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社会学视角为基础构建90后名校大学生工作意义

摘要:运用文化社会学的“工具箱”视角，通过对京沪两地70位“双一流”大学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阐释受过优质高等教育的“90后”群体如何调用其所掌握的图式资源建构自身工作的意义感。研究发现:“地位获得/家庭责任”“家国理想/社会价值”以及“个体趣味/自我表达”是受访者最常用以制造工作意义的文化图式，三者来源各异、各有其理，组成一个意义角力场。受访者在择业过程中对上述图式的使用大体分两种情形:深度内化的图式通常被直接激活作为择业的目的和动机，而行动者也会临时调用特定图式为毕业去向提供事后解释。不同成长背景的受访者在择业中调用的图式有所不同，呈现出群体分化特征。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造就了与父辈大相径庭的新生代群体(李春玲，2019)。当一系列新兴社会现实(如快速城镇化、市场化、互联网、社交网络、中国崛起、“二代”现象等)如潮水般涌现在“90后”的生命历程中，他们感受到的周遭社会现实势必与前辈群体相去甚远。这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念与行动逻辑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代际特征。人们对此褒贬不一。一方面，全社会对“90后”工作态度的怀疑似乎从未断绝，诸如“啃老”“拼爹”“吃土”“佛系青年”“垮掉的一代”“缺乏社会责任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价值观危机”等媒体标签不绝于耳;另一方面，“90后”也有着能吃苦、顾大局的大国建设者形象，从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到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90后”的表现，主流媒体和普通民众对“90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今，第一批“90后”已届而立之年，最后一批“90后”也即将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在争议之下，“90后”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看待自己工作的意义?他们对工作意义感的认知凸显出怎样的时代特征?他们如何在择业中权衡?又如何在权衡中维系工作的意义感?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基于此，本文对“90后”中的名校大学生群体展开研究。从教育背景最优者入手去探究“90后”的意义世界，有三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作为经过层层遴选、又接受全国一流大学培养的学生，他们往往在同辈群体中扮演着“榜样”的角色。可以说，他们是新生代文化生产的执牛耳者。第二，名校大学生作为国家重点培养的储备人才，势必在今后的社会建设中担负更重要的责任，因而理解其看待工作的“新生代眼光”对在新时期做好新生代高级人才的服务和管理工作意义重大。第三，近年来涉及“90后”的相关研究，有实证依据的观点多以调查报告的方式呈现，勾勒了“90后”群体的价值观面貌(包蕾萍，2019;李春玲，2015;魏莉莉，2018)。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90后”的整体特征。但是，一方面，聚焦名校“90后”群体的调查非常少见;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中，质性研究更为匮乏。基于此，本文聚焦“90后”名校大学生群体，通过对京沪两所著名双一流大学的70名毕业班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深入地探究了他们工作意义感的建构过程，对其工作意义感的观念来源、择业的行动逻辑进行了细致的呈现，补充、深化了现有研究。考虑到问卷调查的结论容易受到量表框架的制约，本研究跳出传统发问方式，采取一种更包容文化异质性和个体能动性的问法来理解“90后”工作意义感的建构逻辑。援用安•斯威德勒(Swidler，1986)提出的文化作为“工具箱”(tool-kit)、“技能库”(repertoire)范式，本研究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将工作观念理解为个体和群体用以组织行动的一种有限范围的图式(schema)资源，而非传统意义上单个的、统一的、通过引导目的来决定行为的一个潜变量。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90后”使用哪些可用的文化工具(如传统观念、政策话语、常识认知等)来建构自身的工作意义并组织择业行动?本文将对“90后”用来建构工作意义感的三种主要图式资源进行阐释，然后试图说明他们在实际的择业决策中，如何化解多重图式之间的潜在冲突以维持自身的工作意义感。

二、理论述评

(一)物质主义抑或后物质主义:“90后”新生代青年的工作价值观

新生代价值观之所以成为近年的热点议题，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引起社会的巨大变迁，创造了生活际遇极为不同的几个“社会世代”。“80后”“90后”“00后”都因其青少年时期共享了特定历史社会事件、在历史中同处于相同的社会位置而形成了鲜明的代际意识、独特的观念和行为特征(李春玲，2019;Mannheim，1970)。于是，理解新生代群体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独特性，以及捕捉转型期代际文化继替的特征就成为社会科学家感兴趣的议题。美国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基于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观察提出，当经济发展逐步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后，发达工业社会会发生一场深刻的价值观代际革命。由于从小在丰裕安定的环境下长大，年轻一代会从物质主义价值观(materialistvalues)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values)，表现在从传统权威向更世俗和理性的观念过渡，以及从生存价值观(survivalvalues)向幸福价值观(well-beingvalues)的过渡(英格尔哈特，2013:18)。也就是说，虽然物质富裕在工业社会仍然很重要，但不再被视为最重要的，后物质主义者“追求幸福的焦点发生了转移”。与更看重物质主义者相比，后物质主义者更可能看重高质量的社会活动、声望、趣味和闲暇(英格尔哈特，2013:240)。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理论，不少研究集中探讨“90后”是否进入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研究

