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精选8篇）

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篇1

朱苏力

目前中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并主要是由于国际因素引发，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华尔街的失败，是资本主义贪婪的失败，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力的失败，从而证明了中国政府加强监管是必要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需要我们加强政府监管。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固然存在着资本主义贪婪的原因，但贪婪也是资本主义创新的动力之一。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的产物。正因为创新，政府根本无法有效监管，其制度、法律和规制都落后。因此在社会的创新和监管之间存在一种风险，即创新带来的风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海啸或金融创新是资本主义贪婪所引起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因此，我们中国政府特别是上海市政府利用了金融海啸这个机会，到美国华尔街大批的收揽人才，高薪把他们下岗的员工招聘过来，到中国再就业，从而想把上海打造成中国的、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我们国内的制度创新不够，我们国内的人才培养不够，我们需要搞新的金融创新，使中国的金融业将来能够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的金融业之所以受到的影响没有美国和欧洲那么大，并不表明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特别有力，其实表明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还在转轨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转轨，创新程度不那么高，旧有的体制保护了我们。

中国的经济危机不完全是金融海啸的结果，外来影响很重要，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周期的问题。1997 年、1998 年中国出现过经济危机，按照经济周期来说，十年以后，中国实际上也面临着自然经济的衰退。因此，不能够认为法治或者监管能把一切风险都消除，使经济完全平稳的运行而不出现经济危机或衰退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去年或前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问题实际上是法治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法治中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合同法，不管有多少人替劳动合同法辩护，事实上它大大加大了许多企业的生产成本，许多外资企业撤资，许多国内小的企业破产，失业的大量增加及随后老百姓的不敢消费，因此造成了市场的销售量等的衰退。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因素，我们把经济危机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结果，都是美国陷害的结果，那么可能使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要加强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而看不到在我们制度优越性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弱点，还需要对我们的经济法治加强改革、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从而低估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必要性。

经济危机对政府监管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最简单最直接地来说，政府一定要加强监管。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相互补充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防范金融危机，这当然是对的。细想一下，还有更深刻的危机，一个主要的问题———改革问题。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创新，但要防止过度改革，过度的创新，因为创新总是有风险的，而过度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太大，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所谓创新就是超出现有制度的理解和把握，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手段控制，因此容易导致监管不力。我们为何要讲法治，就是遵循先例，依据先有的或现有的法律办事，不能够朝三暮四，随机应变。因此，中央提出来的不折腾其实是很重要的，不折腾不是不改革不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不断追求新东西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和天性的鼓动下，肯定会出现创新。在创新的情况下，应该要求政府的有效监管，要求工作人员和政府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展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特别要注意法治不仅仅是依靠法条来治国，必须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的知识纳入到政府官员、包括政府监管人员的视野中。学习是为了消除那些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监管和立法。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注意转换视角，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要防止加强监管背后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影子。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措施都是加强了计划经济，我们要防止在监管或法制名义下恢复某些计划经济的做法。政府监管不能简单的说加强，应该是适度监管，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该监管的加强监管，该放松监管的要放松监管、减少监管。我们追求的是监管制度的效果，而不是追求形式化的监管制度。

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篇2

关键词：次债危机,国际金融监管,我国金融监管完善改革和启示

一、引言

2007年4月, 次级按揭贷款的所有者成了最大的风险持有者, 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申请破产以求自保。同年6月, 美国著名对冲投资基金破产和股票市场剧烈震荡, 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从美国蔓延至欧洲各国。从此之后经常性的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但这次可以说是最为严重的一次, 严重破坏了全球的经济和发展。

二、次债危机的影响

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金融格局被大大改变

美国的华尔街投行大量倒闭, 政府接管了住房抵押贷款公司, 作为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 (A IG) 被国有化改革, 美国的金融格局被完全改变。在欧洲地区, 众多的商业银行不是被接管就是被收购。在亚洲, 日本大和生命保险公司申请破产, 韩国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众多机构评级有所下调。

(二) 打破了原有的国际金融体系

牙买加体系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 替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成为以美元主导的多元储备货币和浮动汇率制度。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袭来, 美元的国际地位将进一步下降, 过多的储存美元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国际上需要新的金融体系来引导全球经济的复苏。

(三) 实体经济遭受重创

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在信贷渠道、财富渠道、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等方面都造成了很严重的阻隔。IM F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将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调至0.5%, 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慢发展速度。

三、次贷危机后金融监管层面的反思和改革

金融危机以及经济的破坏对处于上层建筑位置的国际金融监管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在如此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 如何改进金融监管, 为经济的复苏保驾护航, 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具体来说,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金融监管的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 国际金融监管理念的重新审视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而引发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速度如此迅速, 毫无疑问的说明了当前以金融自由化理论为指导的金融监管理念出了问题, 但是, 每一种监管理念都是当前金融经济发展要求的反映, 而且效率是个不容忽视的目标。所以, 不能一味的坚持“凯恩斯主义”的自由市场思想, 而是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的尺度, 以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 国际金融监管具体制度的改善

理念的落实总要体现在具体制度的建设上, 如何改进当前的金融监管防范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至关重要。针对当前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所显现出的问题,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

1. 建立起有效全面监管的监管体制。

当前各国金融监管模式大都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实践。现欧美的监管改革方案都主要把实行全面监管摆到突出位置。比如在美国的改革方案中,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美联储) 有权监管除商业银行外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实现证券和银行的全面监控, 预防系统系风险;根据证券及期货的相关业务, 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合并;考虑到抵押贷款市场的无序混乱, 将设立一个相关的监管机构。这样既扩大了监管范围又提高了监管效率, 迎合了全面监管的需要。

2. 加强对评级运用和评级机构的监管。

本次金融危机中, 市场恐慌致使评级机构下调众多金融产品的评级, 造成使用评级结果估值的资产管理公司和金融服务企业等的资产大幅缩水, 加剧了危机。

所以, 新的监管制度应大力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内部评级能力, 改变以往片面依赖评级机构的被动处境, 形成外部机构评级与金融机构内部判断相互制衡的制度。

(三) 国际金融具体监管技术的改进和提高

当前金融由于金融创新活跃, 显现出多种花样的金融衍生工具, 离岸金融市场、套期套利的现象等等, 这些都为金融国际监管增加了很大难度, 金融监管技术的创新往往滞后于金融工具的创新速度, 今后应主要从以下方面改进:

