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背景下我国环境权的基本问题

[摘要]环境权作为新一代人权在基本定义和内容方面存在争议，我国在狭义的法律层面也未正式承认环境权。当前我国环境权发展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出的新议题，同时需回应不断丰富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协调好与《民法典》的关系。应当明确，环境权是自然人为保障人格尊严和根本生存而对良好环境状态的享用权，包括对优良环境精神性的享受和对自然资源的本能性利用;环境权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是一项新型人格权;环境权应当是一种实体性权利，而不包括环境信息知情权等程序性权利。

[关键词]环境权;新时代;人权;人格权;享用

一、引言:作为人权的环境权

国际和国内已有很多关于环境权的研究成果，但在基本定义和内容等问题上仍有分歧。法国在2004年《环境宪章》第一条中确认，“人人都享有在一个平衡的和不妨害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1]57IGEP(《世界环境公约》国际专家工作组)将环境权定义为，“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适合其健康、福祉、尊严、文化和成就的生态良好的环境中”。[2]《韩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了一个独立的环境权条款，确认“全体国民均享有在健康、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努力保护环境”。[1]70各国关于环境权的法律定义大同小异，但这些定义具有浓厚的政策性色彩，规范性与确定性不足。所以，英国学者埃伦认为:“不确定性、人类中心说和多余性是环境权作为独立人权的主要障碍”。[3]248学者RichardP.Hiskes评价环境权时同样认为:“环境权和所有人权一样，都有其必须满足的某些标准，以便在莫里斯•克兰斯顿令人难忘的措辞中被认为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假定的’权利”。[4]17根据“三代人权”理论，环境权属于第三代人权，在某些方面具有传统人权的特征。学者Boyd就认为，“环境权具有人权的特征，权利的基本意图是确保所有人的尊严”。[5]20-21但由于现阶段环境权存在不可司法性和概念模糊的特点，一些法官只能利用人权条款来获得满意的裁决，例如，《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经常被欧洲人权法院法官引用以救济受害人因环境损害而遭受的损失。在传统人权的基础上，环境权以温和的生态中心主义为指导，强调在良好环境中提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论行为表现的外观如何，在本质上总有自利的成分”，[6]51但也否认极端的人类自利。而且，环境权不只限于代内权利的分配。由于“对权利的迫切要求实际上并不是建基于互惠关系，而是建基于结构性的剥削和从属关系”，[7]59且当代人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对后代人的剥削，环境权还要求尊重和保障后代人的环境利益，以促进代际正义。可以说，环境权在传统人权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和创新。

我国强调保障人权，且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但仍未真正实现环境权的法律化。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显然，不仅“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党中央已经认识到民众环境利益的重要性，而确立我国在新时代中新的主要矛盾和阶段性目标，有利于环境利益的保护。通过环境权来保障民众的环境利益，应为权利本位时代下的优选，关键在于如何建构环境权体系。

以“环境权”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显示，进入新时代后，国内学者对环境权的研究热度在近两年再次高涨。为促进环境权理论的完善和在我国的法律化进程，有必要认清环境权在我国的发展背景，厘清环境权的性质和内容。

二、我国环境权发展面临新的社会环境变化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环境权发展提供新议题

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逐步走向常态化后，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虽然环境权肇始于环境问题给人体带来的健康危害，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公众健康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尝试借助环境权理论规制和消解环境健康风险。疫情期间，学界展开了大量对环境健康风险的研究，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20年会的主题之一即为“风险社会背景下的中国环境法的新发展———环境健康风险规制”，学者们试图建构新的环境法制度蓝图以有效评估和规制环境健康风险。良好的环境就是最大的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8]97但不得不承认，环境健康风险已成为风险社会中损害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规制环境健康风险不仅要从国家管理角度出发，还可以从公民权利入手。环境权对优美、舒适、健康环境的追求与人们生活在健康环境中的希望存在一致性，可以发挥环境权的功能促进健康环境的形成与维护。所以，可从规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环境健康风险出发，研究环境权的性质和功能。

除环境健康风险之外，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将生物安全议题带入公众视野。我国2020年制定通过的《生物安全法》将该法适用的活动分为八类，其中第一类活动即为“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确认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与生物安全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野生动物的食用和经营行为不仅关系着我国的生物安全，亦落入环境权的研究范围。野生动物资源是自然资源的下属分类，若承认环境权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权利，那么野生动物成为人类食用的对象便于法有据，这可能会导致我国在生物安全和环境权保障之间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协调生物安全保障与环境权体系建构，是我国环境权发展绕不开的议题。此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多次强调生物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在政策层面揭示出我国环境权发展需恰当处理关于生物资源的权利问题。

