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根源与应对论文

2022-04-22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摘要:基于欧洲央行的超国家结构和欧洲金融一体化的背景,欧洲央行和欧元区各国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应对策略,与其他主要西方经济体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金融危机显示出金融一体化建设对于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暴露出欧洲货币联盟固有的矛盾与问题,主要表现为欧洲央行的自主性问题、成员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权问题,以及成员国的结构性差异问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金融危机根源与应对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金融危机根源与应对论文 篇1:

金融危机的根源与我国应对措施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对经济危机的深层次思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危机中企业管理层的短视现象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同时也加重了危机的影响程度和范围。

关键词:金融危机 短视现象 管理层

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蔓延到全球,此次危机特点是全球高度同步性和极大地破坏力,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世界经济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IMF估计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1.4%,发达经济体衰退3.8%;世界银行估计是衰退1.7%,发达经济体衰退2.9%。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过程的探讨,可以看出,经济危机大多数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等率先发生的,并且很快就蔓延到其他国家甚至全球,造成极大的破坏力。本文目的在于探讨发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以及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

1 经济危机的根源

2008年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逐步演变成为金融危机,继而成为全面经济危机,并以迅猛之势向全球蔓延,成为全球经济危机。据史料记载,资本主义世界5-10年爆发一次有影响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其危害又如此之大,对于研究经济问题的人来说必然要问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何在?有没有可以医治此种危机的好的药方?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是对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必然结果。他在1926年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以及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从自由放任转变为国家干预,并提出了干预的办法和手段。他认为经济危机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国家应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息,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社会需求,发展生产,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发展,摆脱经济危机。历史上罗斯福新政、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都沿袭了这种政策使美国经济摆脱了经济危机,走上了快速发展。凯恩斯的观点提出后,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学界的轰动,称之为“凯恩斯革命”,他的观点被采纳后起了重要作用,又说凯恩斯拯救了资本主义,有人甚至把凯恩斯比做经济学领域的达尔文或哥白尼。然而,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柄双刃剑,很难使用得恰到好处,常常出现顾此失彼。20世纪70年代,里根上台后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不干预甚至要做到完全不干预。最近爆发了金融危机使得凯恩斯在被遗忘若干年后又被人们想起了。由此也看出,凯恩斯主义并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充其量只能说可以缓解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但不能作为一方良药来治理经济危机。

从1857年爆发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起,直至2l世纪的现在,全球总共发生了18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些经济危机大部分都发生在欧美国家,这与欧美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极大的关系,以至于经济危机能影响到与之有贸易关系的国家,进而蔓延影响全球。但随着日本和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上升,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国,这些国家很少发生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甚小,这就产生了疑问,同为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危机为什么频频发生在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比率较大呢?

唐纳德认为,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治理機制,一种是基于市场的英美模式,特征是:投权高度分散,并且具有相当活力的公司控制或接管市场。另外一种是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基于关系的”体制,特征是:存在主银行,并且公司相互持股(以及明显的缺乏接管市场)在这两种治理模式下,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不同。日德模式治理机制重视企业员工的作用。企业内重视员工持股,日本上市公司中,制定并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比重在1973年为61%,到1988年增加到91%。员工分享额占公司利润的比重一般在42-76%之间。员工持股使得企业员工和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企业员工相互之间容易形成自我约束和监督机制;同时由于企业物质资本掌握在较大的机构投资者之间,企业之间相互持股,物质资本所有者人数相对较少,有利于对经理层进行有效监督。

而在英美模式中重视对管理层的激励,管理层能获得企业很大的股权和期权,甚至能获得成千上万的股权,如2000年苹果公司CEO史蒂文·乔布斯获得了二千万的股份,相当于八亿七千二百万美元的期权。英美发达的资本和债券市场使得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分散,董事会往往受到高级经理人员的操纵,董事会失去了应有的监督作用,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监督有限。同时众多的物质资本投资者在搭便车行为的指引下,缺乏明显有效的监督动力,沦落为在金融市场上用“脚投票”。对控制公司的高级经理层有效监督的外部因素是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但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能及时反映公司内部经营的全部信息的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也是不经常存在的。因此在重视管理层激励的模式下,对企业高级经理人员的监督作用是很微弱的,企业经理人员利用投资者的这种心理和自己掌握的信息,盲目增加自己的工资收入、扩大在职消费、给自己创造良好的办公条件等。同时由于资本和证券市场上,众多的中小投资者由于自己掌握一个公司的股票有限,他努力监督得来的利益由所有的股票拥有者均分,而他独自承担监督的成本,因此众多的中小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用脚投票”,他们只关心企业的股票价格,那种股票能给予自己带来利润,投资者就转向那种股票,投资者通过在股票市场上抛售认为企业股票价格将下降的股票,购进自己认为看涨的股票,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助长了企业经理人员的短视行为,造成了企业管理者重视企业的短期经营绩效,忽视了企业长期发展,这一点从美国金融危机中银行等企业倒闭的过程中明显的表现出来。

2 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

我国应对这场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应是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建设。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的构建中存在的很多的制度盲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需要一步一步的摸石头过河。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初步损害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因此在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我们应当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完善和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善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企业内的收入分配。

