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请听中国朗诵的写作背景

世界请听中国朗诵的写作背景

世界请听中国朗诵的写作背景 篇1

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遭受强烈地震。当天下午四点多，《青岛晚报》的编辑刘涛先生给我电话，向我约稿，我说：“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呢，若写了，先给你。”晚上，我所供职的青岛市文联举办了一个迎接奥帆赛的大型文艺演出，我坐在青岛人民会堂观看，心神不定地接到几条有关地震的短信。朦胧不安的意识中，我感到中国出大事了，这场灾难可能非常严重。

回来上网查看消息，果然是山崩地裂的塌天大祸，我决定先写一组短诗，随手起了个名字：《抗震诗传单》，这显然是受抗日战争中诗人的墙头诗，枪杆诗的传统影响而来。这组诗发表在5月15日的《青岛晚报》上。

接下来，电视、电台、网络、报纸，关于地震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震撼了中国，震惊了世界。12日后的5月，中国人的心埋在地震的废墟里，血在流，泪在飞。

面对人民和祖国的灾难，我的泪水盈眶，心在颤抖。十几天中，我写了四首长诗，它们是：《2008中国：心灵记录》、《2008中国：大爱关注》、《2008中国：评判叙述》、《2008中国：灵魂重铸》。

抗震救灾没有结束，也许我还会写。中国遭受痛苦的时候，无数首诗歌又一次喷涌而出，温暖着、感动着我们的人民。诗歌在灾难中焕发活力，由此，我再次反思中国新诗的命运：在这个瞬间千变万化的信息时代，诗人何为？诗歌何为？。

学诗，写诗，从1966年3月份在《山东文艺》发表第一首诗算来，我已经写了43年。毛主席词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若38年是弹指一挥，我的写作经历已是“弹指一挥”还零5年。从抓住钢笔、圆珠笔写，中指上磨出厚厚的茧子，到现今，用手指头敲击键盘，不闻晨钟暮鼓，却是魂牵梦萦。回头想想这大半生，还真是与诗相伴，偕诗同行。诗使我心态不老，诗给我乐趣无穷，诗让我歌哭思索。无论是走在坦途还是身处逆境，眼前是沙漠还是绿洲，总有诗情因中国而生，总有希望的玫瑰在我心中蓬勃地开放，给我鼓舞，给我力量，使我的人生有了些许浪漫色彩和几缕思想芳香。人生有此境况，吾心足矣！

然而回首中国诗歌和诗人的生存状况，却真让人高兴不起来，甚至为之深深地担忧。不知有何根据，某人公开地宣称：“诗歌死了！”又有人莫名其妙地反问：“中国还有诗歌吗，诗歌在哪里？”还有人肆意糟蹋诗歌，蔑视诗人，将现在仍然还坚持写诗的人看作是“神经有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有诗人和诗坛自身的原因，也有不公平的社会偏见，反正都是非理性，不正常的状态。

在这种非常不利于诗歌发展的情况下，稍能聊以自慰的，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诗，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和面前的键盘，反而更加小心地呵护诗，让诗在我的心头生长。

面对世界，时代和社会的进步，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面对我身边的人和事，我想发出属于自己的诗声音。43年来，只要是我认为重要的题材和事件，我为之感动的人物与场景，我都用诗的形式作出了回应。

在我被称为青年诗人的时候，我诗思回荡如溪流，写出了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风流歌》；

在我被称作中年诗人的时候，我诗思奔腾如江河，写出了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长诗《’97诗韵》；

在我被称作老诗人的时候，我诗思澎湃如海洋，写出了长诗《20世纪诗典》。

有同龄人说，毕竟是年近花甲，精力不比年轻时。可我起码是在写诗上还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还能写。坦率地说，我近年来的大部分诗作都和报刊约稿有关。我曾为之戏言：“应约而生”。

