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 篇1

论文关键词次贷危机 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论文摘 要美国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对全球的金融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从美国出现住房次贷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知错而改。从这次次贷危机中，所暴露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二者是一对天生的孪生兄弟，金融危机的出现暴露了这二者间的深层矛盾，但是另一方面这二者是相互依存存在的。离开了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是危险的，会带来灾难和不幸。我们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看这二者的关系。本文中对美国金融危机中所暴露的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矛盾和关系作出分析，认为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金融监管不可懈怠，要注意加强。

一、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中的辨证关系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源自于美国的住房次贷危机。金融创新产品在房地产领域的毫无节制地进行开发，是金融监管如空气，或者说金融监管根本没有发挥它的作用，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引发次贷危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缺乏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犹如离开水了的鱼，是会导致灾难的发生的。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这二者的辩证而统一的关系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

1.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促进各抑制的双重作用

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来说，并不是只起一个监督和制约的作用，而是有这既促进又抑制的双重作用的。金融创新是深化金融的突破口，所以对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来说，金融创新必不可少，而如何这种创新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而非抑制其发展，这与金融监管的合理实施是分不开的。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的金融活动创新不断，按照目的的不同这些金融创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竞争性金融创新、合作性金融创新和监管性金融创新。这三类目的性不同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需求当然也是有差别的。

竞争性金融创新和合作性创新虽然创新的形式和目的有所不同，但都还是可以以常规的金融手段进行监管的。而监管性的金融创新则是直接挑战了金融监管的灵活性。金融监管应该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在金融创新之前就应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和法律，来规范监管市场。这样的金融监管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监管的方式，不再是一种机构监管，而是应该过渡到功能监管。在当前形势下，以机构作为监管对象的监管方式已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应该采用的是以功能为对象进行监管的方式。第二，在监管的标准上，也发生着变化。监管从单纯的资本监管发展成为全面性风险的监管。传统的资本监管仅仅是针对次贷风险的。但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随着而来也是各种风险的增加，比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都是金融创新中会出现的风险。所以，现在的金融监管已经往全面性的风险监管发展了。第三，在内部制度的控制上，在传统的监管制度中，主要的的着力点都在外部，对于金融本身内部的监管有所欠缺。现在的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内部控制也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需要一个健全的、有效的金融内部监管制度来规范金融创新。

从金融的创新，映射到金融监管的创新。既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上一些不合理的创新。也是为了给科学的金融创新活动保驾护航。总之，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促进和一直的双重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博弈过程。

2.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主体重叠与缺位并存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 篇2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在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便利, 但同时也带来风险。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使信息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一样, 金融危机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扩散速度也空前迅猛, 并且在快速扩散过程中加强放大。北美的一只蝴蝶前一刻扇动翅膀, 后一刻就能在东南亚刮起旋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金融风暴中扮演了和互联网类似的角色。

国际货币体系是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段要求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之适应。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 美元实际上成为了国际统一结算货币, 国际货币体系也即成为所谓的“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然而, 这个体系却有很多严重问题, 法国总统府发布的报告指出,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至少存在四大弊端:一是货币汇率大幅波动;二是国际间资本流动加速, 冲击金融体系不完善的新兴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三是“货币战争”风险犹存;四是宏观经济失衡加剧。

在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制度下, 美元的国际供应有贸易和金融两条渠道。根据国际收支平衡原理, 美元的两类投放渠道必然相向对应两类回流渠道, 由此形成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美元国际循环模式:即美元循环模式一 (金融渠道投放, 贸易渠道回流) 和美元循环模式二 (贸易渠道投放, 金融渠道回流) 。数据显示, 2000年以来,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增速加快, 在2007年达到7312.14亿美元, 全球75%的顺差来源于美国。与此同时, 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向全球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 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 2007年, 包括以利率、外汇、股权、商品以及信贷为基础的远期、互换和期权、资产证券化等产品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超过500万亿美元, 美国每个交易日都要通过这些金融创新产品从海外引入34亿美元的资本方能补足国内储蓄的巨大差额。由此可见, 当前美元主要以模式二的形式在全世界循环。在美元本位体系下, 只要人们对美元有信心, 美国就可以通过不断增加美元发行来还债, 就能以国际负债支撑其政府开支、居民消费和国内经济运行。且短期内似乎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于是美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冒险行为:

(一) 过度的消费和家庭借贷

在危机前的几年中, 美国家庭和金融机构负债越来越严重, 这增加了他们的偿债能力的脆弱性, 随着房地产泡沫的崩溃经济衰退逐步恶化。美国家庭债务占个人每年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1990年的77%增加到2007年年底的127%。到了2008年, 美国房屋抵押贷款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的46%增加到了73%, 达10.5万亿美元。1981年美国的个人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 而到了2008年第三季度, 这这一数字达到290%。

(二) 住房投机

在2006年期间, 购买住房的家庭中有22%是作投资用途, 还有14%用于购买度假屋。在2005年, 这些数字分别为28%和12%。换句话说, 近40%的家庭购买房产的目的不是作为住宅。房屋价格在2000年至2006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而同时期的通胀率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趋势。这些过度消费和投机行为, 导致美国家庭的偿债能力下降, 人们担心失去抵押品赎回权, 而这导致了更加激进的冒险——次级贷款即放贷给信用较差和收入较低的借款人的贷款。在房市火爆的时候, 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 但如果房市低迷, 利率上升, 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 大量违约客户出现, 不再支付贷款, 造成坏账。次级债务危机由此产生。

(三) 放任杠杆作用

2003至2007年投资银行的杠杆比率显著上升。2007年11月花旗集团的前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说:“只要有音乐, 你就一定会随之而舞。”这个比喻总结了金融机构如何利用宽松的信贷环境借入和投资大笔资金, 这种做法被称为杠杆贷款。从2004年至2007年, 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显着增加其财务杠杆, 这增加了他们的脆弱性。在2007财年, 这5个机构报告了超过4.1万亿美元的债务, 约等于2007年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30%。最终, 雷曼兄弟公司被清算, 贝尔斯登公司和美林证券公司以大甩卖的价格被出售,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为接受更严格监管的商业银行。

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 才能避免某一个主权国家的错误造成全球的经济灾难?笔者认为:

(一) 长远来看, 需要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

历史已经证明, 某一主权国家的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风险, 而这种风险在人类投机和贪婪本性的意义上很难避免。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二) 近期而言, 建立多元化的货币体系则更加现实

表2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的几种格局。就像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理念一样, 相对独立分隔的船舱才能不至于在某一船舱破损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整艘船的下沉。

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陷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内在完满, 具备自我均衡机制的完善体系, 周期性危机是非必然的。然而, 当此次金融风暴演变成经济危机时, 最应该推行和信奉这一理论的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却毫不犹豫的伸出了看得见的手, 纷纷采取干预措施。因为他们发现,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了。

投机交易带来的高额利润可以刺激人失去理智,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法律的严格监管, 无理性的“理性人”就会无限度地扩大负债, 扩大做空。无止境的证券化被冠以“金融自由化”的美名, 似乎行为者的自律可以代替外部监管。外部监管虽然存在, 却多为摆设和装饰。衍生金融产品在华尔街无限制推广, 股市上的投机活动无限制扩张, 天文数字的高额利润和高收入无限制上升, 空手套白狼, 狼越套越大, 越套越多, 最后被狼给吃了。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了。这场金融危机对现行金融法律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在当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 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 各国不但要完善国内的监管法律制度, 更要相互合作, 建立全球化金融监管体系。此次危机中金融法律监管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除了跟近年来美国过于相信市场自律而放松金融监管有直接关系外, 监管法律制度本身发展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也是重要原因。