发现，“90后”的确比“80后”更具后物质主义倾向:对金钱的重视程度更低、自我表达和个体发展的意识更强、威权意识更淡(李春玲，2015;魏莉莉，2016、2018)，更加崇尚简单和自然的生活方式(魏莉莉，2018)，比起工作更加看重快乐生活和闲暇时间(包蕾萍，2019)。与此同时，学者也发现，用后物质主义转型来解释“90后”的价值观似乎并不完全妥当。首先，来自“90后”的调查结果并不全符合后物质主义特征。“90后”比“80后”更加看重工作和经济成就，更加重视家庭生活(魏莉莉，2018)。同时，他们仍然遵从传统权威和理性价值(包蕾萍，2019)，在工作上维系的家庭责任仍然重于个人追求(Zhou&Li，2012)。英格尔哈特(2013:156)团队的调查也发现，中国的年轻一代比年长者更倾向物质主义目标。复旦大学“当代大学生社会心态课题组”发布的报告(桂勇等，2019)发现，“90后”大学生的个体主义倾向明显，但并未摆脱物质主义的窠臼，他们对个人奋斗和成功推崇备至，其精神追求建立在丰富的物质条件之上。于是，基于上述混杂的证据，包蕾萍(2019)、魏莉莉(2018)等提出，由于中国社会转型自身的特点，“90后”青年的价值观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行发展的局面。其次，随着改革开放后新型社会分层格局的形成，新生代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不同的阶层位置为不同价值观、常识、思维风格和行为模式奠定了基础(孙立平，2004)，这使得对新生代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理解不能单一化(魏莉莉，2018;杨雄，2002)。正如人类学家阎云翔所观察到的，中国的个体化社会转型，正为青年一代带来鲜明的主体意识和更多的个体选择自由(桂勇等，2019;阎云翔，2013)。由此观之，对“90后”工作意义的研究，需要一种对异质性和个体性更加宽容、又能把握整体规律的新理论视角;现有文献也需要更多质性研究的补充。一方面，个体所建构的丰富意义容易在问卷设计的抽象化中丢失;另一方面，调查报告重在对“90后”代际文化特征进行总体概括，而对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90后”在价值观和行为特征的分化规律和个体选择逻辑缺乏探索。

