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通用8篇)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一些重要理论成果。由于中种复杂原因,这一探索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一些失误。探索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学习本章内容,有助于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一项崭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论十大关系》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报告从十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重点把握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内容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着眼于调动经济领域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其中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在论述如何开辟一条和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新思路。“十大关系”的后五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述的是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领域如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呈现出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地克服消极因素,并且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现实需要。毛泽东这里讲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既包括党内的因素,也包括党外的因素,既包括国内的因素,也包括国外的因素;既包括直接的因素,也包括间接的因素。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一般来说,积极因素是处于主导的、统治地位的,占有压倒的优势,这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可靠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条件,大力促使消极因素比较多、比较快地向积极因素转化,并同时尽力防止积极因素向消极因素逆转。
总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方针,对于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以后,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巩固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逐步成为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件对我国也有一定影响。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以及少数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脱离群众,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1956年冬,在一些农村、工厂、学校还出现了“闹事”的情况。面对这些新问题、新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也缺乏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经验。这表明,在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矛盾?存在什么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正确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专门作过论述。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一开始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后来又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部、新问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党在八大前后,特别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他提倡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抗和冲突,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之间这种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其中,相适应的一面是基本方面,相矛盾的一面是非基本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途径,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据此,党中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求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全党要学科学、学技术、学新本领。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强调,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是人民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矛盾,这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包括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我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提醒人们注意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转化问题,认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可以互相转化。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发生对抗。反之,有些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则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论述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地。他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说:“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他指出,所谓专政方法,就是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对于国家内部那些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和严重犯罪分子依法治罪,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尽量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所谓民主方法,就是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毛泽东指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总方针。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实践中的不同情况,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原则:对于政治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说服教育、讨论的方法;对于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兼顾国家有、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对于人民群众和政府机关的矛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努力克服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也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对于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艺术实践去解决;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实行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方针,都是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方针的具体化,为解决不同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了方向。
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和意义。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强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论断的根本着眼点,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全党的注意力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重视国家的工业化,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民族工业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难以获得大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我国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政治保证。
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在很多工业领域甚至还是空白。对此,党确定了把实现工业化作为新中国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1952年底,党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同时,为了弥补社会主义工业化经验的不足,我国学习和借鉴了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可以说,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苏联的影响下起步的。也正是受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我国一度过多强调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序的比例失调,这就促使党和毛泽东思考如何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第一大关系,便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毛泽东指出,以工业为主导,把重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以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这是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安全,实现国家富强所必需的,是毫无意义、必须肯定的。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既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又可以增加资金积累和扩大市场。这不仅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发展思路,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等。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是党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思想,符合中国人口多、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对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初步探索的其他理论成果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还提出其他一些重要的思想理念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 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别看,或者更多的时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实现认识上的飞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方针和政策。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党的八大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毛泽东多次阐述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既要顾全大局,突出重点,也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同时,也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开展与外国的经济交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提出了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思想。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思想。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关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认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利的工具,要有计划地大大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刘少奇提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主张,以及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陈云提出了要建立“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主张企业要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责任制,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党的八大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特别是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行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少奇提出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劳动制度,全日制的教育制度;一种是半日制的劳动制度,半日制的教育制度(即半工半读)。在科学文化工作方面,党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他认为,利用行政的力量去强行禁止,不利于艺术与科学的发展。
关于知识分子工作。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周恩来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关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使他们得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此外,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还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执政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
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经艰辛和曲折,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制度是我们党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一种崭新的更高形态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积极性。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艰巨繁重;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并进行封锁和遏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社会主义制度也在实践中得到发展。
2、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经艰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正确地加以总结,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为开启新时期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一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一时期的建设成就为开启新时期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3、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其艰巨性、复杂性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基础上建立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汲取了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根据自己的实践形成了许多独创性成果,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探索的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遭到过严重挫折,造成了严重后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还未结束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不够深入,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缺乏深刻认识,没有能够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问题,也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采取了一些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策和措施,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遭遇严重曲折。实践证明,只有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才能逐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党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据此提出我国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这些认识并没有很好地坚持下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导致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实践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始终坚持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对于社会主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更不能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规模和速度要和国力相适应,不能急于求成。
由于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大力发展生产、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其主要表现就是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偏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忽视了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和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从而造成严重的损失。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只有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制定宪法,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建立了大量的规章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逐步过渡来的,党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经验不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认识上也不是完全清楚,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违背人民民主、甚至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大民主”的极端现象。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树立起法律的权威。由于民主和法律都不健全,党内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意见受到压制和打击,正确的主张得不到采纳甚至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遭到批判,错误的决策得不到及时制止甚至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结果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实践证明,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大力发展人民民主,确保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一级党组织和领导人都不能有超出法律之上的权力,各种制度和法律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能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
健全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政治保证。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指导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刚刚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还有许多不够完善地方,特别是受当时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加之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短期内难以消除,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一言堂”、“家长制”代替了集体领导制度。邓小平后来指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以后,必须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大力发扬党内民主,确保党员的民主权利,避免少数人说了算、个人说了算的现象。
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历史总是在继承和超越中前进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开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要全盘否定和抛弃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成果,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不同资本主义发生任何联系。相反,社会主义要体现出相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必须大胆借鉴和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同一切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并提出要学习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实行敌视封锁和禁运政策,以及后来“左”的错误,导致我们一度关起门来搞建设,使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划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划分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今, 已经有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 根据建设模式的不同, 又可分为两个特点鲜明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我们在这里为论述的方便, 把它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 其时间跨度大致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阶段的鲜明特点是以苏联模式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的框架, 虽然毛泽东很早就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也提出了走自己的路,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最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所以这个阶段总体上来看, 没有形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模式。第二个阶段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为发端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探索,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这个阶段从时间的跨度来看, 就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 并且这是一个继续向前延伸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鲜明特点就是突破了苏联模式, 真正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形成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模式, 也是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难点之一就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 即1956~1978年这段历史及其理论成果, 主要是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初步的探索。其原因在于, 毛泽东思想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而比较特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1956~1978年,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阶段;1978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所以,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能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也就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合二为一的问题。从字面意思来看, 毫无疑问, 前者是不能纳入也没有必要纳入到后者当中, 但是, 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早在1956年, 就提出要“以苏为鉴”,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探索自己的道路。这个任务的提出, 很显然就是摆脱苏联模式, 走中国自己的路, 涵义与中国特色是相类似的。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于毛是有原因的。但是因此而把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却是不恰当的。
