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主思想开端研究论文

摘要：“人民当家作主”思想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本质，该思想起源于西方的人民主权学说，经由马克思的批判继承，使其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相联系，后来在中国人民的探索下，“人民当家作主”思想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得到了实践，并得到不断地完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民主思想开端研究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民主思想开端研究论文 篇1：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基本架构初探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政治协商思想和社会协商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的基本架构。政治协商倡导执政党、政府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界别代表之间就国是问题进行协商。社会协商倡导执政党、政府和广大公民，以及公民之间就社会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前者具有精英协商的特点，后者具有公民协商的特点，两者都强调先民主协商后决策实施，先实施协商民主，再实施选举民主。

关键词：协商民主;思想架构;中国

21世纪初期，西方协商民主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渐成热潮。国内许多学者提出了“中国协商民主”或“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概念，强调研究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理性思考与实践。与此同时，中共中央2006-2007年，又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新的理论概括[1]。学界普遍认为此处的“協商民主”与“政治协商”非同一概念。因此，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架构问题的探讨就显得必要了。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产生发展形成的客观进程来看，其由政治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思想两部分构成。

一、政治协商思想的萌芽形成与发展

政治协商思想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基本架构中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其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和渐趋成熟的客观发展过程。

(一)政治协商思想的萌芽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有强烈的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社会要求。为此，需要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合作共事，协商国事。

1921年中共一大上，有代表提出，“我们应该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那么就应该相信，“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2]。这一属于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朦胧意识范畴的主张，虽最终没被大会采纳，但为中共随之而来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共上述思想得到了初步的实践。国共两党在合作、改组、发动工农运动与北伐的过程中，为统一认识，协调矛盾，解决纠纷，一定程度的政治沟通与协商成为现实。因此，1926年12月中共《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明确提出，“于必要时可与国民党……各派代表协商的形式，以处理一切有相互关系及共同行动之问题”[3]。这既反映了中共关于在党派合作中应相互协商的思想，也反映了国共两党合作共事，一定程度协商的客观事实。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党派“协商”的概念。多党合作思想及党派协商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共的政治协商思想萌芽了。

(二)政治协商思想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末日军侵华导致国情剧变，中共放弃了1927-1937年期间国共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政治纲领，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起，大力倡导政党合法化，结束一党专制的“训政”，实现“宪政”。毛泽东指出，“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是“全国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的初步开端”[4]。其后整个抗战期间，几乎所有中国民主政治的重大进程都是借助参政会展开的。而支撑参政会建立和运作的就是政治协商思想。1943年中共中央基于国共合作以来两党协商共事的客观历史，明确表示愿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继续进行协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改善各党派间的关系” [5]。

正因有上述政治协商思想与实践的历史铺垫，1945年10月10日重庆国共协商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才能明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6]。至此，政治协商思想主要内涵已具雏形， “政治协商”概念也明确形成。于是，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并签订了协议。但会后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大肆迫害民主党派，进而发动内战，继续实施一党独裁，致使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及其思想未能付诸实践而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曲折。

但是，政治协商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民主党派在《为挽回国运解决国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中提出要“痛下决心，奉协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7]， 呼吁应恪守 “政协程序”与“政协精神”[8] 。也正因为如此，1948年4月30日中共在“五一”口号中再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民主建国方针[9] 。5月5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名发出了《各民主党派赞同召开新政协致毛主席电》响应中共的号召，从而形成了撇开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各民主党派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民主建国格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政治协商思想正式形成，并开始制度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政治协商，完成了由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到全国人大召开的过渡。从《共同纲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论十大关系》到中共八大决议，政治协商思想实际上演变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但是，50年代后期反右之后，尤其在文革期间，政治协商思想及其制度，几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经历了第二次重大曲折。

(三)政治协商思想逐步趋向成熟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协商思想及其制度逐步恢复，且日趋成熟。主要表现在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完善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设性意见，相对集中地阐明了政治协商思想与制度的“主要形式”、“主要内容”、“主要程序”和主要原则，不断推动其向制度化理论化发展，反映了政治协商思想渐趋成熟。

1.推进政治协商思想向制度化发展。1987年，中共十三大首次明确把长期以来政治协商思想与实践概括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显示了中共将政治协商推向制度化的决心。1989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即“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10]。这种对政治协商制度的新定位，推进了政治协商思想向制度化的发展。2005年2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11] 。政治协商思想从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发展到基本政治制度再发展到纳入决策程序，反映了中共对政治协商思想及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客观进程。

