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利益客观性研究论文

30年来，中国的汉人乡村人类学告别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苏联民族学范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立足本土经验，以文化视角认知中国，并与国外学术界开展对话。其学术立场也由自上而下转换为从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来观察与判断社会，客观研究大小传统之间的互动，注重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历史变迁与过程。但是，虽然有了一定的理论自省意识，却难以摆脱西方学术的阴影。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民族经济利益客观性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民族经济利益客观性研究论文 篇1：

我国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近年来，有关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学科背景涉及多个学科。本文从研究主体、研究范畴、研究趋势等方面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多元化、合作化、高视点、宽视野和纵深化将成为未来边疆社会稳定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社会稳定;边疆地区;研究现状;评价

边疆民族地区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是国家的外防区域和腹心区的缓冲地带，经济发展程度一般不高，是多民族聚居生活的区域[1]。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使得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战略价值和全局意义。近年来，一大批专家、学者专门从事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他们立足于不同学科，多角度分析了影响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并提出了加强边疆安全稳定的对策建议。

一、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学科背景

目前的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态势。相关研究内容分别散于相关学科之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一)边境管理学研究。郑汕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边防史》及毛振发1996年出版的《边防论》等著作较早研究了这个问题。随后许甘露出版《边防与出入境管理》一书。1997年冯庆夫等编写了《边境管理学》，系统地研究了边境管理相关知识。这以后以《边疆管理学》命名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当前主要是基于公安学、法学、军事学、犯罪学和治安行政管理等几个方面的视角。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基础理论和业务管理两个方面[2]。这些成果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跨界矛盾进行了深度研究;对于边境“处突”、港口、船舶安全、海警海上安全、偷越国境防范与控制、边境走私、毒品稽查等现实问题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边防调查、管理的一套理论系统，对边疆地区构建维护稳定的应急管理机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国际政治学领域中的边疆安全战略。在国际政治学中，一批学者以地缘政治为出发点，分析了我国周边国际形势，主要是针对中亚、东南亚及东北亚态势，分析对我国西北、西南、东北边疆地区的影响，从安全战略角度提出了种种建设性的意见。在中亚问题上，马燕斌、王涛指出“中亚极端势力还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向我国西北边疆渗透，传播极端思想，发展组织力量，扩展势力范围，并伺机联合‘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作乱”，这将“直接影响我国西北边疆的安全”[3]。刘海池指出，“为了加快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应积极开展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进一步发挥区域合作组织的作用，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4]。在东南亚问题上，许多学者就中缅、中印、中越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这一地区潜在的政治安全隐患，对于和平发展提出了战略性指导意见。在东北亚问题上，黑龙江大学赵传君教授在其主编的《东北亚三大关系研究》一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韩、朝、蒙之间的政治、贸易与安全关系。房广顺等编著的《东北亚地缘政治与大国关系》以及何剑新近主编的《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研究》等著作都对影响东北亚安全的领土、能源、历史等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对于研究东北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边疆政治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专家与著述颇多。主要有周平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罗崇敏的《边政学新论》、吴楚克的《中国边疆政治学》等等。其中，吴楚克在其著作《中国边疆政治学》一书中，不仅介绍了边疆政治学的研究前提条件、历史发展，更是在总结边疆政治战略的基础上，分析了新形势下的边疆安全稳定问题，对于边防策略、反恐怖、打击“三股势力”以及边防体制都进行了详尽阐释，并指出树立新发展观、新安全观，在此之上探寻边疆地区安全防御和未来发展的问题。

(四)边疆灾荒学及相关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边疆地区不同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特点及其对当地社会稳定及秩序恢复工作的介绍。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邓拓、李文海、周源、宫明、史培军等。主要的作品有邓拓《中国救荒史》、李文海《论中国近代灾荒研究》、李文海、夏明方《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等等。另还有包庆德《内蒙古荒漠化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鲁克亮与许中继的《浅析抗战后广西的灾荒》等等，对各地灾荒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以王爱静、史培军教授为代表的灾害学研究团队对各地灾害成因和时空分布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代表作有《中国自然灾害时空格局》等等。这些成果对边疆应急管理都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五)基于边疆民族社会学及教育学相关研究。如从民族关系、宗教角度进行研究，丁建伟、连玉新在《论民族关系在中国西北边疆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中研究了民族关系与西北边疆安全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良好的民族关系能够促进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滕兰花《边疆安全与伏波神崇拜的结盟——以清代广西左江流域伏波庙为视野》，谈正好《宗教与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都论述了宗教与边疆稳定的关系。艾尔肯·吾买尔、刘玉杰的《基于边疆稳定的民族高考政策改革的思考——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区为例》，周永华的《民族地区未成年人教育缺失与社会稳定关系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则从教育角度对边疆社会稳定做了分析。

二、有关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就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内容构成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主要涉及边疆社会稳定的内涵、成因和对策等方面。

(一)有关边疆社会稳定内涵的研究

针对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概念，鲜有学者进行单独界定。边疆地区稳定与一般社会稳定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关于社会稳定，有关研究分别从社会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发展等视角进行过界定。总的来看，社会稳定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出现的矛盾趋缓、利益协调、关系和谐、秩序可控的综合状态。对此，边疆社会稳定研究学者们的看法也基本上是一致的。如高永久在《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思考》中指出，民族社会稳定的特征和标志主要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文化稳定等几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

(二)关于边疆稳定问题诱致因素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边疆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得到较快发展，但由于历史、地理和自然等多方面的原因，仍然存在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以往关于诱致边疆稳定问题的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因素上，主要有民族政策、法规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各民族政治参与积极性受损，民族地区突发事件，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基层干部渎职，工作方法不当等引发民族问题。方盛举、陈立春在《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分析》中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完善等所产生的社会不稳定给予了论述。

第二，经济因素上，包括经济分配不均衡，民族地区贫困率高，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大，少数民族职业分布的结构性差异，人口流动率高等。李万明在《新疆边境地区反贫困与边疆安全协调研究》中强调了新疆边境县(团)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新疆及全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迅速拉大，生活贫困、环境艰苦、人才流失严重、人心不稳定等问题日益凸现，经济上的贫困与生活上的艰苦已经成为边疆安全的隐患。高永久的《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思考》，陇兴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影响民族稳定的几个不利因素》也分别指出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是影响民族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

