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历程简述发展回顾与双高规划展望

摘要：高水平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发展的核心内容。以《规划纲要》及“双高计划”为依据，从办学水平的五个一级指标十六个二级指标及“双高计划”的五个核心指标出发，对西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发现：民族地区高职教育标准化建设成就突出，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在整体发展及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上已初步实现《规划纲要》政策目标;但高水平高职教育建设任务依然艰巨，还面临着区域失衡、类型属性凸显不够、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等挑战。未来发展中，需秉承以顶层设计与政策供给加固基础、以差异化战略和特色化发展凸显“民族本色”、抓住机遇并以提升“造血”能力为主实现后发赶超及以"共治、善治、法治"为原则提升治理效能等变革思路破解民族地区高水平高职教育建设中的难题。

关键词：高职教育;高水平发展;民族地区;数据测度

民族教育事业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的民族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备环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进一步加大对民族教育支持力度、积极发展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及“把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当作重点”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在《规划纲要》的基础上，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简称“决定”)确立了2020年职业教育要达到“结构规模更加合理、办学水平普遍提高”等整体目标，201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制定了2020年“民族地区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及主要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具体目标。依据《规划纲要》及以上配套文件的蓝图，教育部在延续高职示范校建设的基础上，陆续展开了高职骨干校建设、“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等改革行动。在上述行动的推动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经费投入(刘晓巍，朱克岚，2017)及师资队伍建设上(王佳昕，祁占勇，2018)发展显著。但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不仅存在“专业偏向城市转移、脱离民族文化语境、脱离民族社会现实”(张小梨，2019)等地方性意义缺失问题，同时也存在“城市中心主义、学历主义、科学主义等价值取向异化而导致的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度不高”(许锋华，2016)及“经济水平制约着硬件建设水平”(庄西真，2019)等问题。

如上所述，学者们多从某一侧面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存在问题进行探讨，鲜有研究者对民族地区高职教育进行整体刻画与系统阐述。本文将以《规划纲要》及其配套文件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与“双高计划”等政策的具体要求为依据，从办学水平的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及“双高计划”的5个核心指标出发，对西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高水平高职教育建设的未来愿景，以期为进一步深化我国民族地区高职教育改革、提升民族地区高职教育质量指明方向。

一、研究设计

(一)西部民族地区的界定

鉴于对民族地区的基本范围尚无确切界定，本研究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界定思路为：首先，依据国家统计局“三大地带”的统计口径析出西部地区所有省份;其次，依据国家民委发布的《2018年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监测情况》，充分考虑各自治区及少数民族聚居情况、代表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并参考玉丽(2008)、赵希(2016)等研究者的分析，最终选择新疆、宁夏、西藏、广西、内蒙古、青海、云南、贵州等八个省区为西部民族地区(下简称“民族地区”)。

(二)内容体系设计与指标赋权

职业教育的标准化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前提，由标准化走向现代化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历程，高水平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基于以上思路，结合《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修订版)》《规划纲要》及其配套文件的具体目标，本研究首先从办学规模、办学条件、师资保障、经费投入、办学成效等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出发对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办学水平的发展进程进行客观测量。其次，依据“双高计划”的具体要求，从民族地区高职教育服务水平、师资与平台建设、人才质量提升、产教融合及校企合作、管理效能等5个方面对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理性分析。

在指标赋权上，借鉴林克松(2018)的相关研究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均采用等权法进行线性分配，统一赋予相等权重(见表1)。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技术

数据来源

在数据来源上，主要由面板数据、网络数据及问卷数据三部分组成。

对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水平测度的数据主要源自面板数据与网络数据。①具体而言，办学规模、办学条件、师资保障、经费投入的数据主要源自2010—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1—2019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的《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及国家统计局网页公布的分地区年度数据等。办学成效指标数据主要源自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上公布的《2019年高职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进行整理，调查样本为西部民族地区的205所高职院校。

对民族地区高职教育面临的挑战分析数据主要源自问卷数据与网络数据。②具体而言，问卷数据源自课题组于2020年4月对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的调查。首先，课题组以“双高计划”的内容体系为基础，自编了涵盖师资队伍、服务水平、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产教融合等5个维度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问卷。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运用德尔菲法将问卷以邮件方式发放给5位职业教育专家，在历经4轮专家咨询及多次修正后，形成了最终问卷。5位职业教育专家对最终问卷进行评估，他们一致认为该问卷内容效度良好，能够全面测量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现状。问卷信度良好，Cronbach’sα=0.995。随后，通过随机抽样线上调查的方式向民族八省区的高职院校教师发放并回收了问卷，获得了有效样本量为497份的调研数据。网络数据则根据阳光高考网及教育部官方网页中的相关文件进行整理，主要涉及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基本情况及问卷中所涉及的五大维度。

统计分析

对民族地区高职教育进程的分析主要采用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相结合、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一方面，用描述统计的方式从纵向关注了《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民族地区高职教育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用推断统计中t检验、方差分析的方式从横向上测定了各二级指标的统计学差异。对民族地区之间高职教育发展的挑战则主要以描述统计为主，同时也以全国水平为参照对相关指标进行了比较。

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处理上，借鉴了林克松(2018)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比较方式。首先对指标进行正向化及无量纲化的处理。一是采用逆向指标倒数值对逆向指标(C1)作正向化处理。二是为便于区域间及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采用均值化的方式对西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进程的16个二级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某一区域二级指标的标准化值=该区域二级指标的实际值/该二级指标全国平均值。无量纲化处理后各指标所得的标准化值越大，表明发展水平越好。可根据与全国标准化值1之间的差距判断西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具体发展水平。其次，采用加法合成法对西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进程进行整体测度，计算公式为：整体发展水平=0.2*(1/3A1+1/3A2+1/3A3)+0.2*(1/2B1+1/2B2)+0.2(1/4C1+1/4C2+1/4C3+1/4C4)+0.2*(1/4D1+1/4D2+1/4D3+1/4D4)+0.2*(1/3E1+1/3E2+1/3E3)数据分析主要采用Excel2006及SPSS22.0进行。