首先, 这两个阶段历史条件不同;这两个阶段有联系,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们的重要区别。也即, 虽然同是社会主义建设, 但二者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有着很大区别。从历史背景来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如何判断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历来是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制定和执行内外政策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没有超越列宁提出的战争与革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端、形成及其发展都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个大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 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相对和平的新历史条件, 为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 中国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 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阶段。
从实践基础来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 内部面临薄弱的物质基础、外部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的条件下开始的。内外两方面的压力最终使这一时期对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判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由此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其次, 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几乎是昙花一现, 并党情国情
没有成为1956-1978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主线和主要任务。虽然也有一些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早期探索及理论成果, 但是由于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很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中的尝试也被搁置甚至一度遭到否定和批判。
第三, 从理论的概念体系来看, 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总是从其核心概念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一开始就很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
众所周知,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 毛泽东就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但是因此就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还是存在问题:首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概念发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二大才第一次提出并开始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可见,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是直接关联的, 它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从概念上来看, 毛泽东提出的“探索自己的道路”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诠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提到的“特色”, 它包含很多内容, 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两条:一条是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 一条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是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与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相比较而言最突出的特色。这个“特色”纵向的比较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迄今为止的两个阶段上、横向的比较体现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建设和发展模式上;视野还可以放大到整个人类社会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上。正因为如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特色”是有特定内涵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具有特定的内涵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那么, 既然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部分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恰当, 但是又不能忽视它对于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的重要作用, 那么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难题。对于这个难题的破解, 归根到底要回到他们所共同面临的任务, 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富裕。这样一个共同的任务, 构成了两大理论成果沟通的桥梁, 形成了二者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启发
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成果,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正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相类似,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起,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理论渊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主要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发展道路问题上, 1956年, 苏共二十大以后, 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进行“第二次结合, 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任务。
第二,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上。50年代末60年代初, 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划分问题的思考,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第三,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1957年2月, 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思想,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如何安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 在如何看待和利用市场的问题上。60年代初, 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 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 由于实践的需要, 这个时期, 毛泽东已经在思考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 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也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 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 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 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 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 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 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 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 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也涉及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可见, 在这一时期里, 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问题的思考,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 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 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 还是做这件事。当然, 我们也有发展, 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其次,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中的曲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面镜子。1957年下半年以后, 由于国内国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 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 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始在曲折中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在挫折中进行, 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经济上急于求成, 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致先后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经过“两次胜利, 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才使党逐步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一样,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全面认识也需要经过一个失败与成功反复的探索过程, 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总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重大的转折, 实践的尝试与突破和理论的探索与创新交互作用,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发展。
在这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理论上的创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认识。以上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
首先,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突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突破了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界定, 从更深的层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内涵。这一概括从三个方面刷新了以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强调。以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多的是强调生产关系的公有化, 离开生产力水平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 误以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 提高公有化的程度, 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忽略了一点——社会主义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需要坚实基础的大厦, 而这个坚实的基础就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这是发展, 实质上也是回归, 说发展是相对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而言;说回归是相对我们对人类社会整体脉络和规律的认识而言——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 物质生产力始终是最基础的、最根本的, 这原本是无须赘述的, 但是这里之所以作为突破提出来, 原因就在于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对生产力的忽略。二是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强调。邓小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这一目标是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必经的阶段。三是对实现目标途径的强调。从生产力方面讲,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从生产关系方面讲,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享有。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强调内在的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又高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就是创新所在。
其次,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这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究竟离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有多远的问题。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在这一问题上的突破就是清醒地认识到现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 它必然需要一个长期发展过程, 中国至今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足中国社会主义还不发达的现实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 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达到过的对自身的清醒的认知。
第三, 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对中国模式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模式是什么等问题都有很多研究, 当然, 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模式, 恐怕几篇长篇巨著也不足以说明一二。在这里我们仅把视野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看分析这个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起码应该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几大版块, 而在几大版块中, 起决定作用的又是经济发展的模式, 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导致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的发源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破的角度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经济体制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 所有制结构实现了由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前所未有的——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势如水火, 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势不两立, 到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 以极大的宽容度实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理论上空前的突破, 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打开了一片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经济发展模式变迁的同时, 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实现了重大的变革和突破。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全新认识。
总而言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 最关键的就在于对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早期探索的超越和创新。
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可以作如下概括:首先, 二者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其次,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最好的借鉴,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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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行科学整合。是党的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
党的十七大在高视点、全景式、大跨度地回顾我国29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这一科学结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面旗帜”、“一条道路”和“一个理论体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们鲜明地回答了我们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我们的共同理想、奋斗目标和发展走向等重大问题。
在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内涵的前提下,党的十七大不仅科学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对我们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出了准确、鲜明的科学整合。诚如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科学的整合,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是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并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一进程充分体现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是一以贯之、相承相继的。由此也充分说明,科学发展观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崭新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发展、充实更新的重要标示。
二、科学发展观是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新中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出要根据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兼顾各方面的发展需要等重要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突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实施“三步走”战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统筹“两个大局”等重要思想。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强调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速度和效益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实现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理论概括,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三、科学发展观是在立足国情实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深植根于实践的土壤,作为这一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正是依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实际,在分析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提出来的。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牢记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这种阶段性特征表明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都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在这样的情态下,我国的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空间,也承受来自诸多方面尤其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要适应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孕育和产生。既表明我们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制定和贯彻执行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要求我们着力解决新形势下凸现的新问题,在推动实践发展中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
四、科学发展观是充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时代特征和新的发展要求形成的创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科学理论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世界发展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国家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为片面、畸形的发展付出高昂的代价;有的国家出现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发展质量低下、后劲不足:有的国家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导致高增长下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世界发展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生态和环境承栽不足的现实条件,要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决定了我们不能、也无法重复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深刻总结世界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充分体现了当今世界发展理念与发展实践的积极成果。
(作者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夸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取得了哪些积极成果?这些成果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何关系?
