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精选7篇）

“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篇1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在新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第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曲折的深刻总结。20世纪前半期，科学社会主义在占世界人口1／3的国度里取得胜利，震惊世界；20世纪后半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再次震惊世界。一个由列宁缔造的、有90多年光荣历史、1000多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说解散就解散了呢？实践证明，苏联这个堡垒主要是从内部攻破的，是苏共“自毁长城”，自己搞垮了自己。在剧变时期，苏共党内危机已经发展到连自身的矛盾都无法解决的程度，更不必说领导国家和群众前进了。当时苏共已病人膏肓，陷入深刻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路线非常混乱，党已丧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丧失了政治敏锐性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已没有能力把握政治局势，无法带领群众前进。二是党内腐败愈演愈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领导人威信扫地，逐渐成为民众攻击、嘲弄、唾弃的对象。对这样的党，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是不会为它分忧的。三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破坏，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泛滥，纪律松弛，派系林立；另一方面是个人专断独行，缺乏党的集体领导和监督。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垮台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苏东剧变以后，他们就把和平演变战略的主攻方向对准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想借助苏东剧变的冲击波很快地把中国搞垮。这个梦想失败后，就改变为打持久战的战略，想用10年、20年把我们搞垮。西方敌对势力在90年代以后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策略手法又有新的变化和特点：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主权，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篇2

笔墨,顾名思义是中国画艺术表现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画技法的精髓。抛开了笔墨而谈中国画,就如无水之源、无木之本,历朝历代的中国画家都为之不懈地探求其奥妙。古代笔墨理论早在魏晋时期就已被提及,随后各朝各代都有人为其添砖加瓦,尤以明清为最,明清是画史上对笔墨最崇拜的时期,这时期的笔墨理论也最丰富。

“笔墨”一词,博大精深,它的原本意义远比如今广泛的多,仅从如何用笔、如何用墨去理解,那就太狭隘了,它还包括画面的结构乃至格法、气韵等。近现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就将笔墨分为五笔七墨,用笔分为平、圆、留、重、变,如锥画沙、折钗股、屋漏痕等,用墨分为浓、淡、破、积、泼、焦、宿。与此同时,笔、墨也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黄宾虹说过:“然非笔不能运墨,非墨无以见笔。”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有云:“笔墨二字,得解者鲜,至于墨,尤鲜之鲜者矣。往往见今人以淡墨水填凹处,及晦暗之处,便谓之墨,不知此不过以墨代色而已,非即墨也。且笔不到处,安得有墨?即墨到处,而墨不能随笔以见其神采,尚谓之有笔而无墨也。”

二、历史背景

笔墨理论起源于魏晋,经唐宋元的发展,到明清时期笔墨理论被正面的提及,画家们对笔墨推崇可谓五体投地,甚至发展到迷信的程度。晋代顾恺之的《论画》中就谈到以形写神、迁想秒得以及用笔。到南北朝时的谢赫又在前人的论画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人物画的“六法”,其中的骨法用笔是指通过用笔表现人的形体状貌、气质及骨气。发展到唐代时期,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又作了一番阐述:“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要求通过用笔来达到“骨气形似”。随后五代的山水画家荊浩在他的《笔法记》里说:“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提出笔墨具有“筋、骨、肉、气”四势。再到北宋,著名画家、理论家郭熙的《林泉高致》对笔墨的阐述又更加细致入微:“一种使笔不可反为笔使,一种用墨不可反为墨用。”韩拙的《山水纯全集》中对笔墨也有自己的观点:“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以上历朝历代的笔墨论述为笔墨理论在明代重新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思想文化背景