四、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金融监管的完善, 必须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国内法层面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1. 建立与虚拟经济特征相适应的金融法律制度, 杠杆比例过高的投资银行不应适用有限责任。

金融创新是为了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而进行的金融产品设计, 以抵消借款人风险、协助取得持续的融资。例如:可调利率抵押贷款、抵押支持债券 (MBS) 、担保债务凭证 (CDO) , 信用违约掉期 (CDS) 。通过这些金融衍生品, 投行运营的金融杠杆比例与风险都比商业银行至少高数倍, 没有存款准备金, 没有资本充足率等法律限制, 但它们却采取了与一般商业银行一样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一旦投行经营失败导致破产, 巨额的经济损失根本就无法弥补。由此, 笔者赞同吴志攀教授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中的法律问题》一文中的观点:实物经济形态下的法律, 不适用于虚拟经济形态。此次金融危机已充分证明华尔街模式属于虚拟金融的典型, 实物经济形态下的法律对其监管无效。华尔街上的金融机构及其高管们在盈利时分得天文数字的利润, 到金融危机时, 却要全世界的纳税人“埋单”, 那些疯狂的投机者却毫无法律责任, 这非常不合理。要对这些高管们追究责任, 在现行投行有限责任的模式下是行不通的。法律可允许有实物资产的公司对外承担有限责任, 不应允许投资银行这种实物资产少, 主要从事投资咨询及衍生金融产品交易的金融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设立。

2. 规范信用评级机构, 错误评级应承担法律责任。

信用评级机构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给次级抵押贷款的投资评级过高, 造成房地产厚的业务, 这些评级业务带来的利润比传统业务高出3倍的利润。一位业务经理说, 这些评级业务的是他们的“会生金蛋的鹅”, 2000年到2006年期间, 结构性融资 (包括债务) 的信用评级收入占这些机构总收入的40%。然而, 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中, 这些信用评级公司被证明做了许多错误的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公司却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信用评级公司应该为他们的错误评级承担欺诈、赔偿等法律责任。法律应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 使其回归第三方的客观和公正。

(二) 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建立全球化金融监管体系, 落实国际金融监管各项制度措施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主要重视金融监管的国内监管, 忽略金融国际监管。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与世界银行 (WB) 对于维护世界金融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其设立宗旨的局限性致使其不能也不应对金融监管行使职权。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区域和多边制度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实行监管, 但是这些制度存在的缺陷导致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难以进行。主要缺陷有:一是缺乏金融监管理念的支持;二是缺乏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三是缺乏规则相互间的协调;四是缺乏强制约束力和系统的监管规则。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 G20伦敦金融峰会宣言明确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 形成了具有一定实质性内容的金融监管和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的制度。包括:同意IMF对各国金融业进行监管;在确保本国推行强有力的监管系统的同时, 还同意建立更加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的跨国合作;创立全球金融系统所需的, 通过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高标准监管框架;积极推进IMF和WB改革等。目前, 世界各国已普遍意识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并为此做出了共同的努力, 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今, 距离金融危机爆发已有三年多时间, 危机虽有所控制但却还没有结束, 世界经济仍在艰难中前进, 世界经济将继续考验各国及全人类在改革与落实全球金融监管制度中的决心与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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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essica Naziri.“Gold standard comeback enjoys support”.CNBC.September1, 2011.

金融危机与监管 篇3

最近读到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Samuelson）的一篇文章《Is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Near?》。作者从全球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Ⅰ、Ⅱ）的角度来分析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和近期欧债危机的成因。看后颇受启发。

《巴塞尔协议》（Ⅰ）规定，银行总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对于普通的企业贷款，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住房抵押贷款的资本充足率只需达到4%，这类贷款被假定风险较低。于是进一步实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资本充足率只要1.6%；它们被认为更安全。美国一九九五年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允许银行向低收入人群提供贷款，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偿还贷款的机会很小。同年美国政府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将其抵押融资的42%用于中低收入的借贷者，一九九七年，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房利美开发了一个预付3%的的抵押贷款新项目（传统的抵押贷款预付是20%）。由于门槛太低，很多根本不可能买房的人买了房。此时，美国经济处于上升期，利率很低，房价每年都上涨，抵押贷款收益可观。接着国际评级机构又给这些抵押债权评了个AAA级，银行又把抵押贷款证券化，推向资本市场，进一步衍生，推至CDOs。此时涉及的资金规模已是当初贷款的N倍。金融系统外风险——二○○八年世界能源、矿产资源价格暴涨，美联储为抑制通胀提高利率，自然带来了低收入人群住房按揭违约率上升了，接着抵押贷款出问题了……当年九月，全球金融危机来了。这次危机实质上是由房地产危机带来的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从金融系统来看，荒唐的评级、僵化的监管条例、银行经营者的不负责任，金融衍生过度等因素是放大危机的主要因素。事后，美国救助银行大约花了七万亿美元，救助金额远远高于不良抵押贷款的数目。

二○○八年九月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一片加强监管的氛围下，有关各方协商下有了《巴塞尔协议》（Ⅱ）。该协议赋予银行自行决定权，银行可以用自己的电脑模型给所持证券投资组合里不同的风险进行评级。这种改进有可能确定其投资组合风险安全吗？不需要太多资本金保障吗？理论上可行，说的通。由于银行偏好资本金要求低的投资，因“管制性套利交易”的趋向欧洲银行大量购买了主权债券（巴塞尔协议中把抵押债券和国债风险设定最低）。美国的银行采用《巴塞尔协议》（Ⅱ）比欧洲要慢的多，这个问题远不及欧洲严重。欧洲金融机构采用《巴塞尔协议》（Ⅱ）后，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根据J.P.摩根的一项分析，多个欧洲大银行（如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的总资产中只有30%是受资本储备金保护的。

靠发国债来维持居民高福利生活的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玩不下去时，欧洲就危机了！购买了这些国家国债的欧洲银行，因国债的风险为零，没有建立拨备，偿付能力出问题了。这时投资者不知道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价值几何？不知道资本金提供了多少保护以及还需要多少资本金才能保住银行。一份泄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表明，需要给问题银行注资两千七百亿美元（其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才能稳住银行。当众多资金遭遇风险而投资者无从知道他们需要的信息时，恐慌来了……又是荒唐的评级、僵化的监管，使欧洲银行家死守着希腊、葡萄牙等财政失衡的欧洲国家的国债风险为零监管设定。直至危机爆发。

忽视实体经济的变化，过度监管，僵化的监管条例是导致近两次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

