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视角下的中国文化

梁漱溟视角下的中国文化（通用8篇）

梁漱溟视角下的中国文化 篇1

——读《中国文化要义》有感

我读的书是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最初在图书馆借到这本书后，我并没有多在意，只认为是学习任务。但当翻开书后，我便被梁老先生的语言魅力和独特的见解所吸引。其中一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梁漱溟先生在自序中提出的口号，先生也是想以《中国文化要义》教国人。让我印象深刻。

据我的了解，《中国文化要义》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中国文化要义》首先从集团（集体）生活的角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进而提出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断，并根据对中国宗教的深入考察，指出以伦理组织社会，进而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此外，作者还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既批判了中国文化的病诟，也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要旨。

读完本书，印象最深刻的即是梁先生全片围绕的道德与宗教之间的区别以及中国同西方社会在信奉不同文化宗旨之后衍生出的理性与理智的区别，进而指出中国之所以科技不兴盛、社会不发达的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相比较于西方，一直处于一种伦理社会，理性战胜了理智，没有意欲向前的冲劲，亦且没有反转向后的抑欲倾向，更多的只是安于现状、知足而乐。

在中国，自周孔教化产生之后，宗教遂以变质。儒家“似乎彻底不承认有外在准则可循。所以孟子总要争辩义在内而不在外。在他看 来，勉循外面标准，只是义的袭取，只是‘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在梁先生看来，“儒家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与宗教对神的崇拜及其严格的组织与思想控制截然相反。

然而要以道德代替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并不仅此。梁先生认为:“宗教在中国卒于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

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

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儒家提倡家庭关系，甚而把父子兄弟的感情关系推到社会上去，比如朋友如兄弟，百姓为子民，以伦理关系来组织社会。把家庭关系由内而外推展开去，把社会关系由外往里拉，使得社会也从而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社会冲突是以不强。另设礼乐揖让，大家相处互相尊重，凡事以理性为先，不尚冲动，更反感争斗。民谚“一争两丑，一让两有”正指此。这一方面组织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平和。集团之不强，宗教之被替代，也是情理之中了。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理性早启。梁先生对理智与理性作了区分。他认为，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的两个方面，“知”的一面为理智，“情”的一面为理性。“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这很像我们现在说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分别。在他看来，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儒家所尊祟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多数人民，它所祟尚的只是理性。由此，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风尚，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精神，作者分析为 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清厚。”与宗教的出世不同，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主人世哲学。“儒家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梁先生指出：必须摒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理性。在梁先生还认为有两种错误，即知识上的错误和行为上的错误。譬如学生考试，学生考试成绩不好，这是其学习能力差；学生考试因作弊而被抓，这是品质的欠缺。而学习能力差则是理智的问题，而品质的欠缺则是理性的问题。

在梁先生看来，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之早熟，理性早启与文化早熟几乎是一个意思。何为“文化早熟，’?先生认为，从理念上而言，“中国理念较之西洋恒有所超过，而非不及。”书中以中国人多义务观念而少权利观念为例说，西方人由相争而达于互相承认，以求“平等”，是为近代一大进步;而中国人则是起因于伦理道德尊重对方，“看对方重于自己，超过了承认旁人那句话，与起因在不顾旁人者适相反”。却恰由于此，中国人才忽视了“平等”的重要性，未能产生近代西方的平等思想，更不可能建立相关的制度。

《中国文化要义》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 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

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也不只是因为它对于民族生存和国家重建所具有的工具价值。梁自己也说过一句话：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保存中国传统。保存文化是对的，哪一个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

但如果确实要把梁漱溟当作“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甚至如他期望的把他当作“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么1942年着手撰写、1949年6月完稿的《中国文化要义》，无疑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说法，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与他的其他著述一样，充满着“问题意识”。从大的方面来说，梁漱溟毕生思考的两大问题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每个人从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溟引向中国文化。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

在文章最后，梁先生重申中国文化之十四特点，几乎每条都与西方对比，探讨出其中细微差别，由此凸显中国文化之独特不殊。大概为寻求其一生所执着追问的问题，中国自己的问题，发现民族的历史，以及与西方比较得来的差异，由此发现我们民族的优良性和不足之处，梁漱溟先生其所作为后来的实践者和革命者们提供改革参考的方向。更是让无数人了解到自己是在怎样一个文化传统下生长起来的人，又 带着怎样的民族烙印。大处于民族改革有所贡献，小处于个人思想大有裨益，梁先生究其一生所探讨的问题对于后来的人寻找答案还是很有启发的，先生若泉下有知，该含笑抚须。

梁漱溟视角下的中国文化 篇2

具体到建筑上来说，在新的语境之下，它更肩负着对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担。这之中，传统建筑的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因为所谓传统就是指一个民族或地区在理与情方面的认同和共识，这是最能体现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的，故而就很有讨论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有很多问题都是有待思考的，要一文以述之，殊为不易，故此文着重于讨论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软实力表征及其现实意义。

一、相关概念解析

（一）软实力的概念

要谈“文化软实力”不得不谈的是什么是“软实力”。

“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1990年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国家实力可以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其中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经济、军事、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实力;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它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国民凝聚力和国际机制等，即指意图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同化力来影响、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等，从而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

（二）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文化软实力正是由软实力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且是软实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约瑟夫教授对文化软实力没有进行明确定义，但是经过后来的学者不断思考和深化，逐渐将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基本定义出来。文化软实力是指文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凝聚力、影响力以及感召力。

（三）建筑的文化属性

黑格尔在《美学》中就认为：“就存在或出现的次第来说，建筑也是一门最早的艺术。”建筑从其出现的一刻开始就已经被烙上了精神文明的烙印，它直接、综合地反映了所处时代的美学、哲学、社会、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状况。所以，毋庸置疑的是建筑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人类的物质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都会以建筑为表现方式展现出来，反过来讲也就是说建筑具有这些属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建筑是文化的产物，其具有蕴含文化软实力的可能。

二、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软实力

（一）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软实力的主要体现

中国传统建筑所具有的软实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表现是不同的，而且最体现其软实力的方面和层次也是不同的，这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强弱、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中国的硬实力有关。要讨论这一问题，就要从时间维度纵向地看待。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此期间中国与很多国家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受中国建筑风格影响最大的当属朝鲜半岛和日本了，日本建筑史中称“中国建筑是日本建筑的父母”，朝鲜半岛上从高句丽时期到朝鲜时期的建筑形式风格莫不是受到中国建筑的强烈影响，例如日本的唐招提寺、法隆寺和韩国的景福宫等。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建筑基本脱胎于中国建筑，足以证明历史上中国的建筑具有相当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在历史上，传统建筑对内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文化是不间断的文化，建筑文化也是一脉相承，在继承前一代的建筑同时，它也汲取自己时代的文化养分或者外来的养料。这种传承和发展之间，正是每个历史时期的传统建筑发挥着作用。