笔墨理论在明代的兴起不是偶然,跟当时的思想文化也是密不可分的。从大的方向看,明代仍是儒家思想下的统治时代,程朱理学在明代是一个质的发展,王阳明秉承陆象山的“心学”,把“理”正式发展为“心”,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这对当时的画家以及理论家都有不小的影响,故而他们在感性方面的把握远远高于技巧方面,因此在明中后期出现了以富于个性的、新奇的,以自由表现为宗旨的文人画和书法等艺术的繁荣现象,如徐渭、傅山、张宏及董其昌等。从细的方向看来,在明代统治者用八股取士制度来禁锢知识分子思想,强烈地束缚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阻碍着社会文人的发展,在这种气氛下的文人士大夫无力去抵抗,表现出来的也是柔弱、处下、躲避等消极思想。明代文坛复古思潮也尤为强烈,出现了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的摹古思想。尤其是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辞,属辞成篇”,模拟古人就可以了。至此心学和摹古思想的双重作用对明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影响很大,在绘画方面的理论家和画家也不例外,加上宋元绘画理论的本身独特的艺术高度与魅力,尤其是元代“有我之境”的文人写意画,“法心源”,强调笔墨,重视书法趣味。这都与当时的思想极为切合,所以明末掀起了对元人笔墨的追求。

四、政治背景

笔墨理论在明代的兴盛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总的概括,明朝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思想文化斗争以及经济都表现得十分混乱。明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实行了高压的统治政策,很多大文学家、大画家都惨死在朱元璋刀斧之下,如元四家当中王蒙和倪瓒都是惨死在明王朝的残酷统治下,即使是当朝的官员,也动辄就有被杀头的危险,所以也就埋下了文人士大夫的消极避世情绪。另外明朝推行的程朱理学、八股取士制度以及森严的政治统治,强烈地束缚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阻碍着社会文人的发展,所以紧张的政治氛围使得这些文人士大夫所表现出的消极情绪恰好与元代众多失意文人画家的思想相一致,于是出现了一批师法元人笔墨的画家,先以吴派的沈周、文徵明为代表,其后以董其昌的推崇最有影响,因此紧张的时局对笔墨理论的兴起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五、画家对笔墨理论的倡导作用

笔墨理论在明清能兴起跟画家的倡导是分不开的。画家、理论家才是笔墨的传承者,因此纵观明清,在绘画和理论上都有建树者,屈指可数,明代就董其昌一人为代表,石涛则为清代代表。董其昌的理论为南北宗论,南北宗论的艺术主张是以文为尚、以淡为宗的文人画思想,力求萧散、清淡、温润的笔墨效果,同时主张“以画为乐”“以画为寄”“寄兴游心”“不在形似”等文人笔墨思想。南宗山水盛极一时,其思想迅速被文士大夫所接受,就连众多非士夫也多是随波逐流,其间几乎无人学以“马夏辈”为主的北宗山水,皆师法以董、巨、米、“元四家”为中心的南派山水,讲究笔墨情趣。在此之前也有画家倡导笔墨,如王维的《山水论》、郭熙的《林泉高致》、米芾的《海岳论山水画》、黄公望的《写山水诀》等都提及了对笔墨的重要价值,但在明代的画家当中尤为突出,以董其昌为代表的画家在明代对笔墨理论倡导最有影响,他的《南北宗论》是对前人绘画作了实践和理论性的总结,对后世影响巨大,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明末被尊为正统画派的松江画派,因而群起而相应。董其昌在自己的理论著作《画禅室随笔》中也说过:“笔墨二字,人多不识,画岂有无笔墨者?但有轮廓而无皴法,即谓之无笔。有皴法而不分轻重向背明暗,即谓之无墨。”董其昌的笔墨理论影响巨大,近现代学者徐复观先生就说过:“董其昌南北宗论之说出,几乎成为尔后三百年来画论的主流,并影响到对画史的把握。其中虽间有调和或反对之说,然皆不足以动摇这一主流的地位。”此说虽包含有褒贬之意,但是也是非常客观的评价。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倡导的是推崇笔墨,与董同时的还有莫是龙、陈继儒、赵左、顾正谊等人,他们跟董的思想类似,所以笔墨理论在这些人的提倡下迅速推广。