2.1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经过30年的努力,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400多万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在实施联合国《千年宣言》减少世界贫困人口的目标中,我国是做得最好成绩最大的国家。然而,不容否认,尽管我们在缩

小城乡、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是现在这个差距似有拉人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消除贫富殊比减少贫困人口的重要性更人。

2.2 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宏观调控

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手段都要用,而且都要硬。不靠市场经济不可能快速发展,但单靠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协调发展的,甚至必然蕴藏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单靠市场更是达不到共同富裕、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的目的。有迹象表明,计划这只手有些软了,这是很危险的,应当警惕,应当加强。任何个人、单位、部门和地方都必须服从大局,服从全局的利益,服从宏观调控,要不断增强在大局下行动的自觉性,坚决克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钻政策的空子、打擦边球、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

2.3 必须改革企业内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企业联合的产权结构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内收入分配解决的好坏影响到社会主义优越性是否很好的发挥。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就业人口中城镇就业人口占38.99%,其中88.1%分布在各类企业中;农村就业人口占61.01%分布,其中38.57%分布在企业中。企業内的收入分配制度对我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大关系。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必须建立联合的产权结构,必须兼顾企业内的广大劳动者,让他们在企业合作剩余分配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企业内部让企业员工享有与自己付出的劳动相应的收入,即基于市场的机会成本工资收入。对于由全体劳动者创造的合作剩余,也必须给予员工合理的分配份额,这部分的分配可以通过发奖金、股票或其他的形式发送到劳动者手中。而对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收入,在企业内部员工按照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享有同一般劳动者同样形式的收入分配,同时他享有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身份所拥有的收入分配:而在市场上拥有企业股票的投资者,他用拥有企业股票多少的份额享有企业股票升值所带来的收入。对于企业的管理人员,他的收入除作为一般劳动者享有企业工资收入和合作剩余分配以外,还享有以自己的管理才能为企业创造收入的相应的分配。在这种产权结构下,企业内部所有的相关者物质资本所有者、非物质资本所有者等都得到了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的收入,兼顾效率和公平。广大的劳动者在企业获得了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的工资收入,有能力购买到相应的消费品,从而拉动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也进一步促进了企业扩大生产能力,这种良性的循环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腾飞,也有效的防范了经济危机爆发。

作者:柳坤璋

金融危机根源与应对论文 篇2:

金融危机与欧洲央行的对策研究

摘要:基于欧洲央行的超国家结构和欧洲金融一体化的背景,欧洲央行和欧元区各国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应对策略,与其他主要西方经济体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金融危机显示出金融一体化建设对于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暴露出欧洲货币联盟固有的矛盾与问题,主要表现为欧洲央行的自主性问题、成员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权问题,以及成员国的结构性差异问题。本文从欧洲央行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入手,探讨欧洲金融一体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金融危机;欧洲中央银行;欧洲金融一体化

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注重短期效益以及监管缺位下的无节制金融创新,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三个主要原因。综观西方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救市措施,主要有两个手段:降低基准利率,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廉价货币政策,对于摆脱经济体现阶段的经济衰退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饮鸠止渴的做法意味着未来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欧洲央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一度被批评为过于保守:在美国、日本和英国相继采取“零利率”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欧洲央行的利率决策一直处于滞后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欧洲央行最终不得不效法美联储的廉价货币政策,在八个月内七次下调基准利率。在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长期准备之后,欧元区各国在2007年实现了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艰难转型,开始实行更为严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巴塞尔协定Ⅱ。但是作为协定的最初倡议方,美国拒绝将这一协定纳入自己的金融法律体系。在多种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并存的情况下,巴塞尔协定Ⅱ防范经济危机的功能大打折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巴塞尔协定Ⅱ成为欧元区企业再融资和政府救市行动的严重障碍,欧洲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本文从欧洲央行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入手,探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金融一体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欧洲央行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与应对策略

作为负责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和欧元发行的超国家机构,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战略主要建构于两个支柱:其一,控制货币供应量,保持欧元区的物价稳定;其二,根据欧元区工资、汇率、利率结构曲线、实体经济参数、金融政策指标、物价和成本指数,以及行业调查和消费者调查等指标,对欧元区未来的物价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当区内外经济出现波动时,中央银行能够及时做出反应。

早在危机爆发之前,欧洲央行在2005年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就已经指出,信贷和流动性的急遽扩张以及风险低估,可能危及全球金融体系。2007年8月美国第一波次贷危机冲击欧洲时,欧洲央行立即采取微调措施,投入950亿欧元作为附加流动性,用以支持欧元区银行业内市场的稳定。虽然美联储在此期间不断下调基准利率。欧洲央行始终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从2007年6月至2008年7月,基准利率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一直维持在4.0%的水平。在此期间,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从2007年秋的3.1%上升至2008年6月的4.0%。为了稳定物价,欧洲央行在2008年7月把基准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上调至4.25%。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导致大批银行信用流失或破产。欧洲经济也遭受严重冲击,欧元区的货币量和信贷增长速度出现下滑,主要成员国都面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急剧增长的危险。为了满足银行再融资的需要,欧洲央行提高了贷款额度,贷款期限也从原来的三个月延长到一年。2007年上半年欧洲央行提供的贷款总额为3000亿欧元,下半年增加到5330亿欧元,2008年上半年为5450亿欧元,下半年为9990亿欧元,2009年上半年跃升至14670亿欧元。。欧洲央行一度反对运用宽松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危机,试图制定一份与众不同的战略——B计划。但是对比美国和英国的救市计划,欧洲央行最终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与之相左的货币政策。2008年10月8日欧洲央行宣布把基准利率调低25个基点,基准利率宣告失守:11月6日降至3.25%,12月4日降至2.5%,2009年1月15日降至2.O%,3月5日降至1.5%,4月2日降至lI 25%,5月7日降至1.00%。0欧洲央行虽然没有像美联储、英国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那样,把利率降低到0-0.5%,但已达至历史最低水平。2009年7月欧洲央行宣布购买总额600亿欧元的资产担保债券,这一举措被解读为正式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一度试图摆脱美国的廉价货币政策,但是力所不及,最终不得不跟在美国的金融政策后面亦步亦趋。