第三，文化及民族心理因素上，包括民族文化冲突，民族风俗习惯差异引起的歧视，非法宗教活动，民族主义，民族心理认同摩擦，民族教育程度的结构性差异、法律意识淡薄等。如徐祗朋著的《当代民族主义与边疆安全》一书从民族与民族国家问题、当代民族主义及其破坏性、边疆安全与和谐边疆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当代民族主义与国家稳定和边疆安全的辩证关系。高静文、赵璇在《民族心理与边疆社会稳定》中论述了民族意识、民族认知、民族心态和宗教心理对边疆社会稳定具有深层次的影响[5]。高永久在《宗教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双重作用》中强调了宗教整合和调适对民族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及宗教的滞后性、触发性等所起的制约作用[6]。谈正好也在《宗教与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中论述了宗教与边疆稳定的关系。 第四，自然地理环境上，包括自然条件恶劣，自然资源权属不清等;由于大多数边疆地区都处在高原、山区或者相距较远的荒漠绿洲中，各种生态环境的限制往往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如前面所述灾荒、地震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不稳定。高永久在《论民族社会稳定的预警系统中》指出因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短缺、生命受损、财产受损、人均产出低、生产受损农产品短缺等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7]。

第五，周边环境上，包括跨国界民族影响率，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等活动。研究成果包括前面所述“国际政治学领域中的边疆安全战略”部分中所列举的论文及著作，另外还有栗献忠的《跨境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刍议》、何跃的《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与安全治理》都指出，边疆的安全因素从过去的军事对抗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综合安全领域转化。因此，“我们所面对的跨国犯罪、毒品走私、武器走私、洗钱等，已经逾越了主权国家的边界。这好像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无序状态的各种不同的表现，这些表现使得传统的军事安全观念对于理解国际秩序已不再那么重要了”[8]。

另外，对于以上诱致因素，许多学者给予了综合论述。如陈文国认为，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宗教问题的处理不当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都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稳定。方晓玲在《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几个要素分析》中分析了影响西藏社会稳定的九大要素及其关系，包括人口规模与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生产力、社会流动、意识形态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三)有关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的对策研究

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维护边疆稳定也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对此，学者们也从不同方面，对边疆民族地区稳定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第一，在群众意识方面。民心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最终取决于民心稳定。杨明洪在《基于“软实力”建设的西藏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研究》中指出，有些西藏人民缺乏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缺乏参与发展的能力，缺乏对国家的理性认知能力，因此提升公民的认知能力建设，对于解决广大藏民进一步适应西藏走向现代化，对于实现广大藏民进一步分享西藏改革和发展成果，对于堵住反华势力和分裂主义者的口实，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9]。高静文、赵璇在《民族心理与边疆社会稳定》中论述了只有关注边疆民族的心理承受能力，淡化民族自我意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民族认知，建立民族心理的疏导机制，才能维护边疆的社会稳定。

第二，在政治制度及政府职能方面。主要包括要求各级政府党委的正确领导，发展经济，完善并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宗教及扶持政策，大力培养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密切党群关系等。丁建伟认为，“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层分化及利益分化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实现民族地区稳定的途径包括加强政治控制机制、提高政治参与水平、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和加大扶贫济困力度”[10]。另外，高永久、方盛举、陈立春、邓艾等学者在相关著作中都对维护稳定、发挥政府职能进行了论述。

第三，在经济发展方面。边疆稳则民族稳，边疆兴则民族兴。要让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爱党爱国，坚定地跟党走，关键要让群众得到实惠。如邓艾认为，“从长期来看，发展才是硬道理，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因而国家应增加对民族地区的各种投入”[11]。方晓玲在《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几个要素分析》中，也提出了大力推动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在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的对策。

第四，在宗教、文化、教育及民族意识方面。高永久在《宗教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双重作用》中指出，要积极发挥宗教整合的积极功能，妥善处理好宗教滞后性、触发性对民族社会发展的制约问题。高静文、赵璇在《民族心理与边疆社会稳定》中论述了关注边疆民族的心理承受能力，淡化民族自我意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民族认知，建立民族心理的疏导机制，才能维护边疆的社会稳定。

第五，在国际因素方面。包括国际势力对我国民族的“分化”、“西化”，也包括跨境民族问题。栗献忠在《跨境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刍议》中针对跨境民族问题，提出了几点对策性建议：如加快跨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国家整合机制建设，提升各民族的凝聚力;加强边疆地区军民联防机制建设等[12]。何跃在《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与安全治理》中针对西南边疆的非传统问题对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问题进行了论述[13]。

四、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研究的几点评价

(一)就相关研究的主体来看。伴随着国家对边疆地区社会稳定问题关注度的日益提高，各类研究主体纷纷进入该研究领域。就当前来看，主要来自于三类主体：一是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研究机构;二是各类民族院校科研机构;三是专业性质较强的各类研究院所。在此基础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各类科研基金的形式引导着相关研究的发展方向。当然，就目前来看研究主体仍然是处在某种紧缺状态，研究主体少，结构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如当前有关边疆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仍然主要是以高校为主体，而政府架构内研究机构和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的作用力度仍有待进一步增强。虽然高校研究主体有着科学严谨、系统化等多种优势，但同时政府架构下的研究也不容忽视，因为边疆安全稳定往往会涉及到事关国家安全的机密信息，因而政府机构主导研究工作将更有利于实现信息安全条件下的研究最大化。另外，第三方独立机构的研究有利于增进研究的客观性，避免政府主导型研究的本位主义。因而，有意识地培育、科学地引导三种研究力量协调发展，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安全稳定问题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就研究的范畴界定来看。当前有关边疆地区安全稳定问题的研究正在形成系统化的范畴体系。如天津师范大学的闫耀军教授，南开大学的高永久教授等学者正在致力于构建一套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形式的预警指标体系。根据这一指标体系，我们发现当前的研究已经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众多范畴，研究成果涉及自然灾害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社会性突发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作用、涉民族宗教类突发事件对地区安全稳定的作用等等。但同时，这些范畴体系仍然不完善，各范畴间的关系及其界限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同一范畴内的相关研究也有待优化整合，针对某一地区特有情况的研究与适用于边疆民族地区大多数地区的研究应当更加清晰化。