二、进程：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迅速，大部分办学指标提升明显

(一)办学规模：规模不断扩大，入学机会总量增加，与本科教育协调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办学规模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是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表征。高职教育办学规模体现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给能力及区域内高职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高职教育办学规模扩张是助推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王伟，孙芳城，2017)，高职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规模之比是高等教育结构协调程度的表征，高职教育的入学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教育公平。实现《规划纲要》中确立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须从扩大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开始。我国高职教育在资源丰富程度、结构协调程度及教育公平方面存在地区差异。从在校生人数、职普比及每十万人的入学机会等3个二级指标出发对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的办学规模进行判断，能较好地反映《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的发展情况。

在校生人数：规模稳步扩大，增幅均值达到全国水平

在校生人数体现高职教育的绝对规模。从年度来看，2010—2019年，全国高职在校生人数稳步增加，从966.20万人增长至1280.71万人，增幅为32.55%。与全国趋势相比，除西藏外，西部其他民族地区高职在校生人数都在稳步增加。贵州、青海、云南、新疆、宁夏、广西等六省区高职在校生人数整体增幅均已远超全国水平。贵州增长最为迅速(184.10%);内蒙古增长(19.25%)较为缓慢;西藏则显得与众不同，与2010年相比，西藏高职在校生人数有所萎缩，下跌幅度为6.20%(见表2)。

从增幅均值来看，2010—2019年间，民族地区在校生人数平均增幅与全国平均增幅之间差异不显著。方差分析显示，表2中各组间具有显著差异(F=32.556，p<0.001)。贵州及云南平均增幅要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间贵州增幅均值最高(0.12)，比内蒙古(0.02)和西藏(0.01)分别高出0.1个百分点;西藏增幅均值最低(−0.01)，与其他民族省区相差0.13至0.07个百分点。

对在校生人数的分析表明：《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绝对规模稳步扩大，高职教育供给能力快速提高，且其平均增速与全国保持一致，但在增速上区域间差异较大。GDP增速及内地高职院校在西藏招生数量的逐年增长可能是导致区域间差异的主要原因。统计数据表明，高速增长的GDP为在校生人数平均增幅最快的贵州与云南两省的高职教育资源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与2010年相比，贵州和云南GDP增幅分别高达264.38%与221.47%，同期二者的高职院校数量也分别增长了21所与12所。内地高职院校在西藏招生数量的逐年增长及对高考生的强吸引力可能是导致藏区高职在校生人数小幅度萎缩的原因之一。统计发现，区外就读高职的西藏籍学生数量在逐年增加，仅2019年区外就读的西藏籍高职学生就有28577人，与2018年相比增幅高达23.15%。

职普比：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但尚未达到政策目标，宁藏两区相对较低

在校生人数职普比体现高职教育的相对规模。在相对规模上，《决定》明确了2020年“高职教育规模占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的发展目标。从年度来看，2010—2019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职普比呈振荡中缓慢下跌的趋势。与全国相比，民族地区在校生人数职普比则波动较大。与2010年相比，贵州、新疆、青海、云南、宁夏等五省区呈上升趋势。其中，贵州在校生人数职普比上升较为迅速，增幅为41.16%。广西、内蒙古、西藏等三省区则与全国的变化趋势相同，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西藏跌幅较大，比2010年下降了27.63%。与国家既定目标相比，民族地区要实现“高职教育规模占高等教育一半以上”的发展目标还略有困难。截止2019年，除贵州(1.06)、广西(1.06)、新疆(1.03)三省区已初步实现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职普比大体相当的目标外，西部其他民族地区都距此目标有一定差距。其中，与2019年全国平均水平(0.73)相比，宁夏(0.60)与西藏(0.42)两省区相对较低(见表3)。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职普比均值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无显著差异。方差分析显示，表3中组间差异显著(F=33.453，p<0.001)。内蒙古、广西、新疆职普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间广西职普比均值(1)最高，高出除贵州外其他省区0.48至0.12个百分点;宁夏职普比均值(0.55)较低，低于广西、贵州、新疆、内蒙古等省区0.45—0.22个百分点;西藏职普比均值(0.52)最低，低于新疆、贵州、内蒙古三省区0.37至0.26个百分点。

对在校生人数职普比的分析表明：《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民族地区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规模已逐渐开启良性运行方式，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协调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但仍需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西部部分民族省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职普比尚未到“职普比大体相当”的政策目标，还需继续努力;二是各省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职普比发展并不稳健。在依照《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2012年)中确立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保持相对稳定”的大前提下，高考人数逐年减少、本科招生增长率更大(俞启定，2019)及认识误区导致的职业教育认同感不强是高等教育职普比未达预期目标的可能原因。

入学机会：增幅明显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藏区不升反降需要重视

入学机会是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及教育公平的重要指标，反映高职教育的相对规模。从年度来看，2010—2019年间，全国每十万人的高职入学机会由721人增至915人，增幅为26.95%。有七个民族省区高职入学机会与全国趋势相同，增幅非常明显。与2010年相比，贵州、广西两省区在入学机会上实现了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跨越式发展。云南、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等五省区在每十万人高职入学机会上，虽然一直低于全国水平，但也在稳步上升。西藏每十万人高职入学机会最低，不仅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在2010年的基础上有所下跌，下跌幅度为19.83%(见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