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35年推动科技中小企业发展创新栖息地建设

1面向203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栖息地———创新生态系统的城市模式

以知识生产、扩散和传播为目标的创新空间，作为基于知识的城市发展战略，实现了知识密集型网络的空间集聚，并构成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与全球知识经济增长的纽带。创新活动一方面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促进了城市更新与城市空间质量提升。相应地，城市空间一方面吸引和承接创新资源集聚，另一方面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健康生长的栖息地。可见，创新栖息地的营造，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当中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展望未来2035经济、技术与城市发展新格局，人、企业和城市空间之间协同关系将发生新的演变。首先，网络社会、信息时代或新经济时代的兴起重新定义了知识社会的需求，未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和面向2035年的智慧城市建设目标，将推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发生重构，并深刻影响创新空间的规划与运营逻辑。其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城市空间问题和疫情常态化的可能性，促使人们对于面向未来2035年的城市化路径与城市建设的本质进行重新思考，并对于城市空间的健康性、安全性和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此外，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生产力提升来说，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与创新、创业人才是决定创新生态系统粘性与活力的关键因素。而环境、故事、品牌以及创新主体对于“生活质量”的空间诉求，必将取代传统机械基于速度-效率的空间结构设计，成为新的创新栖息地健康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是推动以人为核心的2035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动力。

22035新格局下的创新栖息地空间演化影响机制

2.1智能化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着知识溢出与创新集聚的方式

随着智能技术与数字化沉淀对于社会运行的全方位渗透，“数字化竞争”开始变成商业竞争的基础逻辑。大数据、云计算、5G、AI等“新基建”技术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应对各类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必要保障，但同时将对创新栖息地的传统空间价值形成挑战。

(1)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及5G等“新基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降低了部分企业原来需要通过空间邻近性规避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的动机，创新空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空间依存度也相应降低。

(2)即时通信工具、VR/AR、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互联网会议、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研发设计的广泛应用，将深刻改变知识的获取方式、溢出途径与交流方式，并会部分改变创新主体对知识源的需求结构与空间关系。

(3)数字经济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兴起，使得满足长尾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成为可能，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可以更为便捷迅速地进行信息交流，进而促使双方主体在信息网络虚拟空间中形成新的耦合关系。

(4)随着生产和生活空间的进一步数据化和网络化，创新主体、治理主体、社区主体能够在信息网络中更为有效地传递隐性知识与相关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经济空间的融合方式，并在网络空间中形成新的数字化融合模式，重构流空间与空间价值网络。

(5)数字经济与互联网平台对于生产要素与资源空间配置方式的改变，使得企业创新主体将面临新的竞争协作型关系网络与动态契约关系，并有利于通过竞争协作的策略互动培育和激发创新。

(6)外卖平台、生鲜电商、无接触配送等的蓬勃发展，有效解决了创新主体必要的日常生活需求，并深刻影响对物理街区的生活性空间需求。在线文娱、在线展览展示等虚拟技术应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空间的社区活动，在线医疗弥补了公共卫生体系和防疫力量的不足。

2.2健康和安全的空间需求对城市的功能、发展模式与规划理念提出了新的挑战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当前城市发展与空间规划当中的许多问题，如何系统应对城市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之间的平衡关系，有效处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传统城市治理模式之间的矛盾，是对我国“十四五”及未来2035城市规划与发展模式的新的长期要求。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要求城市发展应回归人的安全、健康本质，具备应对重大疫情与灾害的免疫力，将如何有效应对城市空间隔离与高密度发展之间的矛盾纳入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考，并通过城市空间精细化重构，发挥城市空间自组织性在空间阻隔当中的作用，提升城市在应对外来灾害和健康风险冲击当中的治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韧性:强调城市应对外来冲击具备一定的缓冲、适应、反弹能力，同时对困难情境有预防、准备、响应能力。

(2)健康:要求将“健康城市”理念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降低国土空间的健康风险，构建完善的城市公共健康保障系统。

(3)承载性:城市空间规划应综合评价城市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城市结构及微观形态等因素对于公共卫生及灾害的影响，充分考虑城市空间对于重大疫情与灾害的承载能力。

(4)应急:城市应具有应对快速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能力，即VUCA能力。

(5)安全:城市空间规划体系应正视城市系统的复杂性与脆弱性风险，充分考虑城市安全的需要，具备城市疫情、灾害等的综合应对体系与风险管理体系。

(6)智慧:要求城市空间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城市空间规划体系中引入智能预警技术及机制，提升城市空间主动的健康支持能力和被动的可防疫能力。构建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空间单元的治理效能。