(三)就未来研究发展趋势来看。多元化、合作化趋向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就研究主体而言，安全稳定问题的研究必将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这是由两个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一是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形势严峻，情况复杂，单一主体力量相对单薄，无法从总体上把握研究的方向。因而，未来的研究将是政府、高校、社会研究机构充分合作的态势。二是由于诱致因素多样化，既有传统威胁安全的因素，又有新的诱致因素，因而除了发挥传统研究主体的优势外，还应当充分吸纳国内外优秀的科研团队，共同研究涉及社会安全稳定的各类问题，探寻规律，并最终化解矛盾，实现安全稳定。

(四)就研究内容及其范畴来看。未来研究将逐步实现高视点、宽视野、纵深化。高视点是指随着解构化研究的深入，从国家及地区全局高度考量的安全稳定形势判断将逐步增加。宽视野指的是伴随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深入，有关安全稳定的研究将逐步呈现出跨学科、全方位、多领域的特征。纵深化指的是伴随对影响安全稳定因素的深入分析，相关的对策建议也将更加系统化，加之多学科共同发力，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将逐步提升，呈现出由对安全稳定形式研判到相关应对制度安排，再到具体操作标准、技术流程的涉及等等，将逐步呈现出纵深化发展特征。

(五)就未来的研究方法而言。未来研究将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基本特点，即由理论研究转向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纵观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有关安全稳定问题的研究经历了由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而在当前的研究来看，已经出现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趋势，许多研究成果已经成功地将前期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证分析，形成了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未来研究中这一趋势仍将继续。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从准确分析安全稳定形势到时时维护安全稳定状态的转变。当然，由于起步晚、投入相对较少等原因，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亟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 周平.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J].学术探索,2008,(2): 28-34.

[2] 许渭生.边境管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3.

[3] 马燕斌,王涛.中亚极端势力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影响[J].新疆社科信息,2007,(2):32-33.

[4] 刘海池.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安全与发展中的影响与前景[J].赤峰学院学报,2007,(6):45.

[5] 高静文,赵璇.民族心理与边疆社会稳定[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1):5-9.

[6] 高永久.宗教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双重作用[J].甘肃社会科学,2003,(4):5-8.

[7] 高永久.论民族社会稳定的预警系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3):66-69.

[8]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84.

[9] 杨明洪.基于“软实力”建设的西藏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5):126-131.

[10] 丁建伟.转型期社会结构变动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影响[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4):49-53.

[11] 邓艾.关于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关系的经济学探讨[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12-19.

[12] 栗献忠.跨境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刍议[J].学术论坛,2009,(3):57-60.

[13] 何跃.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与安全治理[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5):12-19.

责任编辑：林华山

作者：王萃萃,李瑞君,于春洋,刘同乐

民族经济利益客观性研究论文 篇2：

30年来汉人乡村人类学发展的知识脉络与生长点

30年来，中国的汉人乡村人类学告别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苏联民族学范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立足本土经验，以文化视角认知中国，并与国外学术界开展对话。其学术立场也由自上而下转换为从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来观察与判断社会，客观研究大小传统之间的互动，注重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历史变迁与过程。但是，虽然有了一定的理论自省意识，却难以摆脱西方学术的阴影。要走出这种不彻底的反思困境，出路还在于以本土文化观研究本土社会，防止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内卷化。

关键词：本土经验　理论自觉　本土文化观　学术内卷化

作者杜靖，青岛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邮编266071。

最近30年来，汉人乡村人类学在教学与学术研究诸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本文限于篇幅，只能就其中一个方面——理论探索或知识生长点——进行盘点。本文将重点考察大陆学人以及具有大陆成长背景并在海外任职的人类学家在汉人社会开展的田野研究。同时，本文也将涵盖具有某种人类学倾向的社会史研究者，我们可将其视为历史人类学家，而这一群体内的大多数人也有这样的认同。

一、文化认知的转向

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尽管可以找到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但其前十年在理论上却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依然保持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确立的学术传统，即苏联民族学范式。这一范式在认知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性质以及在民族一国家建设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解释中国社会运作时，主要强调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的根本作用，注重对由此造成的等级社会关系进行分析。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并出版建国以来的著述。重建后的第一批人类学者也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被培养的。90年代以后，上述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化”已经跃升为认知中国的优先考虑。事实上，在80年代末的田野作业中，人类学者已经开始尝试用文化的视角观察中国。这种文化转向的背景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跟国际格局的变动与社会转型有关。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在世界一些地区，当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式遭遇困境时，人们开始转向一种文化性的探索来重构他们的社会。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但却没有进行彻底的颠覆与解构，而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进行积极的调整，以寻觅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当时，中国知识界也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反映出学人对探索中国社会的热情及刚刚出现的学术转向。

其次，整个西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了深刻的“翻盘”，反思了科学理念及研究范式，并对形形色色的决定论(特别是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或唯物质主义)提出质疑。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渴望建立一个统一而稳定的世界秩序，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和六七十年代的越战等事件粉碎了人们的这种希望。于是，人们不再寻找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开始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性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强调探寻意义，这些都成为后来的学术主流。

最后，与国际人类学的发展和社会史研究的脉络有关。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史研究于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构性过程论、地方性知识观、中国中心观、族群理论、文化批评学派等，都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汉人乡村人类学的文化转向主要体现于下述领域的研究：

(一)家族与宗族

长期以来，学术界把汉人家族和宗族看成一个共产或控产单位，即经济共同体。如，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提出了宗族(环绕祠产的地域化宗祧团体)范式。上世纪90年代，陈其南开始用“系谱观念”挑战这一概念。庄孔韶则认为，祭祖的文化机制是宗族凝构的重要手段，祭祖的根本原理是理念而非功利，与财产继承无关;相反，设祭产、修族谱等都是这种理念的外化。

面对失却了经济基础的当代宗族复兴，钱杭主要从文化象征的意义上进行解释。他认为，宗族继续存在的理由不在于其外在功能，而在于同族成员共享文化的根脉，这条根脉构成他们现实存在的价值基础与源泉。在当下的社会政治架构中，宗族是几乎唯一可真正与乡土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自治性形式，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历史感和归属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传统与现实间起到一种媒介的作用，使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得以实现。此外，针对弗里德曼的上位宗族(high order lineage)概念，钱杭提出了地域性联宗组织的概念，在理论上亦显现出一种推进。

