和雇佣的工人签订合同？”卢晖临问。
秦希燕也认为，要想从“根”上下功夫，将恶意欠薪这一顽症“连根拔起”，必须严格执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规定，发现存在欠薪行为的，要及时督促纠正，给予处罚；对于责令整改不力的，要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按照《刑法》追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刑事责任。
“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在处理恶意欠薪问题上，人社、公安、工商、住建等相关部门不但要有‘联’，更要有‘动’。”秦希燕建议，要加强部门之间的执法联动，做到有“联”有“动”，整合资源，形成治理恶意欠薪的合力，加大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追踪、监督，使制度能够落地，并做到“落地有声”。
不过，卢晖临也同时指出，毕竟监管的对象涉及上万家企业、几千万雇工，监管部门和被监管对象，从数量上看仍然是不成比例的关系。“不能完全依靠监管，还要工人提升自我保护的意识。比如，可以鼓励工人主动加入工会，利用工会组织保护自己的权益。”
毋庸讳言，农民工作为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被视作“边缘人”的他们，长期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一方面是每日的辛勤付出，另一方面却是欠薪的冷漠嘴脸，如此反差的“劳无所得”，让农民工群体成为了社会弱势群体之一。
之所以成为“容易受伤的人”，固然有着种种客观的现实情况。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流动性大，让证据难以保存；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将工资与工程款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增加了款项不到位对劳动者的欠薪风险；互联网+催生的新兴行业模式不稳定、经营扩张激进、淘汰率高等现象，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再加之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的困境，使得农民工的年关返乡愈加风雨飘摇，讨薪之路愈加艰难反复。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认为，“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农民工”注定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一些农民工在城镇获取资源和资金后，回到家乡“触网”，经营小微企业。这样一种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农民的知识结构在变化”，由知识更新带来的“新的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的底气所在。显然，让农民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获取与自身付出相对应的经济回报，是这场人力资本革命发生最基本的条件。
但“要使事物合乎公平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会把发展的藩篱归咎于劳动者本身，而是应该反思社会运行的机制、完善对社会成员的保障。农民工的天然弱势，正是劳动保障部门大有可为的空间；传统行业薪酬管理的弊病，正是结构优化改革发展的着力点；新兴行业的发展偏离，正是加强引导创新管理的方向„„实际上，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建筑施工企业派驻劳资专管员、欠薪应急周转制度、企业诚信评价机制等一直在尝试，这无疑是进步的信号，但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农民工欠薪问题，不可能只通过一个个专项行动根除，不可能只依赖年关将至的时间加以集中整治，建立一个从用工到完工贯穿全程的长效日常劳动制度，才是最该努力的方向。
（一）重点防范部位
酒店公共区域，酒店的正门及两侧引桥，酒店停车场
（二）关注重点
1.民工明显增多，民工动向。
2.三五成群或围坐封阻酒店正门引桥口。3.发现标语，或有滋事意图的人员。
4.在确认妨碍酒店正常工作程序，或有损酒店形象时，保安人员和服务人员应立即制止并上报，注意不要与民工发生直接冲突，注意保护公共财产，自身及酒店客人与财产的安全。
（三）处理程序
1.保安人员，服务人员应提高警惕，在值勤和服务过程中注意发现异常情况，如发现有民工在酒店区域内有聚众滋事的现象，立即通知保安部。
2.保安人员接到通报后应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查明情况对现场势态、人数及时向保安部经理和主管安全的副总经理汇报。
3.坚决阻止民工进入酒店任何区域闹事，及时有效的听从上级指令控制事态发展。
4.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配警力进行警戒，按照上级指令及时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系。
5.当公安机关来人后，全力协助工作。
案件回放：
2012年12月4日下午，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一家文胸厂发生大火，事故共造成14人死亡，1人受伤。死伤者均为18～20岁的女工。有传言称，是因为该作坊拖欠工资，激怒一名工人关门纵火引起。随后，火灾事故的犯罪嫌疑人刘某被抓获，供认了因劳资纠纷买了40元钱汽油到该厂放火后逃跑的犯罪事实。
“因为他不发工资”，“只好拿自己的生命去跟他赌”。面对记者的采访，纵火者道出了这样的实情。这起造成14人死亡的特大纵火案件，虽然结果让人震惊和痛心，但纵火者本身其实并非无恶不作的暴徒，而是一个因为拿不到工资而失去理智的普通打工者。
可以想见，在他走火入魔决定纵火烧毁老板财产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与他同在此打工的其他打工者的生命安全。如今，等待他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他的这一生铁定是被自己的选择给毁掉了，连同被毁掉的还有14个无辜的鲜活的生命。
总之，这起纵火案其实有一个值得全社会警醒的关键词，那就是“讨薪”。
眼下正值年关，劳动者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如何打好讨薪战，按时足额拿到工资回家过年？法律制度中的有关规定可以对劳动者有所帮助。