2.相对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主要内容和主要程序。政治协商思想与制度形成以来，一直缺乏相对系统的归纳与阐述。1989年中共中央首次阐明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五种主要形式：“民主协商会”，“高层次、小范围的谈心活动”，“座谈会”，“书面的政策性建议”以及“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交谈”[11]。2005年中共中央又阐明了中共及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内政治协商的五种主要形式：“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11]，还阐明了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程序” [11]。这显示了政治协商思想趋于理论化和进一步制度化的趋势。

3.1989年中共中央提出了民主党派在人大一府两院和政协参政应“占适当比例” [10]，意在恢复和巩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组织基础。

总之，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以来近九十年历史中，中国的政治协商思想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和逐步趋向成熟的历程，期间经历了两次较大曲折。

二、社会协商思想的萌芽发展与形成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基本架构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社会协商思想。其产生发展与政治协商思想是相互伴随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主要表现为政治协商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才在完善政治协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社会协商思想，开始了大量的社会协商制度与实践的探索，使社会协商思想逐步清晰起来。

(一)社会协商思想的萌芽

中共的社会协商思想萌芽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其主要是指中共倡导的在统一战线背景下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商。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党控制区域的社会团体十分活跃。但其中各个行业阶层的利益又不尽相同。如何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协调社会团体各自代表的民众利益，进而维护统一战线，由此中共萌生了倡导各社会团体合作协商的思考。1926年10月中共中央在《对于广东市民运动决议案》中，表述出了一种倡导社会协商范畴的思想。决议案提出，“广东的市民运动可以用现在农工商学联合会”的形式进行[3]387。在这里，中共倡导广东的市民运动也应该向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一样，在统一战线背景下实行社团合作，通过社团联席会议开展政事或社会事宜的社会协商的思考很清楚。这种联席会议上各界代表主张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相互协商的过程。由于其仅仅是社会团体中各界代表的协商，没有党派代表参与协商，所以属于社会协商的范畴。

1927年5月16至22日，湖北省总工会全体执行委员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全体执行委员，在汉口商民协会举行了“工商联席会议”，协商议定了“所有关于工商间一切问题”[12]。这反映了国共合作条件下，社会各界大多倡导劳资利益等社会问题由社会团体联合协商解决的实际状况。这其中虽多有党派主张的背景，但其毕竟是在社团而非党派之间通过协商加以解决的初步思考与实践。中共的上述思考表明，其社会协商思想已萌生了。

(二)社会协商思想的发展与形成

中共在苏维埃时期主要以阶级对立为主导，抗战时期则以政治协商为主要形式。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为解决新解放城市私企中劳资“纠纷日益增多”的倾向，中共的社会协商思想才又重新表现出来。1949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解决私营企业中劳资纠纷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工会“应当代表工人向资本家交涉和协商”劳资利益问题，倡导“劳资双方直接协商”[13]。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4月29日，中央政府劳动部颁布了《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劳资矛盾相对较多和复杂的私人企业中设置“劳资协商会议”，采用平等直接协商的办法来解决私企有关劳资双方利益中的矛盾。[14]5月9日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再次强调了应该帮助私营企业发展生产，劳资矛盾必须用协商的办法解决。会后，在各地工会的推动下，各地私营企业纷纷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倡导在私企中建立劳资协商会议，这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协商思想的简单表现，而是要构建一个社会协商的平台，以此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遗憾的是，这种思考与实践，伴随着“一化三改”的完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而逐渐淡出。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商品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的逐步兴起，中国利益群体渐趋多元化，社会矛盾也趋于复杂化。这为社会协商思想与实践的再次兴起提供了社会需求。1988年共青团中央《关于做好共青团社会协商对话工作的意见》反映了此点。意见指出了“近几年来，各级团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协商对话活动”的客观事实，也指出了“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团内协商对话更加活跃”的事实[15]。国内学者郑也夫等，也以社会协商为题进行过学术探讨。

中共十三大关于“社会协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倡导执政党与政府要重视以社会协商的方式“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这种倡导广泛直接对话寻求共识的社会协商思想，是“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之一。二是倡导提高执政党与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透明度，扩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倡导公民在公权行使中的话语权，是“协商民主”的又一核心理念。三是倡导构建社会协商对话协制度与原则。首先是确定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其次是构建“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渠道，使社会协商对话能够“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政府及多元化群体就社会问题直接对话协商，是协商民主实现的主要形式之一。

