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模式名词解释

第1篇：文化模式名词解释

文化视角对公司治理模式的解释与社会学研究的转型

摘 要:公司治理模式的研究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里争论不休。文章试对社会学下文化视角的观点理论传承做梳理,从而总结文化视角对研究公司治理的模式的贡献与不足。特别在研究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多样性上,文化视角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由于功能论以及文化视角理论的不足,近年来社会学对公司治理模式的研究摈弃了传统功能论,而有了新的转向,试图寻找到一条能够取代经济学、法学的研究新路径。

关键词:公司治理模式 文化视角 嵌入性 功能主义

社会学界对公司治理模式的解释有许多不同的角度。比较传统的就是文化视角。并且在这条理论道路上有很好的理论传承和发展。但文化视角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社会学家试图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视角来诠释这个问题。本文就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社会学观点进行简单归纳,并且将其用来分析我国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司治理模式,试图找到一条最有解释力的方法,并对发展方向提供有效的建议。

一、公司治理的文化视角

(一)文化视角与世界多样性

1.韦伯的“扳道夫”理论。他认为,文化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道德规范以及价值观。他指出文化可以内化进行为主,即使是最“理性”的法理型权威,也需要文化系统的支持而获得合法性。在文化的影响下,价值观、利益的作用方式则会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社会行为的方向。

2.帕森斯的“AGIL”世界。帕森斯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的社会理论框架。他把社会分为大大小小的相互嵌套的系统,而每个系统都必须满足四个必要功能: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维模,即AGIL。每个系统是能自给的。其中文化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特别显著。社会系统的稳定需要社会化和社会控制,而文化系统则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被认为充当整合的功能。

3.哈贝马斯对帕森斯理论的发展。哈贝马斯在帕森斯的基础上,也讨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关系。他认为文化系统的社会化给经济系统提供劳动力和消费功能;而经济系统给文化系统货币上的支持。但是他认为货币和权利能侵蚀文化系统,文化在各系统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二)文化理论及霍氏量表的应用

1.文化理论及霍氏量表的应用。在解释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很多学者支持用文化的视角分析。他们的观点,大多以荷兰文化人类学学者吉尔特·霍夫斯特德的以价值倾向为基础文化模型作为参照依据,再与各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相对应,由此以文化的视角来解释各国衍生出的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原因。还有学者用统计软件作了对应分析,他们认为文化视角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上会出现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且中国在这个经济转型期,可以从文化的视角找到突破口,得到自己应该如何选择道路的结论。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因为美国崇尚个人主义,所以美国人更愿意接受股权分散的市场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同样,德日都有很长的集权历史,就成为他们发展出良好的横向企业群的原因;而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人们更会选择用人唯亲,家族控制公司的管理机构。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到“文化决定论”的影子。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为什么会有各种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文化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

2.文化视角的问题。Hamilition和Biggart在远东研究中对三种视角(市场视角,文化视角,权利视角)分析公司管理和组织结构进行了研究,他们对文化视角的批评算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们认为文化视角很难去解释改变中的制度环境和在相同文化地域不同的组织结构的差别。前者的理由,应该是文化与制度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通常是制度变化发生在文化之前,而文化却滞后了。而且文化在不稳定期间(a period of the unsettled culture),自身就是一种存在的竞争(conflicting),那个时段的文化能持续影响制度。另外,文化视角对相同文化地域下的不同治理结构就很难解释,东亚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地区的文化是很难简单分开的。首先东亚各国都是受到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深刻影响的。儒家文化崇尚的家庭观念,君权观念一直就被这些地区的人们分享。而佛教也是由中国向朝鲜、日本传播的,在历史上各领域都交流不断。这三个国家不仅在很早的历史上,而且在近代,都无法把他们用文化的方法分隔开。文化视角又如何能解释现在的区别呢?

Hamilition和Biggart指出,文化对于解释不同治理结构下的相似性是一个不错的衡量指标,但却很难解释这些结构下的不同。例如我们可以用文化解释去看待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代际研究上,但在企业管理权上的诸多特点是无法解释的。Hamilition和Biggart的一句很经典的话道出了文化视角的症结:“文化渗透一切,因此文化什么也解释不了”。的确,因为文化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生活下的象征的动力,体现在规范,价值,习俗,行为方式等等。所以,任何社会结构(当然包括社会结构下的公司组织结构及其治理模式),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但是它也解决不了多少这些社会结构的形成原因,因为它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变量,在不断变化中。

另外,外部文化压力自然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文化是在不断型塑过程中的。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经济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就连“公司”这样的法人结构,也是西方传入中国的。就是现在一直在构建的健全的股票市场,完善的金融体制,有效的证券金融监管体制,也都是拿来的。如此说来,这样的文化渗透,如何能只用本土人民的文化性来解释?

二、社会学对公司治理解释的其他视角

由于传统文化视角的不足,对公司治理机构的社会学视角,又有了以下基本四种:网络视角,权力视角,文化视角(修正),新制度主义。

1.网络视角。对结构功能主义最有力和最有深远意义的理论提出,便是戈兰若维特的嵌入性观点。他认为影响人们在社会中做出决定的是社会关系网络,而非文化持续性影响。他认为社会是不断受到社会结构和政治的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是广泛的,嵌入的。他区分“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他认为,所谓“关系性嵌入”是指经济行动者嵌入于个人关系之中,而“结构性嵌入”则指许多行动者嵌入于其中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嵌入”概念的引入和运用一方面说明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依赖,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对经济活动的制约。并且,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作为经济活动是作为动员的一种资源,成为企业的社会资本。

2.权力的视角。弗林格斯塔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美国公司变化,他认为公司内部,公司所采用的策略体现并且塑造了公司内部权力斗争状况。在外部,公司也是“嵌入”于一个庞大的,由买方、供应商、竞争者、规范组织等构成的网络,并且公司采取的行动策略也体现它们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国家确定游戏的规则,给出秩序抑或混乱的条件。所以公司的发展过程往往是一个国家制定规则打破了旧有的稳定结构,所以有些公司就必须采取新的结构和策略,然后其它公司纷纷效仿,于是建立起新的稳定结构,指导下一次稳定被打破。Hamilition和Biggart也是权力视角的有力支持者。通过对东亚三个地区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发展和公司结构的比较,分析比较了市场视角,文化视角,权力视角三种观点的优劣。他认为,组织的成长用市场和文化的视角解释最好;而组织的结构,权威样式和合法性策略则对解释组织结构最好,并且认为,市场和文化的视角都有各自的缺点。市场解释能很好地把研究的注意力引到国家工业政策和企业的反应上,但市场解释不能解释三个地区出现的组织结构明显的不同;而文化的解释,从三个地区的组织实践中,例如归属感,忠诚和对科层权威的服从之间的相互重要性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单看文化视角就容易忽略一个事实——不论经济组织是与文化信念如何地保持一致,经济组织仍然主要是对市场机会和条件反应的结果。企业也许被文化影响,但它仍然是企业。另外,文化变量在地区间的差异性不足以有清楚的解释力。而韦伯的这种权力视角,整合的市场和文化的解释,都是建立在权威关系的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的,这种权威关系存在于每个社会的个体和组织之间。因此,工业企业是一种复杂的现代的适应调整的结果。

3.文化视角的修正。Ann Swidler认为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仅是一种次席的,单纯的工具角色,仅提供了一种“工具箱”,一种行动策略,无法持续影响行为,也决定不了组织类型。他把历史分为两种文化时期,一种是稳定时期,一种是非稳定时期。在稳定时期下,文化的作用仅仅在于限制行动策略的范围,而为何各国会有各自形式的企业治理结构则无法决定;而在非稳定时期,意识形态之间会进行斗争,其他的结构性的和历史性的因素会决定哪一种形态生存下来,而采取哪一种策略。文化是一套技术惯习,是关于世界的映像、选择的能力、行动组织的方式,文化的限制作用在于行动者现时的行动策略与以往的行动能力有关系,并且行动者的这种文化装备不同,也影响到对不同行动路线的采纳。

4.新制度主义。Paul J.DiMaggio和Walter W.Powell提出三种制度趋同模式:强迫性同构,模仿性同构,规范性同构。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所以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用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而且这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在合法性原则之下组织实践以制度趋同来定义,制度趋同促进了组织的生存和成功。而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制度在网络中如何通过传播构建起来的。

三、以上视角对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解释力

中国的公司治理演变经历四种治理模式。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经济制度采用“国家利益至上”的治理模式。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政府计划性指导为方针;产权结构就是“一股独大”,内部结构就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职权不明,责任不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决定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制度。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走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制度。在公司治理中,提出了“让权放利”的做法,使得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在国家主要控制所有权的基础上,经营权下放企业。但出现的问题就是制约机制仍然不够,只考虑公司利益,而对“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就不是很好。于是在逐步改革过程中,又学习西方的利益相关者的保护方法。比如德国的就是标准的利益相关者结构,所以引入监事会制度;向美国学习了独立董事制度等等,这就是第三阶段“利益相关者”至上的阶段。近些年来中国正在借鉴美国的外部监督,注重效率的治理模式。美国的高效模式,虽然伴随着巨大风险,但是还是国际公司治理模式的主流。如何运用市场的透明度做监管方式,如何既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也方便决策,都体现在新出台的《公司法》、《证券法》中,这就是第四个阶段董事会为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

不论是多样性研究,还是不同视角的提出,都应该把它放到中国目前发展的状况下来看。仍然有些学者用简单文化视角对应观点,来研究哪条路径能够最好地适合中国,中国内部文化特征是作为西方制度中国本土化的主要依据。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公司中独立董事没法发挥作用,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以和为贵”文化的影响,不愿意参与监督。而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在美国取得成功,“主要是源于美国人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并且认为,中国人还“唯上主义”。认为中国民众习惯接受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而不善独立思考,这样大大削弱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用。实际上问题并不在文化层面上。应该看到美国同样也有问题,美国的安然事件等一系列丑闻正是体现了这些制度不力。所以文化说法站不住脚。其实根本机制还是制度不健全。独立董事的问题是在于激励与约束机制都有问题,还有人员的任免监督,以及独立性问题的制度设计上不够建全。简单的文化决定论漏洞实在太多,事实上很难纳入到文化视角的理论传统中,因为这里所给出的“以和为贵”,“唯上主义”只是研究者一厢情愿的抽象,并不真正存在。

从微观层面上看,韦伯认为的文化“扳道夫理论”或者是Swidler提出的“工具箱理论”,都旨在说明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和它固有文化库存是如何相关的,而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行动者在行为时必须是“以和为贵”等文化的行动者。考量到世界文化的影响变迁,很难说现在中国人就是如此的。从宏观层面上看,忽略变迁的影响,即使中国人就是如此的,也难以说明文化的机理在这里完全起了作用。

如上所述,文化可以被认为是合法性策略,但是周围的固有环境很难用文化来解释。第一,文化的差异还没有大到让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能有和美国完全不同效果的地步。如果假设有这样的两个环境,一个是法理型,一个是魅力型。于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合法性来源的理解就不同,即文化很不同。法理型的认为,法即正义,应以法来构建秩序。行动者在其环境下更加维护法所定下的秩序,比如独立董事常常会很好的监督,否决一些他认为可能违法而不正义的决策;另一个环境则相反,人们习惯保持对上者的尊崇,而一定程度上忽略或者践踏法律。但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很难从不同的国家里找到如此不同的文化,因为守法、秩序这些概念,不论其是舶来的还是中国文化固有的还是发展出来的,都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了。

分析研究公司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更多时候是把它放在一个制度构架的语境下说的。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上说,通常认为一个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和外部环境发生对话而构架出来的。权力的角度,其关注点在于控制权的斗争。这就关注公司内部,内部和外部之间是如何争夺控制权的。通过对各国历史上公司发展演变来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介入导致公司结构的变化,特别明显的是一些重要法案的颁布,公司就必须对这些法案给以积极的回应。中国的市场就是很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虽然在一步步放开和完善。政府协调的手段越来越侧重为构建自由的市场而服务,而不是直接干预。把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作一次回顾的话,粗略的分,可以说是在政府,环境压力,企业本身三者对控制的争夺和协调下,中国公司企业制度被塑造了。很难说三者的作用大小,但直接的主导者还是政府。三者互动,形成了对权力的争夺。简单地看新《公司法》的出台,一大看点就是降低了公司的注册资本,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构成结构。于是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资本构成降低了,虚假出资便没那么必要,但任何市场交易者作为潜在债权人交易的风险就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了,这就要求市场交易者更加依赖其他制度来降低交易的风险。这样的制度需要许多方面的参考,理论界或者实务界对于市场风险保障方法的理念转变,政府对于鼓励投资兴业的更加重视,等等。这些都能很好地用权力的角度去解释的。

当然一切假设的环境都不能脱离社会本身,这也就是网络理论存在的价值。公司,公司内部的行动者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独立董事的运行成功与否,不在于独立董事有制度赋予的权力大小,而是要看到具体的某个独立董事,在本公司内部或者整个社会网络下,处在的结构如何。这些网络都能发生作用,所以是否应当要严格规定独立董事的选出办法,杜绝不必要的私人情感关系,经济利益关系,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不仅仅是简单的利益计算,而是减少影响独立性的“网络”存在,这是立法者应当考察的问题。同样,提高独立董事的参与性,则也不仅仅是权利的授予,责权配套等问题也是关注点。

还有“关联董事”,在事实上也起到了许多积极的作用。关联董事可以促进信息的相互流动,公司便是嵌入在这种网络之中。新制度主义观点的价值也不可忽略。从强迫性同构的角度上讲,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更大的作用。比如同在中国,有些大企业建立起很好的发展企业文化的机制,法律并没有要求;一些企业在壮大自己的同时,也会选择同样的机制来获得更多的合法性。再比如从模仿性同构角度上看,现在的跨国大企业在中国就发挥着样板的作用,他们盈利能力好,社会地位高,在中国企业不知如何做得更好的时候,立法者还没想到要大家强制学习的时候,许多企业也模仿着去做。强迫机制强调依赖的作用,组织对国家或其它组织的依赖程度越高,其一致化的程度就越高;模仿机制是组织对不确定性的标准反应,这些不确定性包括组织的技术不容易被理解、目标和手段的关系不确定、组织目标模糊、环境所造成的符号不确定性等等,在种种不确定情形下组织以“模型化”来应对;规范压力主要来自于专业化,现代社会大学专门化的正式教育以及专业化网络的扩张形成社会众多领域专业化的合法性要求。组织通过人事筛选制度、学历和文凭的条件来达到专业化的要求。这些都是解释中国企业制度很好的观察点。

参考文献:

1.A.L.Kroeber&Lybe Kluckhoh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M].V.47,No.1Cambridge,Massachusetts: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2.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Ann Swidler.Culture in action:Symbols and Strategi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1(2)

4.Paul J.DiMaggio&Walter W.Powell.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J].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8

5.Hamilition&Biggart.Market,Culture,and Authority: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Granovetter,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Vol.91

7.Lucian A.Bebchuk&Mark J.Roe.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J].Stanford Law Review,1999/08Vol.52

8.Geert Hofstede.Culture Consequence"Comparing Values,Behaviours,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M].Sage Publications Inc Corwin Press,2003.