欧盟经济和金融专员阿尔穆尼亚(Joaquin Almunia)指出,欧盟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措施主要应集中在三个方面:清理“有毒证券”、重新融资和对信贷机构进行改革。他认为,欧洲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稳定银行的资金,因此欧盟各国必须为银行提供相应的资金,即使这些资金来自纳税人的口袋。为了推动欧元区信贷市场的复苏,刺激经济发展,欧洲央行为欧元区商业银行的再融资投入了大量货币,但是这些廉价贷款并没有按照预期流入实体企业和私人客户的手中。许多借贷企业由于在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无法按照巴塞尔协定Ⅱ的相关条款,提供足够的信用担保,因此商业银行拒绝将廉价货币发放给这些企业,使欧洲央行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欧元区各国缺乏行之有效的统一的金融决策和协调机制。2008年8月初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四国峰会上,法国向德英意三国提出,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制定一个泛欧的解决方案。作为当时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建议组建一个欧洲共同的救助基金,但是遭到德英两国的拒绝。德英两国表示不愿向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基金机构注入本国纳税人的钱。之后德国突然宣布向本国的商业金融机构提供担保,欧洲金融市场一时间陷入混乱。欧盟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利益,纷纷采取自保的金融政策,出资担保本国金融机构的业务。但是单一国家可能提供的资金有限,导致资金分散,无益于全球性的救市行动。

2009年6月18日欧盟布鲁塞尔峰会,27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新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欧盟现有的三个监管委员会——银行、保险和金融证券监管委员会——将合并为一,并提升相应权限,但是新的监管委员会无权干涉各国政府财政措施的制定。英国坚持监管协调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在于咨询和协调,无权发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金融指令。德国主张在拯救破产银行时,应继续由本国政府提供资金。欧盟同时责成欧洲央行建立一个欧洲体制风险顾问委员会,对各种金融风险作出预警,就具体的预防措施提出建议。由于各国利益不一致,欧盟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应对危机的策略。

二、欧美金融监管制度的异同

基于欧洲央行的超国家结构和欧洲金融一体化的背景,欧洲央行和欧元区各国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应对策略,与其他主要西方经济体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1.欧洲央行与美联储在法律机制与主要任务上的差异

欧洲央行与美联储在组织结构上非常近似,但是在法律地位和主要任务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具

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1)欧洲央行是建立在国际法(欧洲共同体盟约)基础之上的独立的货币发行机构,受到各成员国政府、各国监管机构和各国中央银行的监督。美联储的独立程度取决于美国国会,这就意味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必然与美国国会利益集团的利益保持一致。关于欧洲央行的独立性问题,《阿姆斯特丹条约》第108条有明确的规定。美联储的独立性在立法上,没有任何明确的界定。

(2)欧洲央行把保持物价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即将欧元区的调和消费物价指数(HarmonisedIndex of Consumer Prices,HICP)的年平均增长率中期控制在2%以内。这一指标主要根据欧元区各国消费指数的加权平均值计算。美联储的主要任务有三个: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稳定物价和调整长期利率。任务的多样性,导致目标不明确。

(3)欧洲央行理事会在1998年确立了明确的货币政策战略,具体包括三个要素:对于价格水平稳定的量化界定,确定货币量M3的参考值,以及对物价前景的综合判断。一个自成一体的、可信的货币政策战略,对于提高货币银行运作的可预测性、降低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对于欧洲央行,美联储缺乏明确的货币政策战略,所谓的货币政策战略往往带有浓厚的个人化色彩。

(4)欧洲央行的运作以国际法为依据,有关基准利率的决策,各成员国政府无权干预或修正。美国国会可以随时通过立法改变美联储的法律基础,并依据相关法律条款,干预美联储的利息决策。

(5)在货币政策措施方面,欧洲央行和美联储虽然都采用最低储备政策和公开市场政策,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一定差异。边际贷款利率(marginal lending rate)是欧洲央行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整工具。边际贷款(marginal lending facility)使欧元区的商业银行得以在短期(隔夜)内,以抵押证券和缴纳边际贷款利率的方式从欧洲央行获取必要的资金。这种固定的便利,保证了欧元区商业银行相对稳定的借贷渠道,有助于形成货币市场的利息上限和下限,避免商业隔夜拆借货币市场的利率波动过大。由于最低储备政策难以得到有效遵守,同时缺少相应的融资便利,美联储对货币市场的调节效率相对较低。