(二)从“扳道夫”到“工具箱”:理解价值观的新视角

文化社会学领域近年来广泛使用的“工具箱”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90后”青年价值观的新视角。这一理论视角以斯威德勒(Swidler，1986)和蒂利(Tilly，1992)为代表，挑战了韦伯(MaxWeber)和帕森斯(TalcottParsons)奠定的理解文化的传统范式。在传统范式中，文化是一套系统性的、内在逻辑自洽的、在各群体和情境中均稳定的价值观念，如同“扳道夫”(Weber，1946:280)那样通过确定价值目标来决定行动的方向。然而，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者逐渐意识到“扳道夫”范式并不能恰当地解释人们的行动，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常常并不是高度自洽的，其行动与所宣称的观念也往往并不相符(Schuman&Johnson，1976;Swidler，2001)。某种程度上，“扳道夫”视角假定的是一个个被过度社会化的“文化傀儡”，他们总是根据预先形成的特定价值目的去行动(Wrong，1961)。更符合现实观察的是一种更为积极和熟练的文化运用者，他们使用自己掌握的文化去构建和组织行动的预制路线(Swidler，1986:277)，在各种情形下自然而然地知道如何行动。由此兴起了另一种新的理解:文化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由常识、意识形态、习惯、技能、风格和态度等松散元素组成的、可由行动者借以组织行动策略的“工具箱”或“技能库”(Swidler，1986;DiMaggio，1997;Lamont，2000;Lamontetal.，2017)，供行动者在情境中选择性使用，以使自身的行动有意义或者有正当性。换句话说，以往将文化视为稳定潜变量的理解被颠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碎片化的、错杂的甚至互相冲突的一些类似于规则的结构(rule-likestructures)的集合。斯维尔(Sewell，1992)进一步借用人类学家的洞见，将这种人们头脑中的类规则结构称为图式:组织社会生活时所运用的可外推、可迁移的程序。图式作为一种界限清晰的、单一的表象，是人们用以分类和理解事物的抽象认知结构，人们根据他们激活的那个图式去理解某事物(D'Andrade，1995)。斯威德勒在1986年发表的论文里提出，“文化工具箱”发挥作用的方式取决于行动者处于何种生活模式。在稳定的生活模式下，人们根据已经预制的行动路线娴熟地组织行动，价值观、风格、偏好等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并非是为行动提供单个的、统一的导向，而是体现在“给组织行动策略提供一个限制范围内的资源”(Swidler，1986:281)。在非稳定生活模式下，人们尚未形成一套组织个体和集体行动的惯用路径，此时外部存在的文化框架或图式资源(包括意识形态、传统、仪式、常识等)就可能直接为行动者提供新的行动路线、方式和能力。不过，在非稳定模式下，多个文化框架会相互竞争，胜出者获得对世界观和生活习惯的支配地位。“工具箱”范式的上述特征，使得它比传统视角更适于研究新生代价值观的相关议题。第一，该视角承认构成文化工具箱的元素可能是多种多样、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虽然这会增加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但却与学者普遍发现的新生代精神世界的异质性和矛盾性特征比较吻合。研究者不必将“90后”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其文化特征，甚至不必假设他们对文化工具的使用是整齐划一的。第二，斯威德勒(1986)所描述的“非稳定状态”，特别符合涉世未深、观念和行动路线还在形成中的青年大学生群体。第三，“工具箱”范式将行动者从过度社会化的“文化傀儡”重新理解为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择文化工具的能动者。这一假定与个体主义倾向明显、主体意识强烈的“90后”也颇为契合。本研究以当代“90后”名校大学生的工作意义感和择业行动为主题，试图从“工具箱”的视角出发探索以上问题。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笔者对京沪两所著名高校(以下简称“B大”和“S大”)的70位毕业班学生的深度半结构式访谈。考虑到仅选取一所大学可能会因地方区位特殊性而造成较大偏差;而B大和S大分别位于全国的政治和商业文化中心区域:一所以工科著称，毕业生多青睐体制内就业，一所文理并重、毕业生多认可市场部门就业;两所大学又在学生规模、生源背景、深造比例和生源质量上相近，所以笔者选择从这两所大学抽取个案。访谈资料的收集大致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访谈时间为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笔者以滚雪球方式在B大和S大各访问了18位和20位同学，并控制了被访者的性别以降低个案比较的难度，所有被访者均为男性。在38个个案里，家境优势者居多(非一代大学生24位)，研究生居多(29位)。第二阶段访谈时间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在初步确认B大和S大个案在工作观念上的共同特征后，有目的地从S大的本科毕业班中选取24位被访者进行访谈，其中17位为贫困学生、10位女生，以平衡前一阶段女生、本科学生和弱势学生个案不足的问题。第三阶段访谈时间为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有目的地从S大的本科生中选取8位被访者进行访谈，进一步扩充女性个案和取得满意择业结果的个案。将访谈对象集中于毕业班学生，一是考虑到面临毕业的高年级学生会有更成熟的工作观念，二是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他们的择业决策行动来验证其关于工作观念的叙述。参照陆学艺课题组提出的中国当代“十大阶层论”(陆学艺，2004)和梁晓声对中国青年阶层的四类划分(转引自魏莉莉，2018)，本研究将个案的阶层背景粗略划分为富有/中产、城市平民和农民/劳工三类。划分的基本依据是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富有/中产家庭的父母主要包含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以及在市场经济潮流中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和中层经理人员、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家庭的父母主要是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基层办事人员、个体户等;农民/劳工家庭的父母主要是务农、务工人员、乡镇小个体户等。本研究的个案在家庭背景、性别、学科大类、生源地和就业去向各类别均有合理分布，这种将类别进行系列分解的策略较好顾及了“90后”大学生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可外推性(王宁，2002)。访谈采取“渐进式聚焦法”(Arksey&Knight，1999)，以个人生活史为开端，再切入被访者的大学经历、对工作的看法和当时的毕业选择。考虑到与“工具箱范式”相配合，访谈不仅关注被访者关于工作意义口头表述的观念，也关注被访者对自己毕业后去向的选择行为，以及被访者如何理解自己的选择。访谈过程以被访者讲述为主，力求获得被访者对其经历、意义建构和择业决策的真诚表述;笔者作为访谈人，主要任务是尽量准确地达成对被访者意义世界和行动逻辑的“深入的理解”和“同感的解释”(杨善华、孙飞宇，2005:56)。基于笔者在S大学多年的求学经历，以“早几年毕业的学姐”身份与被访者相处，可以消弭社会距离、增进信任。每个访谈时长平均在3小时左右，全程录音并且转录成文稿。在资料分析阶段，对文稿和录音进行了反复回顾，并对被访者论及工作之意义的叙述进行了以主题为区分的逐级编码，最终获得关于全体受访者阐释工作意义的三种轴心编码，据此归纳出“90后”名校大学生用以建构工作意义的三种文化图式。然后，根据访谈对受访者意义世界达成的整体性理解，对每位被访者援引和认同各个图式的程度进行1—5范围内的赋值，从而在由上述三种图式组成的“意义地图”上标记出所有被访者的位置。下文中所有被访者的身份信息都进行了匿名化处理，编号以“S/B+个案序号”命名。

