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资银行监管论文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决策层采取逆周期调控的背景下，我国影子银行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影子银行的风险不断放大，央行和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完善监管体系，在推动影子银行合规稳健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内资银行监管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国内资银行监管论文 篇1：

美英银行监管体制的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 要: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都是世界经济金融中心。为应对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美国于2008年11月组织召开了华盛顿第一次G20峰会,紧跟着英国于2009年4月组织召开了伦敦第二次G20峰会,达成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加强世界金融监管等一系列共识。美英两国都想充当世界经济恢复的“发动机”,引领全球经济走出衰退。世界各国的银行监管,大致分为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两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要想世界经济复苏,还要取决于中国这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的强劲发展。通过对美英银行监管体制的分析、对比与研究,提出了中国银行监管的探索性建议。

关键词:美英 银行监管 比较 启示

一、前言

银行监管是指金融主管机关或监管执行机关根据金融法规对银行机构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金融经营机构安全、稳定、盈利的制度性安排。其主要目的是:应对银行危机、保护公众利益;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

银行监管是伴随着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世界各国按其银行监管的风格、传统,大致可以分为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两种。其中:美国是分权式监管模式,监管手段以法制化为主,以监管机构众多、法律多而细著称,欧洲大多数国家属于此类;英国是集权式监管模式,监管手段以自律为主,以非制度化著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步入法制化监管轨道,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属于此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目前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经济的发展与美国资产的安全,与中国的巨额投资是否缩水和投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倡导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如何吸取美英银行监管体制的经验,扬长避短,对改革与发展中的中国银行监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美国的银行监管体制

美国是世界上银行体制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银行监管的国家,其银行监管体制被公认是最成熟、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银行监管体制之一。

(一)银行体系

美国的银行体系主要包括商业银行、银行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和本国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等几部分。其中根据注册地的不同,商业银行分为在联邦级货币监理署注册的国民银行和在州级注册的州银行两大类。

自1782年在费城成立了美国第一家银行北美银行以来,美国的银行业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1837年-1863年自由银行制度时期;《1933年银行法》和《1935年银行法》开始的强制性管制时期;1999年11月4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标志的混业经营和管制逐渐宽松的新时期。银行监管体系与制度的发展变化与银行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二)监管主体

1864年根据《1863年国家货币法案》和《1864年国民银行法案》设立的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OCC是美国最古老的联邦银行监管机构,隶属于财政部,主要监管约2000家国民银行和外国银行分支机构。1913年根据《联邦储备法案》设立的联邦储备体系Federal Reserve System FRB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国民银行必须加入联邦储备体系,州银行可以选择加入,所有加入的银行称成员银行,原则上所有成员银行都是其监管对象,但为避免重复,联邦储备体系直接监管约1700家自愿成为成员银行的州银行,并负责监管银行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和本国银行在国外设立的分支机构。1929年-1933年大萧条后,根据《1933年银行法案》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所有成员银行都必须参加保险,非成员银行经FDIC批准可以参加,目前98%以上商业银行都参加了保险,FDIC有权检查所有参保银行,但为避免重复,主要监管约5300家各州参加保险的非成员银行。1979年根据《1978年金融机构监管和利率控制法案》设立的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通过制定金融机构监管统一原则、标准和报告形式,协调各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州银行监管机构负责各州银行的监管工作。

其他监管机构包括:隶属于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处,有权对银行合并和收购提出质疑;1934年设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主要监管银行、银行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的证券附属机构所从事的业务;隶属于财政部的储蓄机构监理局OTS,与其他储蓄机构监管者一起,监管886家属于储蓄协会保险基金的储蓄机构;联邦商务委员会,与其他联邦监管机构共同负责执行《诚信贷款法案》和其他保护消费者的立法等。

(三)评价

美国模式是一种法制化规范化的多元交叉重叠式监管体制。中国经济学家称之为双层多头监管模式,双层是指联邦一级和州一级均设有监管机构,多头是指联邦一级设立多种监管机构。由于美国的银行最初是在州级注册并成立,然后才发展到联邦级也可以注册登记,并且美国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故没有取消州的注册权力,所以美国模式是由美国银行业的发展历史所决定的。

美国模式的主要优点包括:具有持续性监管、规范化监管、法制化监管的特点。监控比较严格,每家银行同时受到两家以上监管机构的监管。监管分工之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及,协调机制建立较为完善且注意清晰划分监管机构的各自职能,较好的解决了重复监管问题,并使各监管机构间形成相互监督和制衡关系,单一机构的主观介入和影响被缩小至最低限度,腐败和寻租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制止。立法和司法制度细而全,有利于营造一个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不足之处在于:监管方式比较僵硬,不易变通,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监管效率。虽然法规细而多,但难免存在漏洞,由于缺乏英国监管机构道义劝说的手段和习惯,在新的法规制定和生效之前容易给银行可乘之机。监管机构众多,导致资源和人力的浪费,也使协调难度增大,影响整体效率,这也是各国经济学家公认的美国模式的主要弊端所在。

