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贸区背景下

中国自贸区背景下（精选6篇）

中国自贸区背景下 篇1

2.1.1 浦东新区城市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努力下，上海浦东新区在推进城市发展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一、国家支持上海加快“四个中心”建设，浦东“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进入加速推进期；

二、浦东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资源整合、功能拓展等联动发展效应将持续显现；

三、迪士尼乐园建成开园、商用飞机项目逐步投产，将对浦东进一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城市国际影响力提供有力支撑；

四、世博精神、世博理念、世博经验的延续和世博园区后续开发，将引领和带动浦东的品牌形象、服务功能和国际化程度加快提升。

浦东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依然艰巨，金融、航运等高端服务功能与国际先进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制造业领域还存在高端不高效的问题。二是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于经济建设，城市和生活功能相对滞后于产业和生产功能，城乡等多重“二元结构”矛盾交织，社会资源及配套设施总量不足、配臵不均，城市和社会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制约发展的瓶颈更加突出：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的刚性约束日益明显，商务成本相对较高，转型发展更加迫切；人才结构与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高端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缺口较大；政府职能转变仍需深化，符合国际惯例的经济运行机制尚不健全，创新创业活力不足，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开放经济等方面的税制、管制、体制和法制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2.1.2 浦东新区城市发展方向

根据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对浦东的新部署和新要求，着眼于全市发展整体布局，以及新一届党代会提出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浦东要基本建成科学发展先行区、“四个中心”核心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开放和谐生态区，全面建成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为此，浦东要努力在以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和新的突破：

一、经济发展的结构、质量和效益明显优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加快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成为体现结构、质量、效益，最具有综合实力的经济重地。

二、“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取得决定性突破。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跨境资源配臵功能、综合服务功能显著增强，载体建设、机构集聚、环境营造加快推进，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先行先试取得新的突破，陆家嘴金融城基本建成，迪士尼乐园、商用飞机等重大功能性项目和世博地区后续开发、临港地区规划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三、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基本确立。研发创新资源加快集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显著增强，创新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区域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基本建成创新型城区，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区。

四、以民生改善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取得更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社会事业主要指标力争达到全市平均水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更加完善，一批发展中积淀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进一步健全，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

五、改革开放取得更大突破。综合配套改革的示范作用充分显现，轻型化扁平化的新型区域管理体制初步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经济运行环境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全球开放枢纽节点的地位更加突出，率先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市场经济、开放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

六、城市现代化水平和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提高。功能完善、产城融合的空间发展布局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居民交通出行更为便捷，生活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化居住和商务环境进一步完善，多元文化交流更加丰富多彩，城区文明程度、市民综合素质和国际化素养不断提高，城市信息化和管理水平率先迈入国际先进城区行列，基本建成国际化的生态宜居家园。

2.2 自贸区建设为浦东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 China（Shanghai）Pilot Free Trade Zone ]是中国政府设立在上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属中国自由贸易区范围，涵盖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具有三大特色：货物进出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该区域采取的特殊监管政策和优惠税收将对一国内的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是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并根据先行先试推进情况以及产业发展和辐射带动需要，逐步拓展实施范围和试点政策范围，形成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

2.2.1 自贸区建设为浦东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带来了勃勃生机。

在浦东自贸区的建设方案中，明确提出建立国内领先、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推动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陆家嘴金融中心作为老一代浦东核心金融区域的杰出代表，主要致力于现有在岸金融中心的推进，而自贸区金融将以离岸业务、互联网金融、融资租赁、国际投资服务、全球贸易金融等新兴金融产业形态为主，集中精力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中心区，尤其是创新性的新金融业态将受益于“负面清单”机制，形成强大的创新发展推动力。

随着“一行三会”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有关政策细则和措施的相继落地，上海以自贸区为桥头堡，在跨境人民币投融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投融资汇兑便利化等方面迅速突破，大量企业因此得益。

上海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和改革开放，成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力推手。2013年，上海市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达到9149亿元，同比增长86％，在全国排位提升至第二位。目前，跨境人民币清算网络建设稳步推进，上海已成立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工作筹备组，开展相关论证工作，并积极推动境外银行及机构在境内开立账户，进一步扩大全球结算网络的数量及覆盖面。

2.2.2 自贸区建设为浦东发展贸易中心进行了有益补充。

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是自贸区建设目标之一。自贸区实行的“六大领域服务业”的开放政策，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等准入限制措施（银行业机构、信息通信服务除外），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这种对于进入投资贸易领域的企业采取降低门槛的模式，能够刺激产业转型，实现服务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自贸区实行的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无形中成为浦东地区加大发展外商贸易的一个方向标。

鼓励跨国公司建立亚太区总部，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拓展专用账户的服务贸易跨境收付和融资功能的建设目标，能够促进跨国公司在的蓬勃发展和各种新型业态的产业、产业链的全面提升，为浦东原有的发展模式提供更多有益形态的补充和借鉴。