四、“90后”名校毕业生工作意义来源的三角图式结构

对在一流大学受教育的“90后”来说，哪些图式性的观念构成他们建构自身工作意义的“文化工具箱”的要素?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在进入大学之前，很少考虑工作意义问题。B大工科学生吴凡(B1)把这种状态比作“一张白纸就进来了”。与学者对美国名校大学生的观察(Binderetal.，2016)类似，多数被访者在进入大学之时，没有形成对工作的自主看法，甚至对职场的了解也十分模糊;换句话说，大多数被访者对自身工作之意义的理解都是在进入成年期之后才逐步成形的。这个模糊不清的阶段可被视为斯威德勒(1986)划分出的“非稳定状态”。在这一时期，多种文化图式和意义系统共同竞争对行动者头脑的支配权(Swidler，1986:279-280)。当新生代青年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稳固的价值体系和习以为常的行动逻辑，外部环境中盛行的话语、惯例、常识等就为他们提供了理解自身现实和组织行动路线的文化资源。通过对70份访谈资料的216处编码参考点的编码归类，本文归纳出“90后”名校大学生理解工作意义的三种主要的观念图式———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家国理想/社会价值以及自我表达/个体趣味。更重要的是，上述三种观念图式形成了一个富有内在张力的三角结构，对“90后”名校大学生群体理解工作意义来说，似乎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主流”配置的文化工具箱，而是呈现出多个意义系统并行的状态。为取得社会地位、履行家庭责任而工作，是访谈中最常被提及的一类图式，访谈资料中的编码参考点多达101个。这种图式塑造了一个“养家者”或“家庭成员”的意象，主要强调工作之于个人和家庭的资源供应功能，将工作视为获得稳定收入以立身养家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70位被访者中，有54位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在择业决策中激活了这一图式，将获得地位保障、履行家庭责任理解为自身工作的意义。即便是对职场了解最少的大学生，也对“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稳定高收入=过上好日子”的观念非常熟悉。绝大多数被访者在谈论这种观念时，会自然地提及父母或家人的这类期待。在这类话语中，对一个担负着家庭责任的成员来说，靠工作谋求一份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是最重要的，因为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成立家庭和维系家庭。或许因为“60后”经历过物质匮乏和社会动荡的年代，在被访者的描述中，父母一代对工作的追求常常极具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生活的真正意义来源于丰裕舒适、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工作无非是养家糊口、给家人创造良好生活条件的手段，至于自身的工作兴趣、个人理想都在其次。虽然富有家庭和中产家庭的父母已经取得了物质上的安全保障，但在儿女工作的选择上，稳妥、安逸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仍是重要的因素。那些出身于底层家庭的被访者，更是清楚父母多年来含辛茹苦地供自己读书，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自己能通过一份稳定有保障的好工作来改善全家的处境。这样的一份工作之于他们，不仅意味着自己有了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还意味着对长辈辛苦的一种报答，一份光耀门楣、反哺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家庭责任。工科女生S42家在农村，父亲有腿疾，高一时母亲因病去世，年长她两岁的亲姐姐不得不辍学，做生意供她读书，支撑家用。对S42来说，工作首先要让她在财务和时间上都有能力照顾家庭，以减轻姐姐的重担。