金融系统的运行依赖于实体经济

其实，被称为虚拟经济的金融业一开始就是为实体经济而生，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具有发现、规避风险和资源配置作用。不管现代金融产品如何创新、衍生层级如何高、结构如何复杂，它都根基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风吹草动均会反映到金融层面上来。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必然带来金融业的周期性波动——以前是经济危机，现在叫金融危机。名称的改变也说明这些年金融深化的过度，金融机构已不再是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制造信用成为其主业。传统的货币创造方程式（MV=PQ）已成过去时。标准普尔主权评级委员会主席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和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与财政失衡有关，也与金融系统外部失衡有关。通过堆砌越来越多的条例来防范金融危机存在“致命的自负”（哈耶克，一九九○）倾向，解决不了经济波动问题。欧债危机不是最后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今后不出现是小概率事件。不解宏观者无以谋微观。

监管的局限性

那么推出《巴塞尔协议》(Ⅲ)，就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吗？金融危机就会销声匿迹吗？一味地加强监管不是灵丹妙药！《巴塞尔协议》Ⅲ不可能全息地模拟实体经济。退一步说，即使它能全息地描述又能怎么样呢？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实体经济出问题的表现。现时世界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金融危机也必然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本身。“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规律。过度关注金融系统本身的监管而忽视对实体经济的观察，是刻舟求剑。

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源自一八四四年英国通过的《皮尔银行法案》。当时英国为了解决私人银行人为的虚假信用扩张问题而出台了该法案。法案禁止伪造和过量发行存款单，要求银行按100%储备金发行纸币。尽管该法案有着良好的意愿与所谓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却失败了。它忽视了活期存款的信用扩张能力。一八四四年以后，英国的银行重新定位了业务，从过量发行纸币改成发行部分准备的活期存款，人为的信用扩张继续着。此后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监管者堆砌了越来越多的规则，危机还是时不时的来。合同的不完备性决定着人们不能穷尽所有风险。

现时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金融联系错综复杂，试图把复杂的世界硬装进一个人为设计的简化模式中是削足适履。巴塞尔协议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

首先，巴塞尔协议依据评级机构的评级来认定风险，评级的可靠性有多大呢？评级是对现实经济的一种简化描述，不能穷尽风险。评级机构对金融系统外世界进行刻舟求剑的描述早已违背了哈耶克一九三四年的论文《资本保全论》中对会计目的的定论“不是以实现易被误解的‘会计透明度’为借口，来反映期望的‘真实’价值”。评级机构的荒唐结论比比皆是。以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为例，从债务余额、财政赤字、外汇储备来看，中国的数据均优于美国和欧盟的大多数国家，我们的评级却是BBB。希腊债务危机发生之前，靠高盛闪躲腾挪，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也是AAA，与其实际情况严重脱离。而依据《巴塞尔协议Ⅲ》，银行购买希腊国债风险拨备为零。何其荒唐。近两次危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是人们诟病最多的。

其次，任何监管措施均不能避免“管制性的套利交易”。依据巴塞尔协议，资产的评级风险越小，那么资本要求就越低。举个例子，一家银行持有一笔抵押贷款，就必须持有该资金一定比例的资金拨备。如该银行出售了这笔抵押贷款，用出售资金购买了被评级机构评为AAA的债券，那么它需要持有的拨备资金就降低了，解冻的钱就可以投资到其他地方。这就是“管制性的套利交易”的定义。合同的不完备性决定了“管制性的套利交易”的永远存在。“管制性的套利交易”导致从业者的趋同性。近两次危机均发始于评级优良并且依据巴塞尔协议认定风险最小的债券身上。

再次，监管者的“事后聪明偏向”（以事后之明对待事前几乎没有看清的问题）以及爱管闲事的倾向导致堆砌更多的监管条例。监管的条例越来越多的代替了市场。监管的条例也代替了企业利润和亏损的发现行为，只要按协议来做，没必要小心谨慎。实质上，巴塞尔协议是让企业遵守为使风险最小化而设计的规则，与使企业风险最小化并不是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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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会加重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就必须遵守协议的内容，协议致使金融企业的行为同质化，消灭了多样性。多样性的特点是总有一些企业可以登上诺亚方舟。危机中，富国银行、摩根银行和高盛银行都意识到抵押债券的风险，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假如监管更为严厉，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金融系统的系统性危机根源于从业企业的同质化。实际生活中往往是次要理论中某些不被人们重视的发现胜过高高在上的理论。现时世界里最好的情景是：相互竞争的企业有不同的玩法，表现差的出局。因此，防止未来危机的途径不能只是实施更多的监管。

回头来看，人类有两件事永远也不会做好：一、预测经济走向。否则，我们可以利用计划经济手段来掌握经济。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九九八年由以解决了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定价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科尔斯领衔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最优秀的人才和当时最好的计算设备，也因俄罗斯外债违约这一明显的外部风险导致巨额亏损，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二、监管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上极其复杂，与那些千方百计绕过监管获利的人相比，政府监管始终显得人手不够和激励不足。政府的多重目标性（如一个阶段政府对扩大居民住房的覆盖面的兴趣可能高于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局限性。让我们再琢磨一下萨缪尔森的话：千真万确的事实表明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动机铺成的。

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有别于西方国家，应有一套适应自身发展阶段的监管体系

中国和西方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金融体系总体框架、市场成熟度、金融产品与信用基础、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差异很大，巴塞尔协议是针对发达经济体国家的金融企业状况设计的条例，照抄搬来监管中国金融业会产生大麻烦。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一）我国的高投资率是被动的由高储蓄率决定的。由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发展阶段决定的高储蓄若没有高投资来吸收，经济必然紧缩，那麻烦就大了。这几年看似投资率很高，但离极限还很远。现在我国的铁路网总里程也只是美国的40%。高速公路、城市化、医疗、教育等社会领域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今后我国的城市化、信息化、工业再深化均需大量的投资。而西方则没有这样的需求。事实上，正是近三十年的高投资才带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存量资本的积累，带来了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大幅增加。至今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也仅为美国的8%，韩国的15%。中国的资本积累远没有达到收益递减的阶段，只不过是要解决资本错配问题。今后的路还长。近三十年的高投资带来的高增长并没有显示出严重的不可持续性。未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仍然是最靠谱的动力。而投资背后则需要银行源源不断地大量贷款。

（二）中国的城市化率远低于西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居民对住房有着强劲的需求，房地产业不可能崩溃。二○○一年底，中国的房地产业贷款总额只占GDP的22%。而美国在二○○七年底抵押贷款就占到期GDP的103%。这意味着即使中国的房价真的降了，家庭和银行也不会破产。

（三）即便放宽估算标准，我国的中央债务加上地方债务最高也占GDP的50%。美国的债务约为其GDP的100%，日本是230%。而且我们的债务均是内债。二○○八年顶峰时，美国影子银行的规模是其传统银行的两倍。据咨询公司伯恩斯坦的分析师估算，二○一○年底，中国的数据是28%，离起爆点还远着呢。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银行业务模式也与西方银行有着很大的差别。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比过高，二○一○年企业从银行贷款总额占社会融资总额的75%，去年银行业利润的80%强来自息差。这一趋势近期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为融资和付款服务的中间业务，给企业贷款不是其主要业务，没有多大的再融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银行贷款规模必然越来越大，结果一定是银行的风险资产大增，拨备大增，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资是银行每年必做的难题。近几年这个问题也是导致我国股市走熊的一个原因（近期中国银行业协会预测未来六年银行业需要新增五点二六万亿元人民币的一级资本，年均八千八百亿元）。《巴塞尔协议》(Ⅲ)又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要求，我国金融业再融资的压力会更大，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会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进出口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巴塞尔协议》(Ⅲ)对贸易信用的资本要求（拨备从20%提至100%），会大大降低银行对进出口的信贷支持。这些均危及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