在官方文本中，盐锅峡水库是黄河上游一颗璀璨的明珠，显现了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但在民间却留下了苦难的集体记忆——对村落传统与文化的破坏。景军就集体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乡村与地方社会人民的意义提出质疑，并运用布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讨论了宗族传统的重建。他认为，四种知识象征资本——礼仪知识、文字知识、历史知识和政治经验——支撑着宗族信仰的恢复与重建。面对苦难记忆和集体受挫，大川人为了荣誉，选择了具有文化“复仇或雪耻”(revenge)意味的“建庙”这一做法。大川祖庙重建的象征意义应从更大的背景中加以理解：80年代的中国本是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的一个关键期，可是大川人民却将热情与财力投入到祖庙重建中去。这并不符合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形象。

继谢继昌等人在台湾发现和讨论轮伙头家族制度之后，庄孔韶在福建也发现了这一变通的大家族模式。他把轮值家族、反哺家族和联邦家族加以提炼，并称之为“中国准组合家族”(Chinese quasi-joint family)。这项研究的意图在于：不要盲目套用外来的家庭分类和家庭结构理论，因为它们并不反映本土实际的家庭或家族状况。

以往的研究把分家视为分割财产，认为大家庭裂变为小家庭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如，费孝通的“基本三角”理论，福忒斯关于“扩展—分散—取代”的大家庭演化理论，许嘉明和黄树民的“分家普遍”理论等。对此，麻国庆提出“分中有继，继中有养，养中有合”的模式。其基本观点是：本家与分开的诸家虽然在经济上分开了，但部分家庭义务、宗教义务以及文化意义上的种种约定，仍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从生产与资金的互助、生产工具的共有与合作、同宗的过继子和养子与同族土地买入的优先权，到红白喜事中与诸分开家庭的协调以及互助等活动，农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本家与分家、分家与分家之间的密切合作。赵旭东则进一步提出：“分家分的不仅是老人的财产，同时也要分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而阎云翔则借助科恩·迈伦(Cohen Myron)的“系列分家”(serial division)概念，观察到个体在财产代际流动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以及财产家庭权利结构的演变。

(二)经济与阶级

生产、消费、市场、交换等概念，以往多用形式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阶级更是基于对个体占据的经济地位所进行的关系类分。而人类学的优势则是以文化的眼光对其进行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牺牲了商品消费中的“象征交往”。萨林斯提出，人们消费商品并

不是完全根据商品内在的实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被象征价值所左右。布迪厄则坚持，消费一方面受到荣誉感等象征意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性情倾向、品位和偏好等制约。

在此背景下，罗红光讨论了交换和消费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他认为：人们不仅处在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关系中，同时也处在饮食消费的知识性财富和文化批评的生活关系中;在个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过程中，非物质交换的“生活关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与生产关系相互制约，使劳动和消费得以沟通。这种“生活关系”中交换的内容，大多与人格、品质、威信等相关，它们构成了无形财产，即“文化资本”。由于“文化酱”是无形的，交换往往是跨时空的，所以这种交换往往是不等量、不等时、不等价的，但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礼物交换被视为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以及人格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媒介，礼物交换被当做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方式。阎云翔借助“关系”、“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采用个体主义视角和布迪厄的策略概念来考察东北下岬村的礼物交换过程和网络培育。他把礼物视为一种总体性社会制度，以此去理解和诠释既定社会中的不同文化规则和社会关系结构。

阎云翔在礼物交换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提出等级化社会关系中礼物的非对称流动模式，即一种非均衡的互惠模式，由此构成对以往互惠理解的挑战;第二，指出彩礼从一种馈赠行为演化为财富的一种分配方式，由此赋予彩礼以新的界定;第三，通过对下岬村发达的“姻亲、屯亲和个人关系”进行研究，就“以往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父系继嗣优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基本模型提出了质疑”，“修正了以往宗族理论的偏差”;第四，在萨林斯等人的分析中，礼物交换跟市场经济互相排斥，但在下岬村的个案中，礼物的工具性常常使得送礼变成今天市场经济行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家所推行的市场经济，也消解了国家政治改革的理念;第五，对注重礼物的道德与感情进行了分析。对于下岬村村民积极发挥其能动性来缔结个人关系网络的做法，阎云翔将其归因于社会主义中国自上而下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对此萧凤霞进行了质疑。

黄宗智将格尔茨“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概念运用到华北社会和长三角地区的分析中，他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即经济内卷化。他对华北社会的分析主要依据的是满铁调查的资料，而满铁调查基本上用的是结构功能的视角，比较侧重经济学分析和社会经验，加之黄宗智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路径，致使黄的分析有忽略深层文化机制的倾向。对此，张小军提出“文化内卷化”(cultural involution)的概念来加以深化。文化内卷化主要是指“文化”参与社会复制并精致地“格定”各种秩序。

针对重结构而忽略文化内涵的分析，杜赞奇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做出推进。对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内卷化和宗族政治权力的文化网络三说，张小军认为，民国时期的变化主要是受象征资本的再生产制约，民国的失败主要源自“文化理解”的失败，是“象征资本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symbolic capital)的结果。布迪厄的象征性再生产是指“客观的权力关系倾向于在象征性的权力关系中再生产自身”。由此可见，张小军从文化理解意义上深化了杜赞奇的理论。“象征资本再生产”的说法比“文化的内卷化”在探索上也更加深入一层：旧有的象征资本的自延或再生产导致了文化内卷化。但这样的解说模式却有意回避了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事实。中国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是非常复杂的，还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

传统政治经济学从纯经济角度(生产关系)理解“阶级”，并认为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即阶级划分，遵循了这一逻辑维度。但黄宗智发现，实际状况并非如此，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存在着“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背离的问题。张小军印证了黄宗智的说法，并提出应该把阶级作为一种象征资本来理解，而不是只看拥有多少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此前，张小军就着手讨论了这一问题，认为是产权或地权的象征性再生产生产了阶级。他把产权当做象征资本来加以理解，对于认识当下中国农民土地流失和城市拆迁中的房屋产权问题，具有极强的阐释力。作者指出，当下的改革陷入了文化内卷化。最近，张小军又提出复合产权的概念，认为文化产权、社会产权、政治产权和象征产权跟经济产权一样，都是产权的一个类别，不能单纯从经济产权一个维度来讨论产权问题。张佩国近年借鉴人类学理论，就地权等产权问题和阶级问题在“档案馆”中开展田野研究，做出文化阐发，表现出跟以往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不同之处。