三、英国的银行监管体制

(一)监管主体

英国的银行监管体制在1997年之前基本由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全权负责。其银行监管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逐渐形成自愿参加和自愿接受英格兰银行非正式监管体制,直到1979年10月才颁布《1979年银行法》确立了英格兰银行对英国银行进行监管的法律地位,但在监管方式上仍保留其原来的灵活性特点。

1997年10月28日成立的金融服務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 FSA接管英格兰银行的监管权力,负责所有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住房信贷机构、投资公司、保险公司、金融市场清算和结算体系等的审慎监管和日常监管。FSA成立后英国发布了《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监管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为改革后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FSA间的分工与合作建立了一个制度框架,英格兰银行负责金融体制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稳定,财政部全面负责金融监管组织构架的确定和金融监管的立法。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FSA三者共同负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提出三者之间分工协作的指导原则,即明确责任、充分透明、避免重复、共享信息,三者还在政策变化、对外交往合作、监管记录及其使用、诉讼安排与合作等方面进行协商。并设立了三方协调机构——常务委员会,每月开会讨论重要的个案及其他有关金融发展的态势。

(二)评价

英国模式是典型的非正式银行监管模式,主要以自律为主,监管当局的监管为辅,而且主要不是依据严格正式的法律法规,而是通过道义劝说的方式进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格兰银行与其他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相互了解、信任和合作。这种自律式银行监管模式是由其历史文化及社会传统决定的,英国是自由民主思想的发源地,社会各阶层无不深受其影响,在经济上表现为崇尚自由契约和“无形的手”,在法律上表现为成文法欠缺和以判例为仲裁标准的习惯法深入人心,在民族性格上表现为自律自重、克己自制的理性主义,这些特点共同导致了这种非规范化非制度化的模式。

英国模式的主要优点包括:弹性大、灵活。奉行“无为而治”的宽松原则,也使监管主体能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较清楚和冷静的观察金融事件,并使“看不见的手”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高弹性的负面效应,即过多强调人为因素,监管者主观介入较多,对不同性质,甚至同一性质的不同监管对象使用不尽相同的监管标准和政策,容易造成不平等竞争。监管机构大权独揽,容易滋生腐败,监管者的监管者存在缺位。由于利益冲突,要求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保持一种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在长期很难做到。由于规范的成文法典缺失,监管国际化過程中比较容易引起司法纠纷。

四、美英银行体制的比较

(一)不同点

1.监管主体不同。英国在1997年金融监管改革前后都奉行由单一机构作为银行的主要监管机构这一方式。美国的银行监管机构众多,彼此之间存在交叉,由于原则上联邦和州都有权对银行进行监管,所以一家银行通常同时受到两家以上监管机构的监管。

2.监管手段不同。英国模式长期是一种习惯性和成文性相结合的非正式监管体制,以自我管理方式为主,一般通过道义劝说来纠正和解决问题,法律较少。美国模式则以法制化著称,是西方国家银行立法管制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不仅有银行大法还有各种专项立法,并不断出台和修订银行条例及规章制度,涉及内容非常广泛。

3.监管原则不同。英国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弹性原则和谨慎原则,弹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给银行设置不同的业务监管指导标准,触犯不同的标准,处理形式也有所不同,并允许运用社会审计力量和商业银行家的监督作用。美国模式的基本原则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维护银行体系的竞争和效率。

(二)相同点

1.两种模式对银行监管都比较严格和完整。

2.两种模式目前有趋同趋势,英国已经开始注重完善法律体系的建设,美国已经开始注重监管机构灵活性的建设。

五、对中国的银行监管体制的启示

中国的银行监管体制还处于改革和发展时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监管是从1986年国务院颁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银行体制和监管改革的力度逐步加大,1995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2003年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包括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出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修改等。

目前中国银监会是中国银行业的主要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只负责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等)、发布有关金融监督管理的业务的命令和规章、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等。其他监管机构还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要对在其上市的银行进行与证券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等,但目前上市的银行还不多。

中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是在吸取国际上通行的监管模式的基础上,由国家强制力推行成立。在特征上,特别是在监管主体、监管上的非竞争性、成文法律的缺乏等方面与英国模式有较多相似之处。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金融创新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银行业目前也有从分业经营走向综合经营的趋势,必然要求监管体系也作出必要的调整。

无论哪个国家的银行监管体制,都是在应对各种重大事件和危机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丰富完善而成的。照搬照抄任何一种模式对中国来说都是不切合实际的。研究美英两国模式的现状,总结两种模式的经验,综合两种模式优势的基础上,对建设中国特色的银行监管体制和未来发展提出以下建设性意见。

(一)在监管主体上,减少行政监管,健全监管体系,注重监管市场化,改善监管的透明度

由于我国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养成的作风还没有完全根除,行政监管或执法不严的情况经常发生,存在行政命令式监管方式过多地干预市场的问题。所以要参考美国的银行监管体制,健全法制化、规范化的监管模式,减少行政命令式监管和执法不严的现象。进一步重新整合各中国银监会分支机构,适当合并同质同类银行机构监管部门,便于监管的可比性和统一性,注意监管职责的细分、各部门监管职责的清晰划分和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注重监管市场化,改善监管的透明度,解决监管者的监管缺位问题。同时加强公众和行业自律组织在监管中的作用,切实遏制主观介入、减少人为操作和某些违规、腐败行为。