中国的银行业主要还是传统业务，表外业务占比很小。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的问题。这个模式导致了借款人杠杆率过高的隐患（贷款在借款人和投资里即是债务，而债务过高就是杠杆率过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须把目光放在银行之外的资本市场上，通过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提供更多的权益资本、健全债券市场（给居民的高储蓄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来分散过度从银行融资的风险。采用《巴塞尔协议》(Ⅲ)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作用。

中国的金融业基本上还是以实体经济的需求为主要目标，没有太多的衍生层级。亟需的监管措施是，减少政府干预、指导，通过利用市场竞争的手段加速银行业的商业化转型（我们骨子里还是把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画了等号，其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均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完善做实公司治理，让银行自主决策，健全实践中证明的最有效的内部监管制度，这才是正理。

结语

除了监管之外，我们金融从业者也该拿出些精力，抬头打望一下周围的世界，未雨绸缪。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快速增长可能影响世界经济几何？在欧洲财政统一的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欧元、欧债、欧洲商业银行的走势如何？经久不息的中东变局、伊朗的核计划对世界能源的价格有多少影响……国内投资率（48.6%）已经超过消费率（47.4%），长达二十几年高投资支撑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持续性会怎样？国家调低“十二五”的增长目标、产业结构调整对银行业有什么影响……

此外，处于一个北京香山的蛾子求偶时翩翩起舞可能影响世界天气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该做点别的：检讨一下自己的投资是否太激进，期望值是否太高，是否急功近利。有没有“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的态度。千年留下的是没有利润追求的庙宇和学堂。“活着”是金融业的最优选择。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 篇4

本文通过当前金融监管理论发展脉络，表明了“市场调节”、“市场失灵”以及“监管失灵”的思想逻辑。从不同角度和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的金融监管理论研究，并获得了一些富有针对性的金融监管方法和思路。金融监管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是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条件下的财政金融监管理论适应性调整，这种调整首先凸显了不同历史时期各经济学派所处的地位。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创新加速化和金融机构集聚化为序曲的金融全球化乐章快速奏响。这一时期的理论则更加注重金融监管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金融监管理论研究中，事后研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更侧重于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金融体系的未来安全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超越。此外，相比以前的理论，这个阶段通过强调“政府”与“市场”各自的优点，进而寻求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完善金融体系监管，这是在传统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公共利益理论

1.负外部性规制理论

负外部性规制理论源于金融监管的负外部效应而形成的。其核心内容是：当金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时，依赖自律管理的金融机构在自由竞争环境下存在负外部效应，因此，政府采取措施，克服外部效应相对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等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导致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施恰当金融监管控制负外部效应。拉尔夫·乔治·霍特里，引起经济波动的其他原因是次要的，可以利用货币手段控制其波动。中央银行应使用信贷管理，控制信贷动荡促进经济稳定，并提出了一些补救手段，如央行的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手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资本的边际效率循环变化导致是导致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一个典型危机，加息可能只是诱因，而资本的边际效率的突然下降才是主因。危机不仅仅是过度投资以及投资环境不稳定的问题，因此，对于市场失灵，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弥补其失灵带来的不足，这种政府干预在金融领域表现为对金融活动的规制。同时，加尔布雷思进一步指出，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调节和规制。

2.公共产品规制理论

公共产品拥有的两大特征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金融体系提供的稳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搭便车”是公共产品面对的主要问题。个体理性和集体的非理性会导致“挤提”的传染性，金融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违背审慎经营原则，会导致金融系统蕴藏过高风险。金融体系的这种独特性质，需要一个拥有超然利益、独立和权威的宏观管理者对各个金融机构及其关联系统实行规制，保持稳定的金融产品供应。公共产品规制理论强调，对市场约束条件下金融系统，政府应对金融机构的个体风险，运用各种规制手段进行约束，规避金融系统的集体非理性，以确保相关金融产品的稳健，从而维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通过金融规制实现金融产品良性供给和金融系统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三、金融脆弱性理论

1.金融不稳定假说

该假说认为，由于信用创造机构和借款人本身特征，导致金融体系产生了天然的内在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Minskey认为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金融自身内在特征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密切相关，从而金融自身的内在不稳定性成为导致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Minskey承认银行危机和经济运行周期变化的内生性，并且该周期变化受到市场自我调节的约束，政府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银行的脆弱性和危机发生。

2.银行挤提理论

挤提也被称为银行挤兑，储户集中大量提取存款，并随之产生一种突然、集中和灾难性的危机。消费者对银行的支付能力失去信心，大量从银行提取现金，往往以银行不能取款等谣言为诱因，使银行储户产生恐慌，并恐慌性取款蔓延成“银行挤提”。银行是经营信用的，不会保持所有的现金在手，只保留一定比例现金，所以出现银行挤提，银行会有相继倒闭的危险。同时，金融系统本身和挤提具有高度传染性，一旦发生“银行挤提”，如果不采取及时措施，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挤提，甚至可能导致金融风暴。戴蒙德等在分析了商业存在的内在不稳定后，提出了银行的D-D模型，用以研究金融市场有可能存在的多重均衡。D-D模型得出了信息不对称是银行遭遇挤提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并进而认为商业银行遭遇挤提会对实体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他们据此认为，对脆弱的金融体系进行监管非常主要。而监管的重点则是加强对信息的管理，即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与对称性，以使全社会对经济和金融体系更具信心。

四、金融监管失灵理论

1.管制供求理论

管制供求理论是施蒂格勒提出的，他继承了集团利益理论的核心内容，他赞同政府金融监管以自己以及利益集团利益为重心而不是公共利益的观点，然后利用供求关系理论来研究了金融监管效率的问题，从而形成了管制供求理论。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其拥有的各种监管资源调整各方利益从而可以实现对一个行业调控，主要监管手段包括：新竞争者进入的控制、配套产品生产干预(比如替代品和补充品)、价格管制与货币补贴等。对于金融行业来说，这些因素主要是市场对于业务活动的限制、利率的上限规定以及市场准入管制等因素。首先，供给方面，由于利益集团的存在，因此，政府部门在进行监管时通常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利益，而是使利益集团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在执行工作时就会为了自身利益选择产品供给，因此，就会使得金融监管效率低下。另外，波斯纳曾指出，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行业监管时，他们是建立在被监管集团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这样必然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会遭受损害。但是，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监管不仅可以为被监管者带来利益，还需要消耗一定的监管成本。随着理论的发展，由于缺少明确的监管方式界定以及评判标准，管制供求理论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2.管制寻租理论

管制寻租理论是对金融监管范围内寻租行为的一种解释。寻租理论是由克鲁格提出来的，他认为政府部门通过利用政治工具，利用政治特权，获得了资源的拥有权，在损害了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自己的收益大于租金。寻租行为对于社会是一种有害行为，其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还会使社会资源减少，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福利降低。不论在其他行业还是金融监管行业，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都是存在的，因此，政府寻租行为也必然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效率。管制寻租理论认为，政府部门对于金融监管的管制，不但没能更好的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因此，市场的竞争机制更加不完全，有失公正。所以，在寻租行为盛行的环境下，企图利用政府来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是不现实的，反而会使得金融行业市场秩序混乱，导致更多的不公正现象发生。因此，在该理论框架下，政府部门应该对金融行业放松监管，从而避免大量的寻租现象。