第一, 探索新的监督手段和方式。发现现有监管的漏洞和不足, 寻找改进措施, 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监管水平, 加强工作中高风险、易疏漏环节的监管, 实行几人互相监督的方式, 同时在惩罚和制裁上面采取更针对性措施, 使之更能起到警示和监督功效。

第二, 当前电子商务和物联网金融的崛起, 对网上金融监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这就要求及时跟进网络监督和排查技术, 实时追踪和保护资金流向, 预防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

第三, 加强监管人员的培训, 提高整体的监管和预防风险的能力, 并能敏锐的感知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

(四)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式的反思和合作机构的完善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相关国际组织的手足无措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缺乏促使各国深刻反思如何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以保护全球化趋势下的金融经济平稳运行。其中, 卓有成效的就是G 20峰会对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高度重视和采取的措施。

在G 20公报中着重提出应建立有效的全球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机制, 具体由新设立的金融稳定局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为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性风险提供早期预警并采取应对措施。

四、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拉动型发展中国家, 同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国外直接投资, 次贷危机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创伤, 但庆幸的是, 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比较严格, 金融产品创新程度不高, 使得我国在此次危机中的损失不大, 金融监管制度发展完善也可以在相对较小的压力下稳步推进。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结合国情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确立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理念指导;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逐步由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完善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 强化征信建设;建立起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机制;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水平, 实现与国际金融监管的接轨。

参考文献

[1]姜岱笋.《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发展及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完善》[D].山东: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5月.

[2]付丽历.《西方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的演进及启示》[D].云南:云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年6月.

[3]朱志强, 杨红员, 尹恕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监管改革与启示》[J].华北金融, 2008年8月.

[4]陈旭光.《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D].河北: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年6月.

探究金融危机和保险监管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 保险监管 必要性 对策 建议

在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之后，各个国家共同努力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其中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保险业，对保险业的监管体系进行改革，并且加强监管保险业，促使其更好的应对危机和经济变化情况。

一、坚强监管保险的必要性

（一）金融缺乏创新和有效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对保险业的影响主要来自保险机构开展的类银创新所带来的风险的预防。行业务，而非保险业务。美国国际集团（A工G）虽然在保险业务。美国国际集团（AIG）虽然在保险业务上保持增长，可是大量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却使AIG陷入财务困境。CDS用于对债务抵押券（CDO）进行担保，和保险的区别在于，CDS的购买者不需要真正持有CDO，所以CDS可以被用于投机活动。AIG的金融服务部门从CDS中赚取丰厚的利润，2005年利润为32.6亿美元。随着2007年住房按揭违约率的上升，CDS所担保的债券大量违约，AIG因CDO违约而赔偿投资者和投机者，其在2008年亏损993亿美元，这导致AIG的信用评级下降，进而加剧了其现金流危机，最终AIG依赖美联储378亿美元的贷款才避免破产。虽然保险机构不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可是其发行的CDS是传导危机的载体，所以监管CDS可以有效防范危机。可是CDS是一种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不在保险的范围内，也不在保险监管的范围内，也不在证交会的监管范围之内。由于其缺乏监管，其业务的拔备长期不足，导致这些保险机构在发生危机时陷入流动性的危机。

（二）保险业自身具有顺周期性

保險业的顺周期性影响着保险机构的经营，尤其是保险费收入和保险资金投资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保险机构以积极发展为战略，增加了行业之间竞争，为了增加自身的承保量，保险机构经常将产品的价格降低，承保的范围扩大，核保标准放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保险费用收入，可是也增加了保险机构面临的潜在风险。同时，保险机构获得利润的主要途径是投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保险机构增加了保险费用，也就增加了投资，而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又增加了保险机构的收益，反过来促使保险机构继续扩大投资，可是在经济发展下行时，保险机构则会由于证券市场的变化而损失巨大，进而将保险业的顺周期性扩大。

而保险业的薪酬激励机制重视短期绩效，这个因素也提高了保险机构投资的顺周期性。很多保险机构在制定薪酬制度时是依据年度盈利，并非风险情况，此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管对风险的容忍度，导致他们为了短期利益忽视长期风险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在经济快速发展时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虽然在短时间内提高了绩效，可是从长期角度来看大大增加了保险机构即将面对的风险。在经济处于下行状态时，因为增加了很多潜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保险机构的收益。

二、加强保险监管的策略

（一）结合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

金融创新推动保险机构更大范围和更具深度的跨行业经营，可是这些业务创新也从侧面增加了保险机构将来可能面对的潜在风险和更加复杂的风险。当前，监管体系对控制单个保险机构的风险非常重视，忽视了保险机构整体风险的风险控制，因此有必要最大限度的减少那些在监管范围之外的业务，结合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保险监管部门、银行监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要相互合作，将分业监管的问题合理有效解决，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宏观审慎监管面对保险创新要给与其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要预防其过度创新带来的风险。

（二）加强监管其逆周期

为了对保险业的顺周期性进行缓解，鼓励保险机构在经济处于上行状态时应用比较保守的风险评估模型，最大限度的降低保险机构可能承受的风险。针对偿付能力和准备金的顺周期性，可以应用逆周期偿付能力资本要求以及前瞻性的准备金制度，依据预期损失，将损失提前确认，促使保险机构在经济处于上行状态时准备资金，在经济处于下行状态时“以丰补歉”，促使其更好的应对危机。

为了从根源上消除风险，应该对薪酬激励机制进行完善，统筹安排薪酬发放，在绩效考核标准内加入控制风险的情况，增加中长期考核标准在总标准中的比例，提高薪酬分配制度的跨周期性，也促使高管充分考虑保险机构的长期利益之后再出决策。

（三）对我国保险行业的建议

金融危机主要对我国保险业的投资收益产生影响，资本市场波云诡谲的变化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产生了影响。我国保险行业也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所以监管部门要以我国保险市场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充分研究和分析我国保险的顺周期性，进而对其逆周期进行监管。

我国保险行业的系统性表现在“三农”、资本市场等方面。因为我国各个保险机构的保险产品雷同性很高，还具有比较小的经济差别，引发更加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要从整体上进行监管，结合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监管，促使其更有效的应对系统性风险。我国保险行业创新性不足，对保险市场的发展没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要加强创新，提高其应对创新风险的能力，严格控制创新保险产品在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确保保险公司有偿付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会对保险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保险行业自身的行为也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所以有关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保险行业机构，促使其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规范自身的行为，最大限度的避免潜在风险的威胁和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

参考文献

[1]郭艳，胡波.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国际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问题，2008（06）.