中共十三大后，社会协商思想与实践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中共的社会协商思想始终在发展。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16]。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17]。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普遍“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18]。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17]。这些越来越详尽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都是社会协商思想最基本的内涵。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协商实践不断在探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至今以来，众多的属于社会协商思想范畴的社会实践探索不断涌现。

实践表明，仅仅是政治协商已远满足不了中国现代利益群体多元化格局的需求，现代化发展需要社会协商来完善协商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才在2006-2007年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的理论概括。这一最新理论概括，显然不仅仅指的是政治协商思想与制度，还包括了中共的社会协商思想及制度在内。两者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的基本架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R]. 2006-02-08.

[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57.

[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81.

[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59.

[5] 中央檔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5.

[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26.

[7] 为挽回国运解决国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N]. 文汇报,1946-06-26.

[8]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320-321.

[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111.

[10]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R].1989-12-30.

[1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R].2005-02-18.

[1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18-126.

[1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60-361.

[14]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14.

[15] 共青团中央关于做好共青团社会协商对话工作的意见[R].1988-04-17.

[16]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R]. 中共十四大报告,1992-10-12.

[17]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R].中共十五大报告,1997-09-12.

[18]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 中共十六大报告,2002-11-18.

作者：黄国华

我国民主思想开端研究论文 篇2：

“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的历史演变

摘 要：“人民当家作主”思想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本质，该思想起源于西方的人民主权学说，经由马克思的批判继承，使其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相联系，后来在中国人民的探索下，“人民当家作主”思想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得到了实践，并得到不断地完善。

关键词：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制度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它是指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权力主体，享有对国家大事的最终处置权。“人民当家作主”思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源自于西方社会的人民主权学说，经过马克思的批判式继承，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合理部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真正实现当家作主。

一、西方的人民主权思想

人民主权是指是指国家或政府的最高权力来源于和最终属于人民，即国家或政府的最高权力的“民有”，并且这种来源是政府或国家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或前提。人民主权思想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闪现出人民主权的思想，经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之一。

1.西方古代人民主权思想

西方古代人民主权思想经历了氏族社会民主制、雅典城邦民主制、罗马共和国民主制三种民主制的发展。氏族社会民主制是人类民主史的开端，氏族社会中最能体现成员民主权利的是人民大会。在人民大会召开时，凡是想说话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言，判决由全体氏族成员做出。但人民大会不能提出议案，也不能干涉行政。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特征是主权在民、权力制约、法律至上、公民意识。其中主权在民和公民意识突出的强调了人民的权利。在罗马共和国内，出现了平民会议以选取保民官，这种平民大会具有公民会议的性质，平民享受立法权并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

这一时期，人民主权的思想出现并开始发展，但是不管是氏族社会还是雅典罗马时期，奴隶不属于人民的范畴，不享有任何政治经济权利。

2.西方近代人民主权说的形成及发展

近代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对“人”的探索和发现，人们开始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意志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社会开始具有了人本意识。资产阶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赋人权论”，即人权是天赋的，生而具有，国家是人们按照契约为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组成的，所以在国家中人民才应该是权利的中心，人民主权论也由此诞生。随后西方各国在资产阶级的带领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确立了民主制度，先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民主权的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近代西方的人民主权思想深深地烙印在公民的意识中，人民的地位和力量都被凸显出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向前跨出一大步。

3.当代西方的人民主权思想的新发展

二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新变化、新发展，各种新的民主思想流派横空出世，对人民主权思想做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发展。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重新审视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认为国家与人民好像是天平的两端上下浮动，但这种浮动应该被限定于一定的界限之中。参与民主论提出了一种介于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间的民主形式，即公众自发自愿地直接参与与其利益相关的决策的制定，弱化人们对权利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多元民主理论则主张民主不只是通过国家这个唯一的权力中心而存在，而是由社会的许多社团来分享，使人民有更多参与政治和国家的机会和途径。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代西方，人们更注重民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追求一种更大规模的民主，人民主权学说取得了新的发展。

二、马克思的“人民当家作”思想

人民当家作主思想是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马克思人民主权理论的一部分。马克思对西方的人民主权思想进行了批判式的继承，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民主权理论，并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