9.Geert Hofstede.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and theor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3.

10.曲杨.公司治理模式与国家文化的关联性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8)

11.肖永玲.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影响分析[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12.张晓娟.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特征[J].商场现代化,2005(26)

13.曹春德.解析公司治理模式:跨文化视角[J].经济经纬,2006(3)

14.杨光飞.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人文制约抑或理性选择[J].江淮论坛,2006(4)

15.赵璐.文化因素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J].企业管理,2006(2)

16.邱慈孙.公司治理结构理论述评[J].经济评论,2000(2)

17.崔学东,盛峰.德国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与改革[J].当代经济管理,2006(4)

18.夏宁.论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变迁——奠定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J].山东经济,2006(3)

19.李新安.健全我国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的探讨[J].理论与改革, 2002(5)

20.谢朝斌.解构与嵌合[M].法律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责编:郑钊)

作者：吴　鋆

第2篇：共在的文化解释

内容提要 文化不是实体，而是社会行动的法则。它意味着社会行动即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并且追根究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状态就是共在，它是人的社会历史存在本身。因此，在一种非二元论的意义上，社会学的社会事实就是社会历史性的文化-行动过程，或者说共在的关系，它是组建起我们的社会世界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只有从这样一种彻底的关系主义的立场出发，才可能真正地超越主客体二元论的桎梏。而这样的思路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其根源。

关键词 共在 文化 关系主义 主客体二元论

〔

一、引论

对共在概念的讨论很容易让人产生哲学研究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其哲学的出身以及在哲学语境中的频繁出现，尤其是在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中有其重要呈现而产生了某种哲学的影响。然而人的共在问题又是社会学所无法绕过的问题，毕竟我们总是与他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而社会学尤为注重的社会群体不能不说就是共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如果没有共在恐怕也就无所谓社会可言。但是共在概念却由于其哲学化的身份而长久地受到社会学的冷落，而社会学本身似乎又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十分有效的专门概念来安置那个被哲学化的共在概念所筹划的理论角色，尽管社会学对于共在问题的思考已经散布在许多概念的交叉重叠之中，诸如社会认同、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阶层、社会阶级、社会群体、共同体等等概念无一不透露出对共在的所指，我们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概念能够绕开共在的内涵而主张自己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即便是那些标明差异性的概念(如竞争和冲突)也不例外，我们将在第四节阐明这一点。极端个体主义概念也许是例外，但它们无疑是极少数。毕竟绝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都认同社会不可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共存而获得实质上的生成与理解，这足以表明共在问题对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然而这立刻就使我们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却没有能够在社会学的话语中如其自身那样被系统和专门地加以思考和概念化，而是任凭其以一种在理论上实际存在但却含混不清的角色在各种社会学的话语和概念的不确定性中被广泛地蕴含着，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的社会学研究都言及共在，但共在却又似乎不那么在。即便当某些研究似乎正面地指向这一议题的时候，往往也只是满足于指出一种存在的相似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共同生活，至于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一“相似”和“共同”对于社会存在乃至社会理论的意义，如何在理论上澄清其内在的逻辑和运作的方式，则往往语焉不详。此种缺乏深入反思的状态也使得社会学的共在思想常常只是从属于各种学术偏见的束缚，而得不到有效的澄清和争论。例如涂尔干对集体意识的讨论则仅仅向我们表明它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事实或社会心理实在，“它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它完全不同于个人意识，尽管它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它是一种社会心理形式，既有自己的特性，又有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模式”([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42～43页)。这种在结构主义和实在论视野中所展现的共在思维仅仅满足于将共在视为是一个客观给定的突生事实，其理论的偏见和缺乏反思性是显而易见的。再如米德有关一般化他人的论述也只是向我们指出了所谓的共同体的态度，虽然他反对像涂尔干之类的结构主义者那样将共同体的态度视为是一种社会实体(G.H.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 p.90)，并且从其社会行为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一般化的他人这个话语的领域(a universe of discourse)视为是一种在互动过程中的共同的建构(G.H.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p.89)。但是他和涂尔干一样将其概念所蕴含的共在意味笼统地理解为一种共同分享的状态，并理所当然地从自身立场出发来使用这一含义，而不是深入地反思这一含义本身所可能蕴含的理论意义与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米德在学术背景和理论立场上与涂尔干颇多分歧，但是在涉及共在的社会性问题上，他们却出奇一致地(尽管是以不尽相同的方式)陷入到所谓的“突生论”陷阱之中(我们将在后文阐明突生理论的问题所在)，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在共在问题上的流俗偏见以及反思性的缺失。仿佛我们与他人的共在更多地只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但其结果则是使得共在成为各种学术立场随意操弄的筹码，而不是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本身。这种缺乏专门化之系统反思的情况，尽管不能算作是一种全然的无视或盲目，但它的确损害了社会学学科的反思性和自觉性，忽视了将其概念化和专题化所具有的重要的理论意义。我们将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将帮助我们切入到社会理论最为基础的领域，使我们直接面对社会理论的基本构想，并对之展开争论。

不过在进入我们的研究之前，似乎有必要对共在概念的主要哲学渊源做一个简要的反思，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領会这一概念的思想史内涵，也有助于我们在哲学的抽象性中把握其原初的问题意识，这并非与社会学的关切毫无关系，毕竟哲学的共在概念所思考的同样是人的共同生存，我们将看到那里原本就已经蕴含着通向社会学研究的争论与通道。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共在作为一个概念的建构和影响主要来自于现象学的传统，尤其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工作。众所周知，在胡塞尔有关主体间性的著名研究中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种共在的思想，毕竟当胡塞尔主张客观的世界是在交互主体中由先验的交互主体性所构造的时候，③④[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47，176、178，153页。群体化的单子共同体这个先验的交互主体性本身就蕴含着我与他人在本质上的共同存在和视角的互易性，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客观世界的意义是一种群体性的先验构造，先验的共在仿佛扮演了一种决定性的角色。然而，对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还原而言，先验的交互主体性及其共在意味显然只是一个环节，有关他人主体性的问题最终还是迫使胡塞尔这个本体论的主体主义者回到了从我出发进行构思的路径，尽管这个我并非心理主义所主张的经验的人类自我，而是主导我的本己领域或原真领域的先验的自我或纯粹的意识，但它依然保留了主体主义的人类学隐喻，从而无法摆脱一种先验唯我论的桎梏。就此而言，对胡塞尔来说，他人乃至于那个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单子共同体也还是在我的本己领域中被构造出来的为我的存在，③不止于此，胡塞尔进而指出在我的本己领域中借助类比化而被共现出来的东西并不具有我所具有的在场性和本真性。④这一切都表明了胡塞尔在共在问题上的三心二意，他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在理论上完善其先验现象学还原的体系结构才引入了交互主体性问题，并且最终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构成奠基性的事实。事实上，胡塞尔甚至没有像他的学生海德格尔那样使用一个像样的共在(Mitsein / Being-with)概念。那么海德格尔是否能够给出一种像样的共在理论，而不再重蹈其老师在这一问题上的二元论覆辙，更确切地说就是避免最终在先验论的幌子下求助于一种个人主义的隐喻呢?与胡塞尔一样，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也试图回应他我之存在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重蹈先验现象学还原的覆辙，这使他避开了先验自我实施构造的问题。他明确反对那种首先给定的无他人的孤立的我，也反对事先给定的无世界的主体。M.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by J. Macquarrie and E. Robinson， SCM Press.(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p.152.对海德格尔而言，此在固有地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着，世界这个“此”恰恰就是此在这个人的本质结构。在海德格尔哲学概念的中译问题上我们参考了陈嘉映等人的翻译，参阅[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06年。而且“由于这种共同一致的(with-like)在世界之中存在，世界总是我与他人分享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一个共同世界(with-world)。在之中(Being-in)是与他人共在(Being-with)。他们的在世界之中的自在是共此在(Dasein-with)。”③④⑤⑦⑨M.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 by J.Macquarrie and E.Robinson， SCM Press.(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pp.155，156，156～157，156、157、160，156，164～168.这段话再清晰不过地展现了海德格尔对于共在的态度，换句话说，此在在本质上就是共在，③甚至连“此在的独自存在(Being-alone)也是在世界之中的共在。”④这一论断似乎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常积极的共在立场，仿佛我们不可能超出共在来理解此在，我总已经是与他人分享着同样的在世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分享着同样的世界之意义结构而共在着，对海德格尔而言这具有生存论和存在论的意义。然而海德格尔却又话锋一转，在他人如何与我照面的问题上，他人竟然以在世界之中的称手东西(ready-to-hand)的方式来与此在遭遇，尽管他人并不是称手之物。⑤这一看似匪夷所思的观点其实暴露了海德格尔的主观主义和个体主义立场，他的此在概念显然具有对他人和共在的优先性。⑧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1995年，第81页。以至于海德格尔仿佛自相矛盾地写道：“‘此在’这一表达清楚地指出，这个存在者‘首先’与他人无关联，当然它随后依然能与他人‘共’在。”⑦这一论断充分揭示了海德格尔有关“此在在本质上就是共在”的论断压根不能就其字面来加以简单地理解，因为如果共在是此在在总体上的本质所在，那么此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首先与他人无涉。这个本质上是共在的此在其实还是摆脱不了主体主义的“我”的诱惑，摆脱不了从个体主观性的视角出发来思考他人与他物之存在的主观主义的逻辑，以至于这个我似乎理所当然地摆在了某种优先的位置上，毕竟他人的自我对我而言并不那么透明，他人的主体性不是一个直接明见的事实，于是他人似乎只能以称手东西的方式来与我面对，说他人其实不是称手的东西只是进一步暴露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张力，因为他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从根本上规定他人与他物的不同。⑧无论海德格尔试图用怎样看似中立的语调来铺陈这个我和他人的关系，但最终还是难掩这个我的优先性，而这一点就在此在的本真存在和非本真存在的形而上学划分中彻底暴露了出来。对海德格尔而言，共在就是此在的非本真状态，是此在被夺去其本真存在之后所陷入的常人(das Man / they)统治或者说大众统治之无差别的平庸状态。⑨所以共在对此在的本质性也只能在此种非本真的思路中理解，而此在的本真状态无非就是个体主义价值观所鼓吹的个人之自主和独立的自身性。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海德格尔在提出共在概念的同时却并没有能够真正为我们充分揭示这一概念的潜能，以至于我们在海德格尔那里所看到的只是有关共在的一些消极和空洞的断言，它甚至只不过是对那个形而上学式的人的本真状态的遮蔽而已。

由此可见，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都没有能够摆脱主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的消极影响，这使得他们不可能真正基于共在来为哲学乃至社会理论奠定基础，他们的共在概念也只能停留在次要和潦草的境地之中。不过即便如此，他们的研究还是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些争论的议题和拓展的方向。首先就是共在与主客体二元论的关系问题，它究竟是从属于个体主义式的生产还是结构主义式的强制，抑或具有一种非二元论的意义?与之相关的进一步问题就是，它究竟在社会理论的建构中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和层次?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共在，这对于社会学的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共在是一个文化概念

如果说共在所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存在，这当然不是时空中的单纯并置，而是如同交互主体性所意指的那样，在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视角的互易性，B11[奥]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137页。那么这一互易性的基础就只能是对文化常识或文化知识的共享，事实上作为现象学家的许茨也的确是这样理解的，在他看来“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文化世界。”B11从海德格尔的意义结构到许茨的文化知识甚至都谈不上有什么概念的实质变换，其主张共在就在于对文化意义之分享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与此同时，人们的确也看不出除了分享共同的文化价值或意义取向之外，社会历史存在意义上的共在还能够有什么其他的所指。经济上的共在就其根本而言是对共同的經济文化的分享，政治上的共在其实就是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如此等等。不过这里真正需要辨识的倒是这个文化或意义究竟所指为何，是否还是要重蹈现象学主体视角的老路?抑或是走到它现成的对立面(客体视角)中寻找安慰?还是另辟蹊径，开拓出一条非二元论的道路?