[2]马勇.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探索和思考[J].上海保险，2012（11）.

[3]郑伟.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框架、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J].保险研究，2012（03）.

[4]王瑭玮.我国保险业在后危机时代的风险管理[J].保险研究，2011（07）.

[5]王茂琪，陈秉正.AIG陷入财务困境的原因及启示[J].保险研究，2009（02）.

[6]韩慧敏.强化商业保险社会效用研究[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4（01）.

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篇4

本文通过当前金融监管理论发展脉络，表明了“市场调节”、“市场失灵”以及“监管失灵”的思想逻辑。从不同角度和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的金融监管理论研究，并获得了一些富有针对性的金融监管方法和思路。金融监管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是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条件下的财政金融监管理论适应性调整，这种调整首先凸显了不同历史时期各经济学派所处的地位。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创新加速化和金融机构集聚化为序曲的金融全球化乐章快速奏响。这一时期的理论则更加注重金融监管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金融监管理论研究中，事后研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更侧重于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金融体系的未来安全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超越。此外，相比以前的理论，这个阶段通过强调“政府”与“市场”各自的优点，进而寻求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完善金融体系监管，这是在传统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公共利益理论

1.负外部性规制理论

负外部性规制理论源于金融监管的负外部效应而形成的。其核心内容是：当金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时，依赖自律管理的金融机构在自由竞争环境下存在负外部效应，因此，政府采取措施，克服外部效应相对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等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导致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施恰当金融监管控制负外部效应。拉尔夫·乔治·霍特里，引起经济波动的其他原因是次要的，可以利用货币手段控制其波动。中央银行应使用信贷管理，控制信贷动荡促进经济稳定，并提出了一些补救手段，如央行的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手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资本的边际效率循环变化导致是导致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一个典型危机，加息可能只是诱因，而资本的边际效率的突然下降才是主因。危机不仅仅是过度投资以及投资环境不稳定的问题，因此，对于市场失灵，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弥补其失灵带来的不足，这种政府干预在金融领域表现为对金融活动的规制。同时，加尔布雷思进一步指出，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调节和规制。

2.公共产品规制理论

公共产品拥有的两大特征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金融体系提供的稳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搭便车”是公共产品面对的主要问题。个体理性和集体的非理性会导致“挤提”的传染性，金融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违背审慎经营原则，会导致金融系统蕴藏过高风险。金融体系的这种独特性质，需要一个拥有超然利益、独立和权威的宏观管理者对各个金融机构及其关联系统实行规制，保持稳定的金融产品供应。公共产品规制理论强调，对市场约束条件下金融系统，政府应对金融机构的个体风险，运用各种规制手段进行约束，规避金融系统的集体非理性，以确保相关金融产品的稳健，从而维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通过金融规制实现金融产品良性供给和金融系统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三、金融脆弱性理论

1.金融不稳定假说

该假说认为，由于信用创造机构和借款人本身特征，导致金融体系产生了天然的内在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Minskey认为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金融自身内在特征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密切相关，从而金融自身的内在不稳定性成为导致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Minskey承认银行危机和经济运行周期变化的内生性，并且该周期变化受到市场自我调节的约束，政府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银行的脆弱性和危机发生。

2.银行挤提理论

挤提也被称为银行挤兑，储户集中大量提取存款，并随之产生一种突然、集中和灾难性的危机。消费者对银行的支付能力失去信心，大量从银行提取现金，往往以银行不能取款等谣言为诱因，使银行储户产生恐慌，并恐慌性取款蔓延成“银行挤提”。银行是经营信用的，不会保持所有的现金在手，只保留一定比例现金，所以出现银行挤提，银行会有相继倒闭的危险。同时，金融系统本身和挤提具有高度传染性，一旦发生“银行挤提”，如果不采取及时措施，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挤提，甚至可能导致金融风暴。戴蒙德等在分析了商业存在的内在不稳定后，提出了银行的D-D模型，用以研究金融市场有可能存在的多重均衡。D-D模型得出了信息不对称是银行遭遇挤提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并进而认为商业银行遭遇挤提会对实体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他们据此认为，对脆弱的金融体系进行监管非常主要。而监管的重点则是加强对信息的管理，即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与对称性，以使全社会对经济和金融体系更具信心。

四、金融监管失灵理论

1.管制供求理论

管制供求理论是施蒂格勒提出的，他继承了集团利益理论的核心内容，他赞同政府金融监管以自己以及利益集团利益为重心而不是公共利益的观点，然后利用供求关系理论来研究了金融监管效率的问题，从而形成了管制供求理论。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其拥有的各种监管资源调整各方利益从而可以实现对一个行业调控，主要监管手段包括：新竞争者进入的控制、配套产品生产干预(比如替代品和补充品)、价格管制与货币补贴等。对于金融行业来说，这些因素主要是市场对于业务活动的限制、利率的上限规定以及市场准入管制等因素。首先，供给方面，由于利益集团的存在，因此，政府部门在进行监管时通常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利益，而是使利益集团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在执行工作时就会为了自身利益选择产品供给，因此，就会使得金融监管效率低下。另外，波斯纳曾指出，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行业监管时，他们是建立在被监管集团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这样必然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会遭受损害。但是，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监管不仅可以为被监管者带来利益，还需要消耗一定的监管成本。随着理论的发展，由于缺少明确的监管方式界定以及评判标准，管制供求理论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2.管制寻租理论

管制寻租理论是对金融监管范围内寻租行为的一种解释。寻租理论是由克鲁格提出来的，他认为政府部门通过利用政治工具，利用政治特权，获得了资源的拥有权，在损害了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自己的收益大于租金。寻租行为对于社会是一种有害行为，其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还会使社会资源减少，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福利降低。不论在其他行业还是金融监管行业，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都是存在的，因此，政府寻租行为也必然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效率。管制寻租理论认为，政府部门对于金融监管的管制，不但没能更好的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因此，市场的竞争机制更加不完全，有失公正。所以，在寻租行为盛行的环境下，企图利用政府来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是不现实的，反而会使得金融行业市场秩序混乱，导致更多的不公正现象发生。因此，在该理论框架下，政府部门应该对金融行业放松监管，从而避免大量的寻租现象。

以上理论说明监管存在与市场调节同样的失灵性，所以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且与公众利益的维护相比，金融监管更在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功能监管理论