六、结语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提出的背景 篇3

摘 要：任何科学思想的提出，都离不开当时一系列的背景条件。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中吸取精华并取得重大突破；面临着沙皇倒台给苏俄留下的诸多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被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政治孤立，经济凋敝等国内局面以及国际局势出现的新变化是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列宁从理论和现实两大方面深刻剖析了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的重要性，并逐步提出了“和平共处”思想。历史见证了列宁这一思想的科学性和远瞻性。

关键词：列宁；和平共处；时代背景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001-02

科学理论的诞生必然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以及丰富的时代背景。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前人长期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对前人已有思想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而形成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及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影响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形成受到了许多思想家的启示，例如列宁早期受民粹派思想影响比较大。早期的民粹派社会主义者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亚·伊·赫尔岑等老一辈思想家和革命家都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启迪颇深。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其和平主张就是通过革命，推翻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平等、和平的社会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不断传播、推广，列宁开始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在列宁探索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和平的思想对其有很大启发。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剖析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过程中，阐发了关于和平的内涵。

（一）和平是人类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间一种关系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和平与战争都是基于一定利益关系而引起的。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利益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利益发生矛盾”，因而以不同利益主体形式出现的交错的个别利益和共同利益形成了复杂的、对立统一的利益格局。和平与战争相对，是人类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间非暴力的一种关系状态。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一和平状态发展而来，并灵活地应用到两种意识形态国家如何处理彼此关系的实践当中。一方面，在苏俄取得三年内战胜利以后，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已经形成。列宁科学地判断出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均势”。另一方面，新生的苏俄政府急需经济的壮大来稳固政权，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满足其资本扩张的需求极其渴望苏俄的市场及丰富的原料，正是因为两种制度的国家之间存在着贸易这层千丝万缕的关系，和平便成为他们相互交往、依赖、共处的一个关系纽带。

（二）和平是处理民族间、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原则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资产阶级，虽然他们初步提出了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实行普遍和平与正义等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并通过召开国际会议、缔结国际条约等形式在约束战争和冲突，用和平手段来处理相互间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果。各个民族、国家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优劣贵贱之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每个民族都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来自己的贡献，每个民族都有权来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国内外事物，不应该受到他国的干扰与侵犯。因此，“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民族间、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以维护民族间、国家间的正常关系，促进国际和平的实现。列宁认真学习和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并灵活地运用到了苏俄外交的实践之中。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列宁对世界形势有明确的判断，意识到一味的战争只会让彼此疲惫不堪，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外交奠定了基础。

二、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提出的现实基础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除了理论上的支持，还得有现实的可能性。刚刚成立的苏维埃政府面临着众多国内外复杂的局面，出于要稳固政权的考虑，苏俄迫切地需要和平的环境，逐渐为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一）国内的复杂局势需要和平的外交局面

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次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了受压迫人民的士气。但在革命胜利以后，刚刚掌握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局面异常危急、复杂。

一是在政治方面。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基础十分不稳。保皇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不断密谋暗杀、迫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地主、厂主、富农、沙皇将军不承认工人阶级的胜利，开始聚集反革命的武力直接威胁着苏俄政府的统治。内忧外患的历史局面促使列宁在1917年11月8日，即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发布了第一个对外政策文件《和平法令》，“公正的和民主的和平……就是立即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苏俄政府向全世界发出和平信号的举措一是为了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二是争取时间和精力稳定国内政局。但反动势力却寄希望用战争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处于动荡不安这一特殊时刻的苏俄政府百废待兴，急需和平的国际环境巩固国家政权。和平共处是其迫在眉睫的一种外交战略。

二是在经济方面。沙皇政府希望借参加一战来缓解国内日益突出的矛盾，企图输出矛盾。战争最初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随之而来的是难以维系的军费开销，俄国在战争中接连惨败。列宁清醒地意识到苏维埃政府要想生存和强大，在世界上立足，极其迫切的需要就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环节就是经济建设。当时苏俄的经济状况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科学技术都远远不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着世界经济越来越密切的趋势，列宁意识到可以借贸易来链接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1922年苏俄政府参加了热那亚会议，使苏俄第一次在法律上被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所承认，并在事实上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肯定下来，为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贸易往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面对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局势，列宁提出了一系列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新生政权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也逐步成熟起来。