1.马克思人民主权思想的形成

这一时期是从1839年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提出。马克思研究了古希腊的思想，加深了对现时代的认识，认识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的重要性。马克思开始在《莱茵报》工作，广泛的卷入到政治生活中，在与各个学派的论战中形成了系统的自由观，并为穷苦的群众争取权利。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软弱性使马克思明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依然是受压迫的政治产物，实现人民主权，首先要寻求人的现实价值的回归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终于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现了，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将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国家，取得人类真正的解放。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人民主权的实现在于打破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和文化异化，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并开始形成自己的人民主权学说，但受资本主义的人民主权学说影响较重，这一时期马克思的人民主权学说还不成熟。

2.马克思人民主权思想的发展

这一时期是欧洲1848年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前夕，这一时期马克思他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坚决彻底的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除阶级压迫和异化文化，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因此，他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人民主权的实现紧紧联系起来，在指导革命实践、制定革命策略的时候都坚持人民主权的原则，并提出建立人民的代议机构来保障人民主权的实施。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至此马克思的人民主权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马克思人民主权思想的完善及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的提出

这一时期是从1871年巴黎公社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受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论的影响，以往马克思的人民主权理论包括了资产阶级，后来马克思总结了欧洲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对自己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逐渐发展出了无产阶级民主理论，并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当家作主又是无产阶级民主理论的核心和基本点。巴黎公社之所以是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根本点在于它的主权属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没有人民民主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共和国就是去了无产阶级的性质和民主的性质。马克思将人民主权思想与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用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解析，并明确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思想。主张用民主的选举制度保证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马克思的人民当家作主思想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并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三、“人民当家作主”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并在新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这也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地位。我国对“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政治地位确立的阶段、法定权利扩大的阶段、民主制度完善的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各自的特点。

1.政治地位确立的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开创阶段，也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地位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呈现出了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初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在这期间建立了根本政治制度和其他的基本政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构体系。正是有这些机构的存在，人民才享有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二个特点是人民当家作主在一定形式上实行的是“政权权利委托”制度。所谓的“政治权利委托”制度指的是“享有”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和权利的人民，将其中的一部分权利委托给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去行使。在建国初期，大多数民众的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相当一部分还是文盲，受封建思想影响的人民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也不高。而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深受人民信赖，就使得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们把权利委托给中国共产党。

2.法定权利扩大的阶段

在政治地位确立的第一个阶段里，我国制定出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人民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打破了一切，人民的权利受到了破坏，从中央到地方的代表大会均处于瘫痪状态，到197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恢复运行。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法律的缺失”成为人民“享有”和“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严重障碍。吸取 “文革”的教训，我国在加速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加速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国公民“享有”的权利，特别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逐步法律化、程序化、规范化。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进入了一个赞新的时期——依法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新时期。

在这一时期，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与建立，人民享有的权利有了比较清晰地法律界定;第二，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人民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第三，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框架。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发现，我国逐步形成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制。

在这个阶段，“人民当家作主”有了法律保障，但是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的影响，依法行使权利也没完全体现出来，如何拓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与探索。

3.民主制度完善的阶段

法治国家不一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并不一定能够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充分“行使”这些权利。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必须有民主制度、民主程序、民主渠道等保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发展注重政治体制的改革。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并取得一定成果。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完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制度平台和制度保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人民更直接、更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正是这些成果，使得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当家作主的法定权利不断得到扩大。

综上所述，“人民当家作主”思想起源于西方的人民主权学说，经过马恩的唯物主义阐述和丰富之后，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得到了实现。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去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一定能够得到保证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会充分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吕钦. 论20世纪的西方民主观念[D].首都师范大学，2003.

[2]陈宏娟. 论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D].内蒙古大学，2009.

[3]李文光. 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及其实践[D].黑龙江大学，2010.

[4]王君宏，吴婷婷. 人民当家作主的光辉历程[J]. 公民导刊，2011，07：6-9.

作者：王盼盼 解晓娟

我国民主思想开端研究论文 篇3：

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形成的理论逻辑

摘要：以毛泽东为核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作为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虽未直接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倡导者和建立者。从理论构成来看，人民民主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多党合作理论和群众路线理论构成了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这不仅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确立了明确的价值目标，而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整体理论逻辑的形成。在此情况下，深入研究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梳理和分析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形成的理论逻辑，对于当前我国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理论逻辑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1.011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把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提出来并加以实施，尤其是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虽未直接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却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逐步建构起了一个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逻辑体系，这对后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此情况下，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协商民主思想，梳理和分析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构成，对于当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一、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中的人民民主理论