(二)有关环境权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不断丰富

近年来，关于环境权的立法实践越来越多。在国际层面，环境权入法、入宪的国家不断增加，环境权逐步实现了从“应然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跨越。事实上，“已经有87个国家在其宪法中有专门的环境权条款”。[1]72但仍有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等法制发达的国家，拒绝在国家宪法中规定环境权。此外，在《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了关于工商业与人权保护的国家行动计划(NAP)，并在行动计划中明确表示环境权属于一项具体的人权，通过保障环境权来促进国内人权保障水平的提升。例如，肯尼亚《宪法》第42条规定了公民享有清洁和健康环境的权利，为了配合《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实施，肯尼亚在国家行动计划中承认，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会损害拥有一个清洁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在国内层面，我国狭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对“环境权”没有明确的界定，取而代之的是“环境利益”或“环境权利”，如我国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中就将“环境权利”列为一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我国2018年《宪法》第九条和第二十六条虽规定国家负有保护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和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义务，同样未提及“环境权”。但有观点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认为，“国家义务源于公民基本权利，国家义务是应公民基本权利的要求而产生”，[9]156且“基于基本权利规范一般是原则而非规则的特性，环境权实已成为一项为法律所确证的基本权利”，[10]42主张《宪法》条文背后蕴含的法理已确认我国公民享有环境权。不过，在部分地方环境保护立法中，广义环境权已经得到承认。2015年修订通过的《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有享受良好环境、知悉环境信息、参与及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2016年修正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和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部分地方通过明确自然人和组织享有环境权，试图通过“权利救济”形成的“私人执法”，塑造一种全新“救济型”治理模式，这便与以权利保障为价值追求的民事立法形成亲和关系。[11]100显然，这些地方希望借助环境权作为一项权利的功能，救济民众可能受损的环境利益，解决当前法律规定与民众环境利益诉求间的矛盾。

在国内司法适用上，以“环境权”为全文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查询到的裁判文书(含民事、行政和刑事类裁判文书)数量如下:

可以发现，近三年我国关于环境权的案件数量显著增加，且经过阅读检索到的裁判文书，绝大部分案件中的原告(或上诉人)会主张自己的“环境权”受到侵害，少部分主张自己的“环境利益”受损，这表明我国民众的环境权利意识得到提高。而法院在判决时表现得较为谨慎，少有运用“环境权”进行说理或作出判决，亦未对原告(或上诉人)主张的“环境权”是否于法有据作出论断。但在刘兴华、刘福森等与重庆市沙坪坝区渝碚路街道办事处确认违法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经营行为“毋顾周临的环境权”④;在曹念、严向东非法采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定书中提出，“在人民对生活环境要求逐步提高的今天，环境权已经成为了一项基本人权”Ⓒ。这些司法实践明确承认我国公民享有环境权，无疑丰富了我国环境权理论的发展基础。

(三)民法典时代下要求协调推动绿色发展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通过象征着我国进入“民法典时代”，开启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新篇章。民法典时代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绿色发展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民法典》吸收了《民法总则》有关绿色原则的表述，在第九条中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以该原则指导民事主体从事各类民事活动，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而环境权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提供一个优美、舒适、健康的环境，必然要求我们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与《民法典》的内在要求存在互通性。

目前多数观点认为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属于宪法中基本权利的范畴，不过“将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抑或基本人权并不否定环境权的私权属性”。[10]43环境权关注个人的尊严实现问题，这无疑拉近了与《民法典》的距离。而且承认环境权的私权属性会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环境共治，符合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内含的公众参与要求，可防止由于环境的公共性而出现部分民众“搭便车”的现象。由于未来确立新的私权利类型无法脱离《民法典》的框架，不论对环境权的内容作狭义或广义的界定，我国环境权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与《民法典》相关条款的关系，尤其是与物权法律规范、人格权法律规范和侵权责任法律规范的关系，以实现我国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体系性和一致性，协调推动绿色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环境权的性质与内容厘清