(二)在法律上,较多地学习美国模式,健全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由于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管者的自由,再加上中国的银行综合发展水平不高,普遍存在缺乏内控自律的特点,所以无法形成英国那种崇尚自由契约、注重“无形的手”的环境。因此,学习美国模式,健全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就尤为重要,并要在法律法规的落实执行力上下大功夫。

中国银监会已经全面清理了中国人民银行过去颁发的2000多件金融监管规章,并先后出台了近200件市场发展的业务制度和监管指引。现阶段还应该完善的重点包括:一是根据新的经济金融环境着手建立和完善新的银行法律制度,包括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市场退出程序、储户隐私保护、打击洗钱和适应金融创新等的法律制度;二是建立银行监管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中央银行和银行直接监管当局负有共同责任,应进行有效分工与协作,以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行动的协调性,通过信息共享和相互提供服务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三是促进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平等竞争,完善监管原则和法律框架。

(三)注重保护消费者权益,建立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

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银行业的消费者保护法案,在与银行订立贷款合同等方面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对这方面的关注程度还不够。

早日在中国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中国银行监管国际化和保护公众利益的要求,也是使我国非国有商业银行真正获得与国有商业银行同等的竞争地位的重要条件,有助于银行业的内部竞争及发展。在建立健全该制度的过程中,应坚持:对所有存款性金融机构实施强制投保;根据我国银行资产高风险、银行资本充足率低的状况和银行在较长时期内仍难以摆脱硬负债、软资产、高风险的现实,存款保险费率总体水平不宜过高但应该比发达国家高;规定存款保险最高赔偿限额,有助于储户谨慎选择存款银行和从外部构成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压力。

(四)加强“软件”、“硬件”建设

“软件”指人才,注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高精尖”的优秀人才流失,加强监管人才专业化、知识化和业务能力建设,并创造适合人才不断成长进步的环境,形成人才培养与使用的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监管创新发展的管理因素。

在“硬件”上加强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全面实现非现场报表报送处理、风险分析评价和预警、现场检查和监管评级、机构资格管理、信息共享和决策科学化等监管全程电子化。并借鉴美国银行业风险分析、评估、预警模型和系统,研究开发适合我国银行业特点的非现场风险预警评价系统。

(五)在保护银行体系稳定的基础上,注重银行业的效率和竞争性

保护银行体系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维护一国银行体系内部的效率和竞争对于加强银行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明显占有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由于有政府保障,在吸收存款等方面比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这大大制约了其他银行的发展和壮大,不利于银行业的公平竞争和效率提高。为加快中国银行业的金融改革创新和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银行监管部门不仅应该在法律上给予各家银行同等、公平的竞争机会和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也应该在实际监管中贯彻相同的原则和给予同等的重视。

(六)顺应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变化和国际银行监管的发展趋势,加强监管的国际化

顺应中国银行业发展变化,及时思考各种银行危机发生的原因、盲点,进行反思并适时对银行监管的漏洞做出适当的反应和补充。加强监管的国际化主要是为了适应国内金融市场上外资银行的进入带来的变化以及中国金融机构进入国际市场所带来的国际化趋势,银行监管必须严格按照WTO的基本原则和金融监管的国际惯例进行,更多地参与和加强国际监管的合作。另外,关注国际银行监管的发展和变化,及时采用新的技术手段和监管方式对我国银行监管作出改进。

(七)研究开发适合我国银行业特点的非现场风险防范和预警评价系统

借鉴美国银行业风险分析、评估、预警模型和系统,研究开发适合我国银行业特点的非现场风险防范和预警评价系统。特别要建立完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评价、风险防范对策、应急预案等风险防范机制的研究,以及出现“异常”的预警、处置机制。同时,要积极引导银行业成为经济金融的“减震器”,而不是危机的“助推器”。

参考文献:

1.Kenneth Spong.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译.美国银行监管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臧慧萍.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历史演进.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3.康书生.银行制度比较与趋势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4.王书丽.美国银行管理双轨制及其成因剖析.历史教学,2008(10)

5.陈琼.重构银行监管体系:美国的经验.中国金融·半月刊,2008(4)

6.张静琦.国际商业银行监管模式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财经科学,2007(11)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學院 上海 200051)

(责编:贾伟)

作者：封媛嫄

我国内资银行监管论文 篇2：

监管愈严 中国影子银行十年史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决策层采取逆周期调控的背景下，我国影子银行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影子银行的风险不断放大，央行和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完善监管体系，在推动影子银行合规稳健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整改+转型

影子银行业务规范化

游离于银行监管系统外，却做着银行的事情，这些金融机构从广义上被称为影子银行。它们给企业贷款，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回顾影子银行的出现，金融危机后宽松的货币环境为影子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由于在资管领域缺乏完备的监管手段，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机构借助监管套利的空间开展影子银行业务，一时间我国的影子银行可谓野蛮生长，刚性兑付、期限错配等问题严重。