布迪厄的象征资本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在中国人类学者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景军、罗红光和张小军的研究中。但这三个人并非机械地将实践理论搬到中国场景来，而是各有其发展。景军侧重在历史变迁中讨论象征资本，罗红光则从非线性时间框架里分析象征资本，张小军接近景军的观点而进入文化沉积层(惯习)的讨论，并力图对布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有所发展。但景、罗又有交织：社会记忆理论强调捡拾或忘记什么样的历史或传统，取决于历史和传统对现在的意义。由此，景军的社会记忆理论也具有了非线性考虑。因此，我们看到现代化变迁和社会记忆下的时间运动交织成一个网络，而象征资本则镶嵌在这个网络里。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局限性之一是没有考量历史变迁。显然，上述三位都丰富和深化了实践理论。

由此可见，不论是结构功能论中的经济结构决定论，还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化约式的唯经济论，此时都让位给“文化的阐释”，即优先考虑社会运转的文化动力。

(三)信仰仪式、水利社会与族群理论

在冈田谦、施振民、许嘉明、林美容等人关于台湾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的研究基础上，华南学者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进村找庙”，开展了东南社会民间信仰与地域关系的研究。与此同时，赵世瑜也在华北寻庙。这些研究揭示，地域社会的形成是建立在区域神灵信仰基础上的，区域信仰跟市场圈存在纵横交错的内在关联，由此对施坚雅单纯从市场层级来理解中国社会提出质疑。

针对魏特夫的东方“治水专制主义”论，行龙通过多年来对“晋水”流域的考察，明确提出其“水利社会”模式。他利用集体表象理论来考察水神信仰，认为水神信仰是水利社会现实的投射。张俊峰则在行龙和张小军的影响下，提出“泉域社会”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族群理论被引进大陆，并发生了数年与“民族理论”的论战。结果，斯大林的“四个共同”等客观指标不再被视为判定族群共同体的标准，人们开始注重考查族群流动的边界，并把划定边界的历史传统等因素视为文化想象与发明。随着族群理论的深入人心，“认同”(identity)一词在圈内成为流行语，并被族群理论工作者当做身份识别的一个标志。这样的认识以否定特定族群的历史传统为特色，极有可能是主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任意

泛滥。实际上，西方族群理论并不否认族群有其历史传统，而是侧重于讨论这个历史传统是如何形成的。

在汉与非汉的接触部位，族群理论和族群问题思考者密切关注国家框架下的族群间的互动。从非汉的世界里呈现出许多来自汉族内部的研究所看不到的汉文化图像。这样，非汉的世界实际上成了观察汉人世界的一面镜子。今后，应加强汉与非汉的互动研究，从非汉文化中感受和理解汉文化。

二、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一种新的突破

自汉代以来，历代王朝都是凭借武化和文化的手段进入它的“乡下”和边界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基本也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这一事实使得人类学家无法回避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结构功能主义忽视了历史，让人难以洞察社会运作的秘密与“内幕”。要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就需要研究国家进入地方社会的过程与历史脉络。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地方

《银翅》描述了国家在20世纪的变迁过程中，是如何进入地方社会的，同时也包括以往帝国时期大传统如何进入小传统的问题。庄孔韶认为，国家进入地方社会的具体文化机制是由哲学家所发明，政治家所强化，教育家和乡土文人所传播，并最终由农人所实践。这种上下古今关联的视角，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中国历史上长期推行“教化”的本土文化观;第二，受到斯蒂芬·郝瑞(Stevan Harrell)“使中国化”(sinicization，or sinification)理论的影响，郝瑞具体称之为“儒学教化”(Confucian civilizing project);第三，受林耀华“从国学文本到当今民俗的古今关联性研究”的影响。庄孔韶找到了东西方理论的契合点，但仍以中国文化观为根基，形成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就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维度而言，《银翅》率先突破了单纯从国家意识形态角度或如结构功能论那样从社区利益考察问题的思路。

《银翅》在中国人类学界开创了“回访式”的研究模式，得到同行的积极响应。比如王筑生对利奇上缅甸克钦人、周大鸣对葛学溥(D.H.Kulp)的广东凤凰村、兰林友对满铁和杜赞奇研究过的后夏寨村、阮云星对林耀华的福建义序村、段伟菊和张华志对许娘光的云南大理西镇、孙庆忠对杨庆垄的南景村、覃德清对波特夫妇(S.H.Potter and J.M.Potter)的广东东莞茶山镇的再研究。应当指出，该回访模式回避了民族志作者、被访谈人和民族志文本建构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新起的文化批评学派和写文化学派所努力探讨的问题。这样的回访常常遭遇一个尴尬的追问：时代变了，视角换了，学术兴趣点不一样了，民族志作者的身份更改了，还能回到从前的那个田野中去吗?

近年来，周大鸣组织人员对当代华南宗族进行了田野调查。结果表明，宗族内部的合作能促进经济发展，宗族可以协助政府解决一些棘手的难题，宗族的存在能为农民利益的反映和表达提供一个新的渠道。宗族不应该是现代化的障碍，它可以跟现代政府合作，在乡村治理上具有时代的意义。这项研究旨在提供一种跟以往实践不同的国家与宗族关系思考模式，但仍有“民间意识形态”研究之嫌。

兰林友对满铁和杜赞奇研究过的夏后寨进行了回访，发现当地存在同姓不同宗现象。他认为，杜赞奇仅根据外显的姓氏符号来考察或建构乡村家族或宗族，难以反映村落中的实际亲属结构。宗族是杜赞奇文化网络概念的一块重要基石，如果这块基石都不牢靠了，那么杜赞奇的整个理论大厦也就坍塌了。但兰林友的结论仍然难以让人接受，试想：没有共同的血缘基础尚且以宗族框架来运作，这不正说明宗族模式之有效性吗?如此又何以颠覆杜赞奇?