在当代，中国的传统建筑依然发挥着它的活力，但是维持活力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国家实力的优势，而是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特色。其软实力的表现方式也分为了直接表现和间接表现两种方式，直接表现是通过古迹或者传统式样的建筑表现出来的，间接表现则是通过传统建筑内涵的现代演绎形式表现的，这是一种古为体，今为用的建筑创作。说到这里，不妨来说一说去年获得建筑界最高奖项的中国建筑师王澍，其作品充满浓郁的中国人的哲思和文化内涵。普利兹克奖的颁奖词这样评价王澍：“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并且有世界性的建筑。”他的成功证明我国传统建筑精髓在经过当代的现代化演绎之后依然有力地宣召着中华民族特色文化。

（二）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软实力的特征

1. 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并存

文化软实力的存在主要是以精神力量为主要的存在形式。但是，对于建筑文化而言，应该区别对待。建筑是实际存在的，其文化内涵固然重要，但是其物质力量也不容忽视。

2. 相对稳定性

中国传统建筑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它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不会被瞬间磨灭的，恰恰相反的是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之后更增强了其生命力，并且长久持续地发挥着积极作用。

3. 依赖性

从历史演变角度可以看出建筑文化软实力的存在依赖于其他方面文化软实力的存在。一个文明在鼎盛的时期，其建筑也成为了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所以说建筑文化软实力不是独立存在的，它脱胎于文化，依赖于文化。

三、发掘并提升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软实力的现实意义

下面试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软实力的现实意义进行归纳概括：

1.活跃建筑创作

“土生土长的文化，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赖特对于文化如是评说。诚哉此言，这种生命力是顽强的，是根深蒂固的，是能唤起整个民族共鸣的。对于传统的重视是建筑创作的一大契机。

2.提升中国建筑业界的国际地位

从这些年国内的大型项目建设情况来看，国外事务所占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从央视大楼到上海中心，从广州歌剧院到“东方之门”，无不出自国外建筑师的手笔。缘何?就是因为我国整个建筑界在国际上的弱势。换句话来讲，就是我国建筑师话语权的缺失。这也是因为现代建筑的各种理论和思潮都是由欧美兴起的，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处于被动状态。要想改变现状，则必须由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凭借有说服力的建筑创作和有感召力的文化内涵来夺回建筑市场上的话语权。

3.传承民族文化

目前中国成为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他们设计的建筑所宣扬的价值观和文化是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过量的外来文化侵入对我国文化建设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必须将中国文化融入建筑设计，以提高中国建筑的文化软实力，以此来弘扬民族文化，让中国建筑对内产生认同感和凝聚力。

4.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正如国家竞争一样，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有软硬之分。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城市的一个发展的关键。目前，更有一些地区提出了“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的口号，诸如武汉、温州等。如果将建筑放到城市的角度看，建筑的文化内涵的提升可以极大地提高城市的人文气息、历史气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城市的旅游业、消费市场，进而从软硬两个方面直接和间接地增强城市的竞争力。

四、结语

梁漱溟视角下的中国文化 篇3

关键词：古典诗歌 意象 文化审美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语言艺术，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所形成的文化积淀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艺术象征、美的象征、审美情感的象征。在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从文化的视角去引导和帮助学生理解诗歌意象的文化蕴涵，关注古诗词中文化的作用，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古典诗歌。

一.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中的文化审美心理

在中国古代诗学中，意象一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范畴，孔子说：“圣人立象以尽意。”唐代诗评家司空图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胡应麟也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可见意象艺术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与基础，简单地说，“意”是诗人的思想感情，“象”指客观的景或物，意象即寄托诗人主观情感和审美思想的客观物象，也就是说，只有意与象的完美融合才为意象。

意象的大量运用，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总要反映一定的生活内容，表达作者一定的思想感受、情绪、情感和精神，并且这些情绪、情感、精神大多是通过客观的物象，也可以说是景来传达的。瑟瑟秋风浸透悲凉之感，依依杨柳牵动惜别之情，月映大川萌动思念之心，登高望远引出生命之忧，江海河流涌动哲理之思……凭借秋风杨柳月亮的意象，今人得见古人之心，今人得享古人之意。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意象所传达的这种心灵信息的交流是建立在民族心灵相通、共同的物质生活和共同的文化生活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国古典诗歌意象中民族文化传统必然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是时间上的传承与延续。也就是说，我国诗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有着特定意义的典型意象，如杨柳、月亮、松、梅、竹、菊等等，在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中，传达出一种活的心理、精神力量，不但为古人所吟咏，同时也为今人所传唱，甚至还会为后人所高歌。另一方面是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念。夏丏尊先生在其《鸟与文学》序中说，一盆芬芳的蔷薇与一枝枯瘦的梅花在中国与西洋趣味的不同，蔷薇在西洋原是有长久的文学背景的，在中国究不能与梅花并列；如果把梅花放在西洋的文人面前，其感兴也当然不及蔷薇。并且说，“民族各以其常见的事物为对象，发为歌咏或编成传说，经过多人的歌咏和普遍的传说以后，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脉中，遗下某种情调，呈出一种特有的观感。这些情调与观感，足以长久地作为酵素，来温暖润泽民族的心。”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一些传统的特定意象，通常是中华民族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念的结晶，是他民族所不能翻译共喻的。

二.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教学应该把握的几点

基于以上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文化审美心理的分析，对于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教学，笔者认为，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1.承传与创新相结合

文化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民族的文化生生不息，不断承传又不断发展，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时代性和历史的进步性。从发展的过程来看，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个不断发展、丰富和自我更新的过程。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中蕴涵的民族文化同样如此，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创新。这也就决定了从文化的视角看，承传与创新应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教学的方向。众所周知，教育对文化发挥着选择、承传、发展和创新的功能，古典诗歌意象中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古代诗人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思维结晶，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情感、心灵意识、审美价值等，古典诗歌教学就是要引导和帮助学生汲取这些文化的精华，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学生在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受到熏陶、浸染，从而完成对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并使之在新的时代里发扬光大，在创造性的转化中古为今用，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生活，服务于当今的社会。