欧洲央行成立只有短短11年,其优势在于可以根据最新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对自身进行建构与调整;在货币政策手段和货币市场调节方面,可以借鉴美联储的经验和教训。相对于美联储,欧洲央行拥有更多的独立性,任务更为明确,货币政策战略更为清晰,货币政策措施更为灵活,对货币市场的调节也更为有效。

2.欧美在金融监管体系和风险评估方面的差异

银行内部监管机制和市场投资监管机制的缺位,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实施廉价货币政策,虽然有助于信贷市场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衰退和失业率的增长,但是无法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在廉价货币政策的主导下,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中存在着超量货币,而缺乏实质性的资本储备。只有建立严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才能有效地避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2009年1月在巴黎参加“新世界与新资本主义”专题研讨会时强调,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的缺陷,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全球金融系统的风险被普遍低估,特别是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他呼吁金融机构建立更加平衡的管理层薪酬制度以及更为有效的内部监管和评估机制,以提高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

2007年欧元区各国开始实行更为严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巴塞尔协定Ⅱ(Basel Ⅱ)。美国作为最初的倡议发起国,拒绝将这一协定作为约束性机制纳入本国的金融法律框架。事实上,次贷金融产品就是一种严重违反巴塞尔协定Ⅱ评估规范的贷款措施。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成立于1974年,主要致力于提高全球银行系统的稳定性。1988年通过的巴塞尔资本协定(Basel Ⅰ)规定国际银行至少拥有8%的“自有资本储备额"(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这个要求最初是为国际间运作的银行设定的,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标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引发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金融风险的深入思考。人们认识到,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的问题,而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彼此交叉、相互作用的结果。鉴于国际金融借贷业务不断变化,巴塞尔委员会着手对巴塞尔协定进行修改。2004年6月GlO中央银行行长和有关监管机构通过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草拟的修改方案,2006年年底新的巴塞尔协定——巴塞尔协定Ⅱ正式生效。

巴塞尔协定Ⅰ的主要缺陷在于:信用风险的权数级距区分过于粗略,没有涵盖信用风险以外的其它风险。这两个缺陷,在新的巴塞尔协定中都作了调整。巴塞尔协定共有3个支柱:信用风险的最低自有资本要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s),银行内部的监督审核机制(supervisory review)和市场管理机制(market discipline)。巴塞尔协定II把贷款者的信用度划分为四类七级:第一类是国家和中央银行;第二类是商业银行;第三类是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第四类是资产在安全系数以下的贷款者。每一类又按资产评估标准划分为七个信用等级,分别为:AAA到AA-,A+到A-,BBB+到BBB-,BB+到BB-,B+到B-,B-以下和没有评估等级。贷款国家、金融机构和企业必须根据具体的评估风险等级,分别按照8%自有资本储备额的O%、20%、50%、100%、150%,提供足够的自有资本作为担保。这一监管机制主要是通过国际监管机构,督促商业银行建立严格的银行内部监管机制(对银行的监督),同时配合市场的监督(即投资者的监督),保证自有资本储备与信贷风险相互匹配,由此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巴塞尔协定Ⅱ作为一种建议,本身并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明确表示,希望协定参与国能够把新的巴塞尔协定纳入本国的法律框架,作为本国银行监管法规制定的最低标准。欧盟采纳了这一建议,要求各成员国对本国的银行监管法规作相应的修正。美国拒绝把巴塞尔协定Ⅱ纳人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美国八家最大的国际型银行采纳了新巴塞尔协定的相关规则,另外十家银行表示自愿适用某些条款,其它银行继续执行巴塞尔协定Ⅰ和本国的相应条款。巴塞尔协定Ⅱ的制定,主要针对拥有国际业务的商业银行。巴塞尔委员会希望新协定能够作为一种催化剂,推动整个信贷经济监管机制的发展。大多数德国银行都已经完成了从巴塞尔协定Ⅰ到巴塞尔协定Ⅱ的转轨。

解决危机的根本措施,不是继续大量发放无息或低息的中央银行货币,而是如何把美国的金融机构纳入更为严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欧盟在立法上承认巴塞尔协定Ⅱ,有利于欧元区实行统一的银行借贷规范,执行有效的监管措施。美联储在立法上缺乏独立性,难免成为美国国会和利益集团,特别是金融利益集团的工具。如果无法将美国金融体系纳入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新的经济繁荣之后必然是