组建社会世界并在世间生存的人类存在者所能够分享的东西，除了物之外恐怕就只有所谓的价值、意义和观念之类看似主观的东西了，甚至如何分享物也还是要归咎于人们对物所采取的立场，套用现象学的术语就是主体赋予物的意义是怎样的。我们当然不能像现象学家那样从主体的视角来理解“赋予意义”，当然也不是要还原到同样虚构的客体的视角，而是仅仅将之视为是一种分析的抽象，我们将在后文指出，意义是超越主客体二元划分的关系现象。由此可见，文化若不是客观之物，似乎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性的现象，这就落入到主客观二元论的框架中了。那么文化究竟有没有可能是类似物一般的存在者呢?我们刚刚指出，人们总还要到意义和价值之类的东西中去寻找物之所以为此物而非彼物的缘由，这就不能不显示出意义和价值之类的东西在人之共同生存中所扮演的内在勾连和分化的重要角色，所以文化就其根本而言似乎也只能立足于这些看似主观性的现象而得以澄清了，毕竟这些现象才是解释共在之分享的奠基性的维度。由此可见，要将文化解释为一种客观实在的关键就在于把意义和价值实体化，这就意味着作为实体的文化并不需要非实体的奠基性解释就已经能够为其自身的分享性提供说明，它在其实体性中固有地具有其意义和价值，这种实体的假说若要获得一种存在的价值就必须落入到与非实体之奠基相对立的实在论的本质主义中(毕竟作为实体性的存在者如若不能就其本质而确定它的自身性或给出一种自在的解释，它就无法主张一种客观性)，好像文化的意义或价值不过是外在于主观性理解的自在持存的事实，固有地就作为给定的事实而呈现到人类存在者的生存之中。这样的话，此前我们所说的物之何以为此物的缘由就仿佛与生产物和使用物的人类行动者没有什么无法割离的内在关联了，即使文化这个存在者看起来似乎是凭借人类行动者的行动而生成，但是这一生成也只不过是循着某种客观给定的秩序而经由人自然产生的现象，人不能为这一现象的本质增添什么人类学的意义，他仅仅是自然生产的载体或通道。于是文化便成为了抽离于时空建构的给定之物，我们大可以脱离于与具体的人的内在相关性来理解一种文化，仿佛文化就如同物理现象一样摆在人的面前，人之时空性生成变换的因缘际会与实在之物的本质之间便陷入到彼此隔离却又不可分离的矛盾之中，人的文化终究仅仅是非人，生成的变换不过是给定的本质，这些自相矛盾的提法显然是经验所无法支撑的妄断。实在之物的意义总免不了与人的所为内在统一才能够被理解，这是经验的常识，抽离于人为的物，我们甚至不知其为何物。那么既然如此，是否只能像现象学家那样到主观性中去寻找意义和价值的根源，以至于文化由此才获得一种如其所是的澄清呢?这就要询问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鉴于意义不过就是估价的另一种说法(有意义不过就是有某种价值)，所以我们只需就意义发问。意义是主观性所固有的吗?抑或只是一种主观性的创造?如果是这样，且不论意义在内容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就意义之作为一种估价的形式而言，似乎意义就只能是人类主观性的一种本质构造，其多样和差异也只能是这一本质构造所携带的禀赋，但这一论断的荒谬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能推论出人的本质的不确定性这个自相矛盾的观点，即便我们退回到形式本质的论断也无法说明人为什么会仅就其自身而言将这一形式做如此多样和变化的充实。可见纯粹主观性的视角不过是变相的或隐蔽的实在论，有意或无意地给定一个主观实体的本质(即使是反对主观实在论的作者也还是在求助于本质主义这个实在论的基础)，并以此来荒谬地解释文化。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意义从来就是一种关联的方式，估价总已经是某人对某个对象的估价，在分析上我们可以说是主体对客体的估价，这个客体可以是包含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甚至估价的提法也还残存着主体视角的影子，我们倒不如说估价是一种遭遇，是把两个方面牵连起来的遭遇，而这两个方面也正因为这个关系而获得了某种因其关系而生成的存在，从而成为相互关系者。由此可见，文化便是这里所谓的遭遇，是循着遭遇而来的意义，也是何以遭遇的意义所在。这就把文化和遭遇之行动联系了起来。不难理解，如若存在者们固守于其空乏的自身性而无所遭遇，封闭和孤独的单子无所谓意义和估价，我们自然也不可能知道这样的存在者何以存在以及存在为何。这样的存在者大概只能存在于形而上学的想象中，毕竟“何以”与“为何”就已经是关联的形态。看来意义之牵连只能在遭遇的行动中发生，行动之何所向与何所从来究其根本也还是循着估价的线索才得以展开，这个估价其实是行动的因缘所在。这就把文化存在的视野开拓到社会行动之中了，文化总已经是社会行动中的那个意义或估价，并且始终是行动的展开机制。

这一番讨论让我们看到了分享文化其实就是分享行动中的估价，是行动着的估价，而不是抽象的估价。后者仅仅存在于反事实的分析之中，毕竟我们无法设想实际存在着一种无行动的遭遇。理论上所设想的无行动的估价充其量仅仅是一种文化的潜在状态，是经验所无法洞察的文化的潜在性，不具有“现实性”这一社会历史性的关键。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文化就是行动的估价，这一估价对于行动的内在机制的铺陈展演也就构成了行动之法则，它解释了我们何以行动以及如何行动的内在逻辑。我们之所以从意义或估价的角度来开拓社会生存或社会行动的展开机制，就在于如何行动以及何以行动就其根本而言都只能是一种估价，“如何”与“何以”的实质恰恰是估价，文化之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它体现了由人的到场所牵扯进来的价值关系问题，它不是对自然事实的单纯反映，即便是自然事实也还要在一种价值的意蕴中编织其对于人的呈现，就如同采用科学的方法其实正是体现了对科学的信仰，拿来一用其实正是缘于适可一用，如此等等。正如齐美尔所言：“一旦我们的心灵不只是一个消极的镜子或实体——这也许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因为甚至客观的知觉也只能来源于估价——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的世界之中，这一价值的世界在一种自主的秩序中安排了实在的内容”[G.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trans.by D. Frisb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1999， p.60]。然而当齐美尔把价值视为是主体所固有的判断，并以此来否定价值是客体的属性的时候(G.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p.63)，他显然被一种主观性的视角所左右，尽管他以一种二元论的方式强调价值的社会客观性而非个人主观性(G.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p.68)(这种社会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什么客观的实在性，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种主观的客观性或客观的主观性)，但是他显然低估了把价值独立于实体所存在的二元论风险(价值固然不是实体的属性，但它同样不是主体所固有的，它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在下一节深入地探究这一关系主义的立场)。就此我们也可以说文化就是社会行动的法则。这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主张采用诸如知识、话语、符号、价值、规范、观念、生活方式等等概念来界定文化了，只不过这些界定或者还需进一步的澄清和解释(我们循着意义和估价所做的解释就是一例)，或者各有侧重、各有偏颇(知识和话语难免理论化的意味，规范则过于凸显文化的约束，而观念容易陷入主观性的想象，生活方式又不免笼统和歧义等等)，也正是因此往往让人在这些概念的局限中错失了文化的本来面貌。至于那种将文化等同于文化-行动之实在产物的观点，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文化不是实体，但文化-行动之实在产物在某种反事实的意义上也可以被设想为蕴含着文化的一种潜在状态，实在产物本身的格局为文化之现实化或行动化提供了可能性，就如同椅子提供了坐的可能性，其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使用的行动这一关联的状态，而椅子本身不过是一些材料的格局而已。以一种分析的方式，我们可以说文化的潜在状态在主观上主要以记忆的方式而存在，在客观上则以世界的格局或结构的方式而存在。这两种潜在状态显然都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文化本身，而是文化得以行动的抽象的潜在性。记忆为实际的行动提供了主观的可能性，而世界的格局则为唤起某种文化-行动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

将共在视为是对这样一种作为行动之法则的文化的分享，就在于指出与他人的共同存在全然是为了解释人之存在不可能是一个封闭和孤独的存在，就如同海德格尔所言，即便是孤独也还是相对于共在而言，因为他人只能在一种共在中和为了一种共在而不在。M.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by J. Macquarrie and E. Robinson， SCM Press(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p.157.但这一问题还远不止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用文化来解释共在也还需要就文化本身有所展开，否则就依然还是会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含混之中。共在之作为文化的共在首先意在指出，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自发创造，也从来就不能被一个人所独占。所有的文化发明和独创总已经有他人的在场，我不是先有所独创然后再请他人前来确认，而是没有与他人的遭遇我便无所作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他人的明确的或隐蔽的在场(他人可能并没有在时空中与我同在一个情境乃至一个时代中，但这并不妨碍他人的社会存在在我的社会存在中在场着，物理意义上的到场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我只能固守于我自身的形而上学的空洞性，之所以这么说，就在于我作为社会性的人之所是不可能在一种形而上学的给定的孤独状态中被确认，一个孤独的单子为什么要固有地携带着超越孤独的自相矛盾性，这本身就是荒谬的。就此而言，独立于他人在场的我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社会性的空洞，因为我的单子存在恰恰否定了这个需要超越我的封闭性的社会性。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我不知能有何为。在文化的生产中，我所凭借的和我所朝向的都只能是他人的存在，也正是在这种凭借和朝向中我才成为一个文化的我，并获得了我的文化的存在。因此，即便是世俗视为是由我所主张的文化，也不可能仅仅属于我，作为社会行动的法则，这个看似是我的文化其实只有在我朝向他人的行动中才具有现实性，文化-行动总已经把我和他人联系在了一起，这不是先有共在的我和共在的他人，而后双方才进入这一联系，而是这一并不先于我们而存在的联系使文化以其现实性而组建起我们的共在，或者说组建起关系各方的文化存在。事实上，我与物的共在或我面向物的行动也不能逃离我与他人的共在而获得真正的理解，在我与物的遭遇中总已经有他人的在场。这不是他人作为附属的因素而伴随着物在我的行动中到场，而是我与物的关系总已经有意或无意地从他人的方向来勾连，让他人在物的呈现与操弄中有所展布，以至于我之对物的操弄总已经是在组建或再生产着我与他人的共同存在，没有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历史联系，某物也许根本就不会进入我的视野，或者只是一个与我毫无关联的陌生之物，我对之既无兴趣也不知道其用途何在。所以追根究底，人与物的关系也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主导着人与物的关系的因缘际会，一个人是不可能仅凭其与他人无所关联的自身而在其与某物的关系中构建起那个牵连着他与某物的社会历史意义的，无论是欣赏、把玩还是上手使用，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已经超越了那个也许只能存在于形而上学想象之中的封闭个体的范畴。

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文化就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它作为一个非实在的主导因素而内在于社会行动之中，它是社会行动的如何行动，而社会行动正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所在。所以我们所谈论的社会关系状态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关系图示，更不是什么抽象的关系结构，结构主义者把时空性的关系抽象成僵化的结构，并赋予这个抽象以实体的身份，从而完全无视作为活生生经验现实的社会行动的存在特性。这种对关系现实的扭曲以其实在论的抽象性而破坏了关系所内涵的相对性特征的开放性和流变性。而诸如埃利亚斯、福柯、布迪厄和布希亚等等这些当代的关系主义者则在批判实在论的同时，也还是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结构主义的客体主义倾向。虽然埃利亚斯和布迪厄也许在这一问题上更加温和，但他们同样假定了其所谓的关系结构相对于个体行动者的逻辑优先性(N. Elias，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trans. by E. Jephcott， New York， London： Basil Blackwell，1991， pp.22～23、50、51、53、61; P. Bourdieu，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trans. by G. Sapiro，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13; P. Bourdieu， Pascalian Meditations， trans. by R.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152)。至于福柯和布希亚这两位后结构主义者就更是肆无忌惮地在客体主义的逻辑中经营关系主义的思考，把客观的关系强加于行动者的建构，在主客体二元论的抽象逻辑中来思考关系性的现实。我们在后文将表明，这种客观结构和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思路在实质上损害了关系主义的逻辑。而是活生生的经验现实本身，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就是社会行动，社会世界就是由这些关系及其产物所构成的。把文化理解为关系，而关系就是行动过程或经验现实本身，这一思路下的共在理念其实隐含着一种关系主义的思考，它试图摆脱西方社会理论中根深蒂固的二元论预设，以一种朴素的状态重新面对事实本身，由此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在一种非二元论的视野中，人的生存其实不过是各种行动着的关系状态，这就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世界本身。

三、关系主义

把共在落实在关系上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毕竟共在就其字面含义而言就已经是在谈论人和人的一种关系状态。这种关系状态甚至以其朴素性而获得一种理所当然的身份，在社会学的思考中既始终在场，又或隐或现。甚至指出这一关系的实质是文化或意义或估价，也还不难理解为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想法，毕竟意义之作为一种关系现象的思路在社会科学中并不鲜见，甚至还颇有些思想史的渊源。例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符号意义的解释就是一个重要的西方思想史事件。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索绪尔有关总体的关系性、符号的任意性以及意义产生自语词之间的差异的观点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A.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81、84)。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的意义并非来自于与某个实际参照物的关系，毕竟“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9页)。意义产生的关键就在于符号在一个整体中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也就是说关键在于符号之间的差别([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7、168页)。然而将这一关系状态以文化的名义而安置于社会行动的本体构成之中，并且指出这正是共在所能具有的唯一的现实存在，共在就是行动的何所由来与何所往，并且社会行动者并不先于这一意义的勾连而成其为社会行动者——行动者和行动在本体论上是同时的，共在的意义就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存在状态而已，它成为我们理解人之社会历史存在的一个系统的甚至是排他性的视域，人的存在似乎就只有在这个视域中才得以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我们把由此所展现的思路称之为关系主义，它并非只是指出关系的存在，而是从关系的视角入手来理解人的存在，似乎在人类的社会生存中只有关系才是社会学所追问的社会事实。