2.审美与教化相结合

“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是语文教学一项突出的任务，初高中教材中增加的大量文言诗文，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其中蕴含着我们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古典诗歌意象中的民族传统文化渗透了各种美的因素和人文精神，如自然山水、自然现象的壮丽秀美，人的社会实践的本质力量，人内心的情感、品格等。雎鸠是美好的鸟儿，《诗经》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此来抒写美好的爱情；“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乐府诗中用孔雀起兴，代表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李白《静夜思》月意象那浓浓的思乡之情，令人回肠荡气。蝉栖于高枝，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而其所喻之人品，则有“清”、“廉”、“信”、“俭”之德，骆宾王《在狱咏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李商隐《蝉》：“本以高难饱”，“我亦举家清”。虞世南《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的高洁清灵之气扑面而来。人生如寄，韶光易逝，壮志未酬而华发已生，“登高”极易引发怀才不遇、壮志未酬之悲，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杜甫的《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种揪心痛苦惋惜的短暂的生命意识令人悲感无限……这些美的要素和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已深入人心，脍炙人口，流传千古，它们犹如一扇扇窗户，展示着人类精神的奇妙天地。因此，毫无疑问地在古典诗歌教学中要充分发掘蕴含其中的积极因素，让情感之美、哲理之美、人格之美、思想之美放射出无穷的魅力，让学生在熏陶、感染中吸收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发展健康个性，丰富精神世界。

3.感性与理性相结合

从文化的视角把握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教学，首先是由诗歌意象的特点决定的。“心镜万象生”，意象是注入了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它通过以象显意，在自身的知觉范围内显示大于自身、超越自身的指向更为深邃、内在的精神境界，达到感性形式和理性内容的高度统一。它既给人以具体的美感，同时又启迪着人们去作深沉的理性思考和探求。因此，对古典诗歌意象中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既离不开感性的把握，也离不开理性的探求。其次，由文化的濡染与熏陶决定的。著名的文化学家皮尔森说过：“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说，文化是一种习得、积累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文化学上称之为濡染或濡化。濡染或濡化是一个由外而内逐渐内化的过程，它最终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渗透。从文化视角来看，古典诗歌意象的教学应该就是这种文化的濡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让学生在文化的熏陶中获得心灵的顿悟，文化的智慧，达到感性与理性的融合统一。如陶渊明诗歌中“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菊”意象，如果我们让学生在深秋去看看迎风怒放、枝枝娇艳、朵朵超凡的遍布野外的菊花，再想想“菊”意象中的东篱老人，学生浮躁的心灵能不得到净化？又如张若虚“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中的“江、月”意象，如果让我们的学生在月明之夜，遥望天际那一轮清辉玉盘，学生自然会在无限的时空中与千年以前的祖先心灵呼应遇和，从而引发对人生的深沉思考，获得一种面对现实和未来的自信和力量。

参考文献

[1]曹明海，张秀清.语文教育文化过程研究[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梁漱溟视角下的中国文化 篇4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也是极力赞同的,不过,依据文化系统三层次说,他认为西方“奋往直前”的精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伦理情谊,必须借助儒家文化加以补充,使之更“纯洁化”,以便使资本主义在中国更好地扎根、生长.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梁漱溟的内心是矛盾的,透过矛盾,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西化的理解,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作 者：申晓勇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刊 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1)分类号：B261关键词：儒家文化 西化 纯洁化

文化视角下的内部控制内涵分析 篇5

作者：张伟编辑：studa20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它对企业员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重要影响。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目前被许多企业采用并取得良好效果。但是,许多企业也只将内部控制的实施停留在制度、方法层面,没有将其升华为企业精神、经营理念、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没有作为企业文化进行培育,让内部控制文化逐步成为规范、约束员工的管理理念、企业价值观和群体意识。内部控制文化反映了企业独有的管理经营理念和行为特征,对深化内部控制内涵及功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内部控制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内部控制的内涵

目前被认为最具权威性的内部控制理论和内部控制定义是美国COSO委员会在其《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报告中提出的:“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当局以及其他员工为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我国《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中所规定的内部会计控制是指:“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从这两种对内部控制定义的解释来看,内部控制首先是一种管理方法,是改善企业管理、保护资产、规避风险的手段;其次内部控制是一个管理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企业经营的始终,涉及企业上至董事会、股东,管理层的经理,下至执行层的全体员工;再次,内部控制是一种管理制度,是对原有的制度和规章得到更好执行而进行约束的制度。内部控制的这些内涵特征决定了内部控制的性质,不管是制度还是过程或方法,都具有凝练成企业精神、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条件。许多企业虽然制定了内部控制制度和规范,但仍然出现内部控制失效,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就控制谈控制,将内部控制的内涵仅仅局限于作为一种制度和方法。没有将内部控制上升到文化层面,作为企业文化去弘扬。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企业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企业应从战略高度和文化层面重视内部控制建设。

二、内部控制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征的使命、愿景、价值观、道德规范和理念以及与这些理念相适应的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思维和行为方式、企业对外形象等的总和。企业文化对内部控制的执行起着支持和维护的作用,良好的企业文化将员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统一到企业的发展上来,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

但内部控制文化不是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的简单结合,它是将内部控制内涵从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视角进行解读、凝练、提升。因此,内部控制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内部

控制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并被共同认可、遵循,带有价值取向、道德作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及其具体化的物质实体等因素的总和,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控制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群体性。内部控制涉及企业组织中的每一个人,其文化是影响上至董事会、经理层,下至普通员工每个人的价值理念和道德作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二是具有独特性。内部控制已超越了原来的作为工具、方法、制度的范畴,形成内部控制文化后,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体现着企业特有的风格和魅力。三是具有长期性。从内部控制理论发展来看,在逐步的完善和成熟,且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企业渐渐引入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文化的形成对企业长期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内部控制文化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根据内部控制的特点和内部控制文化的特性,内部控制文化可分为五个层次,即行为层、制度层、精神层、环境层、战略层。