2.2.3 自贸区建设为浦东发展航运中心开辟了新生之路。

自贸区在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做了明确的发展方向：积极发挥外高桥港、洋山深水港、浦东空港国际枢纽港的联动作用，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积极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充分发挥上海的区域优势，利用中资“方便旗”船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船舶在上海落户登记。

浦东新区从港口、传统运输、装卸和服务方面占有非常高的比重，在上海整个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和集装吞吐量中占到80%以上的份额，但是从高端的现代航运服务点出发，浦东还需要进一步整合有关资源来发挥它的航运金融、综合服务和有关的综合优势来推动现代航运服务业的发展，才能带动上海整个国际航运中心整体的建设。自贸区对于航运服务方面的改革政策，针对吞吐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实现创新发展模式，鼓励船舶的停靠和登记，在整合现有资源将上海航运优势发挥到最大化的举措中，不仅配合浦东新区加快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也会加快周边城市融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2.3 自贸区建设与智慧浦东发展的契合点

上海自贸区是一个特殊的区域，一方面它具有自由贸易区域接轨国际、贸易自由、投资便利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中国本土经济、地方政策的熏陶，是一个小上海的缩影。上海自贸区以其更开放、更接轨世界、更能吸收多方元素和富有上海本土人文经济特色的双重形象，能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上海浦东其他区域的发展，并为其规划和转型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自贸区的总体建设方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改革方向，这和浦东的整体发展具有许多契合点。

一、推进贸易产业的结构调整。

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通过自贸区和浦东其他区域的贸易互通作用，形成良性的产业链循环，提升产业链更新交替的速度，实现贸易产业结构的全方位调整。

二、加大“四个中心”的建设力度。

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深化金融领域的创新，实现经济高速发展是自贸区的建设的重要之重。在国家各级的支持和鼓励下，智慧浦东围绕“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奋斗目标，在经济战略布局上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调整。

三、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脚步。

中国自贸区背景下 篇2

(一)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进程回顾

2002年11月4日, 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正式启动了自贸区建设的进程。框架协议确定了自贸区的基本框架, 并制定了从2004年1月1日起对以农产品为主的500多种产品实行降税的“早期收获计划”, 中国在该计划中涉及的产品数目为593种。2004年11月, 中国与东盟双方签署了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 2005年7月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 拉开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设进程的帷幕, 根据此协议规定东盟各国于2006年对中国农产品关税降至零。2004年11月, 双方签署《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2005年1月1日生效, 争端协议巩固了框架协议的法律效力, 使自贸区的经济合作规范化和制度化。2007年1月, 双方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 2007年7月1日正式生效。2009年8月, 双方签署了《投资协议》, 此协议为双方投资者提供了法律保护。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建成, 中国与东盟贸易正式步入零关税时代。中国—东盟自贸区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建成的第一个自贸区, 也是世界上目前建成的最大的自贸区, 包括中国和东盟10国, 涵盖18.5亿人口, 面积1400万平方公里。

(二) 广西农民收入简要分析

数据来源:各年广西统计年鉴

从上表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广西农民收入呈现上升的态势,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2年的2012.6元增加到2011年的5231.33元, 增加了3218.73元。生产性纯收入从2002年的1912.26元增加到2011年的4815.23元, 增加了2902.97元;生产性纯收入中的农业 (种植业) 生产收入从2002年的709.6元增加到2011年的1804.4元, 增加了1094.8元;非农业生产收入从2002年的1202.66元增加到2011年的3010.83元, 增加了1808.17元。非生产性纯收入从2002年的10.34元增加到2011年的416.1元, 增加了405.76元。生产性纯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从2002年的95%下降到2011年的92.046%, 非生产性收入比重则从2002年的5%提高到2011年的7.954%, 可见生产性纯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主导地位。生产性纯收入中农业 (种植业) 生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从2002年的35.3%下降到2011年34.4922%。

二、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广西农民收入的影响

由于东盟各国所处的纬度低于广西, 种植热带水果的条件好于广西, 更适合热带水果的种植, 因而, 东盟国家的热带水果的产量与质量优于广西。以龙眼为例, 泰国收获季节为4个月, 每公顷产量为15000公斤, 而广西仅有1个月的收获季节, 每公顷产量仅为4500公斤, 仅为泰国产量的30%, 且东盟国家生产龙眼的生产成本低于广西。从东盟进口的热带水果对于广西有很强的竞争性, 造成广西水果交换价格下降, 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翟雪玲2006年在广西大新与灵山县调查了120户种植龙眼和荔枝农户的家庭收入情况, 结果表明, 17.0%的农户近几年家庭收入增加, 35.2%的农户近几年家庭收入基本不变, 47.7%的农户近几年家庭收入减少。龙眼、荔枝主产区农民的收入中50%来自于龙眼、荔枝及其制品的开发, 但是自贸区的推进, 关税骤减, 龙眼、荔枝进口量大增, 广西龙眼、荔枝产业发展陷入困境, 78.4%的农户认为家庭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龙眼、荔枝收入减少。因此, 农产品关税降为零, 东盟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制约了广西的农产品出口, 东盟水果进口快速增加直接影响与冲击广西水果产业, 造成水果价格的大幅下降、干果加工业萎缩, 不利于提高农民收入。