(二)崇高追求的学校话语:为家国理想/社会价值而工作

为建设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工作，将自己的个体价值融入到对社会和大众的价值中，是被访者反复提及的另一种意义阐释逻辑。这种图式塑造了一个“回馈者”或“关怀者”的意象，认为工作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甚至全人类获益。因为每一个工作者都是国家和社会悉心培养的结果，对所属的社群饱含情感，所以工作是对社群的回报和责任。如果说前一种图式集中代表一种看待工作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立场，这种图式则代表了另一种极具精神价值和意义感的崇高理念。属于该图式的同类别编码参考点多达65个，有44位被访者在访谈中提到相关的话题，其中26位明确表示自己在择业决策中激活了这一图式。与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不同，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德育宣传工作和老师的言行被传递和接受的。有目共睹的是，在外部社会环境不断经历市场化浪潮冲击的背景下，我国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却并未出现明显的自由化趋势。在B大和S大这类一流学府的毕业典礼上，总少不了校长这样的谆谆教导:“同学们，希望你们永远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最崇高的位置，在服务祖国、人民的奋斗中绽放自我。”(摘自B大某年毕业典礼校长讲话稿)在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号召下，从日常的校园媒体和精心组织的学生活动，到课堂内外与教授的互动，再到典礼上庄严的演讲，为这种文化图式的制造创造了一种稳定而鲜明的话语来源。大学生时常浸润在这种话语环境下，自然而然地能够察觉到其价值导向，甚至许多人还作为学生干部担任了宣传环节的某一部分。正如B12在B大校园观察到的:倘若从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出发去考虑择业，思路就会从“小我”转向更具超越性的公共领域，核心是思考个人能够对国家和社会发挥什么样的价值。显然，这种鼓励“舍小家为大家”的观念图式，与前一种为了致力于保障小家庭生活的图式之间存在不小的张力。在S大，S15就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张力。曾经只是想着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的S15，从教授的治学态度中受到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的感召，萌发了进行学术研究的志向。然而，新的意义图式的激活，与父母基于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的期待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三)消费社会的新潮理念:为个体趣味/自我表达而工作

为追求有趣体验、表达自我的个性而工作，是访谈中浮现出的第三种制造工作价值感的观念图式。这种图式中所建构的“人生体验者”，致力于追求有趣又新奇的体验以满足自身想要体验更多的欲望。工作仅仅被视为获得这些体验的手段。与前两种图式相比，第三种图式更加前卫，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特征，也最令他们的父辈感到陌生。该图式在访谈资料中共涉及编码参考点44个，有29位被访者在访谈中主动提及自己工作的目的至少部分在于此，其中15人将其作为定义自己工作意义的最重要方面。在这套话语中，工作既不是为了守护家庭责任，也不是为社会大众创造价值，而是收窄到自我和个体领域———为了满足自己的趣味和愿望。与前两个图式里镶嵌在社会规范中的行动者不同，为个体趣味/自我表达而工作的人只以自己的偏好和兴趣为准绳。他们对就业去向的选择，认为工作自身的内容和价值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它能否尽快得到尽可能多的金钱，使其在财务上和时间上获得双重自由，从而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而这些“做自己想的事”，通常是极其个人化的愿望和趣味(如收藏、旅行、开店，甚至是流浪)。S9表达出一种鲜明的自娱观念，认为工作的目的、甚至人生的终极价值就在于无止境地娱乐自己，让自己体验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必须承认，当今社会，这种对自娱的渴望，通常需要强烈地依赖商品市场才能实现。而生长在市场化年代的“90后”，对琳琅满目的消费市场和商品广告从不陌生，早已自觉形成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烈的消费者角色认同。对S9来说，用钱购买趣味是天经地义的，而“不差钱”的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仍需要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是因为趣味常常迭代转换，而这需要很多钱和闲暇来支撑。他坦率地告诉笔者:“很多奇奇怪怪的爱好是很烧钱的，比如说我自己喜欢养鱼，在乡下包池子，然后去日本买鱼。……我在养鱼上花的钱够买一辆奥迪了。”对追求个体趣味的工作者来说，消费实现了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如鲍曼所言:“寻求自我认同、获得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过一种被视作有意义的生活，都需要每天在消费市场中实现”(鲍曼，2010:68)。消费市场不断更新迭代的商品，使工作者心中永远存在下一个想体验的兴趣目标。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描绘了这种由市场制造出的源源不绝的自娱愿望:“某种对烹饪、文化、科学、宗教、性欲等等的普遍好奇由此苏醒。……一种被扩散了的牵挂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鲍德里亚，2000:72-73)在对市场上各样“有趣”事物的追求中，工作、财富、甚至闲暇的首要意义，就是能让消费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双重“解放”，从而获得更多的消费自由。S3和S17通过工作想达成的愿望是年轻时就完成环球旅行，S5想去外太空，S7想当一名作家，S18的目标是成为专长诸多的“斜杠青年”，S29的愿望是去从事人类学研究，S37想去不同国家体验生活，B3则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去流浪，去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虽然他们的终极目标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择业逻辑却惊人地相似，都想首先通过高薪工作实现“财务自由”，再用钱去置换闲暇。S5直白地表达了这种“花钱买时间”的思路:“第一件事就是财务自由，就是说我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然后就不用再攒钱了，就可以用这些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S5，S大社会科学，浙江籍，父母为小业主)不过，至于究竟多少钱算得上财务自由，自我趣味与社会角色如何兼顾等问题，又使他们或多或少陷入了两难境地中。从被访者的相关论述不难发现，上述三种观念图式(在最典型的情况下)各自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组织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名校大学生日常接触最多的三个话语制造者———家庭、大学和市场———平行地生产出三种不同的意义阐释逻辑，为“90后”大学生看待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提供了竞争性的图式资源。这或许彰显了“90后”文化工具箱的某种时代特征:一方面在温和渐进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完整地掌握前辈群体的传统家国观念，另一方面又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中同时习得新潮的自我概念和个体意识。