我写诗的热情还在，但出版诗集的干劲却不大了，因为诗集难出，我怕麻烦。2003年7月，作家出版社为我出版了十卷本的《纪宇诗文珍藏本》，其中八本诗集，两本散文集。再往后就没再编新集子。现在，那珍藏本十卷第一版的五千套已经售完，编辑早就催促我修订再版，可我迟迟没有动手。本来我想编一本进入21世纪以来的诗歌集，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目录列出来一看，感到实在太多。反复斟酌，最后决定避免重复，仅编辑从来没有入集出版过的部分诗歌新作。

此刻翻看目录，许多往事禁不住涌上心头。我想起那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的怎样的诗啊，为了在报刊上发表这些篇幅不算短的诗，我曾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

《三月，春风中的里程碑》不是约稿，是我自己要写，而且到处联系，希望在国家最重要的报刊上发表而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一首诗。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种地纳粮，交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义务。可中国的“三农”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多少年来，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为农村下发的。中国农民太苦了，中国农村太落后了，中国农业太危险、太需要支持了！所以当全国人大第十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为农民减税和在五年内完全免除农业税的喜讯传来，我极为激动和兴奋，立即决定写这样一首诗。我认为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关于农民和土地的头等大事，应该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如果我还承认自己是中国的诗人，我就不能沉默，我必须写出自己的心情，发出响彻云天的诗的声音。

稿子写得很快，诗句如心泉喷涌，我想起了关于农民兄弟的许多不平事，想起了许多向农民摊派税赋的案例，想起了一些乡镇和县政府超大的富丽堂皇的办公大

楼，我们的公仆想没想过，这些都会加重农民负担。我还想起，在中国作家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熔基总理给我们做报告，说起某县政府的办公大楼，有人批评说：其豪华和气派“简直都赶上总理府了！”朱总理说：“我哪里有什么总理府，我只有几间办公室！”

诗写成了，往哪里发呢，要快必须是报纸，我首先想起了《人民日报》。我不知道文艺副刊部的电子邮箱，要快只能是发传真了，我想方设法打听到传真号，迅速把稿子传真过去，对此稿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寄予很大希望。二十多年前的1981年，我的《风流歌》不就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发的吗？因为这是拥护中央决定，为农民表达心情的诗；如果中央没有做出这个决定，这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我写的这首诗即便有些“尖锐”，有些“批评”，那也是“马后炮”。

等待结果，我不想一稿同时多投，很快我接到了报社编辑的电话，是个女士，她说：“你的诗我们看了，挺好的。可惜在两会期间，我们报纸的版面特别紧，怕耽误你在别处发表，特意告诉你，你给别的报纸看看如何？”

那好吧，北京不行去上海，第二家我选《文汇报》。收在本书的诗，好多都是在《文汇报》首发的，这个稿子也应该行。我知“笔会”邮箱，鼠标一点，稿子发出去了。很快，“不用”的回信来了。我突然觉得，把这个稿子给《文汇报》是不应该的，这个题材还应该回北京。

给《光明日报》，结果也不用。还能再给哪里呢？我灵机一动，想到一个最应该用这篇稿子的报纸：《农民日报》。说老实话，我很少看这份报纸，但我想就凭这个昭告天下的名字，《农民日报》也应该发表这首诗。可是我从来没有联系过，也不知其地址电话，我从北京查号台查到号码，打通了，是一个男士接听，好像是个编辑。我说明了意图，有一首什么样的诗，希望他们能发表。“诗歌吗，我们报从来不发诗歌。不过有个栏目叫百姓茶座，你可以写点杂文。”

来源：(?retcode=0)-新诗集《大中国》——序_纪宇_新浪博客

从来不发诗歌，但我相信中国农民中肯定有人爱读诗歌，“从来不发”决不意味着从来

都正确。我没法和他理论，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报从来不发诗歌，这首诗也应该发，这是和农民关系最大的事，《农民日报》有这个义务。”听我这样说话，他对我说话的口气和自信产生了兴趣，他问我：“你是谁？”我说我就是个写诗的，名叫纪宇。他一听我的名字，立即说：“我知道了，你写了一首诗，前些日子在中央电视台三套播出，是瞿弦和与张筠英朗诵的，好像就叫中国朗诵……”