基于以上的思考，共在并非只是诸多能在之中的一种，好像我们还可以在共在之外以一个社会行动者的方式生存，或者时而进入共在，时而又走出共在。人之成其为社会历史性的人的意义就在于共在，不是我们选择成为共在的人，而是只有在共在中我们才能够有所选择、有所放弃、有所担当或者无所作为，如此等等。这就需要厘清人之存在的关系意义或文化意义所在，它对于社会学所习惯用于理解人之存在的诸如个人主体和社会结构这样的概念意味着什么，这显然是在社会学的思想脉络中澄清关系主义立场的关键。而阐明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澄清诸如能动与约束、内化与外化这些二元论者争论不休的概念对子对于关系主义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否真如二元论者所主张的那样，展现了人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无论这种对立所采用的是笛卡尔的平行论逻辑还是笛卡尔之后的还原论逻辑。平行论是在同一理论体系内部保留二元对立的平行状态，被视为是本质上彼此对立的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还原另一方的存在。这种平行论既可以是实体的(如笛卡尔)也可以是属性的(如斯宾诺莎)。还原论意义上的二元论在哲学上主要表现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在社会学中主要表现为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不再存在于某一个思想体系的内部，而是展现为两个思想阵营之间的对立，它们各自试图以对立的某一方来还原另一方的存在，从而在实际上还是维持了二元抽象在总体上的对立。当然，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平行论并没有在笛卡尔之后消失，一些作者的思想甚至可能处于平行论和还原论之间，例如齐美尔就是典型地既保留了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G.Simmel，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Selected Writing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p.17、17～18)，同时又倾向于某种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视角(G.Simmel，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Selected Writings，p.7、9、24、25、27)。我们首先应当厘清二元论者所理解的能动与约束、内化与外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先来讨论能动与约束这一对概念，人们通常以能动或能动性意指个体行动者为其自身行动承担责任的能力，或者说个体行动者以其自身的独立于任何外在强制的自主性解释其行动的因果机制的能力。而所谓的约束或社会约束则意指个体的行动体现外在于个体的社会性因果解释机制的程度，或者说个体的社会行动所体现出的超出个人自主解释能力之外的它主性的程度，这里的它并非意指其他某一个个体行动者，而是无法用行动者的个体性加以解释的社会或社会结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在强调个体的能动性时常常援引个体的自主选择能力作为能动性的重要指标，能够自主地做出选择，从而改变或主导自身存在的处境，这被视为是能动性的最佳表现形态。换句话说，如果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行动的可能性，而个体通过一种对象化的思考(即设定客体)而对某一种行动可能性的选择使其自身的生存与他人的生存轨迹区别开来，这似乎是个人主体的能动性的绝佳呈现(即便这一选择与他人保持了某种一致性，从而降低了个体化的程度，但是自主性也还是捍卫能动性的底线)。毕竟自主选择的行为意味着个体并不是被支配的傀儡，能够在不同的可能性中基于自主的判断而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表明了一种在自由意志的主导下掌控自身生存处境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主体这一概念的含义所在吧。这些论断的潜台词是，如果个体不过是社会约束的傀儡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个人似乎应该是千篇一律的复本，个体的行动不过是在重复社会的逻辑，所有的判断和选择不过是表象乃至假象，人们无法掌控自身的处境，只能在社会的潮流中随波逐流。而这恰恰是方法论整体主义者的主张。在他们的眼中，自由意志不过是主体主义的神话，大量存在的行动的相似性恰恰表明，这里蕴含着一种超出个体之外的社会的维度，更不要说那些社会的强制作用，它们常常让个体感到无法抗拒的压力。似乎两种论断都能够找到某些经验上的支持，但又总是能够找到与之相对立的证据，这种矛盾的状况恰恰表明人们很可能只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过度地裁减经验，任何研究都难免对作为研究依据的经验事实采取特定的视角，经验收集的方法和研究的假设都已经在暗示着对经验的处理和过滤，就此而言，对经验的裁剪恐怕是无法被彻底消除的认知的社会历史局限性的表现。然而二元论的视角在这一问题上显然超出了当今科学方法的合理性所能够容忍的社会历史局限性本身，从而成为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放任那些所谓的可以容忍的研究视角的社会历史局限性，只不过在无法以更加合理的视角来取代它们之前姑且容忍它们的局限性存在(或者换一种说法，即我们尚不能够有效地摆脱此种局限性，甚至此种局限性对于我们而言还隐而未彰)，而对这些视角的局限性的超越本身也还只能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当然不可能是经验主义本身的要求，它不过是为自己的先入之见寻找貌似存在的“经验证据”罢了。事实上，如果我们抛开主客体二元论的预设，重新审视诸如“选择”和“重复”之类的现象，我们将看到所谓的选择并不像方法论个体主义者所假设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能动性的体现，而所谓的重复也并非仅仅意味着个体是被操纵的复本。选择一种可能性既体现了个体能够有所作为的能力，同时也排除了其他选项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个体在实施其能动作用的同时也已经把自己纳入到某种秩序的轨道之中，能动与约束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名称罢了。毕竟社会生活不是充斥着决定论逻辑的单行道，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们必须提防以反对这样的观点，即存在着某种条件的总体，它与每一事件的本性相对应，以至于(例如在一个人走路的事件中)他不得不行走，如果这些条件被完全实现的话”[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by G.E.M. Anscombe， The Macmillan Company(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p.74]。事实上，决定论的假设已经在囊括自然科学领域在内的广泛的论域中被普遍地质疑(例如 G. Bachelard， 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 trans. by A. Goldhamm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p.104、108;[美]米德：《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陈虎平、刘芳念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316～17、318页;[美]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张华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43页)。社会情境的无限多样性和情境秩序的弹性特征充分显示了并不存在什么绝对必然的行动逻辑，相反总是存在着多样的行动可能性，此种可能性与我们所说的情境特征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所以能动和约束不过是针对同一文化-行动过程的不同分析而已，没有理由认为哪一个分析的面向更为真实，因为它们同样是分析的抽象或虚构，仅仅存在于分析之中。特定可能性的实现在个别行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确为一种能动性的解释提供了可能，但此种不确定性并非是完全无序的任性，我们依然可以在社会历史的过程中为其找到解释性的因果机制，只不过这一机制并不从属于绝对的必然性，它符合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或然性，正如麦金泰尔所指出的：“我们称社会科学的普遍概括是或然性的，丝毫没有说明它们的地位，因为它们不同于统计力学的普遍概括，正如它们不同于牛顿力学和气体定律方程式那类普遍概括一样”([美]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5～116页)。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或然性并不具有物理科学意义上的或然性的相对普遍性和精确性，社会行动产生的或然性意在表明该行动不是偶然的例外，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重复该行动的社会历史的可能性——这就暗示了社会秩序的存在。但是鉴于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以及人类存在者所具有的与物理对象截然不同的自身的复杂性(生命、意识、前意识和思维等等特征所带来的复杂性)，社会现象难以如同自然现象那样获得较为精确和普遍的或然性概括。这就为约束性的解释提供了空间。与能动和约束密切相关的另一对分析的概念对子“内化与外化”也可以类似的方式来解释。在社会现实中并不存在单纯的内化和外化，内化和外化不过是同一行动过程的不同的分析名称，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文化-行动过程的相互对立的抽象描述。例如当人们学习一种工作技能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地将此种原本外在于自己的技能转变为自身的某种内在能力，而是同时也在学习的过程中再生产着此种技能本身。正如我们在界定文化的时候所表明的，工作技能作为一种行动的方法(文化)只能在社会行动中獲得其现实的存在，实践一种技能不只是习得或熟练此种技能，同时也是此种技能得以存在的方式，对于一种技能的存在而言，不熟练的操作与熟练的运用之间并没有什么本体论的区别。所以内化与外化是同时的，采用哪一种名称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视角，正是关注于内化的视角将外化的面向隐去。同样，在一种分析的意义上，即使是高度新颖的创造(外化)也还是在行动的过程中强化着对相关文化的把握(不仅是创造所依赖的那些文化条件，也是新的文化本身)，每一次说出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在强化着对这一概念及其背景知识的认知。只不过外化的视角使我们无视与之一体的另一分析的面向。

至此我们已经阐明了诸如能动与约束、内化与外化不过是对同一的文化-行动过程的抽象分析，二元论者正是错把这一分析的事实视为是事实本身，从而把二元的虚构转变成了二元论的错觉。这表明诸如能动的个体和约束性的社会结构不过是对文化-行动的关系过程的抽象分析，也就是对行动着的共在的关系状态的抽象分析。实际存在的不过是关系性的文化-行动过程——共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所谓的社会现实或者说社会学所关心的社会事实无非就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就是共在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我们参与组建的关系中我们才作为社会历史性的人而获得了存在。所以社会学所思考的基本社会单位也只能是文化的关系或行动的关系或共在的关系，那种认为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的观点不过是一种二元论的错觉，对于关系主义而言这一命题完全是一个伪命题。一个非常悖谬的现象是，在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一问题上，主客体二元论者达成了空前的共识，换句话说，那些方法论整体主义者也如同个体主义者一样理所当然地把个体行动者视为是最小的社会单位，这体现了在近现代的西方世界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即便是那些否认个体在理论上的重要性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者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这一价值观的隐蔽的束缚，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自鸣得意地宣称，社会或社会结构其实是一个突生的现象，它的社会性大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体之和。正因为他们将个体视为是一个有效的基本单位，才可能把个体的简单累加视为是一个可以和社会性进行比较的事实(这一提法本身就已经承认了个体具有某种真实有效的存在，尽管在整体主义者看来这对于社会学的研究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无法解释更高层次的存在——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像埃利亚斯这样的二元论的批评者和关系主义者也没有能够摆脱所谓的社会及其组成部分(个体)的思路，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关系主义思想在逻辑上的连贯性和彻底性，以至于当他在批评了社会实在论之后，还是要回到“拥有一种无法根据个体来理解的特定种类的结构和规律性的”(N.Elias，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trans.by E.Jephcott， New York， London： Basil Blackwell，1991， p.61)社会和个体在逻辑上谁先谁后的老问题(N.Elias， Time：An Essay， trans.by E.Jephcott， Oxfor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1992， p.21)。这种个体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关系问题其实正是二元论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甚至这一提问的方式本身就已经隐含着二元论的危险(把个体和社会设定为提问的出发点，谈论两者的关系其实已经隐含了对这两者之存在的确认)，以至于埃利亚斯还是回到了是用个体解释社会还是用社会解释个体的老路上，并主张一种关系的决定论或还原论(N.Elias，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p.19、61、184)。这不能不说在实际上与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关系主义主张渐行渐远了。而社会性大于个体单子的简单累加这一论断，其实质不过是关系不能还原至关系各方这个众所周知的命题的另一种提法。也就是说，关系不可能是关系中的任何一方所固有的因素，它是关系各方的彼此遭遇本身，任何一方都无法充分有效地解释此种关系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文批评了齐美尔把价值独立于实体的观点。如果我们记得社会结构本来就是一种关系形态，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结构主义者为什么要强调结构的突生性，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结构这个关系形态是不能还原到社会个体的存在之中的，关系是不能用组建关系的个体来解释的，关系的任何一方(即社会个体)都无法决定那个不能脱离他们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似乎只能是一种在人群中突生的现象。然而关系主义的原则已经表明，如果最小的社会单位只能是关系而非个体(这是一种彻底的关系主义所必然要达到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个体的社会历史存在也还是只能从其所参与组建的关系中才可以获得理解，个体的社会存在就是共在——存在者与其存在是同时的)，那么社会整体的关系状态和个别行动关系之间也就没有什么性质的差别，整体因此并不比部分之和更大，整体就等于部分之和。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谈论一种颠覆主客体二元论的关系主义立场，而社会的突生的观点也就随即烟消云散，因为关系不可能从关系中突生，世界从来就是关系。

如果说近现代西方思想陷入到主客体二元论的困境中难以自拔，那么中国的传统思想似乎从一开始就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无论是道家的宇宙论和人生论还是儒家的伦理政治都无一例外地秉持着天人合一的关系理念，其关键就在于肯定现实本身是一个关系的整体，并采用关系性的概念来开拓理论的逻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彻底的关系主义。让我们以儒家思想为例，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关系性的概念和关系性的思维来理解人的存在。诸如孝悌忠信、仁义礼智、心性天理、诚敬廉让、家国天下等等儒家概念无不遵循一种以他人为导向的关系主义思路，这一思路的核心体现就是推己及人的责任伦理观。这恐怕也就是梁漱溟所提出的中国之伦理本位的关键所在，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38，82、87、92、265页。这一关系主义的伦理本位所强调的首先是为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个体的权利。②梁漱溟所谓的互以对方为重的实质正是以他人为重的责任伦理观，其所体现出的为他的倾向恰恰诠释了关系主义社会存在的实质：我的存在总已经是一种为他的存在，在我的存在中他人从来就已经在场，这不是先有我而后他人才前来报到，而是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展开我的存在本身，所以我的存在即是共在。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倒是在生存论上契合了关系主义的存在论事实，与海德格尔的用法完全不同的是，我们用生存论来描述一种对具体生存状况的讨论，而存在论或本体论所讲述的则是奠基性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同一种存在论完全可能对应多种不同的生存论，同样是关系性的存在，其生存的样式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以下所论及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权利和义务问题上的差异就是一例。它没有像近现代西方思想那样被一种二元论的世界观所纠缠，倒是在生存论上直接把存在论或本体论的事情开展了出来。而近现代西方社会的伦理观则陷入了一种曲折，个体主义的主导地位使之在生存论上反而遮蔽了存在论上的关系主义实质。正如卢梭所言：“第一个正义感不是产生于我们怎样对别人，而是产生于别人怎样对我们;一般的教育方法还有一个错误是，首先对孩子们只讲他们的责任，而从来不谈他们的权利，所以开头就颠倒了：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一样也没有告诉他们，而他们不应该知道的和同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却全都对他们讲了。”[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03页。卢梭的这番讲话自然是基于他的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他的人性论所强调的是人性中的“为己”;而与之恰成对照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自然主义人性论却以一种非个人主义的关系主义强调人性中的“为他”。对孔子而言，人性在为他之外尚还存在着为己(这被理解为是自私自利)，所以孔子只是笼统地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而孟子在把人性和兽性区别之后，主张人性无非是为他的可能性即“善端”(《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虽然西方近现代的二元论思维并不意味着西方人的存在能够摆脱关系性的实质，但是经由二元论的曲折之后，的确在生存论和存在论之间制造了某种人为的疏离与误解，这一遮蔽在思想史上表现为关系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理论中只是到了较为晚近的时代才成为一种主流的视角，而后者依然难以彻底摆脱主客体二元论的纠缠。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维为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困扰提供了一种颇具启发性的关系主义思路，互以对方为重的关系本位在生存论上更为直接地为我们透露出本体论上的为他的存在，共在就是一种为他的存在，这当然不是用他人来还原或消解我的存在，不是仿佛我只是在为他人而活着，我们当然也不能将这里的“为他”与所谓的“自私”对立起来，以为为他是排斥自私的，这其实是混淆了存在论与生存论上的事情。我们所谈论的共在的为他是存在论上的事情，而自私仅仅是一种生存论上的取向，自私在本体论上不能独立于共在的为他，正是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前者也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自私恰恰就是为他在生存论上的一种展现(自私的算计总还是要以我与他人的共在为前提，撇开算计本身所要依赖的共在的媒介——如语言——不谈，没有他人在本体论上的在场，我甚至不知道何者为私。“私”从来就是在与他人无法超脱的关系中才可能被理解，正因为我们的存在是为他的存在，我才可能意识到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私人”——只有在他人的在场中我才可能成为一个私人，“为他”正是对这一对我的存在而言不可或缺的“他人之在场”的描述。一个孤独的单子其实是无所谓公与私的)。也正是因此我们不能将这里的“为他”等同于“无私”，后者是生存论上与自私相对立的一个伦理学上的对子，而我们所谈论的共在的为他在伦理学上无所谓善恶，它是一切善恶的前提。而是表明我不是自我封闭的单子，在我的存在中固有地包含着他人的在场，就如同在他人的存在中固有地包含着我的在场一样，我和他人不过是这一关系性存在中所绽出的两个方面，这不是对立与隔阂的两个孤立的项，也不是由关系所派生的从属因素，而是不可或缺地彼此共在的我们——只有在共在中我们才成其为我们自身。所以为他与为我不是一对矛盾项，为他并不排斥为我，就如同为我不抵触为他一样(这里的“为我”并非前文所讨论的自私，这是存在论上的为我)。只不过这个为我不应当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单子在排斥他人的前提下所发起的自恋式的回到自身，而恰恰应该是以为他的方式实现的为我，我就在我的为他和他人的为他中获得了为我的存在，这才是关系主义的为我，它與为他是在同一过程中同时到来的。梁漱溟在其对中国人的研究中以一种生存论式的语调不经意间恰恰切中了这样一个存在论的事实，他写道：“要之，各人尽自己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莫自己主张。这是中国伦理社会所准据之理念。而就在彼此各尽其义务时，彼此权利自在其中;并没有漏掉，亦没有迟延”(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92页)。这句生存论的描述距离存在论上的事情只有一步之遥。