功能监管理论认为应当根据金融体系的功能来设计不同金融监管体制，它要求对从事同种金融活动的中介使用同种法规。莫顿(Merton)、鲍迪(Bodie)等指出，相对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金融功能更稳定。金融机构组织形式与功能变化相适应，金融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将最终会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功能。基于对金融中介功能概念的深入理解，他们认为基于功能监管的金融体系要比基于机构监管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政府监管。功能监管强调以功能来架设组织结构，功能的稳定性和相似性，特别是金融体系在本质上其基本功能具备同一性，从而政府在应对机构变化设计政策和监管制度时，更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可以更好应对国内与国际金融变化。相对于金融服务可随竞争形式而发生相应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根据功能而制定和实施的监管法规更稳定与高效，并且可以降低机构“监管套利”的可能性。

五、总结

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篇5

http:// 2008年11月26日 00:25 中国经济时报

王宇

２００７年４月，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作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正式拉开帷幕。此后，危机愈演愈烈，大量从事次贷业务的机构相继破产，主要金融机构陆续出现巨额亏损，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市场预计，全球与次贷相关的损失将达到１．５万亿美元。２００８年以来，美国已有１３家商业银行破产倒闭。在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美林被美洲银行收购，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也转变成为银行控股公司。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频率之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力度之强是在美国近１００年以来的历史上少见的。

美联储应对危机的非常规措施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规模信贷紧缩，严重打击了市场信心，尽管美联储连续大幅度地调低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再贴现率，将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几乎用到极致，仍然不能阻止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美国经济持续放缓的趋势。为此，美联储不得不选择各种非常规措施，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供给，扩大信贷规模，恢复市场信心。

（一）新的流动性管理手段

一是调整贴现窗口贷款政策。从２００７年８月起，美联储多次通过调整贴现政策，鼓励出现财务困难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款。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７日，美联储下调贴现率５０个基点，使其与美联邦基金利率之差由此前１００个基点缩小为５０个基点，贷款期限延长至３０天，并可应请求展期。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８日，美联储再次下调贴现率７５个基点，使其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进一步缩小至２５个基点，贷款期限延长至９０天。

二是启用新的融资机制。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美联储推出对合格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创新融资机制（ＴＡＦ）。在ＴＡＦ中，美联储通过拍卖提供为期２８天的抵押贷款，每月两次，利率由竞标过程决定，每次的ＴＡＦ有固定金额，抵押品与贴现窗口借款相同。由于ＴＡＦ事前确定数量并采用市场化的拍卖方式，既能有效解决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又不会导致银行准备金和联邦基金利率管理的复杂化，被视为美联储４０年来最伟大的金融创新。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０日，作为２８天ＴＡＦ的补充，美联储推出８４天期ＴＡＦ，以更好地缓解３个月期短期融资市场的资金紧张情况。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９日，美联储又表示计划将于１１月推出两次总额为１５００亿的远期ＴＡＦ，时间和期限将在与存款机构协商后确定，以确保年底前市场参与者资金充足。此后，又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６日将总规模扩大至３０００亿。

三是启用新的融券机制。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美联储推出了另一项创新流动性支持工具（ＴＳＬＦ）。ＴＳＬＦ是由美联储以拍卖方式用国债置换一级证券交易商抵押资产，到期后换回的一种资产互换协议，有效期为六个月。ＴＳＬＦ的交易对手仅限于以投资银行为主的一级证券交易商，交易商可提供的合格抵押资产包括联邦机构债券、联邦机构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ＭＢＳ）等。

四是启用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ＰＤＣＦ），向一级交易商开放贴现窗口。在贝尔斯登事件发生后，为进一步缓解金融市场短期向下的压力，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７日，美联储决定利用其紧急贷款权力，启用ＰＤＣＦ，其实质是向符合条件的一级交易商（主要指投资银行）开放传统上只向商业银行开放的贴现窗口，提供隔夜贷款。

五是推出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即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ＡＭＬＦ），通过支持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支持商业票据市场。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９日，针对雷曼兄弟倒闭引发华尔街震荡、大量投资者纷纷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撤资的形势，美联储宣布推出ＡＭＬＦ，以贴现率向储蓄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提供无追索权贷款，供其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ＭＭＭＦ）购入资产抵押商业票据。同时，美联储还计划直接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房屋贷款银行等发行的联邦机构贴现票据，以进一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顺利运行。

六是推出商业票据融资工具（ＣＰＦＦ），直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７日，美联储宣布创建ＣＰＦＦ，运作机制是通过特殊目的载体（ＳＰＶ），直接从符合条件的商业票据发行方购买评级较高且以美元标价的３个月期资产抵押商业票据（ＡＢＣＰ）和无抵押的商业票据，为美国的银行、大企业、地方政府等商业票据发行方提供日常流动性支持。

七是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付息。长期以来，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均不为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为了增加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６日，美联储宣布向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其中，向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比准备金交存期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均值低１０个基点，向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息初定为比准备金交存期的最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低７５个基点。

（二）对金融机构的直接救助

救助投资银行贝尔斯登。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４日，美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出现了流动性危机，为了援助贝尔斯登，美联储紧急批准了ＪＰ摩根与贝尔斯登的特殊交易，即纽联储通过ＪＰ摩根向贝尔斯登提供应急资金，以缓解其流动性短缺问题。贝尔斯登将其流动性最差的３００亿美元资产作抵押，纽联储通过ＪＰ摩根向其提供为期２８天的等额融资。这是自上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放贴现窗口。

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３日，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联合宣布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两房”提供救助。其中，美联储将允许“两房”直接从纽联储贴现窗口借款，条件是美联储将在两家企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和其他审慎性监管中发挥咨询作用。在９月７日美国政府接管“两房”方案中，纽联储成为美国财政部向“两房”提供信用贷款的财务代理人。

救助美国国际集团（ＡＩＧ）。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市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作为全球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主要卖方的ＡＩＧ受到严重影响。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６日，美联储宣布向ＡＩＧ提供８５０亿美元的高息抵押贷款，条件是美政府需获得ＡＩＧ７９．９％的股权，并持有其向其他股东分红的否决权。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８日，美联储再度声明，此前向ＡＩＧ提供的８５０亿美元贷款额度已用尽，允许ＡＩＧ以投资级固定收益证券作抵押，美联储将再度给予ＡＩＧ３７８亿美元的贷款额度。