新的经济危机。

三、欧元区金融机构在救市行动中的表现

新巴塞尔协定的制定,是为了避免不良信贷,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金融监管体系却成为欧洲企业再融资的障碍。次贷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欧洲统计局(Eurostat)2009年8月公布的数据表明,与2008年第二季度相比,2009年第二季度欧元区的国内生产总值(BIP)下降了4.6%,2009年6月欧元区的工业产值同比下降了17.0%;去除季节性因素,2009年6月欧元区的失业率为9.4%,其中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18.1%,整个欧元区的失业人数共计为1500万。0经济危机爆发后,许多企业的支付能力受到影响,无法如期偿还债务。虽然欧洲央行和各国政府采取救市行动,向银行提供了充足的低息贷款,但是欧洲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定Ⅱ的规定,以贷款企业无法提供足够的信用担保为由,拒绝发放贷款。美国金融业发放贷款不受巴塞尔协定Ⅱ的制约,实行廉价货币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复苏,但是这一做法不利于其他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欧洲各大银行的核心资产大幅下降。欧洲各国政府纷纷注入大量资金,帮助本国的金融机构再融资。国家援助往往附带苛刻的条件,因此许多商业银行不愿接受国家为稳定金融市场提供的特殊基金,而是倾向于接受中央银行发放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商业银行不愿接受国家资本的直接介入,主要是为了保障银行和企业经营的自主权。银行国有化后,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高薪和巨额红利制度必然受到冲击。在美国和英国,银行有义务接受国家提供给银行的再融资资金。欧洲各国政府提供的援助基金,通常不带有强制性。2008年10月,德国政府宣布提供4800亿欧元,作为本国银行的再融资基金;2009年1月,德国政府宣布追加1000亿欧元作为企业的融资贷款。但是德国政府的救市资金迟迟没有落实到实体企业,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将这些廉价贷款用于购买国债,由此可以毫无风险地获得2.5%的利润。

巴塞尔协定Ⅱ严格限制银行贷款给偿还能力低的客户,这一规定对于避免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利于帮助困难企业解决融资问题。2009年7月,德国政界呼吁暂时放宽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以便让更多受到危机影响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tick)建议由德国联邦银行直接贷款给企业。新上任的德国经济部长古登堡(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威胁要强迫银行尽快给实体企业发放信贷。面对信贷困境,德国联邦工业协会主席(Hans-Peter Keitel)提出由政府购买企业贷款的债券,以满足新巴塞尔资金协议的相关规定。采纳这一做法,银行不必违反贷款规章,企业可以获得充足的贷款,政治家两面讨好,只是由此产生的风险必须由纳税人来承担。

欧洲各国商业银行从欧洲央行获得低息贷款后,之所以不愿意借贷给实体企业,一方面是出于风险的考虑,一方面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在实体企业的再融资过程中,银行希望实体企业通过吸纳更多新的私人资本,提高企业的自有资本,以满足贷款条件,降低银行的放贷风险。商业银行不给实体经济贷款,也是一些新贵乐于见到的。通过金融投机致富的新贵们,通常没有实体经济作为基础。面临破产的传统实体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必须吸纳新的资金。利用实体企业再融资的机会,金融新贵可以把看不见的手伸进实体企业中,进一步拓展财富,提升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金融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金融危机显示出欧元体系和金融一体化建设对于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也暴露出欧洲货币联盟固有的矛盾与问题:

1.欧洲央行的自主性问题

相对于美联储,欧洲央行具有更高的独立性,欧元区的金融监管机制也更为严格。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各国民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到制约,很难有所作为。当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时,欧洲央行很难逆向而动,否则将会导致汇率的重大损失。经济政策学家诺依曼(Manfred J.M.Neumann)指出,欧洲央行自成立以来始终没有走出美联储和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货币政策的阴影,长期实行扩张性的低利率政策。在过去几年中,欧元区的短期实际利率平均值为O%(美联储的短期实际利率平均值为-1%),由此导致欧元区的流动性过剩。应该说,欧洲央行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权问题

加入欧元体系,意味着成员国失去了单独调整汇率的权力。由于使用统一的欧洲货币,当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成员国无法通过汇率手段或是其它的货币政策措施实现国内经济调整的目标。欧洲货币联盟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根本性收支不平衡。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福利负担、收入和工资政策方面的差异,导致成员国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不同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也不同。成员国之间的收支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逆差与经常项目顺差的不断攀升,欧元区国家间的债务不断累积。在实行统一货币之前,出现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但是在货币联盟内部,可以采取的办法只有两个:通过降低工资调整实体经济,或是由经常项目顺差国对经常项目逆差国进行补贴。由于工会的存在和强大的政治阻力,第一个办法难以实施;从长远来看,具有竞争力的经常项目顺差国不愿、也不可能向经常项目逆差国提供长期补贴。这一问题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事实上,导致东欧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欧金融机构为缓解自身流动性短缺的问题,从东欧国家大量撤资。危机爆发后,西欧国家自顾不暇,难以向东欧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

3.欧洲货币联盟东扩的问题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东欧国家把欧元视为避风港,加入欧元区的意愿强烈。申请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候选国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包括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利率稳定以及公共财政稳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相继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在短期内很难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结构性趋同条款。欧元区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暴露出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差异。此次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欧元区国家,都是经常项目逆差国,财政赤字长期居高不下。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速过快,缺乏必要的金融政策手段,无法进行及时的结构性改革,是削弱这些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史塔克(Jiirgen Stark)认为,过于仓促地引入欧元,既不符合欧洲货币宪法,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应对危机的最优方案。引入欧元需要成员国作结构性的调整和严格的趋同过程,这种做法的意义在经济危机中显露无遗。加入货币联盟意味着实行统一的短期利率,同时失去汇率这一调节手段。2008年以来的经济震荡表明,几个东欧国家现阶段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为时尚早。