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一书也侧重于对汉人宗族历史性变迁的考察。他把溪村看做吴文藻所界定的“社区”(community)，把陈氏宗族理解成弗里德曼所说的“宗族”，以此反思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性。溪村的社会变迁历程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时期，王铭铭采用了郑振满的观点，即宗族是明清帝国型塑的结果，也就是宗法制度的庶民化;第二阶段是民国以来的经历，王铭铭运用吉登斯(Anthony Giggens)的现代民族一国家理论和吉尔耐(Ernest Gellner)的现代工业化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检验。王铭铭一方面发现，现代国家政权把地方社区人民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同时又实行了新的国家规范(国家与地方社会人民之间的连接点是“村委会和党支部”);另一方面发现，乡土传统具有持续性，并不像民族一国家等现代化理论所预设的那样被铲除了。尽管王斯福认为，这部作品已经注意到了“社会行动者观念”中的历史，但我们仍感觉它将人民的行动置于国家的运动框架下考察，而不是相反。应该说，民族国家模式能够统合国家与社会以及历史进程两个逻辑纬度，不失为一种研读中国社会的学术框架。此后王铭铭继续进行这一尝试，并提出“小地方与大社会”的模式，力图在“小地方”中展示“大社会”的影子。

王铭铭的“小地方与大社会”研究思路，即“社区史作为叙述架构”的方法，被赵旭东视为一种范式并加以响应。这种思路大致有这样两个假定：第一，村落社区的历程与民族国家建设方案的构想同步进行;第二，村落社区的发展史可展示现代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因而在小的乡土社会中，同样有“大”的国家权力的影子存在。

赵旭东具体通过“法律下乡”来深描国家的这种扩展过程，认为制度并不能代表法律的实践状况，由此对当今只关注制度研究的主流法学提出挑战。受国家意识形态影响的主流法学默认，国家法律权威是唯一的。但在乡土社会中，除了国家法律外，还有其他权力关系用以应对纠纷。在“法律多元主义”的观念下，赵旭东看到的是，大部分纠纷的解决都是国家法律与多种乡土法律资源文化互动的结果。

“法律多元主义观”是国内外学界近十年来的一个热点，是法律与人类学相互渗透的结果。黄宗智不满意“国家/社会”二元模式以及法律的“表述与实践”相疏离的现实，于是提出“国家/第三领域/社会”三元模式。梁治平质疑黄宗智的研究，并提出“秩序的多元化”概念。国内学者苏力、强世功、赵晓力等大多响应黄宗智的模式。张佩国认为“法律多元主义”是对国家/社会二元论的批判。其实，法律人类学背后有着更加实用的考量：为现代国家法律建构与实践寻找传统民间资源，以此节省国家行政资本运作代价。

阎云翔从私人空间和个人主义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私人空间和“无公德个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推行家庭革命的产物。要想改变这种个体形象，应积极创设公共空间，将个体引导到公共空间中以发展健康的自我。问题是，即便创设了公共空间，难道公共空间里就不会产生无公德的个人吗?

(二)帝国与它的乡下和边界

华南学派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人类学流派，兼具社会史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学术意识。其背景主要有二：第一，就国内学者而言，他们秉承了傅衣凌和梁方仲注重社会经济史的视

角;第二，通过萧凤霞和科大卫等人的引导以及与他们的合作，接受了战后人类学对结构功能主义失却“历史”考量的反思。

武雅士(Arthur P.wolf)指出，弗里德曼的宗族概念来源于黑非洲，从一个平等社会输入到有国家的等级社会。因此，华南学派眼中的宗族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与宗族的关系”研究。科大卫认为，宗族是明清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文化创造。萧凤霞提出，汉人社会研究应该在弗里德曼宗族模式的基础上，与施坚雅区域理论和武雅士民间信仰理论结合起来;她还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分析阐明，在地方社会，人民借助国家修辞积极创造了宗族。陈春声则研究了地域社会的“正统神明地方化”或地方神明正统化的问题。

在追随问题意识并批判弗里德曼宗族范式时，许多学者以“血缘群体”或“亲属组织”来理解汉人宗族。刘志伟和科大卫认为，华南宗族发展是明代以来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它并不是基于血缘或亲属关系而形成的。宗族的出现是宋明理学利用文字的表达，是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正统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宗族意识形态向地方社会的扩展与渗透，以及宗族礼仪在地方上的推广，实际上是一个地方认同和国家象征相互动的过程。

刘志伟还受到萧凤霞的影响，注重“过程”(structuring)而不是“结构”(structure)研究。《宗族、市场、强盗和蛋民：华南珠江流域里的族群》一文深描了一个地方社会被创造以及生成的过程：蛋民借助国家的话语改写了原有文化身份，融入了主流社会，获得了主流社会的文化标志以及所诉求的族群身份。文章揭示，地方社会进入国家一体化并非出于大传统的单方推动，而是土著人口根据自己的主张和愿望努力联结一个真实或想象的中心的结果。他们既是国家整合的共谋者，又能以主流话语去表达自己的意义。该文展现了地方人民的生存智慧以及地方社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种观点显然同“使中国化”的理论构成了对话。

在解释中国社会是如何被结构在一起的这个问题上，郝瑞和庄孔韶的“儒学教化观”，跟萧凤霞和刘志伟强调地方能动性的“结构生成观”或“文化权力结构化”概念，当然也包括科大卫的“附丽”观或“士绅化”(民间宗族利用建家庙、修族谱来附丽官僚身份，由此实现乡村社会的士绅化)，应该是互补的。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许是基于地方文化经验的差异造成的，但我们坚信这样两个过程同样都真实，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侧重。也许在帝国的中心，“儒学教化观”更有阐释力;在边界，能动性更突出。

常建华的“宗族乡约化”学说跟庄孔韶的观点接近，主要侧重士大夫或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教化研究，但在具体结合途径上又有不同。常建华认为，明代中后期民间祠堂与宗族组织化是国家与士大夫积极致力于推行教化的结果。乡约在推行的过程中与宗族结合，导致了宗族乡约化。宗族内部因引进乡约而宣讲圣谕，设立族约，制定族规，推动了宗族建设及其组织化。宗族自治性加强，也促进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作用。宗族乡约化的历史原因，是宋儒重建宗族以及在乡里移风易俗的成功实践。明代宗族因乡约化而组织化，给予基层社会以深刻影响。林耀华和弗里德曼的关注点是宗族对保甲乡约等组织的渗透，而常建华则反过来讨论乡约保甲对宗族组织的反渗透和整合，这显然拓宽了学术的空间。赵世瑜的“大历史与小历史”框架追求“国家的在场”，希望由地域社会的人物、事件来透视整体社会的变迁，体现出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整体史视角。赵世瑜在对华北庙会的研究中实践了他的想法。相比较而言，常建华跟日本学术界交流多些，而有史学和民俗学背景的赵世瑜主要跟在京人类学家有密切接触。