采取国际联合救助行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２日、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和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８日和１０月１３日，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冲击，美联储先后与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联合援助行动。主要内容包括：（１）各主要国家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渠道向本国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２）美联储与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建立临时货币互换安排，并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互换的期限和规模。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３日起，为配合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救市行动，美联储宣布，暂时上调与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日本银行的美元互换额度至无上限。（３）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８日，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瑞典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等联合宣布降息５０个基点。

美国财政部应对危机的非常规措施

２００７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刚刚发生时，美国财政部采取了常规性政策措施进行应对，后来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升级、美国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财政部被迫出台了一系列非常规措施来应对危机的挑战。

（一）１５００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

２００８年１月４日，美国国会宣布实施１５００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家庭将得到不同程度的税收返还，商业投资第一年可以享受５０％折旧，中小企业还可以享受到额外税收优惠。另外，房利美和房地美证券化限额被临时上调，联邦住房委员会的担保额也相应增加。

（二）援助并接管“两房”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３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将联手对深陷困境的“两房”提供援助：一是提高这两家公司能够从财政部获得贷款的额度。二是为了保证“两房”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财政部将拥有在必要时收购其中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份的权力。三是允许这两家公司直接从纽联储的贴现窗口借款。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２日，当世界还在议论美国政府是否应该救助“两房”时，美国众议院批准总额３０００亿美元的住房援助法案，这一法案授予财政部向“两房”提供援助的权力，并可以为陷入困境的房贷户提供帮助。根据这一法案，联邦住房委员会可以向约４０万个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风险的房贷户提供上限为３０００亿美元的再融资担保，帮助他们将目前利率较高的按揭贷款转换为利率较低的３０年固定利率贷款。２００８年９月７日，由于“两房”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宣布这两家公司的四步走计划：一是联邦住房金融局牵头接管“两房”；二是财政部与“两房”分别签署高级优先股购买计划；三是为“两房”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建立一个新的、有担保的借贷工具；四是推出购买政府资助企业按揭抵押证券的临时计划。

（三）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计划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日，美国总统布什批准了《２００８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７０００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授权美国财政部建立受损资产处置计划（ＴＡＲＰ），在两年有效期内分步使用７０００亿美元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受损资产；二是建立受损资产处置计划后，允许财政部向金融机构受损失资产提供保险；三是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独立委员会对法案的实施进行监督；四是对接受政府援助企业的高管薪酬做出限制；五是与国外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合作；六是将保护纳税人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七是增加对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贷申请人的帮助。

（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采取的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非常规应对措施。在以往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主要是采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多种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来应对。

２００７年春天，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呼吁重新检查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以便更好地处理保护投资者与增强市场竞争性的关系。２００７年秋天，保尔森宣布美国财政部将设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长达２１８页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蓝图。

中国金融强监管和再开放 篇6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市场人士预期，这意味着央行将被赋予更多监管职责。

强监管和再开放――在十九大会议期间，中国金融高层的纷纷表态，奠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基调。

10月19日，在中共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中国金融高层表示，金融监管效果在逐步显现，未来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同时将扩大金融开放。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之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报告，都传递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中国会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十九大以后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回答是肯定的，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法规、严格执行纪律。”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央行副行长易纲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相互配合，可以起到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作用。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市场人士认为，中国金融高层传递出的信号意味着强监管和防风险仍将是监管层未来的重中之重。瑞银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方向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这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降杠杆是一致的。她认为，未来各监管机构在加强协调配合的同时，可能会有更多的监管措施出台，尤其是针对影子银行方面。金融强监管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金融乱象。2月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到任以来，银监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治银行业的市场乱象。4月10日，银监会祭出大招，以25项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一系列“三三四”专项检查，掀起一场监管风暴，震动了整个银行同业圈、资管圈。

彼时，银监会组织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各级监管机构，相继开展了“三违反”（违反金融法律、违反监管规则、违反内部规章）、“三套利”（监管套利、空转套利、?P联套利）、“四不当”（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以及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和高管、规章制度、业务、产品、行业廉洁风险等十个方面的市场乱象专项治理。上述检查被业内俗称为“三三四”专项检查。

监管主要集中在同业、理财、表外业务三个重点领域，其主要针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交叉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案件风险、法律合规等各类风险隐患。穿透识别底层资产，减少通道和资金空转，降低影子银行风险。

郭树清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之所以确定这三个领域，一个考虑是因为这三个领域覆盖了比较突出的风险点，比如影子银行、交叉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同时还有与其相关的操作性风险，所以要集中精力整治。另一个考虑是，这些领域主要涉及资金空转，进行整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不能否认一些特殊目的投资公司投向实体经济项目，但总体来说整治金融乱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

近年来银行放量发行同业理财，而同业理财把表内的资金转到表外，银行用自营资金购买同业理财，中小银行则通过发同业存单借来的资金来购买同业理财，把资金转到表外，然后再对接委外，委外再加杠杆，这就是金融加杠杆的过程，加剧金融脆弱性。

关于监管套利“规避信用风险”的表述里，明确“同业融入资金余额占比负债总额超过三分之一”为“监管套利”；将“通过同业存放、卖出回购等方式吸收同业资金，对接投资理财产品、资管计划等，放大杠杆、赚取利差”、“通过同业投资等渠道充当他行资金管理‘通道’”、“通过同业绕道，虚增资产负债规模、少计资本、掩盖风险”等三大现象，定义为“同业空转套利”。

如今，金融稳定、“穿透式监管”、让“影子银行”去掉“影子”已经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10月15日，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首次提到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

此前，市场预期这些政策将主要对银行同业、理财业务构成影响。近期银监会重点工作通报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自2010年来首次出现“双缩”，规模均比年初减少2万多亿元。理财产品增速连续七个月下降，同业理财今年已累计减少2.2万亿元，委托贷款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今年同比少增7600亿元。

“可以说，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郭树清表示，从目前效果来看，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均比年初减少了2万多亿元。银行理财增速大幅下降，同业理财净减少，委托贷款增长持续放缓，特殊目的投资也大幅度下降，效果比较明显。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2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问责5.8万人次，保持了高压态势。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银行业资产增速和结构渐趋合理。资产同比增速由过去的20%以上回落至8月末的11%，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年初上升1.7个百分点。负债来源的多元化和稳定程度有所提升，存款占总负债的比重保持在七成以上，同业负债占比逐渐下降。主要风险监管指标保持稳定。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前八个月新增贷款10.3万亿元，占新增资产的比例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37.8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增速由负转正，连续八个月保持正增长。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管章俊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同业资产和银行理财规模增速下降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未来银行业从严监管还是会常态化。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还需继续加大整治力度。”郭树清表示，“十九大以后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回答是肯定的，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法规、严格执行纪律。”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方向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这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降杠杆是一致的。她认为，未来各监管机构在加强协调配合的同时，可能会有更多的监管措施出台，尤其是针对影子银行方面。