正是这样一种共在的关系主义为我们揭示了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路径，不是错误地在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找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道路，而是回到为他的关系性生存的原初事实，回到以他人为取向的文化-行动的过程本身，在那里个体和社会还没有在对象化的视野中被人为地建构出来，存在的仅仅是一系列关系性的过程事件。所以那种谈论个体和社会相互作用的提法，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系主义，也无法真正地克服二元论的错误。它不仅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预设了个体和社会这两个对立的项，而且还错误地用个体来解释社会的生成(关系主义表明一个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独自创造哪怕一丁点的社会性的)，并错误地用所谓的社会来解释个体的生成(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是社会的产物，那么社会本身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只能重新回到突生论的荒谬逻辑之中，毕竟本来还需要被社会构成的个体又怎么可能组建起社会呢)。事实上，当我们厘清了能动与约束、内化与外化的本来意义之后，个体和社会相互作用论的二元论实质也就昭然若揭了。

四、共在的层次性与异在

至此我们似乎仅仅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存在的相似性这样一种关系，而没有谈论存在的差异性所具有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很可能被认为是过分夸大了存在的相似性在存在论上的意义，从而忽视了它的对立面所同样具有的价值，毕竟文化的相对性问题始终是文化的核心问题，说文化是普遍的无异于是对文化概念的否定，普遍的文化价值与自然主义的立场之间仅仅存在措辞上的区别。我们显然不可能是从自然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人的共在及其文化内涵，自然主义不仅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意义、价值之类的概念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从而把人的社会历史实践还原为自然现象，而且还意味着谈论文化的分享将变得毫无意义，毕竟如果文化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人们只能到人的自然禀赋中寻找文化的存在，而分享则意味着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建构，它所谈论的是人如何成其为文化的人，而不是人天生就已经是文化的人。事实上正因为存在着文化的复杂多样性和多变性，自然主义的解释才显得捉襟见肘，这正是文化概念获得其理论意义的根基所在，我们自然不可能在否定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前提的情况下使用这一概念。

因此有必要就共在与差异的问题进行澄清，以阐明共在不仅不排斥差异，而且必须从差异的角度来澄清其相似性的内涵，这两个方面对于实际的共在而言从来就是同一的现象。之所以强调实际的共在，就在于我们并不在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意义上使用共在概念，共在是对人之社会历史存在的一种描述，它并不带有道德评价或理想目标的意味，换句话说，本文的研究并不涉及什么样的存在是在道德上更有价值的存在，我们将表明我们丝毫也没有把共在凌驾于所谓的异在的意图，仿佛前者是一种更加值得追求的目标，这种规范性并不是我们在此所要讨论的议题。事实上，从经验的角度而言，我们倒是清醒地意识到，共在与异在不过是称呼同一对象的不同的名称，换句话说异在本身也从来就已经是一种共在，就如同任何实际的共在都或多或少异在着。这就引入了共在的层次性问题，当我们以为他的方式来谈论共在的关系主义逻辑的时候，其实已经暗示了这个他人并非理所当然地是一般的人，因为这里的为他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不可能独立于文化的相对性这一文化之为文化的核心属性，他人只能是与我共在的他人，并因此而与他者彼此相异。区别他人与他者其实也是避开西方式的我与他者的二元论假设的一种措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一种三元论来取代二元论，因为我、他人、他者的划分全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对我而言另一个人究竟是他人还是他者完全取决于我们采用怎样的文化标准，而他人和他者也同样是一个我(就如同我也是一个他人或他者)，他们作为一个我的真实性丝毫也不亚于我本人。这就使我们远离了二元论、唯我论和绝对主义之类的陷阱，我、他人、他者不过是三个分析的概念，在实质上绝对区分这三个概念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完全违背了关系主义的逻辑本身(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相对性，存在者是什么完全取决于其所处的关系，而非取决于它的绝对自身性，后者依然还是在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中打转对社会学而言，人类存在者的“绝对自身性”只能是他的遗传本性或生物学特征，它仅仅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物质基础，这种普遍的生物一致性无法充分有效地解释人类的社会历史生存，所以社会学才必须面对在自然物质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性问题。后者固然少不了人的自然属性乃至自然环境因素的关系性作用的参与，但是这一作用的意义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呈现出逐步减弱的趋势(尽管作为物质基础不可能完全消失)，而以文化为名的关系主义视角才显得日益重要并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将文化性视为是完全给定的客观事实只能把关系性的社会历史建构彻底自然主义化，从而导致本体论的误置。事实上，即便是社会学家眼中的人的遗传本性，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绝对自身性，生物演化就是物种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建构的产物，就此而言，生物性状也还是一种关系建构，只不过人类的生物性变革过程相对于人类的文明史而言过于缓慢，以至于生物性的变化可以被忽略不计。)。

共在的层次性也就是我们所谈论的异在，共在总是区分层次的，即便是与我最相似的人也依然可能在某些方面与我相异，即便与我截然不同的人也难免会与我分享某些共同的意义，这些都是经验的事实。因此，我的他人完全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我的他者，而某些问题上的他者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完全可能成为我的他人。我与他人的相似性可以根据生存论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程度来划分层次，当然这种划分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不同文化往往有自己独特的评价体系，以至于人们往往认为在某些方面分享同样的价值可能会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并以此来划分文化或共在上的亲疏远近。重视家庭和亲情的族群自然更倾向于把轻视这一切的人群视为异类，即便他們都使用语言文字进行沟通和思考。而宗教的信徒总免不了将异教徒视为另类，即便他们分享着相似的饮食文化。诸如此类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无论共在还是异在其实都是我们的存在本身，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共在的面向在解释我们的社会历史存在的问题上更具存在论或本体论的建设性，毕竟差异本身是对分享的破坏，它抑制了我与他人在存在上的彼此在场，从而在一种理想化的极端的逻辑上(彻底的差异性)把我和他人各自封闭在自身性中，从而否定了人的社会性或关系性生存。我们并不否认由某种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竞争乃至冲突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重要动力，但它们的推动力正是来自于它们的共在属性，至少如果没有就竞争的规则或冲突所指向的利益达成一种更高层次的共识(无论人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任何竞争或冲突都将无从谈起。因此，如果差异能够带来建设性的话，这种建设性在根本上还是一种共在的产物，正是共在赋予了差异的各方以相关性。我们之所以承认差异与共在具有同样的分析价值且二者共属一体的原因是，任何现实的共在都不可能不是异在着的共在，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就如同任何现实的人的异在也都只能是共在的异在一样。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一种理想化的消除了一切异在的彻底的共在与关系主义的思想并不矛盾，而一种理想化的消除了一切共在的彻底的异在恐怕就只能是关系主义的终结了(说没有关系也是一种关系在这里并不具有本体论上的建设性)，这恐怕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理论上以“共在”这一名称来展开讨论的原因所在。

当然，共在的层次性还可以做另一种理解，这就是奠基性的共在和派生性的共在。也就是作为前对象、前反思和前話语的行动预设或先入之见的文化与奠基于这一文化的派生的知识话语之间的关系。不过我们显然不能把此种层次性与标明异在的层次性混为一谈，奠基的层次性所涉及的是本体论问题上的划分(何种文化形式在本体论上更为基础)，而异在的层次性则是一种生存论上的亲疏远近(具体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特定的预设与其所派生的知识话语之间并不存在视角上的差异，所不同的仅仅是估价在存在论上的层次性。因此我们并不打算在此展开奠基与派生的存在论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仅仅指出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毕竟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文化-行动的共在是我们的社会历史存在之所在的命题，一切派生的共在中总已经内在地蕴含着奠基性的共在，就此而言，派生性的共在也同样是我们的存在之所在，即便是分析上的派生性层次的文化-行动也的确是一种存在，尽管它不是最为基础的存在。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派生性文化不能独立于奠基性文化，因此派生性文化-行动的现实性必须是被奠基的现实性，否则它就只能被作为一个分析的层次被讨论;而奠基性文化的问题则较为复杂，那些作为知识话语的先入之见的奠基性文化固然只有在实际的知识生产中才能够获得现实性，这表明它们同样不能独立于那些奠基于它们的知识话语，但是依然存在着大量与知识话语没有直接关联的奠基性文化(之所以称之为是奠基性的，就在于它们同样具有前对象、前反思和前话语的特性)，它们直接生产着前对象、前反思和前话语的实践活动，这与高度对象化和反思性的知识-行动显然具有不同的属性。在此值得一提的倒是人们可能对共在所产生的一种误解，那就是对文化的分享是否意味着行动上千篇一律的雷同。行动的相似性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与此同时，共在也完全可能在同一种关系状态中为不同的行动提供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将共在简单地等同于行动的高度一致性，只不过这种共在的不一致与异在的不一致也还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异在所指涉的行动的差异性表明的是价值立场的差异，而共在本身在行动上的差异性则是同一估价范畴内部的不确定性，这就避免了共在的人群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到行动表象的千篇一律之中，即便在实质上同质的行动也完全可能表现地千姿百态，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并没有意识到自身与他人正在分享并建构着同一种共在的关系。例如，青年消费者对“个性化消费”的追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个性这一个体主义的现代话语形态在实质上不过是一种二元论的虚构，毕竟共在作为人的存在这一点本身就已经表明了绝对个体化不过是一种幻觉，然而许多青年消费者却依然在热情地追逐着“个性化的消费”，排除青年群体内部的文化分化不谈(这种分化所造成的行动差异也只能说是亚群体层面的多样性)，这不能不说是因为文化-行动并非遵循机械的法则，同一种估价也还是具有多种可能的生存样式，此种消费偏好的弹性与商品在表象上的多样性彼此契合(服装设计上的小小改动就已经足以为消费者编织个性化的表象提供足够的条件)，从而营造出表象上的个性差异。

五、结束语

正因为存在共在的基础，人类才可能以群体乃至共同体的方式而生存，也正是因此社会学这门学科才获得了存在的可能性。即便是对现代社会十分重要的劳动分工意义上的异在也还是要在我们有关共在层次性的理论中理解，毕竟劳动分工只有在一个经济共同体的内部才是可能的。就此而言，反思人的共在对于社会学而言具有最为根本的重要性，这正是本文的立论基础所在。这不是将共在仅仅作为隐含的预设包容在自身的话语之中，以至于在一种含混暧昧的态度中使得共在的议题若隐若现，而是要将其置于对象化的视野之中经受系统的分析和拷问，从而将其概念化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的一般性论域，并以此来完善社会学的学科自觉，这同时也是对人的存在自觉的一种完善。因此，引入文化和关系主义的视角来探讨共在问题就意味着对社会学学科本身的一种反思，它直接为我们暗示了社会学为何的问题。就此而言，文化显然并非只是社会学研究的某一个具体领域，它作为共在的性质而成为思考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形式上相对普遍的视域，这种形式上的相对普遍性不应该被等同于通常所谓的文化普遍主义，后者是从内容与形式的综合视角来强调具体文化的普遍性，却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事实上从文化形式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社会历史存在也还是一种对经验的分析或抽象。而其所折射出的正是一种关系主义的存在论或本体论，它意味着人不仅生存于社会历史的关系之中，同时也正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而成其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性的人，我们亲身组建的社会历史关系正是我们所是的根源，这便是使我们区别于完全自然意义上的动物性生存的文化维度。由此我们可以说，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其实不过是经济的文化或共在或关系，政治社会学则关注于政治的文化或共在或关系，如此等等。文化或关系成为一种重新理解社会生存的视角，这也许就是当代社会理论的文化或关系转向所应当具有的核心的价值所在，只不过它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作者：郑震