“国家与社会”二元论分析模式过于化约，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政治学、法学、社会史和人类学都在努力探索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比较而言，前两者在整体上侧重于结构研究，人类学侧重于文化过程的研究，而社会史学者则介于两端，一部分倾向前者，一部分倾向后者，倾向后者的多被看做历史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士绅论”侧重结构研究，杜赞奇的“国家经纪人”和黄宗智的“第三领域”概念则视士绅为连接大小传统的一个“桥梁”，他们关心的是士绅代表谁的利益。仅考虑中间环节，维度不免过于单一。郝瑞和庄孔韶的“儒学教化观”，以及萧凤霞、科大卫和刘志伟用以强调地方能动性的“结构生成观”，则提供了更加精致的关乎中国社会如何结构在一起的解说模式，但又各执一端。今后有必要整合这两个理论，而这种整合将密切关联百年世界人类学发展的一组对话，即“结构与能动”。

当代人类学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大众，历史人类学果真能回到数百年前的现场中去吗?历史人类学应当尽力避免对文献的猜测性阅读，而应侧重观察历史如何来到当下。

三、结语：回归本土文化观

在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历史过程里，以文化的视角考察中国是最近30年来本土人类学发展的一个主轴。由于西方人类学理论是在西方人生活的经验世界里和在西方以外的简单社会中提炼出来的，因此，这样的理论难以适应一个有着发达国家制度、高度分化、深厚历史传统与文明的复杂的汉人社会。中国人类学家正努力用本土经验检验西方理论并与其进行对话。

汉人社会的经验研究有三重境界：第一，以西方的理论来认知自己的社会;第二，在用西方理论认知自己社会的同时，对西方理论进行检验、批评与修正;第三，以本土文化观统领西方理论来认知自身，并跟西方理论进行对话。应该说，大部分人类学家尚停留在前两个层次，这样，即使提炼出“本土理论或概念”，也难以在总体上彻底摆脱西方话语的支配。但同样应该注意的是，本土建构也有可能重蹈外来建构之覆辙，与文化的实践相背离，堕入中国中心论和文化主义研究的陷阱。这里的关键在于，一定要从文化的实际出发来提炼理论，本土建构同样要服从经验证据的检验，包括本土文化中的内在体验，因而本文提倡第三重境界。

在纵观美拉尼西亚社会、北美西北海岸夸口特人社会、澳洲土著社会以及非洲社会等的世界人类学研究的同时，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30年的汉人社会经验研究究竟给世界人类学贡献了什么样的理论范式?随便翻一本《人类学概论》，能从中觅到从汉人社会里提取的人类学理论吗?我们长期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只是在某些细节或枝节上取得了突破，学术效益并不明显。这是否也是陷入了学术内卷化?即使这些思考可能令我们感到尴尬甚至痛苦，我们也不应回避。

汉人社会研究不单纯是西方知识生产的消费者，也应该是生产者，更应该为世界提供理论产品。

[责任编辑　李　彬]

作者：杜　靖

民族经济利益客观性研究论文 篇3：

论战略哲学视野下的国家利益原则

[摘要]任何战略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某种全局性和长远性需要而制定和实施的。国家利益不仅代表一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全民族或全社会的某些共同利益。国家利益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最高价值追求。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定亲疏，而要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战略最高准则。

[关键词]战略哲学;国家利益;价值取向;国家关系

战略哲学是一门研究战略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的应用哲学学科，是关于战略价值观和战略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从战略的价值视角看，战略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某种全局性和长远性需要而制定和实施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以及不同的国家(集团)，都存在特定的战略价值取向，其涵义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国家利益”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它本质上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利益包含着民族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国家战略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国家对外交往中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

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关注对利益问题的研究。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都非常重视利益问题，重视利益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它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1842年4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对人类社会不同阶级集团所代表的不同利益做了概括：“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还提出：“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对政治权力具有决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承认存在个人利益，也承认还存在群体利益，主张把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利益纳入整个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并全面地论述了利益的本质、内涵、地位及作用。恩格斯还指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的特点。随着社会形态的更迭，历史环境的变化。人们认识、运用以及驾驭战略的能力在不断得到提高的同时，战略所服务的主体(阶级、民族、国家、政党及政治集团)的性质、地位和斗争的目标等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因此，国家利益首先是在这个国家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国家利益体现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它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对立;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国家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

国家利益不仅代表一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全民族或全社会的某些共同利益。国家利益的民族性或社会性源于国家的民族性或社会性。任何国家都是由特定的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作为管理全社会和全体国民的机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全民族和全社会的某些共同利益。在民族国家里，尽管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差别，但不同阶级在对外关系中又会表现出某些共同的民族属性，因而不同阶级在特定情况下会具有某些共同利益。在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压迫上，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利益;在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和弘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方面，不同阶级也存在某些利益的一致性。由此，客观存在着的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构成了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

我国领导人历来重视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并以此为出发点谋划对内对外战略。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国家利益。捍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顶住外部的各种压力，抵制一些大国的无理要求。中国领导人同时注意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自动保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和谐结合。1952年，周恩来就提出：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自信心应该坚持，但如有骄傲自大情绪，就会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他还提出要“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认为“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我们的国际主义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在世界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根据时代内容的变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系统地阐述了国家利益问题，确立起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整的国家利益观，为制定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目标。邓小平在对历史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明确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这就是说，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国家利益是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这一最高准则的提出为我国的对外战略确立了出发点和归宿，为我国制定新时期的对外战略确定了指导思想和依据。

我国依据国际环境、国家实力、国家目标来确定我国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把我国的国家利益重点放在主权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上，把它们作为新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和战略的最高价值追求。

第一，主权、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前提。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是由政府、领土和国民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主权和安全是一个国家最起码的生存利益和安全利益。独立行使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根本标志，安全则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先决条件。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主权就没有安全可言，没有安全保障的国家也就不会有独立的主权。因此，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保障领土完整、保证人民安宁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基本前提和首要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这就指明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所在，也表明了我们在维护国家这一基本利益方面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邓小平还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

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正是由于我们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我国的主权安全利益才得到维护：也正是我们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才得以不断巩固和提高。