监管层对金融强监管相继发声之后，市场的悲观预期在10月25日的债券市场已经开始发酵。当日，市场传言“银行同业负债占比上限要从三分之一调整到25%”，引发债市抛售，国债期货收盘大跌。虽然当日晚些时候，央行否认相关传闻，但是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根据会议期间监管层的表态，后续金融监管政策将密集出台，市场对于强监管继续的预期显现。

联讯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严监管、防风险的政策基调仍在延续，会议期间监管层的表态提及加强监管应属意料之中。在市场对于四五月份监管冲击仍心有余悸的情况下，监管层的表态会让市场更加谨慎，对未来监管政策落地和监管趋严的影响比较悲观。但他认为，未来监管加强会适度有序地进行，监管趋严的节奏也会相对平稳。防范“明斯基时刻”

在中共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及“明斯基时刻”。他指出：“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明斯基时刻”，即是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他认为，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率上升，从而在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周期的风险。

中国的债务问题始终被广泛关注，不断上升的杠杆率加重了对于出现“明斯基时刻”的担忧。

一些机构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快速的债务积累已经对宏观经济构成严重风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将会持续快速上升，由2016年占GDP的242%进一步攀升至2022年的300%左右。IMF也在今年8月时呼吁中国政府加大去杠杆的力度。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在今年相继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时，也将过高的债务积累列为重要理由。

为应对容易触发“明斯基时刻”的顺周期因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近年?恚?中国央行也在探索“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十九大报告中，“双支柱”的相关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报告文件中。

正如周小川讲到，宏观审慎的调节是因为危机的产生使大家提高了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稳定的措施。同时，还要强调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像“巴塞尔Ⅲ”对资本的质量、流动性、杠杆等等都有新的要求。，作为宏观审慎措施之一，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它们的标准应该有适当的提高，因为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

央行副行长易纲则在发言中介绍，中国较早开始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金融审慎政策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一方面是积极稳妥地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方向转变，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增强利率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建设金融宏观审慎监管。

易纲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相互配合，可以起到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作用。

易纲进一步指出，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2011年正式引入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的扩张速度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与自身的资本金规模相适应，这是宏观审慎最主要的内容。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七个方面（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对金融机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二是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范畴，以公开透明市场化的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其核心是以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Julia Wang认为，这次“双支柱”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意味着央行将被赋予更多监管职责。而且，未来几个月市场将非常关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和金融监管人事变动的进展。

在谈到系统性金融风险时，周小川指出，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会在市场上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使经济和就业遭受重大冲击。他认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的东西，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另外，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品方面。扩大金融开放

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同时，金融监管层也一再强调中国有意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周小川表示，之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报告，都传递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中国会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

周小川同时强调，“汇率的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以及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是一个长期进程。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所以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

但是周小川也指出，人民币波幅的扩大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当前的浮动区间已很少能限制到汇率，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当然，有时候扩大一下汇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潘功胜也在同一场合表示：“目前外汇市场形势趋于稳定，外汇市场的多个指标均显示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的供求基本平衡。未来将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启动“8?11”汇改已两年多时间，今年5月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中又加入逆周期因子。随着人民币汇率预期企稳、资本外流压力缓解，市场希望央行接下来继续适时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最近两年，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相继取得重要进展。“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相继开通。彭博和花旗也相继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相关指数。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道，跻身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之列。

周小川也将人民币加入SDR视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并在近期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首次定义经济对外开放的“三驾马车”，即贸易投资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

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篇7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在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便利, 但同时也带来风险。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使信息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一样, 金融危机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扩散速度也空前迅猛, 并且在快速扩散过程中加强放大。北美的一只蝴蝶前一刻扇动翅膀, 后一刻就能在东南亚刮起旋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金融风暴中扮演了和互联网类似的角色。

国际货币体系是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段要求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之适应。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 美元实际上成为了国际统一结算货币, 国际货币体系也即成为所谓的“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然而, 这个体系却有很多严重问题, 法国总统府发布的报告指出,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至少存在四大弊端:一是货币汇率大幅波动;二是国际间资本流动加速, 冲击金融体系不完善的新兴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三是“货币战争”风险犹存;四是宏观经济失衡加剧。

在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制度下, 美元的国际供应有贸易和金融两条渠道。根据国际收支平衡原理, 美元的两类投放渠道必然相向对应两类回流渠道, 由此形成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美元国际循环模式:即美元循环模式一 (金融渠道投放, 贸易渠道回流) 和美元循环模式二 (贸易渠道投放, 金融渠道回流) 。数据显示, 2000年以来,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增速加快, 在2007年达到7312.14亿美元, 全球75%的顺差来源于美国。与此同时, 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向全球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 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 2007年, 包括以利率、外汇、股权、商品以及信贷为基础的远期、互换和期权、资产证券化等产品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超过500万亿美元, 美国每个交易日都要通过这些金融创新产品从海外引入34亿美元的资本方能补足国内储蓄的巨大差额。由此可见, 当前美元主要以模式二的形式在全世界循环。在美元本位体系下, 只要人们对美元有信心, 美国就可以通过不断增加美元发行来还债, 就能以国际负债支撑其政府开支、居民消费和国内经济运行。且短期内似乎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于是美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冒险行为:

(一) 过度的消费和家庭借贷

在危机前的几年中, 美国家庭和金融机构负债越来越严重, 这增加了他们的偿债能力的脆弱性, 随着房地产泡沫的崩溃经济衰退逐步恶化。美国家庭债务占个人每年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1990年的77%增加到2007年年底的127%。到了2008年, 美国房屋抵押贷款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的46%增加到了73%, 达10.5万亿美元。1981年美国的个人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 而到了2008年第三季度, 这这一数字达到290%。