（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和平共处提供现实可能性

苏维埃俄国建立以来，国际局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迫使其重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世界革命的失败使列宁不得不把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放在新的角度与层面重新考虑，也正是这些变化的局势给和平共处带来了现实可能性。

一是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与苏俄进行经济往来。1920-1921年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欧洲经济一度低迷不振，深陷困扰。面临经济贸易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矛盾不断加深等窘境，资本主义国家在百般无奈之下不得不重新考虑与欧洲最大国家苏俄之间的关系。苏俄拥有丰富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与苏俄贸易被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走出困境的一条紧急出路，同时也是医治欧洲经济的必要手段。于是，重新打开苏俄市场，与其进行贸易往来被急切地纳入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的计划当中。

二是世界革命的进程不利。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甚至一些国家出现了革命形势高涨的好势头。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但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革命相继被镇压下去，西方何时再爆发革命谁都无法预料，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就此趋于低落。列宁期待世界革命的思想不无道理，而他的伟大就在于他能适时转变和纠正革命初期关于西欧很快就会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判断，并指出“革命形势已发生变化，和我们预料的完全不同”。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提出是符合当时苏俄的国内国际环境的。经过历史的检验，让我们看到了其科学性与远瞻性，而这一和平外交思想的提出，为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融入世界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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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形成的时代背景 篇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世纪之交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20世纪末，国际局势最重大的变化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世界格局由两极转向多极。在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中，世界一直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进入70年代这一趋势日益明显。美苏两国的国际地位和控制国际事务的能力明显下降。经济力量强大起来的西欧和日本，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增长，第三世界中一些大国和地区集团随着经济和政治力量增强，在世界上影响逐步扩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两德统一，两霸争斗局面结束，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多极化格局使世界各种力量逐渐形成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与制衡的关系，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对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界的美好追求，也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但要看到，世界多极化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要求破除国家之间的各种羁绊，按照统一的市场机制的要求进行经济活动。它使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培养乃至环境保护，都跨越了国界，从而促使国家间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的联系与合作大大加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向世界，实行对外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是邓小平同志作出的科学判断。1985年3月4日，在会见外国访华团时，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4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在邓小平提出这一论断后，党的十三大正式将“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作为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确立之后，经受了国际风险的考验。大的风险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旧的世界格局终结。加之1989年政治**之后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际制裁，一时大有黑云压顶之势。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有些人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产生了疑问。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不容置疑地告诫人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992年，党的十四大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另一次是20世纪末接连发生了科索沃战争、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一度面临十分严峻的安全环境和国际经济环境。面对世纪之交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的消长，坚持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并进一步指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党的十六大继续重申“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将和平与发展确定为时代主题，抓住了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变化和最主要的特征，指明了世界人民所要解决的最主要任务。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今世界各种复杂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还很不安宁，还有许多威胁国际和平的因素，如民族和宗教矛盾，自然资源争夺和领土争端，核武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活动及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活动等，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上升。虽然世界范围的大战打不起来，但小规模的地区性冲突乃至局部战争时起时伏。近年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局部战争，使成千上?虻奈薰计矫竦吲媪骼耄藜铱晒椤?