降低基准利率、扩大货币供应量、购买债券与担保资产是欧洲央行应对本轮金融危机的主要手段。2009年8月,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表示,欧洲央行采取的金融政策措施已经发挥积极作用,欧元区的经济衰退明显放缓;一旦欧元区经济改善,欧洲央行将考虑减少流动资金的供应量。应该说,在全球金融危机风暴中,欧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在危机时段,欧元区所有金融机构都可以在同等条件下获得短期再融资的机会,由此缓解了货币市场的紧张状态。此外,欧元的存在避免了欧元区内强烈的汇率波动。如果没有欧元作为统一的欧洲货币,目前欧元区国家的国民经济很有可能遭受更为严重的打击。

作者:刘丽荣

金融危机根源与应对论文 篇3:

金融危机根源与金融市场上的政府职能

【摘要】 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和经济理论界对其根源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关于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商业银行、金融体制、经济增长与发展等话题的文献资料都和本次金融危机的讨论分不开关系。然而,无论是“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还是其他种种不同学科、不同视野的观点,都难以形成一種让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在综合分析各种危机根源说的前提下,认为美国市场体制的矛盾和国际货币体制的缺失是本次危机的体制根源,在此基础上不当的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危机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在危机状态下的包括直接托管、股权收购、增资扩股、债务担保在内的政策,直接干预是其在危机中对金融市场职能的体现,后续创造和监管金融机构等相应的社会制度改革体现为政府的制度建设功能。

【关键词】 金融危机;根源;体制;政策;职能;有效性;延续性

自从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次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以来,一场源自美国的大灾难迅速波及欧洲以至全世界,并逐渐从虚拟经济领域转移到实体经济领域,从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形态转化为经济危机形态。这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以后,比拉美债务危机、日本经济衰退、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深度和广度更大的一场全球经济危机。为了维护市场稳定以避免经济的大衰退,各国政府纷纷打破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政府职能模式,介入到经济领域,出台的救市措施,在手段的多样性和干预的直接性上都是空前的,但无论是直接托管、股权收购、增资扩股、债务担保还是其他形式,都只是稳定市场预期和恢复投资者信心的尝试,其延续性和有效性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政府大规模行动,经济理论界也活跃起来,西方世界和我国关于这场危机的理论探讨层出不穷。在2008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中,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和金融体制分别排在第2、5、11和13位,而排在第一位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也和本次金融危机的讨论分不开关系。特别是在对比本次危机和以往危机不同的形成机制和传导机制之后,人们对于这次金融海啸产生的原因或根源更是充满疑惑,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形成了大量的理论成果。笔者认为,我们只有清楚把握了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对救市政策的功过成败进行评论,才能真正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流于形式的政府行为,真正提出治标又治本的应对措施。所以,本文就在对已有的金融危机成因分析和讨论的基础上,谈谈危机处理过程中金融市场上政府职能行使的延续性和有效性问题。

一、金融危机根源分析

金融危机追根溯源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最基本形式,也是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面对一场困扰世界人民的金融危机,社会各界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去探究它的本质和根源,因为只有认清了问题的根源和本质,才有可能提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策建议。见诸报端的种种主流和非主流的解读,无论是“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还是其他种种不同视角和学科视野的观点,都难以形成一种让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在笔者看来,这种众说纷纭和百家争鸣必将带来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新一轮大发展。

1.体制根源

关于经济危机的体制或制度根源,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已经做过经典的论述,而这次危机又有着不同于以往,特别是马克思所处时代主要以产能危机为核心特质的危机形态特征,现代危机态是以信用危机为核心特质的危机形态。所以,经济学者们不仅用发展和创新的观点讨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矛盾,还从以信用为支撑的现代货币金融体系找原因。

(1)市场体制

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因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导致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不足,这样就带来了生产的相对过剩,而生产过剩正是经济危机的本质。赵磊(2009)认为,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受得住现实的考验,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和当代危机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不同在于,古典危机中的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当代危机中的生产过剩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透支消费。

自从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以来,“扩大需求”就因为经济危机总是与“生产过剩”相伴相生而成为化解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而当下的危机却表现为“需求过度”,再“扩大需求”就有雪上加霜之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还要从避免生产过剩危机的“扩大需求”政策中找原因。在资本逐利本性下,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就不可避免,而这些过剩生产能力需要不断提升的个人消费能力来消化。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在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的社会总需求中,消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比如美国的消费支出占经济总量的2/3,所以,提高社会消费需求便成为政府的头等大事。从历史经验看,为了“扩大需求”而削减产量(比如大萧条时期的倒奶事件)的做法已不合时宜,扩大政府公共支出的效果受到“滞涨”的质疑,通过税收等调整分配格局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提上议事日程的,而只有“透支消费”是现代社会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出现强资本弱劳工局面,导致收入分配的天平向资本倾斜是必然现象,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扩大消费需求必须以收入提高为基础,这是构成“透支消费”的现实条件和深层次社会原因。美国的储蓄率在“透支消费”驱使下直线下降,从1984年的10.8﹪到2005年的负储蓄率0.4﹪,再到2007年的低谷1.7﹪,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债务泡沫,比如2003年,美国家庭金融债务比率(=家庭债务余额/家庭可支配收入)为115﹪,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因为推行“透支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正是“透支经济”与“透支消费”的双重作用,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掩盖了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但是,“透支”毕竟是不可持续的,一旦悲观预期出现,危机必然降临,只是延迟了时日。