(二) 住房投机

在2006年期间, 购买住房的家庭中有22%是作投资用途, 还有14%用于购买度假屋。在2005年, 这些数字分别为28%和12%。换句话说, 近40%的家庭购买房产的目的不是作为住宅。房屋价格在2000年至2006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而同时期的通胀率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趋势。这些过度消费和投机行为, 导致美国家庭的偿债能力下降, 人们担心失去抵押品赎回权, 而这导致了更加激进的冒险——次级贷款即放贷给信用较差和收入较低的借款人的贷款。在房市火爆的时候, 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 但如果房市低迷, 利率上升, 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 大量违约客户出现, 不再支付贷款, 造成坏账。次级债务危机由此产生。

(三) 放任杠杆作用

2003至2007年投资银行的杠杆比率显著上升。2007年11月花旗集团的前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说:“只要有音乐, 你就一定会随之而舞。”这个比喻总结了金融机构如何利用宽松的信贷环境借入和投资大笔资金, 这种做法被称为杠杆贷款。从2004年至2007年, 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显着增加其财务杠杆, 这增加了他们的脆弱性。在2007财年, 这5个机构报告了超过4.1万亿美元的债务, 约等于2007年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30%。最终, 雷曼兄弟公司被清算, 贝尔斯登公司和美林证券公司以大甩卖的价格被出售,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为接受更严格监管的商业银行。

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 才能避免某一个主权国家的错误造成全球的经济灾难?笔者认为:

(一) 长远来看, 需要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

历史已经证明, 某一主权国家的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风险, 而这种风险在人类投机和贪婪本性的意义上很难避免。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二) 近期而言, 建立多元化的货币体系则更加现实

表2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的几种格局。就像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理念一样, 相对独立分隔的船舱才能不至于在某一船舱破损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整艘船的下沉。

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陷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内在完满, 具备自我均衡机制的完善体系, 周期性危机是非必然的。然而, 当此次金融风暴演变成经济危机时, 最应该推行和信奉这一理论的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却毫不犹豫的伸出了看得见的手, 纷纷采取干预措施。因为他们发现,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了。

投机交易带来的高额利润可以刺激人失去理智,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法律的严格监管, 无理性的“理性人”就会无限度地扩大负债, 扩大做空。无止境的证券化被冠以“金融自由化”的美名, 似乎行为者的自律可以代替外部监管。外部监管虽然存在, 却多为摆设和装饰。衍生金融产品在华尔街无限制推广, 股市上的投机活动无限制扩张, 天文数字的高额利润和高收入无限制上升, 空手套白狼, 狼越套越大, 越套越多, 最后被狼给吃了。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了。这场金融危机对现行金融法律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在当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 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 各国不但要完善国内的监管法律制度, 更要相互合作, 建立全球化金融监管体系。此次危机中金融法律监管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除了跟近年来美国过于相信市场自律而放松金融监管有直接关系外, 监管法律制度本身发展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也是重要原因。

四、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金融监管的完善, 必须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国内法层面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1. 建立与虚拟经济特征相适应的金融法律制度, 杠杆比例过高的投资银行不应适用有限责任。

金融创新是为了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而进行的金融产品设计, 以抵消借款人风险、协助取得持续的融资。例如:可调利率抵押贷款、抵押支持债券 (MBS) 、担保债务凭证 (CDO) , 信用违约掉期 (CDS) 。通过这些金融衍生品, 投行运营的金融杠杆比例与风险都比商业银行至少高数倍, 没有存款准备金, 没有资本充足率等法律限制, 但它们却采取了与一般商业银行一样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一旦投行经营失败导致破产, 巨额的经济损失根本就无法弥补。由此, 笔者赞同吴志攀教授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中的法律问题》一文中的观点:实物经济形态下的法律, 不适用于虚拟经济形态。此次金融危机已充分证明华尔街模式属于虚拟金融的典型, 实物经济形态下的法律对其监管无效。华尔街上的金融机构及其高管们在盈利时分得天文数字的利润, 到金融危机时, 却要全世界的纳税人“埋单”, 那些疯狂的投机者却毫无法律责任, 这非常不合理。要对这些高管们追究责任, 在现行投行有限责任的模式下是行不通的。法律可允许有实物资产的公司对外承担有限责任, 不应允许投资银行这种实物资产少, 主要从事投资咨询及衍生金融产品交易的金融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设立。

2. 规范信用评级机构, 错误评级应承担法律责任。

信用评级机构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给次级抵押贷款的投资评级过高, 造成房地产厚的业务, 这些评级业务带来的利润比传统业务高出3倍的利润。一位业务经理说, 这些评级业务的是他们的“会生金蛋的鹅”, 2000年到2006年期间, 结构性融资 (包括债务) 的信用评级收入占这些机构总收入的40%。然而, 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中, 这些信用评级公司被证明做了许多错误的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公司却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信用评级公司应该为他们的错误评级承担欺诈、赔偿等法律责任。法律应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 使其回归第三方的客观和公正。

(二) 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建立全球化金融监管体系, 落实国际金融监管各项制度措施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主要重视金融监管的国内监管, 忽略金融国际监管。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与世界银行 (WB) 对于维护世界金融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其设立宗旨的局限性致使其不能也不应对金融监管行使职权。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区域和多边制度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实行监管, 但是这些制度存在的缺陷导致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难以进行。主要缺陷有:一是缺乏金融监管理念的支持;二是缺乏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三是缺乏规则相互间的协调;四是缺乏强制约束力和系统的监管规则。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 G20伦敦金融峰会宣言明确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 形成了具有一定实质性内容的金融监管和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的制度。包括:同意IMF对各国金融业进行监管;在确保本国推行强有力的监管系统的同时, 还同意建立更加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的跨国合作;创立全球金融系统所需的, 通过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高标准监管框架;积极推进IMF和WB改革等。目前, 世界各国已普遍意识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并为此做出了共同的努力, 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今, 距离金融危机爆发已有三年多时间, 危机虽有所控制但却还没有结束, 世界经济仍在艰难中前进, 世界经济将继续考验各国及全人类在改革与落实全球金融监管制度中的决心与智慧。

参考文献

[1]贺小勇著《.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M].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2]贺小勇, 管荣著《.WTO与IMF框架下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法律问题》[M].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3]徐孟洲等著《.金融监管法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年版.

[4]贺小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法律思考———以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为视角》[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9年第5期.

[5]贺小勇《.汇率主权攻守战———中美汇率争端的法律分析》[J].国际贸易, 2010年第04期.

[6]吴志攀《.华尔街金融危机中的法律问题》[J].法学, 2008年第12期.

[7]胡晓红《.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法制现状及其完善》[J].法学, 2005年05期.