五、制造意义感:择业行动中的图式运用

由此观之，“90后”名校大学生理解工作意义的“文化工具箱”是由多种竞争性的文化图式构成的。这些观念图式来源各异，对工作意义的定义千差万别，使“90后”青年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多重意义框架的角力场。曾担任过本科生辅导员工作的B1说:“我们管学生工作的老师经常说，‘年轻人的思想就是一片空地，你(学校教育)不进入的话，其他东西会进入’。”(B1，B大社会科学，河南籍，父母务农务工)这句话道破了不同图式及其背后的话语权力之间的多重性和竞争性。虽然绝大多数被访者对上述三种(甚至更多的)图式都相当熟悉，但正如斯威德勒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文化比他们所使用的要多”(Swidler，1986:277)，大学生也会在适当的情形下调用自身工具箱中的元素去建构行动路线和自身的现实，以尽量维持自身行动的连贯性和意义感。在一个市场规则主导的大学生就业制度下，个人需要独立面对多种选择:求职，读研，出国，创业，每一条路上又需要进行许多选择，终究要以某种价值评估作为准绳，否则难免陷入纠结和混乱。S15告诉笔者:“你总得找个东西来做你的价值支撑，不然你的行动就会无意义，前一个行动、后一个行动连不成一条线，你说服不了自己，那样的人会过得很惶恐。”(S15，S大人文学科，云南籍，父母务农)

在择业过程中，大学生们究竟如何运用自己文化工具箱里的图式资源?根据被访者的叙述，大学生择业行动中的图式运用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形:“方向导引”和“结果合理化”。“方向导引”是指大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活，在毕业之际已经形成对某些图式的鲜明认同和内化，因而在择业时自然知道该激活哪些图式，此时学生的决策方向往往力图保持与该图式的指向相一致;“结果合理化”是指大学生在毕业之时工具箱中的各类图式均保持在较低的内化水平，因而在择业关头未能主动调用图式来驱动选择，其出路选择通常是服从外部制度安排(如推免或征兵)或偶然性因素的结果，此时学生可能调用与该结果相符的某图式来合理化自己的择业结果。