第3篇：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对文档名词的影响

摘要：明王朝是继蒙元帝国之后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该时期文档名词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恢复性特征。明代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文学市场的活跃，促使传统文档词汇继元代文档名词的整体衰落甚至中断使用后，在明代得以重新继承、整合和恢复。此外，明代内阁制度的创立、“考成法”的实施，推动了明代文档名词规范统一化进程。赋役黄册制度的创立对明代“册族”文档名词的创新发展影响深远。

关键词：明代政治文化经济文档名词

一、引言

文檔语言作为一种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经过专业加工而形成的专业语言，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具有同一性的关系。研究各朝代影响文档名词发展演变的社会因素，对于理解不同历史时期文档名词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明代一朝为时间区间，研究影响明代文档名词发展演变的社会要素。

此前学术界关于明代文档名词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

其一，从微观上重点关注明代某具体文档名词的内容、产生背景、发展演变及其管理方式。据CNKI统计，学术界在微观视角下对明代文档名词的研究成果共计63篇，主要涉及名词有“黄册”“鱼鳞图册”“选簿”“密疏”“揭帖”“诰敕”等，这些研究成果虽也曾部分提及明代社会因素对这些名词的影响，但其具体而特殊，针对性强，无法帮助我们较全面、深入地探寻明代社会环境对文档名词发展演变的影响。

其二，从宏观角度探索各个朝代文档名词的整体发展演变规律。这一视角主要以笔者“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主。笔者虽曾探讨了明代文档名词的基本情况，[1]却并未从社会要素对文档名词影响角度加以深入探讨。

据此，本文以明代为时间范畴，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对明代文档名词的影响，以弥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并深化笔者在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领域的研究。

二、明代政治制度与文档名词

专制集权是明代政治的核心。为满足明皇帝总揽全国大小事务的政治目的，上下公文使用的规范化，公文流转的通畅度就成了考量明代政务活动能否有效执行的重要标准。因此明代统治者在政务开展过程中更加注重文书档案管理规范的制定、细化与调整，文档管理活动较活跃，从而为文档名词的规范、恢复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明代众多政治活动中，明初内阁制度的创立和明中后期“考成法”的实行对于规范文书管理活动，疏通文书运行渠道意义重大，影响文档语言的使用和发展。

(一)内阁制度下文档名词的继承与规范

明代内阁设立之初，主要职责是“佐天子出令”[2]。为提高行政办事效率，避免再次出现元代公文滥用的情况，内阁设立之始就明确不同文书的功能和适用范畴，形成一个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公文体系。《明史》载：“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提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凡上之下达，曰诏，曰诰，曰制，曰册文，曰谕，曰书，曰符，曰令，曰檄，皆起草进画，以下之诸司。下之达之，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复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3]

内阁制度下明代文书体系规范的形成，不仅改变了元代文书“不当申而申，不当下而下”[4]的混乱局面，也广泛吸收了秦汉至宋元时期文书名词的发展成果，比如继承了先秦时期的“诰”“令”，秦汉时期的“奏”“诏”“表”“敕”“书”“书状”“檄”“符”“露布”，唐宋时期的“制”“册”等，建立起一个集秦汉唐宋公文名词之大成的文书体系。这些文档名词也借助明代专制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内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继续发展并初步走向成熟与统一，具体表现为这些文档名词无论其适用范畴还是名词本身的含义都趋于稳定，其用法在之后发展中也未产生较大变化。据此，明代内阁制度的创立首先规范了不同文书名词的用途和处理流程，加速了政务类文档名词的使用由分散走向统一的进程，推动该时期文档名词的继承与初步成熟。

其次，明代管理者对这些繁杂公文的职能进行整合、细化过程中也有其发展创新。如下行文中的“谕”，上行文中的“题”“讲章”“揭帖”等均为明代首创的文书名称。“谕”的创立，细化分割了“诏”的职能，将承载日常性指示答复的、专门传达皇帝意志于天下的文书明确地区分开;“题”“奏”将诸司上奏的政务与臣民谏言区分开来。

(二)张居正“考成法”与文档名词发展的中兴

明中后期，公文屡行，上下敷衍塞责，整个官僚机构日趋瘫痪。对此，张居正向明神宗上奏《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提出对政府官员“随事考成”的考核官吏的“考成法”。

考成法的核心实际是行政公文制度改革，即一套以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的完备考成系统，最终使各级官吏对中央发布的政令，不敢敷衍搪塞，力革文牍之风。如此一来，文书活动与官员政绩挂钩，刺激了政府文书工作活力，有效疏通了文书运行渠道，提高了明代文书档案工作的规范化，进一步促进文档名词在明代的复苏。

《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一文中涉及文档名词8种即“文簿”“簿”“题奏本”“底簿”“檄本”“手本”“章奏”“文册”，共计23处，“考成法”制度下规定文书使用之多样，文书管理活动之规范可见一斑。而且纵观明代中后期，万历年间文档名词的运用最为活跃，如万历年间《明实录》中“文书”一词共计出现187次，占《明实录》总出现次数的39.20%;又如“文簿”一词出现共计19次，占《明实录》总出现次数的29.69%，这与“考成法”的实施有很大关系。

三、明代文化环境与文档名词

明作为继蒙元王朝之后由汉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其文化特点和用语习惯与周汉唐宋一脉相承，因而汉文化的恢复是明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档名词作为文书档案管理领域中汉语言文化的重要内容，自然受到明代整体文化发展趋势的推动，呈现出鲜明的恢复性特征。在浩浩汤汤的恢复浪潮中，刻书印刷事业的繁荣对文档名词的恢复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此外，明代新体裁文学——通俗小说的出现，也极大地推动了文档名词使用的普及。

(一)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与文档名词的恢复

明代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的飞速繁荣推动了社会大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再加上明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刻书价格低廉、印刷技术的日趋成熟以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出现，促使刻书印刷事业在明代呈现出“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5]的高度繁荣之态，为文化积累、普及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文档名词作为一种书面文化语言，自然是以书籍文献为依托载体的，该时期刻书印刷事业的繁荣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本朝散文笔记、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大范围出版传播，从而也就促进了以书籍文献为依托的文档名词的社会普及性的提升，如“版簿”“官牍”“赤雀衔丹书”“军簿”“校簿”“门簿”“礼籍”“牍书”“簿最”等。另一方面，明代官私藏书兴盛，借助于该时期刻印技术的发展繁荣，大量宋元遗书得以重新收集与传承，珍贵的历朝旧典被重新出版传播，一些一度被中断使用的文档名词也就得以“重现天日”。

如“疏簿”一词出现时期较晚，是宋代时期新产生的文档名词，出自于宋代方逢辰的《蛟峰文集》第六卷《题方景说出家疏簿》，主要指僧道募捐的册子。在经历元代短暂的空白期后，明代进士沈琮在明代早期重新刊印《蛟峰文集》八卷，“疏簿”一词才得以首次重新登上明代文档名词的舞台。

(二)小说的繁荣与文档名词的社会普及

明代小说的繁荣对文档名词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文档名词的应用领域出现重大突破，这是明代文档名词发展的首要创新之处。

明代以前，文档名词一直出现于史部、子部、集部和丛书类文献之中，其中以史部文献最为集中，直至明代小说的兴起才打破了这一格局，而且在运用文档名词方面表现不俗。如单音节词“令”在明代通俗小说中出现的数量最多，占总数的33%;通用性最强的“文书”一词，就在15部小说类文献中出现过，共计272处，占出现总次数的25%，仅次于史部文献。

另外，鉴于小说本身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其在运用文档名词时又进一步丰富了文档名词的含义，使其不拘于文书档案工作的范畴，通用性更强，促进了文档名词运用的普及化。比如“文书”一词，在明以前虽然随着漫长历史时间的演变、发展被赋予了广泛的内涵，但其仍然属于公文档案范畴。该词发展到明代，其内涵不仅包括文书类和档案类的意义，还包括非文档类的含义，这一发展在明代小说中尤为常见。如《型世言》载：“子平道：‘婆婆，不如我一发替你虔诚烧送，只要把我文书钱，我就去打点纸马土诰，各样我都去请来。’”[6]这里的“文书”就指“烧香用的香火纸”。

相较于其他形式的文献，小说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为特色，传播度极广，受到了各个阶层的欢迎。得益于小说受众大，传播广的特点，不仅促使明代文档名词的深入普及和稳定，而且小说中大量使用白话语言也促进了文档名词向民间和口语化的发展。

四、明代经济发展与文档名词

“册族”文档名词的重大突破是明代文档名词发展的次之创新，这一创新与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制定有直接关系。另外，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经济类文档名词的创新与普及，商品经济环境创造了宽松的文化环境，也为文档名词的进一步恢复与普及创造了环境。

(一)赋役黄册制度的完善与“册族”文档名词的发展创新

《明史》载：“帝以徭役不均，命编造黄册。”[7]明王朝为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确定纳税人口、发展经济，于洪武十四年(1381)编造赋役黄册，创立黄册制度。

黄册制度作为明代的重要赋税管理制度，首先催生“黄册”一词“户籍档案”含义的产生与广泛运用。“黄册”一词早在宋代时期就已产生，但其主要为“泛黄的书卷”之意，不属于文档名词范畴。如薛蜗《省试舟中》载：“青灯对黄册，销尽几英雄”。[8]經历元代短暂的空窗期于明代重新出现之后，“泛黄的书卷”这一含义已不复存在，该词产生了新的含义并得以固定，专指为国家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成的户籍档案。可以看出，黄册制度的建立对于“黄册”词义的创新与推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赋役黄册制度的制定扩展了户籍类文档名词的使用范畴。纵观古代封建社会对于户籍类文档名词的使用会发现，明以前更习惯使用“籍族”文档名词来表示户籍档案，因为“籍”的本义就是记载有关贡赋、人事、户口等内容的“档案”，如先秦时期就已产生直到今日仍在使用的“户籍”，秦汉时期产生的“簿籍”，三国两晋南北朝产生的“黄籍”，隋唐时期产生的“籍账”等等，均是专门用于表示登记户口的簿册，直到明代黄册制度的创立才使得“籍”类文档名词得以向“册族”扩展，如明代新产生与“黄册”相辅相成的“鱼鳞图册”，以及“白册”“逃户周知册”“鼠尾册”等，均表示为户籍、地籍档案之意。

再次，赋役黄册制度的实施也推广了“册族”名词簿册类文档词义内涵。隋唐以前，“册族”文档名词主要为封诏或祭告类文档名词，如“册”“册文”“册书”“祝册”等。直到隋唐五代时期“册子”一词的产生，“册族”才首次出现簿册类名词内涵，随后于宋元时期又先后出现“卷册”“册籍”“籍册”“文册”等簿册类文档名词。但由于“册族”簿册类含义出现的时间较晚，社会接受程度不高，因而其在唐宋元时期的发展非常缓慢。直至明代，“册族”簿册类文档名词才以雷电之势迅速崛起。仔细观察“册族”簿册类文档名词的内涵还可发现，其新增内涵多指向“户口册”“地籍册”之意。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明代“黄册”“鱼鳞图册”的制定和普及有很大的关系。由于“黄册”“鱼鳞图册”等均是典型的“册族”簿册类文档名词，且均释义为“人口登记簿”“地籍登记簿”之类，因而赋役黄册制度的实施实质上以官方形式推广了“册族”文档名词“登记簿”一类的簿册类文档词义内涵，从而实现了“册族”簿册类文档名词使用的迅速增长与普及。

如“文册”一词始出于宋代，多指簿书、公文册籍之意。由于人们的语言习惯以及大量相同含义的文档名詞的存在，“文册”这一新出现的文档名词并未得到发展。到明代，“黄册”“鱼鳞图册”的广泛应用赋予了“文册”新的含义，代指黄册之类的人口记录，自然在高度重视人口管理的明代有了长足地发展与普及，如《大学衍义补》载：“版犹今之文册也。每岁之间，其人或损或益、其数有多有寡，益而多则登之，损而寡则下之。”[9]

(二)商品经济的繁荣与文档名词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工农业发展迅猛，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的交流以及商业资本的积累，促使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态。

商品经济繁荣，社会需求多种多样，刺激新的商业模式和交易方式的出现，商业文书来往频繁，不但极大促进了传统的商业文档名词的继承发展，如“金折”“借券”“质剂”“约剂”等文档名词在明代的继承;而且还推动了商业文档名词的创新，比如明代首次出现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账簿”“典票”“会票”“发票”等。

另外，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市民群体的扩大，深刻地影响了明代文人的创作活动。晚明文学中，商贾题材为文学作家所重视，传奇、戏曲、杂记、小说中均有涉及，如杂剧《继母大贤》、传奇《青衫泪》《分金记》、小说《金瓶梅》《喻世明言》等等均是以商人为主题的创作，这些文学作品继而就成为了商务文档名词的主要汇集处，如“合同文书”一词在明代共出现13次，均出现于明代商贾题材文学作品中;又如新产生的“账簿”一词在明代共计出现4次，其中有3次出现于小说中。

五、小结

汉文明的复兴是明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文档名词作为文档管理领域专业的汉语言名词，在文化复兴大背景驱动下表现出明显的恢复性特征。明代皇权的加强和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加速了文档名词复兴的进程。当然，明代文档名词在全面复兴基础之上也有自身的发展特色。明代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下“内阁制”和“考成法”的实施推动文档名词使用规范与初步成熟;商品经济的渗透一方面促进了商贾类专业文档名词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明代的文化环境，世俗化的小说、杂记等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了文档名词向通用化和普及化方向发展。此外，赋役黄册制度推动“册族”文档名词的发展创新。至此，明代文档名词的整体发展规律在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下得以清晰展现。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BTQ071。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丁海斌，刘纹序，冷静.中国古代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系列研究论文之八明代文档名词研究[J].档案， 2015(02)：19-23.