影子银行是社会信贷的重要补充，有益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一方面，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需要扩大社会融资规模以支撑实体经济运行和发展，但是仅靠传统的银行信贷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影子银行业务，提升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能力。”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谭小芬告诉《经济》记者，另一方面，由于条件限制，传统商业银行信贷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不足，影子银行可以弥补该现状。“对于实力偏弱、抵押品不足的企业很难得到传统商业银行信贷，但是影子银行具有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资金的支持。”

国仕资本研究协会理事李高阳对《经济》记者表示，影子银行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对资金的融通，对实体经济的扶持等。“但这种创新可能会形成监管盲区或监管不到位，其中有很多金融机构利用监管的真空进行套利，一些是限制性领域的融资工具，一些是股东圈钱的工具，包括资金空转，很多信贷资金没有真正落实到支持实体经济的用途上，給影子银行这个词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过去几年国内影子银行规模的迅速膨胀带来了很大的风险隐患，也因此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重视。”

中国的影子银行更多的是与银行业务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对《经济》记者称，围绕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框架和线条，是从同业业务到理财业务不断深入，从流动性管理、周期性管理入手，逐渐深入到影子银行的各参与主体以及各风险点。“此外，很多监管重点也放到了银信合作、银银合作、房地产资产证券化，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等方面。”

总体来看，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对《经济》记者称，近年对影子银行规范减少了违法违规贷款数量和乱象，减少了金融体系资金空转现象，减少了银行虚假出表规避监管的行为，降低了高金融杠杆的风险。

谭小芬表示，随着监管体系的完善和主管部门对行业的规范指导，各金融机构积极整改和转型，影子银行业务逐步走向规范化，呈现“量减质增”的发展趋势。从量上看，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50.5万亿元，同比减少了5.78%。其中，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资管规模为13.4万亿元，较2017年底减幅超20%，私募资管规模也减少了近两成。

风险犹在

影子银行治理不能过猛

目前来看，影子银行仍存在一些风险。王擎告诉《经济》记者，事实上监管部门要求的净值化管理很难做到;民间借贷仍疏于监管，比如前两年网贷平台风险的大量爆发;一些银信合作、政银合作的产品加大了混业监管的程度，使监管压力较大。

正规金融可能很难满足全部的融资需求。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系主任陶士贵举例称，某企业1000万元贷款到期，在某段时间银行监管比较紧，无法续贷，便要求先还后贷，而该企业1000万元的贷款很多是购买的设备、原材料等，如果把它变现之后还贷款，这个做法是欠妥的，这时候企业只能找过桥贷款，也就是找民间的高利贷借1000万元去还银行贷款，几天后银行重新贷款给企业，企业再去还高利贷，这就造成了影子银行存在的必要性，监管方面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对《经济》记者称，所有金融行业都有风险，只是风险程度不同。“有牌照的比如信托、银行资管等也属于影子银行范畴，但其风险可控程度比较高，经营总体比较规范，没有牌照的比如民营借贷包括网贷平台等，风险则更高。”

谭小芬表示，影子银行的风险要从3个层面来看。从影子银行的监管层面来讲，首先，监管部门需要实现对影子银行体系内资金的全流程监控，进一步落实穿透式监管，“向上穿透”识别产品的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向下穿透”识别产品的底层资产是否符合投资适当性要求。其次，监管协同有待进一步强化。目前各监管机构业务板块还处于较为分割的状态，数据信息难以实现共享，不利于对影子银行的全流程监管。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意见》，央行开始牵头对数据进行统一收集，但作用和效果仍待加强，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影子银行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交易不透明、杠杆率较高、规避监管及信用过度扩张等问题上。”华夏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苑志宏也认为，面对影子银行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一是要基于影子银行本身存在的风险提出管理要求，例如规范影子银行的资本计量、风险准备金、信息披露标准等;二是要从整体金融体系上考虑，创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将影子银行全面纳入监管范畴，明确各类主体的金融功能。

“影子银行规模确实需要收缩治理，但也不能发力过猛，发力过猛对实体企业融资的问题会有影响。”郭田勇对记者表示，治理都要把握一个度，比如以前要求去杠杆，现在要求降杠杆，因为需要保持宏观杠杆率总体的稳定，如果在某段时间内贷款利率过大，就可能给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风险可控

在两者之间寻求稳定

之前影子银行更多的问题是出现在了监管的盲区，又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所以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经济》记者表示，只要是服务实体经济，那么在风险可控以及在监管的要求下，还是要鼓励金融的创新，满足实体企业的需求。

陶士贵则提出两点建议：“一方面把银行表外的资金规模控制住，这样它的风险就可控;第二是阳光化，把影子银行一部分资产纳入管理的范畴内，这样只要它数额比例在可控范围内，风险就会减小。”