在“方向导引”情形下，被激活的文化图式会直接左右择业决策，其决策结果往往与该图式有意义上的高度关联。由图2可知，在考虑工作意义问题时，单独援引一种观念图式的情况较为少见。例如，S41、S42和S27就只根据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理解工作的意义。因为没有其他图式的干扰，他们在择业中少有纠结，直截了当地选择最能够让自己出人头地或照顾家庭的选项。S41选择先通过“推免”攻读研究生学位，打算研究生毕业后再去薪水丰厚的外资企业工作，以尽快减轻父母养育妹妹的经济负担;S42和S27则选择了回家乡当公务员，理由是离家近、能更好地顾及亲情。大多数受访者处于靠近主轴A、B、C的某个位置。这说明多数被访者同时激活了该主轴两端的两个图式，并对第三种图式保持有意或无意的疏离。这意味着他们将面对主轴两端的图式之间的张力。有趣的是，被访者往往能够使用一些创造性的方式达成妥协，从而维持意义和行动的连贯性。例如，他们会在决策中尽可能兼顾同时激活的两种图式，然后对必然产生的张力采用“区分先后次序”的迂回方式实现两全。A轴上的S35、S36一方面希望去西部和基层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回馈家庭，他们权衡之下最终选择了回家乡省份做选调生，“毕竟离父母比较近，待遇也不错，然后未来等各方面有一些积累了，希望有机会去中西部地区吧”(S35，S大社会科学，江苏籍，父母务工务农)。B轴上的S37的梦想是去体验世界各地的生活，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帮父母还房贷。于是，她的择业决策成了次序分明的几步:先求职获得稳定收入，积累了资本再创业捞金，实现财务自由后再去环球体验。她最终选择入职沪上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希望入职五年后年薪可以达到50万，再苦再累也在所不惜，“因为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话，资本的积累就很少，我又要花更多时间工作，这样对我来说是无意义的”(S37，S大社会科学，安徽籍，父母为个体户)。C轴上的S3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眼中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投身公共服务，然而考虑梦想“35岁之前遍览世界各大洲”，他又很清楚公益事业不能满足物质需求:“这个社会但凡能养得起我的工作都很无聊，我跟你说实话。我认识有一批人进NGO的，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比较有意义，他们是真的在改变一些东西，但他们收入非常低，养不活我。”因为旅行需要闲暇，他也不愿意接受一份忙碌而高薪的工作。最终，他拒绝了两家地产企业的高薪工作，签约某大型央企，原因是央企“不用拼命加班，假期多”。他认真地对笔者说:“等我玩够了，等我很棒的时候，我肯定会反过来去回馈社会的，这是一定的。我不需要奢华到在上海买两栋别墅，然后雇5个保姆天天给我打扫，我不需要这样的生活。”(S3，S大社会科学，山东籍，父母为大学教授)另一种化解张力的策略则是试图通过意义的再解释去模糊二者的界限。例如，S15抱着强烈的家国情怀选择了学术职业，而家人却希望他当官出人头地，于是他坚持选择了学术道路，却拿家人使用的图式去解释做学术的好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想问题的乐趣，不过我跟我父母讲的完全是另一套说辞，我就说我以后大不了回老家当个大学老师，不愁没有饭吃。”(S15，S大人文学科，云南籍，父母务农)在“结果合理化”情形下，大学生未能主动调动起任何图式去选择择业方向，他们是多种可能性之间的游离者。例如，图中的B14、S46和B17在多种可能的选项之间举棋不定，最终往往出于偶然性或易得性接受一个权宜的结果，然后再根据该出路的特征调用特定的图式去“合理化”这一结果。S46来自江西农村，直到临近毕业也没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似乎每个选择都有一个相应的图式与其对抗。“我也想去国外看看，像其他同学那样，可是家里的经济不支持。我想找工作给家里挣钱，然后指导老师又严肃地提醒我，说你一定要做你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这样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我就真的懵了!我也考虑过做学术，这是我的兴趣，但又怕我的实力撑不起自己的兴趣。”推免和考研的尝试都失败后，她只得选择延迟毕业再考一年，“研究生阶段至少能跟老师好好做做研究，找到一个自己的研究兴趣”(S46，S大社会科学，江西籍，父亲务工)。B14的处境与S46差不多，只不过他成功地抓住了成绩这根“救命稻草”，走上了“推免”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道路。他坦言自己其实是“稀里糊涂就‘直博’了”，对自己所学的经济学方向他也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当他谈起工作的意义时，很自然地援引了盛行于B大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提到自己做学术的意义就是“研究社会问题，为社会作贡献”(B14，B大社会科学，湖北籍，父亲务工)。通过事后激活相应的图式，B14为他的权宜之策维持了些许意义感和价值感。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是，行动者对文化图式的运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不同成长背景出身的受访者似乎倾向于在择业中调用不同的图式，即各图式在不同亚群体的“工具箱”里的地位不同。由图2可见，受访者呈现出明显的代内分化:不同家庭背景的个案点在图中三个主轴上的分布很不均匀。来自内陆地区、农民/劳工家庭出身、选择体制内就业的受访者多集中在主轴A，而来自内陆地区、富有/中产家庭出身、择业体制外就业者则多分布在主轴B。接近主轴C的占少数，以沿海地区家境优越的大学生居多。本文无意论证家庭背景决定个体运用文化图式的方式，不过特定社会环境的确可能使身处其中的人更容易接触到并激活某些特定的图式，从而影响他们对文化工具的使用。诚然，上述浅显的观察还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或许反映了“90后”代内文化工具箱分化的某些特征:主轴A两端一者代表着“家”本位的传统文化，一者代表着“国”为先的集体主义精神，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早已深入人心的文化图式，都将个体的意义纳入某一社会角色中;而主轴B和主轴C均与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个体趣味/自我表达图式相关，这说明“90后”新生代虽普遍熟识从父辈承袭而来的文化工具，但部分群体———以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优势阶层为主———似乎能够更加自然和熟练地运用个体本位的文化图式去建构自己工作的意义。他们的文化工具箱制造的矛盾，不再是“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而是“自我趣味”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后者显然比前者更具后现代色彩。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京沪两所“双一流”大学的70位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研究试图理解“90后”名校大学生群体的工作意义感。研究采用一种更包容群体异质性和个体能动性的视角，并得出了三个探索性结论:第一，三种竞争性的文化工具———地位获得/家庭责任图式、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以及个体趣味/自我表达图式———构成“90后”在其文化工具箱中建构工作意义的要素。他们的价值观尚处于观念形成阶段，更需要根据自身情境选择性地调用其中的元素构建自身意义。第二，“90后”名校大学生择业行动中的图式运用大体上可分为“方向导引”和“结果合理化”两种情形。在“方向导引”情形中，行动者激活特定的图式为自己提供择业方向，并化解图式之间的潜在张力以维持其选择的自洽性;而在“结果合理化”情形中，行动者不在决策过程中调用图式，而是先接受已有的结果，再调用恰当的图式为自己的去向提供意义。第三，被访者的图式运用似有群体分化特征，相比于成长于内陆地区的平民家庭子弟，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优势阶层子女似乎更倾向于运用个体本位的个体趣味/自我表达图式去建构工作的意义。当然，上述结论只是基于质性研究所做的初步归纳，这些发现是否可以进一步推广还待继续研究。后续的研究或可考虑对本文得到的三角图式结构编制量表，并用更有代表性的随机概率抽样方式施测，以进一步确定这些结论的应用范围。本文的独特贡献在于:通过对个体择业决策的阐释性理解，揭示了“90后”名校大学生运用多元“文化工具箱”建构价值观和意义感的过程。必须承认，本文所描绘的三角图式结构只是将许多文化工具高度统合之后的一个简化结果。这是对群体特征尽可能的概括性描绘。具体到个人，鉴于其文化工具箱的复杂程度更高，三角结构至多算是一个抽象化之后的骨架。本文还利用择业这一具体行动场景，揭示了身处意义角力场中的“90后”大学生并非被价值观过度驱使的文化傀儡，而是娴熟的文化图式运用者。他们对文化图式资源的调用极具创造力，调用过程也有一定的或然性，而其阐释意义、化解张力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Sewell，1992)。此外，本文的发现也与韦西(Vaisey，2009)用来修正“工具箱”的“文化—行动”双路径模型相呼应，即发现人们掌握的文化资源不仅能被事后用来解释行动的合理性，也能通过塑造动机影响行动。诚然，并非所有的毕业出路都是根据价值观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方向导引”使得一种基于明确价值目标和规划的生涯选择成为可能(也见王宁、马莲尼，2019)，而“结果合理化”也让被动选择和突生的结果具有了些许意义感。本文也观察到，虽然工具箱视角下的文化图式囊括了许多看似松散的元素，但地域、阶层等结构性因素仍然会对不同文化工具的可及性和熟稔度造成系统性影响，表现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受访者在三个主轴上呈现出不均匀的分布。