[2]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上[M].长沙：岳麓书社， 2015：0328.

[3]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55-1157.

[4]于成鲲.应用文大全[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319.

[5]陆容著.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129.

[6]陆人龙.型世言[M].济南：齐鲁书社，1995：305.

[7]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2635.

[8]厉鹗辑撰.宋史记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687.

[9]邱浚.大学衍义补[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85.

作者：丁海斌 谢宇欣

第4篇：企业的投资模式解释

(1)EPC

EPC(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服务等工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

(2)EMC

EMC(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目标，为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节能服务公司投入及其合理利润。

(3)BOO

BOO(建设-拥有-经营)：能源公司根据政府赋予的特许权，建设并经营产业项目，并拥有项目的所有权，政府或者合作企业购买项目服务。

(4) BOOT

BOOT(建设-拥有-经营-转让)：在规定期限内，能源公司对所建产业项目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期满后再将该项目移交给政府或者合作企业。

(5)BOT

BOT(建设-经营-转让)：以政府与能源公司达成协议为前提，由政府向企业颁布特许专营权，允许在一定时期内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项目，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或契约企业。

第5篇：PS Photoshop图层混合模式 解释

对于一般非PS专业人士的朋友,一般对图层混合模式不是非常的清楚,不知道哪种模式具体能产生什么效果.下面的一些解说希望能增加一些体会.

一、第1组：杂牌军

这一组的组员是Normal(常规)模式和Dissolve(溶解)模式，它们的特性导致它们无法加入其他组，所以才把它们集合在一起。Normal模式下图层的颜色为正常显示状态，是默认的模式。Dissolve模式在图像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和Normal模式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只对羽化的图像起作用。

二、第2组：黑暗兵团

这一组的组员是Darken(加暗)模式、Multiply(正片叠底)模式、Color Burn(颜色加深)模式和Linear Burn(线性加深)模式。这一组成员的共同点是它们会使图像看起来变得更暗。它们的代表人物是Multiply模式和Color Burn模式。

三、第3组：明日帝国

这一组的组员是Lighten(变亮)模式、Screen(屏幕)模式、Color Dodge(颜色减淡)模式和Linear Dodge(线性减淡)模式。这一组成员的共同点是它们会使图像看起来更亮。它们的代表人物是Screen模式和Color Dodge模式。

四、第4组：突击队

这一组的成员是Overlay(叠加)模式、Soft Light(柔光)模式、Hard Light(强光)模式、Vivid Light(艳光)模式、Linear Light(线性光)模式和Pin Light(个性光)模式。它们的共同点是使图像对比更强烈。代表人物是Overlay模式、Soft Light模式和Hard Light模式。

五、第5组：排雷兵

这一组只有2个组员Difference(差值)模式和Exclusion(排除)模式。它们的共同点是使图像前后对比产生非常大的反差。代表人物是Difference模式。

六、第6组：后群队

这一组的组员是Hue(色相)模式、Saturation(饱和度)模式、Luminosity(亮度)模式和Color(颜色)模式。它们的作用都是为了修饰图像，例如给黑色照片上色等。代表人物是Color模式。

企业里面划分了不同的职能部门，要办理档案挂靠，就应该去找人事部，而不是去找技术部。我们使用Photoshop的图层合成模式时，首先要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再到不同的组里去选择合成模式。例如要使图像效果明亮，就应该去“明日帝国”组里选择，而不是跑到“黑暗兵团”中去。

在各分组里，笔者分别挑选了它们的代表人物(即最常用的合成模式)进行分析，其他不常用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1. Multiply(正片叠底)模式

请读者展开想象力，Multiply模式就像把激活层与下面的图像当成放在幻灯机前的2张透明幻灯片。一张幻灯片在前，另一张在后。光线穿过两张幻灯片，结果总使含有2个图像内容的图像更暗。Multiply模式可以用于添加阴影，而不会完全消除下方图层中阴影区的颜色。请记住，白色是该模式的中性色，也即是白色在这里变成透明，这个特性非常有用，例如可以用于消除复杂的白色背景。

2. Screen(屏幕)模式

继续用幻灯片来比喻。把2张幻灯片分别放在2个独立的幻灯机上，并且同时投射到同一个屏幕上，就会得到像Screen模式一样的效果。Screen模式的效果和Multiply模式的效果正好相反，它会得到一个较亮的图像。该模式可用于在图像上添加高亮。请记住，黑色是它的中性色。

3. Overlay(叠加)、Soft Light(柔光)、Hard Light(强光)模式

很难把这3种模式真正区分开，因为这3种模式都是把激活层的暗色与屏幕上出现的亮色相乘，成为下面图层的合成像素。但它们的侧重点不同，Overlay模式侧重于合成像素，而Hard Light模式侧重于激活层像素。如果希望激活层的图像较清晰些，可使用Hard Light模式。如果希望底下所有图层的合成图像清晰些，则可使用Overlay模式。而Soft Light模式则是使Hard Light模式淡化，结果是产生一个低反差的效果。请记住，50%的中性灰是它们的中性色，这个特性非常有用，可以用来制作复杂的灯光效果。当读者在某个 Photoshop教程中发现笔者首先使用50%的灰来填充图像时，就应该猜想到他会用这些合成模式了，但大多数笔者都没有专门去说明这一点，导致读者老是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用50%的灰来进行填充。

4. Color Dodge(颜色减淡)、Color Burn(颜色加深)模式

Color Dodge模式可以使激活层上的每种颜色变成亮值倍增器，使合成图像变亮。像白色这样的亮色，产生的效果最强烈，黑色则不起作用。笔者在这里所要说的是，这个合成技巧在设计中应用非常广泛，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会陆续出现它的应用实例。Color Burn模式的作用与Color Dodge模式相反，它是利用激活层的彩色去降低合成图像的亮度值，结果会使图像急剧变暗。Color Burn模式中，深色产生的效果最强烈，白色则不起作用。

5. Difference(差值)、Exclusion(排除)模式

Difference模式同时对绘图的图像区域与当前前景色进行估算，如果前景色调更高，则背景色调改变其原始数值的对立色调。这种模式下用白色在一副图像上绘画会产生最显著的效果，因为没有一个背景图像包含比绝对白色更亮的色调数值。Exclusion模式把中间颜色着到灰色上，形成一个较低反差的效果。

6. Hue(色相)、Saturation(饱和度)、Luminosity(亮度)模式

它们都是利用HSL色彩模式来混合激活层与底层图像的色彩。选择Hue模式时，Photoshop保留激活层的色相不变，将与之同底层图像的饱和度和明度值混合。选择Luminosity模式时，仅把纹理的明暗信息传到下方图像上。选择Saturation模式时，Photoshop保留激活层的饱和度值，将之与底层图像的色相、明度混合。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几种模式对灰度图不起作用。

7. Color(颜色)模式

Color模式由Hue(色相)和Saturation(饱和度)组成。Photoshop保留激活层的色相和饱和度，并把它们与下层图像的明度相混合。因为Color模式的饱和部分效果很微弱，所以Color模式产生的效果与Hue模式产生的效果几乎相同。Color模式主要用来给下层图像上色，例如给黑白照片上色等。

第6篇：文化概论名词解释

第四节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概览

1 、中国古代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还有类书和丛书。

2 、经书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书籍，包括儒家经典和历代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最早的经书包括《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和《春秋》六种。汉代失《乐经》，加《孝经》和《论语》，合称为七经;唐代扩大为九经(即把礼经分为周礼、仪礼和礼记)和十二经(即把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加为经书)，后又增加《尔雅》，宋代增加《孟子》合为十三经。

3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大类;书经是我国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包括虞夏商周的文诰号令;易经是占卜用书;《周礼》是一部谈论政治制度的书;《仪礼》记录了周代贵族的礼制，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春秋三传是对我国第一部编制史《春秋》所作的阐释;《尔雅》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汇编。

4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合称为四书。

5 、正史，是指纪传体史书。最早的是《史记》，以人物为本位，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东汉班固作《汉书》，将正史格局定为纪、表、志、传四体。

6 、编年体通史的代表作是《资治通鉴》;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史书叫“政书”;断代的典章制度史称为“会要”。

7 、诸子是指先秦到汉初各学派的著作。包括儒、道、墨、阴阳、法、名、杂、法、书等。

8 、道家的主要经典是《老子》、《庄子》。

9 、法家的代表作：《商君书》的基本思想是主张法治、实行农战，加强集权，以求富强。《慎子》、《韩非子》。

10、兵家著作有《孙子》、《孙膑兵法》和《吴子》。

11、《管子》包含了道、名、法等家的思想。《吕氏春秋》以儒、道思想为主。

12、汉魏六朝诸子的代表作有《新语》、《淮南子》《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盐铁论》

(询以治乱的一场争论》《法言》《论衡》《申鉴》《潜夫论》，抱朴子》等。

13、集部是诗文词等书的总称。《四库全书》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其中别集是指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总集是指汇录多人作品的集子。

14、《楚辞》是西汉齐向将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宋玉等人在民间歌谣基础上创造而成的诗歌作品以及模仿它们的作品汇编成的书。

15、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集是梁萧统的《文选》，收录了先秦至梁的各体诗文。

16、类书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工具书，它将群书中的各种资料以类相从，供检索之用。最早的类书是三国魏文帝编的《皇览》;明代以前，著名的类书有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明代类书规模最大的是《永乐大典》;清代规模最大的是《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类书中规模最大、用处最广，体例最完善的一种。

17、丛书是将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提一总名，以利学者系统览阅。清代乾隆年间编成的《四库全书》是丛书中的代表作。

1 、中国古代丛书林林总总，最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成的大型从书(B ) A《古今图书集成》 B《四库全书》 C《二十四史》

2 、诗经分为(ACE )三大类。A 风 B乐 C雅 D礼 E颂

3 、汉魏六朝诸子的代表作有(ACDF)A 《新语》 B《文馆词林》 C《法言》 D《论衡》E《玉台新咏》 F《淮南子》

4 、2001年江苏自考卷：至今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是(D ) A永乐大典 B《古今图书集成》

C 《康熙字典》 D《四库全书》(这道题出得无根无据，书上没有，可见偏度之大。)5 、2001年江苏自考卷：《周礼》又名周官，是一部(D ) A记录周代贵族礼制的书 B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C占卜书 D谈论政治制度的书

6 、2001年江苏卷：汉代六经中的《乐经》不存在，增加了(B )合为七经。A 论语孟子 B孝经论语 C孟子老子 D老子庄子

7 、2002年江苏卷：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8 、(孙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

9 、战国时法学家商鞅及其后学著作的合编是〈商君书〉。

第七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这一章是重点，大小题目均可以出，而且出题点较多，要细看备考要点。

第一节中国古代科学的伟大成就

1 、世界公认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是西汉成帝河平元年的记载。最早记载哈雷慧星的是公元前613 年，记于《春秋》(有星孛入于北斗)。

2 、对现代天文学贡献最大的，要数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最早记录新星是公元前134 年。

3 、中国对日月食的记载，也是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

4 、中国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就已经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天仪器，即浑仪。宋代天文学家苏颂设计的水运仪象台，沈括改综合型为分工型，元代郭守敬于1276年制成的简化的浑仪-简仪。

5 、早在五六千年前，中国的先民就开始把天体黄道、赤道附近的恒性分为28个星区，每个星区各取一星为主，称为二十八宿。

6 、战国天文学家石申著《天文》8 卷记录了121 颗恒星的赤道座标位置，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

名词解释

1、广义文化：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广义文化是与人类及人类的创造活动相联系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广义文化是～个历史概念，它涵盖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是～个传承发展的综合概念;广义文化的外延涵盖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全部。

2、狭义文化：狭义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积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狭义文化不但以人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即使观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的;狭义文化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狭义文化关注的不仅是全人类的普遍共性，而且更注重不同民族、阶层、集团人文精神的特点。

3、文化产品：广义的文化产品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提供给社会的可见成品，既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狭义的文化产品专指精神产品，它是写成的典籍或成为口头流传的语言形式的纯粹的思想观念的产物。

4、文化内涵：我们把一些不属于狭义文化的事物中所具有的人文特性，称为事物的文化内涵。

5、文化现象：指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某种外部状态和联系。

6、文化事象：当一种现象以同样的形式反复出现时，其中就含有规律性，成为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国家(民族或地域)文化发展中带有典型和标志作用的事情，这些现象称为文化事象。文化事象往往是思想观念及其物化形式的综合，它不但具有外在的特色，而且含有观念的特色。文化事象是人们对现象的感受上升到理性概括的认识产物。

7、文化观念：一个时期某一阶层或某一行业的人群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和看法，或在某一文化事象里所表现的意识形态，诸如价值观、审美观等等，称作文化观念。

8、文化思潮：某种文化观念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事象，在某一特定时期，在一定的背景下，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为多数人所赞同和奉行，形成一种潮流，称作文化思潮。

9、文化政策：指一定时代、～定的社会条件下，行政机构对文化领域的问题所颁布的相关规定和对策原则。

10、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的差异与特色是划分民族的标志之一。由于历史发展条件和文化本身的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特点，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发展中，在这一或那一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有比较昌盛、发达、普及的;也有昌盛、发达、普及的程度稍差一些的。但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会因此而丧失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由于每种民族文化都是独特的，所以作为一种价值而言，它们均处于平等的地位。

11、国别文化：国别文化是以国家为划分文化的社会依据，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即在统一的国家内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国别文化以某一国家特有的历史与国情为基础。中国文化又称中华文化、华夏文化、炎黄文化，它属于国别文化。

12、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

13、文化传统：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既因时因地而异，又有一定的稳固性和延续性，文化传统是贯穿于民族和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类文化的核心精神。

14、天下观念：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现象，统一总是占主导倾向的追求。大体从商朝开始，王朝就己按着距离的远近，对天下人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已十分明晰。以后历朝历代的荒地，无不以边远的四裔民族的“来朝”为荣。“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最求统一，追求统一始终是政治观念中的基调，也是历史的基本倾向。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曾起过重要作用。