冷战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主要表现是两极争霸。冷战结束以后，两极格局解体，这时的霸权主义主要表现为一极称霸。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国鼓吹“为价值观而战”、“人权高于主权”等，形成了一整套新干涉主义理论。这种新干涉主义与昔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直接掠夺财富、占领土地的炮舰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保护人权”和“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合法性依据加以实施的。这种新干涉主义的“人道主义战争”，是现代条件下强权政治的典型表现。它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严重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这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新技术革命使人类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建立在信息化、数字化和全球知识共享之上的，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当前，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基础，它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促使国家实现实力的迅速变化。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它面对新技术革命所作出的反应和决策。目前，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高新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最重要措施。

“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篇5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创业历程，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逐步发展壮大过程。党的星星之火能够燎原，燃遍中华大地，主要得益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同样，在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党也没有丢掉思想政治建设的利剑，先后诞生了“以党建带三建”、“以思想政治带动经济发展”、以理想信念带动和谐创建等先进理念，影响和带动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热血。

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表面上看，这似乎和思想政治建设没有多大的关系。其实不然，没有从始至终的思想政治建设，就不可能有这么纯洁的党员干部队伍，也就没有如此繁荣富强的当今社会。

从新中国的建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经济在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在不断发展前进。从当初的“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的贫穷落后，到今天交通路网四通八达、通讯工具人手一个，这种进步，都在向我们证明，社会进步了，思想政治建设也需要更进一步了。

经济实力雄厚起来的人们，人生观、价值观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特别是一些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他们面临着金钱、美女的诱惑，面临着“万人景仰荣登宝座”的诱惑，面临着妻儿老小精神物质的诱惑，真正能够做到自觉自警自重自爱独善其身的，也只是少数。试想，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徐才厚、令计划等高官，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多年，最终也没有能够“平安着陆”。是为什么？当然是他们没有能够抵挡得了权色欲的诱惑。

当然，还有一部分官员受到查处，就是他们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其违法乱纪行为是“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甚至我也不知”。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所谓人过留形，雁过留声。这留过的形，留过的声，是可以用现代化的手段收集起来的，这就是大数据。

再比如说，现在的个人信息泄漏非常严重，有官员违法乱纪行为屡屡曝光于互联网，有男女不正当关系的，有官员钱权交易的。与此相对应，也有像焦裕禄、孔繁森、兰辉、菊美多吉等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当今就生活在大数据的时代，对生活、对工作、对干部教育等，都有利也有弊。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没有哪一项工作、没有哪一件事情能够逃避得了数据的记录。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也同样如此。如果掌握门道了，用好了，当然有很大的好处；如果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必然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

再把大数据时代背景的现实与现在我们所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已经显得有些落伍了，已经与时代发展的主题不太协调了，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在逐步弱化了。

一边是传统模式的思想政治建设手段，一边是与大数据时代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建设方式，怎样取舍，我们还有必要进行一番探讨。传统模式的思想政治建设手段，已经开展了几十年，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把人员集中起来学，要求记笔记，要求写心得。每一次活动的开展，都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劳民伤财不说，还收效甚微。如果，把思想政治建设与大数据相结合，诸如无纸化办公、远程教育模式、用现代化的手段形成铺天盖地的宣传阵势。这样一来，成本降低了，影响面却扩大了，其效果当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把大数据的知识普及、怎么样才能让大数据很好地为思想政治建设服好务等问题，就成了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普及大数据这一概念的问题上。厦门大学罗乐勤教授说，大数据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工具，可以自动记录、储存和连续扩充的、大大超出传统统计记录与储存能力的一切类型的数据。具有容量大、多样性、真实性和速度快的特征。这话说得太过专业，说通俗一点，就是采用现代化的手段，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活动，以数据的方式记录下来，就形成了大数据。像已经普及了的数字电视、手机、互联网、监控等，都是依靠数据来工作的。

其次是大数据对工作生活的影响的问题。从宽泛一点的范围来讲，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数据无处不在，我们无处不用数据。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一个超市，对消费者的购物清单进行分析比对，自然就知道了消费者的购物喜好，这就为进货提供了依据。我们一户人家，全年收入有多少，年终存款有多少，全年生活质量如何，家庭成员的幸福指数如何，最终都需要以数据的方式呈现。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也同样如此，一般是说学习了多少次，开展了活动多少次，形成了学习记录多少字，涌现了先进人物多少个等等，同样也离不开数据。