对此，谭小芬认为，首先要在态度上客观理性对待影子银行，不能一味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及作用。其次，对于影子银行要做好积极正向的指导。一方面，通过明确监管政策和业务开展的细则，引导机构依法合规开展影子银行业务，推动金融机构业务转型。另一方面，加强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下一步要加强金融监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落实资管新规的各项要求，在防范风险的条件下，积极引导通过影子银行业务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为传统融资门槛较高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要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保持政策的定力。“不能因一时需要就过度放松监管力度和标准，要守住防范金融风险的初心和方向，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稳定市场预期。”谭小芬如是说。

影子银行因其积累的金融风险和导致的过度信用扩张问题，在过去接受了监管的整顿，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苑志宏对《经济》记者称，目前处于稳杠杆阶段，未来对于不符合监管规范的资产规模还将进一步压缩。“在风险管理方面，监管一是要继续引导影子银行在监管框架下开展业务，充分发挥监管的引导、干预和调控作用;二是要审时度势地调整监管政策，使监管政策切实支持、适应业务的发展。”

总体来说，王擎称，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影子银行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会作为正规金融的一个有效补充而存在，影子银行的风险也会一直伴随，其一，对于网贷平台等监管空白的区域或机构，要加强牌照管理和监管;其二，要根据市场的表现把握好监管尺度，提前做好风险防范，做好逆周期管理;其三，要进一步获得影子银行的数据，消除监管过程中的信息盲区，提高监管效率。

重在引导

以包容的态度看金融创新

严监管下的规范发展将是未来影子银行的发展趋势。资管新规针对影子银行发展存在的风险，对资管业务的开展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金融指标具有领先性，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今年要想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社融增速的企稳回升是必要条件。在去杠杆和稳增长的权衡上，今年的政策选择会更倾向于后者。”谭小芬表示，在严监管的压力下，未来影子银行将依据资管新规的指导逐步规范发展。要进一步探索影子银行发展新模式、研究设计新产品。随着监管制度的完善，过去影子银行依靠监管套利得到快速发展的模式将难以继续，未来重点应放在探索影子银行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上，提升主动管理的质量，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谭小芬还表示，下一步监管工作可以重点从3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并完善影子银行监管体系，做到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应由央行牵头，加强对非标场外交易的信息披露要求和监控力度，引导影子银行转向利用标准化合约工具交易，并由央行进行集中清算;在微观审慎监管上，应由相应机构和对应业务的监管者负责，对影子银行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等方面指标进行监管。

第二，区分影子银行不同的业务种类和业务主体，实行差异化监管模式。对影子银行经营主体进行监管时，要考虑不同主体的承受能力，保障监管政策的平稳实施。如对于中小银行来讲，过去中小银行的同业业务迅速扩张并成为其重要的资金融通渠道。严监管政策下同业业务受到限制，中小银行首当其冲，但是由于中小银行吸收存款和风险承受能力相较大银行来讲明显不足，因此面临更大的成本上升、盈利减少、坏账率抬升的压力。这时就需要调整监管政策实施的步调和策略，给予短期内快速调整有困难的机构以更大的空间，保障政策的平稳有效落地。在业务种类上，也要考虑不同影子银行业务的风险点，制定有针对性、差异化的业务规范，如对于银行理财来讲，监管的重点应放在理财产品权责界定是否清晰、投资者理财账户与其他账户资金是否落实分开管理等方面。

第三，各部门政策协同、统一监管。信息充分披露、数据实时完整是提升影子银行监管效力的必要保障，这也是当前中国影子银行监管中的不足之处。下一步需要建立完整统一、实施有效的数据统计系统，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管理下，完善影子银行信息披露和市场数据统计制度，各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完成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共享，防范监管套利。此外，还可以基于有效数据信息制定更全面的监管指标体系，实现对影子银行的量化监管。

链接

对国外经验的几点借鉴

不同国家影子银行体系有着较大差异，在美国、欧洲等金融市场相对发达的国家，影子银行伴随经济增长迅速发展，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并对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产生影响，但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欧洲均对影子银行加强了监管力度。参考国外影子银行的发展情况，我国其实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比如构建包含影子银行在内的全面金融监管体系，使得影子银行既能发挥出支持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也对其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和控制。以美国为例，苑志宏告诉记者，美国于2010年7月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将对冲基金、衍生品交易机构等影子银行纳入监管体系;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起、抵押、评估等提出具体标准;并规范了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等，可以看到美国通过该法案填补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空白，构架了新的监管框架，市场中也持续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有效性进行了广泛讨论。

中外影子银行的内涵有所不同。王擎告诉记者，美国影子银行称为平行银行系统，体现为信贷化所衍生出的产品和市场，更多体现为隐含信贷关系的证券交易。而中国的影子银行是银行信贷的延伸，是在银行之外，但做的还是信贷业务。“美国的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教训，不要片面发展衍生品市场，尤其不要将信贷产品过度证券化，证券化交易要有利于实体经济受益，有利于识别和控制金融风险。”另外，要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要注重跨市场行为的监管。

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对于影子银行监管，没有叫停一些业务，而是重点提到了关于风险数据的掌控，监管部门数据共享、传输以及对风险的及时披露和发现，尹振涛认为，这几点是我国当前对影子银行管理的很好的借鉴。“监管机构要及时掌握数据、发现数据，通过数据尽快管理风险，而不是让风险放大。”