答:毛泽东等不仅率先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任务,而且从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各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初步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可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的思想;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思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思想,等等。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或者为邓小平理论所继承,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为邓小平理论所吸收,成为这一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而探索中所经历的曲折,也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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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能够平稳快速发展的关键一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面对2009年经济发展的特殊形势,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意义尤为重大,任务尤为艰巨,工作尤为繁重。由于经济危机的出现,对我国劳动力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企业因经济效益下滑、经营困难而减少职工的工资及奖金的发放,严重的企业出现停工停产、职工待业失业的现象。所有的这些对于青年也有重要的影响。关键词:学习全会精神,感受家乡发展,了解金融危机,关注大学生就业。正文: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通过30年农村改革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决定》用“三个极大”高度概括了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即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废除人民公社,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立了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建立了农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取消沿袭数千年的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初步形成了新时期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逐步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手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
第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问题。3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先后跃上七千亿斤、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4个台阶,稳定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等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结束了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为胜利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三,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切实巩固了新时期工农联盟。
第四,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显著提高了广大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农村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扩大,农民民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农村依法治理不断加强,乡镇机构改革不断深化,基层政权建设明显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加速发展,2007年,全国1.5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交学杂费,并免费获得教科书;7.3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达到86%;3566万农村困难群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文化体育事业日益繁荣,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第五,农村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有效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全面推进。深入开展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农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积极成效。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党的农村政策深得民心,农村党群干群关系融洽,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紧密联系,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在经受考验。尽管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存在“防火墙”的保护,但是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不可回避。而且,因为次贷危机已经影响到全球的实体经济领域,这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越来越大。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行业性的就业冲击同样不可避免。中国金融行业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前沿,所受到的就业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行业就业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导致进口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了我国外贸行业的萎缩并引发就业需求大幅下降。
大学生就业属于新的增量就业,因此,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其影响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毕业生成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雇佣调节器”。这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滑坡导致消费需求下降,投资需求萎缩,从而引起对新增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减少,企业的首要决策是降低增量就业。同时,为有效应对外部快速变化的环境,企业也在不断地计算现有人员工作时间与新增人员替代选择的成本收益关系,这也会降低增量就业。在我国,金融行业、外贸行业、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受到巨大冲击而降低对新增人员的需求,因此,大学毕业生将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就业群体。
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有两个关键特征:劳动力需求不足与新增劳动力需求萎缩。劳动力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它取决于产品需求,而产品需求又因为金融危机引发的消费和投资下降而下降,因此,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力需求不足很难由供给条件的改善来调整。先就业再择业,为职业发展积累人力资本。大学毕业生的高人力资本存量得益于政府、社会、家庭、个人的长期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过程的任何波动都会引致人力资本投资的损失。
如果大学生长期未能成功地找到工作而成为长期失业者,其结果是不仅过去的人力资本投资没有产生任何收益,而且由于人力资本的自然损耗也将降低未来的投资收益;其次,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将来甚至不再有任何用处,新的追加投资会更大,但收效却可能会更小,最终,他们可能