我说：“是的，那首诗叫《世界，请听中国朗诵》”。

他的态度变得热情了，告诉了我传真号，我把稿子传了过去。我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请你把这个稿子给你们领导看看，发不发表由他们决定”。我抱有很大希望，觉得领导只要看见了这篇稿子就可以发表。可最终《农民日报》也没发。

我当然知道此中原因是什么，事件当然重要，可中央已经决定减免税了，你还多说什么，还把那么多有棱有角的词语写在诗里，他们不愿、不便、不敢发表。是不是就发不出来了呢？不是。几十年来，我居住地的《青岛日报》给了我很大支持，许多稿子都是它首先发出来的，此稿也在《青岛日报》发出来了，编辑未作任何改动，只是不知在哪道审阅程序中，把副标题给删了。

我觉得副题很重要，就用钢笔把删掉的副题添在多份剪报上，把剪报寄给多家文摘报，有《新华文摘》、《读者》、《青年文摘》、《作家文摘》等，都是泥牛入海，毫无声息，也许有决定权的编辑连看都没有看到呢！但事至如此，我认为我作为诗人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对于中央为农民兄弟减税和将要免除农业税，我由衷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写了，我寄了，我发表了，我自荐了，这就够了。

再往后的发表不发表，转载不转载，那都不是诗作者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最后我把全部的努力和感触写成一篇文章：《一首诗的写作、发表与传播》，为我的种种努力留下一点痕迹。一个诗人的生命不就是这样，在一点一点的努力中不断流失的吗？在一个诗和诗人都日益陷于边缘化的时代，我又想起那句老话：诗歌何为，诗人何为？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反正当时我没看见哪一个中国诗人，为中国这件关系农民命运的大事写一行诗。

我还想提及的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55、56周年国庆的三首诗。记得是2003年9月中旬，我在青岛市委党校学习，中午下了课往食堂走的路上，接到了《文汇报》万瑾华编辑的电话，她约我写一首适合在国庆节发表的诗，内容让我自己考虑。她说：“原来没有在国庆节发诗的计划，没准备这方面的稿子。领导突然决定要上，请你给写一首。”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我问：“有什么具体要求吗？”回答说没有，只是时间太仓促，留出送审的时间，也就只有八九天了。我说，那就写“温馨的节日静静地过”，怎样？万编辑说“可以”，我就接受了这个约稿，写出了《祥和中国》。

这首诗完全立足于当时现实，2003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在广东打工的大学生孙志刚因外出没带身份证和“暂住证”而被收容所殴打致死，国务院决定将全国收容所改为救助站；再比如说，公民结婚，不再需要工作单位出证明了；全国城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加快农村城市化建设步伐等等，我把这些内容写到了诗里。我在诗里写进了“政治文明建设”，写进了人民对进一步扩大民主的渴望和呼唤：“民主和主民不仅是位置颠倒，/颠倒过来决不是举手劳作”；“民王和民主仅有一点之别，/谬以千里就因为这毫厘差错！”。这些句子能在《文

汇报》上刊登出来，我是很高兴的，这说明中国的进步，民主不再是一个过分敏感的语汇，谈论民主不再是编辑躲之不及，惟恐惹出什么乱子的禁区。

《大中国》是2004年写的，写中国历史和土地，文化和文明，一点都没涉及到中国当前的现实。大中国，这三个字足以表达我对生我养我教育我的祖国的热爱和崇敬。

2005年，是建国56周年，56是一个很独特的数字，因为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建国多少年，这是一个变化着的数字，年增一岁，而中国56个民族是不变的数字，这两个数字的交汇，永远只有这一次，我一定要以这个数字为构思的基础，写一首不同凡响的诗，写我们中华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找到这个构思和写作的角度，我很兴奋，这是我独特的诗的发现。诗写成，题目是《祖国，有一个数字撞击我的胸口》。