三、东盟背景下促进广西农民收入的思考

(一) 正确认识自由贸易对农民收入的作用

自由贸易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重要途径, 自由贸易对广西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一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深化, 广西农产品出口额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 2003~2006年广西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总额分别为2.3774亿、2.82亿、3.07亿、3.834亿美元, 2010年为9.37亿美元, 2011年达到11.04亿美元。农产品出口额的增加, 说明广西农产品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 也说明自由贸易有利于广西农民收入的提高;二是出口对非农工资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广西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是加工农产品, 出口会拉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三是广西劳动力工资水平一直以来都较低,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加深, 广西劳动力工资水平会逐步提高, 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提高, 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二) 中国—东盟自贸区促进广西农民收入的思考

1. 进行广西农业结构调整

广西从东盟国家进口的主要农产品是龙眼、荔枝、西瓜、火龙果、苹果、梨等, 广西出口到东盟国家的主要农产品是大蒜、中药材、绿豆、红瓜子、柑橘、苹果、梨等, 仅2011年广西柑橘、中药材、红瓜子等农产品出口东盟6.14亿美元, 广西与东盟国家竞争性强的热带水果基本上是在国内销售。广西农业与东盟农业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 认真分析广西农业产品的优势与劣势, 进行农业产业的调整, 对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扩大农产品出口, 提高农民收入具有现实意义。

2. 加强广西与东盟国家农业合作, 发挥各自独特优势, 实现共赢

农业合作有利于广西与东盟各国农产品出口, 促进农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有利于推动广西农业技术的输出;有利于促进广西农业吸引外资。据统计, “十一五”时期广西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平台与外商签订的境外合作项目721个, 协议总投资额达314.93亿美元;农业利用外资项目90多个, 总投资9.47亿美元;引进区外境内农业合作项目1150多个, 资金400多亿元人民币。广西与东盟国家要利用各自的优势, 进行合理的分工, 形成各自的竞争优势, 如在越南建立甘蔗基地, 在广西进行甘蔗加工, 发展广西蔗糖业, 中越双方实现共赢。

3. 通过东盟带动广西旅游的发展, 增加广西农民非农就业渠道, 拓展农民增收途径

(1) 以游览观光、休闲度假、生态体验为主要功能的山水生态旅游。以漓江喀斯特地貌景观、八角寨丹霞地貌景观为代表的自然山水生态旅游;以龙胜温泉与龙脊梯田等为代表的休闲度假生态旅游;资江—五排河风景区、宝鼎瀑布、百卉谷生态景园、老山界原始森林公园和银竹老山原始森林及高山草场的生态旅游。

(2) 突出山水生态观光游、边关风貌游、生态休闲度假游。以大新德天跨国大瀑布、下雷原始枧木林、靖西通灵—古龙山大峡谷群、崇左石林、沙屯多级叠瀑、德保老虎洞—吉星岩等为代表的喀斯特山水观光生态旅游;以崇左白头叶猴生态公园、大新明仕田园风光、爱江田园风光、黑水河、左江风光为代表的休闲生态旅游。

(3) 以游览观光、科考探险、长寿度假等为主题功能的生态旅游。以百色大石围天坑群、百朗大峡谷、布柳河—仙人桥、罗妹洞、黄猄洞天坑国家森林公园、凤山三门海天窗群、凌云蝶城山水为代表的大尺度喀斯特地貌特色山水生态旅游;以巴 (马) 凤 (山) 盘阳河流域为代表的世界长寿生态旅游。

(4) 大瑶山“世界瑶都”民俗生态旅游。以壮、瑶、苗、毛南、仫佬族等为代表的民俗生态旅游;以金秀大瑶山、武宣百崖大峡谷、融水元宝山、贝江、宜州下枧河等为代表的特色山水生态旅游。

4. 促进广西边境小额贸易发展, 增加边民的收入

广西作为中国—东盟的桥头堡, 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 那坡、靖西、大新、龙州、宁明、凭祥、东兴、防城等8县属于边境地区, 自贸区对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 进而提高边境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广西边境小额贸易近十年来出口额大幅度增长, 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进口增长率, 2011年广西边境贸易出口额为508593万美元, 增量为176648万美元, 是近十年来增量最高的年份, 增率为53.21%, 出口与进口的差额达到392162万美元, 说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对边境小额贸易的促进作用, 也从另一层面说明贸易对广西农村居民收入的拉动作用。

摘要：广西农民收入中的34.4922%仍然来源于农业 (种植业) 生产收入,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步入零关税时代, 广西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额快速增加, 东盟国家的热带水果的生产条件、产品品质、生产成本均优于广西, 广西种植热带水果的果农的收入受到影响, 我们要正确认识自由贸易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 通过采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强与东盟国家农业合作、利用东盟带动广西旅游业的发展与促进边境小额贸易的发展等措施, 对于提高广西农民收入具有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贸区,广西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翟雪玲.中国—东盟自贸区对我国广西农业及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C].第四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论文集, 2012.