会成为边缘群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获得就业是将来职业发展的基本前提。在就业环境不是很理想的条件下,大学生也可先选择在报酬较低的中小企业就业,也可以从事灵活就业,包括临时就业、非全日制就业等,在就业过程关注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寻找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职业生涯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关键在于能否借此积累经验,为今后职业成功奠定基础。
大学生可以尝试继续深造以错过职场风暴的高潮期。由于金融危机带有一定的周期性,在危机这一段时期内就业市场低迷,就业需求减少,工作岗位不理想,因此,大学生可以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一方面增加深化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一点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尤其重要,另一方面也能够避过劳动力市场不景气时期,期望在两三年之后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不过,这样做同样是有风险的,因为未来的市场预期并不明确。而且,这个行动还取决于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对于大学生职业发展而言,自己唯一可控的就是自己的就业能力。在专业能力方面,以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为代表的态度型资产是大学生专业能力中的关键,以解决问题能力为代表的知识技能型资产是专业能力的基石。在市场能力方面,为寻找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大学生必须要了解现在整个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大学生的劳动力市场的总体供求数量信息和结构信息,要了解职位具体的职责要求,要了解自己个人就业能力的水平,同时还必须改进自己的展示能力。所谓展示的能力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学生如何把自身的各种资本、能力的信息传递给市场,让市场明白自己的价值。如何把自己所拥有的专业能力通过自己的语言或者测试的方式表达给市场。
结论:通过此次活动我收获了很多东西,我上网查阅了许多相关的图片和资料,更好的了解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宗旨。众所周知,去年以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对我国劳动就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无论是看电视还是读报纸亦或是听广播,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没有哀怨声,没有气馁声,能感觉到的是一种相信我们能够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念。此次活动使我更深刻理解党的服务宗旨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
致谢: 感谢网络能给我知识,使我能够更好的了解经济危机,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感谢给我建议的朋友们。
今夏,我队参观了位于浙江省温岭市的江夏潮汐能发电站,从发电原理、工作流程、发展历史、现状前景等方面深入了解了潮汐能发电这种低碳获取电能的方式。
一、发电原理
潮汐发电与水力发电的原理相似,它是利用潮水涨、落产生的水位差所具有势能来发电的,也就是把海水涨、落潮的能量变为机械能,再把机械能转变为电能(发电)的过程。具体地说,潮汐发电就是在海湾或有潮汐的河口建一拦水堤坝,将海湾或河口与海洋隔开构成水库,再在坝内或坝房安装水轮发电机组,然后利用潮汐涨落时海水位的升降,使海水通过轮机转动水轮发电机组发电。由于潮水的流动与河水的流动不同,它是不断变换方向的,因此就使得潮汐发电出现了不同的型式,如单库单向型,只能在落潮时发电;单库双向型,在涨、落潮时都能发电;双库双向型,可以连续发电,但经济上不合算,未见实际应用。世界上第一座具有经济价值,而且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潮汐发电站,是1966年在法国西部沿海建造的朗斯洛潮汐电站,它使潮汐电站进入了实用阶段,其装机容量为24千瓦,年均发电量为5.44亿度。
二、电站简介
初步弄清楚潮汐能的发电原理之后,江夏发电站的工作人员耐心地给我们介绍了这座发电站。江厦电站虽然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潮汐电站,也是世界第三大潮汐电站,但是其发电机组的单机容量却并不大。江厦电站的站址最大潮差8.39米,平均潮5.1米,先后安装了6台机组,单机容量从500千瓦到700千瓦,最后一台机组是在2007年10月投入运行,目前总装机容量为3900千瓦。目前国外最大的潮汐能电站法国朗斯发电站,装机容量为40万千瓦,其次是俄罗斯的一座潮汐能电站。江厦电站虽然发电量小,但是能够对沿海尤其是海岛居民用电提供帮助。目前海岛用电成本过高是个难题,如果利用潮汐能这个既便利又清洁的能源,将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同时,江厦电站还集发电、围垦造田、海水养殖和发展旅游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潮汐能的选址很有讲究,最好是位于喇叭口形状的海湾,这样更便于发电,江厦电站所处的地形就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好处,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携带的泥沙沿海岸线南下,对电站影响很大,容易造成淤积,江厦电站运转这么多年受到的影响都不大,就是因为正好处在喇叭口的位置,海水通过河口进入电站的库区,从而产生潮头来并网发电。
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尽管目前江厦电站的发电成本要高于一般火电站和水电站,但是积极开发利用海洋能源,将会为未来的能源体系铸造一支新军。
三、潮汐能开发利用的历史
众所周知,浙江省不但潮汐能资源丰富、开发条件好,而且一直以来对潮汐能开发利用较为重视。40多年来,我国潮汐能开发利用活动和建设大多发生在浙江省或与该省有关。自1958年以来,浙江省对主要的潮汐电站站址开展了大量的规划设计和选点考察工作,同时陆续建成了一批小型潮汐电站,至80年代中期长期运行发电的尚有4座(占全国一半),而到目前为止仅剩2座(全国3座)。可以看到,浙江省潮汐能开发利用活动,也即我国潮汐能开发利用活动大概经历了4个时期。
1.潮汐能资源普查阶段(50-60年代)
1958年,在我国沿海各省掀起了一股开发潮汐能的热潮,浙江省则以钱塘江口潮汐能开发为重点,开展了一系列资源调查工作。经对全省11处较大港湾和河口进行踏勘后,初步估算得到全省沿海潮汐能资源总装机容量为915.9万kW,年发电量可达227.4亿kWh。
1958年10月,全国潮汐发电会议在上海召开,“钱塘江口潮汐电站建设”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形成了 “钱塘江河口等大型潮汐电站要抓紧研究” 的会议决议。1959年11月,浙江省将“乍浦潮汐电站”列为钱塘江下游综合治理第二期工程,并把工程初步规划方案正式上报中央。同年12月,该方案被国家计委列入近期建设计划。1960年4月,国家科委和水电部在杭州召开钱塘江河口综合治理开发科技工作会议,制定了1960-1962年科技发展规划,确定了潮汐能开发的9项研究任务,即河口潮波特性、泥沙运动、河床演变、松软地基处理和水上施工技术、水工结构形式,以及低水头大流量水力发电机组型式和机组结构、机组制造的代用材料等方面的研究。1961年,因遇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科研规划实施进程推迟,潮汐电站建设项目也趋于停顿。
但从全国来看,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从广东到山东沿海还是建成了一批(约40余座)小型潮汐电站,总装机容量达583kW。浙江省在这一时期也建成了几座小型潮汐电站,至今有据可查的有汛桥(临海)、沙山(温岭)、清江渡(乐清)、双合(岱山)和铜盆铺(鄞县)等5座潮汐电站。这批电站装机规模均很小(一般几十千瓦),机电设备简陋,水轮机转轮为木制,发电机多为感应电动机改装。其中长期运行的仅有沙山潮汐电站一座。
2.潮汐能资源开发论证阶段(70年代)
70年代浙江省潮汐能开发活动,主要围绕着江厦潮汐试验电站的选点、规划、设计和建设进行。
1970年7月水电部批示该部驻浙第十二工程局,“对潮汐能资源进行查勘提出规划,选择试点工程,搞好勘测设计工作。”1972年3月水电部第十二工程局在提交的《乐清湾综合开发技术经济调查报告》中,提出了开发乐清湾潮汐能资源的4个比较方案。其中第一方案,即现在的江厦电站方案;第四方案为江岩山至漩门港以内库区一次性开发方案。经技术经济比较,考虑到试验电站的规模和投资,最终确定江厦港作为我国潮汐试验电站的首选站址。1972年3月,国家计委批准江厦潮汐试验电站工程,并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次年4月,试验电站工程在温岭县地方在建的七一塘围垦工程的基础上开工建设,至1978年土建工程竣工。
在这一时期,浙江省除开始研建江厦潮汐试验电站外,沿海各县还先后建成一批小型潮汐电站,它们是象山县的高塘、岳浦、吉港、兵营,玉环县的海山和洞头县的北沙等6座。这批电站多数建在当时大电网未达到的孤岛和边远沿海地区,装机规模都在150kW以上,但长期运行发电的仅有海山和岳浦站。
由此可见,浙江省在五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建成的两批小型潮汐电站,总数有11座之多,但大都在建成不久即废弃。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两批电站建设均处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而且,建站前对自然环境条件调查不充分,论证不足,建站后又出现库区泥沙淤积严重,水轮机等设备简陋、质量低劣,对海水腐蚀、海生物污损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更没有处理好电站与排灌、通航的矛盾,以及对间隙性潮电未能采取补救措施,用户感到使用不便等问题,从而导致这些电站在建成后不久就陆续关停废弃。
值得一提的是,处于乐清湾和象山港的沙山和岳浦潮汐电站,是当时建成的11座电站中运行时间最长的2座,直至80年代中期大电网到达后,才因设备陈旧、经济效益低下而停止运行。