“实现多数人民主代替少数人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本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并以此为武器完成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旧中国民主思想的批判，认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1]731为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将发展人民民主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实践中。

(一)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

“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2]。为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为中国协商民主政治的建设指明了根本的方向。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治开始由理论走向实践。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使旧中国社会最底层、最没权利、没文化的广大农民成为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主人。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进而“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制度”[1]563。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地带领全国人民践行实现人民民主的决心和承诺，坚决领导人民同蒋介石独裁统治进行斗争，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对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3]。随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召开，人民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政权诞生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由此可见，实现人民民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归宿。

(二)协商民主是发展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在新中国成立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和国缔造者们就选择了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一同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政治的两种实现形式，并进一步将两种民主形式作了制度上的设计。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针对选举民主形式创造性提出的制度设计，集中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与此相对应，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而人民政协是这一制度设计最主要的运行平台。1954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部分人认为各民主党派和政协已经完成了协商建国的使命，出现了要求取消、解散各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的错误倾向。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包括了各方面，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多余的”[4]，这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的长期存在提供了依據，逐步形成了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公民协商共同构成的协商政治格局，从而使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共同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两大重要形式。

(三)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本质

民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以来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集中反映了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发展道路以及社会价值取向。因此，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是“多数人民主代替少数人民主”的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充分体现执政党意志的民主形式。在长期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了维护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民主权利和社会利益，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自觉地探索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权的新型民主形式，创造性地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此相对应，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早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探索的理论总结。因此，人民民主必然构成了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内在本质。

二、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中的统一战线理论

简单地说，统一战线就是一种联盟，是由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为了某一种共同的利益而相互结成的一种联盟。中国统一战线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和达到重要战略目标，在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同其他阶级、政党以及政治团体相联合而组成的政治联盟。因此，它具有广泛的主体性、巨大的包容性和强大的民主性，这为协商民主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基本场域。

(一)统一战线蕴含了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基本精神

协商合作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统一战线的重要内涵。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所担负的反帝反封的艰巨历史任务决定的。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1]645。然而，在政治领域中，不同阶级、阶层、政治团体及利益团体之间绝对意义上的共识是不存在的。因此，统一战线的建立必然要以统一战线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前提，以实现不同阶级、阶层以及各政治团体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合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这种协商合作和有原则的妥协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局出发，组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表现在：一方面摒弃了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党派矛盾，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另一方面，在陕甘宁边区进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济上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政治上严格实行“三三制”原则，团结地主阶级和开明绅士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绝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1]683。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统一战线中所蕴含的协商合作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二)统一战线拓展了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实践空间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实践中，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所包含的对象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同程度地覆盖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各阶级或阶层以及其他政治团体。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是容纳了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战线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和主体的多样性，为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实践拓展了广阔的空间。这具体表现在：第一，统一战线为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多元化的协商对象。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等方式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和倾听他人的利益诉求，最终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识。可见，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协商民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所包含的多元阶级、阶层及各政治团体为中国共产党和所代表的工农联盟与其他阶级、阶层和政治团体开展广泛的协商合作提供了必要前提。第二，统一战线为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实践提供了宽阔的协商平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贯穿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以新民主主义时期为例，先后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四种模式。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范围内同社会不同阶级展开了广泛的协商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实践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早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发展。

(三)统一战线为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制度载体

协商载体是指协商民主运行的依托和平台，即协商民主运行的组织和场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中国统一战线的开创者和实践者，更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早期拓荒者，这使得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和统一战线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实践过程中，统一战线为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制度载体。如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政治建设中坚持“三三制”原则的政治主张，就根据地政权建设加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商合作。为了进一步巩固根据地范围内协商民主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法”的形式将“三三制”政权原则制度化，从而使“三三制”制度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实践的制度载体。解放战争后期，为了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协商建国的“五一口号”，并得到了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响应。然而，当时依靠普选产生人民政权的条件尚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协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于一身，光荣地担负起了协商建国的重任。对此，新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对人民政协的职权作出了明确的定位：“在普选的全國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主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5]。1949年新政协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载体。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协完成了其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但是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将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6]。人民政协已从以前的“代行议会”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等一切爱国主义力量协商合作的重要场所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载体的运行平台。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为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制度载体。