在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方面，还有两点值得我国借鉴。谭小芬表示，第一，加强立法，完善对影子银行的宏观监管体系建设。《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成为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的开端。欧盟积极落实在G20峰会上的承诺，于2018年7月21日正式颁布实施《货币市场基金监管条例》，通过立法改革构建欧盟影子银行宏观监管体系。

第二，加强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甄别和界定。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构成与国际社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且金融创新手段层出不穷，影子银行机构和业务之间存在交叉，在影子银行监管口径的确认上，可以借鉴欧盟的做法，即以广义口径统计影子银行规模，以狭义口径进行重点统计和监管，重点统计银行理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影子银行业务信息。实现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全面覆盖、重点突破。

作者：许亚岚

我国内资银行监管论文 篇3：

寻找有效的银行监管政策

近年来，接连爆发的银行危机引起了全球监管界的高度重视，一些国际机构，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相继提出了许多被誉为“最佳实践”的政策建议，呼吁各国监管机构尽量采纳和实施。各国监管当局也纷纷推出了一系列加强监管的措施。但是，如何判定这些政策的有效性、优越性和普通实用性，需要对大多数国家实施的监管政策进行总结研究。

——编者

“援助之手”还是“掠夺之手”

经济学家常常喜欢以“手”论物，比喻得恰如其分，让人啧啧称绝。亚当·斯密将市场比喻为无形之手，而凯恩斯则将政府干预比作有形之手。在政府监管领域，理论上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政府监管的正面效应，被称为“援助之手”论(helping-hand view)。其出发点是，由于经济中固有的垄断支配力、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上充满了各种失灵现象。单靠市场本身来矫正失灵已无济于事，一般民众既无信息和动力又无能力去监督大企业，因此只有依靠政府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负面影响，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应用在银行监管方面，“援助之手”论认为，加强官方监管、限制银行活动、管制银行准入和设立存款保险制度乃有效的监管政策。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政府监管的负面效应，被称为“掠夺之手”论(grabbing-hand view)。其主要观点是，在政府眼里，政治利益永远高于经济利益，因此靠政府监管不但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反而还会制造新的问题，导致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的管制失灵或政治失灵。应用在银行监管方面，“掠夺之手”论认为，若官方监管人员权力过大、银行活动限制过多、银行准入过严，不仅不能增加银行业的稳定性和提高效率，反而还会滋生严重的贿赂等腐败现象。

如何平衡市场失灵和监管失灵呢?换言之，如何降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社会成本和杜绝贿赂的发生?经济学家提出以下两种解决机制。一是提高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监管人员有一定的独立度且有适当的动力的话，他们将不容易受政府的摆布而把资金转向利益集团，同时银行也无需想方设法去贿赂监管者。银行监管机构可以有官方背景，但必须有足够的独立性(如美国的联储局)。这显然是一种折衷方案，它既保证了监管机构有足够的资源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障碍，又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度来避免贿赂的发生。第二种机制采取全然不同的方法来克服信息和执行两种成本，提出银行监管的有效策略应为：(1)赋予民间足够大的监管权力，提升其监督能力和动力;(2)限定官方监管人员的权力。其目的是鼓励和倡导放权于民、以民代官的监管模式。

哪种监管政策最有效

从1998底至2000年初，世界银行的一个专家研究小组设计了一套详尽的调查问卷来了解各国银行监管的状况。对这些第一手资料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发现多数监管政策与银行业的效率和稳定无关。其中最出人意料的结论是，官方监督的弊远远大于利。

银行业务范围和银商联系的限制

研究表明，政府对银行活动的限制程度与银行业的发展及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对银行从事证券、保险和房地产业务及银行控股非金融公司方面的管制愈严，银行业的发展就愈缓慢，其效率也愈低。在各种活动管制中，以限制银行从事证券业务的负面影响最大。同时还发现，银行活动的限制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呈正相关。在一个有一定规模的证券市场的国家里，如果政府限制银行从事证券业务的话，那么引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就较大。另外，银行危机的概率也与银行控股非金融公司的限制程度正相关，即限制愈严，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愈大。

我们发现，允许银行从事范围宽广的业务伴随着相当可观的多元化效应，而人为地设置种种限制则适得其反，不仅不利于银行业的效率和稳定，而且还使得监管人员的腐败现象大幅增加。此外，银行活动的限制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这些结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为银行活动管制的两种对立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基本上否定了“援助之手”论，支持了“掠夺之手”论。

银行准入的限制

早期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全采用美国的数据，发现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对提高效率至关重要，而且若某个州对设立分行限制越少的话，其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显示竞争的银行业可使整个宏观经济获益。在仅有的几个采用跨国数据的研究中，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尤其是外资银行时时刻刻可进入所带来的这种威胁)有利于内资银行的业绩表现，而过于集中的银行业(包括内资和外资银行)则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增长，即银行业的集中度愈高，经济增长率就愈低。