3.国家试验电站建设阶段(80年代)
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但能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故国家决定重点加速发展农业、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基础产业。于是,潮汐能开发利用开始受到我国沿海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浙江省潮汐能开发同样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主要围绕着江厦潮汐试验电站的建设和万千瓦级潮汐电站的前期工作展开。
江厦潮汐试验电站建设
1980年5月底,江厦潮汐试验电站经过近7年的建设,第一台由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500kW灯泡型贯流式双向潮汐水轮发电机组试运行成功。1983年,原国家科委将江厦潮汐试验电站的研建列为国家“六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85年12月,江厦潮汐试验电站5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总装机容量为3200kW,设计年发电量为997万kWh。1986年1月,由原国家科委和水电部主持,在浙江省临海市召开了江厦潮汐试验电站科技攻关项目评审会议。评审委员会对电站取得的技术成果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给予了高度评价。1987年,江厦潮汐试验电站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万千瓦级潮汐电站选址前期准备
在江厦潮汐试验电站建设期间,浙江省科协组织下属12个学会、研究会的30余名高中级科技人员,于1983年5月,开展了万千瓦级潮汐电站的选点考察,并推荐位于象山港末端的黄墩港峡山坝址方案作为万千瓦级潮汐试验电站站址。经初步估算,该站址可装机容量可达5万kW,年发电量为1.3亿kWh。至于乐清湾潮汐能资源开发,专家们认为它是大型潮汐电站的理想站址,但因规模大,涉及面广,应在充分调查研究和科学试验的基础上,就潮汐能、港口、水产和土地四大资源权衡利弊,统筹规划协调后,方能提出综合开发方案。1984年7月,原国家科委海洋组也曾组织国内专家,对浙江省象山港内的黄墩港和乐清湾,以及福建省连江县的大官坂和平潭县竹屿口等站址进行了一次联合考察。专家们一致认为,浙江省的黄墩港潮汐能丰富,泥沙淤积不明显,建站与航运、海防、围垦等矛盾不大,海上建筑物只需建造一座2km长的大坝,即可形成发电水库,该站址可进行内容广泛的潮汐能开发和综合效益的科研工作,可为大型潮汐电站提供科学依据。缺点是工程量大、投资多、短期不易见效。建议浙江省对健跳港和铁港(狮子口)站址再做工作,并与黄墩港对比后提出一个最佳站址。
于是,在1984年9月,浙江省科委又组织了一次三门湾健跳港潮汐能开发专题考察。专家们经过对该港内黄门峡、锁木渡、凤凰山、罗城和龙江等坝址的实地考察,以及分析对比后提出:处于健跳港内中段的凤凰山和锁木渡坝址对下游港口影响较小,可装机2.0-2.5万kW,容量适中,与黄墩港坝址相比具有潮差大、投资小、施工期短等优点,近期实施的可能性较大,故建议对此站址先期进行可行性研究。
1985年春,浙江省科委把健跳港潮汐电站可行性研究列为该省重点科研项目。并于1988年8月提交了“健跳港万千瓦级潮汐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推荐凤凰山为电站坝址,装机容量为1.5万kW,年发电量为4500万kWh,工程总投资1.172亿元,施工期4年。工程建成后对环境影响较小,库内无淹没损失,筑坝后可以便利库内两岸交通,且可为今后大型潮汐电站开发提供经验,故认为该站具有开发建设价值。
4.万千瓦级潮汐电站选址阶段(90年代)
90年代从国际到国内都呈现了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大好环境。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要求各国,为了保护环境,限制有害气体排放,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我国政府承诺承担义务,并最早提出旨在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21世纪议程》。国家计委、科委、经贸委及水利部、电力部、农业部和海洋局等相关政府部门,以及沿海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均在有关规划、计划中提出包括利用海洋能在内的开发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和措施。而潮汐能资源量比较丰富的浙江和福建两省,其开发积极性更高,在上级主管部门和专业单位的支持下,开展了万千瓦级潮汐电站选址的前期工作。
1991年9月,电力部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了浙闽沿海潮汐电站规划选点工作,从全国潮汐能第二次普查[5]获得的浙闽沿海数十个万千瓦以上的站址中,筛选出11个条件较好的站址(其中有浙江省的黄墩港、狮子口、岳井洋、健跳港和乐清湾等5个站址),进行了重点规划设计,经技术经济指标分析比较,推荐健跳和狮子口分别作为万千瓦级和10万千瓦级潮汐电站近期开发项目。
1999年,国家电力总公司华东勘测研究院受浙江省电力局委托,完成了健跳港潮汐电站预可行性研究,提出该站址是我国当前条件下适宜开发的最佳潮汐能资源利用区。并进一步推荐锁木渡为坝址,开发方式为单库单向落潮发电,初选装机容量为2万kw,年发电量为5000万kwh。
然而,值得遗憾的是,由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承担,并经多年反复勘测、论证完成的“浙江省三门县健跳港潮汐电站(万千瓦级)预可行性研究”报告,依然束之高阁,至今未予评审。
四、潮汐能发电的现状和前景
目前人类社会消耗的能源绝大部分来自煤、石油和天然气。排放的大量有害有毒物质,严重地污染了环境;同时,地球上这些资源的储存量是有限的。面对能源与环境的双重挑战,研究开发利用清洁和可再生的新能源已在世界发达国家兴起。因为潮汐能有着清洁,能量来源广而且蕴含量巨大等特性,它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目前各国政府都在采用鼓励政策开发再生能源。潮汐能发电有许多优点:潮汐能是一种清洁、不污染环境、不影响生态平衡的可再生能源。潮水每日涨落,周而复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完全可以发展成为沿海地区生活、生产和国防需要的重要补充能源;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可靠能源,很少受气候、水文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全年总发电量稳定,不存在丰水、枯水期的影响;潮汐电站不需淹没大量农田构成水库,因此,不存在人口迁移、淹没农田等复杂问题。而且可用拦海大坝,促淤围垦大片海涂地,把水产养殖、水利、海洋化工、交通运输结合起来,大搞综合利用等。
浙江省海岸线曲折,多海港、河口和岛屿,且处在强潮地区,因此蕴藏着丰富的潮汐能资源。据上世纪80年代普查成果统计,浙江省可开发的潮汐能资源装机容量为879.8万kW,站全国总量的40.8%。可提供年发电量达263.94LkWh,占全国总量的42.7%。我国是世界上潮汐能丰富的国家之一,潮汐能开发已有40多年的历史,建成并长期运行的电站有8座,总装机容量6120kW,但我国的潮汐电站规模都较小,即使是号称亚洲最大的温岭市江夏潮汐实验电站,其总装机容量也只有法国朗斯潮汐电站(24万kW)的1175。我国的一些沿海地区具有建设大型潮汐电站的资源优势。因此,在潮汐能丰富的滨海地区如福建、浙江、江苏3省和上海市沿海,建立大型潮汐能发电站是大势所趋怕1。浙江潮汐能蕴藏量约占全国的一半,具有建设中、大型潮汐电站的条件。据勘察,浙江可以建造IOMW级潮汐电站的理想站址就有十多处,潮汐能可开发装机容量达891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263亿度。规划在乐清湾、象山港、健跳港建550MW、50MW、30MW的潮汐电站。浙江省潮汐发电的兴起要追溯到1958年。主要兴建了临海讯桥、温岭沙山、乐清湾江渡岱山双合及铜盆铺等地的小型潮汐发电站;对杭州湾巨型潮汐发电站也开始组织前期研究和规划。现运行的潮汐能发电站主要有江厦潮汐试验电站和海山潮汐电站等。
潮汐能发电要突破的难点在大力发展潮汐能发电,就要克服潮汐能发电的局限性,主要有:潮差和水头在一日内经常变化,在无特殊调节措施时,出力有间歇性,给用户带来不便。但可按潮汐预报提前制定运行计划,与大电网并网运行,以克服其间歇性;潮汐电站建在港湾海口,通常水深坝长,旌工、地基处理及防淤等闯题较困难。故土建和机电投资大,造价较高。潮汐电站是低水头、大流量的发电形式。涨落潮水流方向相反,水轮机体积大,耗钢量多,迸出水建筑物结构复杂。而且因浸泡在海水中,海水、海生物对金属结构物和海工建筑物有腐蚀和沾污作用,放需作特殊的防腐和防海生物粘附处理等。潮汐发电站又有投入的资金高,然而一旦落成,潮汐能电站将给浙江省以至全国带来巨大财富的特点。另外,虽然江厦潮汐发电站规模在世界上占第三位,但是由于是试验性潮汐发电站,设计时预计每年发电量为1047万kWh,而实际完成60%左右,能量转化效率不高,而且应用的潮汐
涡轮机技术含量较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差距。如今面对世界能源短缺的现实情况,浙江省也和全国一样,由于工农业生产加速发展而导致电力短缺。在探索发展能源新路上,潮汐能和其他新能源一样,已受到很大重视。浙江省是潮汐能利用资源富集的省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目前浙江省潮汐发电工程还处在规模建设的前期试验阶段,而且出于资金和技术两个瓶颈问题约束,呈波浪式势态发展。要使潮汐能资源开发规模跃上一个台阶,一方面,在经营和技术改革上,要做好规划方案,提高电站建设的质量及经营管理水平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国外已有潮汐能发电技术的研究以及开发的对潮汐能利用的新技术。我们可以积极借鉴英国、瑞典等潮汐能发电技术相对成熟国家的新技术,例如新型的潮汐发电装置、水下潮汐电站等。并且应自主研发出该方面的新技术,发展浙江省的潮汐能发电事业,争取成为引领潮汐能发电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
关键词:基础测绘,基础测绘成果,社会化,城市地理信息系统