[2]牟科俭.CAFTA背景下广西农产品贸易的挑战及对策研究[J].企业导报, 2011, (16) .

[3]杜凤蕊, 广西与东盟农业合作现状与对策[J].经济与管理, 2013, (3) .

中国自贸区背景下 篇3

此次研讨会由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浦东新区区委党校、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联合举办。会上，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表示：“对上海来说，三年评估是带有阶段性的，更需要关注的是三年后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开放的探索。”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开艳同样认为，对于自贸区建设，需要关注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与国际贸易规则趋势相比，上海自贸区还有所不足，比如在人才引进、城市管理等方面，这些都需要我们更加关注。”

大背景：全球结构性改革

目前，全球结构性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发达国家处于支配地位；第二，全球金融监管难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十分迫切；第三，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边界壁垒向边界内壁垒拓展，传统国际经贸规则面临新的挑战。

面对这些情况，全球的结构性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带来的变化之一，是G20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逐渐取代了G7成为各国宏观政策协调的平台。新兴经济体对世界治理格局发言权有所提升。此外，新一代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加速形成。TPP、TTIP、TISA、BIT等代表跨区域合作的新的规则正在深入推进。TPP的文本，以及2012年美国BIT最新的范本是我们分析国际经贸规则的必然化的一个基本文件。这个范本也是我们下一步以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开放自贸区最值得参考的框架。

笔者认为，这些变化本质上是对21世纪全球投资贸易最新趋势的反映，也体现了发达国家谋求未来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意图。

中国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从近期来看，TPP对中国的影响有两个层面。在经济层面上，TPP对中国产生一定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的效应。TPP协议规定，成员国之间将在规定时间内消除18000多项产品关税，对中国出口造成冲击。但我们预测，基本影响可控。同时受原产地规则的影响，部分外地对华直接投资会减少，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在规则和治理的层面，TPP对国内改革形成比较大的压力，使中国的亚太自贸区战略面临挑战，特别是对我们的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问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要求。

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当以前瞻和包容的视角来看待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发展。当前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正在加速形成，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来说，既是压力，同时也是机遇。

中央明确提出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新的变化，我们不能够当旁观者、跟随者，而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如何参与？第一，加强对国际经贸新规则的跟踪和研究，提出系统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中的中国版本，变被动为主动；第二，进一步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为建立与国际经贸新规则相衔接的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奠定基础；第三，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经贸谈判，对冲TPP带来的冲击。已经有一些自贸区的战略，特别是中日韩FTA，“10+3”、“10+6”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影响；第四，加大自贸区压力测试和开放试验的力度，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试验田作用。

以自贸区为载体推进开放试验

在全国自贸区总体布局中，上海承担着独特的功能和使命。在全国四个自贸区中，天津自贸区定位于京津冀一体化，福建自贸区定位于面向台湾，广东自贸区定位于面向香港。只有上海自贸区面向全球，理应在国家开放试验中担负更全面的任务，为新一轮对外开放作出更大贡献。

对照以TPP和BIT为代表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和国家的定位和要求相比，上海自贸区在制度創新上还有不少差距。如TPP协定中最核心的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条款尚未在自贸区进行充分试验。 外资负面清单在形式和口径上和国际惯例也不完全一致。

中国自贸区背景下 篇4

2013年9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指出,要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以推动双边关系在下一个十年期间取得更大的新发展,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由此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2013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4436.1亿美元,同比增长10.9%,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仅次于欧盟、美国;中国连续五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双边经贸合作关系日益密切,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层次逐渐提升。在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钻石十年”合作中,双方将通过降低关税与削减非关税措施,启动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推动投资领域实质性开放,力争使双边贸易合作至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双边投资合作达到1500亿美元。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推进与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来,广西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响应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发挥自身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桥头堡”的区位优势,大力拓展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把广西建设成为与东盟合作的“新高地”。面向东盟,走向世界,广西对外开放开发战略取得了巨大成效。据广西商务厅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广西外贸发展再创历史新高,进出口总值328.4亿美元,在全国排名第18位,在西部地区中排名第3位,同比增长11.4%,其中:出口187亿美元,同比增长20.9%;进口141.4亿美元,同比增长0.9%。同期,广西对东盟进出口总值为159.1亿美元,同比增长32.1%,东盟已连续13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地位。

二、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发展简况

(一)独特的区位优势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位于崇左市,崇左市是中国通往东盟的陆路门户、最便捷的“南大门”,与东盟成员的越南接壤,边境线约533公里,拥有国家一类口岸3个,二类口岸4个,边民互市贸易点14个,是广西陆地边境线最长的地级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2013年,广西崇左市进出口总值约102.77亿美元,成为广西首个外贸突破百亿美元的地级市,同比增长44.05%,占广西外贸总额的31.3%,连续5年雄居广西外贸榜首,其中:出口97.58亿美元,连续7年排名第一,同比增长43.4%;进口5.19亿美元,同比增长57.9%。2012年,广西出口贸易企业前50强中,崇左市企业占据了28家,成为广西外贸的“领头羊”,其中,龙州县对外经济贸易公司、龙州桂龙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宁明县凤冠贸易有限责任公司3家企业进入广西出口贸易前10强。