上述结论在新的数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同时还得出了以下4条新的结论：(1)银行准入的限制与效率负相关;(2)在世界范围内，虽然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会影响个体银行的业绩，但其效应相对微弱(这可能与外资银行的占有率普遍不高有关);(3)外资银行的占有率与银行危机无关，但对外资银行准入和占有率的限制却与银行危机正相关;(4)即使在短期，外资银行的存在也有利于减低宏观经济的波动性。结论具有普遍性，在金融监管较弱的国家里同样适用。

外资银行在本国经济中发挥的正面经济作用不容低估。在长期，外资银行的存在提高了银行业的竞争成分，提升了经营效率，降低了营运成本，加快了银行业的发展，增加了银行业的稳定性。在短期，尽管外资银行有可能引进或扩散国外的一些负面冲击，但由于其合理的治理结构、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分散的经营范围，反而可化解国内外冲击的影响，起到缓冲和稳定的作用。无独有偶，在众多影响银行业稳定性的因素中，惟一一个既有长期又有短期正面效应的因素便是外资银行的参与。此实证结论具有鲜明的政策意义，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轻视、怀疑、惧怕甚至敌视外资银行的做法启示良多。

资本充足的管制

实证发现，资本充足的管制基本上与银行业的发展和效率无关，而且也与银行危机的发生无关。另外，即使在一些官方监管薄弱和存款保险制度慷慨的国家里，也无证据显示资本充足管制的正面效应。

资本充足管制无益于银行业的发展、效率和稳定这一结论，显然与传统智慧和一些国际组织大力提倡的建议背道而驰，这说明经济学家长期忧虑的道德风险问题并非随意臆造，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因素应为合理的银行治理机制，而资本充足的管制基本上治标不治本，遗憾的是这些国际组织完全忽视了建立合理银行治理机制这一更加重要的环节。

存款保险的设立

长期以来，由于无法定量测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张弛程度，所以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十分罕见。直到前不久才有所突破，以戴莫古克·康特和戴春吉车(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 2000)、戴莫古克·康特和回辛格(Demirguc-Kunt and Huizinga, 2000)及凯因(Kane, 2000)为代表的研究发现，在银行监管薄弱的国家里，存款保险的某些特征，如较高的承保限额、较广的承保范围等，将使得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变大。采用更全面的数据，世界银行研究小组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指出存款保险制度愈宽松，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就愈大。在银行业的发展和效率方面，无证据显示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张弛程度有任何联系。

理论上指出，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将引致两个相互对立的效应：一是正面的稳定效应，另一是负面的反激励效应(adverse incentive effect，亦即道德风险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反激励效应与稳定效应基本上相互抵消，致使银行的业绩表现和效率并没有得益于存款保险制度，但过度的风险则凸现此制度的弊端。即使考虑了官方监督和资本充足管制等其他因素，这一负面影响并无彻底消失。这是否意味着存款保险制度一无是处呢?其实不然，前提条件是有健全的产权保护等相关法律制度及良好的民间监督系统。只有当法律和监督健全时，银行管理人员的行为才能得到有效约束，这样存款保险制度的负面影响才会降至最低。

实践再次证明，道德风险问题在银行业非同小可，监管者需高度重视。

官方监督政策

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十分惊讶的结论，几乎没有一项官方监督的核心政策与银行业的发展和效率有关，这些核心政策包括果断采取行动权、宣布资不抵债权、灵活行使权、贷款分类要求、流动性要求、分散风险指引、涉外贷款的限制等。在影响银行危机的因素方面，除分散风险指引和涉外贷款的限制两项政策外，其余的官方监督政策的实施和加强均无助于减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而只有其中的这两项政策方能减低银行风险。另外，强有力的官方监督权力还与腐败程度正相关，说明官方监督的权力越大，腐败现象就越严重。

这些实证研究结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官方监督的弊远远大于利，这正是“掠夺之手”论所预期的。我认为，这项发现是迄今为止银行监管有效性研究中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发现。它显然有悖于目前人们固有的理解和认识，其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它为各国政府设计银行监管政策时提供了宝贵的实证参考依据，而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将彻底改变人们对银行监管的理念。

民间监督政策

民间监督的引进和加强与银行业的发展和效率呈明显的正相关，且在民间监督越健全的国家里，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越低。最新的研究还显示，民间监督亦有利于企业融资，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在银行危机方面，实证发现民间监督的加强并没有增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另外，腐败现象也会随之大大降低。这些结论有极强的普遍性，即使在金融业发达、制度健全的国家里亦如此，可见民间监督的特殊地位很难替代。

事实证明民间监督为七大政策中最有效的一项，具体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民间给银行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披露准确信息;(2)允许民间资本控股银行;(3)提高民间监督银行的积极性。民间监督的实证结论与上述官方监督的结论同样重要，如果说官方监督的结论是银行监管政策战略性转移的第一步的话，民间监督的结论则是战略性转移的第二步，它更清晰地指明了监管的战术方向。这两者结合起来为掠夺之手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政府控股银行