[8]Labaton, Stephen“.Agency's’04Rule Let Banks Pile Up New Debt, and Risk”.The New York Times.2008.10.3.

[9]Mansoor Dailami.“The New Triumvirate”.Foreign Policy.September7, 2011.

[10]David Bosco“.Dreaming of SDRs”.Foreign Policy.September7, 2011.

[11]Jessica Naziri.“Gold standard comeback enjoys support”.CNBC.September1, 2011.

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业监管模式 篇8

众多的金融创新，催生了相当多的混业经营大型企业，并且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次贷危机产生的金融泡沫并未完全清除，我们要通过学习国内外金融业监管模式的成功经验和层次分析法，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寻找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适合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1 研究背景

纵观历史，每次金融危机都会对全球金融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说，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改革和创新，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危机对全球的经济的发展有着摧毁性的杀伤力。就最近的金融危机——2007年的次贷危机而言，这场金融动荡不仅很快席卷整个美国，而且迅速波及到全球各个国家，尽管各国努力寻找并弥补金融体制的漏洞，向金融市场投入大量资金试图力挽狂澜，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有国家尚未完全走出这场金融危机，其严重程度可见一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到九十年代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些都使国际金融业陷入此起彼伏的浪潮，向世人揭示出金融业的巨大风险和政府的监管漏洞。在这次次贷危机中，由于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程度不足，再加上我国汇率制度并不是完全开放的，所以，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只遭受了外汇储备贬值以及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非常规的调整，但是银行业还处于一个良好的营业状态，并没有在这次危机中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混业经营金融机构由具有较好的协同效应、规模经济和风险分散的优点，在金融行业中规模发展越来越大。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保险业、银行业等的的界限逐渐模糊，地产与金融相关的行业资产衍生出债券工具在市场上流通，所以金融业内的混业经营日益成为主流。正是因为金融行业朝着不同领域、海外国家的扩张，并且金融也创新不断，因此，政府机构对整个行业的监管就会产生滞后的现象，监管的力度也会被削弱，更放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和影响范围。这次次贷危机的发生就验证了不加理性监管的金融创新给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效应。

正是由于一次次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各国被迫对已有的金融管理制度做出改革。例如，英国已经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用以对各方面的金融活动进行监管。这是规范金融业的必经之路。当金融危机发生，才能发现现有的监管制度下被隐藏的漏洞，因此建立健全的、符合监管体系和市场需求的监管体系才更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

2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金融监管的历史比较短。在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还不完善，法律法规和方法手段不健全，技术条件限制以及金融市场环境的差异等的客观情况下，我国金融监管还存在诸多问题。

金融系统性风险防御能力弱。无法消除的风险，只能通过有效地管理方式分散的风险称之为系统性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债券和股票市场风险是金融行业的主要系统风险。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由于人们对经济未来的担忧，金融环境也会变得更加危险，资本流动性降低，投资风险增大，因而整体金融系统性风险就会增加。而政府机构的监督的职责就是采取及时发现和采取适当的措施使金融系统性风险消化在本国内金融体系内，并低于市场风险爆发的临界值。世界各国分别采取不同的金融监管体制和金融政策，我国采取的是管制汇率开放和的不自由利率政策，采取这些政策有利于对金融系统的管制和控制，同时，国家也就承担了整体的金融系统的风险。在国家可承受的金融系统性风险里，市场的表现是繁荣发展的，可是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大量的国际金融资本对本国的金融市场产生的冲击是国家难以消化的，还是应当将金融风险分散到市场才能使得金融业安全许多。在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时代，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和领域越来越少，国家能承担的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少，这也就必然要求政府特别是金融监管机构参与改革，以便使金融系统性风险合理分布，否则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大部分是一行三会的结构，这样的结构设计也就造成了部门之间不可共用彼此的信息资源。而信息不能共享会导致重复监管、监管真空、监管滞后等存在的问题。在现行的一行三会的组织监管的结构下，不同的监管组织带来的信息共享的成本和信息来源问题是不同的。不同的监管部门只负责监督一类的金融机构，但如果想要更好的获得全面的信息资源，只有综合比较各个组织机构提供的信息，才能真实反映出整体经济社会的情况，但是，整合不同部门的信息资源的成本很高。同时，各监督部门在采集信息时沟通不足，在混应金融企业存在的情况下，造成部分数据重复采集等现象出现，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现象无疑浪费了信息采集的资金。当下，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去，对金融机构特别是混营性金融机构的监督检查已成为一种必须，但是由于各个部门收集的信息都是片面的，无法起到对金融行业有效地监督。如果我国长期缺乏这样的信息共享机制，从政府到群众都无法得到充足有效的信息，势必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3针对我国金融业监管体制改革的建议

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首要问题是金融创新不足，这就需要政府实施适度的监管力度和政策，鼓励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深化改革。

首先，从成本角度来说，如果想对庞大的金融体系稍作改变以达到有效地监管作用，无论是执行成本等现实监督需要的耗费成本，还是改革所产生的沉没成本等结果都是巨大的。如果想进一步健全监管制度，就要立足于目前的制度，扩大监管的覆盖面，构建统一高效的金融监管模式。

其次，从风险的角度来说，完善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引发社会动荡。笔者认为，至少在近一段期间，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才是金融监管的首要目的。在金融危机尚未完全过去的今天，政府机关更应注重保持金融业的稳定。监管虽然无法完全消除风险，但是它可以适当的分散风险，将风险系数降低到市场和国家能承受的范围内。

再次，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金融危机既产生于全球化的进程，又通过全球化影响着世界金融。全球化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会通过各种连锁反应波及到其他国家，任何国家都会受到影响。这种冲击和影响不是单独一个国家能够抵御的，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份子，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的金融资源，维护好自身区域金融稳定。

总之，如何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这是一个亟待解决且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解决该问题不仅有助于加强我国金融业的稳定和安全，还可以顺利完成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所以，在金融危机下研究中国金融监管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了解到，第一，在金融危机频发的时代，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的模式显然不太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情形。并且缺乏金融创新，难以突破管制的局限性，难以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和发展。不论是现实中的分析和理论上运用博弈论的分析，该模式都已经有改革的必要；第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应当是分阶段，分步骤，循序渐进的组建信息资源可以共享，部门合理协作，有统筹，有具体的监管模式，减少金融监管的空档区，降低监管部门的监管消耗成本，并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提出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