回到英格尔哈特引起的著名争论，“90后”的价值观究竟是偏向物质主义还是后物质主义?从本文聚焦的“90后”名校大学生群体来看，结论可能是:他们正徘徊在物质主义观念和后物质主义观念之间，处于一种纠结状态。本文描绘的三角意义结构正是在最简化的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纠结状态。一方面，“90后”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他们承袭了父辈的传统家国观念;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的孩子”，他们又在市场化的洗礼中获得了鲜明的自我概念和个体意识。晚近的研究(包蕾萍，2019;魏莉莉，2018)认为，“90后”的价值观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存和并行发展的状态。不过，要洞悉二者究竟何以共存，仍然少不了对行动者意义建构逻辑的理解，这尚需后续研究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鲍德里亚，让，2000，《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包蕾萍，2019，《深度现代化:80后90后群体的价值冲突与认同》，《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鲍曼，齐格蒙特，2010，《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桂勇、胡佳丰、侯劭勋，2019，《当代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报告》，《文化纵横》第6期。

李春玲，2015，《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河北学刊》第

3期。———，2019，《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社会学研究》第3期。陆学艺，200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牛新春、郑雅君，2018，《重点大学城乡学生的生涯定向:基于跟踪调研的过程研究》，《现代大学教育》第5期。孙立平，2004，《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