再次是如何有效利用大数据开展思想政治建设的问题。有人会说，你把大数据吹得神乎其神，我们又该怎么样用大数据来为思想政治建设服务呢？这里也有一个例子，是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问题。国家机关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在培训网有一个帐号，只要你连上网登录进去，就可以听到老师精彩的讲解了。这不是用大数据来开展工作的一个例子吗？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摒弃思想政治建设的传统的教育模式，打赢一场没有销烟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战争，以入脑入心的教育方式，带领广大党员干部优先占领这块精神高地。一是在党员干部中全员普及数据理论，让党员干部知道什么是大数据、用大数据能够干什么、用不好会带来什么危害、用好了又会有什么好处等。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想当初，多少在键盘上大练“一指禅功”的，今天不同样可以在键盘上快步如飞了吗？因此，普及大数据理论知识，应该是不难的。二是利用网络管理的便捷手段，建立一个全新的、面向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网络，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一样，以网络课程的方式代替传统集中授课，以视频会议的方式替代集中开会，以网络答题的方式替代传统纸质答题。在网络管理中心，这些都会被以数据的形式记录下来，当然就成为了考核的重要依据了。三是以数据信号影响带动全体群众。像现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环境卫生差，市民文明素质差，社会治安差，这些问题，既有带头作用发挥不好的问题，又有监管不严的问题。在此不防做个假设，在十字路口、在显要位置、在重要地段等，设置显眼的大屏幕，全天播放先进人物事迹、先进文明理念，曝光不文明现象、不文明行为等，对思想政治建设形成一种铺天盖地的宣传。同时，把用现代手段记录下来的数据，包括文明与不文明的、遵纪守法与违法乱纪的、先进与落后的数据记录，载入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单位、一个集体的诚信档案，作为考核与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数据安全工作，提高网络技术防范能力，不能给非法分子任何可乘之机。

总之，笔者认为，我们处在一个被数据包围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在思想政治建设上走出一条全新的路子，走出办公室，走出会议室，走出文件袋，走进人们的生活，以润物细无声的优势，感化、影响中国的这一代和下一代，代代相传，薪火相承，培养出大批的积极、乐观、向上、无私、敬业、奉献的优秀人才，大踏步走向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

“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篇6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八条第二款和第十九条规定，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以向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可以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九条之规定，代表10人联名提出的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议案，一要写明所要解决的问题，二要写明解决该问题的根据，三要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建议方案。

提出制定地方性法规案，应当附有法规草案及其说明全文。

三、以代表团名义提出的议案应由代表团全体三分之二以上多数代表通过，并有团长签署。议案必须在大会主席团规定的议案截止时间前提出，并送交大会秘书组。超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和超出议案截止时间送交的议案作为建议、批评、意见处理。

四、10人以上的代表联名提出议案时，联名提出议案的代表要逐一签字，领衔提出议案的代表姓名应填写在第一格。

五、代表对本次大会审议的各项工作报告的意见，请不要作为议案和建议提出。修改报告的建议，可向大会秘书组书面反映。

六、对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向有关党组织反映，不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

七、有关各类案件的申诉，应依法送交司法机关处理，请不要作为议案或建议、批评、意见提出。代表代转的群众信件，应直接交大会秘书组，不要作为议案或建议、批评、意见提出。

八、代表团（组）将准备议案和建议的具体要求提前告知代表本人，使代表明确填写议案、建议的格式、注意事项和具体要求。

九、应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或有关组织、团体解决的问题，可作为代表建议提出。建议也要紧紧围绕自治县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建议要实事求是，一事一议，案题清晰，案由简明扼要，解决问题的建议要符合客观实际。属各乡（镇）、场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如代表个人的困难及所在村、组要求解决资金、物资等问题，一般不要向自治县人代会提出。