基础测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先行性工作, 覆盖面是整个国土, 服务对象是各经济建设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用户, 关系国家主权、国防安全和国家秘密, 属于国家的公益性事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基础测绘作保障。基础测绘成果是指实施基础测绘过程中形成, 通过各种信息载体表示的图形和数据资料, 它所反映的基础地理信息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 基础地理信息的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作为现代地理信息根本的基础测绘及其成果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础测绘作为产业又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基础测绘概述
1.1 基础测绘的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 基础测绘是指建立全国统一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 进行基础航空摄影, 获取基础地理信息的遥感资料, 测制和更新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影像图和数字化产品, 建立、更新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1.2 四项测绘行业标准
1)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1∶10000 1∶50000生产技术规程第1部分:数字线划图 (DLG) 》, 编号为:CH/T 1015.1—2007;2)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1∶10000 1∶50000生产技术规程第2部分:数字高程模型 (DEM) 》, 编号为:CH/T 1015.2—2007;3)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1∶10000 1∶50000生产技术规程第3部分:数字正射影像图 (DOM) 》, 编号为:CH/T 1015.3—2007;4)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1∶10000 1∶50000生产技术规程第4部分:数字栅格地图 (DRG) 》, 编号为:CH/T 1015.4—2007。
1.3 测绘基准
1) 重力基本网。国家重力基本网是确定我国重力加速度数值的坐标体系。目前提供使用的2000国家重力基本网包括21个重力基准点和126个重力基本点。
2) 高程控制网。国家高程控制网是确定地貌地物海拔高程的坐标系统, 按控制等级和施测精度分为一、二、三、四等网。目前提供使用的1985国家高程系统共有水准点成果114 041个, 水准路线长度为416 619.1 km。
3) 国家平面控制网。国家平面控制网是确定地貌地物平面位置的坐标体系, 按控制等级和施测精度分为一、二、三、四等网。目前提供使用的国家平面控制网含三角点、导线点共154 348个, 构成1954北京坐标系统、1980西安坐标系统两套系统。
4) 国家GPS控制网。“2000国家GPS控制网”由国家测绘局布设的高精度GPS A, B级网, 总参测绘局布设的GPS一、二级网, 中国地震局、总参测绘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局共建的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组成。该控制网整合了上述三个大型的、有重要影响力的GPS观测网的成果, 共2 609个点。
2 城市基础测绘的主要内容、目标
1) 城市基础测绘的主要内容。基础测绘是指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为国家各个部门和各项专业测绘提供基础地理信息而实施测绘的总称。城市基础测绘工作主要包括:平面控制网、高程控制网的建立与维护;城市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与更新;城市地下综合管线的普查整测与动态管理;城镇地籍测量;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与维护等内容, 其中前三项是城市基础测绘工作中最基础的工作内容。
2) 城市基础测绘的主要目标。a.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要求, 基础测绘设施建设要形成3S (GIS, GPS, RS) 技术4D (DLG数字线划地图、DOM数字正射影像图、DEM数字高程模型、DRG数字栅格地图) 技术产品和数字通信等技术构成的较为完善的数字化测绘技术体系。b.加快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更新和数据库建立, 重点是全面开展城市1∶500~1∶100 000系列数字地形图更新和数据库建立以及地下管线信息系统的建立和更新, 为“数字城市”奠定基础, 开创城市基础地理信息应用服务的新领域。c.建立健全基础测绘管理的运行机制, 建立和完善基础地理信息更新机制, 推进基础地理信息共建共享机制的建立,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测绘产品价格机制。
3 城市基础测绘成果的主要特性
1) 基础性:城市的建设发展, 交通、农林、水利、土地、矿产、城建等部门的规划设计, 都是以基础测绘成果作为平台。2) 公益性:基础测绘其服务对象是政府及各个部门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并为之提供及时、适用、可靠的测绘保障。3) 商品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六章第三十一条规定, 除国家机关决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的, 基础测绘成果实行有偿使用, 但是,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军队因防灾、减灾、国防建设等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无偿使用。另外, 基础测绘成果还具有以下特性:前期性, 即要超前发展;区域完整性, 即覆盖范围广, 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权威性, 即各种地理信息具有法律效力;保密性, 即城市测量资料涉及国家安全, 其使用范围和提供方式受到一定限制。
4 推进城市基础测绘成果社会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 推进城市基础测绘成果社会化的指导思想。推进城市基础测绘成果社会化的指导思想要与时俱进, 充分发挥城市基础测绘成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基础性和前期性作用, 面向社会, 提供全方位服务。2) 推进城市基础测绘成果社会化的基本原则。基础测绘成果在为全社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同时, 必须充分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 充分体现其公益性价值, 为此, 加强对基础测绘成果的管理, 在推进城市基础测绘成果社会化的进程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a.建立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 实行无偿使用和有偿使用相结合的原则;b.加强科技创新, 建立成果的动态更新机制, 保持成果现时性的原则;c.实行成果使用许可制度, 确保成果安全使用的原则。
5 探讨城市基础测绘成果社会化的若干问题
1) 充分认识城市测绘行业自身的变化。a.服务对象的变化, 从服务城市建设发展到服务全社会;b.服务地域的变化, 从城区到全市区域范围;c.信息采集方法的变化, 从单一的野外数据采集向多视点、全方位的全数据采集转变;d.比例尺、精度概念的变化, 从原来比例尺与精度对应统一到现在比例尺与精度可以分离;e.数据生产者与使用者关系的变化, 从原来单一的提供模拟产品到生产与使用是互动的信息共享。2) 更新观念, 适应市场需求。基于新形势下测绘行业的重大变化, 这就要求我们测绘工作紧跟时代步伐, 更新观念, 开拓创新, 适应市场的需要。a.把基础测绘工作作为产业来抓, 并随着社会需求不断增加和改进测绘技术, 拉长测绘产业链, 拓宽应用领域, 开发出适应不同用户特点的测绘产品, 使地理信息渗透到各个行业。b.随着测绘技术的不断提高及社会各行业对信息化的推广应用, 需要技术人员突破传统的狭义执行“规范”的束缚, 生产出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3) 拓展领域,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 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基础测绘工作, 做出了不但要提高测绘保障能力, 更要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当好领导参谋的指示。因此, 测绘单位应努力提高基础测绘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保障程度, 加强对成果资料的深加工, 开拓基础测绘应用和服务的新领域, 从而使基础测绘成果得到更好的延伸和发展, 使基础测绘成果为测绘行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4) 宣传基础测绘成果, 依法推进其社会化服务。随着测绘事业的蓬勃发展, 基础测绘日新月异, 大力宣传基础测绘成果, 其作用是:a.提升测绘工作者的地位, 彻底改变“远看收破烂, 近看搞测量”的形象;b.促进社会对基础测绘的了解, 拓宽应用领域, 提高成果的使用效率;c.可避免基础测绘成果的重复投资, 资源共享。