15、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 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原始农业的出现、陶器的制造、磨光石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村落出现、氏族制度的形成等。

16、三是五帝“：”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三皇“人物极不确定，但他们的共同处都是文化发明者。”五帝“的人物则有相当的确定性。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五帝的话系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通过考古发掘和人类文化学研究证明，五帝传说并不完全是后人的向壁虚构，它映现着某种历史真实。

17、百家争鸣：1.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但也有前后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更像学者、教师，他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更像辩士，他们的思想基础～般在春秋时业经前辈创立，他们的作为是在学派间的争论中，捍卫并发展本学派的主张。所以前期的著作多是对老师或创始人思想的语录，后期则多是争辩的论说。2.诸子百家与时代的互动和相互选择。各学派都在不断调整和深化自己的理论，努力适应着社会的要求。学派与学派之间也不断地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

18、名家：又称刑名家，创始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后期的墨家学派及庄子的某些理论，与这个学派也有密切关系。邓析当年专门帮人诉讼，“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狡辩术取胜，到公孙龙、惠施则有所谓“离坚白”、“合同异”之争，涉及的是事物的概念与实际(即“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有很强烈的思辩色彩。这一派的学说也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失了，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输入，人们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

19、西域：狭义的西域指新疆地区，天山南北当时分布着大小36个国家，文明水准相当高。广义的西域还包括中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

20、察举制：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有许多科目，其中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

21、永嘉之乱：八王之乱时，混战中的诸王招引匈奴乌桓、鲜卑贵族助战，大河南北从此成为匈奴鲜卑人的世界。晋永嘉二年(308 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汉。永嘉五年(311 年)，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朝皇帝，史称“永嘉之乱”。

22、三省六部制：隋朝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职掌封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隋称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称尚书。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同执宰相之职。并非必要，但在黄帝心目中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23、一条鞭法：明朝万历年间曾有过张居正主持的旨在增加国库收入、减轻民众负担的税制改革，即“一条鞭法”。那是中唐两税法的继续，内容是把田赋。力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合成～条;统一按田亩数量征收，同时还简化了征收手续。

24、摊丁入亩：一条鞭法在清朝进而变为“摊丁入亩”-“丁”指丁银，即人头税，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实际是取消了人头税。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纳税，～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赋税制改革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明清特别是清朝中期以后的社会发展，是受惠于康熙雍正年间的改制的。但不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都不过是两税法的延续，其立意不过是在国家税源日趋枯竭的情况下增加朝廷收入，其政治观念的内涵仍未摆脱重农主义范畴

25、乾嘉学派：明朝的灭亡，告诉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所以考据之学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大量的考订、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这样的工作在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

第7篇：英美文化部分名词解释

The Cold War (冷战)

By the end of WWⅡ,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d not suffered as much as other allied countries, because the stron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s the possessor of atomic tombs and much of the world’s gold reserve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its hand, the policy-makers of the US wanted a world order dominated by the US, a world market free and open to American goods and services. In pursuing this goal, the US encountered determined resistance from the Soviet Union. Gradually the two wartime allies fell apart and the Cold War began.

Mrs. Thatcher (撤切尔主义)

Thatcherism referred to the policies put forward by Margaret Thatcher, the first woman prime minister in England in 1979. The main contents of her policies included the return to private ownership of state-owned industries, the use of monetarist policies to control inflation, the weakening of trade unions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role of market forces in the economy, and an emphasis on law and order. To some extent her program was successful and she led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periods in the British economy.

Service industries (服务业)

They are industries that sell a service rather than make a product，which now dominate the economy. Service industries range from banking to telecommun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meals in restaurants.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employed in service industries in the US, it is sometimes said the US has moved into a “post-industrial era”.

Regionalism (地方主义)

As pioneers settled new territories in the West, writers now focu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rious 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rather than on a single vision of the expanding country.

Stock (股票)

When starting or expanding business, corporations need to borrow money. They may issue stocks for people to buy. When people buy stock, they become part owner of the company. If the company makes a profit, they receive a share of it. Likewise, if the company loses money, the stockholders will not make a profit or the value of their shares will drop—they lose money. Therefore buying stock is a risk.

Three Faiths in the US (三大信仰)

By the 1950s, the three faiths model of American religion had developed. Americans were considered to come in three basic varieties: Protestant, Catholic and Jewish. In terms of numbers, the Protestants are the strongest, the Catholics are next to the Protestants and Jewish are the smallest among

the three group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公民权利运动)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60s U.S. history. Rosa Park’s spontaneous action in 1955 was believed to be the true beginning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e black students’ sit-in at a department lunch counter in North Carolina touched off the nationwide civil rights movemen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decade,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s like SNCC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CORE (the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and SCLC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struggled for racial integration by providing leadership, tactics, network and the people.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decade, some black organizations changed their nonviolent tactics, and emphasized on more radical means to end discrimination and raised the self image of the black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roduced such great leaders as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Malcolm X, who inspired a generation of both blacks and whites to devote their lives to fighting for racial equality in the U.S.

The containment policy (压制政策)

The US put into effect the containment policy in the late 1940s. By containment, the US meant that it would use whatever means, including military force, to prevent the Soviet Union from breaking out of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In order to contain communism, the US fought two was in Asia: the Korean War and the Vietnam War.

The “Lost Generation” (迷惘的一代)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 many novelists produced a literature of disillusionment. Some lived abroad. They were known as the “Lost Generation”. The two most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 were Hemingway and Fitzgerald.

Transcendentalists(超验主义者)

In his book Nature, Ralph Waldo Emerson claimed that by studying and responding to nature individuals could reach a higher spiritual state without formal religion. A circle of intellectuals who were discontented with the New England establishment gathered around Emerson. They accepted Emerson’s theories about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They are known as Transcendentalists.

The “Beat Generation”(跨掉的一代)

The “Beat Generation” was made up of a group of young writers in the 1950s based in San Francisco. The name referred simultaneously to the rhythm of Jazz music, to their sense that society was worn out, to the interest in new forms of experience, through drugs, alcohol or Eastern mysticism. Alan Ginsburg’s Howl set for them a tone of social protest.

Greensboro Sit-in (格林斯博罗静坐)

On February 1, 1960, 4 freshmen from a black college in 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 sat down at a department lunch counter and ordered coffee. When refused, they continued to sit at the counter, openly defying the segregation law prevailing in the state. The next day, more students joined them. Thus bega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which spread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Later, this quiet “sit-in” became the major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tactics to be used by black civil rights activists.

White-collar crimes (白领阶层的犯罪)

White-collar crimes are those committed by higher income groups such as the crimes of fraud, false advertising, corporate price fixing, bribery, embezzlement, industrial pollution, tax evasion and so on. Yet the statistics provided by the FBI tend to overlook white-collar crimes. In fact, white-collar crimes are often ignored b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ome sociologists argue that the higher classes may actually have a higher rate of crime than the lower classes.

第8篇：中原文化概论名词解释与简答

三、名词解释(12分)

1.中原物态文化:

中原物态是指中原地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观看和可触知的具有物质 实体的文化事物。

2.文化区域:

文化区域是一个区域的人们依赖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地理环境，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区域形态。

3.饮食文化:

人们在饮食方面的创造行为及其成果，凡涉及食物原材料的加工制作和饮食活动中的科学技术，艺术，宗教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思想，哲学，习俗，礼仪等都在饮食文化的研究范围之内。

四、简答题(20分)

1.中原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审美特征?

(1)中原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审美特征(2)中原民间艺术的变异性审美特征(3)中原民间艺术的传承性审美特征(4)中原民间艺术的扩布性审美特征(5)中原民间艺术的类型性审美特征

2.中原佛教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P164)

3.中原书院教育有着怎样的特点?

教育特点：(1)“兼容并蓄”“门户开放”(2)注重自学(3)质疑问难(4)因材施教(5)纪念先贤，传承学派(6)刻印书籍，鼓励学术(7)尊师爱生

五、论述题( 24分)

1.试述宋代中原儒家对儒家文化传播的贡献。(P135)

2.应从哪些方面着手掌握中原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主动权?

以新的文化直觉推动中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要求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1)在“先进文化”引领方面更加主动。(2)深化改革，在形成新的体制机制上更加主动。(3)在加快培养，形成新的“人才方政”方面更加主动(4)在文化投入方面更加主动(5)在文化政策创新方面更加主动

第9篇：英美文化概况名词

1. Grammar schools

It is a type of secondary schools in Britain. Grammar schools select children at the age 11, through an examination called “the 11-plus”.Those children with the highest marks go to grammar schools. These schools lay emphasis on advanced academic subjects rather than the more general curriculum of the comprehensive schools and expect many of their pupils to go on to universities. 2.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were first advocated by some colleges in 1960. The purpose of the programs was to equaliz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all groups and to make up for past inequality by giving special preference to members of minorities seeking jobs or admission to college.

3. The strategy of preemption In an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West Point graduates, President Bush, for the first time,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preemption. By preemption, the US means that when it determines that a country which is repressive and hostile to the US has acquired or produce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or has the potential to possess such weapons, the US should use force to remove this threat to US security and should not wait till the danger becomes imminent or until the US is attacked. This has become to be known as Bush Doctrine. 4. Boards of education

Boards of education refer to groups of people who make policies for schools at the state and/or district level. They also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 school curriculum, teacher standards and certification, and the overall measurement of student progress. 5.Anglo-Saxons:

they were two groups of Germanic peoples who settled down in England from the 5th century. They were regarded as the ancestors of the English and the founders of England. 6. The commonwealth

The Commonwealth is a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states which is made up mostly of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There are 50 members of the Commonwealth. Many of these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India; others are developed nations like Australia and Canada. The Commonwealth was set up as a forum for continued cooperation and as a sort of support network. 7. The functions of parliament

The functions of Parliament are: to pass laws; to vote for taxation; to scrutinize government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expenditure and to debate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day. 8.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House of Commons is the real center of British political life because it is the place where about 650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Members of Parliament) make and debate policy. These MPs are elected in the General Elections and should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who vote for them. 9. A federal system

A federal system is one in which power is shared between a central authority and its constituent parts, with some rights reserved to each. 10. Puritanism

Puritans were those who followed the doctrine of John Calvin and wanted to purify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ey believe that human beings were predestined by God before they were born. Some were God’s chosen people while others were damned to hell. Nither church nor good works could save people. The sign of being God’s elect was the success in his work or the prosperity in his calling. They also argued that everyone must read the Bible in order to find God’s will and establish a direct contact with God. These beliefs had great impact on American culture. 11. The containment policy

The US put into effect the containment policy in the late 1940s. By containment, the US meant that it would use whatever means, including military force, to prevent the SU from breaking out of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In order to contain communism, the US fought two wars in Asia: the Korean War and the Vietnam War. 12. Comprehensive schools

Comprehensive schools are the most popular secondary schools in Britain today. Such schools admit children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ir academic abilities and provide a general education. Pupils can study everything from academic subjects like literature to more practical subjects like cooking.

13. The three traditions of Christmas in Britain

①Three typical British traditions on Christmas are: the Christmas Pantomime, the Queen’s speech over the TV and radio, and the Boxing Day.

②The Christmas Pantomime: It is a comical musical play usually based on a popular traditional children’s story. There are two main characters in the play: “the principal boy”, played by a young woman, and “the Dame”, played by a man.

③Another British Christmas tradition is to hear the queen give her Christmas message to her realm over the television and radio. A third tradition is Boxing Day, which falls on the day after Christmas. People used to give Christmas gifts or money to their staff or servants on this day. And now they mostly do shopping, pay visits, enjoy eating or just relax.

14.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①It was mainly drafted by Thomas Jefferson and adopted by the Congress on July 4, 1776, when the people of 13 English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were fighting for their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from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②The document declared that all men were equal and that they were entitled to have some unalienable rights such as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③It also explained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s came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nd the purpose of governments was to secure the rights mentioned above.

④The theory of politics and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mainly came from John Locke.

15. The making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Britain’s foreign poliof Britain’s foreign policy

cy is mainly decid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Cabinet. 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the main government departmen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making of Britain’s foreign policy. Many other government ministries such as Ministry of Defense also play a part in formulating and carrying out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s. But an extremely influential player is the Treasury. The Treasury makes decisions on how much money other departments can have each year.

16. The Bill of Rights

The Bill of Rights consists of the first 10 amendments which were added to the Constitution in 1791. The Bill of Rights was passed to guarantee freedom and individual rights such as freedom of speech, the right to assemble in public places, the right to own weapons and so on.

17. 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It was passed in 1944. It was soon popularly called the “GI Bill of Rights” . GI was a nickname for the American soldier.This nickname came from the abbreviation for “Government Issue”— the uniforms and other articles issued” to a soldier. The Act promised financial aid, including aid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18. Independent schools

Independent schools are commonly called public schools which are actually private schools that receive their funding throug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uition rates, with some government assistance. Independent schools are not part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but the quality of instruction and standards are maintained through visits from Her Majesty’s Inspectors of Schools. These schools are restricted to th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are comparatively rich. 19. The House of Lords

The House of Lords consists of the Lords Spiritual, who are the Archbishops and most prominent bishop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the Lords Temporal, which refers to those lords who either have inherited the seat from their forefathers or they have been appointed. The lords mainly represent themselves instead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20. Cricket and “fair play”

Cricket was one of the first team sports in Britain to have organized rules and to be played according to the same rules nationally. The reason that fixed rules were applied to cricket so early on was a financial one: aristocrats loved betting on cricket matches and if people were going to risk money on a game, they wanted to ensure that the game would be played fairly.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play cricket, but in the 19th century, cricket became a sport associated with the upper class. It was a kind of “snob” game played by boys who attended public schools. As generations of public school boys grew up to become the civil servants and rulers of the UK and its colonies, cricket became associated with a set of moral values, in particular the idea of “fair play” which characterized British government.