行为层文化是指企业在实施内部控制时,采取的宣传教育,引导疏通,各类人际关系活动等,使企业所有员工形成一致行为取向和行为标准。内部控制形成的行为文化是企业经营、人际关系、企业活力的折射和反映。制度层文化是指企业对内部控制实施而制定的一系列约束措施和员工遵守的规章,并使这些约束和规章形成员工自觉遵守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制度文化是一种机制保障。内部控制的配套制度对内部控制的实施具有补偿、弥补和支撑作用,如在财务管理中,内部控制规范了财务审批、支出、使用等权限,相应的财务报销制度等对内部控制制度具有补偿作用。精神层文化就是指企业在长期实施内部控制措施时,将其上升为企业的共同价值观、价值标准,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的支柱。精神层文化是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企业的精神和文化的核心,是潜在的,对员工的理念具有明显的指引作用。环境层文化是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润滑剂。基于内部控制环境提出的,是指将内部控制的措施与企业内部的环境建设有机结合,形成宽松和谐的工作氛围。战略层文化是指将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贯穿到企业的中长期战略中去,形成长期的机制,使员工自觉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努力。

内部控制文化的五个层次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其中,精神层是核心,与企业长期已经形成的其他文化应融合在一起,是最重要层次;制度层是关键,各种规章和标准都可使内部控制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行为层、战略层、环境层都贯穿内部控制实施的始终,与企业行为、长期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如图1所示。

四、内部控制内涵的深化和拓展

对内部控制文化进行分层次分析,是对内部控制内涵深化和拓展的基础。从目前企业对内部控制的实施来看,内部控制还存在可挖掘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内部控制的最好效应还没有发挥出来。因此,深化内部控制内涵是非常必要的。企业既然投资引入内部控制系统,就要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尤其是随着企业面临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就应从行为主体与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环境文化、战略文化五个方面深化和拓展内部控制内涵。

(一)从行为主体与行为文化角度进行深化和拓展

以人为本,人是一切活动的根本,是决定内部控制效果的最重要因素。应对实施内部控制的人区分层次。区分层次就是将控制主体——人进行分层,可分为三层:一是理念层——董事会;二是管理层——经理;三是执行层——普通员工。在内部控制系统中人人平等,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职务享有一定的权利,并承担责任和义务。董事会作为企业最高管理者,企业朝什么方向发展,由他们掌舵,他们的品行与作风、操守与价值观、管理理念和风格都对内部控制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对管理层的要求必须体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使经理们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更好地履行义务。执行层的普通员工相对权力较小,但是员工与管理层等勾结发生的内部控制失效事件并不少见。因此,企业要注重员工价值观的培养与建设:要统一员工的思想认识,用企业的文化和理念来引导员工,把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价值实现融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去,使所用企业人员具有共同的目标和期望。培育良好的行为文化必须解决员工、经理、董事信息传递问题。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管理混乱,控制失效,企业损失现象经常可见。许多企业存在多头领导,越权领导,越级领导现象,各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沟通时间滞后。同时获得信息的渠道也很多,有来自正式群体的信息,有来自非正式群体的信息,有来自正面的信息,也有来自小道的消息。因此,对信息的筛选至关重要。

(二)从制度文化——配套制度建设角度进行深化和拓展

制度是一种约束手段,要使内部控制制度形成一种文化,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内部控制制度是保证内部控制实施的重要环节。企业要从控制前、控制中、控制末等三个阶段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监督机制,并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建立强审机制,定期完成企业报表、资产、财务等方面的审核分析;建立信息反馈机制,使得内部控制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时得到矫正。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并把结果作为员工晋升的重要依据,奖优罚劣,激励员工。内部控制只是管理程序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内部控制不能解决企业所有问题,尤其是无法完全解决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因此,必须建立补偿机制,设立突发事件处理的预案来进行弥补。

(三)从精神文化角度进行深化和拓展

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使企业长期在生产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企业价值观、企业伦理、企业目标等,是企业的精神财富。将内部控制凝聚升华为精神文化,是对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中实施的最高要求,也是内部控制制度得以发挥其最大效用的重要途径。企业可以通过长期的宣传、引导,将内部控制制度贯穿到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活动、企业战略中去,使内部控制逐步成为企业和所有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共同理念,形成意识形态的精神成果;还要把内部控制精神层文化与其他层次文化、与企业其他文化相互融合。

(四)从环境文化角度进行深化和拓展

环境文化是表层文化,但良好的环境文化氛围对企业内部控制非常重要。内部控制环境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对内部控制内涵的深化与拓展主要从内部环境入手。首先要优化组织结构。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必须界定责、权、利,这是强化内部控制效果的重要保障。组织结构的设计必须符合企业的实际。企业应对自身的业务和活动范围与特点来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结构,可以采用集权式,也可以是分权式。但是不管怎样,组织结构要有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要有利于内部控制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其次,内部控制需成立专门的内部控制管理委员会,可以起到专事专办,能通过深入的研究确保内部控制有效性。企业应抽调一些财务知识丰富、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和实施。最后,企业还应加大对内部控制的资金投入,实施内部控制的目的是规范企业运营,而不是企业之间互相攀比。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企业发展资金紧张,在投入方面,权衡各种因素,要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内部控制,将内部控制作为一项长期可以发挥有效作用的机制。

(五)从战略文化——控制目标角度进行深化和拓展

战略是企业在中长期要实现的目标。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目标就是使会计信息真实,财务报告准确,并防止舞弊发生,随着内部控制理论的深化,公司治理、经营风险防范的目标也越来越突出。美国COSO报告中规定的内部控制的目标有三点,即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提高企业经营的效果和效率;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性。我国所确定的内部会计控制目标是: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但是企业目标是由高层人员制定的,对于中层管理者和基层的执行者来说,这一目标显得有点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如会计人员认为做好账,出具切合实际的可靠的财务报表就是他的目标。企业的战略目标要使员工形成一致的认识、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应认识到内部控制的规范作用不仅是防范个人舞弊、会计信息失真等,重要的是形成一种自觉为企业发展和经营贡献力量的人生价值观,也就是实现“无控性”目标,这也是内部控制潜在的最高级的目标,借助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来引导组织和人的行为。

五、结论

梁漱溟视角下的中国文化 篇6

组织社会化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管理

南京政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毕业论文

题 目

组织社会化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管理

单 位

名 姓 学 号 学科类别

淳安千岛湖会议会展有限公司

叶如华

09031179 经济管理

南京政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组织社会化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管理

毕业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毕业论文是本人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特别加以标注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他人已经发表的学术成果或者他人为获得高等院校学位而使用过的材料，论文中不涉及任何知识产权纠纷。否则，本人将承担一切责任。

学生签名：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 南京政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组织社会化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管理

摘 要

企业通过从自身的企业文化中挖掘才能得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即现代企业要履行企业文化型社会责任。组织社会化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管理是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思考创新的，企业要将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痛现代企业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

关键词：企业 文化 社会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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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社会化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管理