以上理论说明监管存在与市场调节同样的失灵性，所以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且与公众利益的维护相比，金融监管更在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功能监管理论

功能监管理论认为应当根据金融体系的功能来设计不同金融监管体制，它要求对从事同种金融活动的中介使用同种法规。莫顿(Merton)、鲍迪(Bodie)等指出，相对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金融功能更稳定。金融机构组织形式与功能变化相适应，金融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将最终会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功能。基于对金融中介功能概念的深入理解，他们认为基于功能监管的金融体系要比基于机构监管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政府监管。功能监管强调以功能来架设组织结构，功能的稳定性和相似性，特别是金融体系在本质上其基本功能具备同一性，从而政府在应对机构变化设计政策和监管制度时，更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可以更好应对国内与国际金融变化。相对于金融服务可随竞争形式而发生相应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根据功能而制定和实施的监管法规更稳定与高效，并且可以降低机构“监管套利”的可能性。

五、总结

商业银行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篇5

《我国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学院：财经学院 专业班级：金融1403 学号：1 姓名：1 老师：1 电话：1

时间：2017年6月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摘要：近几年，我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银行同业市场、理财业务、资产等业务领域创新较多，交叉式金融产品存在层层嵌套，参与机构存在业务行为等不规范，由此，商业银行金融乱象频发。为了促使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要使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两者在博弈中发挥作用。本文就以商业银行金融乱象，重点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关键词：金融乱象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金融是一国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深远。各市场主体不断金融创新来维持竞争力，从某种程度来说，金融创新诱发了金融乱象的出现，因此需要金融监管。中国银监会在多个场合都提及要坚决治理金融乱象，2017年4月7日，银监会就下发了《关于集中开展银行业市场经济乱象整治工作的通知》，大力集中整治银行业存在的金融乱象，对于违规行为，银监会也加大处罚力度。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金融机构有什么问题就排查什么问题，排查出来什么问题就去整治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以此可以看出银监会已经下定决心要去整治金融乱象。银行业市场乱象的表现形式涵盖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及高管、规章制度、业务、产品、人员行为、行业廉洁风险、监管履职、内外勾结违法和非法金融等十大方面。这十大金融乱象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起着不利的影响。随着郭树清就任银监会主席，金融监管由喊话式转向行动实战，金融市场整治正式拉开帷幕。郭树清执掌银监会以来4月份就出台了至少7份监管文件，如《关于开展银行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关于集中开展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的通知》、《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体现了“强监管、强问责”的理念。2017年一季度，银监会系统就作出行政处罚485件，罚没金额合计1.9亿元。处罚责任人员197名，其中，取消19人的高管任职资格，禁止11人从事银行业工作。仅在3月29日，银监会便作出了25件行政处罚，处罚1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罚款金额合计4290万元。从后来银监会2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

披露的25项处罚信息来看，信贷资产及相关分公司和相关人员共涉及13项行政处罚，包括违规收购个人贷款;收购金融机构非不良资产;收购不良资产未按规定通知债务人;为同业投资行为违规提供隐性担保等，机构处罚资金共计360万元。在银监会的处罚中，也不乏“巨额罚单”。比如，平安银行因非真实转让信贷资产，销售对公非保本理财产品出具回购承诺、承诺保本，为同业投资业务提供第三方信用担保等被罚款1670万元。恒丰银行则因腾挪表内风险资产，将代客理财资金违规用于本行自营业务，减少加权风险资产计提，以及变更持有股份总额5%以上的股东未按规定报银监会审批等被罚款800万元。华夏银行也因理财产品投资非标资产总额占上一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比例超过监管要求等，收到1190万元罚单。由此可见，银监会是下定决心来整治金融乱象，一场金融监管风暴正在席卷而来。

2017年6月20日，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2017年陆家嘴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不仅要有全球视野，更要有经济视野。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金融乱象，就停止必要的金融创新。”“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金融乱象，就停止必要的金融创新。”的含义有三层含义：第一，中国金融业已经高度开放，已经全面融入世界发展之中；第二，中国金融稳定和世界金融稳定已经高度相关，特别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进程，中国几大商业银行已经被列入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第三，必须在大的背景、格局、视野之下要有更宽广的思维，来思考改革发展，加强中国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不仅要有全球视野，更要有经济视野。”有几层深意：首先，经济兴衰决定金融兴衰，没有经济的健康基础，金融就难以繁荣和发达。金融的繁荣如果离开经济健康的发展基础，最后只能是泡沫。泡沫最后必然会导致全面的金融危机。其次，一切金融改革创新都是为了服务经济健康发展，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创新而创新。“我国的金融改革不是过快，而是相对滞后。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金融乱象，就停止必要的金融创新。”第三，金融的安全稳定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必须把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重要的位置，坚持稳中求进。当前中国金融仍然是稳定的，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是很强，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在13%以上，流动性也处于稳定状况。不过也应该看到金融业有很强的顺周期性，3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

必须高度警惕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因此，我国不能因为金融乱象而减少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客观上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作出适当调整。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使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必然使得金融监管机构的原有调节范围，方式和工具产生许多不适性和疏落，需要进行重新调整。与金融创新的发展保持同步，已成为监管机构的一个主要挑战。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在总体上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极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金融创新是将诸多风险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再包装，这种组合后的风险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务显得更加复杂，使金融监管机构难以控制货币及信贷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执行复杂化，一旦风险触发，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繁衍使得金融市场更加捉摸不定，一些金融创新工具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化解汇率、利率波动的风险，但在实际运用中投机性越来越强。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的破产都是因为交易员从事金融期货炒作导致巨额亏损引发的。金融创新的高速发展给市场主体提供了巨额利润来源，因此常被一些冒进的金融机构滥用，也常被不法分子利用，给金融业带来混乱。对于金融创新，我们只能相应地调整我们的金融监管手段，加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影响。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产生和发展有保护作用也有监管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可以减少交易的风险。（2）某种金融资产的市场组织本身就是公共机构，这样可以更好地公平地执行其职能，现在，大多数证券及期货交易场所采用会员制形式，作为公共机构的市场组织不仅是监管制度的设计的组成部分，同时亦承担着重要的监管职责。（3）金融监管本身对金融创新有刺激作用，促进金融创新的产生。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废除是导致银行选择海外发展和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明显例证。

由于金融创新既有积极的金融创新，又有消极的金融创新，当金融监管面对积极金融创新，则是保护作用。积极金融创新是金融4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乱象，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

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和获利能力，在现有的法律框架范围内，针对金融市场需求，主动进行的创新行为。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激烈竞争的压力迫使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创新，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形成大批互相竞争的市场主体；推出新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使市场工具多样化。对于积极金融创新，作为国家干预的金融监管应“消极”应对，尽可能地给金融机构创造更多地“自由”空间，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积极金融创新。但是应当注意，积极金融创新也存在产生风险的可能性。因此，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完全放弃监管。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构建的国家来说，金融创新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既不能以风险为由抑制金融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忽视风险防范，同时还要有效利用金融创新的风险防范功能。反之，对消极金融创新应采取“积极”的监管措施。