十、填写议案和建议，请用钢笔或碳素笔书写，字迹要工整，署清代表姓名、住址，少数民族代表要写全名。

十一、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代表团（组）负责人在大会闭幕前送交大会秘书组。

彼得·圣吉提出的三个问题 篇7

2013年10月，学习型组织之父彼得·圣吉博士再次来到中国，《南方都市报》记者余明小姐在采访他之后发表了题为《变成赚钱机器的公司最易破产》的访问记。其中，彼得·圣吉提出了三个不容我们不思考的问题。

一、定位比盈利更重要。真正的定位：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该怎样才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彼得·圣吉说，大部分开公司的人，都知道公司运营的目的是什么，公司为什么而存在。他们普遍的回答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得到一个最大回报率的产出。公司的最终目的、根本目的、首要目的，就是盈利，就是获取最大的利润。这种思维，这种价值观，彼得·圣吉称之为公司的机器运营模式。在他看来，一味追求利润，将自己变成赚钱机器的公司，最容易破产。只有清楚自己的定位，才不会轻易被时代抛弃。为什么？他作了一个比喻：盈利对于一个公司的意义，就好像是氧气对于人的意义。利润固然重要，不盈利，你就出局了；但是，氧气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你为什么要呼吸，你需要氧气的目的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定位，真正的价值观。

二、企业长青的秘密是什么？大的企业到底能存活多久？

壳牌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在过去200年中，《财富》世界500强中最成功的大公司，寿命只有三四十年，曾经非常成功的公司，其实平均寿命非常短。这一研究发现，18%的企业历史超越了200年，这里面最长的只有两家美国公司：宝洁和杜邦。

彼得·圣吉向我们指出：这18%的公司虽然不一定像大公司一样拥有人才、市场份额、技术等各种条件，但它们能适应世界变化的环境，所以才能存活。而存活不了的公司，正是按照机器的方式来管理的。这架机器，只知道输入、产出。产出就是利润，而输入的呢？问题正是在这里：输入的是资源，除了经济资源、材料资源，物质那一部分而外，人力也成了资源，叫“人力资源”。问题就来了。

彼得·圣吉指出，“资源”一词在英语里就是“一直保留着，站在那儿等待着被利用的东西”。而“人力资源”却是一个很奇怪的词，既然是资源，是被利用的，到了这个“赚钱机器”的模式里，管理者最怕的就是失去控制，因此，人就像机器一样被对待，受到控制。你不把人当人，那就坏了。所以，以人为本，让员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个企业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系统。看看那些繁荣了200年以上的公司，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对生存的环境敏感度非常高，它把自己当作一个社会成员，把它的生意增长、企业繁荣放在整个社会之中，即把它的影响力扩大到更多人际关系中，这个，就正是现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说得好，不知道“社会责任”的企业，它能存活多久呢？

三、生活中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

怎样建立一个成功的企业？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答案呢？这是彼得·圣吉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一个企业要接受那些勇于尝试新事物的人，接受那些会犯错误的人。他说：“小孩通过摔跤、摔倒，才慢慢学会稳步走路，学会加快速度，这是很自然的事。”彼得·圣吉把学习和学校培训等概念区分了开来，“生活中许多事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学校的规则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少意义，真正的人生问题，并没有什么正确与错误之分”。这里，彼得·圣吉强调的是宽容，把人当人，尊重人，要让企业内部员工有一个良好的平台，进行会谈、分享，共同地、和谐地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不就是我经常讲的老板与员工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吗？

看看以上三点，彼得·圣吉博士其实是精通中国文化的，他不愧是南怀瑾先生的弟子。他所使用的语言，可能是现代的，他提倡的“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等种种，不都是孔孟之道和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心谛的现代陈述吗？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不为功利，只为社会作出奉献。把人做好，每个人都尽到社会责任，这个企业就适时、应时，当然长久存活了。以老孔庄、儒释道心谛为代表的中华崇德文化是生命哲学的自我觉醒。彼得·圣吉博士所说的这三点，不正是一个企业生命哲学的自我觉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