(二)办学历程与现状分析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国贸专业于2007年9月首次招收三年全日制大专,并于2013年9月首次面向全国招收四年全日制本科,已累计为社会培养毕业生约530人,赢得当地社会普遍认可与好评。目前,国贸专业在校生约290人,自2007年以来,高考生源均居于学院各专业前列,备受考生青睐,成为学院最具地方特色的重点专业之一。

办学七年来,国贸专业已建立相对完善的专业教学管理制度,在人才培养、教育教学、专业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专业师资力量较为雄厚,专业教师17人,师资结构分布相对合理,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6人,讲师8人,均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年龄结构搭配科学,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多位教师具有海外留学经历,5名教师具有“双师型”资格。

2013年,学院利用“中央与地方共建高等学院专项资金”设立“中国东盟商贸综合实验中心”,搭建“国贸专业实践教学技术综合平台”,包括外贸实务综合实训、报关实务、报检实务、国际货代实务、加工贸易平台、国际商务谈判等专业模拟操作。同时,学院积极与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我国陆路边境线上首个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及多家地方性外贸类企事业单位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为实习、实训和就业提供了多样化、多层次的专业实践平台,聘请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来校讲学,担任专业技能指导教师。

对学院而言,所处区域的最明显优势在“边”,最大的特色在“边”,如何打好“东盟”牌子和做足“边境”文章,将是科学制定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依据。独特的区位优势与当地巨大的外贸资源是广西区内其它高校无以比拟的优势,这也将是国贸专业实现“后发优势”战略的重要依托。

三、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国贸专业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1. 国贸专业人才需求大幅增加

外贸的持续、快速发展是外贸人才需求增长的重要源泉。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升级版”实施和广西对外开放开发战略推进,未来十年中,区内外各类外贸人才需求将持续大幅增长。广西外贸类人才需求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南宁市)、北部湾沿海地区(北海、钦州、防城港、东兴)和沿边地区(凭祥)等。

2. 国贸专业人才类型极大拓展

国贸专业人才类型呈多元化特征和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外贸业务员(报关员、报检员、外贸单证员、外销员、国际货代员),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推进必将带动广西新增外贸企业和外贸业务的高速增长,届时将为国贸专业人才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第二,中国与东盟投资领域合作也将带动投资型外资企业对经营管理人员的巨大需求,目前,广西正在积极实施承接发达国家(地区)的产业转移,重点打造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轻纺化工、高技术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的承接转移基地,急需一大批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竞争意识和懂得企业经营管理才能的国贸专业人才;第三,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发展,完善社会服务功能,地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如海关、检验检疫局、口岸管理部门、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等)对外贸类人才需求也将随之增长;第四,服务贸易人才需求增长,如国际会展、国际商务、国际物流、国际金融、国际咨询等人才需求旺盛;第五,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自由化程度不断提升,外贸领域的创业环境日益完善,自主创业型人才需求也将大幅增长,自主创业开发东盟市场将成为未来国贸专业就业方向的新亮点和新途径。

(二)挑战

1. 区内外“同质化”专业人才的竞争

随着广西对外开放开发战略的日益推进,区内高校纷纷开设国贸专业,加之近年来国贸专业招生较为火爆,各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同时,在人才培养模式、市场定位、就业方向、课程开设等方面均存在较多“雷同性”,大批量的“同质化”国贸专业人才供应给未来毕业生就业带来了巨大挑战。尤其重点院校(广西大学等)和一般院校(广西财经学院等)的毕业生,在综合竞争力上均具有显著优势,这对刚申本的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国贸专业形成较大压力。

2. 专业人才标准门槛普遍提高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深入发展对外贸人才需求层次“水涨船高”,不再限于初级层次的外贸业务操作人员。新型的国贸专业人才应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扎实的国贸专业知识与技能,良好的外语交际能力,丰富的管理、商贸、金融知识,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了解东盟国家市场概况,具有开发新兴市场业务的综合能力。

2013年暑假期间,学院组织国贸专业教研室教师前往广西凭祥市实地调研,走访当地多家中大型外贸类企业。企业人事部门负责人大都表示,随着当地外贸快速增长,应用型国贸专业人才持续紧缺,但学历层次均要求本科以上,较过去大专层次有所提升,甚至个别大型外贸企业还要求重点大学本科生或一般院校硕士研究生,且更为注重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语水平均要求大学英语四或六级以上,尤其注重外语交际能力,熟悉外贸实务流程和实践操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同时,部分企业鉴于与越南业务往来频繁,要求应聘者应掌握基本的越南语知识。

3. 国贸专业人才培养能力亟待提升

长期以来,学院以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为主,而经管类专业发展相对滞后,国贸专业于2013年首次招收本科生,目前,尚处于办学转型时期,各项本科层次人才培养工作仍处于摸索阶段,办学经验相对匮乏,与区内外高校相关专业相比较,专业师资实力和教学软硬件设施等有待继续提高,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国贸专业人才工作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四、对策建议