综上所述,危机的根源并未超越马克思的逻辑,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2)货币体制

货币体制是指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以信用为支撑的货币流通准则和规范,世界货币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致经历从银本位制、金银两本位制、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之后宣告解体,世界货币体制从此进入以纸币为本位货币的管理纸币本位制。

我们从1929年经济危机的形成机理与当时货币体制的关系入手来比较分析这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与管理纸币本位制度的关系。从“一战”到1929年危机爆发前夕,历史上黄金储备充足的欧洲各国在战时对美进口战争物资和战后清偿对美债务中将自己的黄金源源不断地支付给美国,这使得美元供给量随着黄金的大量流入和美国对欧洲贸易顺差而一增再增,于是,资产价格在过剩货币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流向资本市场的情况下高涨,道·琼斯指数在这种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的虚拟经济支撑下从1921年的75点骤升到1929年的峰值363点,这又近一步促使英国等欧洲国家在黄金大量外流的恐慌和保护本国货币国际地位的考量下提高本国再贴现率和利率,最终捅破了美国股市泡沫,并反过来通过货币体制等传导机制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衰退。

事实上,1929年经济危机前国际贸易在使用黄金结算的同时各国的货币发行已经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金本位制度的困境和瓦解是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那么本次经济危机的形成原因和国际货币体系有着什么关系呢?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又形成了管理纸币制度下所谓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见图1)。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仍在于金本位制度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因为基于路径依赖和国际储备的存量效应,世界各国事实上很难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找到更好的储备货币来替代美元,于是美元的发行量实际上更多地取决于美国的道德约束。这样,美国就会选择超量发行美元来优先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以自身经济利益为重而不顾美元超量发行带给世界的外溢效应究竟是正还是负。与此同时,为了规避替代固定汇率制的浮动汇率制所带来的汇率浮动风险,金融市场开始创造包括金融脱媒化和证券化在内的各式金融衍生工具,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创新及对其监管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危机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归根结底,这次金融危机的形成根源和机理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发行机制变化所引起的世界货币供应量超额供给以及由此造成的国际金融风险的膨胀。

2.政策根源

我们已经从市场体系和货币体系两个方面讨论了危机爆发的制度性根源,但是危机的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离不开具体经济政策的作用,只有从危机前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所扮演的角色来分析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其产生的根源。

(1)产业政策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上个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产业政策有着很大的联系。当时,克林顿政府意识到未来主导世界的将是高新技术而不是冷战时代军备竞争的情况下,将准备用于扩展军备的3000亿美元投入IT和生物工程这两个产业的发展中。我们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后期只看到IT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由于生物工程对其技术和实验室的要求较高而发展相对缓慢,而IT的蓬勃发展使美国大量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涌入到这个高风险又高回报的产业。美国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就是因为社会资本集中在高科技产业而偏废传统产业,IT产业对金融的依赖和金融对IT高利润的投机心理,这虽然使美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高端和上游而坐收国际产业资本的绝大部分利润,同时也带来了IT产业泡沫。

在这种背景下,随之而来的国际反恐又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为了领导国际反恐,美国通过促成西方工业国家支持美元单方面贬值25﹪的协定筹集货币,美元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高涨,这时美联储不得不连续下调银行间拆借利率增加货币供给和市场流动性来缓解各方的资金短缺。2007年,美国的货币总供给量超过GDP增量的950﹪,超量的货币供给严重超越了其与GDP增长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促使大规模的虚拟货币直接通过美联储的印刷厂进入到美国的经济系统。过剩的货币供给在IT泡沫破灭之后流向被金融炒家看好的房地产业,带来房地产高涨和美国金融市场繁荣的交错影响,从而催生了包括次级抵押贷款(SML)、初级证券化产品(MBS)、抵押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并通过他们的升级传导和扩散机制使风险和危机在前期被掩盖,最终导致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大崩溃(见图2)。

可见,美国上世纪90年代所推行的重点发展IT和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导致了美国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而同一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国家由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社会转型也为美国的传统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外部条件,美国因此留下了高科技制造业、生产型服务业和房地产业,所谓的低端制造业几乎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整个产业的失衡就会导致货币流向的单向性,货币流向的单向性一定导致投机性的巨大泡沫的出现。

(2)货币政策

一般地,人们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在宽松货币政策情况下,金融的过度创新和监管的相对滞后,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化和高杠杆化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程度。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以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适度的长期利率作为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长期保持抑制通货膨胀的低利率政策。如前所述,当时所采取的产业政策最终导致了IT泡沫和经济衰退,随后而来的国际反恐浪潮使美国在摆脱经济衰退和筹集反恐资金的需求下大幅降低基准利率和银行间拆借利率,美联储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降息13次,将联邦基准利率从6.5%降至近50年来的最低水平1%。美联储低利率政策引起的资产价格高涨使美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财政税收政策具有刚性情况下进一步以低利率政策来解决流动性问题,最终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流向了房地产业。美联储在意识到巨大房地产泡沫的情况下,从2004年6月起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两年时间内连续升息17次,将利率由原先最低的1%升到了5.25%。连续升息带来的房屋借贷成本的大幅提高使经营次级按揭贷款业务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遭遇困境,金融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通过金融衍生工具的无限放大效应而爆发了。