Abstract Mining from its own corporate culture in order to obtain a truly their own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the modern enterprise to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e culture.Corporate culture management in the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perspective is a modern enterpris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 to keep thinking of innovative, modern corporate culture of the business you want to own interests and social interests of those interests pain combine organic.Keywords: corporate;culture;social;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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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组织社会化是指员工为了适应所在组织的价值体系、组织目标和行为规范而调整自己态度和行为的学习过程。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其特殊的环境条件和历史传统下，在吸取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先进的管理和策略所形成的，并为组织中的成员所共有的一整套具有明确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往往是一个企业所特有的，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并确定了该企业的风气和员工的行为准侧。现代企业在发展中的企业文化管理要在组织社会化视角下执行。组织社会化与企业文化管理的概念及关系

企业文化管理本质上就是企业个性的管理。企业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企业这一经济组织的经营意识及组织文化内涵，因多年的研究发现企业不同的文化特性对组织绩效——特别是长期绩效有极大的影响。故而企业文化的概念应运而生。显然，企业文化概念的产生就是从管理学的角度而来，只是我们有个别专家的神秘论、形式主义等将其管理学本质掩盖而已。

理解组织社会化，首先必须理解什么是社会化。早在1895年，德国社会学家Simmel在其《社会学的问题》一文中，首先用“社会化” 一词来表示群体形成的过程，这是社会化的最初涵义。此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社会化”进行了不同的界定。概括而言，社会化是指个体获得团体所认同的社会行为，从而适应团体生活的过程。个体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要求人必须在社会认可的行为标准中形成自身的行为模式，使之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一员。

在组织管理中，schein认为组织社会化是新进员工为适应组织角色所需要学习的内容和经历的过程。Louis指出，组织社会化是使员工了解组织角色和接受组织成员所需的价值观、能力和期望行为的过程。Fisher认为，组织社会化是新员工在进入组织后获得有关组织信息的调适过程，期望其行为能够符合组织的要求。Filstad认为，组织社会化是指新员工从进入组织到成为该组织既定成员过程中涉及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所有学习。

组织社会化和企业文化管理是紧密联系的，组织社会化推进了企业文化管理创新，之后决定着企业真正的社会责任，企业文化通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进行 南京政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组织社会化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管理

企业的组织社会化而得以彰显。组织社会化下如何有效的进行企业文化管理

2.1 企业文化管理要遵守的原则

要做好企业文化管理，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2.1.1首先要坚持最高领导层认知

在电力行业企业中，企业家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企业文化的雏形，企业文化管理的状态大体上是企业家文化和风格的体现，由此可见，企业文化管理效果的关键之一是企业最高层的认知。

2.1.2其次要坚持员工观点

企业文化管理的最终执行者是企业广大员工，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文化管理的核心部分，企业的一系列价值理念是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儿塑造出来，企业文化管理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正是这一系列理念能否为广大员工所接受，可见企业文化管理必须得到广大员工的支持。尤其是在电力行业企业，国企观念根深蒂固，如果没有群众的理解和行动，要取得企业文化管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2.1.3 最后要坚持与时俱进

企业文化管理并不是一种静态的管理，它具有动态性，企业文化管理具有动态性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企业文化具有动态性，随着企业领导、企业业绩、企业生存环境、企业员工、企业所处行业、国家政策等因素的不断作用和变换，企业的文化也适者生存得不断自身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更好的推动企业发展，所以企业文化管理也是动态的管理表达方式，可见企业文化管理也必须与时俱进。

2.2 有效的在组织社会化下进行企业文化管理

组织社会化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管理需要通过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学习型企业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创新等方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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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社会化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管理

2.2.1 增强企业文化中的社会责任

通过各种方式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并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企业文化中体现出来。企业可以通过团队合作提高员工的合作精神和责任意识，通过推进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创造员工积极主动和互帮互助的氛围，从而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可以将被动的履行社会责任转化为员工的积极主动的自愿性行为。当员工把履行社会责任变成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社会责任人”时，企业将进入良性运行的状态，企业与社会也将进入良性互动状态。

要明确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明确的目的是防止企业盲目的承担社会责任，关键是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以及区别那些社会责任自己要承担，那些社会责任在自己的范围之外。因为社会对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一种“刚性”需求。企业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应该界定好利益相关方，不断动态地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协调好各利益相关方与企业的关系，达到企业与各社会群体的和谐共生。

对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进行“走动式”管理。不仅要在企业的利益相关群体中进行“走动式”管理，而且要通过非利益相关群体对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进行“走动式”管理。尽管深入了解自己的利益相关者非常重要，因为社会需求的变化最快的可能就在这个方面。但是根本性变化的最初信号却很少出现在利益相关者群体中，而几乎总是出现在非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在一个社会中，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非利益相关者群体总是大于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因此通过非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进行“走动式”管理更能及早的发现社会需求的变化，从而使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紧跟社会的发展与需求。

2.2.2 建设学习型企业文化

1、营造学习型企业文化力，提升中国企业文化价值观

树立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来指导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员工行为，以企业精神凝聚全体员工，使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先进的管理思想激励员工通过个人学习、团队学习以及在企业实践中不断积累的经验，丰富和完善企业经营理念的内涵，打造成更高层次的企业文化力。形成以企业文化来指导经营实践，通过经营实践来指导学习，通过不断的学习来积累实践经验，再通过实践经验上升至企业文化，不断提高和完善，最终形成强大的学习型企业文化力，真正做到使“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

2、强化学习型企业文化学习力，完善中国企业学习力培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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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学习力培育首先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员工被浓郁的学习气氛所感染，才会产生强烈的学习动力。创建学习型组织是营造学习型企业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学习的环境布置、激励制度保障做起，为员工提供一个学习的基础铺垫真正激励起员工的学习欲望。积极向上的学习型企业文化能激励企业所有成员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超越自己，这样的企业文化是形成学习力的良好环境。

强化学习力要塑造优秀的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能够进行自我学习、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企业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创建共享的知识管理平台。企业应通过知识管理，促使组织内员工不断地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特别是知识在组织内的相互交流和碰撞，成长为企业发展所需的优秀人力资源，提升自身竞素质，从而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能力。