(一)人才培养目标坚持市场为导向与市场细分战略

面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广西对外开放开发战略深化,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始终坚持面向市场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培养合格专业人才,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基于当前和未来国贸专业人才需求数量增长与类型拓展的发展趋势,国贸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方向上应重点实施“瞄准市场,细分市场”战略,“分流培养、专向训练、强化优势”,即从大二开始结合学生自身状况对其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细分,推行专向培养模式。对有志继续学习深造的学生(如考研),应重点夯实其专业理论基础、外语及考研相关课程知识等;对有志进入外贸企业的学生,应重点强化其外贸业务知识与技能、外语能力和综合素质;对有志进入地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学生,应重点加强相关考试课程学习,提高其交际能力、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对外贸创业型人才,在完成专业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基础上,重点培训企业管理、市场开发、商务谈判等知识与技能。

(二)重视实践环节

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要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利用校内“国贸专业实践教学技术综合平台”开设单项、综合实训课程,使理论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积极组织专业技能比赛,提高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加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开发与建设,面向市场,走近用人单位,把握市场趋势与人才需求,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升学生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和适应能力。充分利用当地社会资源,构建区域性特色的实习、实训基地,如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中越(凭祥-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增强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熟悉东盟市场,为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奠定基础。

(三)培养综合素质和提升竞争力

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建立在综合素质教育基础之上。在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实施和管理、课程实训、毕业实习等方面都应紧紧围绕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相结合,不断提升学生专业素质、人文素质和心理素质,重点实施“三证书”制度,即学历资格证书(毕业证和学位证)、外语等级证书和职业证书结合,尤其对想进入外贸企业的学生更应将个人职业规划与专业证书考试内容学习紧密结合,如剑桥商务英语(BEC)、报检员、外销员和单证员等资格证书,努力做到理论知识与职业技能“两条腿走路”,提升竞争力,胜任未来岗位要求。

(四)挖掘地方资源,开设特色专业课程

中国自贸区背景下 篇5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自贸区 TPP TTIP

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建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带一路”大市场。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自贸区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背景及内涵

（一）“一带一路”的提出背景

“一带一路”是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审时度势，提出的一项重大倡议。首先，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出现衰退，至今缓慢复苏中。2009年世界经济呈现零增长，之后呈现缓慢复苏，近几年均保持在3.3%左右的增长速度。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寻找新的途径带动本国经济发展。

其次，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处于深刻调整过程中。美国相继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服务贸易协定（TISA）、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谈判，力图掌控全球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制定权，巩固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力，维持世界霸权。对此，中国需要调整战略，进行平衡，“一带一路”应运而生。

再次，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呈现以下特征：经济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是中国应对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而提出应对策略之一。

（二）“一带一路”的内涵

“一带一路”内涵由“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路精神构成，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经济体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覆盖亚欧非三大洲，途径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丝绸之路经济带”着力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包含三条线路：中国—中亚—俄罗斯—欧洲（波罗的海）；中国—中亚—西亚（波斯湾）—地中海；中国—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包含两条线路：中国沿海港口—南海—印度洋—欧洲；中国沿海港口—南海—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和平合作就是“一带一路”经济体在合作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平等进行合作；开放包容就是各经济体和各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享建设成果。各经济体尊重其他经济体对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共生共荣；互学互鉴就是各经济体在交流合作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繁荣；互利共赢就是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

二、中国自贸区发展现状

自21世纪以来，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步履维艰以及大国自贸区战略的助推下，中国在积极参与和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也加快了步伐。“入世”至今的十多年间，中国自贸区从无到有，由远及近，初步构建起东西呼应，遍布全球的格局，成为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

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相关信息，截至2016年9月，中国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共有14个，包括：中国—东盟、中国—东盟（“10+1”）升级、中国—新加坡、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新西兰、中国—智利、中国—秘鲁、中国—哥斯达黎加、中国—冰岛、中国—瑞士、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有8个，包括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中国—挪威、中国—斯里兰卡、中国—马尔代夫、中国—格鲁吉亚、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此外，中国已经完成了与印度的FTA联合可行性研究，正在与哥伦比亚、摩尔瓦多、斐济、尼泊尔开展FTA联合可行性研究。中国还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亚太贸易协定》前身为《曼谷协定》。《曼谷协定》签订于1975年，是在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简称亚太经社会）主持下，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优惠贸易安排，现成员包括中国、孟加拉、印度、老挝、韩国和斯里兰卡。2005年11月2日，《曼谷协定》第一届部长级理事会决定将《曼谷协定》更名为《亚太贸易协定》。

三、“一带一路”助力推进中国自贸区建设

（一）“一带一路”有利于构建中国与沿线经济体商建自贸区的良好环境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秉承开放合作，合作对象不只局限于沿线经济体，而是面向所有具有合作意向的经济体。“一带一路”坚持互利共赢，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等外交理念，有利于中国构建推进与“一带一路”经济体自贸区建设的有利环境。