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金融资产特别是证券化资产的快速扩张,金融体系泡沫化越来越明显和严重,这虽然提高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进而对全球经济的支配力,带来了美国经济近20年的繁荣,但是资本市场价格变动与实体经济成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阶段性的发散关系,在一个经济长周期结束时,资产价格会程度不同地向實体经济收敛,这种收敛的现实表现形式就是金融波动或金融危机。

二、金融市场上的政府职能

从上面的理论综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基本矛盾以及政府和民众在矛盾下为解决生产过剩危机而采取的“透支经济”和“透支消费”策略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由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或弊端所带来的过剩流动性在这种背景下流向美国产业政策所重点支持的高科技、生物工程和房地产,特别是IT泡沫破灭后的房地产业,这样,在一段时期内不当货币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不力的推波助澜下,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不改变原有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对经济上层建筑进行适当的修补和改革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机制,西方国家在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后所进行的经济社会改革都是在不断缓和社会基本矛盾,朝着福利资本主义更进一步迈进,而政府在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一般都是应急状态下的政策直接干预以及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的制度建设功能。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以各种政策形式对资本市场进行直接的干预,包括直接托管,股权收购,增资扩股,债务担保等,不论其有效性和延续性如何,他都是政府在危机中对金融市场职能的体现,而后续社会制度的相应改革则体现为政府的制度建设功能。

1.政府职能的有效性

金融市场是进行资本配置和监管的制度安排,是进行信息生产、传递、扩散和利用的市场。由于具有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信息所引致的外部性问题使得执行信息获取和传递功能的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市场不完善和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

(1)政府监督优势

金融市场中公共品信息问题主要集中在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信息和金融机构经营信息领域,政府部门在监督金融机构偿债能力信息和经营信息上有着私人部门不具备的优势。首先,私人部门不能募集足够的资金用于有效的监督。对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信息的服务是无效率的,而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机构设计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强制力量进行信息监督。金融机构在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中有重要地位,但是其股权资本在总资产中比例低的高杠杆比率事实使其往往成为风险爱好者,愿意以较低的预期收益来进行经营,因此,政府通过强制手段使其披露信息并进行监督是非常必要的。最后,金融创新需要政府来约束和监督。金融创新的基本驱动力来自与实体经济需求和金融体系自身的风险管理,政府金融监管就是要防止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能够放大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

(2)外部性问题的解决

金融市场内部和金融市场之间都存在负外部性,一个金融机构财产状况的恶化会给其他金融机构带来明显的负外部性,但是金融机构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仅仅考虑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而不顾同行财务崩溃的负外部效应,所以每个金融机构偿债能力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就有可能超过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私人利益。在这种外部性结果大到足以引发经济崩溃的时候,政府在面临金融危机时就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设法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但是政府救助行为和保险行为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行为,容易引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政府的目标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尽量降低这种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

2.政府职能的延续性

在短期内,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职能是通过各种救市措施对资本市场直接介入,但是其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在长期内只有通过设计相应的制度来延续。金融市场比一般商品市场更具不确定性、脆弱性、风险性和复杂性,与信息和外部性相关的市场失灵现象也更加明显和严重,所以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制度功能更有着特殊的必要性。政府职能有效性问题的根源还是其干预和介入的方式和途径,政府干预和管制的正确设计可以提高政府行为的质量,弥补金融市场中的市场失灵,降低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设计合宜的政府干预的制度安排,以保证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有限而有效的干预。

(1)创造金融机构

政府借助在金融市场上创造金融机构来弥补私人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信贷种类,政府创造金融機构以提供某些信贷服务的现象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都存在。比如一些欧洲国家在19世纪曾创建长期信贷服务机构,美国政府建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因为私人部门缺乏创造的内在动力并不愿意承担风险,其从金融机构创造中获得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防止投资者被一些内部人所操纵,比如一些国家建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于维持市场信心和秩序有重要作用。

(2)监管金融机构

最后贷款人理论一致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及市场失灵使得即便是具有清偿能力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都无法获得流动性贷款,通过传染效应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为了避免市场失灵导致金融活动受阻或投机势力盛行,维持市场秩序、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并防范金融动荡和危机,没有私利的政府应充分利用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优势和有效性,顺应金融等级结构自然演进过程中小金融机构依赖于大金融机构或能创造金融机构的政府进行监管的必然结果,提供金融安全这种公共产品,以保证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3.政府职能评价

虽然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有着监管方面的优势和外部性问题解决方面的责任,但是其金融监管职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却饱受职责,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政府的降息、直接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严禁卖空、注资、国有化或接管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债务进行担保、直接向实体企业提供融资、对住房抵押贷款人开展救助、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或贷款担保、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实行援助等救市措施,并没有使房地产市场有所起色,金融市场也并未从根本上稳定下来,金融机构去“杠杆化”活动将严重影响企业融资和实体经济运行,各国的救市资金来源和偿还问题是影响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政府在仓促迎战中显得有些犹豫和困惑,对金融危机的性质和规模有些低估,缺乏全局和宏观的视野,对救市措施缺乏整体的框架和指导。这给政府干预和市场原则的争论提供了进一步演化的空间,也说明政府救市职能的有效性和延续性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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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 毅 余甫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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