6 结语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基础测绘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 使得基础地理信息资源不断丰富, 也为地理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此, 基础测绘工作任重道远, 我们要以城市基础测绘纳入大同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为契机, 积极发展测绘技术, 加强测绘技术研究, 充分利用多种先进科学技术, 建设大同市的基础空间信息系统, 搭建共享平台, 提升服务水平, 更好地为大同市的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摘要]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各机构公布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此次教育实践活动普遍支持,在广泛参与的同时也对教育实践活动的继续深入表现出了一些担忧。社会反响是继续做好教育实践活动工作的重要依据,因而必须努力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并且建立健全群众监督反馈机制来有效获取社会反响的资讯,进一步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
[关键词]社会反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巩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促使党员、干部得到了党性锻炼,刹住了“四风”蔓延势头,带动了社会风气整体好转,贯彻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和刚性约束初步形成。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群众充分认同,党内外积极评价。
在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无论是从调查问卷、实际采访还是网络留言等,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对此次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对此次的教育实践活动普遍持支持态度,同时也对进一步深入开展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在民生问题、党风政风、反腐倡廉、工作作风和党群关系等方面,有着更高的期待。作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主体对象,群众反响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工作依据。
一、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从2013年6月开始,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党中央领导下有序开展。多家机构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民众对这一活动中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表示满意。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1月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市)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87.3%的民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所好转,77.1%的民众认为中央此次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决心强、力度大。[1]同时,人民网进行的网络问卷调查也显示,78.9%的受访者认为自中央实施八项规定以来,各单位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明显改进或有所改进[2]。总体来说,此次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党风政风转变明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教育对象,突出作风建设,坚决纠正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并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出重拳、用重典,治理“舌尖上的腐败”、“公车上的腐败”。
2014年1月15日发布的中纪委三次全会公报中再次强调:严禁公款宴请、赠送节礼、违规消费;严查领导干部到私人会所活动、变相公款旅游;将领导干部收受礼金行为纳入重点纠正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都深深感到此次整风运动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措施之实。广大党员干部告别文山会海,厉行节约,轻车简从,走村入户,访查民情,党风政风转变也促进了社风民风的改进。高端餐饮转型了,名牌烟酒卖不动了,干部务实了,自我约束意识强了,公款吃喝少了,公务人员脸上笑容多了,服务更周到了,人民群众拍手称赞。
(二)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据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问卷调查显示,89%的普通干部、76.1%的专业人员、73.8%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腐败蔓延势头正在有效遏制和在一定范围内遏制,比2012年分别提高1%、5.9%和22.8%。[3]
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反腐败工作坚持“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取时间”的理念,既打“老虎”,又打“苍蝇”,保持了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多数干部群众认为在此次的反腐风暴中,中央决心大、力度强、效率高、出手快,反腐败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状态。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民意调查显示,78.4%的普通干部、58.4%的专业人员和46.6%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我国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很有力度和力度较大,较2012年分别上升了18.3%、12%和12%[4]。
此外,大部分群众表示,网络反腐成为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推动力量,从雷政富、孙德江、郑北泉、周伟思等公职人员因曝光而被免职和惩处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一条处理路径:知情人爆料——当事人辩解——纪委介入——查实处理,网络反腐透明度高、速度快、人民群众参与热情高涨,可以说是对孤军作战的反腐败“专门机构”的一种有效帮助。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的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坚决纠正四风,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民众的诉求得到重视和解决,党中央的各项强力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信心。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自开展以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群众在充分肯定党中央的这一系列工作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对活动的继续深入表示了些许担忧。
二、 教育实践活动中群众的担忧
担忧之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只是“一阵风”。许多群众认为,当下实行的纠正“四风”、反腐败工作只是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以后的“三把火”,等过一阵子,这“火”自然就会“熄灭”。一直以来,整党整风并未能作为一个稳定的制度而被定期实行,反腐败工作能否永远保持这样一种高压的态势还需要拭目以待。
担忧之二: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有群众担心一些部门“光打雷不下雨”。这些部门会举办各种声势浩大的活动,召开各类总结大会、民主评议会,但都是形式重于内容,深入群众、倾听群众诉求变成了“走过场”。这种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做法让群众感觉不到公务人员作风的改进,有关部门对于百姓关心的现实问题不关心、不作为,没有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担忧之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地方官员抱着“天高皇帝远”、“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观念,对于中央下发的文件和通知历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在落实上级政策时要么大打折扣,要么拖延敷衍。
担忧之四:地方在落实中央政策时走极端。有些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全被要求去参加教育活动,群众办事却找不到能为他们办事的人;另一方面有些部门为了达到中央八项规定中精简文件简报、精简会议的要求,该开的会议也不开了,该发的文件也不发了。这种以极端、片面的方式执行上级政策的行为,让百姓极度反感。