“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铺设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这势必会推动沿线各经济体的交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它所倡导的“五通”建设将为中国开展或深入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基础设施保障、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资金支撑、民意基础。

（二）中国与沿线经济体推进经济发展的共同诉求助力双边自贸区建设

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体进出口双边贸易值接近 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7% 左右，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出口增长超过了10%，进口增长约为 1.5% 左右[1]。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这一数字将不断刷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经济体经济发展战略相契合。就中国中西部和中亚国家而言，双方优势产业集中在重工业和加工工业（石油天然气、采矿、资源开发、机械加工制造等），未来产业发展战略相似，具有共同的经济发展侧重点和诉求，有助于加强经济联系，推动区域经济合作[2]。就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东盟国家而言，双方未来经济发展意愿相一致，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作为未来发展重点[3]。就中国与西亚而言，韩永辉等（2015）通过指数分析得出，中国和西亚表现较强的贸易互补性，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双方的贸易的互补性和“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机遇加强双边经贸往来[4]。中国与沿线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共同诉求无疑会推动双边自贸区建设。

（三）“一带一路”有利于化解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区域经济合作压力

TPP和TTIP美国获取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掌控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的利器。TPP和TTIP谈判参与国都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地，这两个协定所倡导的高标准是中国在短时间内所望尘莫及的，对中国形成了包围之势，为中国深入开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设置了障碍，甚至被边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可谓是对美国TPP、TTIP的有力回应。“一带一路”横跨亚非欧三大陆，覆盖西欧的发达国家，东欧、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非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这将有利于中国推进与相关国家商建自贸区，提升影响力，稀释TPP和TTIP的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 高峰. 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建设[J]. 北方经济，2015（4）：33

[2] 郭爱君、毛锦凰. 丝绸之路经济带：优势产业空间差异与产业空间布局战略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4，48

[3] 赵江林.“一带一路”如何落地——在重点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合作机制安排上应大力体现“早期收获”的安排[J].中国经济报告，2015（4）：97

[4] 韩永辉、罗晓斐、邹建华.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北京[J]. 世界经济研究，2015（3）：39

〔本文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项目“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贸区建设推进策略研究”（项目编号：MY201609）阶段性成果〕

中国自贸区背景下 篇6

新一轮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以“工业4.0”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给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出了全新的、更为艰难的要求，使正在努力向“工业3.0”追赶进军的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挑战在于：一方面，发达国家可能将通过“再工业化”再次占领制高点，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可能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全方位抑制；另一方面，“工业4.0”对制造业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中国制造业如果选择“跨越式”地迅速跟上，以现有水平来看难度较大。

1.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可能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全方位抑制。罗宁博士的观点认为，中国需要警惕的是发达国家可能将通过“再工业化”再次占领制高点，对中国提升产业竞争力形成挑战。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可能使发达国家在科技、信息、资本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抢占全球产业链关键环节，主导新型装备、新材料的生产和供应，成为未来科技革新与产业革命红利的主要受益者，这将对中国提升产业竞争力形成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群慧也撰文认为，德国“工业4.0”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而且有利于发达国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因此，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全方位抑制。如果后发国家不能充分利用现代制造技术创造的技术和市场机会，新一轮工业革命将使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一外围”世界分工体系被进一步固化。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

2.新的技术标准和竞争规则可能阻碍中国制造产品出口。业内人士指出，西方国家正从制造业的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中寻找“再工业化”的出路，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将在技术标准和国际贸易规则上做文章，以阻碍中国制造产品出口。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各种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和国际经济组织中占据强势，其操纵技术标准和竞争规则的能力较强，再工业化战略更加强化了其规则制定者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发展各种高端技术甚至极端技术抢先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工业品的技术标准和贸易规则，设置较高市场门槛，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无法进入该市场与其平分秋色。中国的制造产品出口将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制造技术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将成为产品的市场认可度的一大制约。

因此，中国必须站在国家高度充分认识“工业4.0”的全局性和战略性，认真研究理解“工业4.0”的核心内容，关注如何让互联技术在制造业全产业链上都发挥作用，重点关注和全面建设制造过程的系统化和标准化。中国应当在制造领域加快引进互联网产业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互联，使之向“智能制造”的方向快速前进，这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提升与赶超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工业4.0”背景下中国的行动路径

为全面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国的产业政策思路和行动路径应当适时调整。

1.需要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行“工业4.0”、加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产业、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这其中，国家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至关重要。2015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该纲领将制造业定位成“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提出了建设制造业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2015-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2025-2035年，达到制造强国阵营的中等水平；第三步，2035-2049年，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中国制造2025》将是中国工业未来10年的发展纲领、顶层设计。政府的诸多行动向市场传递出强烈信号，显示工业转型将迎来大突破、大提速。