策略一：及时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举报投诉
“未缴纳社会保险”、“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对于农民工朋友来讲，外出打工会时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不合理现象，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他们一时不知何去何从。农民工在遭遇欠薪或其他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况下，可采取的正常维权渠道主要有三种，即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采用行政解决方法，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委托律师进行追讨，调解未果可申请劳动仲裁，若对仲裁不满意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我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禁止使用童工规定，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等情况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当前往劳动监察机构投诉时，举报人须携带好工资表、考勤表、工资欠条等能证明自己在企业工作并且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当劳动监察机构受理案件并进入立案调查阶段后，经调查审核属实，将要求被投诉人或单位限期改正；如逾期未改，将对其实施行政处罚，并可责令其對劳动者作出行政处罚额度的50%到100%的赔偿。如果被投诉人或单位未在90天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也未履行行政处罚，劳动监察部门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这里要特别提醒广大农民工朋友，根据《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也就是说，投诉应在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后的两年内进行。
策略二：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仲裁申请
对于当事人委托律师进行追讨，通过律师进行调解，当调解未果时，农民工朋友可向当地劳动仲裁部门提出申请，进行劳动仲裁。
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确认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争议时，适用本法。
通常情况下，劳动仲裁的处理过程为：提出仲裁申请—受理—庭前调解—开庭审理、调解—裁决。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签订履行劳动合同、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待遇、经济补偿或赔偿等发生争议，可向劳动人事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仲裁机构主持调解，调解不成的再依法作出裁决。
须要注意的是，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为一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后，如果要申请仲裁，必须在发生纠纷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仲裁申请时效从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之日算起。
策略三：对仲裁结果不满意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如对仲裁不满，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进城务工人员在发生建筑施工合同、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等方面的纠纷时，如果经仲裁依旧无法解决问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讨薪，首先要到欠薪企业管辖地基层人民法院立案庭提交相关材料申请立案。
需要提醒广大农民工朋友的是，在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时，要将劳务合同、工资证明、欠条等能证明劳务关系和用工方欠薪的相关资料和诉状、个人身份证明备齐。
总之，我们希望农民工朋友在讨薪过程中可通过协商、投诉、仲裁、起诉等途径进行。有工会的单位，遭欠薪的进城务工人员可先向工会反映情况，通过工会与用工方进行交涉；若单位没有工会组织，也可直接向用工方提出协商要求。
讨薪一定要通过合法途径，保持理性的态度，不过激，不起哄，不盲从，不走极端。如果通过过激的方式讨薪，可能会因触犯法律而受到处罚。
链接：给您支招
1.手里有欠条，告你没商量
对于手头有欠条的这种情况，建议最好先找到包工头进行协商，如果一直找不到包工头或包工头拒不还款，可直接起诉其个人，也可起诉建筑公司。
2.为包工头打工，我该告谁
根据我国《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鉴于此种情况，可以将分给包工头任务的公司列为被告，也可直接起诉包工头个人。期间，当事人可在工作地立案，也可在建筑公司驻地立案。
3.没证据想讨薪，很难
证据充分对于解决纠纷有重要作用，而劳动合同则是确认劳动关系的关键。因此，在施工作业前，工人一定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时，有权暂停施工作业并向有关部门投诉。如果不签合同，则要注意保存在工地工作过的证据，如有本人名字的工作牌、出门条、门卡等。工人还须和工头签一份关于工资结算标准的书面协议，并定期让工头对自己的工作量出具结算单。对于零散工人来说，更要注重工资的结算与支付。
4.讨薪两年未成功，小心过了时效
如果工资欠条开了已近两年，快要失去诉讼时效时，建议抓紧让对方先给一部分钱并注明日期，主要先解决诉讼时效问题，然后再运用法律手段解决。
（本刊编辑部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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