三、努力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以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
(一)及时组织“回头看”,努力整改落实。在总结上一阶段工作的成效与不足之后,必须继续紧紧围绕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抓住整改落实和建章立制两个关键,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突出工作重点。
首先,是落实四个“回头看”。一是回头看学习成果。要认真学习中央学习材料,并将所学理论知识及时地运用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中,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在实践活动中努力践行反对“四风”的纯洁性思想,加强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二是回头看群众反馈。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就是群众路线工作的重点,因而要特别重视群众关注和担忧的问题,比如民生问题、反腐败问题和党群关系问题等。关注并及时处理群众所反映的问题,深入查摆,以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为工作目标。三是回头看自我建设。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审查自身有没有做好思想、作风等建设,以身作则;有没有与班子成员谈心交心,加强组织建设;有没有有效回应群众所反映的问题,紧密联系群众。四是回头看改革成效。要一边排查问题一边整改落实,对于所出现的问题要立即解决,对所产生的效果要及时整理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建章立制,巩固群众路线工作成果。
其次,是认真抓好整改落实各项工作。 一是针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可能“一阵风”的担忧抓工作。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活力的源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旨在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其中的作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是党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重要内容,也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工作,贵在坚持,力求长效。因此,需要认真总结实践活动的先进做法与成功经验,完善已有制度,制定新的制度,废除不适用的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并做好各方面监督工作,以确保工作的有效落实,让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常态化,防止产生“一阵风”的局面。二是针对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担忧抓工作。形式主义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障碍,严重降低了群众工作的实效,归根到底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防止落实中央政策时出现形式主义就必须做到自身建设、群众监督和纪律制度的统一。注重实效,不搞形象工程,以实践成果作为工作成效考核的重要标准;深入群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将为群众谋实利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严肃政治纪律,对于形式主义的作风予以党纪政纪论处。紧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坚决遏制形式主义的萌芽,只有切实解决群众的诉求才是真正的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三是针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在落实中央政策时走极端的担忧抓工作。中央政策是地方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核心指导,各级地方政府应切实领会群众路线的实质内涵,紧密联系当地实际,积极有效地执行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同时,也要加强群众监督的作用,在自身建设与群众监督的双重保障下努力取得人民满意的实效。
(二)建立健全群众监督反馈长效机制。群众反响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最重要的工作依据,因而必须建立健全群众监督反馈长效机制,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来自社会的监督与反响。加强群众监督必须通过一系列措施和制度来落实,应增强群众监督意识,疏通渠道,创新机制,拓展方式。
一是要增强群众监督反馈意识。不同于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等,群众监督由于群众数量多、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岗位和阶层,因而可以对接触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如果能够有效地增强群众的监督意识,那么对于权力运作的监督就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但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群众的民主精神与参与精神淡薄,再加上群众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许多群众对于监督反馈抱有畏难情绪。因而必须加强法制教育和监督倡导宣传,以多种多样的形式鼓励群众从社会各个方面依法行使监督权,提高群众监督反馈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是要畅通群众诉求反馈渠道。首先,基层组织要发挥与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作用。作为与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基层组织,应该经常开展基层组织评议会等,搭建好群众反馈平台。其次, 举报和信访是群众监督的重要途径,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依法保障群众基本诉求利益。再次,群众监督还要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新闻媒体作为国家政府的喉舌,也是群众表达诉求的重要窗口。对于破坏群众利益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曝光,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
三是要发挥党员干部在群众监督反馈中的作用。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要扩大视野,不断拓展监督层面、空间和领域。党员干部要直接到群众中去听意见。把“面对面”与“背靠背”结合起来,把“个别听”与“集体谈”结合起来,把“走进群众听”与“组织群众评”结合起来,广泛听取意见,统筹做好征求意见工作。[5]党员干部在吸纳群众意见时要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开门”搞活动,将全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反馈体系。
四是要创新群众监督反馈方式。实践证明,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不应该将群众监督反馈局限于传统的方式方法中,要适应新媒体新科技的大环境,灵活运用网络、移动终端等技术,依靠新的传播载体,进一步创新群众监督反馈方式。比如建立党务政务网站,公布党务政务信息,开辟“政务论坛”、“市民心声”、“网络问政”栏目。灵活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介,为广大公民提供方便快捷、形式灵活、能经常性参政议政并行使监督权力的交流平台。
李克强总理在调研时曾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先要听取群众的意见。我们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党更有影响力、凝聚力、战斗力,说到底还是为了群众,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群众对于群众路线工作的积极评价是我们继续做好教育实践活动的强大动力,群众对工作的担忧是我们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的重要依据。所以,在接下来的实践工作中,做好建章立制的工作、建立健全完善的群众反馈机制、明确群众的诉求、切实解决群众困难、密切党群关系等成为极为重要的内容。
参考文献:
[1][2][3][4]《从民意调查看2013年正风肃纪》.新华网.2014-01-02.
[5]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人民日报》.2014-01-25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中共党史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本文为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向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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