2.优化产业结构。在过去一段时期，中国产业结构虽然顺应需求变化，并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产业过度集中于原材料及加工制造中低端环节等问题，也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優化产业结构是新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业内人士认为，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进程中，应充分汲取发达国家过度“去工业化”及发展高风险、高杠杆的金融业务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的经验教训，借鉴其“再工业化”发展战略中具有前瞻性、符合发展大势的政策措施，根据不同类型行业的特点，有重点、有差别地推进结构优化升级，重点通过突破研发、设计、营销网络、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环节，改造提升制造业，优化三大产业比例关系，建立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3.制造业对外合作与内部改革并举。在对外合作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吸引先进外资“走进来”需要同步进行。当前，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正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4.7%，达1180.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已公布的去年中企海外并购交易额达877亿美元，同比增长40%。今年以来，中企海外并购步伐仍在持续推进。不过，中国在对外投资的制度建设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已收购资产的性质认定，以及中国政府对海外并购复杂的审批程序等，都需要进一步改革。而在吸引先进外资“走进来”时，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也令部分外企心存疑虑，在经济议题中赋予了过多的政治色彩。

nlc202309081515

在内部改革方面，中小型创新性企业的发展将是“工业4.0”战略的关键，而这正是中国工业体系中所欠缺的。分析人士认为，在国内，并不缺少像中石油、一汽这样的大型工业央企，但这并不符合“工业4.0”强调分散化、个性化的特点。受制于体制机制障碍，甚至还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大型央企们可能难以担纲“工业4.0”的主力。相比之下，那些勇于尝试破坏性创新、体制机制更为灵活的中小型创新性企业，才是“工业4.0”真正的载体。但在国内，这部分企业往往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且很容易陷入政商关系、恶性同业竞争的泥潭中，难以专注于主业的发展。中国政府需要创造良好的工业发展环境，为这部分企业扫除后顾之忧，而这离不开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

4.继续推进两化融合。普华永道的分析认为，异于德美，身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目前尚未进入世界级的制造业强国，在发展时期上也处于西方国家已经经过了的工业2.0和3.0并行发展阶段。既没有德国在传统工业领域的雄厚基础，也缺乏如美国般引领世界信息技术发展的先进技术。在制造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还要解决产品质量提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制造业升级转型等基本问题。这种“边跑动边调整”，最终达到“工业4.0”的理想水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挑战性非常大的课题。

因此，中国的规划思路是在继续大力发展先进工业技术的同时，紧盯新的信息产业发展动向，实现二者共同进步，推进二者的深度融合。我们看到中国领先的家电企业、电子类高科技企业正在对“工业4.0”进行布局，一个切入点是“智能工厂”或是“互联工厂”。在企业内部统一的信息管理体系基础上，集成MES系统，计划、调度、生产，做到人和机器的高度匹配，从而可能在较低成本下实现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但是中国距离全面有效地管理信息和综合使用信息、大数据还有相当的差距。

5.推行精准主义和标准主义，构建中国制造标准体系。“工业4.0”强调要开发出一套单一的共同标准，构造一个参考框架，为这些标准提供技术说明。“工业4.0”是一次由现代信息、软件技术与传统工业生产相互作用的革命性转变，这场转变对生产过程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涉及产品设计到生产规划、生产工程、生产执行以及生产服务等各个环节，进而形成了未来制造业全新的生产标准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必须加快建立适应“工业4.0”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这包括制造关键名词和术语、智能制造技术规则、制造生产线、物联网和互联网、智能化车间、智慧工厂、机器人、制造业大数据、制造数据存储系统、制造安全标准、制造服务架构等一大批标准；要开展制造全行业智能制造标准化建设工作，加快制定以智能化为特征的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重型机械装备、自动化生产线等制造标准的系统集成；要围绕用户需求，在先进制造领域推进综合标准化模式，建立先进标准化系统的验证测试公共服务平台。

6.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的差距，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率。近年来，中国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规模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0.6%逐步提升到2011年的1.6%，但与美欧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目前在全球研发投入排名前50的企业中有18家为美国企业。相关数据显示，美国2012年的工业研发经费达2730亿美元，即使扣除美国企业在境外的相关投资，也将超过中国的研发总额。美欧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研发优势使其抢占了技术制高点，其借此在各种技术指标上设定的所谓“国际标准”，更是对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发展形成较大挑战。在德国，制造業的科研和成果转化历来都是政府高度重视和关注的项目，政府一直积极倡导和鼓励制造企业、个人的科学研究和科研协作，并承担1/3的制造业科研经费。在“工业4.0”中，德国政府确定制造业的目标是“绿色制造”、“信息技术”和“高端制造”。有数据表明，2013年欧盟企业研发投资排序中，11家德国公司居前25位，大众汽车公司年度研发费高达58亿欧元，排名居首位。

在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方面存在差距的同时，要充分调动科研结构和企业的积极性，特别是重视通过高技术人才创业，加快先进制造技术的突破。要改变目前产业政策“重研发、轻工艺”“重实验室、轻车间”的做法，遴选设备先进、现场管理工作扎实的工厂进行重点建设和投资，将这些“现代工厂”建设成为中国先进制造技术突破、应用的场所，建设成为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现场管理方法持续改善的“现场实验室”，从而最终以点带面地推进中国制造水平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