2.2.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有效地创新

一要科学地确定企业文化的内容。一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文化的渐进性，结合国家、企业的未来目标和任务考虑文化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和进步，必然导致人们心理及行为模式的发展和变异。文化的渐进是一条客观规律，也是实现民族的、企业的新目标、新任务的必然要求。二要根据企业的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现实条件，形成企业的共性文化和个性文化。企业在自然资源、经济基础、人员构成等方面存在差异，客观上会产生和要求不同的文化特点。三要重视个性发展。一个企业的文化个性，是这个企业在文化上与其他企业不同的特性。它只为这个企业所有，只适用这个企业，是这个企业生存、发展条件及其历史延续的反映。二要创新的发展，理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在创新企业文化过程中，必须以创新理念文化为核心，以创新后的理念文化为指导，对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分别进行创新。理念文化的创新是最艰难的，也是企业文化创新的核心和重点。对企业理念的创新，首先必须对竞争企业进行研究和分析，充分了解竞争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其次必须对分析研究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思想，对其进行充分借鉴；最后必须充分分析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经营理念、价值理念进行创新，提出更具有竞争力的理念文化体系。总的来说要创新管理思想，实施人本管理。创新组织机构，建立学习型组织。创新管理制度，激发企业活力。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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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企业文化管理在组织社会化视角下的运行通过增强企业文化的社会责任感，建设学习型企业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企业文化进行创新。最终在组织社会化视角下有效的进行企业文化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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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梁漱溟视角下的中国文化 篇7

关键词：受众视角,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娱乐化

一、引言

中国文化, 又称华夏文化, 是中国56个民族文化的总称。中国传统文化由中华文明演化而来, 并汇集成一种反映中国风貌与特质的民族文化, 是中华民族在观念形态、思想文化上的整体呈现。15世纪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居于世界文化前列, 16世纪以后在西方文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与影响下相对落后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历久弥新, 对于整个中国及中华民族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新时代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明显的文化断层现象, 究其根源, 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缺乏吸引力, 传播内容枯燥乏味, 传播渠道十分单一, 因而无法深入人心。大众传媒将信息传播与娱乐结合起来, 娱乐不再是一个特定的行业, 而是发挥着为受众提供轻松愉悦的同时, 使其获取必要信息的作用。人们在快节奏、繁重的生活压力中需要借助娱乐化这种轻松的方式来接收信息符号。于是, 传统文化通过传播娱乐化的方式进行信息传播便有机会在受众层面上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

二、理论基础

1. 马斯洛需求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论, 认为人有七种基本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 首先要满足受众的生理需求, 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需求。其次, 爱与隶属的需要能让受众回归爱, 回归家庭, 回归民族, 回归祖国, 产生强烈的情感归属感。再次, 满足受众对于周围世界与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以及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求知与探索等欲望,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过程当中应当注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娱乐化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契合着人类缓解紧张情绪、收获愉悦感观、舒适温暖的归属感、对于文化内涵的求知欲等方方面面的需求。

2. 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基于受众立场, 通过分析受众使用媒介时的动机与其获得的需求满足来考察媒介给受众带来的行为与心理效用的。该理论强调受众的能动性, 突出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娱乐与生俱来就是人类精神解放的一种方式, 传统文化的娱乐化传播符合受众的审美心理;娱乐化的根本价值在于表达人类的感性情绪,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娱乐化正借助了“寓教于乐”的这种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学习传统, 让人们潜意识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 进而影响受众的观念及行为。

三、受众视觉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娱乐化

受众是信息传播的对象, 是传播信息链条上的末端, 即信息接收者。新时代下的受众已经不完全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 也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反馈来影响传播者。从受众层面来看,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可通过传播娱乐化的手段来提高传播效果。

1. 明确受众对媒介的接触习惯

对受众进行一系列的调查, 从而了解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 在传统文化传播娱乐化的过程中非常必要。不同的媒介对受众有不同的影响, 在基于受众对不同媒介的不同接触程度的数据基础上, 媒介能够有区别、有针对性地进行传统文化娱乐化产品的策划与制作。

2. 为受众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社会氛围

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受众接触、了解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充满传统氛围的社会状况, 能够激发受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产生选择性注意, 并随之产生选择性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娱乐化是宣传过程中最有力的帮手, 当受众通过娱乐的方式在传统文化上产生了情感认同, 让其接受传统文化也就显得轻而易举了。

3. 满足受众的心理代偿

当无法满足追求某种东西却追求不到的欲望时, 人们就放弃追求原来的目标, 去寻找一个可追求的代替品来作为新的假设目标进行追求, 这种寻找替代追求品的行为被认为是心理代偿。其意义归根到底, 就是为自己营造一个目标得以实现的假象来满足自己不能实现的欲望。通过娱乐化方式来接收传统文化, 能够满足受众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信仰和文明, 从而得到精神上的心理代偿, 为其打造一个心驰神往的美好精神世界, 引起情感共鸣, 达到传播效果。

4. 考量受众的媒介认知能力

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应当考量接受者对媒介认知能力、接受程度, 进而进行正确的引导与培养, 以此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传统文化的娱乐化传播也应遵循这样的原则, 根据受众的实际媒介认知水平进行有效的娱乐化传播。

结语: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娱乐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应当有系统的方法, 这其中包含了各方面的因素, 并且这些因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 而不是相对孤立的。从受众层面分析传统文化传播娱乐化的建构只是当中的一个方面, 最终要取得成功必然是包括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渠道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肖希茜.《中国纪录片对外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J].新闻世界, 2012 (12) .

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 篇8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学界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1921年10月，梁漱溟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历时半年，前后共有两次公开的思想交锋，折射出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虽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其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宝贵的，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胡适；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3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因东西文化交流、新旧文化交替而引起的文化论战可谓屡见不鲜，李泽厚先生曾专文谈到中国现代的三次学术论战[1]。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或因未泛起太大的波澜而少为学界所道，更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事实上，胡、梁二人间的东西文化之争乃是1923年中国学界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故大有辨析梳理之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透过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批评应答，探讨二人在东西文化上的歧见，以期能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一、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

关于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需从新文化运动讲起。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中国现代史许多基本问题都要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如此，思想文化领域问题更不例外[1]。