我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应对如下：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定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要适应金融业未来发展和变化趋势。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和有关措施时，要考虑未来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资产的可能变化等，此外，要建立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监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以鼓励积极金融创新，抑制消极金融创新为原则。模式的选择上，应由侧重于外部监管模式向既重视内部监管，也重视外部监管模式转变。总之，随着金融的日益深化，特别是金融创新和开放程度的加深，金融系统风险和个别风险的概率也会相应提高，因此，适时调整金融监管以适应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成为金融监管的迫切任务。金融监管机构应时时掌握创新动态，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刘宇飞《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与启示. 篇6

JOURNAL OF HENAN I N STI T UTE OF F I N ANC I A L MANAGE MENT No.3 2008 Serial NO.141 收稿日期:2008-04-15作者简介:王 寅(1962-,男,江苏淮安人,经济师,财务经营部总经理,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经营与风险管理研究。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与启示 王 寅

(中国农业银行淮安市分行,江苏淮安223001 摘 要: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是多头监管、监管重复和监管空白同时并存,导致了监管部门职能不分、相互扯皮,而且

还存在竞争关系,而控制着庞大资金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却处于监管的真空区,并且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滞后于金融机构,当采取政策干预时,政策都被市场参与者所了解、预期,达不到预期效果。财政部推出的《金融监管蓝图》的金融监管体系整改方案由于触及银行业多方面改革,引发了美国银行业和地方政府等多方争议。尽管如此,美国版的金融大部制构想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借鉴意义不可低估。

关键词:美联储;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品;金融监管体系;混业经营与监管;道德风险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7796(200803-0019-03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推出一套雄心勃勃的题为《金融监管蓝图》的金融监管体系整改方案,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金融监管体系作出重要调整,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建议。尽管这项改革计划尚待美国国会批准通过,议案何时能生效难以预料,但由于这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计划触及银行业多方面改革,引发了美国银行业和地方政府等多方争议,监管机构内部也出现分歧,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此表示赞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则反对。

一、美国金融监管“落伍”的原因

随着全球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金融衍生品的爆发式增长使得金融行业之间不断融合,对于金融混业经营实行混业监管也已逐渐成为大势所趋。在大危机之后、1999年之前的60年间,美国金融业实行的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在这一方案下,美国监管体制秉承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模式。随着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方案》的通过,美国出现了混业经营潮流。尽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依旧延续着分业管理,这造成了类似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监管的错位与滞后。

一直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是多头监管、监管

重复和监管空白同时并存。一方面,监管部门职能不分、相互扯皮,而且还存在竞争关系。监管部门为了获取更多的监管对象,存在放松监管要求的动机。就银行业来说,当前有多个部门负责银行业的监管。美联储负责对联邦注册银行和跨州银行的监管,受监管的银行必须是会员银行。如果是联邦注册银行或者跨州银行,但不是美联储的会员银行,则由美国货币监理署(OCC 监管。在州一级注册的银行受各州银行监管局监管。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虽然不直接监管银行,但是也有义务和权力对银行资产负债进行管理,对风险管理进行监控。另一方面,控制着庞大资金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却处于监管的真空区。这些基金是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主要形式,也是投资结构性产品的主力。并且,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滞后于金融机构,当采取政策干预时,政策都被市场参与者所了解、预期,达不到预期效果。

分业监管不适应混业经营、金融创新,削弱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美国金融监管真的“落伍”了。

二、美联储会否再成官僚

美国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引起了全球经济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人认为美国的这项改革是针对次贷危机的,因为很多经济学家一直认为,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落后的监管体制

・ 91・

无法跟上金融创新步伐。当然,也有人对这项改革是否能解开次贷死结持怀疑态度。其实,次贷危机只是这次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导火索,建立新形势下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针对美国目前对商业银行、储蓄和贷款机构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一些重叠甚至相互冲突的监管规定存在的种种弊端,需要一个机构出来平衡调节各监管机构的功能和纷争,使证券、银行、保险业务的独立监管能有效地协调起来,美联储恰好就是担当这个角色的候选机构之一。

扩大中央银行在稳定金融市场中的作用是必要和可行的。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下虚拟经济的极度发展,使得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虚拟经济的波动对实体经济的稳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必须考虑金融市场的稳定。在次贷危机中各国中央银行联手采取行动稳定金融市场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稳定经济。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冲突。中央银行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稳定经济和稳定市场的责任,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够有效发挥利用经济手段稳定金融市场和稳定经济的主要作用。

作为市场稳定的监管者,美联储必须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大环境负责。美联储仍然需要通过执行货币政策、向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这些传统途径来发挥稳定市场 的角色。同时,为了重塑美联储的监管职责,美联储还在金融机构信息收集、披露信息、与其他监管部门合作参与规则制定、必要时采取联合行动等方面拥有特定权力。

保尔森提出的大部制改革提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美联储将拥有比现在大得多的权力来监管金融市场;二是合并政府一些现有的金融监管部门,其中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进行合并。

对于SEC和CFTC这两个金融监管机构的合并,美国内部就形成两种观点相互对立的派别,其中反对声音可谓不绝于耳。特别是保尔森提出的方案本身强化了美联储的领导地位,却没有强化财政部下属部门OCC(货币监理署的职能。美联储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被赋予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它一切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因此,在保尔森勾画的蓝图中,有人担心美联储的权力会空前“膨胀”:美联储牵头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有可能形成更加庞大的官僚机构,效率得不到改进。

三、道德风险降临美联储

美联储作为惟一的最后贷款人,决定了只有它才能充当最后埋单者,并且不仅要为储蓄机构埋单,也要为关系到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任何金融机构埋单。

为储蓄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是央行成立的最初职能之一。这一点在美联储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初,各商业银行之所以愿意加入联邦储备系统,就是可以缴纳准备金以便在流动性不足时获得支持。此外,最后贷款人角色显然是与央行货币供应的最终提供者联系在一起的。其它的机构能够提供流动性,但最终的流动性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动。既然美联储要最终对金融市场的灾难性后果负责,那么扩大其监管职能就理所当然。就贝尔斯登这个案例来说,它接受了美联储的救助,就有义务接受美联储的监管。否则,就会出现责任和权利的不对等,造成道德风险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美联储的监管职能是有合理依据的。

同时,由美联储统领混业监管还是引起了许多的隐忧。隐忧来自央行的道德风险,而不仅是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人们已广泛关注到美联储救市可能会造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即美联储的救助行动,会鼓励金融机构从事进一步的冒险行为。然而,较少被关注的是,美联储本身也存在道德风险。

美联储的道德风险源自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这是因为,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在短期通常会是稳定金融市场、刺激经济增长的“强心剂”,但在长期内将不会影响实际产出和就业,只会带来物价上涨。在任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制造”繁荣,而将泡沫破灭的痛苦留给他的接任者。这意味着,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是现任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但对长期经济稳定却是灾难性的决策。美联储通过各种手段致力于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实际上是不计成本地向商业银行提供定量贷款;而美联储降低再贴现率,则向银行敞开了以较低成本向央行融资的大门;通过大幅下调基准利率,美联储实际上是在帮助银行相互之间以及银行向社会以较低的成本融资。

这些激进的措施已经引发越来越多的通胀担忧。这意味着美联储正在经历另一轮严重的信用危机,并最终可能再次印证央行的道德风险。将金融监管大权归于美联储无疑将放大发生这种道德风险