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转制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才渐渐增多。在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中，拉·波塔等人(La Porta et al., 2001)发现，国有银行资产率初期越高的国家，其后的金融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率就越低，表明显著的抑制效应存在。世界银行研究小组进一步指出，国有银行资产率与银行业的效率及发达程度成反比，且它还与不良资产比例成反比，但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却成正比。不过，后一结果在统计上并不十分显著，说明一旦出现危机的苗头，政府定会竭尽全力、不惜一切成本来化解它。

我国银行监管中的六大误解

需要澄清的是，实证研究虽然表明，官方监督银行的诸多核心政策不仅无效而且还会导致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但这绝非意味着官方监督无关紧要，而是指官方监督需要切中要害、有的放矢，千万不可舍本求末。若只注重授予监管人员权力、发放众多指引并严格要求履行(如违章惩罚等条例)，而忽略迫使银行提供准确信息，这样的官方监督再强再有力也是徒劳的。银行监管在我国尚刚刚起步，属新生事物，整个社会对它的认识相当有限，通过上述国际经验的考察，发现当前我国银行监管在观念和指导思想存在的六大误解。

有种观点认为，“银行监管的最主要任务是防范银行危机，正所谓稳定高于一切”。在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了银行监管的重要性，在此大环境下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将银行监管与银行危机联在了一起。但这种观点过于片面，银行危机只是监管者考虑的其中一个目标，还有许多更重要的目标。否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行百分之百的法定准备金制度，这样肯定可以彻底消灭银行危机了。其实银行监管又是最主要被极少提及的目标是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即将资金用在最具潜力的项目中。

“稳定高于一切”的观念在银行监管中不适用，稳定应居次位，而发展和效率则应居首位。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毕竟有限，而发展和效率却时时刻刻都存在，所以“在发展中求稳定、稳定后再发展”才应是我国银行监管的指导思想。

第二种观点认为，“银行监管是政府的责任，与普罗大众无关。政府只要加强管制和监督，银行业的效率便可得到提高、稳定也可予以保证”。目前这种观点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但国际经验却明确告诉我们，官方监督的各项核心政策的实施和加强不仅无助于银行业的发展和效率，而且也无助于减低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相反，提倡、鼓励和支持民间直接监督银行则为最有效的监管政策。

我们应结合中国国情，为银监会的官方监督角色准确定位，确立以“民间监督为主、官方监督为辅”的监管方针，同时培育和扶持成立一个独立的民间“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借此协会与银监会在监督银行方面互补，共同促进我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稳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若允许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必将掀起投机热潮，不仅不利于股市平稳和健康发展，而且会增加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允许银行从事范围宽广的业务有着可观的多元化正效应，有助于银行业的效率和稳定，但人为地设置种种限制(类似于美国于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则适得其反。换言之，银行资金入市非但不会增加金融危机，反而可起到稳定作用。诚然，在现阶段金融基础薄弱、银行产权不清晰、监管乏力和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让银行资金直接入市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可通过其他渠道加强银商联系，如鼓励和提倡银行拥有上市的非金融公司，逐渐改变我国对银行活动范围管制过严的现状。

在107个国家中，我国同越南和印尼等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银行活动范围管制最严的国家之一。在当前罕见的零息时代，业务单调的银行业经营必然困难，如果不积极开拓其他创收渠道的话，银行业的稳定必定会受到严峻考验。从长期而言，减少对银行活动的限制和促进银商联系，如允许银行从事非传统业务(证券、保险和房地产)、允许银行控股非金融公司和允许民间资本控股银行等，是国际大趋势，且利远远大于弊。

第四种观点认为，“外资银行的准入虽有利于竞争，但必定会增加银行业的不稳定性”。随着我国逐步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后，这种观点已渐失市场，但确有一部分人还对外资银行的作用存有误解。值得一提的是，外资银行的贡献并非只限于提供了资金、机会和技术及增加了竞争，最关键的是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商业银行运作特有的治理机制和先进的管理方式。如果我国银行界能够认真学习、借鉴、并付诸实践的话，势必将推动我国早日跻身世界金融强国的行列。

第五种观点认为，“只要遵循巴塞尔委员会建议的8%的资本充足率，银行危机发生的机会就大大降低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视8%为一个神奇的比例，但无情的事实是，资本充足的管制既与银行业的发展和效率无关，也与银行危机的发生无关，这无疑使大多数人困惑不解。其实，如果只机械地去满足8%的充足比例而无视其履行成本，或甚至为了达标而弄虚作假，这种努力得不偿失。我个人认为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新建议限制过多、规定过严，有可能造成监管过度，无形中将大大增加银行的履行成本。

第六种观点认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利一定大于弊，因此它的设立宜早不宜迟”。事实证明，大多数实行过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均有失败的经历，人们期望的稳定效应没有实现，反而被严重的道德风险效应所掩盖。由此可见，存款保险制度并非如某些人想像的那样简单，利弊较量,胜负难料，因此在设计时需全盘考虑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另外，它的实施还要有其他政策的配合，如相对健全的产权保护等法律制度及良好的民间监督体系，否则其稳定效应难以体现。

作者：张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