胡适（1891—1962）比梁漱溟（1893—1988）年长两岁，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二人均受邀进入该校任教。因胡适与梁漱溟的人生经历、致学途程、学术旨趣、思想焦点等迥然有别，故初到北京大学时二人并未交友。1916年11月，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就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等人一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吹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人性解放的号角。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全国广大知识青年的拥护和支持，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旋即席卷全国。年仅26岁的胡适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当胡适因新文化运动而独步于思想文化界时，梁漱溟尚属默默无闻之辈。但因受东西文化问题的困扰，梁漱溟一边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概论，一边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开始构思《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作为《孔家哲学》《唯述识义》两书之引子。对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派高举的民主与科学大旗，梁漱溟颇为赞赏。他说：“新派所倡导的总不外乎陈仲甫（陈独秀）先生所谓‘赛恩斯（科学）与‘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胡适之先生所谓‘批评的精神；这我们都赞成。”[2]（P214）因为“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2]（P216）。翻阅梁漱溟的理论著述可以发现，他曾十分娴熟地运用“理智”“本能”“直觉”等西方术语阐释东西文化问题。但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毕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必须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这个前提。然而，陈独秀、胡适等人皆是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其所领导的新文化派欲将传统文化连根拔除的态度激起了梁漱溟内心深处的卫道情结。

1920年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课外讲演中首次畅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日刊》连载讲演记录。翌年8月，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界之邀在暑期讲演会上再次以该主题进行演讲，公开为儒家辩护。他说：“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做孔家生活的缘故。”[2]（P227）同年10月，梁漱溟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不想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造成了轰动。“这本书头4年中一连印刷了8次，同时也把梁漱溟抬到了全国瞩目的位置上。”“一部学术著作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读者，这还是史无前例的。”[3]（P54）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此外，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虽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通过其一系列著述发表了关于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的深刻见解，标志着近代中国东西文化论战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内容

梁漱溟研究之第一人、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将自由主义者胡适、国民党领袖吴稚晖、共产党人杨明斋视为梁漱溟著作最著名的三个批评者[3]（P126）。因吴稚晖、杨明斋之论不关本文主旨，故略去不谈，这里着力呈现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文化观学术批评的大体样貌，进而管窥二人在文化路向上的根本分歧。

关于当时东西文化论战的概况，梁漱溟在1930年的《为胡适之先生复信所写跋序》中有过明确记载：“我与适之先生的论战只有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我于民国十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批评到适之先生处不少；然适之先生之转回批评我，乃在十二年春发表于《努力周刊》（原文如此，本名周报）相隔一年余。其后我又取适之先生批评我者，而作答论，则已是十二年冬间，相隔大半年矣。”[4]（P198）根据现有史料和梁漱溟自述，可知胡适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战前后共有两次，且集中在半年之内。

1.第一次交锋

因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胡适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论述提出过批评，所以后者自然要作出公开的回应，这次回击是该书出版两年后的1923年。之所以沉默了两年，胡适曾戏用梁漱溟的原话来这样解释：“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你不必辩，辩也无益”[5]（P186）。1923年4月1日，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指出梁著的根本问题在于“犯了拢统的毛病”，并枚举两例以为说明。一是梁漱溟在文化定位上“拢统”。梁漱溟认为：“东方化还是要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4]胡适认为梁漱溟的论断过于主观臆想，一种文化究竟能否成为世界文化并不是主观能断定的，而是要有深厚的客观依据的，还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所以说“这种逻辑是很可惊异的”[5]（P184）。他觉得如何界定文化原本就是很复杂的事情，决不是全凭主观臆断就能解决的。“只有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的问题，和用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寻求双方文化接触的时代如何选择去取的问题，而不是东方化能否翻身为世界文化的问题。”[5]（P184）如是观之，胡适认为梁漱溟依据“拢统”的思维方式，只能“生出一条很拢统的‘文化哲学”[5]（P185）。二是梁漱溟在文化分类上“拢统”。在采撷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梁漱溟首创了“意欲”概念，并根据意欲表现之异形成三种人生态度，且依此人生态度将世界文化分成三大类别：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持中调和的中国文化和意欲向后的印度文化。然而在胡适看来，梁漱溟“又得一个关于三系文化的奇妙结论”，甚而认为已是拢统至极。“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拢统之至。”[5]（P188）其理由无疑很充分，因为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表面上一者向前、一者向后，事实上二者皆有向前、向后的情况。基于这种解读，胡适毫不客气地认为梁漱溟“实在闭眼瞎说”[5]（P189）。

针对胡适措辞严厉的学术批判，梁漱溟初次应答没有细致道来，当日只有几句看似平和实则不满的答词：“顷奉手示，并《读书杂志》见教一文，敬诵悉。往者此书出版曾奉一册请正，未见诲答。兹承批评，敢不拜嘉？独惜限于篇幅，指示犹嫌疏略，于漱溟论文化转变处，未能剀切相诲；倘更辱评论其致误之由，而曲喻其所未达，则蒙益者，宁独一漱溟乎？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愿复省之。”[6]（P727）

或许是因第一次回应引起梁漱溟的某种误读，胡适次日即对梁氏答词的末句“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给予了解释。他说：“‘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至于刻薄之教，则深中适作文之病。然亦非有意为刻薄也。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则话。因此，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应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5]（P198）言下之意，何为轻薄何为刻薄？性情迥异之人自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至于梁漱溟何出此言？胡适思之再三，且复检原文，最后认定原因可能在“闭眼瞎说”处。对此，胡适作了相当细致的自我辩护。“此等处实亦关于吾二人性情上之不同。适颇近于玩世，而先生则屡自言凡事‘认真。以凡事‘认真之人，读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扦格不入者多矣。”[5]（P198）学术争鸣亦如常人掐架，情感冲动往往在所难免，真实情况是否如胡适所言，我们不得而知，但胡适之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梁漱溟的不满情绪，后者隔日复书曰：“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6]（P727）胡适与梁漱溟的初次论战至此告一段落。

2.第二次交锋

胡适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争并未就此黯然中歇。1923年10月，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对胡适此前的批判一条一条地予以驳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何以消停半年之久硝烟再起？据梁漱溟自述，此次论战盖因胡适的《一年半的回顾》一文对其误解甚深，而且胡适的傲慢态度着实刺痛了他，故不得不予以反驳。那究竟胡适说过什么话刺激了梁漱溟，致使后者作出用词严苛、程度激烈的驳斥？若要解开这个谜团，尚需我们重回历史场景，看看胡适到底是如何挑起事端的。

细细研读胡适所著《一年半的回顾》可以发现，胡文表达的是对当时政治时局的忧虑和关切，只在文末谈到时人赞誉其政论文章的价值时才提及梁漱溟等人。他说，“其实我们的《努力周刊》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5]（P397），并深信《努力周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完全靠这些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对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作出两点解释：一是对于时人夸赞胡适的政治文章，胡氏本能地作出“自谦”的托辞；二是胡适内心深处确实对梁漱溟等人的保守主义立场不满，于是批判之言顺势而出。