・ 2 ・ 的概率。按照这个原理推断,在央行的监管下运作的任何一类金融机构,只要发生危机都可以要求美联储救助,并且美联储将无法拒绝,因为这些危机是在美联储的监管下发生的。

四、“大部制”改革说易行难

就目前来看,保尔森提案的最大亮点在于,力挺美联储统领金融监管体系,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如果此项计划得以实施,美联储的监管权力将大大增强,相应的,金融创新的监管空白将受到有效压缩。但尽管这一方案契合现实金融格局和美联储的独特地位,却未必是一个理想的方案。次贷危机暴露出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中积聚已久的弊端,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就如何整合监管职能而言,问题并不像提案所描述的那么明朗。

从金融市场的微观主体来说,由金融衍生品危机引起的其它金融方面的危机是连续性的,从现在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来看,次贷危机又在通过打包方式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所以美国政府现在的金融改革是否真正及时,关键还得看改革的力度,能不能从源头遏制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扩散。同时,美联储的“扩权”动机首先来自于它的“货币救济”行为,美联储对危急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自然要求取得对这些机构的监管权来保证这种“救济行为”的有效性,这也是权责关系的统一,不过这种“统一”带来的是美联储对权力的重塑与堆积。

再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此次美国金融部门的改革可能有助于次贷危机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对以后的危机并非能够完全预防。纵观近几十年美国预防危机的经验,美国政府不会事先对经济进行干预,只有到事情发生以后,政府才能出台措施。这也是美国这种高度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美国“金融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为美联储“扩权”,而扩权的潜在含义是希望美联储能事先预测并将危机制止在萌芽状态,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于金融界“全能政府”的幻想。同时,保尔森提出的金融改革方案,在美国大选之前难以成行,因为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不会同意共和党提出的任何方案。

五、中国金融监管可否借鉴

金融监管大变革无疑将是次贷危机所留下的最重要的制度遗产之一,也体现着精英们的高度反思。虽然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备受争议的金融部门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列入我国大部制改革名单,但美国财长保尔森向国会提交的这份长达128页的

金融改革提案,使我们再次看到建立协调机制实行混业监管的趋势所在。我们应当真切地加以关注,借鉴经验,吸取教训。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两大目的十分明确,一是要增强美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二是要保护美国消费者利益和维护市场稳定。这与我国金融监管理念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我国的经济金融环境与美国有很大差异,但金融监管的目标大同小异,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值得中国参考。

与美国相比,我国金融改革基础性问题是制度。美国是一个规则为王的国度,制度一旦确立,就是刚性的,任何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可能为鲁莽或小聪明之举付出加倍代价。而这一点恰是我们的弱项。我们虽然有系统的金融监管机构和健全的规定,但缺少严格遵守规则、并视规则为王的行为习惯。我们基本的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证券市场还很不健全,如果变通措施可以打破金融监管,使监管规则形同虚设,那么,类似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金融危机,也可能在我们这里上演。中国下一步要想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就必须加快金融以及金融监管的改革。

我国金融业目前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削弱了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我国金融业能否尽快实现混业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金融监管的水平,也就是说取决于监管当局管控混业经营风险的能力。我国目前有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如果实现金融混业监管,必须“三会”合一。现在“三会”之间的政策和业务协调依靠一种协调机制,由于部门利益关系,这种协调机制的效率和效果并不理想。现在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中国在金融管制方面应该逐步加强,企业的筹资自主权、居民的投资自主权、金融机构的运作自主权和创新的自主权都不够。尽管如此,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要比其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慎重、更稳妥,是否实行“大部制”也值得探讨,但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如果金融监管体制长期滞后,一旦像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风险出现,我们面临的损失就会更大。

(责任编辑:王银枝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 篇7

1. 住房贷款抵押成数偏高

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开展初期, 商业银行为扩展业务规模, 抵押成数较高, 甚至出现了零首付。随着相关法规的颁布及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要求, 房地产抵押成数开始下降, 但是仍在70%左右。2001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规范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2003年6月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的通知》。这些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规范个人住房贷款房地产抵押成数, 严禁零首付个人住房贷款, 提出房地产抵押成数最高不得超大超过80%, 对购买第二套或两套以上住房的, 适当降低房地产抵押成数。从2002年以来, 房地产抵押成数逐渐下降, 但在2005年和2006年房地产抵押贷款成数依然在60%以上。

2. 银行风险控制意识薄弱, 恶性竞争行为加大了潜在风险

近年来, 在流动性过剩、房价持续上涨以及房贷资产是银行优质资产等观念驱动下, 中国的商业银行普遍放松了对于借款人的资质审查。调查资料显示, 按照银监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指引规定, 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额是个人每月房地产抵押贷款还款额不得超过家庭月可支配收入的50%。实际上, 国内居民及房地产金融投资者在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时, 很少能够满足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抵押物管理和评估不规范, 目前商业银行仅以房屋价格或者评估价格作为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的依据, 没有有效的抵押率认定方法。更为严重的是, 部分商业银行为了实现自身短期效益, 采取对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盲目扩张的做法, 不仅违规降低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时入门槛, 而且以金融创新名义无节制放大个人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

3. 个人信用体系不完善

现阶段, 中国的房地产抵押者没有信用等级之分。从住房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对象来看, 美国的次级债券的次级贷款人的信用还有等级之分, 即次级信用, 但是对于中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者来说, 大部分人连次级信用的标准都达不到。银行对申请贷款人的单位收入证明很难查证是否属实, 名下有多少财产也难查清。所以当房地产价格下跌时, 以房地产抵押贷款购置的房产成为“负资产”后, 借款人通过假离婚、转移财产、迁移他地等办法逃避银行还贷责任, 银行很难追查。

4. 金融产品缺乏, 风险集中于银行体系

中国的个人住房贷款证券发展较晚且美国次级贷款的风险尽管很高, 但是这种风险基本上是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分散了, 即使后来爆发的次级债危机对美国经济冲击很大, 但是其对美国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冲击却没有那么大, 更不会使银行体系崩溃。中国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程度较低, 其不良信用贷款的风险基本上聚集在银行体系内。在房地产价格进入下降通道之后, 这些聚集在商业银行体系的风险就会爆发出来, 对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运行会造成严重冲击。

二、加强房地产金融监管的对策

1. 稳定房价, 防止房地产泡沫

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中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在急剧增加, 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2.5万亿元, 如果加上住房公积金贷款总额约3万亿元, 随着央行多次提高存贷款利率, 借款人的偿付压力不断增大, 各种因素一旦造成房增市场的大幅调整, 容易引发类似的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 涉及金融稳定及宏观经济。

房地产价格的涨落导致了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差异。2004年, 上海的中资银行房贷的平均不良率只有0.1%左右, 2005年3月之后上海房市降温, 于是到2007年2月末, 中资商业银行房贷不良率已达到0.95%, 3年间不良率猛增了约8倍。而2007年以小。

完善个人征信系统, 重点加强与税务、国土等政府管理部门合作。个人住房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的对象应该是信用状况良好、还款能力较强的人群。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 商业银行不可能完全知道贷款申请人的全部信息, 这就需要健全个人信息体系。目前, 由央行主导的个人信用体系已经初具规模, 主要涵盖了个人银行信息, 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信用卡信息、贷款信息等。部分地区还包括社保信息、电话欠费记录等。但是,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个人信用体系依然显得很单薄, 许多个人重要信用信息如个人交税记录、个人房产信息等都没有纳入进来。