第二，经济利益是新时期国家利益的核心。国家的经济利益是整个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达成国家战略目标的现实手段。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再好的战略目标也只能是海市蜃楼，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国家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各个社会阶级和集团通过政治纲领表现出来的政治利益和与此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斗争，都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应该承认，经济利益在国家安全中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经济利益是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昌盛的最根本利益。在诸多国家利益中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附属于经济利益，并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产生。国家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具体体现，服务于、服从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一旦抽去国家的经济利益，其他利益也就成为空洞的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证。它也就没有独立和安全可言。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往往是经济上失败的最终结果。国家的战略利益一旦失去对经济利益的明确认识也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

从总体上讲，只有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利益，才能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才能维护国家的其他利益。没有经济利益的维护，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没有政治上的独立，也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旗帜不倒。所以。经济利益是核心利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的大国来说更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

二、国家利益原则是战略思维的最高准则

战略学家认为，战略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总代表。国家利益原则是战略的最高准则，任何宏观战略谋划与战略方案的提出都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从来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战略。即使是联盟战略，也不能凌驾于各加盟国自身利益之上，而只能是各国共同利益的体现，否则这个战略注定会失败，联盟也迟早会解体。因此，战略思维总是从国家利益中获得思想的原动力。帝国主义政策是掠取别国的利益，要么是欺凌弱小国家，要么是相互之间的争夺。它们的进攻战略就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制定的。反对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也必须由此出发制定防御的战略，保卫自己的利益。一些国家寻求扩张自己的利益。另一些国家要抵制这种扩张。维护属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世界各国战略的根本对立点就在这里。

国际战略谋划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利益决定国际战略的目标;二是国家利益观是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总的指导思想。国际战略是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谋划，那么，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就必然是国家的目标。国际战略目标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本国利益而对其国际行为目标作出的选择。正确判断国家利益是制定国际战略目标的基本依据，也是确定国际战略目标的起点，是国际战略目标选择的决定性环节。

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直接决定国际战略目标，国家利益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则作用于国际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主权国家在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国际战略的各个阶段上，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的观念观察一切。统帅一切。而是以国家利益的观念衡量一切。指导一切。例如，国际战略形势是客观的，不以一个国家的利益需求为转移，然而每个国家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判断却离不开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正确认识。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不仅决定国际战略目标的确定，而且直接参与实现国际战略目标的途径、手段选择与实施。一项战略指导方针或实施方案是否正确、是否可行，最终要以对国家利益的利害为尺度来判定。为了取得某种国家利益，付出过高的代价。损害国家的核心利益会得不偿失。然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出现偏差和错误，就会使指导方针和实施方案失去正确的依据，从而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就把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作为战略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了战略家应当具有的最高责任和思想境界。战略哲学所追求的根本价值取向，就是要始终把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进行战略研究和战略思维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任何战略及战略思维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我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权利的集中体现。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共同需要，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安全环境、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需要。这种国家利益。对内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全民利益与意志的集中，对外则有利于发展互利合作的国际交往，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应当明确，进行战略思维只能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的利益出发。

三、国家利益原则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核心原则

国家行为都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战略同样不可能超越国家利益目标的制约。历史证明，即使在社会制度相同、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之间。同样会因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发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国家利益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而存在的事实。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在于：

第一，国家利益的自发性。国家利益并不是人们有意创造或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之日就存在的一种自然的内在需求。国家利益的存在并不依据主观的想象。它有自己的自然形成过程，它不需要人们去寻找而自发地表现出来。当人们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识产生错误时，它还会以它自己的形式存在，而且还会迫使人们在实践中对自己的错误做出修正，以适应它的需要。

第二，国家利益的普遍性。所有主权国家，不论

其领土大小、人口多寡、社会制度如何、实力强弱，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各国政府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凡是有作为的国家领导人和决策者，都会按着国家利益来决定和实行国内外政策。

第三，国家利益的稳定性。国家利益根源于国家社会生产水平和外部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在社会生产水平和外部环境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一国的国家利益不会改变，它会保持相对稳定。大多数政体比较稳定的国家的对外政策一般不会因政府的更迭和人事的变动而摇摆不定。在相当长时期内会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四，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和国家外部环境的不可选择性。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国家利益是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所产生的需求，是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水平的要求。社会物质生产本身是客观的，国家利益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直接表现，其内容反映着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物质条件状况，因而它是不可选择的。从国家外部环境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生存在特定的环境之中的。这个环境的状况如何是一个国家作出国家利益判断的重要外部因素。而外部的环境是不能选择的，一定时期特定的外部环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个国家无力改变的。

虽然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或概括是主观对客观作出的反映。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的主观性影响着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解释。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判断受各种因素制约。

一是价值观念。当今世界是一个存在阶级差别和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自然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每个人对外部事物的认识是与其所在的阶级和价值观念系统紧密相联的，受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治统治需要影响，往往为所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左右。因此，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必然受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其控制的国家政府机构来解释所代表的国家利益。

二是民族属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特定的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组成的，每个民族在民族国家里。尽管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差别，但维护本民族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传统的需求也必然会反映到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中。不同阶级在对外关系中必然会表现出共同的民族属性。在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压迫上，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在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历史传统方面，同一民族中的不同阶级也会存在利益的一致性。这种民族属性是一国国家政权得以维护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如果无法摆正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本民族利益与其他民族利益的关系，如果统治者以民族利己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来煽动民族情绪，那么国家利益就会受民族利益所左右。

三是认识能力。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则是主观的。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也是人们对客观的能动反映。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受主观认识能力的影响。当人们认识能力不及时。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可能是不全面的。得出的结论也会与客观实际有巨大的差异。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就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还要对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了解和对自身的全面掌握。只有当主观认识能力接近或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四是国家战略目标。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战略所要实现的预期任务，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里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战略意图的具体化。国家利益是确定国家战略目标的基础。而国家战略任务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只有在对国家利益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才能确立正确的国家战略目标。一国的国家战略目标一旦确立，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在主要任务完成过程中，随着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它会作用于人们的认识，对未来国家利益判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并有可能带来对国家利益认识上的重大变化。正确判断国家利益首先是在主观上如何正确地反映国家利益的客观性。缩小主客观之间的差距，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把国家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战略的核心原则，是由国家利益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动因，是外交政策的本质和目标，是判断和指导对外关系的基本标准。无论属于何种文化传统或实行何种意识形态。国家行为都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的。

在当今乃至今后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国际社会也依然是各国国家利益的角逐场所。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追求国家利益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斗争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了“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看待和处理国家关系的论断。这就告诉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时。必须“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责任编辑　陈庆初)

作者：屠春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