这三首诗。连续三年都是十月一日发表于《文汇报》“笔会”的头条，都被多次配乐朗诵，尤其是在一次重要外事活动中，由著名的交响乐团演奏，艺术家朗诵《大中国》，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

收在此集最前面的还有三首诗，不是同时写的，却是写一个题材，即中国“神舟”五号、六号、七号载人飞船发射和回收。这三首诗，写得深情却随意，内容和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信手写来，涉笔成趣，我自己写得顺利，读者读得开心，是我在重大题材抒情诗写作方面的生活化、平民化的尝试，我着力于平淡处开掘浓郁的诗情。

譬如说第一首：《神舟神州万方乐奏》中，我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消息传来时，我正在青岛崂山路上，陪吉林省作家代表团游览，电台来电采访，我在手机上谈感想。报社约稿，我说我正在山上，满山诗情，遍地诗句。吉林省作家代表团的团长是张笑天，副团长是杨廷玉，从“笑天”，联想到飞天，从杨姓引申到宇航员姓杨，成为中国人的骄傲。我当晚十时飞机飞金华，参加国际华文诗人笔会，金华是艾青的故乡，登飞机时想到杨利伟登飞船，金华和中华，一字之差，为联想架设了云梯。

来金华参加诗会的，有国内外著名诗人，如余光中、文晓村、李瑛、晓雪等，我想象他们都为“神舟五号”上天而欢欣，而写诗，意境一下子扩大了，延展了。“神舟五号”绕地球飞行，诗人的诗情在“一路行吟”。

后面的两首也是类似的写法，很有趣。这三首诗。除第二首发表于《光明日报》，其余两首都刊登在《半岛都市报》，这家发行量很大的日报很少发诗，但我有了想法，稿子还没写完，给编辑打了个电话，他立即向主编汇报，主编非常支持，表示，“今晚就发稿，明晨见报”。稿子登出来，既不是文艺版，也不是其他版，是挤占了广告版。诗一字未删，占了大半版。另一次，不但发了稿，还在头版登了标题消息，发了作者照片，他们给了诗歌这么大的“面子”，使我心受感动。

在我的诗歌写作和传播的历程中，我不能忘记前辈诗人的鼓励和支持，不能忘记朗诵艺术家的再创作。艾青、臧克家、贺敬之、李季、田间、公木、张志民等前辈都对我的诗谈过意见，范曾先生二十多年前就曾为《风流歌》题签，这次又为我的诗题写“祥和中国”，袁鹰、孟伟哉、吕进、翟泰丰、陈昊苏等或作序，或推荐评论，著名朗诵艺术家瞿弦和、张筠英、殷之光、周正、张家声、李默然、于洋、关山、乔榛、丁建华、赵兵、舒蓉、柏崇新，央视的著名播音员海霞、王宁、贺红梅、罗京、李修平等都朗诵过我的诗。当然更多的朗诵过我的诗的艺术家我并不知道。

对他们，我知道和不知道的艺术家、我的读者，我都同样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再说点什么呢，还有很多话，但我不想说了。这么多年来，由于生活在青岛一隅，远离首都，也不在上海，我的生活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不完全是羡慕人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地域之局限还是不能否定的。在中心和不在中心，在某位置和不在某位置，这毫无疑问是不一样的。

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这是我2003年7月后的部分诗作，原本在2008年就编成了，办好了出版的手续，可我总想再改改，再收入一些新作，而新作是永远写不完、收不尽的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大庆临近，我写成并收进了《金铜瓷玉歌》，我决定到此为止，将诗集付印。我看重这些篇章，因为我珍惜生命中这些难忘的岁月，这是我生命真实的记录，是我思想的印迹。我希望我的诗不老，希望我的读者还能接受我的诗，爱读我的诗。我将继续为我亲爱的读者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