3面向2035新格局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空间需求特征

与以往内向型和纯粹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工业区”和“科技园”模式时代不同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工作者的行为表现出高度的自由性，很容易转移到更好的机会所在地。同时与更多考虑地租成本的拥有大型企业总部和选择进驻园区的传统科技企业不同，新型中小科技企业在决定工作地点时，会更加考虑位置特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些选择在满足了他们复杂的需求和创造性身份的同时，高质量空间环境的提升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地租成本所带来的空间选择负担，但这需要物理紧凑、交通便利和技术连接的网络特征，以及多元混合土地利用方式和具有合作与开放特征的外部环境支撑。一方面，疫情是创新栖息地发展的约束和障碍，会影响创新集聚和抑制创新主体的自然接触，但并不会完全改变创新活动的空间逻辑和创新主体的空间需求。创新栖息地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栖息地，是创新创业活动的栖息地，但更为关键的是创新工作者或知识生产者的栖息地。根据三元空间生产理论，创新栖息地应由物质、精神和社会空间构成，强调自然、社会、经济网络的有效融合。另一方面，智能技术与数字化在改变传统知识溢出与创新集聚方式的同时，依然无法改变科技型中小企业特有的空间选择逻辑:

(1)网络和虚拟技术无法提供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空间亲密感的天然需求，难以取代户外锻炼或旨在放松身心的空间移动过程中对人们维持健康所必需的积极作用。

(2)无法解决人们所必须的身体接触和对于各种社会活动如音乐会、展览等特定群体活动的参与深度。

(3)难以解决人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培育熟悉的街区环境印象和高品质的空间性格的诉求，更无法解决在品尝美食、享用剧院、电影院、咖啡馆的过程中，在群体消费趣味与空间品位的交流与自我表达当中获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以及享用具有群体特征的公共场所与消费空间的诉求。

(4)互联网及各种虚拟技术虽然降低了显性知识甚至部分不可编码信息的空间局限性，但创新与灵感往往来自于大量非正式深度交流，实证研究也表明随着网络空间信息的实时共享和交换频率的提高，会进一步提升对于现实世界亲密性的需求和面对面深度交流的频率。

(5)虚拟集聚会带来创新栖息地原有部分产业及价值环节出现“脱域现象”，但非正式信息交换的场所和频率要求，导致核心产业链与价值链高端的人才和企业对于知识源、知识溢出和交往的空间邻近性需求以及相应的集聚性反而会更强。

4适应面向2035新格局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栖息地空间营造策略

(1)进一步优化创新栖息地的建成环境，增强公共空间的美感和艺术性，提升创新主体与创新空间微观结构及要素的亲密度;增强空间品质，提升创新主体交往和灵感激发的有效性。

(2)提升创新栖息地的创意与公共活动氛围，培养创新行为主体的群体消费特征与空间品味，增强创新栖息地的品牌认同和辐射能力，吸引创新人才与创新要素汇聚。

(3)树立以人为本，健康、安全、生态的规划和发展理念，提升创新栖息地在生活、学习、工作与娱乐信息交流和共享等方面的便利性和多样性，培育创新空间的活力与粘性。

(4)基于大数据评估创新栖息地空间，推动创新栖息地的微观空间更新，构建具有高渗透性和强韧性，以及更为健康的空间肌理。围绕空间阻隔设置的科学性、空间疏散能力和创新行为活跃度提升，发挥创新栖息地空间结构要素与空间网络的催化能力和自组织性。

(5)综合评估创新栖息物理空间对于灾害与疫情的承载力，构建有针对性的空间预警机制。

(6)动态评估创新栖息地微观空间单元公共服务覆盖率及基础设施配置水平，提升社区公共服务品质与创新主体生活品质。

(7)以智慧规划引领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创新栖息地智能化水平，重构创新栖息地自然、经济与社会网络的融合方式。

(8)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形成高频、快速、主动、多中心、短链路、分散化的决策机制，降低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碎片化，增强创新栖息地的治理能级和疫情防控及应急管理能力。

(9)构建以创新主体、企业、大楼、社区为核心的多级防控机制，围绕综合防疫体系建设进行空间资源、线下卫生医疗资源及社会资产的配置，提高社区精细化管理水平。并通过整合互联网医疗平台和大数据医疗数据分析，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创新栖息地的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