国内关于环境权的性质、内容等的研究已经层出不穷，但不少是借鉴国外学者对环境权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社会实践和法律规范体系的整体把握存在不足，确有必要结合我国新时代的社会特点对环境权的性质、内容进行厘清，掌握环境权的发展进路。

(一)环境权是自然人对良好环境状态的享用权

尽管目前对环境权的概念和内容还存有争议，但结合理论发展和我国实践需要，环境权应当是“自然人为保障人格尊严和根本生存而对良好环境状态的享用权”，“良好环境状态”指的是优美、舒适、健康的环境所表现的状况和样态。

在权利主体方面，环境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自然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确认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但“不是简单地将人权视为单个人的人权，而是强调人权是个人与集合体权利的共存”。[12]61这里的“集合体”指代二个以上自然人的整体，所以，环境权既是某一个自然人单个的环境权，又是某一些自然人整体的环境权。虽然广东和宁夏等地赋予了组织以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但组织只是拟制的人，不具有精神感官系统和人格尊严，无法作为权利主体对良好环境进行享用，对精神性人格要素的感知与满足最终要落至组织内部的自然人。而且，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出于经济目的或其他无关于人之根本生存的发展目的，组织要求获得自然资源其实是为了发展，而不是为了内部自然人的基本生存。所以，组织作为环境权主体与环境权的权利对象是自然人人格要素不符，法人或其他组织不能成为环境权的主体。同样，国家一方面作为治理机器，不具有精神感官系统和人格尊严，对自然资源的需要也是出于促进人民福利不断增长，和组织一样无法享有环境权。另一方面，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来看，我国由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只是全体人民进行有序管理的形式，国家进行管理的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所以，“国家权利的概念并不存在，国家环境权利是没有理论基础的”。[13]52所谓的国家环境权，其实是国家环境管理权力，是对全国范围内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决策、指挥、组织、执行和监督的权力，不能将环境权与环境管理权力相混淆。

在内容方面，环境权所体现的对良好环境状态的享用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良好环境整体状态的精神性享受权，如眺望权、景观权、采光权等;第二，对良好环境状态下某些自然资源的本能性利用权，如享用清洁的空气和水，边远地区居民使用薪柴作燃料，但排除对自然资源的经营性利用权。这两种享用行为，完全基于自然人的精神性人格需要和一般性人格需要，不追求个人财富的原始积累或增值，对相关环境要素的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对自然资源的经营性利用，比如采矿权、排污权，不属于环境权的范围。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加剧直至演变成目前的全球环境危机，证实了工业化大生产对环境的损害远超人类满足基本生活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所以，“解决环境问题重在将规模化的经济活动中的环境使用权进行合理限定”。[14]119同时，生产性利用行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非基于个人的人格需要，已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超出人格权范围而应当由财产权予以规范。徐祥民教授指出:“把资源权请进环境权队伍不能帮助环境权提高战斗力，这就像请财产权入伙达不到加强环境权的目的一样”。[15]114所以，现行的探矿权、采矿权作为一种资源权被《民法典》规定在“用益物权”分编后，适用物权法律规范管理探矿、采矿行为。

(二)环境权是一种新型人格权，而不是财产权

我国民法将民事基本权利分为两大类———人身权和财产权，划分标准在于某一具体权利是否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或是否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环境权注重人们对良好环境的享受而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以及对基本生活资料的本能性利用而满足最低生活需求，这种愉悦体验和最低生活需求与人身紧密依附，不同人的愉悦感觉和最低生活需求都会有所差别。而且环境权在自然资源领域承认自然人的本能性利用权，否认对自然资源的任何经营性利用权利，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所以，环境权应当是一项人格权。

我国执政党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碧水蓝天保卫战作为必胜的任务，表明中国共产党满足人民最低生活需求和美好生活愿望的坚定决心，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的多项政策也都把人民的环境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如今，“我们的时代向权利本位靠拢，是一个权利备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是一个权利话语越来越彰显和张扬的时代”，[16]3需要用法律上的权利来确认环境利益。在《民法典》出台之前，有学者就主张“应明确环境权为新型人格权，在健康权的规定中添加环境保护的要求，并规定环境权的一般条款及相应的权利保护规则”。[17]171-172王利明教授也曾主张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其他人格利益”章节加入环境权的规定。遗憾的是，最终出台的《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和第九百九十条在列举具体人格权时仍然没能确认环境权。但《民法典》第九百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