来上海房价再次上涨后, 情况又明显王好克转婴。温房雪价梅上涨天津理工大4.学加法强政对学个院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创新品种的监

时, 借款人会尽力还款, 即使借款人违约, 银行已可以通过出售抵押房产来收回贷款。可是房地产价格下跌时, 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一定会上升, 同时银行在下跌的市场中有可能收回的资金抵不上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本息。中国的银行业面对美国次债的前车之鉴, 应居安思危, 加强自律, 谨慎发放房贷, 防范风险。

2. 建立健全信用保险制度和信用评级体系

中国应建立健全抵押保险制度, 完善住房信贷风险防范和分提机制。引入商业保险和政策性担保机制, 有利于促进抵押贷款营销的规范化、合约的标准化, 抑制商业银行盲目放贷的冲动;合理的保险风险定价机制, 有助于商业银行规避信用风险、道德风险和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风险。

建立全国性的独立的第三方资产评级公司, 并加强对其监管。作为金融衍生产品, 必须要有权威的资产评级公司为其评级, 而其评级结果是投资基金以及外国投资机构等进行投资的依据。此外, 政府必须加强对其监管, 规范信用评级体系, 确保信用评级的公正和权威。

3. 完善全国范围的个人信用体系

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可以起到在消费者更长的生命周期内规范其经济行为, 如果一旦出现不良信用记录, 那么其以后许多经济活动将面临限制。也就是说, 一个人必须为其不良信息付出高额成本, 以此来规范与防范个人消费贷款中的违约行为, 特别是住房房地产抵押贷款中的违约行为。建立和完善个人征信系统, 改变商业银行信贷人员仅仅凭借贷款人身份证明、个人收入证明等材料进行判断和决策, 改变银行与客房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以减少各种恶意欺诈管

首先, 应明确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创新的方向。其次, 对一些银行承担风险较大的创新品种应加强监督, 及时做出相关的业务指引规范。如对贷款额度被放大和贷款额度内随随还的业务品种应规定贷款额度一年一核, 贷款额度不能超过房产价值的7成, 贷款客户应为信用记录优良、还款能力强的优质客户。

5. 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直接监管

监管部门应密切监控金融机构风险, 及时向市场提示风险。应监督从事住房信贷的银行和保险机构, 在各类贷款和保险产品的营销中, 要向贷款人充分披露产品信息。推进标准化的合约、贷款审核程序、借贷标准, 规范银行贷款行为和贷后服务。此外, 随着银行业务结构日趋复杂, 单靠政府监督难以适应金融创新的发展, 市场监管需要加强。目前银行贷款体系中的储户与末端信贷的实际用户之间并无联系, 或者说, 储户并不了解资金的实际流向和使用的范围, 必须主动扩大这方面的信息披露, 使银行在市场压力下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怡.美国次级债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警示.房地产金融.2007.10

[2].曹远征.美国房地产抵押次级债风波的分析与启示.国际金融研究.2007.11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 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一、引言

2008年9月，次贷危机高潮迭起，引发了美国“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从贝尔斯登到“两房”，到雷曼兄弟，再到美林、AIG的一系列事件，强烈冲击着全球金融秩序。

危机背后，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失调。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品创新、工具创新、市场创新、交易方式创新、服务创新、制度创新等层出不穷，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次金融危机是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环环相扣后由一个“蝴蝶效应”所引发，而其本身就属于一个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但本质上并不是金融创新本身的问题，而是监管的问题。

二、监管缺位的原因分析

1.市场监管被历史形成的利益切割

美国金融市场的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导致银行、保险、证券等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监管。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又相互渗透组合，造成“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尴尬局面，利益的交叉和牵扯大量产生盲区和死角，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2.监管机构和自律组织被利益集团合法渗透

如美国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之一——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其下属的全球市场咨询委员会主要成员包括J·P·摩根、花旗、巴克莱、高盛和瑞银等金融巨头的代表。

3.监管人员知识手段不足

随着金融创新迅猛发展，对风险集中程度的识别、划分、评估日趋复杂，大量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及其表外业务不断增加，是金融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和各项数据的准确性大打折扣，监管当局对监管对象和品种越来越搞不懂，只能按照监管对象提供的模型和数据，在监管对象的指导下进行监管，这样的监管形同虚设。

4.评级机构失职

衍生产品经层层包装日趋复杂，广大投资者只能依赖信用评级的专业眼光。然而，错误的数据假设、迟缓的信用级别更新导致了误差巨大的评级结果。更有甚者，许多评级机构对于违约率这一放贷关键数据，使用的居然是2001—2003年低利率环境下的历史数据。另一方面，评级机构被市场行为暗中操纵，最著名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一直向评级对象收取费用，高评级收费是低评级的2倍。

三、对策建议

从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创新作为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整体金融监管体制所应鼓励而不是限制的。但在放松金融管制以刺激金融创新的过程中，金融监管如何加强对金融创新的引领与拓展，促进金融稳定和金融创新共同发展，则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的挑战。

1.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

建立和完善国内财政、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合作机制， 提高监管效率， 共同维护金融稳定。加強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 必须建立和完善监管联席制度与风险联合处置机制， 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现象。建立和完善监管部门内部工作协调机制，通过强化监管的组织领导和系统化管理， 明确各级机构和内部各职能部门、各监管岗位的职责， 完善工作协调机制， 保证监管系统的高效运行。

2.进一步健全完善信用评级体系

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风险管理不善，商业银行降低房贷标准，给没有足够收入证明的人发放贷款，甚至不要求首付，以此吸引大批高风险客户。商业银行在发放次级贷款之后，以次级债券方式转嫁风险，由于多次包装难以进行合理信用评级，最终引发系统性风险。我国经过多年的努力，正在探索建立信用体系，但并不完善。进一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形成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可以说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3.提高金融信息透明度

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金融信息透明度应该成为完善外部风险管理机制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明确各类机构的作用、运作规范，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金融体系透明度的要求，对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创新方面，实行必要的强制性信息披露措施，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管理，提高金融运行、金融风险、金融创新产品的透明度。

4.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

要通过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计划， 探索建立多途径的人才培养机制， 提高监管队伍素质。建立和完善适合银行监管工作特点的选贤任能机制和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机制。同时要注意从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上预防滥用监管权利等腐败问题。抓紧对监管人员进行培训， 重点培训财务会计、信贷业务和衍生金融业务的实务操作。银监会可在现有监管部门的基础上， 吸收优秀商业银行人员， 充实自身的监管队伍， 建立激励性的工资和人事制度，从多方面来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素质。

四、总结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建设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加快，金融创新活动必然越来越多，从而对金融监管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就要求金融监管机关在积极应对金融创新所产生的新的风险的同时，应努力加强自身的监管思路、监管方式、监管手段的创新，通过提高监管水平，提升监管层次，有效确保金融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从全球金融危机看我国企业的财务风险防范与预警》赵冬梅《唐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2]《金融全球化中的风险及对策初探》 陈昱《唐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郑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兼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财经论丛.2006（7）.

[4]刘奥南：博弈中的创新与监管.财经.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