三、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中的多党合作理论

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性质呼唤着先进政党来承担和完成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两大历史任务。然而，在旧中国民族、地域、阶级、军阀割据等复杂国情下，不同政党之间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往往持有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而从事着不同的政治实践活动。从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历程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出现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政党力量和政党模式，它们分别是：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为代表的国民党一党独裁制;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多党竞争制;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代表的共产党多党合作制。其中，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官僚买办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独裁，排斥和迫害异己政党和无党派人士，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反对，这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协商合作的开端。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人民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多党合作成为早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协商合作中形成的和谐政党关系成为毛泽东党际协商民主思想的重要特色。

(一)多党合作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实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早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理论总结。从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协商合作占据着主要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从政党的一般性质来看，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层、阶级或集团的根本利益的，并由这部分中最积极的成员组成的政治组织或集团。政党总是一定阶级、基层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就必需加强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协商合作，以赢得它们所各自所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支持，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在各个时期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第二，从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存在着广泛的协商合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人民政协为协商平台就国家政治事务和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展开了更加广泛的协商合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始终体现于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之中，并贯穿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全过程。由此可见，早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过程中，多党合作构成了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实践的主要内容。

(二)多党合作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在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

多党合作作为早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和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从而在国家层面上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人民团体之间协商合作的制度设计，从而建立起“以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为联系纽带，以人民政协为制度平台，以协商民主为合作形式”[7]，形成了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良性党际关系。随后，中国共产党在八大会议上以决议的形式对多党合作在国家层面上的制度设计再次加以确认。大会决议指出：“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外工作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8]。多党合作在国家层面上的制度设计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党派进行广泛的协商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区别于西方协商民主的显著特征。

(三)政党和谐是毛泽东党际协商民主思想的价值目标

政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内在特征，更是协商性政党模式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协商性政党模式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主张政党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地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政党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的。具体来说，第一，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各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极为艰难，单一依靠一个政党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必须要实现与其他政党的协商合作;第二，相对于党内人士来讲，党外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总是占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各政党在进行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必然要和党外人士或无党派人士合作;第三，就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中国共产党需要党外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进行监督和批评，这样就能“从执政党外的角度，监督决策进行的过程，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建议、评价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执政内视域的某些局限性”[9]。基于上述理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与其他各革命政党建立协商合作的和谐政党关系，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中国共产党推动两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到抗战时期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从建国前夕邀请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到建国后通过各种方式保障民主党派參政议政的合法权利，都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政党和谐的价值追求，成为毛泽东党际协商民主思想的鲜明特征。

四、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中的群众路线理论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方法，它不仅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人民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而且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作过程中尊重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群众路线与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关系而言，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长期坚持的价值理念，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活的灵魂。

(一)群众路线体现了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政治立场

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是对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性质和意志。发展人民民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核心。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开国元勋们作为群众路线的创立者和实践者，始终如一地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而把自身看成人民群众的服务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0]790。为此，他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0]1094-1095。可见，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群众路线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性质和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中共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重要论断，这不仅表明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坚持依赖人民群众发展人民民主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群众路线精神实质，更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向着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工作方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真谛和精髓，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工作方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复杂时代条件下的历史使命和艰巨任务，就中国共产党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的工作方法时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和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虑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0]899。毛泽东上述关于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表述不仅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思想中所蕴含的协商民主精神，而更为宝贵的是为当前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展开丰富多样的协商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思路。首先，通过多种协商渠道加强同人民群众的协商，广泛听取社会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需求，实现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制定出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方针政策;其次，通过最大范围地听取和吸收社会不同阶层的意见，使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得以充分表达，从而更加切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价值理念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要求，是政治共同体成员通过平等的对话、讨论等方式广泛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民主模式，为建国初期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权中参政议政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和较为平等的机会，突出体现了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中所蕴含的群众路线的价值理念。群众路线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11]，对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中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0]1094这一方面保证了人民群众在协商过程中广开言路、广谋善举，将选举民主中被忽略掉的少数人的合法利益和要求通过协商渠道综合地反映出来，最大程度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保证了人民群众在参与协商过程中，坚持求同存异、协商包容的原则，经过民主地进行充分讨论、商讨和自由阐述自己的意见，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得以充分表达，维护社会稳定。可见，就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而言，群众路线不仅是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基本价值理念，更是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要求每一个党员“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12]，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协商方式参与国家政权的民主权利和激发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活力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总之，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早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理论逻辑的建立，不仅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确立了明确的价值目标，而且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整体逻辑建构，开创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良性互动发展的新格局。当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创新性的手段，有效承接了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需要。鉴于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顶层设计与基层改革并举，加快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建设，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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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