然而对梁漱溟来说，胡言之意就是将其和张君劢视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革新的障碍。胡适还公开将梁漱溟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即文化保守主义阵营，这使梁漱溟深感受到了伤害。因此，梁漱溟随后在北大演讲的开头便说：“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并不要打倒陈仲甫、胡适之而后我才得成功；陈仲甫、胡适之的成功便也是我的成功。”[6]（P738）一番自我澄清之后，梁漱溟进一步申论：“你们要领导着大家走的路难道不是我愿领大家走的么？我们意思原来是差不多的。”[6]（P739）也就是说，在梁漱溟看来，其与胡适的目标是一样的：实现中国成功转型，进而构建现代国家。

但是在文化路向上，我们必须指出，梁漱溟与胡适等人有着根本差异。关于这一点，梁漱溟是公开承认的。他说：“我们的确是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6]（P739）循着这种思路，梁漱溟对胡适半年前的文化批判作了辩解。需要说明的是，梁漱溟的反击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主要是抗议胡适等批评者没有认真阅读他的著作，自然难以洞察其著作之本义，于是说：“大家读我的书，大概都像看北京《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了。……这种批评叫我如何答！”[6]（P740）

虽说不易作答，但梁漱溟还是按照胡适当初批判的思路进行了辩驳。一是关于胡适所谓“可惊异的”逻辑，梁漱溟认为东方化必于“连根拔去”与“翻身成为世界文化”二者居其一。“连根拔去”是指东西文化并非处于对峙平衡的局面，而是西方文化已经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翻身成为世界文化”则是梁漱溟基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得出的结论，认为西方文化之后必是东方文化的时代。在他看来，这些都是“铁案如山，根据确凿，声光震烁耳目；适之先生不是瞎子，难道看不见么？”梁漱溟进而追问胡适：“居然以‘这全凭主观的文化轮回说诬人，是何用意？”[6]（P744-745）二是针对胡适所谓“拢统”的文化公式，梁漱溟认为自己得出三种文化乃源于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胡适自鸣得意的异议（如“中国人生活哲学中的‘安分知足在西方文化中亦不鲜见”等）在梁漱溟看来十分可笑，梁漱溟并援引胡适恩师杜威的文化观进行了反驳：“夫我之所谓‘向前改造局面，亦犹夫杜威之所谓‘征服自然也；我之所谓‘持中调和‘随遇而安亦犹夫杜威之所谓‘与自然融洽优游自得也。”[6]（P748）即使将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分成三系，梁书原文也再三声明“本来不妥”，故认为胡适的批评“更无聊之极”。三是关于胡适批评的思路和方法，梁漱溟认为存在逻辑上的错误。梁漱溟指出，自己的文化分类是基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对此胡适不仅一字未驳，只顾说着客观原因的论调，还说不出所以然来。“这譬如我指出某人非甲，更证明其是乙；而胡先生既不驳我非甲的话，亦不驳我非乙的话，却只顾说‘这不过是甲‘这无非是甲，又说不出所以然的缘故来！”[6]（P752）我们不能否认梁漱溟的反驳存在若干偏执之处，但是公允地说，他的指责也是有道理的。比如，胡适以不能找出一个普遍原则为由而不去考虑文化态度存在的问题，以至于梁漱溟对此颇感失望，故曰：“呜呼！先生休矣！这种文章作他干什么？”[6]（P752）

胡适的批评固然存在一定问题，但不能因此说梁漱溟的著作没有矛盾或混乱之处。由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系由演讲稿汇编而成，故前后重复、矛盾和费解之处并不乏见。但梁书的诸多问题被大多数批评家忽略了，对此艾恺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梁漱溟巧妙地使用了含糊其辞的手法，成功地掩盖了大部分矛盾。”[3]（P94）这种闪烁其辞的方法蒙蔽了很多批评者的眼睛，胡适由于行文匆匆也没有寻出书中的根本问题。还需指出，不是所有的批评者皆如胡适这般挑剔，相反有些人则毫无保留地予以赞扬，并成为梁漱溟的虔诚信徒，协助其开展乡村建设运动。

三、对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思考

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各有偏颇之处，然而并非意气浮乏之争，其中亦有诸多真知灼见。从表面上看，胡、梁之间的东西文化之争是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固然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胡适少年时代即赴美留学，多年浸润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深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弊，所以在回国途中便“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P363），致力于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主旨的“中国文艺复兴”事业，希冀完成把旧中国从蒙昧萧索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艰巨使命。在这种思维框架下，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道擎起新文化的大旗，以西方的新思想、新伦理、新观念替换传统的旧思想、旧伦理、旧观念。

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梁漱溟没有留学经历，早年笃信佛学，后来回归儒家并重新肯定中国自身文明传统。在他看来，儒家学说不仅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尤其是柏格森、倭伊铿的生命哲学若合符节，而且通过吸纳西方文化能生出现代民主政治所需的伦理道理，即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再创造，可找出其现代转换的出路。从某种程度上说，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与探索仍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范式之内。

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疑虑始终是国人萦绕于心难以抉择的心结。与1920年代的思想文化领域纷繁驳杂的情状相比，当代中国思想界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表象之下，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西化思潮的博弈仍可谓暗潮汹涌。前者指责当代中国西化过度，担心被文化帝国主义所同化。在他们看来，目前我国学术思想大多囿于西学西语的模式之下，一谈现代文化，仍唯西学西语马首是瞻。盖因一味追慕欧美，思想文化构建过于倚重现代资源，并据此考量中国传统，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激烈而外在的评判。殊不知离开传统的现代化，犹如沙上之塔，缺乏牢固的理论根基。后者认为当前中国西化不足，靠批判文化民族主义以自娱自乐。他们认为，西学依然是中国学术原创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它构成了确保我们的未来能够走向正确学术道路的前提条件。即使是中学、即便是传统，也需依靠走在我们前头的西学来激活它与当代语境的回应性，来灌注生命力”[7]。换句话说，国人还要对西方文化保持更加虚心、更有耐心的学习态度。由此看来，在如何对待东西文化的问题上，中国思想文化界一如既往地歧见纷呈，至今没有成功解决，或许这原本就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

中共十八大作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意味着今后很长时间内建设文化强国将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应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至于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关系，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无法回避的课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已曲终人散，然其仍为今人审视中西文化提供了若干经验启示。就此而言，重温百年前的东西文化之争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7.

[2]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3][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1）[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198.

[5]欧阳哲生.胡适文集（3）[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6）[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